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科學與社會

科博文Says:科博文今天要為大家介紹臺灣大學經濟學系黃貞穎教授的文章，本文討論了神經科學與經濟學的交會，介紹了神經科學如何讓經濟學者更瞭解人類的各種決策行為，進而修正經濟學模型，什麼樣的問題是神經科學與經濟學可以互相激盪產生新的火花呢？且看黃教授的介紹! 😳 作者:黃貞穎(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翻開經濟學課本，幾乎所有的教科書都會告訴你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如何做選擇的學問。然而，大部分的經濟學研究可能只會告訴你，就觀察到的最終行為而論，模型甲比模型乙更有解釋力。這樣的研究就幫助我們理解人的選擇當然是重要的，但是決策包含過程以及最後所產生的行為，只研究最終的行為，似乎忽略了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多瞭解過程是否能幫助我們更瞭解行為。 近年來因為神經科學技術愈來愈成熟，我們對腦是如何運作的知識累積迅速，很自然地就有了神經經濟學這樣一個跨領域的學科，嘗試運用神經科學的工具，以及我們對腦的理解，企圖去打開選擇過程這個黑盒子，希望能對選擇行為有更好的掌握。 什麼樣的問題是神經科學與經濟學可以互相激盪產生新的火花呢？比如說長久以來經濟學家假設做決策時，我們會極大化效用，效用大的選項，我們才會選擇它。換句話說，效用像是一把尺，對於所有的選項，我們都用這把尺去度量，量出來最大的那一個，就是我們最終的選擇。透過對猴子的單一神經元記錄，以及用功能性磁振造影對人的觀察，神經科學家現在的理解是，腦中的orbitofrontal cortex其活化程度非常可能就是記錄經濟學家口中的「效用」高低。這對經濟學家來說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長久以來，「效用」這個抽象的概念，可能是一個具體的腦區活化的狀況，對神經科學家來說也是一個新的發現，除了瞭解基本的腦功能外，原來我們也能對各式各樣不同的決策，透過效用這一把經濟學的尺來理解它的神經基礎。

科博文says:跨科際的研究必須對應社會需求，邱大昕教授以他對身心障礙的研究為例，說明跨領域的研究方式可以幫助研究者重新審視「什麼是身心障礙」、「誰是身心障礙者」、「誰能代表身心障礙者」等經常被一般大眾與專業人員（例如無障礙環境的設計者）視為理所當然的問題。 作者:邱大昕(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身心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y）是個跨學科（cross-disciplinarity）或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的新興研究領域。一個跨領域學科的出現，通常意味著傳統學科的觀點或研究方法，已經無法處理或解決某些當前的問題。十九世紀末開始，西方社會的勞動市場遭逢激烈重組。工作的都市化與工業化趨勢，對身心障礙者的生活造成重大影響。這時宗教團體和慈善組織開始設立各類身心障礙機構，提供以工業生產為主的職業訓練。這時不僅身心障礙機構大量增加，與身心障礙有關的專業或學科也不斷出現。最容易讓人聯想起的大概就是特殊教育、復健醫學、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等專業或學科。這些專業或學科傳統上有個共通點，就是把「身心障礙」當作是疾病或身體損傷所造成的痛苦與不利狀態，因此需要專業人員的介入與協助才能解決問題。這種觀點和立場有時候被稱為「個人模式」（individual model）、「悲劇模式」（tragedy model）、「慈善模式」（charity model），或「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 1970年代西方身心障礙權力運動風起雲湧，傳統的身心障礙研究取向受到嚴厲的批評與挑戰。身心障礙運動所提出的「社會模式」則將環境因素視為造成身心障礙的主要因素。環境因素如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因素等共同界定身心障礙，並決定個人或集體對待身心障礙者的態度。身心障礙研究這時開始以全新的觀點重新建構身心障礙在歷史、文學、法律、建築、社會政策等的地位。