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與鬆綁科學理性(II): 科學理性返回生活世界

作者：紀金慶 台中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首先，先從一點開始講起，在現代社會之前的傳統文化從來沒有將科學視為獨立於人文關懷的學術研究，而是同時將科學對於宇宙的探討與價值信念的問題嵌合在一起。

著名的科學史家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 1892-1964)在1953年的科學史經典著作《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From the Close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中點出近代科學革命以來時至今日我們世界經驗的改變，早期的古典天文學還將人的意義追求鑲嵌進宇宙秩序的探究中，而在近代科學革命，人成了中立的觀察者而從宇宙秩序的探究中抽離，人與眼前的天地成了互不相關的平行世界，原先具有人文意義的宇宙秩序現在成了數學計量的無限空間。

Alexandre Koyré

而早於柯瓦雷的揭示，1935年，上個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現象學，其創始人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應維也納協會邀請的系列主題演講(後來收錄在《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一書中)，則是將歐洲文化危機追溯到自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以降，近代科學精神那種追求幾何化、數量化、技術化的發展歷程，如何轉變了西方傳統「理性」概念，而逐步遠離了人們的「生活世界」(life-world)，而自成為一個機械式的封閉系統，生硬的「客觀」理性，而遠離希臘開端那種理性觀對於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經驗內涵的重視。

胡塞爾認為，這絕不僅只是歐洲科學危機，更重要的是隨著這種科學觀而來的真理觀同樣衝擊著人文科學，並挾帶著對於人類「生活世界」的巨大腐蝕力。

Edmund Husserl

現代社會傾向於將人文關懷與科學研究對立起來，這種作法原先在17、18世紀具有相當重要的時代意義，其原先的動機是為了讓理性思想獨立發展不受到中世紀教會意識型態的控制。

然而當我們回顧一條簡單的歷史事實就可以發現，現代社會科學理性的發展似乎不是當初啟蒙時代哲人的願景，我們以啟蒙時代最具代表性的「理性主義」三大哲人為例，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斯賓諾沙(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與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不但都是哲學家兼數學家，同時三人都是有神論者，三人共通的願景是建立一套完備的理性體系以安置科學研究與人文關懷。

做個對比，早期理性主義的意願並非排擠人文關懷於理性科學之外，而時至今日，現代社會則是讓科學理性與人文關懷分流，更有甚之的是由於現代社會傾向定科學活動的典範為客觀理性，因此變相的導致一種常態性的社會信念，認為難以滿足科學表現形式的一切人文關懷被看作是「非理性(非關理性)」的意義討論，藉以多元的名義開放，實則讓人文關懷的一切活動與討論淪為可有可無的次要地位。

今天哲學、宗教與藝術活動處於社會邊緣地位，或者在公共政策與議題上鮮少取得發言的有效地位，其實跟現代社會這種長期以來的文化前提有關。

其次，我們現代人或許會認為科學獨立於社會價值信念的糾結，等於是擺脫意識形態的包袱因此更能「客觀」的觀察研究自然結構，但是當代許多科學史的研究告訴我們，其實科學在實質的經驗運作中從未真能做到中立客觀的觀察，而是經常性的也是必要性的融入社會常識。

於是問題來了，如果所謂的「客觀中立」不但是科學研究做不到的理想，且以客觀中立的名義排擠其他社會共識時，那麼科學真理就會是我們現代社會最成功的意識形態。舉個例子說明這當中的問題性，我們以這幾年的核四爭議來看，反核與擁核的立場根本不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因為反核團體問的是一個「我們要不要核能」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政府始終對於反核人士的回應是：「核能專家評估沒有問題。」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問題，卻沒有任何專業領域可以回應，也沒有足夠的社會空間與時間來累積共識。

當然，更多的反核人士會指出政府公佈的專業評估有誤，但我們更重要的問題是在科學專業之外，我們究竟能不能爭取一個追問這種問題的可能性：「我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家園？在這種家園的願景想像中是否一定需要核能發電？」當然後面的這一種問題是有意義的，但在現代世界的文化前提下卻容易被視為是非關科學、或說非關專業知識的討論，而這就是現代社會問題的癥結點所在。

因此，如何防止科學在排擠其他意識形態後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唯一的意識型態，德國現象學家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989-1976)對於科學與生活世界關係的反思，可以為我們提供思考這個議題的可能性空間。

Martin Heidegger

如何讓科學理性返回生活世界: 海德格的基進反思

這裡筆者將海德格對於這個議題的反思，稱之為「基進反思」(radical reflection)，而非「激進」，希望表達一個中性的意思，尤其鑑於海德格文本裡，儘管有許多對於科學的激烈言詞，但綜觀其論理的原意，其實質用意並不是要抨擊科學，而是希望平常心檢視科學的成就。海德格真正的牽制與質疑的，與其說是科學研究活動，倒不如說是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於科學過多不當的信念。

海德格在思考這個議題的方式上，選擇回到日常生活實踐的情境來重新追問「科學」活動的根基。在日常生活實踐的情境中，人們的生活實踐仰賴大量的「背景知識」(background understanding)，這些「背景知識」構成我們行動不言自明的基本前提，是一種「默會體知」(tacit understanding)。在默會體知中，人承擔自身與他人共同在此的生活境域。

「科學」作為人類的一種理論與實踐活動，脫胎自人們日常生活的默會體知，然相對於日常實踐的「默會之知」，「科學」活動是一種「專題化」的知識活動，亦即「科學」在一種特定的「籌劃」(project)當中，從特殊的前提出發，以特殊的對象為研究標的，並以某種「程序性」(procedure)和「方法論」(methodology)作為保障其「嚴格性」(rigorous)的專業技術活動。

