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再40年就吃光了

作者:林書維

人類依賴漁業的程度實在超出想像,海洋廣闊無際但資源絕非用之不竭,經過人類一連串的針對性捕撈、棲地破壞、誤捕(例:1kg蝦連帶10kg其它熱帶海洋生物死亡),如今77% 魚類資源已邁入枯竭、超過九成的大型魚類已在海洋絕跡,這些對海洋的傷害過了2、30年依舊無法復原,海洋生態系營養階層的減少與食物網缺損都會讓食物鏈頂端的魚類消失,且由於如此更將加速生態失衡的速度。

Southern-Bluefin-Tuna_Thunnus-maccoyii_Ian_WEB瀕臨絕種的金槍魚 圖片來源:ocean.si.edu

過去的生物經濟理論(Bio economic theory)預測不會因為捕撈讓魚類絕種,因為漁夫會避免耗盡自己的財路進而放生所謂的"雜魚",另外還有個捕捉順序的理論(Fishing down the food web)認為人類會依序由高經濟價值的大魚開始捕捉,不斷往下抓直到抓光為止。這些理論在過去各種會議中都被拿來支撐各種漁獵配額,但從保障物種長遠生存角度看,每年的捕撈限額往往都還是超過了最低生存保證,也因此不斷有物種滅絕的事情發生。拿個之前在市場常見的魚種來說好了,「小鱗犬牙南極魚」又以"圓鱈"之名在各地販售(大家應該都吃過),而在商人發現有利可圖的兩年內就全數滅絕了,但"圓鱈"只是再換個物種頂著相同的名稱代受罪罷了。

幾年前Science一篇文章預測,我們到了2048年將沒有海產可吃。全球漁產量在1990年代起即已迅速衰退,整體而言超過四分之一的漁業也因此崩潰,嚴重影響到了漁人生計,而現在對於漁業的法條規定依照不同國家都有不一標準,政府每每為了提振漁業經濟舉辦各式活動,但卻從不思考大海是否供不應求,而即便有漁業補助,漁民真正能到的補助還是少得可憐,全球漁業船共收到約美金 300 億元的政府補貼幾乎全數都是給予大規模的工業化漁業,但工業化的捕撈漁業卻才是資源枯竭的最大兇手,以普遍常用的「底拖網」來說,這種拖著巨網和鏈條橫跨海床的方式會破壞整個範圍內從海底到海面的所有東西,一道道的爪痕甚至在外太空都能看見,底拖漁船的「誤捕」以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非漁獲對象的魚種或較小的魚類常被拋棄或直接做成飼料,這樣不但傷害生態還浪費資源。

在廣大的海洋中要嚴厲執法與控制絕對是困難的,再者魚類資源的變動非常不易釐清,導致了管理者往往缺乏足夠的生態觀念,我認為應配合地理資訊網系統(GIS)建立起漁業相關資料,目的是能組織化部門間的合作與溝通。《挑戰海洋盡頭-行動議程》一書中「我們不要錯失了搶救海洋的黃金時刻」,就是說"棲地保護"遠比我們現有的各項物種保育還來的重要,"預防"才能治本,若要徹底實踐海洋永續,儘速劃設海洋保護區並透過教育讓國人知道如何使有限的資源作出最大效益的永續利用。

科學與哲學:乾一杯餿水油?

作者:陳怡君

 

什麼是哲學?

 

    這是我們最該先問的問題,縱使它可能是個大哉問。而在此刻談哲學,是因為有了「哲學新媒體」。哇,又來一個不知所云的東西。其實它好理解的多。

    現今台灣,不可諱言的是對哲學的誤解,使得哲學產業不斷萎縮。考大學時,長輩會覺得唸哲學系的人沒有出路。遇到哲學系的同學,不禁想問他們未來要做什麼?但是,就算是唸會計、唸法律,也不代表要當會計師、律師啊!也因此,鄭凱元決定開拓新的路[1]:哲學家創業,打造獨立新媒體。透過獨立媒體的運作,連接哲學及大眾。同時提供哲學人不一樣的選擇:這就是你發揮所長的時刻!這樣的說法,不代表哲學就是高高在上、深不可測的技能。相反的,哲學其實隱藏在生活各個層面的背後。沒發現它,不代表不存在。說了這麼多,該是回到今天主題的時候。週五晚上,來到位於大安站附近的Fooding參加哲學新媒體的open house活動。由團隊成員琳恩帶領與會者一同討論科學哲學。有意思的是,活動進行的方式本身就是「哲學」,內容並沒有提到任何一個哲學理論,完全都是由與會者的想法共同建構。也因此這系列的文章(如果有機會繼續報導的話),我將會提出問題供大家思考,同時附上與會者的想法。(註:說法皆只作為問題的參考答案,而與會者當日也沒有提供官方詳細背景資料,因此未附上資料來源。)如果能激盪一些不一樣的構想,那就是離哲學更進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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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認為哲學是什麼?

