Étienne Balibar:戰爭、種族主義、國族主義

譯者:莊士弘 台師大英文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原文譯自:Étienne Balibar: War, racism and nationalism

 

Étienne Balibar

Étienne Balibar

巴禮巴(Étienne Balibar目前是巴黎第十大學的榮譽退休教授,他將種族主義及其新形式的表達變成一種他政治哲學的重要主題尤其是他對資本主義及自由社會liberal society的批判。《開放民主》[1]此期刊刊登巴禮巴在《關係評論》中的訪談主要針對巴黎恐攻之後的種族主義國族主義排外主義的討論。

 

 

《關係》[2]鑑於社會中充斥著人權問題與種族主義的官方譴責,有人或許會認為,種族主義是昔日所遺留下來遺跡。但其實並不如此。在什麼程度上種族主義還是主要,甚至是結構的現象,尤其在資本全球化的時代呢?換言之,那說明我們社會是怎樣的情形呢?

 

Étienne Balibar: 的確,這個現象告訴我們,咱們的社會病了——但哪個社會沒病呢?

我相信,有兩件事是重要的:首先,將我們從任何理想的形象來解放;其二,開始了解到,想像一個不會生病的社會,其實根本是烏托邦。但烏托邦還是保有某種地位:烏托邦讓我們能想像另類的方式來加以打擊剝削、制或仇恨的各種形式。但我們還是回來種族主義這個問題,因為它是我們在此要盡可能分析與中性化的問題。

您所謂的「人權的優位」(‘predominance of human rights’)確實是意識型態的現象,並且有其症狀式的價值,但那仍不足以改變社會的結構。更有甚者,還有以之來掩飾種族主義的各種變形(而如今種族主義仍持續發展),並且反倒以「人道主義」或「慈善」的說法,將人口或個體歸類放在嗷嗷待救援的接收者的條件之中,而不是將他們放在擁有平等權的持有者的條件之中。差異或失能,事實上是各種歷史條件與制關係下的結果,而如今卻是被表現成具有本質的特性(essential properties)

種族主義的官方譴責是個極為重要的歷史現象。它發生在二戰末期時,當時有三個運動與其同時進行:美國黑人公民權倡導的初期、遍地開花的反殖民解放運動、從基於「起源」或「遺傳」形成的迫害與歧視的「意識型態形式」中覺醒。當時大家傾向於將如此的意識型態型式視為偽科學神話(請參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建檔資料與1950到1951年間的種族宣言)。如此的種族主義再現顯然地受到納粹的生物種族學說、優生學、社會達爾文主義所支持——這些學說也在其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論述中屢見不鮮。但今天我們可以知道這樣的說法都太學術了。這也是為什麼,即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說法和人權哲學,啟發了教育作為堅持對抗種族主義所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對的,但它們還是太快認定知識,或知識的能足以獨自提供如此問題的解決之道。它們也與既有的歷史情勢(conjuncture)與文明的某種精神極為相關。但,唉,沒有文明能壟斷種族主義。

此外,像使用「種族」(race)這字眼及其他相關像「種性」、「血統」這類字眼的歷史所揭示著,種族主義既是在生物意識型態(biological ideologies)之前就發生了,並且使之持續。我現在所用的人類學連結包括了研究「系譜圖示」(‘genealogical schema’)的歧視使用和變形,也就是說,孩子們藉由一代接著一代傳承了他們父母的「品種」——或者換言之,集體的「缺陷」,無論是肢體上的、道德上的或智力上的. . . . . . 。顯然,不同社會賦予這樣想法不同的內容,並且不盡然全是用平等暴力的方式來運用這不同的內容。一件近來很重要的例子是,我們自由社會(liberal societies)一方面提倡個人主義與平等權的同時,卻將外來移民的後代(無論是第二或第三代)侷限在「外國身份」的窠臼之中,儘管他們是由各種人口與外來移民所形成的社會,這類的案例在北美以及在像法國這類的歐洲國家也層出不窮。

結構上來說,資本主義全球化是否趨向強化這系譜圖示(genealogical schema)歧視性的使用,以及新型態種族主義的再度發生呢?當然是,尤其今日主宰全世界的是新自由主義的型態。畢竟,這並不單單是像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強調為了剝削的勞工全球階層化,同時也意味著勞工是被約分與區分的,甚至有些勞工團體彼此是對立的:男與女、南半球的人與北半球的人、來自不同文化及國籍的工人等等. . . . . .。

再者,那也意味著許多個體結構性的「去隸屬化」(‘disaffiliation’)(在此我引用卡斯特[Robert Castel]的說法),也就是這些工人與其傳統團體脫離,或是因為社會的奮鬥而使他們能再建構,並可能導致以下情形:無根(deracination)和遊牧、貧窮、與其無法認同工作的社會。這些現象在今日己如火如荼地展開,一群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說法也會為此現象自圓其說,為自己粉飾著更具人本主義:就像反動者一樣,他們引起對共同體的強烈需要,而如此可能變成排它性,並且不禁地被連結到系譜的想法,也因此個人找尋某種對抗全體放棄的保証。

 

 

在以往的種族主義「種族」這字詞的種族主義之間,是否存在連續或斷裂呢?

