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Transdisciplinarity and Expertise] (Part 1)

主講人: 王驥懋博士後研究員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文字編輯: 賴翊瑄(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第六次的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Seminar on Transdisciplinarity 6) 關注的問題在於「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ity) 與「專家」(expertise) 之間的連結。這次的聚會與以往不同的是、有ㄧ群新北市專攻資優教育的中學老師們加入討論;對此,SHS 計畫主持人陳竹亭老師在王驥懋博士演講之前、特別表示歡迎-因為『跨科際教育』不應僅限於大學裡, 而是向下延伸到國高中甚至向外拓展到成人教育領域中。經過最近一連串的居住與食物危機爆發,台灣人民必須理解到、台灣是個經常面對災難的地區; 但台灣目前的公共安全(如:公民或科學)教育是不足的。

 

誠如長期關注SHS計畫的教育者、學生或社會大眾,或者是「跨閱誌」的讀者所知- “knowledge production” (知識產出) 與 “knowledge transmission”(知識傳播)是這個計畫與相關活動的關注焦點;主講者王博士在演講開頭先拋出兩個問題:「專家的定義為何?」、「專家在STS研究(科技與社會研究)中的定位是什麼?」;

rethinking science

[編按: 有關閱讀書籍的詳細介紹, 請點閱每本書的縮圖]


本次閱讀的書籍-Rethinking Expertise (Harry Collins; 2007)、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Harry Collins; 2010)、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討論科學研究的國際期刊)、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包含科學與大眾關係、科學教育、科學史、科學的媒體形象等的國際期刊)、Rationality and Ritual (Brian Wynne; 1982)、The Shape of Actions (Harry Collins and Martin Kusch; 1999)、Impure Science (Steven Epstein; 1996)、Designs on Nature (Sheila Jasanoff; 2007)-討論的核心與前五次的討論會相呼應:奠基在公民科學 (citizen science)這個基礎信念上、所定義的「公民參與」科學相關的決策過程(science-related policy making)是什麼?「常民專家」(lay expert) 在學科分工精細、科學或科技發展仍主導社會或政治走向的當下,如何被定義、甚至與「科學專家」分庭抗禮?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the shape     sss


  PUS         impure science           rationality and ritualdesigns on nature
        

 

從歷史脈絡而言,1950至60年代的「第一波科學研究」(the first wave of science studies)著眼於科學家對社會的正面貢獻 (如:科技發展對人類文明的提升、具體地改善人類生活品質)、並暗示科學家與常民間的上下不對等權力關係 (hierarchical power relations),科學「專家」因此擁有主導政策與國家發展的影響力;從1970 年代以降,STS的學者開始反省批判(「第二波科學研究」 [the secon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此「科學至上」的信仰-科學家並不比常民更具有定義「科學事實」(scientific truth) 的權威性[i]、也沒有所謂「客觀的科學」(從社會建構論的角度而言,就是明確點出「科學論述」也是受到政治或經濟利益影響而成立的)-因此回到政策層面,科學家與常民應被視為同等、常民無法被排拒在政策決定之外(如:Brian Wynne經典的湖區牧羊人研究-就是在1986年車諾比核爆後、試圖強調將「在地知識」納入科學知識結構的重要性[ii]);從「公民科學」的觀點來看、亦即「科學必須被參與」、科學知識之產出必須被應用於社會脈絡之中。

 

然而,Collins 和Evans指出「第二波科學研究」固然消除了科學家與常民之間的距離、但也導致新的問題-在民主與科學價值並存的現代社會裡,需有多少常民被納入決策過程、才算真正實踐「民主價值」?他們點出問題核心已從 “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轉為 “the problem of extension”[iii]、並指出若無法解決此問題,可能導致「科學民粹主義」(“technological populism”)。因此他們提出「第三波科學研究」(2002-)-從實在論的角度(realistic approach)[iv]、聚焦於「如何定義專家」與「強調實務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Collins 和Evans 特別區分-當「第二波科學研究」明確點出「第一波科學研究」的失敗,「第三波的科學研究」則是肯定「第二波科學研究」的貢獻[v];他們致力於提出新的見解:例如,在科學爭議被解決後、才判斷誰是決策中的專家-他們認為這是不足夠的—必須在科學爭議發生時,就定義誰是專家;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家與科學史家必須扮演「寫史」與批判反省的角色。

 

the third wave

 

在導入這次討論會的核心-「專家」-前,我們得先討論「緘默型知識」(tacit knowledge):「緘默型知識」意指無法用言語或文化符碼表達的知識系統 (與其相對應的是 “explicit/ codified knowledge”-如課堂上所習得的數學公式或語言的文法),這通常只能透過身體力行習得。Collins進一步指出,某些「緘默型知識」可用於取得其他低階的資訊(information)或更高階的知識(也就是成為取得知識的工具)-如閱讀或聆聽可使個體知道「啤酒墊知識」("Beer-mat knowledge”[vi]見下表左側)、本地新聞(可歸類於表列的 “popular understanding”或 “primary source knowledge”)、熟悉如何操作機械、或學習高級數學 (表列的 “contributory expertise”)。

 

未命名-1

不同層次的知識範疇與專家的定義

 