            它可能是「思辨現有與未知的過程」

            「人類試著解釋世界的語言」

            「哲學也是很科學的事」(大概是回應哲學會讓人聯想到命理相關這個錯誤的認知吧)

            「把事情湊在一起用盡方法解決」

            「不把世界當作理所當然」

    而琳恩給了一個參考答案:對任何事物進行思考,形成判斷。

 接著,討論到最近沸沸揚揚的食安問題,餿水油事件。現場放了兩則新聞報導,皆是科學家出來表示餿水油沒有問題,不用恐慌。

 

    那麼,為什麼大家還是對於科學家不信任?

    「我聽過一種說法,未來將會是有錢人吃地上長出來的食物,沒錢的人吃基因改造的食物」

    「沒有證據顯示餿水油有問題,同樣也沒有證據顯示餿水油沒問題啊!這不就是哲學裡的反證法?跟科學家對基因改造作物的論述一樣」

 

    回過頭來問,科學(家)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什麼角色?或者,科學是什麼?

    「科學作為佐證自己的想法」

    「就像瞎子摸象一樣,一個人摸到腳,一個人摸到鼻子。因此需要綜合所有的說法,才能拼湊全貌」

 

    你是全盤的相信科學?還是選擇性地相信?我們是否真的能理性地、一致地看待科學成果和爭議?

   在這邊琳恩舉了抽煙的例子。科學家說,抽煙會致癌,對健康造成影響。但還是有人抽煙。為什麼?我們不相信科學家的說法嗎?

    「對科學家我們是相信的。但他的說法僅僅是作為決定的其中一個判准。如果在抽煙得到的快樂大過健康的消耗,還是會選擇抽煙」

    看來,我們似乎不是那麼的一致、理性看待。

    最後,在整個討論思辨的過程,最重要的其實是「認識你自己」。你會發現,當你在思考問題時,你的論述來自你背後的價值觀。在認識你自己之後,才可能找到你在世界位居的位置。

    跟朋友一起討論吧!從不同的角度看事情,肯定是件有趣的事。也歡迎與我分享你的看法。(來信請寄到shs.digital.100@gmail.com

 

 

 

 

 


[1] http://www.drupaltky.org/article/62

 

 

 

 

白色巨塔的行銷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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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書維 受訪者:鄭惠如 照片提供:鄭惠如

1. 請簡單講大學所學的專業(醫務管理學系)跟研究所(行銷與流通管理所)的領域?

醫務管理系的所學內容大致上偏向醫療相關的行政事務,像是醫院組織、醫療事務、病歷管理、財務、人資、行銷等,項目當中也涵蓋了社區發展相關,例如:長期照護..等規劃。這科系與跟一般科系比起,是有所差異的!我們必須了解公共衛生、藥學、流行病學與疾病分類,甚至也會有解剖學的課程,畢竟整體結構從預防到療都有所涉略,我們的專長當然也必須涵蓋廣泛。

研究所接觸的行銷與流通則分為兩個領域,流通的部分白話來說,就是如何計算最佳路徑提高效率,或是購買機票或其他票券時如何達到最高投資報酬率。行銷部分由上至下,從供應鏈、市場分析到客戶關係管理都必須鑽研,行銷管理的概念又可分為發展國內或是國際行銷。

2. 什麼原因讓你想從醫管領域轉換到行銷領域呢?(未來你希望成為怎樣的人才?

大學時,我因緣際會曾到北大(北京大學)修取學分,當時老師認為我個性外向靈活,很適合企管等相關領域。暑假時又因為在台大醫院實習,覺得工作內容取向過度單一,與大學時的願景有所出入,當下也就開始萌生跨足其他科系的念頭。

最後在大三時,因為修了醫療行銷課,另外再加上獲得了華碩校園CEO擔任行銷組長的機會,都讓我對行銷領域的議題都更感興趣。在此之後便上網蒐集資料與透過老師的介紹,進而到中正行銷所修學分,在大學畢業前也順利申請到國內外大學的行銷所。目前的工作是科技領域的媒體公司的工商記者(廣告AE),能為各個客戶規劃行銷廣告與執行年度活動,並且善用新聞內容順利發揮自己念書時的所長。

3. 入研究所之後對原來的大學培養的專業邏輯上有什麼變化嗎?

研究所算是大學的延伸,雖然看似兩門非相關領域,但其實都是不圖層面的管理科系,除了基本科目的延伸外,專業領域層次的方向大致上也都是一種找出問題、解決問題,進而達成目標的概念。當中的差異在於:大學我們總是老師教什麼背什麼,學科無論理論與實作,通常目標都只是足以完成考試;研究所則會在原因上多家探討、追根究柢,在數據的解讀上更是著墨深入。對於事物的定義及判斷也較以往明確。不過大學時期的課程依然在往後的計劃方案上提供更多元的可能。

4. 如何透過跨科系的經驗解決團體內的溝通問題?