身心障礙研究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發展樣貌，比方說，英國的身心障礙研究主要是由身心障礙者與身心障礙運動者開始和主導；而美國的身心障礙研究則同時有較多的非身心障礙的學術專業人員投身其中，像是歷史學者、文化研究學者、社會學者等。台灣的發展比較接近美國，除了身心障礙運動團體之外，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社會學者也扮演積極的角色。不過不論何種發展模式，身心障礙者都不再只是被動的研究對象，而應是積極的建構參與者。

科博文Says:科技發展如同雙面刃，往往只能解決自己設定的問題（例如建水庫解決用水需求、發展核電解決用電需求），卻無法解決自己帶來的問題（水庫對生態的破壞、核安與核廢爭議），科技帶來的福祉總與風險相隨，成為人類今日文明發展最大的課題，而這些課題無法只仰賴一個領域的專業來解決。 😎 作者:杜文苓(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地區發生芮氏規模九級的強震，引發海嘯襲擊，造成上萬人死亡的慘劇，並損壞核能電廠的冷卻系統，引起爆炸與輻射外洩，迫使數十萬人離開自己的家園，損失至今難以估計。這個重大的複合性災難顯示，科技系統的失控或失敗，會嚴重影響到人類的生存與文明發展。 不過，日益倚賴科技發展的人類，似乎已經沒有辦法放棄科技工業文明所帶來的便利與舒適，檢視我們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與科技發明、工業製造、消費使用息息相關，科技發展程度越高，各種體系之間的依賴關係也越形複雜。但科技發展如同雙面刃，往往只能解決自己設定的問題（例如建水庫解決用水需求、發展核電解決用電需求），卻無法解決自己帶來的問題（水庫對生態的破壞、核安與核廢爭議），科技帶來的福祉總與風險相隨，成為人類今日文明發展最大的課題。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認為，與其他時期的文明相較，科技在人類當代歷史變遷扮演重要角色，但科技的發明卻帶來一種在根本與性質上不同於以往的新型態風險，而人類對於這種風險的評估與分類，多交由科學家與技術機構來掌握。不過，科技快速發展與更新常常帶來不可測的風險，而科學知識並沒有時間好好發展回應層出不窮的「未知」，這使得現代社會面對風險必須思考許多科學「不確定性」的議題（汪浩譯，2004）。如同福島的核災教訓一般，事故未發生前的「科學」計算（災難發生比例），無法準確預測災難後果。

科博文Says:今天為大家介紹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的翁裕峰教授談奈米科技的文章，翁教授將科技發展的不確定性、健康風險、法律管制等各種因素，帶進了奈米研究的討論，精彩地示範了何謂「STS」的研究方式，對台灣社會也極具啟發性，而且，目前我們的生活中已無處不奈米，使得原本是科學技術知識發展的問題，轉而與社會科學的知識連結在一起，奈米研究在全世界如火如荼，但奈米材料對於人體的可能健康風險仍然處於未知的狀態，我們應該更要關心! 😛 作者:翁裕峰(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談到「奈米」，相信有不少人已經知道它是什麼。是的，你想的和其他已接受過高中教育的人想的大概差不了多遠：奈米是10的負九方米；奈米化物質的抗污性增加（馬遠榮，2002：31-33、40-43；Roco, 2001: 355）。 奈米技術之研究與應用自2000年起，已成為先進國家爭相投資發展的科技。美國在奈米科技發展初期（2000-2002）即已投入超過10億美元，歐盟在2002-2006年也投資近12億美元，日本在同時期則花了近四億美元。根據專家預估，奈米科技相關產業所生產的產品需求，在2010年會達到1兆4千4百億美元的產值（超過30兆新台幣）。不論在歐盟、台灣、韓國或與日本，奈米科技的產業驅力策略向來是發展此科技的主要依恃（馬遠榮，2002：100-103；Roco, 2002;；Tyshenko and Krewski, 2008: 146）。 以上立基於科學知識與技術的奈米科技研究與產業發展，本來只是科學的事。可是，因為這類極微小的各種奈米粒子，例如銀、鈦、碳、碳管等逐漸大量地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用品的一部份。由於以往石綿纖維造成相關產業工人以及使用者塵肺症的關係，開始有人擔心，這些奈米粒子在製造或使用過程中，逸散至環境的空氣或水中，而被吸入或食入人體中，進而引發人們對這種不確定危害進行法律管制的討論。這使得原本是科學技術知識發展的問題，轉而與社會科學的知識連結在一起。 為何奈米科技產品可能潛藏人體∕環境之健康危害呢？如何面對這種潛藏的危害而發展法律管制的制度呢？以下我們將舉例說明。

