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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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柏儀 :高教問題與青年貧窮化(二)

SHS十月論壇:高教問題與青年貧窮化 主講人:林柏儀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註:此文編修自活動主講人之逐字稿) 現下的高等教育怎麼回應這些事情?我們可以區分兩種,主流的解法常說: 第一,青年會貧窮是因為年輕人的競爭力、能力太差,所以應該要改善自己的競爭力。政府方面常見的說法是要改善學用落差,所以高等教育要推動「學用合一」,並且舉出很多成功的個案,例如說某某研究所的畢業生馬上就被台積電、被聯發科高薪搶走,因為學這個就是台積電、聯發科要的; 第二,之所以大學沒有辦法提升產學合作,或者學用合一,是因為大學太僵化、大學沒有自負盈虧導致的結果,政府因此要推動大學企業化。一跟二有點不一樣,前者是把教育內容更為企業服務,或者更和企業合作;後者指的是把大學本身就當成企業來辦,亦即所謂的自負盈虧的趨勢,比如政府漸漸的撤掉公共補助,要大學自己想辦法開闢財源,而大學開闢財源主要的方式就是收更多的學生,或者提高它的學費;第二個就是跟企業合作,讓企業願意購買一些學校產出的產品,例如研究生、知識或者專利,所以他們建議的第二招叫「大學企業化」。 第三,學校為了因應大家的這種焦慮,便推動了強調個人競爭力的教育,或者學程,不斷把問題說成是個人問題,例如常見的說法是:以很多個案為例告訴學生,假如他考上好的研究所,或者出國到好的地方念書,便會前途似錦,而學生之所以沒有辦法擠進那個圈子,是因為自己不努力。所以學生應該更努力,畢竟別人都做得到,為什麼你做不到? 在這個環境下,學生的反應就是:「好,那我要加油,假如學歷不夠好,那我要努力拚上台清交研究所」,但卻發現台清交研究所畢業以後,出路也未必那麼好,所以又要自己累積更多的證照,或者要第二專長、第二外語,出國念書鍍金等。但坦白講,雖然大學的確或許跟產業界隔閡很深,可是一直以來,工作的多數人其實都是進企業以後才重新學,而且工作上所要學的事也不用學那麼久,因為很多企業都是例行或程序性的,不一定要念過原文書就會做,因為產業的生產本來就未必是那麼技術性的。 關於大學企業化,政府要大學多承擔一些資源調配的責任,然後大學又要求個人要提昇競爭力,但是這些說法還是迴避不了:總體上為什麼發生青年貧窮與低薪的現象?這跟個人層次的問題是沒有關聯的。例如,二十年前的教育跟各式各樣的產學合作的關係比現在還低,而現在大學的企業化,個人競爭力的提升又比以前來的多(以前沒有什麼雙主修或者讀研究所的風氣,或者追求學程、第二個專長、第二個外語),但顯然的是現今的就業與薪資是不如以前的。所以這些主流的說法,其實是把環境的問題推諉成個體的問題。但只要把觀察的範圍從個人放大到集體,便會發現絕對不是因為個人不努力的關係,所以我們要從比較批判的出路來談教育應該要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首先,我國政府對於教育費用承擔的比率,公共負擔占教育經費的比率實際上是下降的,透過學費或者企業來的經費支援是在上升的,而且台灣的公共負擔占高等教育經費的比例,在世界來看是相當低的,例如我們公立大學其實只占總體大學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是私校,這在很多世界性國家是罕見的,像是美國有七成都是公立學校,三成私立。雖然美國學費很貴,但無論如何有七成大學是公立的,而歐洲除了少數宗教學校是私立的外,幾乎全部都是公立。所以教育該怎麼樣面對這件事情? 第一,應該強調教育的公共化,教育資源的公共化,如怎麼讓高等教育的資源擴張,讓青年在受教育期間的費用可以下降,這就可以改善青年貧窮的問題:青年不用揹一大堆學貸進社會。或者將學費都減低,如私校學費比照公校,大幅興建宿舍等做法。 第二,我們固然要跟產業合作,但是學生不應該變成產業的奴工。在學校猛學怎麼當產業的奴工,也不會有助於未來薪資的提升,所以我們應該要學的是技術,不是服從或奴化。用比較抽象的話來講,就是說我們要學生產力,不要學生產關係;我們要學資本主義裡高生產的技術,不要學當接受被剝削的勞工。其實產學合作本質的意義也是這樣。可是當我們到技專院校談這些問題時,學生會說老師教他們,念技專院校就是要配合業界的價值,就是要接受從基層做起。從基層做起當然很好,但你怎麼知道雇主會不會善待你,他會不會永遠都剝削你?不知道。而且在現實中,很多人永遠都在基層接受基本工資,不會升遷。