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與理性的交界點

受訪者:蘇怡安  作者:涂育維

10754942_893569647322981_358624188_n受訪者蘇怡安 圖片提供:蘇怡安 

Q: 為什麼從法律轉讀心理系呢?

其實我一開始並沒有特別想念法律系(笑)。

我其實在考大學時就想選台大心理系。我一直以來都對心理很有興趣,因為我媽媽是小學的特教老師,所以我從小就對小朋友、心理相關的事情有興趣,又加上我本身就是一個喜歡觀察,而且對人的行為相當敏感的人。當時我希望能透過學測進入台大心理系,因為我是一類組,但台大心理系是是屬於三類的範圍,不過當時學測考壞了,又指考時考太高,在考慮到法律系可以培養專長而且應該有很好的能力訓練後,最終選擇了法律系。

後來進入法律系後,我仍然保有對心理系的興趣,所以我也同時修了許多心理系的課,後來大二上時恰逢心理系林以正老師的實驗室徵工讀生,在工讀的過程中,跟著學長學了心理系怎麼做研究、統計的概念、如何讀meeting的paper,也參與了當時的計劃LIWC辭典的建立(以量化方式分析文本)。除了工讀外,之後也正式加入林以正老師的實驗室,在老師的推動下開始做自己的研究,也因此起了念心理系相關的研究所的念頭,想攻讀如犯罪心理學或法律心理學的研究所,結合法律和心理的專長。到大三時,司法心理學背景的趙儀珊老師被延攬為台大心理系的客座教授,林以正老師知道我的目標後也推動我和趙老師接觸,之後也順勢轉入趙老師的研究室。

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我開始跟著趙老師一起做研究。其中比較特別的研究是關於大學生對犯罪記憶的陳述經驗實驗。我們在課堂上安排了一場在講台上發生的偷竊行為,之後讓大學生們書寫對該起偷竊事件的經驗,這個研究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結果,後續也做成poster發表過。到大五時參加了台大心理系的推甄,最後也如願進入到心理系跟隨趙老師,繼續做法律心理學相關的議題。

未來我目前暫定的方向是想用心理學的方式來解決一些法律上難以解決的犯罪問題,像是怎麼改善犯罪少年收容所?從心理學的角度,我們可能可以試圖從收容所的環境或教化方是盡可能的減低少年的再犯率,或看看制度上有沒有什麼可以改善的部分。我希望可以繼續到國外攻讀法律心理學相關博士,可以學成歸國回饋台灣,把所學的知識和法律系的同學、朋友們分享,為法律帶入一些人性相關的思考角度。

 

Q: 研究所之後對大學時培養的專業邏輯上有什麼變化?

在法律系裡,我們在邏輯和分析能力上受到非常嚴謹的訓練,讓我們可以在看到一件事情發生後,分析事情的細節、性質並決定該援引什麼樣的法條處理。但是這樣的訓練缺乏了關於人的成分,讓我們少了對事情本身的質疑,和如何把事件和人的行為、情緒,甚至是個體特有的現象納入考量。在心理系裡,心理系也講究邏輯分析能力,但是講究的邏輯分析能力是在比較前端的,像是在這件事情中,人做出這樣行為的成因為何?相較之下,法律講究得比較像是發生這樣的事件,應該適用、援引什麼樣的法條,屬於比較後端的部分。

當然,兩個系的訓練在邏輯分析的訓練上都是相當的扎實。

law受訪者:蘇怡安(圖左)與作者涂育維(圖右)合影 背景:大學-台大法律系, 研究所-台大心理研究所(發展組)

Q: 那妳覺得心理學融入法律有什麼樣的好處或壞處?

舉例來說,在台灣的判案是採取法官心證,所以基本上法官對案件的判斷相當的重要。按照道理來說,標準的判案方式應該是先看所有蒐集過的證據後,再依證據做判斷。然而,在有些情況下,法官可能在看到初步的資料後,心中大概就有了底,之後便會跟據心理的想法尋找支持的證據。

心理學的知識可以增加從不同角度對案子的詮釋,從人的動機、行為、情緒等方向去瞭解這個案子。加上心理學也有一些關於印象或偏誤等的知識,當具備這樣的知識時,也比較容易讓人意識到自己的偏誤,轉而盡可能保持自己客觀的部分。

 

Q: 如何透過跨系的經驗來解決溝通的問題?

法律基本上不太管其他的專業。畢竟在整個法律系的訓練中沒有人教過怎麼看其他專業提供的報告,也沒有教過怎麼跟不同專業的人溝通,也不知道怎麼更好的應用其他專業的知識。如果有了跨領域的經驗的話,可以用多元的角度來看待事情,也比較能夠了解彼此的專業,避免發生一些因為不了解專業所造成的隔闔,在判案上比較有機會採用不同的角度對案子有更全面的理解。舉例來說,像鄭捷的案子對法律來說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就是鄭捷殺了很多人,那就找出相對應的法條判罪,那法條如果有一些要酌情量刑的部分就再一個個細看。但像是在心理學中,卻有很多解讀的空間,從動機或情緒等方向著手。因此如果法官能夠懂一點跨領域的知識時,就能在這個案子加入對鄭捷動機的理解或尋求適當的專業人士來協助做出最適當判決。

 

Q: 對國道收費員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事件撼動了一般人對公務員的想法。

從情感面來說,一般人第一次理解到公務員原來是會隨著執政而有所改變,鐵飯碗不若想像的鐵(笑)。而對於公務員來說,這次的事件政府增設了特例剝奪了收費員公務員的身分,而且還沒有做足夠適當的補償措施,引發許多抗議,也使得公務員對政府產生不信任感。

從法律層面來說的話,這是一個處理得不恰當的案例。國家用特例去剝奪公務員的身分,但國家不該濫用立法權剝奪人的權利,即使要剝奪也需要提供適當的補償。何況如果又出現了類似的科技取代人力的案例,那又要繼續增設特例剝奪公務員身分嗎?

我覺得政府這次的行為不恰當的部分,還隱含了高速公路的收費效率比人還重要的概念:這樣迅速裁撤,造成大量國道收費員一夕間失業,引發大量抗爭,還造成了公務員對政府的信任感下降等這麼多的代價,只為了增加交通的效率。政府和公司是不同的,政府相對上該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在要發生這樣劇變前應該要預先告知改變,而不是這樣突然造成結構性失業,這是不合理的。比較合理的做法應該是要想辦法採用一個能保留人才彈性的制度,可能像是預防這樣結構性失業的狀況發生,無論如何都要保證鐵飯碗;或著是在一開始就告知公務員工作可能不再是鐵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