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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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能單獨完成淨塑嗎(Plastic Cleaning)

By Jwu-Ting Chen, Emeritus Professor Chemistry, NTU  三月底參加了一個宗教團體主辦的「環境永續淨塑」研討會。淨塑是比限塑更為積極的環保永續態度。主題針對「淨塑」提出的3R從Refusing/Reducing/Reusing跨到眾人皆知的Replacement/Recycle,顯明這是一個兼具人文與科學思維的環保會議。 籌辦單位基於我推動SHS計畫的經驗,希望我擔任一位forum moderator。會議邀請的發言來賓則囊括了「產」如產業基金會、綠色企業、環保工業;「官」如環保署、環保局;「學」如環工、化工、材料專家學者,甚至宗教、公益團體、社會創新企業和NGO等。 主辦單位本身的積極目標主要在鼓勵信眾拒用塑膠袋,尤其是PVC產品的全面禁用。相關企業的包裝和物流全面檢討塑膠限用,至少要減量,中長期則圖思取代之道。因為了解要使善願往前行,需要科技的加持,所以兩天研討會的議題就設定為「藍色經濟解決方案 = REPLACEMENT替代 + RECYCLE回收再利用」和「綠色生活實踐 = 負責任的生產跟消費」。 第一天的講員、引言人及與談人發言內容的科技性頗高。其實很容易混用的集合名詞如塑膠、聚合物、高分子物質對常民已經十分吃力了。再如如生物降解(bio-degradation),解體(disintegration),堆肥性(compostablity),沒有相關專業者根本只能勉強望文生義,無從仔細分辨。 會中清楚的討論到PVC(Poly-Vinyl-Chloride)是氯乙烯的聚合物,但是PVC粉粒需要添加塑化劑、穩定劑…等才能製成各種塑膠成品。家居環境中的PVC(或PVDC)從塑膠袋、塑膠膜、塑膠容器、包裝塑料、填充物、發泡劑、玩具、仿皮製家俱、各種仿材地板、各類管線……,真是軟硬兼吃、應有盡有的神奇萬事通!   因為PVC塑膠依產品性質需要,各類添加劑含量可從5~70%不等,使用時接觸有毒添加物的機會甚高。許多常用塑化劑是環境荷爾蒙,在台灣已非新聞,法律仍無法完全禁絕。此外,PVC廢料不論燃燒或掩埋就算是分解、解體或被生物降解,仍可危害健康和生態。尤其燃燒後產生的戴奧辛,更是高度致癌的物質之一。               另一方面,多位專家也說明了常民較少知道的聚乳酸(PLA)塑膠。PLA是乳酸的聚合物,可以製成多種塑膠成品以取代PVC。譬如保鮮膜、塑膠杯等日常用品。但是因為容易發生解體或被生物降解,使用時間長的產品,其玉米原料、材質研發、製程的成本都要提高。不過PLA塑膠的廢棄物確是可以直接掩埋,當作堆肥!只要嚴格分類,就是符合環保、永續的綠化學塑料。 PET(Poly-Ethylene-Teraphthalate)則是典型的回收再利用塑膠。雖然解體、生物降解都不容易,也不能做堆肥。但是台灣一年46億個寶特瓶,不論燒掉或是丟入海中都是汙染源。所以有的回收做成綠建築的建材,更甚者進一步重新粉碎抽絲織成毛毯、或二、三度回收織成衣物、帳篷以供賑災。較粗糙的回收廢塑料也有裂解煉成柴油、煤油的。很明顯的是偏物理性的回收再利用成本低,偏化學性回收再利用的程序複雜,成本就較高。 研討會激發了一些值得省思的問題。塑膠當然是科技產物,而且引領著人類文明昂首踏入人工塑料的世代。但是,利用科技遂行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的始做俑者卻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科技與資本主義兩者對20世紀以降的人口膨脹、資源競奪都脫不了關係。今天一旦發現資本、資源快速的轉為廢棄物,直接威脅人類的健康與生態的永續,真是尷尬唏噓兼而有之。 先進社會促成經濟文明的全球變遷,回頭不易卻又前途未卜。今天國際主流的科技與經濟體是否能夠繫鈴人兼解鈴人?樂觀與悲觀主義者的僵持徒然相互羈絆,卻疏於對話和合作。正需要第三種文化的積極介入,集公民科學與公民人文的革新思維,共創未來。 以國家經濟體和企業發展為例,為什麼一定要競逐高標的GDP和Net Profit?有些企業以其創新的永續價值爭取到價值認同的市場發展,一面繼續投入R&D開發更多環境友善產品,一方面將市場利潤回歸員工,並且擴大就業市場,解決在地人民生計。所以雖然GDP和Net Profit不夠「漂亮」,國家和企業仍然欣欣向榮。 再以推行有機農產的企業為例,台灣逾20%的農地廢耕,甚至淪入財團的不法剝削對象。近年卻有許多自耕有機農業,不僅在老年社群中獲得參與及迴響,也有年輕族群的社會企業往此方向發展。這種自給自足型態卻能重視永續淨塑農產企業雖然規模較小,或暫不足以外銷,卻能自力更生,在地興旺。但是仍然需要合適的國家政策和財政的鼓勵與品管,才有機會在多災的環境中穩固。 曾有人說社會企業創新的第一要件是要能生存,但同時要能揭櫫某些社會價值才算成功。所以並非只有能與國際資源金融遊戲接軌並行,名列Forbes才算成功企業的唯一準則。同理,世界上也並非只有地大物博,屯控全球能資源的國家才是偉大的國家。有許多國家人口不過數千萬,社會福利事業、制度、法律都得以異中求同,人民就有許多開發、創新、投入的工作空間,並且享受努力的成就,進而累聚豐厚的精神文化。雖非大國,卻有大氣。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的發展雖然可以提供積極、創新、理性、思辨的處事手段,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互愛,相濡以沫、彼此扶持的習慣,不免在人性、人文關懷的環境下更易於滋長。淨塑的價值與習慣在幼年時的基礎教育中更容易發生、茁壯。 勝利的競爭贏在起跑點絕不必是唯一的教育目標。養成自發、互動、共好的信念和能力仍不失為一個健康社會的個人素養。 淨塑運動也可以是一個社會學習跨界合作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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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與Jason W. Moore的訪談

