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役於物」到「物役於人」:適當科技運動的思考與實踐(上)

科博文says:10月份計畫部落格推出【電子文庫-SHS科學與社會專題】以來,已經和各位介紹陳政宏教授王秀雲教授兩篇有關科學與技術為何與如何深受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的文章,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這篇文章,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陳信行教授所撰寫,陳信行教授以批判的角度,討論「科學技術為人服務」抑或「人為科學技術服務」的根本問題,反省了「綠色革命」、核電廠、水壩等各種「現代化」的高科技計劃,為我們建立了一種「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視野,不過本文篇幅較長,將分成上下兩篇刊出 :-P。

「適當科技」的核心主張很簡單:人們所擁有、所使用的「東西」要為人的需要服務,而不是反過來,人為「東西」的需要服務(圖片來源:lgb06@flickr)。

作者: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是從1960年代開始,在世界各地興起的一個科技改革運動,至今這個運動的一部份主張已成為聯合國開發總署(UNDP)等官方機構與如樂施會(Oxfam)等各大國際援助非政府組織(NGO)的官方政策,它的口號與風格也常常出現在各種對當代科技社會不滿的論述與實踐中。雖然我們還很難說適當科技運動帶來了什麼劃時代的大變革,可是,每當科技災難出現時,這個運動的主張就會成為人們構思另類出路時,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

「適當科技」的核心主張很簡單:人們所擁有、所使用的「東西」要為人的需要服務,而不是反過來,人為「東西」的需要服務。這句話聽起來毫不出奇,似乎很理所當然。可是,想想看,在各式各樣的場合中,教師、政治人物、商場大亨、一直到普通百姓,幾乎都會說:台灣需要這樣或那樣的改變、台灣人必須學習這種或那種技能或知識,不然就會「趕不上科技創新的浪潮」會「被時代淘汰」。這樣的主張,不恰恰好是認為:不斷推陳出新的「東西」是主人,而不管是個人、企業、政府、或國家、甚至全人類,只能被動地在後面苦苦追趕,唯恐被這個「主人」拋棄,而不是拿這些「東西」來達成自己的需要?

從19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始,反思現代科技的哲學論述與文藝創作就不斷出現,但是,將這些反思的思潮匯聚成具體的可操作、可討論的實踐的,是1960年代開始的一場歷久彌新的運動,這場運動最重要的早期提倡者,是一位經濟學家──E. F. 舒馬赫 (Schumacher, 1973/2000)。而他最關注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

適當科技與發展問題

過去這二、三十年大概是人類歷史中,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發展最嚴重的時代。工、農業先進國家的生產者不斷籠罩在因生產過剩而產生的蕭條烏雲中,但是每日在第三世界的街頭與農村餓死的人口,卻有增無減。為什麼會這樣?從一個角度來看,這種不平衡的一個重大的根源,來自於一種普遍卻錯誤的科技與經濟政策。

糧食過剩和饑荒這種不平衡的根源,來自於一種普遍卻錯誤的科技與經濟政策-超英趕美(圖片作者:Darren Hester)

1950年代,當現今的第三世界國家紛紛從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上取得獨立之後,「發展」成為新獨立國家一致的口號。如果殖民地經濟的標誌是出口廉價農礦產品、交換殖民母國的工業產品,獨立國家理應追求擺脫這種分工,要追求本地的工業化。然而,要怎麼工業化呢?歐美日先進國家提供了鮮明的指標,「超英趕美」成了建設國家的口號。

在這個政策路線中,科技轉移、進口科技知識與機器,成為最快速達到工業化的捷徑。於是,從印度到伊拉克、從巴西到墨西哥,一個又一個整廠進口的工業設施──煉鋼廠、煉油廠、化工廠、汽車廠等等──在地平線上出現了。為了讓這些設備運轉,必須送留學生到歐美學技術。為了給這些工廠提供適當的勞動力,必需廣開職業學校。為了訓練職業學校的教師,又必須辦起師範院校。工廠的進口不只是一堆機器,更是對社會翻天覆地的改造。而為了償付這些投資所需要的外匯,發展中國家往往要求原來出口部門的產業──農、林、漁、礦──必須以前所未有的密集與專業化耕作與開採,來產生更多的外匯。

