放。生:在放與不放之間糾纏── 以旗津放生為例

作者:林仙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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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4年一月,海濤法師在旗津進行法會,隨後進行放生活動。學生團體至現場舉牌抗議,指出放生對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造成生態失衡及動物權利的受損。

 放生是佛教信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指「釋放已捉獲的動物,為信佛者的一種善舉。」 根據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2004年的研究,內政部登記有案的2000間寺廟中,約有1/4仍舉辦放生活動。據統計,每年放生活動花費高達兩億元,至少750次。

為理解放生背後複雜的權力關係與論述角力,將以經常舉行放生的旗津做為田野地,訪談在地居民及政治、宗教和公民組織對於放生活動的看法,並結合旗津當地的史地資料和放生相關研究,分析旗津成為放生熱門地點的原因,而各個參與者在其中又如何角力。 
 

二、旗津放生田野調查

本研究對旗津地區的放生行為進行田野調查。在海洋生態保育方面訪談了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在社會組織方面,訪談僧伽醫護基金會。而在公民方面,訪談旗津當地長老教會、旗津南汕里里長及當地計程車司機,獲得初步的相關資料並進行分析。

LIN2()旗津中洲土地使用

在旗津進行放生者大多為外來者,放生相關人員幾乎都是外地的宗教團體單位。放生地點多集中在北汕里與南汕里的海岸,幾乎每月都有放生相關活動的舉行。

LIN1(放生地點主要區位圖

在訪談旗津當地居民、意見領袖或宗教組織後,我們發現當地居民對宗教來旗津放生的行為多少有所質疑,但這些反對的聲音大多維持在非公開的私人意見層次,並未凝聚為公共議題或動員公民的組織。那麼,為何居民雖對放生行為有所質疑,但幾乎都不會採取行動?我們覺得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四點。

首先,放生活動都是政府核准進行的。政府與宗教團體在魚苗放流上合作得以互利,正當化並合法化放生的行為。當地居民原本就不特發反對之聲,加上政府合法認可,也使得反放生的聲音在此地減少且不受到重視,也沒有足以對應支持者質疑的論述生產出來。 

其次,對於居民而言,放生是非立即性且無關涉自身利益的議題。放生是行之有年的傳統民間習俗,儀式進行也不會直接干擾到居民生活。居民對放生活動並不關心,甚至不少民眾會在放生結束到海邊捕撈加菜。因此抗議放生的多半是外來的環保團體。對地方而言,宗教團體將魚苗填入漁業資源枯竭的沿岸,不但是善事,甚至能協助漁業資源復甦。

第三,對當地居民來說,放生這是神明的事情,一般民眾不好插手。行政中心新址原為亂葬崗,剷平墓園建設新大樓不免人心惶惶,外來的宗教團體在旗津進行法會或進行放生的地點都在該位址附近,對當地居民而言,放生或法事都有著撫慰心靈、祭奠亡靈的效果。

第四,當地居民本身生態意識的薄弱,對於放生可能衍生的生態基因庫失衡、原生生物多樣性破壞和動物權利受損等生態議題較陌生。甚至,比起生態環境保護的迫切性,民眾更關注立即的經濟利益或當下的民生問題,就算環保團體來旗津當地抗議,也難以激起當地人對放生議題的重視。
 

三、結論

以旗津放生議題為例,當地居民的環保意識不足,因此我們傾向關注放生是否關乎到居民切身利益的面向。從長遠來講,放生可能造成的鄰近海域的污染、影響漁民的生計和破壞居民生活環境等問題。但非立即性的利益損害難以喚起重視,且放生行為與居民原有的價值觀並不相違背,反而大家心底對放生能夠積功德有一層模糊的認識。只待捕捉放生動物、引發「放生等於放死」等事件為人所重視,並與人們的是非判斷造成衝突,才能引起關注並進而行動。然而,若地方居民總是仰賴外來者建構公共議題重要性,就容易使公共議題的討論流於一股熱潮,參與者對於議題沒有足夠、深入的了解。時間一過,反而無法真正解決問題。這些都是我們在面對放生這類生態議題時難以避免的行動困境,也是我們尋找解決方案過程中所要克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