現在,只要雇主把你視為非核心人力,他就會永遠把你當外部人員來對待,甚至把你踢出去變派遣勞工。所以我們要學的是怎麼樣在有技術之後,改變剝削這件事。 我們更可以做的就是「批判教育」。批判教育是指利用大學來傳遞一些批判的理念。第一,我們面臨到的問題不是個人(努不努力的)問題,而是在於系統性地壓低了你的薪資、要你承擔教育的費用、擴張你的消費、不重分配。這些政策上的問題廣義的來說,是勞資問題。我們在教育裡面可以有更多的通識課,或是透過既有的課程討論上述當代青年的處境,讓大家一起想出路甚至採取行動去挑戰、改變它,這是當今教育該負擔的事。我們都很同意要走出象牙塔,但走出象牙塔不是去當奴工,而是要去瓦解象牙塔外的不正義,而這也是另一種產學合一,只是這樣的合作不是配合產業的價值或者邏輯,而是要去轉化裡面的剝削與壓迫。 第三,組織。談這些問題往往令人感到無力,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能做,或者改變不了什麼事。但真正讓大家覺得無力其實是沒有組織的緣故,例如我一個人怎麼面對一百萬的債務?趕快工作、多兼一些差、少吃一點、住便宜一點等個人的層次。但集體怎麼有救,怎麼讓台灣的人都不用再揹這些債務?它涉及到我們要怎麼組織起來,所以我們可以推動的是籌組工會,在工會的邏輯下有很多分組,持續地行動改變這些不合理的事。 工會,當然說高教工會是其中一個,但大家出了社會也可以參加社會上面的產業工會,但是工會在台灣還薄弱。另外,組織當然不一定只是工會,也可能是政治團體-政黨。假如真的能有一些政黨,或者政治力量,是代表批判、能解決這些問題的,那我們很歡迎。這些問題很弔詭,現在的青年可能都知道我們正在討論的,因為這些問題就發生在眼前,但是我們的政治基本上都避開這些問題,像報紙雖然很常在報導學費太貴、或者薪資太低,但不會討論該怎麼解決,而訪問專家得到的解法卻都是產學合作,因為這就是台灣的政治的邏輯-右翼的思維,支持資本主義、支持當前政經體制。批判的思維我們稱之為集體性的、或是整體觀察的、分析結構的,是左翼的邏輯。然而,我們在政治的分野上面,不論藍綠,多數其實是右翼的思維。雖然它們在統獨立場、對中國有認同的差別,但如果問怎麼解決低薪問題,答案都差不多,不會有一種回答叫做組織工會、對抗雇主。 再來,我們目前不是毫無希望的。就我的觀察,其實現在青年一代已經有很多的抵抗出現,大抵上有三種,第一種我稱之為小清新,小清新好像是一個很庸俗的流行,但它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我們進入到一種賺不了大錢,所以就才產生了享受一杯咖啡也很滿足的文化。小清新其實有一點抵抗的味道:就是不追求大富大貴,只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如環島旅行、登山、喝咖啡,吃蛋糕等等。小清新是由一點點的青年文化轉變來的,因為上一個世代主要想的是,怎麼好好努力,因為當時還在經濟起飛的階段,所以考慮的是怎麼努力賺錢、找好工作、成家立業、買房子這種邏輯,但現在因為那些都破碎了,或者變得極端困難,所以現在追求的小清新,它是有點抵抗的意味。 第二個,再激進一點的,我們稱之為魯蛇的認同(loser)。 過去對在競爭遊戲裡面失敗的人,通常是抱以不同情的、批判的,像是譴責他們自作自受、誰叫你自己不努力,但在魯蛇的概念裡不是,它是重新去講述那樣的處境也未必是悲慘的,是以自嘲的方式肯定自己,例如說:「本魯怎樣,但本魯現在也可以站出來」。但以前真正當魯蛇的是不可以出來講話的,因為很丟臉所以要躲起來,而魯蛇現在敢出來講話,好像有一種魯蛇的正當性出現,這事實上也反映了一種抵抗,但這樣的抵抗是很有侷限性的,因為情況變成了大家當魯蛇,而且也覺得魯蛇不錯;或者大家只追求小清新,但只是當魯蛇和小清新不會改變這些事情,所以我們應該是要把小清新和魯蛇的支持者引出來,加入批判的行列。 第三,政治上的抵抗-公民運動。但這種大型運動似乎有一個限制,使得前述問題與這些運動脫節。這些大型的公民運動的動員基礎,通常都建立在媒體所簡化出的萬惡跟萬善上,例如洪仲丘的事情媒體報了一個月,讓我們都知道長官對洪很壞,那的確是事實,所以我們被動員出來參與公民運動。 但是媒體的邏輯基本上跟右翼邏輯比較接近-把問題化約成單一因,像是有一個一切的萬惡淵藪,如范佐憲對他很壞、是萬惡;國防部把整個錄影帶弄掉,萬惡,但它跟集體的處境怎麼改善,基本上不會有關聯,甚至在後來的運動可能是跟反中、國族情緒更有關聯,但這跟青年面臨到的現實處境是有一定的落差,這只是因為我們思考的高度受限於動員的框架,雖然它某種程度上還是在抵抗一些事。但我們期望的是現實的問題-轉化「資崩世代」,這也是今天我們想要談的結論。 什麼叫「資崩世代」?