科博文Says:今天為大家介紹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劉正山教授的文章，劉教授談到社會科學可以如何從「代理人基模擬」（agent-based modeling）這種電腦技術，來處理「從微觀（個體行為與人際互動）到宏觀（大規模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現象）」的社會複雜性（social complexity）問題。 🙄 作者:劉正山(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作為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學生，你是怎麼理解「社會」兩個字、又是怎麼看待「科學」兩個字呢？對於學社會科學的人來說，什麼叫「專才」，如果要成為專才，又如何同時成為能夠跨領域的「通才」呢？成為跨領域的通才真的有那麼必要嗎？ 我們先從「社會科學」四個字談起，這些都清楚之後，才能說到「專」、「通」，乃至談到「跨領域」。也許你不知道，社會科學（一般來說包含了社會、政治、法律、經濟、教育、心理、行政等學門，但不同學術單位或許對此會有不同的認知）在許多非社會科學學門的專家眼中並「不算」科學。對這些在科學技術領域都很傑出的專家學者而言，凡不是以數學、物理為基礎，藉由科技儀器的操作、得到知識和產出一定數量論文的學門，都不足以跟他們平起平坐。而對社會科學稍微友善一點的專家，則會將社會科學視為自然科學的一個支派，再拿自己領域的方法「應用」到社會現象上。 這種上至政策制訂單位，下至一般研究人員對社會科學的歧見或誤解，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由來已久。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不瞭解社會科學的大多數人，往往會隨著自己的學門愈來愈專業、企業界或市場對自己學門人力需要的增加、自己的學門論文發表機制的成熟、或是透過國家科學和產業政策得到的資源（經費）提高而產生對自己學門的優越感。雖然這種優越感有助於提升自身學門的競爭力，但近年來我們常看到不少掌握資源的機構或決策者因為不夠認識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的特性，輕易地出手制訂整個知識界的知識生產規則。這或許有機會促使社會科學學人「提高論文產量」，但卻也造成了許多社會科學學人受到不必要的壓力與挫折，甚至失去了問出具有深度問題的能力。

科博文says:10月份計畫部落格推出【電子文庫-SHS科學與社會專題】以來，已經和各位介紹陳政宏教授與王秀雲教授兩篇有關科學與技術為何與如何深受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的文章，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這篇文章，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陳信行教授所撰寫，陳信行教授以批判的角度，討論「科學技術為人服務」抑或「人為科學技術服務」的根本問題，反省了「綠色革命」、核電廠、水壩等各種「現代化」的高科技計劃，為我們建立了一種「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視野，不過本文篇幅較長，將分成上下兩篇刊出(上篇請按此閱讀)。 適當科技的一些案例 現代科學的支持者總是主張：有了深思熟慮的科學知識與技術，人類能夠克服一切困難。這樣的豪情壯志是值得欽慕的，但是，如果這些科學知識與技術沒有了與其相連的儀器、設備、原料等等資源就毫無用武之地，那麼，對於資源匱乏的人們來說，這種科技等於無用。「適當科技」的實踐者因而力求能在各種匱乏狀況下達成目標。三十餘年來，「適當科技」發展出的作業項目包羅萬象，包括如節柴灶、小水電計畫等在地能源計畫、混種輪種等生態農法、以及運用在地材料與人力的住宅建築計畫等等。以下我只舉一些例子以勾勒出一個大致的面貌。 