譯者: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譯自: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an Interview with Jason W. Moore   編按: 1. 原訪談日期為2015年9月28日。內文述及之時間,譯文不做更動。 2. Jason W. Moore為賓漢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生態與資本的積累》(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為其去年八月出版的新書。 3. Kamil Ahsan是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芝加哥大學發展生物學的博士候選人。以下由Kamil Ahsan訪談Jason W. Moore的問答,將以KA代表問方的Kamil Ahsan,Moore代表回答。 在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裡,Jason W. Moore提出了將馬克思主義者、環境與女性主義思想來一次全面的重新修訂與結合。Moore的說法是: 我想我們很多人都直觀地了解-即便我們的分析架構是落後的-資本主義不僅是一個經濟系統,甚至也遠超過一個社會體系。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自然的方式。 Kamil Ahsan與Moore一同談論Moore上個月出版的新書《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th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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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與鬆綁科學理性(III): 拉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

作者:紀金慶 台中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拉圖(Bruno Latour, 1947-),科學技術學(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簡稱S&TS)的重要理論家。 他在80年代對於科學與科技的研究如《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 :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與《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挑戰了許多現代社會對於科學的迷思,而在90年代後的著作中則試圖將他研究科學與科技的理論成果進一步的延伸到社會學與哲學的視野,思考如何將科學「適度的」擺放回現代社會。 拉圖是人類學研究起步的法國思想家,一個哲學後設的想法使得拉圖將人類學研究手法引入科學與科技研究領域之中。在拉圖的博士論文階段,拉圖思考,過去人類學研究主要研究所謂落後地區的土著文化,而這些研究也通常保留自視文明的國家對於原始部落的懷疑。 依據人類學研究的執行原則,在人類學研究的考察過程中既要詳實的紀錄受訪地區的資料,並且同時必須保留所謂觀察者獨立於採訪部落信念的觀點,於是拉圖設想,同樣的人類學研究態度為什麼不能轉向高度現代化的文明國家?試想: 如果在原始部落中,酋長或祭司的宗教活動是引領整個部落信念的神話發源地,那麼在高度現代化的科技社會中,擁有大型企業或國家政府資助以及社會期待的科學實驗室何嘗不是我們理解現代社會神話的關鍵場域。 這個基本想法構成了拉圖在1979年與伍爾加合著的《實驗室生活》的研究手法,拉圖認為:既然依照人類學的行規,你不能盡信(當然也不是完全否定)研究對象自我認定的話語與信念,那麼作為科學技術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實驗室人員或科學家,在考察研究中的適當地位則應該是研究者的「情報供應者」,亦即一個特定的、當然的情況提供者,並且最終是一個可被質疑的情況提供者; 而在後來1987年出版的《行動中的科學》這本著作中,拉圖則是以人類學家的研究角度追問:那些研究「野蠻」思維的人類學家,為什麼不以同樣的手法去涉及「科學」思維的實驗室?而既然原則上允許人類學學者可以通過「重述」來「檢視」原始部落人的信念時,為何不能以同樣研究方法去「重述」並「檢視」科學社群?人類學研究為什麼不能質疑實驗室裡的科學家,是不是我們現代科技社會部落製作神話的祭司?當然可以。     拉圖的許多研究都將焦點擺放在科學社群的日常實踐活動上,而不同於過去科學哲學家喜歡談論科學的可靠性、基礎、發展與危險 (例如早期的現象學、批判理論、實證主義、波普的否證主義或孔恩的典範說… ),喜歡整理科學方法和合理性的種種形式條件,拉圖認為科學技術學的研究應該去研究構成中的科學過程,即「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 拉圖認為只有忽略過程而僅接受科學研究結果,我們才會理所當然的認定科學只是「發現事實」,而非「製作事實」。例如在《實驗室生活》中,拉圖舉例在核磁共振分光技術中,人們不能說自然存在一系列分裂的實體,因為這些「實體」是透過技術識別過程中的存在方式,因為沒有分光光度計,就沒有光譜,這些「現象」依賴設備,它們完全是實驗室條件下的產物。 圍繞著實驗室的研究活動是文獻紀錄系統、儀器記載的能力、為實驗條件下浮現的經驗現象作觀察、貼標籤、編代碼、登記卡片等日復一日的活動,而最終通過討論賦予最晦澀的資訊「自然科學之意義」,用意是最終能「製作出事實」。而當一個事實的條件構成及其歷史全部失去歷程特性時,並融入由研究者提出的宏大知識整體時,「事實」就被承認為「自然」(nature)了。 拉圖強調,從「既成的科學」(ready made science)的結果來看,我們會被說服科學研究告訴我們什麼是「實在」;而若從「形成中的科學」(science in the making)過程觀之,我們發現科學研究活動的起點是一個由設備、機器和同事們所包圍的特殊時空,當研究群的爭論逐漸激烈起來時,應該去觀察的是這些研究者各自有什麼表現,他們各自抓住、援引什麼樣的新因素來說服同行直到研究群如何被說服停止相互討論;而在科學形成的終點,在科學研究的報告中環境、地點、甚至人物都消失了,結成科學研究認定的「實在」(real),所謂的「黑盒」(black box)。 拉圖選擇以黑盒子來形容實在,意味著對拉圖而言,科學性的「實在」(real)本身並非天經地義的「自然」(nature),而是在一連串條件因素在製作過程中連結、縫合過後的產物,在這樣的過程中,「自然」的製程從來不缺乏「社會性」元素的參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學性實在」的概念重點,與其說是一個驗證上的真假問題,不如說是一個連結性強弱的問題(powerful or powerless)。拉圖提醒我們留意在科學研究實踐過程中,科學理論的製程並非僅僅只是觀察經驗、歸納經驗而後理性推論(reasoning)與論辯(argument)的過程,研究者也必須同時留意「修辭技術」(rhetoric)在生產科學論文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地位。 最後,拉圖強調一般被人們視為雖與科學研究活動相關卻非科學本質的外部條件,例如科學必須與商業、政治與社會共識的結盟以解決設備、資金以及合作網絡等關係,無論是在拉圖研究科學史時重點描繪的內燃機發明者狄賽爾(Rud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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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環保之外,還有更多被你忽略的重要問題—永續活動的重要性、架構及指引

