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性決定未來可能性

採訪撰稿:陳怡君  受訪者:湯宗岳(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徐禹錚(東吳大學企管系、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那是一個陰雨綿綿的週五下午,與湯宗岳約在學校附近的咖啡店進行訪問。匆匆走進店裡,看見身旁的友人,在湯宗岳介紹下才知道是他女友。突然意識到,當下的確是閒適的午後,下雨的天氣也適合三五好友在咖啡店裡輕鬆度過。在與湯宗岳聊天的過程中,發現徐禹錚大學及研究所也是念不同科系。因此邀請她一起分享學習不同領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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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簡單講大學所學的專業(廣電系/企管系)跟研究所(國家發展所)的領域?

    「如何把故事說好」是廣電系所在的傳播領域的共同目標。狹義而言,提供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相關的課程及技術。「如何管理企業」是從字面上解讀企管系。實際上講的是組織、人力、資源等管理。而與國家發展相關的更是包山包海,產業、政治、經濟、法律,都是國發所所學。
 

Q: 什麼原因讓你想從廣電/企管領域轉換到國家發展領域? (未來你希望成為怎樣的人才?)

    「人生總不缺乏意外」可說是兩人轉換跑道的註腳,卻帶給他們更多風景。

    一開始湯宗岳大學想考的是政大外交系。填寫志願時,為了彌補父母當年沒有實現夢想的缺憾,將法律及廣電系填在前面,第三個填外交系。沒想到以一分之差,上了廣電系。大學四年間,除了參與傳播相關的課程活動,進入政大之聲玩電台、畢業製作做聲音相關的作品,也修習不少外交系的課。縱然報考研究所時,還是沒能考上外交所。「但這些全都是機會,」考上廣電系是機會、玩電台是機會、沒上外交所是機會,上了國發所也是機會。雖然不像規劃好的一樣順遂,但他覺得很多東西都要嘗試。

    「軟實力」是他認為現今人才應具備的。就像從政大廣電系畢業的學生,也許學校沒有那麼多經費提供與現在業界相同的設備,學生沒辦法馬上成為業界能立即使用的人力。但學校提供的訓練讓學生具有可塑性,企業能將學生捏成他們需要的樣子。畢竟現在的技術科技發展如此迅速,三、五年的產業又是不同的樣子,能夠適應變化才能稱得上人才。

    跟許多人一樣,大學的徐禹錚是迷惘的。不知道未來該如何走,她選擇報考研究所。在補習班裡總會聽到,商院學生就該念商學相關的研究所,畢業後進入商領域相關的工作,一帆風順。沒想到在考研究所時就碰上意外。但讀了兩年多下來,她覺得她跟當初把商學研究所視為第一志願的自己差很多,開始重新檢視自己為何要念研究所。

    在這樣峰迴路轉的過程中,從企管到國發再到社會學,她覺得最重要的是持續學習的能力。之前她在電信門市辦手機時,遇到一位大學念物理治療,現在是做小農行銷的阿姨。當初因為家庭因素無法繼續當物理治療師,而找到現在能夠真正感到滿足的工作。不是每個人都能輕易擁有最適合自己的生活,因此需要不斷去嘗試、學習。
 

Q: 入研究所之後對原來的大學培養的專業邏輯上有什麼變化?

    不同領域的學習,同樣帶給他們更廣的視野。

    「傳播領域是不墨守成規,走出自己的路。」湯宗岳說,光看傳播學院的穿著就知道,常常又怪又獨特。活路思考、創意發想都是傳播領域的特性。反觀國發所相對就不鼓勵創新,學術討論每句話都是其來有自。你就像在塔底,一層層的向上找源頭,直到塔頂你才能強而有力地說出那句話。而傳播領域的「其來有自」只要來自自己的腦就好,而且來自自己的腦才更具價值。

    雖然兩者看似互相衝突,本質上卻極為相似。兩者都是關乎人,只是傳播討論的是人的溝通,國發則是人的行為。雖然湯宗岳偏好無拘無束的天馬行空,但同時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自己,勢必要接觸嚴謹探究的思維模式。

    上研究所後,徐禹錚覺得她看事物的觀點差很多。舉她現在正在寫房仲業相關的論文為例,若從企管的角度去看,討論的不外乎組織運作、人力管理的問題,而從國發或是社會學的角度,看得則是房仲業的現象、它背後的原因及該如何解釋。現在回想起來,她認為自己以往看事情的角度十分狹隘。

   在寫論文的過程中,徐禹錚發現其實學科之間的界限很模糊。房仲業本身跟產業有關;提到勞資關係,與勞工所密不可分;談市場,那是企管的範疇。跨學科的學習能有看見事物更多面向的可能。
 

Q: 可以舉例公私部門協作的案例嗎?以及實際執行協作出現的問題?

    公私部門協作是湯宗岳論文所探討的主題,其中又聚焦在地方政府與社區的協作。台灣約在八O年代發生經濟問題,政府須裁減人力及服務。然而後者會大大影響民眾,因此政府採「企業型政府」的模式,提供經費給承包商,由他們實際執行。在他觀察三峽藍染節及土城桐花節這兩個案例中發現,以往政府將全數經費交給包商承辦,社區民眾參與意願低。原因出在包商非當地居民,不了解當地需求,且以盈利為優先考量,自然會將成本壓到最低。反觀當地居民若有心想要辦好活動,包商只會當做是麻煩,更有可能明年不再與該居民或團體合作。就算居民跟地方政府反應,地方政府也會將問題丟回給包商。三者的資訊流通不全,自然造成社區居民冷感。

    近年來政府改變作法,同樣是發包執行,政府將經費細分成幾個等分,分發給不同單位,沒有一個單位是掌握整個活動的生殺大權。如此,地方團體手中也有經費能參與活動,加上他們屬非營利團體的性質,擁有多少經費便會有多少經費投入活動。作法的改變的確使社區居民的參與度提升不少。雖然論文研究尚未完成,但若這個模式確實可行,也許能複製到其他地方的公私部門協作。
 

Q: 以國家發展研究所來看,苗栗的大埔事件?

    個人而言,徐禹錚對大埔事件並沒有立場。但她的經歷,使得她能夠了解正反雙方的意見。一年前到清大社會所,有機會接觸到反大埔運動者。「居住正義」是他們抗爭的理由。當時竹南要設立特別發展區,交通規劃上需要對那六戶居民進行土地徵收。對那六戶而言,當地就是他們生根立命的地方,政府不應該剝奪他們居住的權利。

    因論文而接觸到的苗栗房仲業者則有不一樣的看法。對於夾在新竹與台中中間的苗栗而言,「平衡地方發展」是房仲業者的著眼點。苗栗有更多發展,對於他們的委託物件也能有所增值。徐禹錚也曾詢問對居住正義的想法,他們認為是因政府補償不足,居民才會出來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