涉及到我們分析的四個問題,它其實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上述的四個問題是台灣的特例嗎?雖然我們常說台灣是鬼島,但但其實韓國也會稱自己是地獄,或者英國年輕人也會覺得自己是失落的世代。其實全世界都面臨著類似的處境,比如說勞動的低薪化或非典型化,像韓國跟日本的非典型勞動者占了青年勞工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而台灣是因為正職薪水很低,所以我們還勉強可以卡到一些正職。 另外,教育費用高漲,其實政府也常常幫我們宣傳說美國、英國的學費更貴,這些都是事實,例如英國學費漲了三倍,從三千英鎊,漲到九千英鎊,折成台幣就是從一年十五萬漲到四十五萬,而念研究所對他們也是趨勢,只是因為這個趨勢是全球性的,所以不同地區的發展也有快有慢。再來,物價、房價,只要在首都的地方就變超級貴,這也是世界性的。先不論先進國家,光胡志明市、河內、吉隆坡、或者北京、上海的房價比台北便宜不到哪去。 在重分配的問題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大概都告訴我們,資本的利潤所得遠比勞工的薪資成長快太多,而且它沒有受到稅務上面應該要有的重分配,這都是全球性的,而它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結構問題,我們該怎麼來談它呢? 第一,台灣現在對這些問題有很強烈的感受,是因為台灣已經進入到資本主義成熟化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隨著資本的擴張與集中,它反映的事實是:你的薪資只能取得足以再生產的費用,亦即人作為勞力市場上互相競爭的勞動力商品,雇主買你的錢不是以你需要多少錢來生活,而是你在市場行情上大概的價值是多少。當然個別來說,你如果表現優異,雇主會給你多一點錢,這跟競爭有關,但是以總體的平均數而言,例如我們所謂大學畢業生兩萬六這件事情,實際上反映的是你的薪資大概僅能維生而已,甚至不足以維生。這是資本主義中因為勞工成為勞動力商品的結果。作為商品,例如一粒米可以值多少錢,不是考慮米需不需要,而是考慮米在市場上的價格。這個問題在過去之所以沒那麼嚴峻,是一來經濟在起飛階段,大家都還有工作機會,而且資本也因為利潤比較高而願意分一些碎屑給勞工,但在成熟化的階段,非典勞工對上述問題都有很強烈的感受。 第二,工人階級力量不足。這四個地方問題在一些地方沒有那麼嚴重是因為它有一個比較強的左翼的力量,可以主張工資問題需要國家介入、工會可以進行團體協約,雇主不可以自己恣意地砍薪水、教育費用國家應該要負擔,物價應該要管制,或者稅收要強調重分配。但是台灣沒有,我們沒有工人階級的力量,就像我們說工會大家會覺得很陌生,所以我們的情況就會比其他地方更惡化。 第三,資本主義本身就有的危機趨勢,亦即它沒有辦法無限期的增長,例如最基礎的解釋是,當投入在資本部門的費用越來越大,便相對壓低了投入在勞工的費用,而這樣的趨勢會導致利潤下降,因為資本家要投資更多錢在機器上,所以他的利潤就會下降。在利潤下降的趨勢裡,能夠分給工人的薪水可能會降低;分給工人的薪水降低,工人能購買的物品就變少;工人能買的物品變少,資本家生產出來的東西就越來越賣不出去,他就得裁撤更多的勞工;裁撤更多勞工,消費就更加不足,使得東西就更賣不出去,然後消費就又更不足,而步入週期性危機。 在利潤危機的趨勢裡,特別在危機後的時期,這樣的現象就會更加的明顯,像在2008、2009的世界的經濟危機之後,為什麼英國學費漲了三倍?因為政府把所有的公共教育資出都砍掉,改由讓學生自己負擔,但是學生的受教育品質也沒有增加,因為實際上發生的只有政府刪減預算而已。政府為什麼要砍掉教育預算?因為政府要把預算拿去補貼經濟遇到危機的財團,比如把銀行國有化,或幫助受到殘害的產業。在這樣危機後的階段,政府靠著刪減社會部門的預算來補貼財團,使得受雇者的處境,不論是花費或者所得都更加惡化了。 所以對於要抵抗貧窮化處境的青年一代,我們建議他能夠有更強烈的階級意識,他要認知到他遇到這麼多的焦慮、不順遂、壓力、被剝奪、不方便、貧困,是來自於資本主義裡面的勞資鬥爭、階級問題;認識到這些是階級問題,是政治經濟體制的問題。若能強化這樣的意識,他有可能擁有改變資本主義問題的力量,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他是在資本主義裡面被剝削的人,但正因為他是在資本主義中維持這個資本主義繼續產生的一份子,資本主義才可能繼續維持,所以如果他意識到這個體制對他是不公義的、是剝削他的、是騙術的話,他是有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的。我們發明一個詞:「資崩世代」-他是在資本主義崩潰下產生的世代,但他也是可以讓資本主義崩潰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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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柏儀 :高教問題與青年貧窮化(一)