簡約之美   有時候，在成熟的研究之下找出來的適當解決方案或許簡單得讓人難以置信。例如，第三世界農村奇高的嬰兒死亡率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急性腹瀉脫水致死。在1980年，全球有5百萬5歲以下的嬰幼兒死於此因。小兒腹瀉可能來自約25種不同的寄生蟲、細菌或病毒。水源污染是最常見的傳染途徑。腹瀉致死的多半是由於腹瀉造成的脫水及營養不良，在適當補充水分與電解質之下，大部分小兒腹瀉能夠安然度過。在一般醫院中，治療腹瀉多半靠藥物與點滴。然而，在非洲，藥物多靠進口，昂貴且不見得適用於本地。點滴治療非常有效，但需要熟練醫護人員，也需要同樣是進口而昂貴的無菌點滴瓶、注射針乃至生理食鹽水等醫療材料。這些都不是解決大量小兒腹瀉問題的適當辦法。 1962年開始，一群孟加拉（當時稱為東巴基斯坦）達卡大學醫學院的年輕研究者開始尋找治療腹瀉脫水的另類方法。他們提出了一個極為簡單的方法：「口服水分補充療法」（Oral Rehydration Therapy）。他們依照正統醫學試驗的方法從事了嚴謹的臨床試驗，證明這個治療法確實有效。基本上，這個療法只是讓病患飲用水、鹽和糖的溶液，瀉多少、喝多少。幾乎任何家庭都能夠調配出適當的OR溶液，在簡單的教育之下，可以順利照顧病患脫離險境、康復。圖一是簡單的宣導教材，更簡單的方法甚至不需量匙，只要用一把糖、一撮鹽、和一杯開水調勻即可。世界衛生組織（WHO）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並於1975年開始推廣包裝好的最佳配方口服水分補充鹽（ORS），每包成本在50美分以下，加水即可使用。

科博文says:10月份計畫部落格推出【電子文庫-SHS科學與社會專題】以來，已經和各位介紹陳政宏教授與王秀雲教授兩篇有關科學與技術為何與如何深受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的文章，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這篇文章，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陳信行教授所撰寫，陳信行教授以批判的角度，討論「科學技術為人服務」抑或「人為科學技術服務」的根本問題，反省了「綠色革命」、核電廠、水壩等各種「現代化」的高科技計劃，為我們建立了一種「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視野，不過本文篇幅較長，將分成上下兩篇刊出 :-P。 作者: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是從1960年代開始，在世界各地興起的一個科技改革運動，至今這個運動的一部份主張已成為聯合國開發總署（UNDP）等官方機構與如樂施會（Oxfam）等各大國際援助非政府組織（NGO）的官方政策，它的口號與風格也常常出現在各種對當代科技社會不滿的論述與實踐中。雖然我們還很難說適當科技運動帶來了什麼劃時代的大變革，可是，每當科技災難出現時，這個運動的主張就會成為人們構思另類出路時，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 「適當科技」的核心主張很簡單：人們所擁有、所使用的「東西」要為人的需要服務，而不是反過來，人為「東西」的需要服務。這句話聽起來毫不出奇，似乎很理所當然。可是，想想看，在各式各樣的場合中，教師、政治人物、商場大亨、一直到普通百姓，幾乎都會說：台灣需要這樣或那樣的改變、台灣人必須學習這種或那種技能或知識，不然就會「趕不上科技創新的浪潮」會「被時代淘汰」。這樣的主張，不恰恰好是認為：不斷推陳出新的「東西」是主人，而不管是個人、企業、政府、或國家、甚至全人類，只能被動地在後面苦苦追趕，唯恐被這個「主人」拋棄，而不是拿這些「東西」來達成自己的需要？ 從19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始，反思現代科技的哲學論述與文藝創作就不斷出現，但是，將這些反思的思潮匯聚成具體的可操作、可討論的實踐的，是1960年代開始的一場歷久彌新的運動，這場運動最重要的早期提倡者，是一位經濟學家──E. F. 舒馬赫 （Schumacher, 1973/2000）。而他最關注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