作者:賴柏宏  政大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特約編輯:詹詒絜  歐盟 Erasmus Mundus 環境科學、政策及管理碩士     前言 我們曾看著其它國家一塵不染的街道與環境而羨慕他們擁有較好的公民素養,我們也曾立志及要求自己在跨年後不留下任何一項垃圾,以證明我們也具有良好的公民素養。但這樣的行為需要不斷地被鼓勵及監督,情況時而良好,時而失控。 至今,我們仍然常見到活動結束後,滿地垃圾的狀況。但垃圾的處理僅止於表面問題,其實還有更多關於「永續」的細節藏在活動舉辦的過程中。舉例來說,你知道手上的食物是從哪裡來的嗎?你知道發生意外事故時該如何逃生嗎?你知道臨時搭建的設施可能有什麼危險嗎?你知道你的造訪對當地社區造成壓力嗎? 忽略這些問題看似並不急迫,但我們絕對正在冒著高風險在參與各項活動。     衝擊 無疑地,舉辦活動是一項擁有整合多方資源特性的營利事業,通常具有主題性且熱鬧的活動能夠吸引大量的參與人數,也為當地帶來了許多經濟收益。像是大型活動如電玩展、演唱會、運動賽事、以及節慶活動,皆能夠吸引大量地觀光人潮。但這些活動卻也可能造成許多潛在的負面衝擊。這些衝擊大致分為: 經濟衝擊:物價通膨、財富分派不均、活動失敗帶來高經濟風險。 社會衝擊:活動發展過度將造成社會風險的增加,可能導致當地居民的移出。 環境衝擊:污染及過度浪費、雍塞交通、增加當地自然資源的負荷。 如何使活動舉辦能夠更加的永續,將經濟、社會及環境衝擊皆考量進去,則是現在活動產業與國際社群都正在關心、思考的議題。 學者將責任性活動、綠色會議、環保活動、社會責任之相似的活動管理規劃概念統稱為「永續活動」(Laing, 2010)。與環保為主要訴求之活動不同的是,永續活動增加了社會與經濟的考量,評估活動造成的各項負面衝擊並發展出永續活動管理方針(Raj, 2008)。 永續活動管理的作法不僅只是為了環保目的,也為了滿足社會責任、行銷、公共關係之各項需求。     何謂永續活動? 學者Raj參考至今既有的活動管理政策,並提出永續活動管理架構來說明基本的永續活動如何落實。永續活動架構中列出活動規劃及管理者必須考量的十項管理議題(請參考下圖): 組織架構:各項永續活動管理作法都必須建立在「組織架構」的設計上。因為組織架構代表的是一個組織的管理能耐以及組織內部情境,決定活動永續政策的制定以及各項活動舉辦行為,包含分派職權、與利害關係人之合作關係…等。 多元設計:避免單次性使用的設計、將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避免衝擊:針對活動舉辦充分進行事前評估,將負面衝擊最小化。 在地連結:強調必須投入時間與資源給當地社區,加強在地的影響力。 消除浪費:杜絕一切濫用資源的可能。  傳承與資訊透明度:提供活動績效指標以及未來永續行動之相關資訊給利害關係人。 獎勵誘因:讓合作夥伴都能夠享受到節省成本或是得到其他益處,例如:綠色材料優惠方案、活動期間內的公共運輸優惠方案 策略管理:必須針對各項行動進行價值分析、瞭解各項行動造成的實質效益,並且深入瞭解利害關係人對各項行動的價值認知。 教育:訓練人員並提升所有合作夥伴的永續意識,全面地達成永續管理。 場館與選址:選擇環境友善、合法性高的場地     案例呈現 以2012英國倫敦奧運為例,在規劃舉辦運動賽事的過程中,便將上面的要素都考量進去。 首先,英國政府財政部編列了大筆的預算整治了東倫敦受到汙染的工業用地;再者,其運用可拆卸式的場館設計,讓有限的觀眾席次增加兩倍以上,節省場館的佔地空間;最後,於兩週的運動賽事結束後將一定比例的選手村變成社會住宅,發展新住宅區。 這些設計和發展都不是臨時起意,而是要在籌劃過程中就融入永續的概念才能達成。此案例也讓往後的奧運賽事都要求主辦國必須符合永續活動管理之國際標準。     GRI活動產業指引 至於我們現在常聽聞許多活動主打「愛地球」,這些環保活動真的如實地愛地球或對社會、環境友善嗎?許多活動以「環保」作為主要訴求,但實際上活動主辦方到底做到了什麼?考量哪些環保面向?採取什麼行動方針(如:碳排放、水資源、能源使用、生物多樣性、交通選擇…等)?此外,活動期間內進行的各項經濟活動是否能夠回餽給當地社群?舉辦活動究竟帶來了什麼樣的社會福利? 針對上述這些問題,理所當然活動主辦方要肩負起社會責任,而參與者本身也應該以身為消費者以及公民的權力,對參與活動所造成的負面衝擊有更多瞭解。但活動主辦方該如何提升活動永續性?而我們又該如何檢視以上問題? 實務上,全球永續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提出了活動產業的補充指引(Event Organiz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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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的潛力:有機農業典範轉移,以菲律賓內格羅斯島為例