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的兩極分化愈來愈加劇:本地工人與留學過的技術菁英、小農與大農場主與經銷商、被剝奪土地的農民與靠著出口經濟作物發財的地主。這些社會矛盾或許累積到一定的地步會爆發為公開的衝突。或許,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國家一樣,國內衝突尚在蓄積,該國賴以出口換匯的商品市場就崩潰了。咖啡、可可、花生、棉花、大豆、油棕……,幾乎所有的熱帶商品農作物在二次戰後都紛紛投入世界市場,帶著讓種植它的國家工業化的希望,卻紛紛在1960年代中期之後,因買方市場被壟斷、各國賣方又不斷增產,而導致崩盤。經濟崩潰、加上嚴重的兩極分化,往往就此讓一個又一個國家陷入債務與內戰的深淵。而這整個發展,原意是為了促進國家經濟、政治、科學技術的獨立自主,結果卻是更深重的依賴。

一個著名的失敗案例是農業上的「綠色革命」,即以實驗室研發的高單位產量品種來促進糧食產量的計畫。1940年代開始,美國福特基金會與洛克斐勒基金會為了緩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村社會矛盾,開始資助一連串的農業改進計畫。這些計畫假設社會矛盾可以由豐裕的物質生活來解決,並在此前提下試圖以技術手段提升農業產量。「綠色革命」開始於墨西哥,隨著二次大戰後美國影響力的擴展,也推行到巴西、印度、巴基斯坦、東南亞、乃至非洲許多新獨立國家。

三十年之後,許多研究者批評「綠色革命」非但沒有達到原先預想的社會目標,反而更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大量小農破產,並逼使他們流離到大都市(如Lappe & Collins, 1987)。問題的關鍵是出在「綠色革命」的技術本身。「高產量」的稻米、玉米等品種,如研究者 Lappe & Collins 指出,其實是「高反應」品種,對農藥、化肥、灌溉等投入的反應良好。要發揮這些品種的潛力,農民必須投資大量金錢購買(往往是國外進口或少數公司壟斷的)農藥與化肥,並維持穩定的灌溉水源。而在沒有經歷過農地改革的農村,往往只有地主、富農負擔得起這種耕作方式。其他農民要不是只能守著原來產量低的品種與耕作方式,就是硬著頭皮借貸改種新品種,而背負了大量債務。而一旦富農、地主土地上的產量增加,整體農產價格下跌,小農的收入就節節減少,債務還不起,只有破產一途。小農的破產,更進一步造成了地主、富農階層的土地擴張,使得農村不平等益發嚴重。

當然,不是每個推行「綠色革命」的地方都會造成這種悲劇性的後果。台灣就是1970年代對「綠色革命」的批評者認為非常重要的反例。同樣使用高反應品種,台灣的農民在農地改革、水利會的灌溉建設與農會的信貸支持之下,事實上的確在很長的時期中避免了兩極分化的厄運。然而,長期大量使用農藥、化肥的耕作模式,卻也造成了台灣農地難以挽回的生態破壞。

台灣就是1970年代對「綠色革命」的批評者認為非常重要的反例(圖片來源:izensun@flickr)

「綠色革命」只是立意良善卻造成嚴重後果的大型科技計畫的例子之一。核電廠、大水壩等各種過去半世紀風行的「現代化」高科技計畫,往往都帶來原設計者意想不到的負面社會效果。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無數類似的狀況。921震災之後,成千上萬的災民無力重建家園的狀況才讓我們警覺到,現代台灣家庭平常必須花費多少金錢與精力購買維持一個昂貴的住宅,而一旦遭逢變故,住宅的債務往往就成為威脅家庭生計的沈重負擔。台灣一般常見的鋼筋、鋼骨水泥住宅建築本身,不也是一個被高度標準化、商品化的科技產物?

科技導致負面社會後果的這些歷史教訓,使得1960、70年代一些批判思潮紛紛呼籲,為了使科技服務於人類的需求,而非人類盲從於既成的科技的邏輯,我們必須擺脫永遠追求大、新、尖端科技的慣性,思索另一些看待科技的觀點、另一些使用科技的方式。