術業有專攻,不同領域的人有不同的長才,也不一定要別人認可怎麼做才是對的,答案不會只有一個,任何事都可依不同面向去解讀。只要願意聽取不同的建議,再從中找到一個平衡的解決方案即可。我喜歡用分享的方式與透過每個人不同的活動、競賽,或是團體的經營與參與之經驗分享,經過腦力激盪,再統整大家提供的資訊,跨科系培養了我能將不同領域的各項知識揉合,再透過經驗將各方意見、資訊整合成我們所能實際應用的技巧。

5. 可以淺談在台灣醫療體系遇到的管理問題嗎?

-薪資過低,工時長問題。

-不重視醫療從業人員工作品質問題

-非專業領導專業問題

-政治議題凌駕醫療專業問題

關於以上,我將之統整為財團醫院的經營方針出了問題,總的是為了營利與攀附政商關係。這樣的一個循環降低了醫療水準,且從上到下整個白色巨塔皆不可告外人所知,藥材常以低報高、苛刻病患權益(此舉往往是埋下更多疾病的原因),外加對醫療從業人員的福利也是加以苛刻,醫療體系與社會又時常因醫療糾紛呈現對立,雖目的是想救人,不過醫護相關人員還是常因過失遭判鉅額賠款,也因此最後台灣醫院只能落得聘請波蘭醫師、緬甸醫師或是護校的”實習護士”來充當一線醫療人員來看診,而良好的醫護人員則正在出走。

 

海底拓荒史:以海為師

作者:林書維

  劉家瑄教授讓座無虛席的台下對於眼前的一切充滿了好奇,座中也不乏來自各領域的教授,但大家對於大海那害怕又好奇的心理可在眼神中表露無疑。生靈皆來自海洋,海洋是萬物的生命起源也是生命維持的必要條件,粗淺來說全球約有十億人口依賴魚類及其它水生動物做為主要或唯一的蛋白質來源。那不了解海總看過海吧?你是否看過衛星空照圖中那藍綠相間的美麗地球呢?其實這些美麗的空照圖是經過後置才有的效果喔!圖中橫跨各大洋的中洋脊、位於各板塊交界的海溝等,高低起伏的海底地圖都是人類靠著聲納一點一滴探究出來的,海不但是我們的起源,更是一處資源豐富的大寶藏,但也如同寶藏,我們對他的了解真的少之又少。

人類對於海洋的初步了解源自於對海上貿易、金錢的渴望,而透過海洋,人類更對地球與不同的種族有了初步的認識,從哥倫布碰巧撞上美洲(西印度群島)、麥哲倫冒險犯難的繞地球一圈,一直到人類探究了深達11000公尺的馬裡亞納海溝(Mariana Trench),我們對大海的認知隨著戰爭爆發後的科技爆發則越來越多,但可疑的是除了戰略地位的開發,戰後研究的進度也因難度與經費的問題而大幅減緩,一直到近年地表的能源枯竭,人類才對於海底下的能源充滿期待,但又必須隔著水層抱著看得到吃不到得複雜心態。如今,全世界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近海進行油氣勘探,4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150多個海上油氣田進行開採,海上原油產量逐日增加,日產量已超過100萬噸,約占世界石油總產量的1/4。而海底除了石油之外,還有自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就陸續在凍土帶和海洋深處發現的一種可以燃燒的“冰”,這種“可燃冰”在地質上稱之為天然氣水合物(Natural Gas Hydrate,簡稱Gas Hydrate),又稱“籠形包合物”(Clathrate),分子結構式為CH4·nH2O,可燃冰的開採突破也順利讓一直以來倚賴能源進口的日本有望實現能源自給的理念。有上可知,大海對於人類的未來占有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在屢次的國際災難中也證實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環境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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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反撲與能源枯竭皆是來自地球的悲鳴,科學家則開始著手在外太空找尋人類的第二個家,人類在太空探索中要找的就是關於海洋存在的蛛絲馬跡,現在,在最有可能居住的火星則在地表上發現了只有大海才能攜帶的大型岩石,與土地上經過水流經過的切痕,那究竟這些水去哪了呢?現在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連地球的海底都一知半解,又如何去參透其中?因此就如同劉教授所說的,想要了解外太空之前,我們其實更應該把“內太空”給弄清楚才行。位在板塊複雜交接處的我們,更應以海洋為師,多去了解也多加尊重。

Problem or not problem – 同性戀家庭孩子的教養真的有問題嗎?

作者:涂育維

20141209圖片來源:mirror.co.uk

近來仍然吵得沸沸揚揚,甚至是許多政治人物趁機拿來作為重要的選舉政見,正是多元成家、同性婚姻的議題。相信許多人從推動法案以來,都看了不少護家盟和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之間的攻防,雙方各自有自己的論述和主張。其中比較常被提出教養上的爭議點不外乎:同性戀家庭教養出來的小孩心理狀況會比較不好啊,在學校也容意被同學霸凌、欺負啦,還有同性戀家庭教養的小孩更容易有性別認同問題,還更容易成為同性戀。雖然乍聽之下好像都能夠從身邊找到一些例子,但這些主張和前提究竟是否合理,還是只是對特例的過分擔心呢?