SHS十月論壇:高教問題與青年貧窮化 主講人:林柏儀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註:此文編修自活動主講人之逐字稿)   大學生的經濟壓力,或者對經濟的焦慮,比起我們那一代真的大多了。越來越多的學生不但在日常與寒暑期的時候需要打工,甚至在是課餘的時間都要打工。他做著現在的工作,是因為焦慮他的未來-要怎麼樣可以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或者一個安穩的未來。所以非常多的學生,除了自己的科系以外,他可能還要拼雙主修、輔系、學程、參加社團,和某一些的他覺得讓他比較有競爭力的課外活動。 多一些學習當然是好事,但我接觸到的新世代的同學不只是樂於參加,同時是抱著壓力來參與,像是我在暑假的夏季學院開的一門課裡,一位世新的同學便說他一直很擔心,不曉得自己的未來該怎麼辦。作為口語傳播系的學生,他說口語傳播好像沒有人重視。 我反問他怎麼辦,他說:「所以我現在就當然要拼命地去準備,像是暑假去很多媒體、傳播公司裡面打工」。我再問他是不是因為缺錢?他說:「當然缺錢,但同時目的是要卡位」,而且他在學校裡面還參加了五個社團以累積他的CV(履歷)。我們學術人員才講CV,結果一般同學現在也越來越重視要累積他的CV。 大概在2008年的暑假,我跟一群朋友曾經寫過「面對青年貧窮化」文章或宣言。我們的分析是,所謂的青年貧窮化有五個問題,而直到現在這五個問題還在加劇。 第一就是勞動,青年的起薪在2008年明顯大幅地下降。我大四時打聽過,當國會助理月薪有四萬塊,但如果現在去要應徵法案助理的話,兩萬八千塊錢就算是不錯的薪水(還是有些地方只給兩萬兩千塊)。為什麼薪水一瞬間大幅的下降? 在勞動面,低薪化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甚至其實低薪化不只是針對大學生。雖然有一種說法是因為大學學歷貶值才導致低薪,但你會發現一些不是大學生的、不是專屬所謂技術性的工作,他的薪資也一樣變低了,或其薪資並沒有明顯的調高;而體力勞動的薪資也在下降,所以台灣的實質薪資自1997年以來到現在是停滯發展,甚至是有緩緩下降的,由此可知低薪是很明顯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非典型勞動。現在越來越難直接找到一份正職,而不找正職能找什麼?兼差或打工。兼職指的是雇主不是給你全薪,而是按時薪計酬的,像是工讀生,一個小時一百二十塊錢。或者不是用時薪,而是用全職工讀生。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有些學校包括台大的有些處室,在徵的全職工讀生就是以最低工資支付薪水;或者更可怕的,是徵無償的實習生。 另一種聘僱-派遣,比如我要應徵A公司,但結果要簽約的時候發現,上面的雇主不是A公司,而是A開的B公司。但我也不是要去B公司上班,而是去A公司上班,可我是跟A另外開的B公司簽約,然後B公司把我派過去A公司上班。這種三角關係好奇怪,因為派遣勞動在未來要解雇我很容易,雇主可以聲稱我不是它真正的勞工,所以不用給我等同於它們內部勞工的待遇,而只要給我基本工資就好。業務的外包也是,越來越多的工作可能不直接聘僱你,而是採取按件計酬、按時計酬的方式。還有明明是聘僱你了,但卻假裝沒有聘僱你,說你是承攬,諸如此類的各種勞動亂象便稱做非典型。 相對於朝九晚五的正職工作,非典型聘僱越來越多,年輕一代的這種處境很辛苦而且壓力越來越大。我們都不喜歡低薪和永遠處於不穩定的工作狀態,好像我們隨時都可以被丟掉,所以我們會很努力競爭專任的缺。在學術界裡也是這樣子,有非常多的年輕的一代,他們鎮日在奮鬥的就是怎麼進到一個穩定的大學擔任專任教師,但問題是,專任教師的缺越來越少,學校開始都用專案、或者兼任、各式各樣其他方法來聘僱,以致於大家真的是要搶破頭才有這個機會,要排隊都不一定排的到,這樣的情況在校內外都很類似。 第三,教育。現在求學費用的提高,不僅來自學費本身,還有生活費的提高。我在夏季學院的課,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們推算,公立學校大概是一百萬,私立學校是一百二十萬。