科博文says:10月起部落格推出【電子文庫-SHS科學與社會專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成大醫學系王秀雲教授談性別與生命科學史的跨領域討論，王教授的文章特別強調，生物差異的社會意涵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應該要瞭解差異如何與某些社會安排產生關連。例如，女人的教育機會，或是天生同志與婚姻人權的談法，值得大家思考  。 性傾向是否有生物基礎？是天生的嗎？科學家Dean Hamer的辯護是，如果科學可以證明性傾向是天生的，將可使同志族群「正常化」，他們的人權也可進一步獲得正當性(圖片來源：＊wiwi＊ ＠flickr)。 作者：王秀雲／成功大學醫學系STM中心 達爾文不僅為西方生物學帶來新理論，也為西方社會帶來新世界觀，影響相當深遠（圖片來源：Maverick Dal＠flickr）。 自近代以來，生命科學即在西方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達爾文不僅為西方生物學帶來新的理論，也為西方社會帶來新的世界觀並逐漸為世界各地生物學社群與社會所接受，影響相當深遠。二十世紀初當T. H. Morgan提出基因理論時（Theory of the Gene），科學界尚不知基因為何物而議論紛紛，及至二十世紀中期的J. D. Waston與F. Crick提出DNA雙螺旋結構（double helix）的發現之後，儼然為科學重要的里程碑。二十世紀下半期之後，生命科學在人類社會益形重要，生物技術的應用，從製藥到品種改良到生殖科技等等，影響層面廣而深。其中，有關人類之間的差異的生物學知識，是自十九世紀以來重要的辯論焦點之一，且這個辯論在不同時代因社會氛圍與科學知識不同，而展現不同的面貌。 人類之間的差異有幾種，類別與性質不盡相同。其一是性別差異，例如，近代以來生命科學有關男女差異的知識。其次是人種之間的差異，例如，歐洲白人與非洲黑人。第三為社會中不同階層人們的差異（往往與階級差異密不可分），即所謂社會中的優秀份子與社會邊緣份子之別，例如，達爾文表弟F. Galton所很感興趣的天才，或是犯罪人類學關注的罪犯。第四種是性傾向的差異，也就是人們愛戀對象的差異，常見的分類為同性愛與異性愛。在此，我將集中討論性別差異並及性傾向差異。首先要問，為什麼人們要在意科學如何談差異？而此有幾點背景可以交代。首先，西方勢力在近代的興起、帝國主義的擴張，科學知識在此一脈絡中，逐漸有了新的意義。例如，西方白人不但到世界各地蒐集風土自然博物，也好奇人種之間的異同。而異同的問題，往往也涉及族群之間的政治關係，所謂「白人的負擔」即為一例。其次，近代以來，科學在許多方面取代了過去宗教或是社會權威的位置，逐漸成為人類社會許多事物的發言者，也就是說此一趨勢亦仰賴近代新興的科學知識權威。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長的西方歷史中，「人」在知識傳統中一直都享有特殊的地位，也就是不將人與其他生物相提並論，因此，當十八世紀發明二名法的林奈將人放入生物分類系統時，還相當引人側目。到了十九世紀，達爾文的《物種原始》雖甚少論及人類，但是也更加深了人類是自然界的一份子、遵循同樣的規則的世界觀。最後，近代史的種種變化，包括工業革命、中產階級的興起、都會化等等，也連帶牽連了性別關係的改變。尤其是當大量女人進入公領域，不僅進入大學，也開始從事許多被視為是原本屬於男人的工作時，人們開始問，男人與女人的差異何在？是否有一種天生自然的差異讓人們可以賴以理解此一性別關係？ 以二十一世紀人的文化敏感度，我們會認為上述的許多差異不是單純由生物性造成，而是社會文化的陶塑使然。有關差異的討論，也是先天與後天（nature vs. nurture）的辯論，涉及了特定人們（或是特定群體）的潛能、表現與侷限。然而，差異的指認與歸類，往往隨著特定的歷史脈絡而變動。例如，我們當代人未必會相信「女人溫柔」、「男人威武」純然是生物特性，而多多少少是社會化的後果。但是，對十九世紀的人而言，女人男人是天性如此，甚至訴諸生物學知識來支持。 當代人未必會相信「女人溫柔」、「男人威武」是生物特性，但十九世紀的人甚至訴諸生物學知識來支持女男天性如此（圖片來源：謝一麟 Chiā,It-lîn＠flickr）。 就性別差異而言，十九世紀西方有許多的醫生科學家主張，女人因其生理特性，幼稚不理性的女人特別適合生育小孩、從事家務工作。最典型的代表是主張女人因為有子宮，所以若從事智性活動，使用大腦，將會使得子宮的能量不足，而危及其生育功能與身體健康。