其實,就心理學研究的結果而言,這些爭議基本上可以透過研究提出客觀的證據來解決。在青少年百科全書中(encyclopedia of adolescence)[1]裡,由三位研究者撰寫的同性戀教養的章節中,整理了許多過去探討這些爭議點的研究,最後得到三個的結論。

  1. 同性戀家庭長大的青少年,並沒有比異性戀家庭出身的更容易被霸凌、或遭受同儕的敵意。
  2. 同性戀家庭的青少年在心理社會適應(psychological adjustment)和異性戀家庭的小孩一樣健康。
  3. 同性戀家庭的青少年比異性戀家庭長大的不會更容易成為同性戀,也不會更有性別認同的問題。

那同性戀家庭長大的小孩和異性戀家庭成長的被證明比較有差異部分是那裡呢?自尊(self-esteem)大概是比較有討論空間的部分。有的研究發現在離婚的單親同性戀媽媽的扶養下,和異性戀單親媽媽家庭中長大的小孩,在自尊上沒有差異(Huggins,1989)。而根據另一個回顧研究(Anderssen et al, 2002),檢驗了許多同性戀家庭和異性戀家庭上的一些可能差異,包含心理疾患和性別認同混淆問題。結果只有在孩子對自己的認知能力和身體能力上的自尊較少,但其他探討情緒、行為和性別認同的發展上都沒有顯著差異,甚至在同性戀家庭成長的小孩享有更高品質的親子關係,還經有更優質、溫暖,更具有安全感的親子依附關係。

既然沒有證據說明同性戀家庭在家庭的功能上不健全,甚至有更好的親子關係和依附關係,在同儕關係也沒有比較會被霸凌或欺負,那究竟自尊的問題是怎麼造成的?根據一個較早的研究(Gershon et al, 1999)曾指出,當同性戀家庭長大的青少年對自己有同性戀母親有較高程度的負面觀感(stigma)時,會有比較低的自尊。而這些青少年對同性戀母親的負面觀感,正是受社會對同性戀族群的負面刻板印象、汙名化才產生的。那這是否代表其實真正造成同性戀家庭成長的青少年低自尊的兇手,並不是來自同性戀父母的教養,而是來在社會中對於同性戀種種沒有根據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說,那些整天嚷著同性戀父母是不適任的父母會傷害孩子的人,才是真正那個造成孩子傷害的人。

雖然有這麼多的證據說明同性戀家庭或異性戀家庭成長的青少年其實在各方面沒有什麼差異,但同性戀家庭成長的小孩確實會遇到比較多關於社會觀感的問題,在要和「替」父母爬出櫃子時也需要負擔相對的壓力。然而,令人感動的是,研究也指出這些同性戀家庭長大的青少年們反而有較好的心理韌性(resilience)來幫助他們面對這些壓力和敵意。簡單說,這些孩子不但沒有因為不友善的眼光而就此一蹶不振,反而勇敢的挺起胸膛且更堅強的面對這些問題。

筆者和朋友討論過上述這些現象後,覺得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可以想想:我們都認同每個人有其獨特性,且每個人成長的環境和際遇本身就有很大的變異性,有含著金湯匙長大受人寵愛,也有從小就家逢巨變失去一切的人。如果我們並不會因為這些出身的差異來說明一個人是否該不該存在,那為什麼要特別去針對一個某面向和自己有所不同的人們,然後拼命找出他們比自己不好的部分,以此說明這些人不該存在?

 

 

向北歐學習,做個抬頭挺胸的靈活小國

作者:林書維

台灣這麼小是否一定要依賴所謂的特定「強國」才能在世界立足呢?其實真的不然,而且指證歷歷!所謂北歐小國包括了芬蘭、瑞典、丹麥、挪威與冰島五國在內,北歐睇處偏僻且自然環境嚴苛、資源有限,但健全的社會安全網與福利政策卻令外國人羨慕不已。姑且不與亞洲國家比較,相較於其他高經濟發展國家,包括英美亦或南歐各國,北歐各國分配在老人醫療或是照顧方面所花費的金額比例相對較低,但政府每年用在整體社會福利的支出佔了四分之一的GDP,比重是美國的兩倍多、台灣的五倍,也就是說,雖然社會福利支出極高,但卻是個有助於社會與經濟的良性循環,社福在這裡不是拖油瓶,而是國家競爭力的策略一環,更擴大了內需與外匯成為經濟雙軸。