作者:曾容愉  歐盟Erasmus Mundus  碩士生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 Erasmus Mundus 環境科學、政策及管理碩士     有機農業及其產出研究 在全球人口持續擴張的趨勢下,對於糧食的需求同步擴張,許多報告指出全球糧食系統改變的必要。 然而,農業目前面臨兩種挑戰,其一是提高產量,其二是降低對環境的傷害,意即在餵飽人們及提供所需要的肉類與高卡路里飲食的同時,又必須將糧食生產過程中,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 目前為止,「有機」顯然是一個能夠降低傷害生態系統的農法,但過去曾有學者Seufert等人(2012)指出,有機農業的產出低於慣行的工業化農業。因此,要達到同樣的產出,有機農業需要使用更多的土地。 不過,有趣的是,當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投入生態農業的研究時,便愈加發現其好處。 倫敦皇家學會會報(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於2014年發布了一份關於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產量差異的研究報告(詳參:多樣化農法減少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的產量落差)。 報告指出,當有機農場採行生態農法(如間作與輪作)時,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產量的差距遠比先前所預期的小,或甚至不存在差距。以豆類為例,兩種農業之間的產量幾乎無差距。事實上,關於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的產量,早在幾年前(2012年),Seufert等人發表於「自然」期刊的研究已進行比較,該研究當時指出,有機農業相對於慣行農業減少了25%的產量。 然而,在倫敦皇家學會會報的這份研究中,研究學者指出,在研究方法上,相較於兩年前Seufert等人的研究,這次(2014)的研究是採用更多的農場樣本數(3倍),以及更為挑剔、精細的統計方法;同時,該研究也指出,兩年前所採行的研究由於統計上的偏差,錯誤地呈現有機農業產量與慣行農業的產量差距。 話雖如此,過去50年來,決策者、高等教育機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及慈善事業等機構的研究,多著重在高產出的慣行工業化農業研究,這樣的偏好在科學或政治體制中根深蒂固。 舉例來說,「自然」期刊拒絕那些質疑其2012年所發布的研究報告結果的新研究;美國農業部(USD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投入有機系統的研究的比例少於2%。但現在事實卻證明,不像昂貴的慣行精細農業,生態農法不施用化學物質,不使用基因改造種子,依然可能提供人類足夠的農業產量,同時也更具有韌性(resilience)。 生態農業需要更廣泛的被重視 以生態農法管理為主的農場通常具備有機或日趨有機的生態多樣性、農作物多樣性、農林業輪作,以及牲畜─農作物─林業混合的土地使用模式等特質,這些都使得農場系統更具有韌性。 農業管理上應該具有韌性的理由在於,面對全球暖化所造成的極端氣候事件,如乾旱、洪水、熱浪以及急凍等,其著實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同於基因改造作物僅將特定品種的單一基因組改造為具有韌性的基因組,生態農業是建立整個生態農業系統的韌性,相較之下,是以一個更完整及宏觀得觀點來執行這些極端氣候中調適行動。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並非所有的有機農業都是採行生態農法,如傳統農業般大規模及單一作物的有機農業在氣候變遷下的韌性依然很低。因此,研究所提的有機農業,特別指的是「採行生態農法」的有機農業,而非所有的有機農業。 另外,研究中也強調單憑藉著提升產量其實是無法解決全球飢餓的問題。事實上,現今的食物產量已經是實際需要量的1.5倍。因此,解決飢餓問題的關鍵,也許不在於為正受飢餓所苦的人製造食物,更在於重視「生產方式」的改變,或思考該如何讓人們可以養活自己。 以小農為例,非洲、亞洲、歐洲、美國等地區或國家,小農是世界農業的主要形式,提供大部分的糧食來源,但小農的數量不斷減少,擁有的土地更持續地被壓縮。 由於這些小農大多沒有足夠的土地(或市場力量),大多的小農家庭目前仍時常為飢餓所苦。因此,回到問題的核心,解決飢餓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生產更多糧食,而在於如何為真正的食物生產者創造一個公平的糧食系統。 小農需要的並非基因改造食品、精耕細作,或是全球市場;小農需要的是更多的土地、水、基本建設、教育,以及健康服務,以及適合小農運行的生態農法。 案例分析 生產方式的轉變需要時間和農法的轉變需要時間和精力的投入,菲律賓內格羅斯島(Negros)為一良好的農業典範轉移案例: 國際有機農業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l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 簡稱IFOAM)主席Andre Leu指出,內格羅斯島的有機農業憑藉其先進和持續成長的趨勢,以及擴大市場占有率的能力,走在農法轉變正確的道路上。 內格羅斯島是世界上幾個最早嘗試、支持農業典範轉型的地方之一。Leu提到:「內格羅斯島的有機產品有極佳的可追溯性以及可信度,當地的有機農夫與工人將此體系運行的很棒,其產出的有機農產品有很大的機會在國際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 有機產業的領袖也進一步指出,菲律賓政府或私人機構的倡議多著重在建構有機農業,特別是建構農場組織,這成為內格羅斯島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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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源頭做起的永續—生產者延伸責任之引介

作者:詹詒絜   歐盟 Erasmus Mundus 環境科學、政策及管理碩士 特約編輯: 詹詒絜   前言 多來年,隨手做回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你曾經想過是誰負責在做蒐集?是誰在處理加工這些回收物品?回答這些問題,也許我們首先會想到拾荒業者、慈濟以及每天跟隨在垃圾車後面的回收車,前者屬於民間單位,後者則屬於各縣市政府環保局單位下的地方清潔隊。 民眾通常把回收物品交給這些單位,再由他們轉交給回收商,經過進一步分類後,回收物品會被送到再生處理廠進行加工,處理過後還能被使用的物質就成為二次料,回到生產循環中;無法再被使用的物質則變成廢棄物,最後會被掩埋或是焚燒。 這個程序其實延伸出另一個問題:是誰應該負擔這中間蒐集、分類及處理等程序上的財務責任?   生產者延伸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 瑞典隆德大學工業及環境經濟國際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IIIEE)Thomas Lindhqvist教授在遞給瑞典政府的環境報告中提出生產者延伸責(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概念,其意指生產者的責任應該被延伸到產品的整個生命週期。