奠基於「知識取得」,Collins 和Evans 進而提出兩種專家類型-「貢獻型專家」(contributory expertise)與「互動型專家」(international expertise)。前者有足夠能力、透過反覆練習與內化某些技巧而完成某些成就;因為足夠的內化(immersion or internalization),他們相當了解其社會或文化脈絡 (大至鐵匠、小至騎腳踏車)。有趣的是,在討論「貢獻型專家」必備的「反覆練習」時,不免被質疑-那這些專家與「機器」有何不同呢?Collins 和Evans 提出區分的關鍵: “mimeomorphic actions”與 “polimorphic actions”; 前者是複雜難懂、但卻不一定與社會脈絡環環相扣 (如機械操作也許複雜、但不一定反映所在的文化環境-也就是與「人」是切割開的),而後者則需仰賴操作者對社會文化有ㄧ定的了解(如釀葡萄酒或製作和服)。

 

而「互動型專家」-這個與「跨科際」概念關係緊密的名詞-強調的是跨越邊際的溝通能力:他們不需要完全融入一個社會脈絡,而是透過溝通或觀察就可以了解一項專業(如社會學者, 或STS 學者與科學間的關係:他們可以透過閱讀半導體相關的書籍、取得互動型的專業,進而與半導體實作的專家溝通、或挑戰其專業)[vii];當「互動型專家」被納入科學知識傳播時,理解科學(一種專業)的方式就會從「訪談」(interview)、進展到「討論」(discussion) 與「轉化」(conversion)-這也就是科學社會學者Sheila Jasanoff在「市民的認識論」(civit epistemology) 中提出的「專家的本質永遠都是與時俱變、鑲嵌於歷史脈絡與實作中的」[viii]。

 

然而,「第三波科學研究」也遭受一些質疑的聲音:如「第二波科學研究」因強調民主價值、而將科學家定義與決策的權力下放給民眾,而「第三波研究」重新回去定義專家,是否走回頭路?此外,「第二波研究」的重要學者Brian Wynne對於Collins 和 Evans提出“from 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 to the Problem of Extension”回應道:「『合法性』的問題不僅在於誰能參與某個專業訂定或決策過程、還有主導『合法性』的族群如何違法地將常民驅逐出參與或決策的過程。」[ix]

對此,Collins 在2010年以 “elective modernism”這個概念回應:「科學知識或實作是否為我們的文化焦點 [即民主社會]並不是我們要關注的重點,而是『科學價值』與『民主價值』並不背道而馳」;在這個概念下,功利主義的爭論可以、但半民粹 (populist)或半宗教(quasi-religious) 色彩的爭論則不可在科學爭議中出現。

 

「專家」與「跨領域」的論述仍持續發展中,下次的討論會將觸及幾個更新的概念- “boundary object”、“trading zones”等等;請密切注意我們粉絲頁公告。


 

 

[i]對於 “lay expertise”的討論,可參閱1980年代在美國愛滋病與同志社會運動的研究:在美國社會學家Steven Epstein的 Impure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一書中記載了愛滋社運人士、如何反抗科學家對愛滋病的定義與治療法的專制;全書聚焦於「科學確實性」如何被建構與解構、以及「專業」如何被「民主化」。

 

[ii] See Wynne, B. (1989). Sheep farming after Chernobyl, a case study in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31 (2), 10-15.

 

[iii] “Though science studies has resolved 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 [i.e., “a tendency to dissolve the boundary between experts and the public”] by showing that the basis of technical decision-making can and should be widened beyond the core certified experts, it has fail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xtension: ‘How far should participation in technical decision-making extend?’” (237). See Collins, H.M., & Evans, Robert. (2002).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2(2), 235-296.

 

[iv] [編按] 有趣的是,Collins 反對「專家是相對的概念」 (如:會講英文或中文的人,在美國或台灣也許不是專家;但換個文化環境,就成為翻譯的人才);他從「實在論」的角度評論-專業是實際存在的,並不是因為放在不同脈絡,就改變其專業程度 。

 

[v]「第二波科學研究」非常重要的貢獻在於,確認科學知識的不穩定性;如1970年代興起的SSK 研究(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認為,科學知識與其社會影響性是隨時變動的;因此遇到科學爭議時, 必須考慮兩個面向-(1) 技術層面(2) 政治層面。

另一個關鍵貢獻是-去除科學的「小眾化」,亦即使科學知識不斷被討論、擴大科學社群;但同時仍確立「科學不穩定性」的存在。

 

[vi] “beer-mat knowledge” 指的是某些唾手可得的資訊-如在塑膠飲料杯蓋的冷笑話、報紙中的廣告欄位,這些資訊通常不需經過繁複的思考、即可吸收。

 

[vii] 值得注意的是,「貢獻型專家」也可以是「互動型專家」-只要他們能扮演「溝通橋樑」這個角色。「互動型專家」因通常沒有實務經驗、而被質疑其批判某些專業或專家的合法性;Collins的概念特別為「互動型專家」-特別是他的同行、廣大的STS研究族群-背書,認為他們因具有人文社會批判思考的訓練,能更透徹地解析科學研究或專業發展中的盲點。

 

[viii] “the nature of expertise is always contingent, historically situated, and grounded in practice” (in “Breaking the Waves in Science Studies: Comment on H.M. Collins and Robert Evans,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2003,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ix] Wynne 提出的實例是蘇格蘭的北海油田爭議:Shell 這家石油公司打算把探測平台直接丟到海裡、遭到綠色和平組織嚴重抗議。Wynne 認為Shell 完全沒有參考全民或綠色和平這樣「非科學正統」組織的意見、就做出決定,是違反民主價值的。

 


 

Further Reading: http://www.cf.ac.uk/socsi/contactsandpeople/harrycollins/expertise-project/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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