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貢體系論的破綻與清代對外關係之歷史實像(二)

作者:  廖敏淑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編輯:  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由於「朝貢體系」論認為明、清兩代是一體的、清朝的政治制度幾乎因循於明朝,因此經常將明代的史料套用於清代、乃至直接作為清代制度的解釋,例如費正清在"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一文中,大量將從《萬曆會典》等明朝會典中所架構起來的朝貢制度,直接作為對於清代朝貢制度的理解,而濱下武志所繪製的同心圓和朝貢貿易體制概念也都是混同明、清兩代的制度而成的。

筆者以為將明、清兩代的制度混為一同,正是他們誤解明、清兩代歷史實像的首要原因。

明、清兩代縱然在法制、禮制、經濟發展、社會文化等方面有其連續性,但恰恰在對外關係上,無論是政治還是通商層面,這兩個朝代的差異是相當大的。例如,明代最主要的外患是南倭北虜,因此自明太祖中葉以來直至隆慶元(1567)年,明朝長期採取「海禁+貢舶貿易」的政策,亦即只有貢舶才能互市(=通商貿易)的「貢市合一」政策,希冀能降低沿海外患的威脅,而得以專注對付北方的蒙古勢力。

清代則在臺灣鄭氏政權滅亡後,康熙皇帝立即採取開海政策,設立海關以管理中外商船貿易;而困擾明代的蒙古,在清代卻是中華帝國內部的一份子。清朝納入蒙古之後,國土與俄羅斯相接,中俄兩國在康、雍年間分別訂了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來劃定兩國邊界,並藉以約束兩國的外政以及通商關係,可以說自康熙年間訂立尼布楚條約以後,中俄兩國隨即依循條約開展國交關係。

對於明代幾乎不存在的中俄關係,「朝貢體系」論只能將俄國模糊地與中國西北周邊的遊牧民族政權或國家混同處理,對於學界公認具有西方近代國際法基礎的〈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之存在,也如同視而不見般地避免提及,以成全其將中英〈南京條約〉作為劃分清代中國新舊「外交」秩序分水嶺的學說架構。

尼布楚條約

尼布楚條約

但是,17世紀以來的中俄兩國已然依照條約規定來推動國交關係,與「朝貢體系」論所謂中英〈南京條約〉之後的中國必須依循「近代」「條約體系」來進行的「外交」關係,兩者並無太大不同,既然皆是依循條約,那麼按照「朝貢體系」論的理論,清朝在17世紀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以後,自該已經進入了所謂的「近代」「條約體系」,又何須等到19世紀的中英〈南京條約〉?

又,日本在明代是接受明朝冊封的中國屬國,可以到中國進行明朝所公認的貢舶貿易;但到了清代,日本並非清朝冊封的屬國,在日本開國之前,日本也沒有到中國進行貢舶或民間貿易,倒是清代中國的商人可以到日本的長崎貿易。對於與明、清兩代中國擁有不同關係的日本,「朝貢體系」論也只能將其視為例外,不加以處理。但是,俄國、日本都是與清朝中國在各方面有著極深糾葛的重要國家,如果必須捨棄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才能成全其理論架構的話,這個架構如何能有效詮釋清代的世界觀?

當然,「朝貢體系」論主要是通過朝貢制度來觀察明、清兩代的世界觀與國際秩序,明、清兩代也的確有著類似的朝貢制度,因為朝貢儀禮的制度化大抵完成於明代,而在朝貢儀禮上清朝也沿襲了許多明朝的制度。

雖說如此,但兩者並不完全一致,例如,清朝在冊封前明的「朝貢國」時,總是要求對方必須先歸還前明所頒給的敕、印,之後才給以正式冊封,並依親疏遠近關係規定合宜的貢期、貢道與貢物明細;而且,除了南明政權還存在的順治初年必須爭奪作為「中國」正統政權的時期以外,清朝也從未像明太祖、成祖、宣德帝那般大肆招攬來朝國家。因此對於封貢關係的嚴謹對待程度,明、清兩代是不一樣的。這正是因為明、清兩代所處的大環境、版圖、對外政策與世界觀都不一樣所導致的。