生產者的工作並不是把產品製造出來就結束,其還應該負責產品在被使用後的廢棄回收及處理程序。 其概念背後的邏輯為有鑑於生產者掌握了產品的設計、原料和生產,一個產品的產出過程和後續使用及廢棄階段上對環境影響都與前端的設計、原料和生產息息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生產者必須承擔回收、再生及最終處置的責任。 如此概念也是為了促進生產者重新思考產品的設計和原物料的使用,像是如何多利用可回收物質,以在後端廢棄處理上能夠比較順利或降低廢棄成本等,進而降低產品對環境的衝擊。 目前已有諸多國家採取生產者延伸責任的概念,但針對「延伸」兩個字,各國的詮釋仍有明顯的不同,因而目前世界上有諸多不同的政策工具來落實此概念。但整體而言,大多國家都將生產者應該負擔回收、再生及最終處理過程中的「財務責任」。     國際上的廣泛運用 生產者延伸責任目前已廣泛地在許多國家被採用,此段將從歐洲和亞洲各挑一案例來闡述在這概念如何在政策工具中被操作化,不同的國家又是怎麼去詮釋這個概念。   歐盟 歐盟將生產者延伸責任落實得非常紮實,視此概念為產品回收及設計的中心,發展出幾項非常具有法令強制性的歐盟指令(directive),其中包含廢棄電子電機設備指令(Directive on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電機電子設備限用有害指令(Directive on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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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永續藍圖該怎麼畫?——在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與巴黎氣候高峰會之後

作者:許菀庭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執行長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Erasm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   前言 2015年,你是不是也曾經換了臉書大頭貼祈禱呢? 從1月「我是查理 (Je suis Charlie) 」(查理週刊恐怖攻擊事件)、11月巴黎乃至黎巴嫩、伊朗等國發生的一連串恐怖攻擊事件,世界上的網絡用戶,透過社群網絡集結起群眾的力量,捍衛平等與人權。然而,不只是世界上的facebook用戶,世界各國的官員也在這一年,為人權達成許多新的里程碑。 巴黎恐怖攻擊後的一個月,接續京都議定書的「巴黎氣候協議」於巴黎正式定案,為全球人類的下一波氣候行動揭開序幕。同年9月25-27日,各國高階官員也齊聚於紐約的「聯合國永續發展議程高峰會」(UN SDG Summit) ,擬定出17項永續發展目標(goal)以及169項細項目標(target),這些決議將會是未來15年全世界為平等與人權而努力的重要方向。 回想同一年在台灣發生的故事,我們經歷了八仙塵爆、空汙紫爆、蘇迪勒風災、史上最熱的聖嬰現象與暖冬,與60 多年來最大的春季缺水危機。正當全世界為了對抗氣候變遷、邁向永續發展與人權進步而集結力量的同時,我們也隱約看見了台灣在永續之路上的重重阻礙。筆者在這裡希望藉由簡單地回顧永續發展目標的討論脈絡及其願景,並從聯合國氣候高峰會與永續高峰會兩大重要會議於同一年舉辦所顯現的意涵,探討「氣候議題架構下的永續發展目標」,來反思現階段的台灣情境,以及我們可能需要做些什麼。     永續發展目標是哪裡冒出來的? —— 歷史脈絡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快速變遷,我們像是不小心按到十倍速快轉鍵一樣,在不到兩百年的時光內,走入全球經濟整合、產業變革、溫室氣體排放急速爬升,這一切也快速地擴大各國貧富差距現象。到了20世紀中葉,各國科學家針對氣候變遷、環境破壞提出的警訊漸漸受到重視。 於是在西元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布《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 報告,對「永續發展」提出定義。這份重要的官方報告使得國際上最重要的兩組議題––「環境」與「貧窮」––在論述與行動上開始產生匯流。 西元1992年在巴西,里約地球高峰會 (Rio Earth Summit) 的舉行見證在人權、貧窮、環境等人類共同難題中,全球合作的時代已來臨。里約高峰會不只針對環境氣候問題產出一份《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 Framework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本文的主角,永續發展目標 (SDG) 的前身再前身,也就是《21世紀議程 》(Agenda 21)也是里約高峰會的一向大成果。 這份議程涵蓋了環境、經濟與社會面向,也討論到如女性、企業、小孩、NGO等各種社會群體的處境。 我們接著走過千禧年危機來到西元2000年,時任秘書長安南希望為「第三世界國家」制定發展目標。於是聯合國在其發布的「千禧年發展宣言」(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中提出八項「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並針對每個目標制定出19項細項目標 (target)、60項技術指標 (technical indicator)。這組目標清單的完成期限是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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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作為推動環境議題的手段:從美國案例來反思