800px-Nyhavn-Copenhagen-Danmark丹麥哥本哈根新港  圖片來源:wikimedia

北歐令人稱羨的還不僅只於老年安養照護,長期的給薪育嬰假、免費教育和全民醫保等,從搖籃到墳墓照顧都可說是無微不至。這都得歸功於北歐特有的經濟結構與民族素養。從經濟結構說起,北歐用重稅收支援高福利,以此平衡貧富兩端來分配財富,的確跟共產主義有相似之處,但卻同時將開放經濟的優點與馬克思的理想揉合為一;在經濟上主攻高技術勞工用以抗衡財大氣粗的製造國,北歐企業就是這樣以小搏大,講究工作效率、重視商品效益,懂得用最少的成本創造出最大的營收。企業如此爭氣,政府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北歐諸國的政府特色在於自由運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且人民信賴程度皆在世界前位,政治立場清廉低調(在2010國際透明度排行中,腐敗感知指數中五個北歐國家都在178個國家中排名前11名)北歐各國政府普遍都有個共識,就是「政治惡鬥屬大國才配享有的“奢侈”」,這樣低調的政治角度非常值得台灣借鏡,畢竟我想高課稅在台灣現下如此低效的政府手中,必將淪為貪污氾濫的問題令人詬病,最後或許還會造成人民抗繳的反效果,再者,台灣資本家的逃漏稅本領是數一數二的;政府追討的能力也是數一數二。

另一方面,從內需和人民方面來說,北歐人雖都享受高福利,但卻極少人因此而怠惰於工作,北歐五國的高齡勞動力可是高居全球前列,收入位於前段的人,對於政府高課稅用以拉拔整體社會的政策也早習以為常,過程中也習得更為宏大的格局和價值。知名作家吳祥輝就曾寫道:「『洋特法則』正是北歐最重要的社會基石。只有『團隊精神』,不容『個人英雄主義』。只有平等,絕無特權。批評別人之前,先想想自己。捨此基本『倫理道德』,北歐社會將傾頹。北歐『福利國』會瓦解。」除價值觀外,北歐人民的世界觀也因教育而不遜於各地,英語和德語是今天瑞典常用的商務語言,再整個北歐地區用英文溝通可說是暢行無阻,但對北歐的日耳曼人來說,英文的難度可比我們想像中高。除此之外,小朋友的考卷裡時常出現國際考題與高道德教育,這一切都是北歐特有經濟與社會的另一種準備。

歷經90年代初期的北歐金融危機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人相信北歐模式的優點。用市場經濟賺錢,再用高稅賦和社福制度進行財富重分配,兼得市場經濟與福利國家的好處絕對值得我們借鏡;同樣面對德、法等大國強食,北歐的變通與團結更值得台灣效法,台灣一貫的放任式資本主義已讓財產分配上失去了正義,倚賴大國後主權更是日漸薄弱,企業競爭力與社會福利也成為多頭馬車互相牽制。經濟與政策的連動關係是我們必須盡快根除的部分,而不是一昧短視倚賴特定國家。

彈性決定未來可能性

採訪撰稿:陳怡君  受訪者:湯宗岳(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徐禹錚(東吳大學企管系、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那是一個陰雨綿綿的週五下午,與湯宗岳約在學校附近的咖啡店進行訪問。匆匆走進店裡,看見身旁的友人,在湯宗岳介紹下才知道是他女友。突然意識到,當下的確是閒適的午後,下雨的天氣也適合三五好友在咖啡店裡輕鬆度過。在與湯宗岳聊天的過程中,發現徐禹錚大學及研究所也是念不同科系。因此邀請她一起分享學習不同領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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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簡單講大學所學的專業(廣電系/企管系)跟研究所(國家發展所)的領域?

    「如何把故事說好」是廣電系所在的傳播領域的共同目標。狹義而言,提供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相關的課程及技術。「如何管理企業」是從字面上解讀企管系。實際上講的是組織、人力、資源等管理。而與國家發展相關的更是包山包海,產業、政治、經濟、法律,都是國發所所學。
 

Q: 什麼原因讓你想從廣電/企管領域轉換到國家發展領域? (未來你希望成為怎樣的人才?)

    「人生總不缺乏意外」可說是兩人轉換跑道的註腳,卻帶給他們更多風景。

    一開始湯宗岳大學想考的是政大外交系。填寫志願時,為了彌補父母當年沒有實現夢想的缺憾,將法律及廣電系填在前面,第三個填外交系。沒想到以一分之差,上了廣電系。大學四年間,除了參與傳播相關的課程活動,進入政大之聲玩電台、畢業製作做聲音相關的作品,也修習不少外交系的課。縱然報考研究所時,還是沒能考上外交所。「但這些全都是機會,」考上廣電系是機會、玩電台是機會、沒上外交所是機會,上了國發所也是機會。雖然不像規劃好的一樣順遂,但他覺得很多東西都要嘗試。

    「軟實力」是他認為現今人才應具備的。就像從政大廣電系畢業的學生,也許學校沒有那麼多經費提供與現在業界相同的設備,學生沒辦法馬上成為業界能立即使用的人力。但學校提供的訓練讓學生具有可塑性,企業能將學生捏成他們需要的樣子。畢竟現在的技術科技發展如此迅速,三、五年的產業又是不同的樣子,能夠適應變化才能稱得上人才。