E. F. 舒馬赫是德國出身、在英國受教育的經濟學家,二次大戰之後任職於聯合國,長期擔任印度等新當時獨立國家的經濟顧問。作為一位經濟學家,他的主要對話對象是當代盛行的把「經濟成長率」視為經濟活動的唯一目標的目光狹隘的主流經濟學。他引入一些淺顯易懂卻總是被忽略的價值──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人類對於有意義的工作的迫切需求、經濟生活的民主與平等等等──來重新評估當代科技體系與資本主義經濟的效率,並指出這些體系的高度浪費與無效率。巨型的工業科技體系耗費大量不可彌補的珍貴自然資源;「節省勞力」的科技改進造成大量失業;除了業主的利潤之外一無所顧的私有企業制度造成經濟生活的「原始化」;而大型科技體系的發展使得人類賴以生存的技術手段愈來愈遠離一般人的掌握,而壟斷在少數專家與企業手中。修馬克呼籲人們開敞心胸思索另類的經濟學的可能性,例如:根植於佛教儉樸、非暴力、「中道」、「正業」等價值觀的經濟學。在科技問題上,修馬克主張發展「中級科技」(intermediary technology)以作為當代的「粗魯科學與暴力技術」的必要修正。這些科技必須:

──夠便宜,讓每人都能確實掌握;

──適合小規模的運用;

──能夠與人類對創意的需求相吻合。(28)

對「小規模」的需求,是由於修馬克相信,大型機構必然導致權力的分化與民主討論的困難。然而,修馬克並非一概反對新科技與大型機構,也不認為「中級科技」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相反地,正是由於人類的需求與生存環境是如此多元複雜,沒有任何一個科技或準則能夠四處通用。重點在於發展出真正適合各個具體狀況的知識、工具與手段。例如,在高度失業的社會中,發展資本密集(因而相對的提供較少工作機會)的技術是無意義的,勞力密集的技術才是真正適合的。

在修馬克及同代的技術社會批評者的影響之下,一個又一個的重要機構採納「適當的科技」(即修馬克的「中級科技」)作為工作方針。在卡特政府時代,美國政府設立了「國家適當科技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ppropriate Technology);聯合國發展總署、世界銀行等機構也紛紛成立相關的計畫與組織。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學術機構與非政府組織,如修馬克影響下的英國「中級技術發展組織」(Intermedia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Group)從1970年代起不斷地在第三世界與先進國家推動各式各樣的「適當科技」計畫。聯合國發展總署(UNDP)特地成立了一個「發展中國家技術合作計畫」(Technical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來促進這些適當科技經驗的全球交流,這個組織現在稱為「南─南合作特別單位」(Special Unit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特別強調不盲目追趕工業先進國家(所謂「北方」)的科技時尚,而是實事求是地發展適合發展中國家(所謂「南方」)社會的需要(參閱http://ssc.undp.org/)。

從修馬克至今,各種「適當科技」計畫追求的大致是以下這些特性:

    小規模;

    省能源;

    環保;

    勞力密集;

    由在地社區控制;

    簡單到能夠由使用者自行維護。(Hazeltine & Bull, 3)

這些準則是來自於對上述的資本密集、高度依賴專家與先進技術的發展路線的批判,強調依賴在地資源、人力與知識,擺脫經濟依賴的弊病,並尊重在地生態與社會環境。而使用「適當科技」概念的發展計畫包羅萬象,從能源科技、農業生產、醫療保健、到工具的設計與製作。在「中級科技」的概念影響之下,這些計畫在作法上都希望能夠結合掌握科學知識的專業者與實際使用者的在地知識,打造出能夠落地生根、自主發展的技術。

「適當科技」運動對於缺乏工業基礎、高度依賴外來技術的發展中國家具有重大的意義。藉著擺脫高科技崇拜、理性檢視本地人民的需求及足以滿足這些需求的在地資源、勞動力、技術與文化傳統,「適當科技」道路可能可以讓發展中國家脫離愈來愈深重的經濟、政治、文化依賴及債務危機的循環。因此,這個運動獲得最多實踐機會的也是在發展中國家。然而,修馬克所指出的當代經濟的問題──生態破壞、失業、社會兩極分化、等等──絕不是發展中國家的專利,尤其在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之後出現的所謂「全球化」現象之中,這些問題在已發展國家的惡化愈來愈醒目。因而,包括美國與西歐在內的發達工業社會也紛紛興起各式各樣的「適當科技」實踐,希望藉由技術的改革挑戰社會與生態危機。

Box 1: 常用來定義「適當科技」的一些條件

以下這些是1970年代以來各國的適當科技運動提倡者常常談到的條件與口號。想想看:與每一個條件相對應、相反的是什麼?你認為哪些條件在當代台灣社會是有意義的?哪些是值得商榷的?

小規模省能源 環保勞力密集在地社區控制

簡單

使用者自行維護

適合文化傳統

自然材質有機 感性易改裝可再生可自然分解與人直接接觸

柔軟

和諧陰性 靈性便宜非市場可持續

本地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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