 

誠然有極大的連續性,首先係因為根深蒂固的歸屬感和共同體的形像,其思考與再現的方式己然慢慢地進化中;但尤其是因為種族主義不單單是心理現象:它總是有著某種制度化的種族主義。它甚至讓我想到說,各種的種族主義是某種的「國家種族主義」(‘state racism’):但或許那太牽強附會了。這讓我想到當我在思考利用「國家偏好」(‘national preference’)的意識型態在法國的發展,而極右派也以此調整了部分他們的說法和選票基本盤;但同時,我想每個種族主義都銘刻於制度與「病理效應」(‘pathological effects’)之中,或多或少與其運作功能連結。

 

從歷史上來說,種族主義己然擁有三種巨大的制度支柱,儘管這些支柱彼此不是相互獨立的——當國家將這些支柱進行總體化,使之「官方化」,如此會導致可怕的結果。

首先是傅柯所說的工業社會的「生命政治」,也就是使「人類體」(‘human material’)成為剝削的來源,這也意味著對人類體進行挑選、評量、以及最後的排除(也就是歐吉爾維[Bertrand Ogilvie]說的「免洗人的生產」)。

其二,仇外主義,或我在與沃勒斯坦合著的《種族、國家、階級:模棱兩可的諸多身份》書[3]中所說的,國族主義的「內在增補」(‘interior supplement’)。這是再現某種「身份」或某種生物上、文化上、宗教上「純淨性」(‘purity’)的問題,猶如國家統一體保存上的必然團結及其反對內外在敵人的防衛(或許是內部的敵人)

最後,第三種型式是,在地表上各種人類群體的再現,若我們以主與奴或「水火不容的」文明競爭來看的話。如此的再現,在以前是受到殖民主義的發展影響,而在今日,如此的再現在後殖民時代反倒被再生產,尤其在這新的全球權力關係的世界之中。我們可以稱之為「顛倒的世界主義」(‘inverse cosmopolitanism’),以之對抗從啟蒙傳統所竄出的世界主義。雖然在此之中所流動的不再是相互的認識及屬於同一人類的意識,而是彼此不容忍對方的加劇,以及淪為於諸多的身份/同一性(identities)上

所以我想,在今日,這些龐大種族主義的定錨點卻仍未消失,同時,我們來分析其如何地變形,也是很重要的。資本主義的生命政治改變了,而不平等、人口流、及全球的統治力量,甚至國族主義的功能與傾向也因此而變了。這也是為何「種族」這個概念可以被重組,甚至變成不可見。例如,什麼是「差異式」(‘differentialist’)或「文化式」(‘culturalist’)的種族主義,以及我自己在幾年前所說的「沒有種族的種族主義」(‘racism without races’)。

 

我們何以合力反種族主義與仇外主義呢? 而哪一種反種族主義的抗爭是該被放在第一位呢?

 

回答這個問題並沒有簡單的原則。那我就試著說三件事吧。

首先,為了強調這個問題對我們所有的社會是極為重要,我想說的是,種族主義各種形式的發展與民主公民權的活力是成反比的。那也為什麼我會如此強調制度化的面向。公民權並不會自動地變成民主、平等、或平等自由的同義詞,即便西方傳統(顯然其他的傳統也是)可以拉出一條像徵的連結,連結共同利益這概念與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所說「任何與每位」參與公共事務的概念。歧視上有著起起伏伏的擺盪:人們應該不要相信必然的進步,也不要變成宿命論者

然後,反種族主義的抗爭必然有著倫理以及政治的面向:總是重覆像「大家都是種族主義者」老掉牙的說法,其實不切實際的,而比較重要的是強調,若該抗爭是集體的,而它也會隨著將我們自我的轉變而進步,也因此,我們要戮力於想像其他的社會連結,其他(大寫)他者的形貌(figures),並且為咱們自己建立一個新的身份。而這個「系譜問題」是極為複雜的,但也至關重要的:屬於某個傳統、文化、或群體的同時又不會有排它,也因此不會排除其他的人,這意味著什麼?這對自我又意味著什麼?

最後,我想說,反種族主義的抗爭並無法簡單地用人文主義說教的方式,不管是世俗還是宗教的:我們需要一個政治的抗爭來轉換生產種族主義溫床的結構,並且「善用這些溫床」來自我重新生產——也就是說,「善用」資本主義、國族主義、帝國主義及其最近的衍生。在此意義上,反種族主義的抗爭並不盡然意味著將「種族主義」這個詞掛在嘴邊;它是為了社會福利、平等權、教育及道德與宗教包容的抗爭

但是,這些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抗爭必需被放置於讓我們能闡述其意義的範圍之內。一言以蔽之:對我來說,我是很執著於「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這個想法,因為種族主義在全球化這個世代中,可以被描述成「世界主義的顛倒」(‘inverse cosmopolitanism’)。我們必須竭力顛倒這個顛倒,不單單從行政的方式或國家文化政策上著手,同時也要從事反抗與團結的實踐,在地的實踐,因為「全世界」在今天是天涯若比鄰,並且在某些意義上是在我們自己園內找尋我們。我們誠然可以說一個實踐的世界主義,在我們左鄰右舍與日常生活中,由下往上的世界主義,如此方能成為重新改造公民權的基石

 

 

[1] Open Democracy: Free Thinking for the World.

可參見〈https://www.opendemocracy.net/〉.

[2] 為《關係評論》(revue Relations),

可參見〈http://www.cjf.qc.ca/fr/relations/parutions.php〉.

[3] [譯者註] Etienne Balibar & 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Trans. Chris Turner. New York: Verso,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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