[1]另外,現在高等教育可能不能只念四年了,先不談延畢,而是很多人都要念研究所。這個費用大概會是:逐漸增長的學費與生活費、住宿費,以及各式各樣變貴了的必要消費,例如現在求學可能非常需要買電腦等,再乘以不斷上升的教育年數,使得高等教育費用大幅地增加。 第四個青年貧窮化的壓力是支出增加。我們現在講就是離開學校的支出,青年面臨更大的負擔了。出了社會,青年第一個要面臨的問題是找工作,勉強找到一份工作,年輕人馬上會面臨到結婚的年齡壓力、居住問題(但是房租也變貴),而更大的壓力是在房價日益攀升的現下還要買房子。 同時,不只是生活費很貴,主計部的調查指出薪資不但停滯,而且個人支出佔薪資的比例越來越高,高到九成,甚至九成五,甚至有些地方是超過一百,變成負債。換句話講說,在這個時代裡面,假設薪資不變,但平均支出的錢變多了。 最後一件事情是政府的政策-稅收。政府的稅收在台灣沒有什麼重分配效果,因為台灣的稅率很低,只占GDP的百分之十二,亦即台灣的經濟活動一百塊,最後有十二塊要拿去繳稅,而這十二塊的分配,大部份不是真正有錢的人或者企業財團繳的,因為它有很多的減稅措施,或者各種透過會計逃漏稅的方法。換言之,在制度上面,不但稅金收的很低,而且它的重分配效果也很差,這個12%相對於其他各國,大概是全世界第三低。全世界前一、二名,就是經濟化程度極高的香港,這個數字都是百分之二十;新加坡也是二十幾,歐洲國家甚至到四十、五十都有。 除了稅收沒有重分配效果,再來就是債務危機-公債。公債危機裡面又還包括社會保險的危機,例如現在最常討論的年金改革。勞保的年金報紙常報,勞保未來大概五年或七年後要破產,這種訊息會讓一些資訊管道比較不多的中老年勞工去領一次退,可是一次退領到錢比按月退領到的一定比較少。[2]政府不斷宣布、不斷有報章雜誌頭版說勞保危機、要破產了,讓很多人因為恐慌去領一次退,這樣的訊息一來除了鼓勵他們領一次退,趕快領,政府未來就不用付給你,還有第二個訊息:未來政府可以把該給的給付降低,例如未來假如工作三十年,勞保年金一個月大概可以領到兩萬塊(六十五歲以後可以一個月領兩萬塊錢的勞保年金),但改二的話,1.55%的給付和所得替代率,下降變成1.3%,總之年金的錢可能就從兩萬變成一萬五到一萬八之間。 政府繼續維持債務考量的是未來提交給人民的給付可以下降,所以不是現在就擴大保費以負擔這項支出。為什麼政府不擴大保費?因為擴大保費主要是由企業負擔。在我國勞保的設計裡面,勞工付20%,企業付70%,所以如果保費提高的話,企業的負擔會增加。因此,我們現在面對到的不單是前面論及的貧窮,而且我們政府對於勞資之間或者有錢人跟沒錢人之間的重分配,效果又極差,甚至可能是反重分配,以致於不但我自己窮,連政府的政策也讓情況更糟。這是我們在2008年的觀察,到甚至當時的分析也不是針對2008,是針對至少1996以後觀察到的現象,而直到現在這些現象只是越來越嚴重。   [1]二十萬的差別就是學費的落差:一個學期差兩萬五,乘以八學期。一百萬是怎麼算的?台灣三分之二大學生都是私校學生,所以以私校生計:學費一學期五萬,乘以八學期,就已經吃掉四十萬。另外再加上生活費與住宿費,尤其在私立學校,能夠住宿舍的機會很少,因為大學不負責任,教育部也沒有督促大學,學生只好自己在外面找房子。另外,在台北租屋非常貴,所以算出來其實還會比一百二再高一點點,所以假如一個月平均在住宿與生活的花用以一萬多計(相信這已經是很保守的估計),一年要十八萬。十八萬乘以四年,再加買書等開支大概就要八十萬。所以一百二十萬是來自剛才計算的七十二到八十萬,再加四十萬學費。 [2]政府有個規定是,按月退領到的錢如果因為領受人過世而沒領滿,剩下的錢會補給他的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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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S論壇:如何管理與最終處置使用過的核燃料─從美國經驗談起

