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S十月論壇：高教問題與青年貧窮化
主講人：林柏儀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註：此文編修自活動主講人之逐字稿)
林柏儀主任主講中
大學生的經濟壓力，或者對經濟的焦慮，比起我們那一代真的大多了。越來越多的學生不但在日常與寒暑期的時候需要打工，甚至在是課餘的時間都要打工。他做著現在的工作，是因為焦慮他的未來－要怎麼樣可以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或者一個安穩的未來。所以非常多的學生，除了自己的科系以外，他可能還要拼雙主修、輔系、學程、參加社團，和某一些的他覺得讓他比較有競爭力的課外活動。
多一些學習當然是好事，但我接觸到的新世代的同學不只是樂於參加，同時是抱著壓力來參與，像是我在暑假的夏季學院開的一門課裡，一位世新的同學便說他一直很擔心，不曉得自己的未來該怎麼辦。作為口語傳播系的學生，他說口語傳播好像沒有人重視。
我反問他怎麼辦，他說：「所以我現在就當然要拼命地去準備，像是暑假去很多媒體、傳播公司裡面打工」。我再問他是不是因為缺錢？他說：「當然缺錢，但同時目的是要卡位」，而且他在學校裡面還參加了五個社團以累積他的CV(履歷)。我們學術人員才講CV，結果一般同學現在也越來越重視要累積他的CV。
大概在2008年的暑假，我跟一群朋友曾經寫過「面對青年貧窮化」文章或宣言。我們的分析是，所謂的青年貧窮化有五個問題，而直到現在這五個問題還在加劇。
第一就是勞動，青年的起薪在2008年明顯大幅地下降。我大四時打聽過，當國會助理月薪有四萬塊，但如果現在去要應徵法案助理的話，兩萬八千塊錢就算是不錯的薪水(還是有些地方只給兩萬兩千塊)。為什麼薪水一瞬間大幅的下降？
在勞動面，低薪化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甚至其實低薪化不只是針對大學生。雖然有一種說法是因為大學學歷貶值才導致低薪，但你會發現一些不是大學生的、不是專屬所謂技術性的工作，他的薪資也一樣變低了，或其薪資並沒有明顯的調高；而體力勞動的薪資也在下降，所以台灣的實質薪資自1997年以來到現在是停滯發展，甚至是有緩緩下降的，由此可知低薪是很明顯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非典型勞動。現在越來越難直接找到一份正職，而不找正職能找什麼？兼差或打工。兼職指的是雇主不是給你全薪，而是按時薪計酬的，像是工讀生，一個小時一百二十塊錢。或者不是用時薪，而是用全職工讀生。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有些學校包括台大的有些處室，在徵的全職工讀生就是以最低工資支付薪水；或者更可怕的，是徵無償的實習生。
另一種聘僱－派遣，比如我要應徵A公司，但結果要簽約的時候發現，上面的雇主不是A公司，而是A開的B公司。但我也不是要去B公司上班，而是去A公司上班，可我是跟A另外開的B公司簽約，然後B公司把我派過去A公司上班。這種三角關係好奇怪，因為派遣勞動在未來要解雇我很容易，雇主可以聲稱我不是它真正的勞工，所以不用給我等同於它們內部勞工的待遇，而只要給我基本工資就好。業務的外包也是，越來越多的工作可能不直接聘僱你，而是採取按件計酬、按時計酬的方式。還有明明是聘僱你了，但卻假裝沒有聘僱你，說你是承攬，諸如此類的各種勞動亂象便稱做非典型。
相對於朝九晚五的正職工作，非典型聘僱越來越多，年輕一代的這種處境很辛苦而且壓力越來越大。我們都不喜歡低薪和永遠處於不穩定的工作狀態，好像我們隨時都可以被丟掉，所以我們會很努力競爭專任的缺。在學術界裡也是這樣子，有非常多的年輕的一代，他們鎮日在奮鬥的就是怎麼進到一個穩定的大學擔任專任教師，但問題是，專任教師的缺越來越少，學校開始都用專案、或者兼任、各式各樣其他方法來聘僱，以致於大家真的是要搶破頭才有這個機會，要排隊都不一定排的到，這樣的情況在校內外都很類似。