讀到這裡為止，如果你認為海德格對於科學研究活動的描寫並不違背我們一般在設想科學活動的時的基本直覺，那麼從這個不違背常識知覺的描述為起點出發，海德格推論出幾個對於科學活動的反思結論，顯現出與我們一般常識不同的見解：

海德格強調對於科學「客觀性」的最佳描述並不是「實證」或「實驗」，因為當「科學」以特定的「籌劃」(project)方式操作時，其所設定的前提以及相關「程序性」(procedure)和「方法論」(methodology)早已提前「設定」、「規約」經驗如何顯現。

例如，對於自然或社會科學研究通常具有的「數學性」與「可操作性」，海德格追問：究竟是自然或社會科學研究「發現」了經驗中的這類本質特性，或者更該恰當的說，自然科學研究「程序性」和「方法論」的運作方式已經先行設定並規約在研究中出現經驗必須具備「數學性」與「可操作性」，在這樣的設定中，那些不具備「數學性」與「可操作性」的經驗在實驗室必須被忽略而不被看見的。

因此，科學研究的客觀性並非「沒有前提的」，相反的，科學作為專業技術，必須嚴格的緊守其所設定的前提。科學前提的設定已是一種「裁決」(de-cision)，其源於日常生活實踐中人們「視之以為真」的許許多多「背景知識」(background understanding)中的一種擇取與提煉。

比方說，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數據化或具有操作性的經驗本來就提供我們很大的信任度與穩定感，而現代科學中則是對於這類經驗性質的特殊強化。強化過程中意味著某些日常經驗的性質會沒入背景而不被看見，可以說，科學真理與其他專業領域的經驗過程一樣具有這種舞台效果，例如談論美學時，我們教導學生不要去關心作品的市場價格而關注在作品的配色、結構與形式，而在觀賞建築作品、教導建築學真理時也同樣的我們會忽略屋齡、地段這些存在條件，而談論關於建築風格、力學結構這些面向。

因此，可以說不同專業領域的真理經驗具有一種舞台效果，理論將鎂光燈聚焦在特定觀看的經驗視角當中。對海德格而言：「真理既遮蔽又開顯」，唯有對於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背景」加以遮蔽，而使行動者特別關注、特別鎖定在某些條件上，以這些條件作為整合經驗的軸心時，「真理」才能透過某種「聚焦」的方式從日常生活經驗的多元觀看中抽萃出來，而這個抽萃的動作就是真理「本質/精髓」(essence)形成的關鍵過程。

最後，基於上述的理解，因此海德格認為：「思想」與「科學」處在不同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職能，並處在一種密切的關係之中。因此，海德格強調，截然二分並且只關注在兩者本質差異的立論乃是不深刻的；

此外，主張思想必須追隨科學標準，以科學典範為圭臬來重新丈量的說法也同樣是盲目的。海德格認為，「思想」的本質所致力的乃是「領會的理解」(the understanding of understanding )，也就是對於日常實踐活動情境中「默會體知」(tacit understanding)的諸多領會前提的一種揭露、一種沉思，就由抽象(抽離-具象經驗)的方式對原先不言自明的現象經驗作審視，以期待新的思想與實踐的可能性條件發生。

也在這個意義上，思想經驗通常具有對「自然而然的現象」(physics)做「後設」(meta-)思考的「形上學」(Meta-physics)特性。

承前所述，由於科學研究活動並非無前提的，科學的前提源於日常生活實踐中某些「不言自明」、「理所當然」的領會前提之特定掌握，因此，以「領會的理解」(the understanding of understanding )為職責的思想有權力也有義務，檢視由特定基本前提所展開的一切活動，「思想」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深入思索這些前提與日常生活實踐的關係。

因此，海德格主張「思想」並非「科學」，而是「科學的科學」(the science of science)。也因此，海德格認為當現代世界的人們認為唯有科學具有「嚴格性」(rigorous)、「精準性」(exactness)，而要人文思想(宗教、藝術或哲學)向自然科學看齊時，這是混淆了「嚴格性」與「精準性」的區分，現代科學以數學為前提，自然具有「精準性」的計算特性；然而所謂「嚴格性」，並不以任何理所當然的前提為起點(包括數學的「精準性」)，而是表現在一個嚴格思想者如何小心翼翼的檢視在任何領域知識前提與結論之間的結構性問題。

也唯有這種意義下的嚴格，我們才能在不否定科學的同時將科學活動重新放回我們生活世界的文化背景中來檢視，並時時反省科學之於我們生活應該適當的扮演什麼角色，而不是讓科學標準無限上綱的成為我們現代生活的唯一準繩。

因此，當我們說科學是「客觀」時，不代表科學就沒有前提條件或特定視域的投入，平心而論，科學就和其他領域的領域一樣，是一種限縮經驗視域(Horizon)以求聚焦特殊知識經驗的專業活動，我們在這個意義上肯定科學的價值，同時也為科學專業設置必要的限度。

科學若非唯一客觀的視角，那麼科學的「客觀性」與「普遍性」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理論與經驗間關係為何？經驗是檢驗理論的試金石，這樣的說法並不為過，但卻往往忽略了經驗是有層次的。

任何領域理論之「客觀性」與「普遍性」並非「無條件的放諸四海皆準」，理論的「客觀性」與「普遍性」代表的「在相同條件下」，將看到(或將得以運用)相同的事實；而倘若「條件有異」或「條件相似」，那麼人們必須依據不同的具體條件限制，調整相對的參數，來令理論與經驗取得新的鏈結。

依據不同經驗旨趣的情境條件，我們總是需要不同視角的理解觀看，將世界置入不同的觀看框架中，重點在於如何經由不同的專業視角既延伸且交會的構成我們現代生活的複雜度與豐富性。理想的現代社會環境應該是一個能夠具備不同的理性尺度，多元文化視域得以對話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