作者:台大法研所碩士  李彥麟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Erasm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 編輯:林庭宇  台大法律系學士   前言 在民主國家,行政及立法兩個政治部門是直接或間接透過選舉而產生,具有民意基礎又受到人民監督。由政治部門進行氣候變遷治理的工作,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相較之下,作為司法機關的法院通常不具有民意基礎、也不對人民負責,其在氣候變遷治理上究竟可以發揮何種功能?本文將會概述美國幾個著名的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透過這些訴訟的例子,反思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的意義。   1. 美國的氣候變遷訴訟背景 美國在柯林頓政府時期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未獲國會的批准。2001年政黨輪替,共和黨的小布希上任總統後,美國聯邦層級對於氣候變遷的態度更趨消極。然而,美國的公民社會活力充沛,行政法與環保法令也相當強調人民參與的程序權及司法審查,透過環境訴訟來捍衛環境,對於美國的環保團體與環境律師而言是家常便飯。 眼見政治部門此路行不通,關切氣候變遷的民間團體與地方政府,便轉向不受政權更迭的影響、不受企業的遊說、享有獨立性的法院,試圖以訴訟的方式繼續推動美國的氣候變遷治理。然而,在對立的一方,產業界及一些以化石燃料礦業為主要產業的地方政府(例如產油的德州、產煤的維吉尼亞州),也有可能提起訴訟,挑戰聯邦政府因應氣候變遷的法令或措施。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及法律傳統下,美國的氣候變遷訴訟案例可說是相當豐富。基本上,這些訴訟可大別為「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以及「氣候變遷管制訴訟」:前者主要是由氣候變遷的受害人民、地方政府(在環保團體的協力下)為原告,向發電廠、汽車業者、石油業者等排碳大戶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或請求法院判發禁制令的案例;後者則是環保團體或產業團體認為政府的氣候變遷管制違法或違憲,而以聯邦政府機關——特別是環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為被告,所提起的訴訟。本文的案例分析將以前者為主。   2. 美國的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 在法律上,若某甲不法侵害了某乙的權利,造成某乙的損失,某乙可以向某甲請求賠償其所受的損害。填補損害是侵權行為最主要的目的;而賠償責任將使行為的外部成本內部化,改變某甲的行為,發揮管制行為的效果。這就是侵權行為法的機能。 將侵權行為法套用到氣候變遷議題上,結果會如何?企業從事經濟活動,排放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隨之而來的海冰熔化、山林野火、水資源短缺、海岸侵蝕、颶風肆虐,帶來人身與財產的損害。 如果企業為了避免被法院判決支付受害者鉅額的賠償金,則企業未來勢必須減少碳排放。如此一來,法院實質上將取代行政與立法部門,搖身一變成為管制溫室氣體的角色;而面對積極的法院,原本裹足不前的政治部門,可能就必須在氣候變遷政策與立法上有所回應。 換言之,在單純填補受害人的損害這種自利的理由之外,用訴訟來逼迫排碳大戶減碳、促使政治部門表態,這就是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原告(以及環保團體)所打的如意算盤。 近年來,美國的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包括以下幾個重要案件: (1) Connecticut v. American Electric Power Co., Inc.:康乃狄克州等八個州、紐約市以及三個土地信託,請求法院判發禁制令(injunction),限制American Electric Power等擁有火力發電廠的電力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 (2) Comer v. Murphy Oil USA:原告是2005年的卡崔納颶風(Hurricane Katrina)的受害者,主張Murphy Oil USA等石油及能源公司的商業活動加劇了全球暖化及颶風的強度,因而向這些公司請求金錢賠償。 (3) People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v. General Mo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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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三)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五) 離開東北地區後,筆者來到東京都周邊,首先參訪的是位於神奈川縣小田原市的報德能源公司(Houtoku Energy),與其他投入社區電廠的地方類似,依山傍海的小田原市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同樣也受到2011 年福島核災的影響,市長、地方企業家、以及地方團體開始思考一個不依賴核電的未來。最後由地方38家企業共同成立報德能源公司,並另外成立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集資,從太陽光電開始,並逐步發展山林中的再生能源資源,以及投入山林資源保護等措施。 參訪當天首先來到一座位於山上的太陽光電廠,該大型發電廠裝置容量達到1MW,在市政府的稅務減免支持下,取得原本用來傾倒廢土的場地,於上架設太陽光電板。建設資金除銀行融資外,也來自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電廠前架起一塊木板,投資者的姓名在上一個個列出。而資金亦用來租用包括中小學等公共設施的屋頂,架設太陽光電板。   至此為止,小田原的案例似乎與其他社區電廠沒什麼不同,然而筆者隨後觀察到在此處的地方凝聚力似乎遠遠超過其他案例。同樣以設立基金的方式對外集資,福島會津地方設立的太陽市民基金中,只有15.2%的投資者是福島縣當地居民,這對具有國民信託性質的基金來說並不奇特,其他類似的基金也都是將集資對象擴及到日本全國。然而在小田原的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投資者中有26%來自小田原市,有51%來自小田原市所處的神奈川縣。比較會津與小田原市兩個基金來源的差異,也許會認為兩地不同經濟發展狀況會是成因,但進一步認識小田原的歷史脈絡,就能察覺此種高度凝聚力從何而來。   報德公司此一名稱來自於德川幕府時期小田原藩的重要藩士二宮尊德,市內祭祀二宮尊德的神社即名為報德二宮神社。二宮金次郎(尊德)改革小田原藩政頗具成效,而其勤奮向學的形象也為日本國民周知。