在同一套知識中，也有所謂非洲黑人智力較低、幼稚，因此未能發展出如西方的文明社會。而此，一般稱為生物決定論。生物決定論的特性在於它將社會秩序的根源歸諸於自然秩序，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同樣都受自然法則（laws of nature）支配。此外，生物決定論還認為，遵循自然的安排是最佳的選擇，如此一來其社會暗示相當明顯，尤其是有關女性的教育機會的議題。簡單的結論是，生物決定論並不鼓勵女性進入高等教育或是從事被視為困難耗能的知識追求活動。隨著生命科學的進展，談論差異的知識內容也有所不同。十九世紀討論子宮月經，二十世紀則是基因、賀爾蒙與大腦。 針對生物決定論的說法，歷來有許多的批判，包括女性主義者。他們指出生物決定論不僅在知識論證上不足，同時也合理化與自然化（naturalize）不平等關係的存在。性別不平等被歸諸於男女（或雌雄）的生物或生理差異。而在族群關係上，它也成為正當化歐洲殖民主義的的說法之一（其他還包括基督教的傳教說法）。人們也指出，這些所謂的差異其實是在區分優劣，簡言之，非中產階級白人男性者就是較差，因此也沒資格享有對等的資源與權利。 生物差異的社會意涵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也就是說，要瞭解差異如何與某些社會安排產生關連。例如，上述的女人的教育機會，或是晚近天生同志與婚姻人權的談法。第二波婦女運動主要的努力之一，即是在於「基於差異的平等」，也就是說，即使男女有生物性的差異，並不足以據此將女人排除於教育與職場之外。這是體認差異但鼓吹平等的立場。但是，也有人是基於差異，主張提供不同的對待方式，例如，二十世紀下半以來的腦科學，其中有關男女在各種能力上所謂的差異，常被用以鼓吹某種教育理念（如《腦內乾坤》這一本在西方被忽略，但卻在台灣被某些群體奉為圭臬的書）。 天主教為主的基本教義派，多主張同志是後天造成，可以被「矯正」；圖為２００９年臺灣同志大遊行時的標語（圖片來源：＊wiwi＊ ＠flickr）。 不過，同樣是談論差異，有關同志科學的議題，有相當特殊的變奏。1990年代有幾個科學研究團隊分別以基因、大腦研究，企圖尋找人類性傾向的基因，或是比較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的大腦結構差異。在性傾向基因的研究上，大眾媒體將此研究誇大為科學家尋獲「同志基因」，引起許多的爭議。人們的質疑之一是，性傾向是否真的有生物基礎？真的是天生的嗎？（如果說是自主選擇的，有什麼不好嗎？）其二是，人類性傾向真的可以如此截然二分為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嗎？如果真的如科幻小說般找出此一基因，人類社會中既有的不正義會不會變本加厲？疑似同志的胎兒會不會因此被篩選掉？就像羊膜穿刺之於許多女性胎兒一樣。針對此，科學家Dean Hamer的辯護是，如果科學可以證明性傾向是天生的，那麼將可使同志族群「正常化」，他們的人權也可進一步獲得正當性。此一立場是許多同志運動團體的立場，也是美國藝人Lady Gaga的Born...

科博文says:今天開始為大家介紹一系列【電子文庫】的SHS科學與社會專題文章，這一篇是由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陳政宏副教授所撰寫，科學背景出身的陳政宏教授，透過與其他學者跨科際的討論、運用跨科際的知識，加上好奇與解謎的強烈動機、執行力，發展出許有趣的新研究，也藉此引發對跨科際學習的心得，我們一起來讀吧! 作者:陳政宏(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副教授兼博物館典藏組組長) 跨領域的學習 朋友轉來一位高一學生的email，談到他參加科技與社會（STS）高中生研習營之後，現在面臨選組的問題，不知如何是好，頗為困擾，因為他並不想這麼早就從自然組與社會組中選定一組，因為那似乎暗示需要放棄另一領域的學習，然而，他對於兩類知識的興趣都很高，很想繼續學習下去。 這讓我想到二十多年前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不禁感嘆教育制度即使歷經教改，還是改得不夠多，不夠彈性。那時，面對選組的我想了很久，決定選了自然組，並同時保持對社會組領域知識的學習。所以高二時成為班上地理及歷史成績最好的，當然這是因為我花了不少時間讀，而班上同學都不太念這些科目的緣故。聯考後還去舊書攤買來社會組高三的教科書（例如人文地理）來看，興致盎然。 