主講人:卓鴻年 (美國國家實驗室核廢專家) 與談人:徐光蓉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教授) 主持人:陳竹亭 (SHS計畫主持人/臺灣大學化學系榮譽教授) 逐字稿整理: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論壇的現場錄影) 卓鴻年: 我從美國的經驗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怎麼樣處置用過燃料的問題,因為我的工作經驗都是在美國,所以對美國的情況比較清楚。 我先提一下世界核能的趨勢,以及用過核燃料spent nuclear fuel的管理的方法-主要是中程中期的管理方法,還有如何追蹤處置,最後談一下我個人的觀點,例如追蹤處置的問題是什麼,像是很多不確定的參數問題、人類能夠知道的知識怎麼能夠預測幾萬年這麼長的時間(因為很多半衰期非常長的)。換言之,我們人類的知識跟技術是有限制的,沒辦法很有信心地預測未來的情況。 我們先看一下世界核能使用的潮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想把核子武器裡面的某些技術轉換到民用裡面去,美國艾森豪總統提的Atoms for Peace就是訴諸使用和平方法使用核或是原子,這也是蓋核電站的開始,所以你可以看的出來1960年代的發電量增加地很快,到70年代後期、80年代初增加非常快。美國的核電大部分是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時候蓋的,而1979年的三哩島事件,對整個核能的發展並沒有很大的影響,到了1986年Chernobyl的時候,稍微有點影響,核電站興建的總量就慢下來了,福島事件以後也是稍微有點影響,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很大的影響,主要是因為在過去十年以來,中國蓋的數量是世界上蓋核電站速度最快、量最多的,而且未來計畫量也是最多的,但整個世界的潮流來看,並沒有增加那麼快,沒有像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數字那麼快。 可是世界上還是蠻多國家在討論使用核能適不適合。當然主要的是三個大問題,一個就是意外事件,核電站可能會發生意外,這對核電站周邊人民老百姓還有整個範圍污染的影響都很嚴重;第二,建造核電站的費用越來越貴了,尤其美國電力公司都是私人的,所以當蓋核電站的費用太高的,他們就想辦法使用其他的能源發電,尤其過去大概十年天然氣的價錢在美國下降的非常快,所以最近幾年美國比較舊的核電站都早點除役,替代用天然氣, 另外歐洲有不少國家考慮到要慢慢地不再蓋新的核電站,並將已經在發電的廠在時間結束以後除役。但其他對使用核能有興趣的國家還是在增加的,譬如東南亞國家的越南、印度尼西亞,都在考慮蓋核電站;最近還有消息指出日本或韓國簽了一些合約要蓋核電站;另外就連中東這些產石油的國家,像沙烏地阿拉伯,UAE等也在考慮蓋核電廠,當然他們的想法是:油或是天然氣遲早會用完,所以他們考慮到在未來幾十年以後,或可以核能代替化石油或是天然氣。 可是這些國家在考慮使用核電站時,沒有一個國家規劃怎麼樣處置與管理用過核燃料。不過回過頭看,1960、70年代,蓋了核電站的國家,包括美國、台灣,在蓋之前都沒有考慮到如何管理用過燃料與其最終處置等等。換言之,政策的計畫的人,或是能源使用計畫的人等,主要的看法就是按照成本計算,用核能發電可以馬上省很多錢,且如果該國沒有其他能源的話,核能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方法。   那用過燃料中期的管理方法是是什麼?用過燃料用一段時間以後要從核電廠反應爐拿出來,因為反應爐產生核反應發電的主要是鈾裡面的鈾235。 鈾在天然界裡面,鈾235的百分比很小,小於0.1,小於1%,大概只有0.5左右,需要把它增加到差不多至少要3%到5%才有辦法產生核反應,所以它要濃縮,濃縮完了以後放進去,燒了一段時間,幾年以後鈾235的量就減少,小於不到1%,就要把它拿出來,那就是用過核燃料。 拿出來後要先放在一個用過燃料的水池裏,因為那時的溫度還很高、放射性很強。放個幾十年後再把用過燃料以化學方法處理後,把鈾238改變成鈽239了,就可以當核燃料了,這個叫做Mixed oxide fuel,裡面的鈽跟鈾混在一起,可以當作核燃料放在原子堆裏面發電。可是在處理的過程中也產生了高階廢料,高階廢料也要最終處置(低階廢料也有,那都是要最終處置的)。另外的作法是,不做再處理,直接把用過燃料放在最終處置。現在大部分的國家都採取再處理的方法。   我們看這個燃料的循環。我們在核能裡面叫左半部前端,就是最上面的原子爐、發電廠是怎麼樣去採鈾礦、再去做一些處理、再濃縮,然後再製造成核燃料。製造好以後放到反應爐裡面發電,這就叫前端。右邊是後端,把用過燃料放到水池裏儲存。如果不做再處理就直接放到儲存場,這就是直接處置了。而這裡是一個經過再處理的Open fuel cycle,就是不立刻把用過燃料做最終處理,而是把可以用的鈽的核燃料提出來再使用。 剛剛講到把用過燃料拿出來以後放在水池裏面,這叫做濕式的暫時儲存(Wet storage),大部分的儲存時間都是幾十年,除非是真的要過一段時間後做再處理的,儲存時間可能比較短,大部分不做再處理的就是一直放在核電站的水池裡三十年或四十年。 