採取「海禁+貢舶貿易」之「貢市合一」海洋貿易政策的明朝,長期需要恭順於中國的「朝貢國」帶來海外商品,因此大肆招攬來朝國家,甚至提供琉球船隻及「閩人三十六姓」等足以進行遠航貿易的軟、硬體條件,還允許原本規定兩年一貢的琉球年年來貢,以勉強滿足國內外商品交換的需求,同時也創造了琉球絕無僅有的「大航海時代」。[1]

琉球前往中國的進貢船

琉球前往中國的進貢船

清朝則有著相對開放的海外貿易政策,不需要由貢舶帶來商品,在通商層面上,清代開海以後採取「貢市分離」的通商政策,前來中國通商的國家,不必是「朝貢國」,甚至與清朝毫無國交關係的國家,也能和中國通商,清朝把這些國家稱為互市諸國,[2]因此清代的通商政策迥然不同於明代的「貢市合一」政策。對於採取「貢市分離」政策的清朝而言,「朝貢體系」論所謂的「朝貢貿易」是完全不能適用的。

而即使是明代,「貢市合一」政策也僅存在於海禁時期,「海禁+貢舶貿易」的政策大約在洪武帝中葉以後陸續完備,穆宗隆慶元年緩解海禁後,明朝的對外貿易除了向來「貢市合一」的貢舶免稅貿易外,還有對於中外商船的課稅貿易,因此「朝貢體系」論所謂的「朝貢貿易」也不能完全適用於明代。除了把明、清兩代混同一體之外,「朝貢體系」論把可以分離的朝貢(=政治儀禮)和通商貿易捆綁在一起,這是他們誤解明、清兩代歷史實像的第二個要因。

 

由於費正清受到英籍中國海關稅務司馬士(H.B.Morse)的影響,從英國以及英籍中國稅務司所管理的洋關角度來看清朝的海上貿易,造成了「朝貢體系」論認為清代中國是採取「閉關自守」的「廣東一港貿易」制度,認為中國的洋行商人就像西方近代以前的壟斷商業組織基爾特(Guild),於是已經進到「近代」的英國,在工業革命的需求下,亟需打破處於「前近代」的清朝通商制度。但這都是西方中心主義論下的誤解。事實上,清朝的通商制度不僅止於海上部分,還有陸路貿易、使節團貿易,而就算是海上貿易也不是只有開放廣東一港,甚至中國的洋行商人也不是壟斷集團,自然不同於西方的基爾特。

此外,清朝擁有多元的對外關係,除了與清朝之間存在正式封貢關係的「屬國」外,還有與清朝締結對等條約的「與國」,以及上述提及的沒有國交關係、只有通商關係的「互市國」,因此,清朝與為了防備南倭北虜而只願同恭順的「朝貢國」往來的明朝之對外關係迥然不同,絕不能將「朝貢體系」論所謂的僅存在著「天朝與朝貢國」一種國交關係的朝貢體系,視為是清朝的傳統世界秩序。

「朝貢體系」論只有在朝貢儀禮上,或許還能描繪一下明、清兩代的相似性,其它不論是外政制度、通商制度乃至於與屬國之間的關係上,「朝貢體系」論都無法有效詮釋明、清兩代存在的差異,又如何能作為概括明、清兩代中國世界秩序的學說?

除了上述的基本史實錯誤之外,「朝貢體系」論混同明、清兩代,忽略歷史必然的變遷,不僅違反了歷史的基本定律,也無法將複雜的國交、通商等對外關係層面以及政治、經濟等面貌,以動態而清晰的方式描繪出來,其混同明、清兩代、將國交與通商捆綁成一體、將朝貢禮儀等同於政經制度的作法,只能使史實更加模糊、混亂。結果,「朝貢」究竟是什麼?其概念與具體內容,至今仍是有待進行大量實證研究的課題。[3]

因此,「朝貢體系」論無論其前提史觀、史學論證方法以及其所描繪出的面貌模糊之歷史圖像都存在嚴重問題,實在無法作為詮釋明、清兩代中國世界秩序的論說。

 

 

 

[1]關於明朝與琉球的關係及琉球的大航海時代,參考赤嶺守:《琉球王國》,東京:講談社,2004年。

[2]如與中國簽訂中英南京條約前的英國、與中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前的日本。

[3]岡本隆司:《『朝貢』と『互市』と海関》,(京都)《史林》第90卷第5號,2007年9月,89頁。

 

朝貢體系論的破綻與清代對外關係之歷史實像(一)

朝貢體系論的破綻與清代對外關係之歷史實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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