進入大學後，由於個人興趣，我參加了一個欣賞西洋古典音樂的非學術性的社團—愛樂社。這個社團人數不多，來自各類科系，動態活動少，所以成員間的討論互動頗多，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誼，畢業多年後即使四散世界各地，也一直保持聯繫。 自然科學界內的跨領域研究 台大音樂學研究所的蔡振家教授是我高中隔壁班保送台大物理系的天才，琴棋書畫也樣樣精通。在愛樂社中我們看到他一路從原本聽歌劇的愛樂者，一路學習布袋戲及崑曲等傳統戲曲，到考上現今台北藝術大學的研究所，再出國到柏林學習音樂學。他回國後在台大應力所及耳鼻喉科跟邵耀華教授及蕭自佑醫師研究聲帶振動。有一次愛樂社朋友聚會，我們聊到最近的研究。蔡振家和我忽然發現我熟悉的水波力學可以用來替他想突破的聲帶振動力學模型提供新的想法。 於是，我惡補了聲帶的生理結構，也提供最簡單的線性水波力學資料給他參考。我們討論後發現可以用我的流體力學實驗資料分析軟體來處理他所拍下的聲帶振動時的超音波影像，得到聲帶振動時聲帶底下各層組織的移動速度。而這結果可以驗證我們想到的新振動模型。這個新的模型是把聲帶的振動比擬為水波，理由是聲帶下方組織富含水分，在聲帶肌肉外的部分可以用近似水波力學的模型來處理。比較需要改變的是造成這類波動的回復力，在水波的情形是重力（重力把水拉回來，造成上下振動），在聲帶的例子則是表面薄膜的張力，因此我們把這部分用一個相當的轉換量處理。結果還不錯，一解過去數十年舊的聲帶力學模型所還無法解釋的事情。

科博文says: SHS計畫希望將【跨科際閱讀】經營成電子文庫，我們找來各領域的專家學者撰文，希望提供大眾與讀者們高品質的跨科際閱讀文章，本周起我們將開始刊登「SHS科學與社會專題」的文章，以下為本期專題的重量級主編，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萬毓澤老師的導言，而本次專題文章將於１０月起刊登於本部落格，敬請鎖定【電子文庫-SHS科學與社會專題】!。 導言作者: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萬毓澤老師 千呼萬喚下，這個隸屬於「科學人文跨科際計畫」的電子文庫終於誕生了。台灣的教育過早實施分流，因此儘管學術界不斷鼓勵「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跨領域交流，也在大學開設了品質優良的跨領域通識課程，但我們在多數學生身上，仍然清楚看到「兩種文化」的隔閡。要改善這種現況，若只是空泛地鼓吹「跨領域對話」與強迫學生修習通識課，恐怕成效有限。我們認為，學生唯有在早期的求學階段，就有機會接觸到各種跨領域的教育資源，才有可能嚴肅看待人文社會、自然理工之間互通、合作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長遠下來，也才能逐漸消弭「兩種文化」的扞格，並厚植國家整體的研究∕創新實力與跨領域的協作能力。由此前提出發，我們邀請了國內十位頂尖的跨領域學術工作者為本文庫撰文，內容跨越了科學史、科學哲學、科技與社會研究（STS）、電腦模擬、經濟學、認知神經科學等等，足以讓學生認識國內學術界「跨領域」研究的風貌。 這個文庫所收錄的文章，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 （一）第一類是探討科學、技術（作為一種由特定的「科學社群」所實踐的社會活動）與「社會」之間的緊密關係，這類研究，在學術界一般被稱為「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簡稱為STS），而其中又大致可區分出兩種（相互關聯、而非截然二分的）研究方向： （a）科學與技術為何與如何深受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例如文化傳統、政治價值、經濟發展模式、權力關係等等）：成功大學醫學系王秀雲教授的文章深入淺出地介紹了生命科學史與「性別」因素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提醒我們：許多貌似具有客觀科學根據的「分類」與「差異」（例如性別、性傾向、人種……），實際上深受社會文化因素所影響，且往往帶有高度的「政治性」；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陳政宏教授的文章則以一個標準「理工人」的身份，娓娓道來他在自然科學內部與外部的跨領域研究經驗，例如將水波力學與聲帶振動力學結合、從「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的角度來進行台灣船舶產業的研究等等，文末並提出「學科領域分類多元化」、「淡化學科邊界」等幾點建議，反對在教育體制中繼續貫徹「科學vs.