核電站的執照大約是四十年,台灣核一核二運轉的執照是一發就是四十年,所以它蓋水池時大概是設計三十年左右的儲量。但有時候水池不夠大了,就必須要把它放緊一點。當用過燃料溫度降很低時,可以把它排緊一點,這樣就會有些新空位,可以把比較新的用過燃料放進去,這樣儲存水池大概可以用到四十年左右。 如果四十年到了,還沒有決定是不是要做再處理,或是還沒有一個最終處置場開始運轉的話,你只好暫時把它儲存。現在大部分的國家採取從水池拿出來放在乾式儲存裡面,核一廠的乾式儲存就是這種方法,放在水池裡三十年四十年,然後拿出來放到乾式儲存的罐子裡。以世界的潮流的來看,乾式儲存的情況越來越多了。 這個照片是儲存用過燃料的水池。這裡每一個每一個格的,都可以放一個燃料束。 剛剛講到的乾式儲存,這個是其中一個乾式儲存的方法,台灣的設計大概跟這個非常接近-也是垂直式的乾式儲存。 乾式儲存是指用過燃料在水池裡面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所以溫度比較低了,而且放射性劑量也比較低,不再需靠水保持低的溫度,而可以改利用空氣的自然循環。所以它這個有兩個洞,下方外面的是一個水泥地保護箱,裡面有個金屬罐子,金屬罐子裡面放的就是用過燃料束,下上面的洞有通風口可以讓空氣自然循環,冷一點的空氣從下面進去,稍微熱一點的空氣上面出來,跟家裡的煙囪一樣,這便是利用空氣的自然循環。它當初設計時必需要考慮到用過燃料溫度最高可以達到幾度,這當然要做一些安全設計。 另外的方法是放在室內。這個是德國一個室內的用過燃料儲存場,它設計的方法是蓋一個像一個很大的廠房,然後用另外一種金屬的保護箱跟一種金屬罐子,裡面再放用過燃料,這種方法也是一個乾式的終極儲存的方法。   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2008年的報告估計未來世界用過燃料的量會增加的非常快。 藍色的是全世界從原子爐裡拿出來的用過燃料總量。X軸是千噸,所以可以看出來這個量非常非常大。HM是heavy metal重金屬,所以可以看出來,到我們今年2015,從全世界從反應爐裡面拿出來已經將近40萬噸。而這綠色的是乾式中級儲存,黃色的是有後處理。中級儲存的時間到底多長,現在美國的情況,據我了解跟台灣原子能委員會情況一樣,乾式儲存的執照一次是發四十年,但是有可能可以延個二十年,但現在美國最長的乾式儲存時間已經差不多三十年了,所以,有可能會超過四十年。 長時間的中級儲存或許會有一些材料的問題,像保護不讓放射性東西跑出來的保護金屬殼會不會有問題。特別是靠近海邊的,空氣裡面的海水成分比較多,就會有比較多的氯化鈉(sodium chloride),它容易腐蝕各種金屬類的東西,所以中期儲存時間長的話,乾式儲存的結構穩定性則是一個是蠻重要的顧慮。時間太長的話就會使得地方老百姓反對,尤其是有些核電站已經除役、東西都拆掉了,但用過燃料還是放在那裏。 美國現在有好幾個核電站除役了,東西都拆掉了,但是用過燃料沒辦法搬走,因為美國現在還沒有一個最終處置場,所以只好把那區用鐵絲網的圍牆圍起來,然後有二十四小時警衛人員看管個,所以費用就增加了。另外,地方老百姓很反對,因為原來發執照運轉核電站的只有四十年,除役就表示原本核電站的地方要回歸自然,回到原來沒有受到汙染,沒有受到任何放射性的環境,但是因為用過燃料還是暫時儲存在那裏,所以那邊無法恢復。 現在用過燃料的燃料與燃料用之前跟用以後到底差在哪裡?用之前的鈾235是主要的核反應的產生,產生熱量的、發電的一個核素。剛開始有3.5%,用完以後大概不到差不多剩1%,可是這段時間會產生鈽。鈽是由鈾238產生的-核反應使得鈾238吸收中子以後變成這個鈽239。 用過燃料有哪幾個比較重要的半衰期很長的?首先,假如半衰期是一百萬年,那就是放射性核束過了一段時間後,量減少一半,而這些半衰期的時間都超過萬年,像是Technetium-99差不多是二十萬年, PU-239差不多是兩萬多年,I-129超過一千多萬年等等,壽命都很長。半衰期很長表示,用過燃料或是高階廢料在最終處置時,要考慮的隔離跟封閉的時間就非常長,不要讓這些東西跑到人的生活環境。 而再處理就是除了要把鈽239跟鈾拿出來跟做Mixed oxide fuel外,還要把高階、中階與低階核廢料放到最終處置場。另外,現在還有一些在研究除了分離這兩個東西以外,甚至把前面那幾個半衰期比較長的給分離出來,另外把它分類放在別處,像是把半衰期比較短的放在一起,半衰期比較長的放在到另外一邊去,這樣在最終處置時,半衰期很長的放射性元素要隔離的時間就比較長,半衰期比較短的隔離時間就比較短,不過現在還沒有做到這個程度。 另外一個方法是做一個Transmutation。