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貢體系論的破綻與清代對外關係之歷史實像(三)

作者:  廖敏淑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編輯:  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清朝對外關係的歷史實像:外政制度

「朝貢體系」論在假設明、清兩代中國的發展是幾近於停滯不動的前提條件下,認為唯有西洋衝擊才能造成傳統中國的改變,於是英國挑起的鴉片戰爭成為清朝中國轉變的分水嶺,在此之前,清朝中國的傳統「外交」模式是所謂的「朝貢體系」,只存在著天朝vs.朝貢國的一種對外關係;在此之後的中國「外交」則進入了西方列強所強加於中國的「條約體系」,藉著西方列強「賜與」的「條約體系」,停滯不動的中國才終於動了起來,「進入」了「國際社會家庭」。

但根據筆者對於清朝涉外公文書及司法審判等研究,確認清朝中國擁有多元的對外關係,至少有基於條約關係的對等「與國」(如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締結以後的俄羅斯、1840年代以後的英、法、美等新與國)、基於封貢制度的「屬國」(如朝鮮、安南/越南、琉球等),以及沒有國交關係的「互市國」(如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締結前的英國、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締結前的日本)等三種以上的對外關係。

依據清朝固有的外政親疏次序,對清朝來說最重要的國家,是雖為外臣但被清朝比做如同「內臣」一般的親密屬國;次要於屬國的國家是與清朝締有對等條約的與國;再次則為沒有國交關係、僅有通商關係的互市國。因此,「朝貢體系」論所謂清朝中國只存在著天朝vs.朝貢國的一種對外關係,完全不符合史實。還必須指出的是,與國、屬國、互市國均是清朝實錄等官方史料所使用的語彙,並非筆者自造的語彙。

不管在公文書往來還是涉及各該國人民的司法審理上,清朝對於與國俄羅斯和互市國英國的態度完全不同。在通商方面,清朝與俄羅斯是根據兩國的對等條約,讓兩國商民在兩國邊境的互市市場上貿易,依照條約以類似屬人主義的「各國各官各管各人」方式,審理涉及雙方人民的通商糾紛交涉或犯罪;英國則是靠著清朝的開海政策,自行派遣商船前來中國的開放通商港口貿易。〈南京條約〉簽訂以前,身為清朝互市國的英國,由於雙方沒有正式國交關係,因此不存在公文書往來機制,主要由中英商人互相傳達政府的資訊。在涉及中英商人的通商糾紛交涉或犯罪等司法裁判上,英國人原則上適用中國法律。隨著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英國成為清朝的新與國,此後兩國的關係改以條約作為依據。

在屬國方面,即使同屬清朝屬國的朝鮮與安南/越南,清朝對於他們的態度和處理模式也各不相同。如公文書往來窗口,朝鮮國王先是與清朝的六部(特別是禮部)進行對等的咨文往來,清季在事涉洋務層面,又加上北洋大臣作為主要往來窗口;而安南/越南國王則主要與兩廣督撫、雲貴總督進行對等〈照會〉往來。

另外,這兩個國家雖然同樣與清朝建立了正式的封貢關係,同樣被規定了來貢的貢期、貢道與貢品,但不論在封貢關係建立的過程上,還是在公文書往來窗口,貢期、貢道與貢品的規定內容、使節團往來頻度,甚至於最後結束宗屬關係的情形都不同。

在封貢關係建立的過程上,朝鮮是被武力征服才成為清朝的屬國;安南則是承襲自明朝的舊有屬國。由於風土物產不同,與清朝的親疏也有別,因此,來貢的貢期、貢道與貢品規定也自然不同,不過在清朝接待使節團的中央單位方面,身為清朝最重要屬國的朝鮮,由禮部負責,清朝其它屬國則由內務府接待;甚至,頒發詔書給屬國,清朝也僅有遣使前往朝鮮頒發,其它的則只是交由各省督撫轉發。

而關於清朝與朝鮮、越南結束宗屬關係的過程,相較於其它屬國,清朝為了維繫與朝鮮、越南的宗屬關係,不惜分別與日本、法國發生了戰爭,可知清朝還是比較重視這兩個國境毗連的屬國。

雖說如此,清朝對於朝鮮、越南兩國的態度還是有所不同。對於越南,在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發生之前,中法兩國曾有分割越南南北,分任保護之交涉,在中法戰爭後,由於越南徹底成為法國的保護國,清朝僅能在條約中要求法國留給自己文字上的體面:「中、越往來,不礙中國威望體面」,希冀法國可以不阻止越南進貢中國的禮節性往來。