    跟許多人一樣,大學的徐禹錚是迷惘的。不知道未來該如何走,她選擇報考研究所。在補習班裡總會聽到,商院學生就該念商學相關的研究所,畢業後進入商領域相關的工作,一帆風順。沒想到在考研究所時就碰上意外。但讀了兩年多下來,她覺得她跟當初把商學研究所視為第一志願的自己差很多,開始重新檢視自己為何要念研究所。

    在這樣峰迴路轉的過程中,從企管到國發再到社會學,她覺得最重要的是持續學習的能力。之前她在電信門市辦手機時,遇到一位大學念物理治療,現在是做小農行銷的阿姨。當初因為家庭因素無法繼續當物理治療師,而找到現在能夠真正感到滿足的工作。不是每個人都能輕易擁有最適合自己的生活,因此需要不斷去嘗試、學習。
 

Q: 入研究所之後對原來的大學培養的專業邏輯上有什麼變化?

    不同領域的學習,同樣帶給他們更廣的視野。

    「傳播領域是不墨守成規,走出自己的路。」湯宗岳說,光看傳播學院的穿著就知道,常常又怪又獨特。活路思考、創意發想都是傳播領域的特性。反觀國發所相對就不鼓勵創新,學術討論每句話都是其來有自。你就像在塔底,一層層的向上找源頭,直到塔頂你才能強而有力地說出那句話。而傳播領域的「其來有自」只要來自自己的腦就好,而且來自自己的腦才更具價值。

    雖然兩者看似互相衝突,本質上卻極為相似。兩者都是關乎人,只是傳播討論的是人的溝通,國發則是人的行為。雖然湯宗岳偏好無拘無束的天馬行空,但同時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自己,勢必要接觸嚴謹探究的思維模式。

    上研究所後,徐禹錚覺得她看事物的觀點差很多。舉她現在正在寫房仲業相關的論文為例,若從企管的角度去看,討論的不外乎組織運作、人力管理的問題,而從國發或是社會學的角度,看得則是房仲業的現象、它背後的原因及該如何解釋。現在回想起來,她認為自己以往看事情的角度十分狹隘。

   在寫論文的過程中,徐禹錚發現其實學科之間的界限很模糊。房仲業本身跟產業有關;提到勞資關係,與勞工所密不可分;談市場,那是企管的範疇。跨學科的學習能有看見事物更多面向的可能。
 

Q: 可以舉例公私部門協作的案例嗎?以及實際執行協作出現的問題?

    公私部門協作是湯宗岳論文所探討的主題,其中又聚焦在地方政府與社區的協作。台灣約在八O年代發生經濟問題,政府須裁減人力及服務。然而後者會大大影響民眾,因此政府採「企業型政府」的模式,提供經費給承包商,由他們實際執行。在他觀察三峽藍染節及土城桐花節這兩個案例中發現,以往政府將全數經費交給包商承辦,社區民眾參與意願低。原因出在包商非當地居民,不了解當地需求,且以盈利為優先考量,自然會將成本壓到最低。反觀當地居民若有心想要辦好活動,包商只會當做是麻煩,更有可能明年不再與該居民或團體合作。就算居民跟地方政府反應,地方政府也會將問題丟回給包商。三者的資訊流通不全,自然造成社區居民冷感。

    近年來政府改變作法,同樣是發包執行,政府將經費細分成幾個等分,分發給不同單位,沒有一個單位是掌握整個活動的生殺大權。如此,地方團體手中也有經費能參與活動,加上他們屬非營利團體的性質,擁有多少經費便會有多少經費投入活動。作法的改變的確使社區居民的參與度提升不少。雖然論文研究尚未完成,但若這個模式確實可行,也許能複製到其他地方的公私部門協作。
 

Q: 以國家發展研究所來看,苗栗的大埔事件?

    個人而言,徐禹錚對大埔事件並沒有立場。但她的經歷,使得她能夠了解正反雙方的意見。一年前到清大社會所,有機會接觸到反大埔運動者。「居住正義」是他們抗爭的理由。當時竹南要設立特別發展區,交通規劃上需要對那六戶居民進行土地徵收。對那六戶而言,當地就是他們生根立命的地方,政府不應該剝奪他們居住的權利。

    因論文而接觸到的苗栗房仲業者則有不一樣的看法。對於夾在新竹與台中中間的苗栗而言,「平衡地方發展」是房仲業者的著眼點。苗栗有更多發展,對於他們的委託物件也能有所增值。徐禹錚也曾詢問對居住正義的想法,他們認為是因政府補償不足,居民才會出來抗爭。

專業分工不分家

採訪編輯:陳怡君  受訪者:郭東翰,東吳大學企管系、國立政治大學財法所

Q: 簡單講大學所學的專業(企管系)跟研究所(財法所)的領域?

  大學唸的是企業管理,大一、二時所學是基礎科目,例如管理學、經濟學、微積分等。
之後會學所謂的「六管」:
生產、行銷、人力資源、研發、財務管理,資管
通常在學習的過程中,就會聚焦在未來想要發展的領域。郭東翰個人則是偏向科技管理、創業管理的部分。

至於研究所所唸的財經法,主要是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融法、保險法等的學習,培育的是商務律師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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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什麼原因讓你想從企管領域轉換到財法領域? (未來你希望成為怎樣的人才?)