然而深深影響著小田原能源轉型路徑的,是二宮尊德曾經說過的名言:「不重視經濟的道德訴求終將徒勞無功,而不重視道德的經濟則是一種犯罪」。 如前所述,福島核災後,小田原市內的企業主開始反思過往追求經濟發展的路線是否適當,在地民眾認為不能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而對土地帶來無可回復的災難,因此除了開始思考核電以外的能源選項外,也開始檢視人類社會與能源間的關係。   當地知名的企業主鈴木悌介,也是日本知名的魚板食品商人,同樣大力支持包括報德公司在內的社區電廠發展。[1]筆者參訪了他的魚板工廠、餐廳以及當時仍在興建中的低碳辦公大樓,處處可見對低碳轉型的關切。比方說在在屋頂上架設太陽能熱水器;在餐廳中引進地下水恆溫系統,在辦公大樓中完善隔熱設施並大量引進自然光,減少建築中的能源消耗。他的努力也帶動地方政府與其他團體的投入,報德公司除了善用自然資源發電外,也成功地捲動地方對能源轉型的投入。   身處臺灣的我們,大概很難想像一個一百五十年前的人物,到現在還可以對地方的發展起著啟發作用,這樣的案例在其他國家的社區電廠中也很少出現。但這也就是筆者在之前提及的,發展再生能源要應對的除了各地殊異的天然條件外,還需面對各地不同的人文社會圖像。小田原報德公司的案例說明了此種基於共同歷史而累積的在地凝聚力,同樣能引領著新能源科技的發展。   (六) 筆者在此一系列中介紹了三個日本跟社區電廠有關的實踐,嚴格說起來,由於這三個案例都屬於由地方自主發動,跟因為遭逢抗爭而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創造社會接受度的案例不同。然而由這幾個案例中,也都看出如果要讓再生能源能更好的發展,並同步帶動社會轉型的話,則必須正視社區、地方在當中扮演的角色。   與此同時,日本案例中也說明了,對於能源的選擇,從來就不僅是技術或經濟層面的思考。如果能從生命週期的角度認識能源,了解各種能源開採、使用及後端處理上的各種外部成本,那就能認識到選擇使用特定能源的同時,其實是反映了對特定社會發展模式的想像。當代能源轉型的必要性,除了提升低碳能源配比以應對極端氣候威脅外,更在於重新認識技術與物質層次背後的社經結構,以及伴隨著此種結構所形成的壟斷知識及權力。深刻的能源轉型因而必然涉及對社會發展模式與價值選擇的論辯。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日本或歐美案例中,社區型能源的倡議往往來自(消費)合作社,以德國來說,自從1990年代推動再生能源相關法案立法修法,並自2000年開始能源轉型的進程後,能源合作社的數量由2001年的66家,成長為2013年時的888家。[1] 基於共同理念、價值而組成的合作社,與一般商業公司不同的是不以追求利潤為唯一目標,協力、共同治理、民主管理、社區關懷等都是合作社的核心價值,當這些價值落實在社區層次時,對能源議題的關注也就跟著轉向電價與發電量以外的面向。   而筆者參訪案例中另一個可供思考的面向,則在於如何想像社區。從地域畫分角度出發雖然相對單純,但不管是日本或其他國家,要找到如同小田原市一般因其歷史脈絡而有著高度地方凝聚力的地方,都不會太簡單。因此北海道綠色基金的運作模式,其實拓展了對社區型能源的可能想像。儘管募資對象擴及全國,但這畢竟是一個由在地發動的計畫,發電利潤除分配給投資者外,也能直接用於在地社區。 與此同時,即使投資者來自遠方,但彼此間仍存在共同價值連帶,日本許多位於鄉間的市民風車或社區電廠,會不定時地舉辦參訪導覽行程,讓住在城市中的投資者可以親自看到他們投資的再生能源設施,看到與這些設施一起生活的人們,除彼此交換理念外,也多了個連結在地農產品與都市消費者的機會。此種類似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的運作模式,一方面突破融資困境,一方面擴大了對社區的想像,無形中也再次強化再生能源的社會支持。   未來再生能源中有多少比例來自社區電廠尚未可知,然而此一模式的實踐,的確開創了深化能源轉型的可能性,讓許多社會、環境面的公共價值得以彰顯。臺灣也即將走向開啟電業自由化的進程,然而目前社會上的討論多聚焦於拆分台電這個長期壟斷的大怪獸,而缺少鬆綁後的討論與想像,轉型有其必要,然而整個社會究竟要往哪個方向轉型,誰又該參與其中,這些討論都遠比多一個少一個電廠要來得更重要。社區電廠、社區能源的概念與實踐,都有助於社會對能源及社會轉型的進一步討論。       [1]他也是日本永續商業與能源未來企業家網絡(Network of Business Leaders and Entrepreneurs for a Sustainable Business and Energy Future)的成員,此一網絡由中小企業主組成,也致力於在日本各地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及設立社區電廠。   [2]與德國能源轉型的相關資料可參考德國能源轉型網站(http://energytransition.de/),該網站由The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此一推動能源轉型的智庫所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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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二)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三) 筆者本次參訪的行程安排獲得日本永續能源政策協會(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 ISEP)諸多協助,ISEP在日本是以民間智庫的方式運作,積極在日本各地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過去也曾與日本政府環境省合作,推出綠色電力認證制度,讓自願投入減碳的企業得以取得認證。在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後,許多地方開始反省過去對能源議題的認識,由對核電的質疑出發,開始思考地方是否有天然資源可發展再生能源,加上日本政府在2012年推出再生能源躉購(Feed-in-Tariff, FIT)電價制度,大大鼓勵再生能源的發展,許多地方社區因而開始投入再生能源發展,而過去在此一議題中倡議許久的ISEP也成為重要的諮詢對象,協助各地團體規劃籌組電廠並克服法規障礙。   2014年,在日本各地蓬勃發展的社區型再生能源,決定成立日本全國社區電力協會,協會會員包括投入社區電廠的公司以及消費者合作社,成員北起北海道南至九州,已經有20個組織加入,並有10餘個組織即將加入協會。筆者參訪時有機會參加正於北海道札幌市舉行的協會理監事會,會上主要討論包括與日本環境省合作的社區電力認證,日本電業即將走向自由化,此認證可在未來電力市場中,供認同社區協力理念的消費者辨識選購。