人文」這種簡單的二分法，相當值得參考。 （b）科學與技術如何導致各種社會後果、成為公共議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陳信行教授的精彩長文以批判的角度，來討論「科學技術為人服務」抑或「人為科學技術服務」的根本問題，反省了「綠色革命」、核電廠、水壩等各種「現代化」的高科技計劃，為我們建立了一種「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視野；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翁裕峰教授的文章，將科技發展的不確定性、健康風險、法律管制等各種因素，帶進了奈米研究的討論，精彩地示範了何謂「STS」的研究方式，對台灣社會也極具啟發性；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杜文苓教授的文章以大量的國際與台灣案例為基礎，討論了「福禍相依」的科技發展與（環境）風險的問題（如外表光鮮亮麗的「高科技產業」所生產的各種電子毒物），並強調「公民參與、審議科技決策」的重要性；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邱大昕教授的文章則以他對身心障礙的研究為例，說明跨領域的研究方式可以幫助研究者重新審視「什麼是身心障礙」、「誰是身心障礙者」、「誰能代表身心障礙者」等經常被一般大眾與專業人員（例如無障礙環境的設計者）視為理所當然的問題。 （二）第二類則是「鄰近」學科之間的跨領域合作，以及對「科學」本身的「後設」反省：臺灣大學經濟學系黃貞穎教授的文章討論了神經科學與經濟學的交會，介紹了神經科學如何讓經濟學者更瞭解人類的各種決策行為，進而修正經濟學模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劉正山教授的文章介紹了社會科學可以如何從「代理人基模擬」（agent-based modeling）這種電腦技術，來處理「從微觀（個體行為與人際互動）到宏觀（大規模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現象）」的社會複雜性（social complexity）問題；成大歷史系陳恒安教授以自身經驗出發（大學主修環境科學、碩士班主修生物、博士班攻讀科學史），指出自己如何逐漸領會到，科學其實是「基於人類各時代知識與技術條件所發展出來，一套對大自然的特殊提問與解答方式」，而透過研讀科學史，可以將許多不被科學研究者「視為問題」、但實際上深刻形塑了科學面貌的議題給「問題化」，例如「是哪些人從事科學研究」、「這些人從事科學研究的目的是什麼」、「科學、技術、經濟、社會、文化等物質與非物質因素的交纏如何影響了科學知識的生產」等等；國內首屈一指的科學哲學研究者-中正大學哲學系陳瑞麟教授，則以淺近的語言、豐富的例子揭示了一項深刻的道理：「科學與科技的知識建立、學習、應用、發展與轉變的過程中，哲學無所不在」，而科學家們只要更有意識地反省自己的研究活動，就會發現自己其實不斷面臨著各種「科學哲學」的問題，比如說，科學的本質是什麼？如何區分好科學與壞科學、科學與偽科學？、理論和實驗的關係是什麼？科學家如何選擇理論？……。可以說，「科學哲學」這門跨領域學科的基本功能就在於反省既有的、提供新的「科學形象」。 本次專題的作者都具有豐富的跨領域研究經驗，多數在學術養成過程中也受過跨科際的訓練（例如王秀雲教授大學主修微生物學；陳信行教授大學主修造船；邱大昕教授與翁裕峰教授大學主修心理學；陳瑞麟教授大學主修機械；陳恒安教授大學主修環境科學；黃貞穎教授大學曾從台大醫學系轉至經濟系……），因此特別能夠發揮「示範」的效果，讓有心的學生借鏡、效法。我們相信，這個文庫所收錄的文章將會成為重要的公共資源，讓學生得以從中窺見台灣學術界最尖端（cutting-edge）的跨領域發展概況，也能因此開闊眼界、按圖索驥；大學以下的教育單位（如部分高中的人文社會科學實驗班）也可以考慮在教育現場使用這些文章，讓跨領域研究的精神往下紮根、開拓培育跨領域研究人才的管道。 註:本次專題文章將於１０月起刊登於本部落格，敬請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