「客觀而言,創業對我來說才是對社會做有用的事。」

  對郭東翰來說,創業能夠解決某個社會問題。
而他明確知道未來想要走的方向是中小企業、新創企業管理。「你並不會在學習一開始就知道該怎麼走,而是在摸索的過程中發現。」
他所確立的未來,也是經歷不少時間的探索。將自己定位為中小企業相關的人才後,需涉及管理及法制的專業:大學的學習無法滿足這些需求,成為他投入研究所的理由。

    前面也曾提到,想要走科技、創業相關的路。目前在體制內的學習並沒有理工相關的背景。郭東翰認為,創業通常是團隊運作,他不一定負責科技這一塊,也可以負責創業管理。當然,優秀的創業家是每個領域都精通,但最少需要基本的知識,才能讓團隊裡每個人的討論是在同個水平上。而他本身是透過其他管道,例如科技媒體,來獲得相關知識。

Q: 入研究所之後對原來的大學培養的專業邏輯上有什麼變化?

「法律是分配的學問,企管則是創造的學問。」

    這是郭東翰對於他兩個不同專業的註解。前者是分配餅,後者是將餅做大,兩者並不背馳。他認為,跨領域的學習是在累積不同的專業,在學習的過程中你會發現你要解決的某個問題,而法律跟管理的專業某部分都會幫助你解決問題。每個階段的學習,都成為影響他做決定的因素。

Q:  如何透過跨科際的經驗解決團體內的溝通問題?

「權責分明,彼此信任」是郭東翰認為可以避免發生溝通問題的準則。

   他分享創業團隊「阿里巴巴」的例子:阿里巴巴裡的馬雲負責電子商務、產品開發、平台架設等。而蔡崇信則負責融資。在專業分工下,他們並不會置喙彼此的領域、尊重彼此的意見及專業。如果決策的結果有問題,便是由該負責人負全責。

Q:  談談目前台灣中小企業觀察到的狀況。

  目前台灣中小企業的組織、租稅優惠及公司治理需要作調整。

 在組織規劃方面,大抵可分成有限責任跟無限責任公司。前者的問題在市場,因為你只負有限責任,不易達成交易。後者則是投資者不願意負無限責任。在美國還有另一種形態的組織:有限合夥公司。經營者負無限責任,投資者只負有限責任。如此有機會可解決兩者各自遇到的困境。

    台灣的中小企業佔全國企業的97%,理論上政府應扶植。而中小企業的法源援引的是《產創條例》,但給予的租稅優惠卻是不如大企業。更甚者,中小企業的公司治理並沒有制度化,組織形態不像大公司健全,也會影響到運作及融資的情形。

對於移工,你的感覺是?

文/謝宗廷

十年前,外籍配偶和新台灣之子的議題開始出現在報章雜誌上,「台灣人」擔憂的是這些娶外籍新娘的人多半是經濟條件較差的勞工階層或甚至是失業份子,這些家庭產生的「新住民」是不是會成為社會的問題來源[1]。十年後的現在,新台灣之子在小學的新生數開始下降[2],年輕人將台灣稱作鬼島,悲傷地將這裡視為菲律賓第二,滿心希望自己能有國外工作的機會,趕快逃離鬼島成為歐美國家的新住民。好像在這個瞬間台灣人才終於能夠同理新移民在決定離鄉背井時的心情和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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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宏觀僑務新聞網

        移民或移工(migrant worker)是全球化浪潮下的常態[3],他代表了人類對更美好的生活的想像和具體行動。由於世界各地的開發程度、生活水準、薪資水平皆有大幅的差異,由經濟上的邊陲地區往中央地區移動遂成為開發中國家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手段之一。

但是移動到新的地區之後,美夢未必會自動成真。新移民必須面對語言文化上的差異、工作範圍的限制、宗教信仰上的問題、甚至本地人的歧視,使得他們常常處於社會上相對弱勢的階層,需要額外的社會保障[4]。馬來西亞的新銳導演廖克發身為在台灣的馬來人,就有如下的觀察[5]

星馬地區對移工的歧視,來自於語言,會英語的人會比較強勢,也會認為馬來西亞來的移工是比較低階層的,但近十年,中國大陸的移民和移工增加,威脅到了新加坡本國人的就業機會,現在就會覺得馬來西亞人比較親近。這是習慣和文化上的影響,對象也會有所轉移。

他的觀察在台灣也是適用的。試想台灣人對於「外籍配偶」和CCR[6]這兩種詞語使用情境上的差異就可窺知一二。語言文化和工作上的問題當然有賴政府作出合適的政策,但是在善待新移民這件事情上我們都可以從生活中做起。當你看到外籍勞工在車站聚集時,能夠更包容地看待他們的活動嗎?當你聽到公園裡推著輪椅的幫傭正忙裡偷閒滑著手機時,能夠更同理他們想家的處境而不要自以為是的覺得人家都是在偷懶嗎?