當天會議也討論未來在日本全國招募會員之方案,試圖透過與在地農產品結合,強調社區電廠與在地共存共榮之意象。協會未來會直接招募一般民眾成為會員,當天理監事會上也同時討論加入會員的贈品,選項包括青森蘋果、福島會津地區釀造的日本酒、瀨戶內海的漁獲等等。這些別出心裁的贈品都是各社區電廠所在地的農產品。這一現象也彰顯出日本社區電廠試圖結合在地資源的做法,未來當各地社區電廠可以直接售電時,消費者購買的不僅是一度度的電,還在過程中建立起與各地社區的連結。   此種基於地方意識、共同價值組成的發電事業,其實在福島核災前早已逐漸成形,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北海道綠色基金(Hokkaido Green Fund)。1986年車諾堡核災後,北海道一群共同購買的消費者合作社的成員,由食品及環境安全角度出發,開始關心能源議題,而北海道核電廠及高階核廢料處置場的興建計畫也都引起廣泛討論。1997年時,這些關心相關議題的合作社成員,開始倡議要建設屬於地方的綠色能源,因此推出社員間的綠色電力費率運動,加入此一運動的民眾每月多繳5%的電費給代為收繳電費的合作社組織,藉此募集未來建造風機的基金,並在此一基礎上於2000年成立北海道綠色基金。   然而單從綠色電力費率制度募得的基金,還是不足以興建風機,加上當時日本對發展再生能源的規範及誘因皆有所欠缺,銀行也不願意提供融資。基金因而開始考慮公民集資,透過與ISEP的合作,研擬出匿名夥伴協議(anonymous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集資模式,公開向日本國民募資,由於此一模式的投資風險低於其他金融商品,而提供的利潤回饋也高於當時已經是零利率的日本銀行,因此在短時間內由超過200位投資者中募得1.4億日元的資金,由於已經取得一定程度的資本,不足之資金銀行也願意融資。   2001年時,第一座市民風機落成,取名為濱風小子,成為日本社區電廠的先驅。此一具有國民信託性質的集資模式,日後在日本各地陸續出現,藉此克服發展再生能源初期的融資壓力。至2014年為止,全日本已經有18座市民風機。[1] 筆者本次也前去參訪北海道厚田市新建好的兩支風機,這一案例也是採用類似的方式集資興建,當日落成典禮就在其中一支風機下舉行,除地方政治人物與在地居民外,北海道綠色基金位於各地的會員也熱烈參與。會場安排各種在地表演,並提供當地農產品作為午餐,為兩座風機命名的小學生也接受表揚,風機基座上則列出所有參與投資之民眾姓名。凡此種種,皆可看出地方社區對這兩支各2MW的風機之重視與投入。     作為日本社區電廠的濫觴,北海道綠色基金的運作除了提供一個可操作的集資模式外,更重要的是在此一模式背後反應出的草根力量,透過共同購買合作社形成的共同價值與社區意識,在政策尚未明朗之際,透過由下而上的力量發展再生能源。而各個市民風機以及其他社區電廠的運作,也都讓我們看到對於不同社區來說,所關注的不僅僅是能從社區電廠中發出多少電、創造多少利潤這些數字,而是那些對社區發展、能源使用、社會價值的共同關懷。     (四) 2011年福島核災後,位於福島縣西部的會津地方雖然離重災區尚有一段距離,但當地頗具盛名的農業依舊受到影響。當地大和川酒造第九代傳人佐藤彌右衛門開始與地方社區思考核能以外的能源選項及發展途徑,而許多來自災區的民眾也加入討論。地方認為福島縣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一如過去核電廠乃為250公里外的東京都供電,福島縣的天然資源也鮮少為在地使用,用東京大學高橋哲哉教授的話來說,福島與其他大都會間的關係,正構成一個「犧牲的體系」。[2]如何掙脫此一體系中的犧牲宿命,爭取地方包括能源在內的自主,成為佐藤先生及其他民眾的努力方向。 同樣在ISEP的協助下,會津地方於2013年成立會津自然能源基金會(Aizu Natural Energy Foundation),同年隨後成立會津電力株式會社AiPower。AiPower發展的第一階段以太陽光電為主,因此成立太陽市民基金(Solar Citizen Fund)對外集資,未來也將投入小水力發電、木材生質能發電、地熱發電以及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以求充份利用福島縣豐沛的天然資源。在日本電力市場進一步自由化後,AiPower也考慮投入輸配電業務,以求電力地產地銷,達成真正的能源自主。   筆者在會津若松市停留時,首先參訪AiPower項下規模最大,位於會津地區喜多方市的雄國(Oguni)發電廠,雄國太陽光電發電廠裝置容量達到1MW,每年約可發出96萬度電,足可供應300個家庭一年所需。雄國電廠利用丘陵上未耕種的土地鋪設太陽光電板,由於日本東北地區氣候寒冷且雪季漫長,積雪可達到1公尺高,因此AiPower刻意將架設太陽光電板的支架高度設計為2.5公尺,避免積雪淹沒設施。同時考慮到大雪的影響,太陽光電板的角度設計為比一般光電板角度略高的35-40度,發電效率雖然可能較為遜色,但可避免降雪堆積於太陽光電板上,甚至壓壞光電板。2014年電廠啟用,在安然度過一個完整的冬季後,已經證明這些結合在地智慧的設計非常有效,也吸引其他太陽光電業者前來設廠並仿效相關設計。但與一般只追求發電利潤的業者不同,AiPower有其推廣能源自主、凝聚社區共識的目的,因此在雄國電廠旁也設有能源教育中心(雄國大學),藉此推廣能源教育。       除雄國電廠外,筆者也參訪另一個與AiPower合作的小型(50kw)太陽光電廠,該廠架設於稻田上,但因為日本農林水產省對農地架設再生能源設施有嚴格規範,[3]且再生能源取得的架設許可每三年就要重新審查,確保引進再生能源不會影響農作生產。筆者參訪的小型電廠也是如此取得許可,並且在架設同時已經安排好農耕機具進入作業的空間。儘管只是一片小小的稻田,如前所述,綠色的再生能源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就創造出涵養生態資源的價值,只有透過清楚的規範,才能建立起農電共享(solar sharing)的典範。   筆者在福島縣會津的參訪,從AiPower感受到的是由地方對核能事故的反省,帶出對發展路徑及結構面向的思考,並進一步追求能源自主的努力,事實上該類訴求也不僅停留於會津地方,福島縣在災後也喊出2040年達到百分百再生能源的目標。除了利用豐富的天然資源發展再生能源外,AiPower許多電廠的實踐,也讓人感受到在地智慧的重要性,以及對土地與資源的重視。而過去東福島地區(核災所在地)以及西部的會津地方來往並不密切,但災難後的反省及重新尋找出路的過程中,卻也重新激發起兩地民眾間的對話與認識。   [1]相關討論可見王俊秀 2012,日本的能源民主與人民發電廠,http://e-info.org.tw/node/76250;Shota Furuya 2014, The Pione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