1885年2月13日法軍攻占諒山

1885年2月13日法軍攻占諒山

而對於朝鮮,清朝為了防範日、俄兩國對於朝鮮的野心,主導了朝鮮與美國等國簽訂通商條約,企圖引進其它國家的力量來制衡日、俄兩國,並與朝鮮簽訂水陸通商章程,以加強宗屬關係;在甲午戰爭之後,清朝雖然不得不在〈馬關條約〉中承認朝鮮的獨立自主地位,被迫放棄與朝鮮的宗屬關係,卻遲遲不願與獨立自主之後的大韓帝國簽訂對等的通商條約,直到光緒皇帝在戊戌變法期間,自行放棄了天朝地位,才同意與大韓帝國簽約。顯見清朝對於朝鮮的宗屬關係特別重視,直到清朝的世界觀轉變為止,一直努力積極採取各種手段加以維繫。可知清朝對於朝鮮的態度還是比較不一樣的,在屬國之中,尤其重視朝鮮。

根據筆者的研究,可以歸納出清朝固有外政的特色:清朝的對外關係基本上是以各個雙邊關係組合而成的

 

清朝對外關係的歷史實像:通商制度

若中國固有的通商制度不是「朝貢體系」論所謂的「朝貢貿易」的話,那是什麼?

涉獵中國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史料,幾乎看不到「朝貢貿易」一詞,而經常可以看到與「通商」、「貿易」交互使用的「互市」一詞。根據乾隆朝官員奉敕纂修的《皇朝文獻通考》之記載可知,清朝官員除了認為本朝的互市制度是繼承宋朝的互市制度,而非明朝的互市制度(指的是「貢舶貿易」,也是「朝貢體系」論視為「朝貢貿易」典範的原型)之外,還介紹本朝的互市制度有三種,分別是陸路的「關市」、海路的「海舶」及「在館交易」(=使節團貿易)。

和清朝有國交關係的與國俄羅斯,依據兩國條約,可在恰克圖等約定的陸路市場互市,和清朝有封貢關係的屬國,依據兩國章程,可在義州、諒山等約定的陸路市場互市;和中國有國交關係的與國、屬國以及沒有國交關係的互市國,在中國海關的管理與課稅等規定下,可在中國開放涉外貿易的港口互市;和中國有國交關係的與國、屬國,可在派遣使節團來華時,在中國提供給使節團居住的館舍中,進行給使節團及其附隨特許商人優免課稅的在館互市。「在館交易」(=使節團貿易),包含與國和屬國的使節團,因此「朝貢體系」論所謂的「朝貢國」的「朝貢貿易」也不符合清朝在館交易的所有歷史實像,所以不能把「在館交易」(=使節團貿易)等同為「朝貢貿易」。

因此,清朝中國固有的通商制度是互市制度,並非「朝貢體系」論所謂的「朝貢貿易」。

 

結論

如上所述,清代的固有外政制度與通商存在著多元樣態與多層次的交涉管道,絕非「朝貢體系」論所謂的只有「朝貢貿易」、只有「天朝」與「朝貢國」的國交關係。

在外政上,清朝固有的外政秩序並非如同「朝貢體系」所說的,因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而截然劃分。中英〈南京條約〉中的一些規定,仍然延續著清朝向來的外政秩序,例如公文書的往來模式必須符合清朝向來的官階秩序等等;而中俄兩國的更新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內容,也承襲了許多固有的往來模式。

況且,在「朝貢體系」論所說的1842年進入條約體系之後,清朝的與屬國之間的宗屬關係依然存在,其中,與最重要的屬國朝鮮之間,直到1895年才結束宗屬關係,直到1899年才簽訂對等通商條約。

清朝與屬國之間的關係並非依據條約,而是分別與各個屬國之間固有的、行之有年的封貢關係,雙方之間擁有因長久往來而積累出來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以及宗屬之間的諸多常例、慣例等等,這些是清朝所謂與屬國之間的「體制」。即使在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之後,清朝還是經常為了與屬國之間的「體制」問題,與西方諸國以及日、俄兩國發生爭執或衝突。

在通商制度上,由於列國在中國的通商口岸交易,就註定了在主客觀條件上沿用清朝固有制度的命運,中英〈南京條約〉前後的清朝通商制度,在本質上幾乎沒有重大改變,如在開港地才能通商、透過行商買賣貨物或報關等等。因此在通商制度上,清朝並未如同「朝貢體系」論所說的,因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而劃分成舊的朝貢貿易體系和新的條約體系。清朝的通商制度,不是朝貢體系,也不是條約體系,而應該是清朝自己說的互市制度。

筆者相信,通過同時代史觀[1]及樸素的史學實證之方法,進行清朝中國的外政制度及涉外通商制度之研究,而重新建構出的清朝中國對外關係之歷史實像,已然成功地揚棄了無法有效詮釋清朝「外交」、通商制度的「朝貢體系」論。

 

[1]指將視角回歸研究課題所處的該當時代,盡量依據該當時代的史料、以當時人物的眼界來觀察事件,以建構一個接近當時氛圍的歷史情境之史學視角。

 

 

朝貢體系論的破綻與清代對外關係之歷史實像 全文完

朝貢體系論的破綻與清代對外關係之歷史實像(一)

朝貢體系論的破綻與清代對外關係之歷史實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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