台灣人總希望自己能在國際上被平等的對待,也許我們更應該先善待自己家鄉裡那些和我們不一樣的人。對自我的認同不只是新住民的問題,我們每個人也都必須在成長的過程中學習認識自己。

 

 

 


[1] 林倖妃、韓國棟,”「少生」說惹禍 周燦德致歉”,中國時報,2004.7.13

[3] 相較於外勞(foreign worker)一詞,移工是一個相對中性的族群稱呼,因為外勞一詞本身就包含了我群與其他族群的劃分。不同地區對於移工一詞有不同的定義範疇,根據聯合國的廣義定義,只要在原國籍地以外工作的人就稱之為「移工」(migrant worker)。詳細可參考維基條目:”migrant work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grant_worker)

[4] 詳參維基條目「新住民」(http://zh.wikipedia.org/wiki/新住民)

[5] 轉錄自新移民全球新聞網,” 新移民廖克發導演眼中的新移民及移工”。廖克發為金穗獎得主,馬來西亞人,在新加坡當過移工老師,為了追逐電影夢又到台灣發展。拍過《鼠》(2008)、《愛在森林邊境》(2009)、《花開的夜晚》(2012)、《雨落誰家》(2012)和《一起去看海》(2013)等電影。

[6] Cross Culture Romance,為ptt網友自創的用語,泛指男性白種人和女性黃種人之間的戀曲,排除與東南亞或者中國等亞洲人種間的跨國戀情,帶有強烈的歧視意涵。

在細節的深處,談國道收費員事件

作者:蘇怡安

更正之前我說的,再閱讀更多相關資料後,我發現國道收費員這個議題雖然很現實,但其實很有趣,且是一個適合跨科際思考的問題。

(蘇怡安同學的文章 在人性與理性的交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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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道收費員自救會粉絲團)

首先,就法律面而言,政府跟遠通公司似乎沒有「違法」。因為,國道收費員不是公務員,而是一年一聘,且從2006年之後,聘約上都有註明電子收費系統即將取代國道收費制度,因此,國道收費員應該對於「失業」早有預期。就退場機制而言,遠通公司也提供了職缺安置國道收費員,也有離儲金補償。聽起來似乎都很完整哪。那究竟問題在哪裡呢?

其實,魔鬼也許藏在法律看不到的細節裡。

首先,就我看到的資料而言,國道收費員的年資平均是十幾年,甚至有長達近三十年的。但是,政府卻不視國道收費員為公務員,僅用約聘制度聘用國道收費員,使得國道收費員雖然為政府工作,卻無法享有公務員應有的福利和權利,成為。也因為身分不同,適用的法律不同,使得國道收費員在退場後所能領到的錢,比起喪失的年資和離職金也相當不合理。

次之,遠通公司雖然提供了職缺供轉職後的國道收費員申請。然而,有幾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遠通公司提供的職缺薪資遠低於國道收費員原先的薪資,雖然遠通公司承諾會補足差額五年,但是並沒有說清楚五年過後會怎麼處理;第二,遠通公司提供的職缺離國道收費員原本工作的地點遠相當多,甚至需要國道收費員跨縣市工作。雖然這是國道收費員性質上安置就會遇到的問題 (畢竟國道收費員來自四面八方,很難找到同一個地點一起安置這群國道收費員),但是這使得現有的安置職缺對大部分的國道收費員而言相當不可行。第三,我覺得真的是個很難處理的問題,國道收費員大部分都已經當國道收費員很久了,當初由於門檻不高,使得長期以來守在崗位上的國道收費員在轉職後很難融入私人產業的競爭體系。例如,年紀較大、學歷較低,但是因為政府強迫轉職的關係,國道收費員只好被迫去「面試」,但是因為新職缺需求的門檻,國道收費員又未必能夠得到新職缺。

這些問題我覺得每個人的想法也許會有些不同,也許有的人會覺得政府和遠通公司已經仁至義盡,做很多配套措施了。但,換個角度想,十幾二十幾年前就開始在當國道收費員的中年阿伯阿嬸,也許很難預測到,十幾二十幾年後的今天,因為自己的工作被機器取代了,所以政府強迫我領一筆少少的錢,強迫我離職,並且強迫我接受一個不適合我能力、個性、年紀、資歷的工作。雖然我最後幾年也有配合政府的措施,接受訓練、演講,但是還是很困難哪。轉到私人企業上班後,也不知道生活有沒有辦法像之前一樣穩定,又要到很遠的地方上班……。這些都還算是輕微的預想OS而已哪。所以從這個議題入手,我們就可以看出這真的是個很複雜的議題,不只需要法律專業的人來解決,也需要其他的專業一起討論,才能夠為這件事想個最好的出路,讓這件事能夠平安落幕,國道收費員也能有個真正適合的落腳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