第三，教育。現在求學費用的提高，不僅來自學費本身，還有生活費的提高。我在夏季學院的課，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們推算，公立學校大概是一百萬，私立學校是一百二十萬。[1]另外，現在高等教育可能不能只念四年了，先不談延畢，而是很多人都要念研究所。這個費用大概會是：逐漸增長的學費與生活費、住宿費，以及各式各樣變貴了的必要消費，例如現在求學可能非常需要買電腦等，再乘以不斷上升的教育年數，使得高等教育費用大幅地增加。
第四個青年貧窮化的壓力是支出增加。我們現在講就是離開學校的支出，青年面臨更大的負擔了。出了社會，青年第一個要面臨的問題是找工作，勉強找到一份工作，年輕人馬上會面臨到結婚的年齡壓力、居住問題(但是房租也變貴)，而更大的壓力是在房價日益攀升的現下還要買房子。
同時，不只是生活費很貴，主計部的調查指出薪資不但停滯，而且個人支出佔薪資的比例越來越高，高到九成，甚至九成五，甚至有些地方是超過一百，變成負債。換句話講說，在這個時代裡面，假設薪資不變，但平均支出的錢變多了。
最後一件事情是政府的政策－稅收。政府的稅收在台灣沒有什麼重分配效果，因為台灣的稅率很低，只占GDP的百分之十二，亦即台灣的經濟活動一百塊，最後有十二塊要拿去繳稅，而這十二塊的分配，大部份不是真正有錢的人或者企業財團繳的，因為它有很多的減稅措施，或者各種透過會計逃漏稅的方法。換言之，在制度上面，不但稅金收的很低，而且它的重分配效果也很差，這個12%相對於其他各國，大概是全世界第三低。全世界前一、二名，就是經濟化程度極高的香港，這個數字都是百分之二十；新加坡也是二十幾，歐洲國家甚至到四十、五十都有。
除了稅收沒有重分配效果，再來就是債務危機－公債。公債危機裡面又還包括社會保險的危機，例如現在最常討論的年金改革。勞保的年金報紙常報，勞保未來大概五年或七年後要破產，這種訊息會讓一些資訊管道比較不多的中老年勞工去領一次退，可是一次退領到錢比按月退領到的一定比較少。[2]政府不斷宣布、不斷有報章雜誌頭版說勞保危機、要破產了，讓很多人因為恐慌去領一次退，這樣的訊息一來除了鼓勵他們領一次退，趕快領，政府未來就不用付給你，還有第二個訊息：未來政府可以把該給的給付降低，例如未來假如工作三十年，勞保年金一個月大概可以領到兩萬塊(六十五歲以後可以一個月領兩萬塊錢的勞保年金)，但改二的話，1.55%的給付和所得替代率，下降變成1.3%，總之年金的錢可能就從兩萬變成一萬五到一萬八之間。
政府繼續維持債務考量的是未來提交給人民的給付可以下降，所以不是現在就擴大保費以負擔這項支出。為什麼政府不擴大保費？因為擴大保費主要是由企業負擔。在我國勞保的設計裡面，勞工付20%，企業付70%，所以如果保費提高的話，企業的負擔會增加。因此，我們現在面對到的不單是前面論及的貧窮，而且我們政府對於勞資之間或者有錢人跟沒錢人之間的重分配，效果又極差，甚至可能是反重分配，以致於不但我自己窮，連政府的政策也讓情況更糟。這是我們在2008年的觀察，到甚至當時的分析也不是針對2008，是針對至少1996以後觀察到的現象，而直到現在這些現象只是越來越嚴重。
[1]二十萬的差別就是學費的落差：一個學期差兩萬五，乘以八學期。一百萬是怎麼算的？台灣三分之二大學生都是私校學生，所以以私校生計：學費一學期五萬，乘以八學期，就已經吃掉四十萬。另外再加上生活費與住宿費，尤其在私立學校，能夠住宿舍的機會很少，因為大學不負責任，教育部也沒有督促大學，學生只好自己在外面找房子。另外，在台北租屋非常貴，所以算出來其實還會比一百二再高一點點，所以假如一個月平均在住宿與生活的花用以一萬多計(相信這已經是很保守的估計)，一年要十八萬。十八萬乘以四年，再加買書等開支大概就要八十萬。所以一百二十萬是來自剛才計算的七十二到八十萬，再加四十萬學費。
[2]政府有個規定是，按月退領到的錢如果因為領受人過世而沒領滿，剩下的錢會補給他的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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