Transmutation就是做了再處理以後,把半衰期很長的拿出來,想辦法把它改變成另外一種核素,就是用核反應的方法把它改變成另外一種核素,它的半衰期可能會變得很短,危險性就少很多了。 這當然是在非常的初步的研發工作,整個世界有不少國家都在做這方面工作,但有沒有可能達到工業大型的Transmutation,現在還不太清楚,但可當做是一個未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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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聰:高教改革,須尋求共同治理的圖像

作者:  林敏聰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 教授 報導:  孫語辰  脈絡 編輯:  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成員、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認為,高教崩壞,緩解之道不是各說各話,利害關係者以須以「高等教育是社會投資」做為溝通的基礎,共同治理高等教育。   二十年政策,換來一場土石流 如果說,高等教育是一座山巒,1990 年代時教育部放任廣設大學就是一場暴雨,高等教育日益擴張,品質卻江河日下。二十年後,這場暴雨使山巒崩塌,形成一場前所未見的土石流,不僅部分私校營運開始被沖垮,也斷送許多年輕學者研究能力最高昂的黃金歲月、埋葬大量莘莘學子與學術黑工們對職涯的展望。 解決問題,要理解背景環境;跨科際計畫志在解決大學學科分化的困境,身在高教現場,自然無法忽視周遭這場來勢洶洶的土石流。因此,跨科際計畫邀請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在八月份的跨科際教育專題研討會裡講解高教問題。 這位 2005 年天下雜誌〈兩萬名「教授長工」〉專題報導裡正義感凜然的受訪者,十餘年來持續關注高教議題。對於如何阻擋這場高教土石流的衝擊力道,林敏聰磨礪出屬於他自己的心得。「我不同意用 PK 的方式,」他表示,「整個社會裡有很多 PK 的機會,但 PK 沒辦法解決問題。」   跳脫零與一之間的對抗 原訂一個小時的演講,林敏聰準備超過 60 張投影片,從頭耐心地解釋他的思路。「以往解決問題的模式,是權益受害者站出來抗議加害者。如果協調不好,受害者有能力動員一定數量的人,就有可能一定程度改變權力結構。」可是,現在社會面臨的問題越來越複雜,不必然只是零與一之間二元對立的 PK,就算同是受害者,可能也會有觀念或問題描述上的衝突。 問題結構的變化,使得改革社會的行動不必然只有打倒宰制者一個選項,還需要建立利害關係者共同治理公共事務的機制。這與過去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關注後常態科學、公民科學與互動型專家等概念,摸索如何橋接利害關係者的初衷相互呼應。林敏聰開始把這個社會模型應用在解決高教議題上,「不同領域、不同位置的人,對自己切身的問題,感觸都很強,也會強調大學教育不同面向的功能。」對家長,大多覺得投資高等教育是自我實現與社會階層流動的管道;對科學家,高等教育培養尖端科技研究人才;人文社會學家認為高等教育要以社會責任與社會關懷為己任;通識教育聚焦在博雅素養;產業界則希望高等教育是免費、廉價、速成的人才來源。 「大家對問題的描述,也有各種學理;但是,大家對台灣的共識或方向,卻沒有有效、可以溝通的基礎。」不同人對高等教育有不同期待,事實上都指涉相異的公共資源分配策略,「但我們到底要什麼呢?」不同的團體、階層或身份地位的人須要尋求對高等教育的共同想像,共識越大,就越能找到共同的出路。 「如果我們可以開始鬆動自己對『好大學』的想像,開始思考大學對整個台灣的功能是什麼,那對大學持有不同想像的人,或許就可以開始對話與溝通。」林敏聰表示。高等教育千瘡百孔,各方要放下歧見,一起縫補出路。     如何打造具備公共性的私立大學 如果把前面提到的,家長、科學家、社會學者與產業界⋯⋯等不同利害關係者對高等教育的想像,放在一起比較,可以提煉出其中的共同點,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公共性」。換句話說,高等教育不只是個人階層流動的管道,很大一部分是社會投資。想共創高教的出路,這個上位的概念就不能被挑戰。 「公共性」的大前提會牽動很多高教現況。怎麼分配國家資源就是其中一個難題,尤其增闢財源更是難上加難。舉私立大學為例,「私校好像是『私人的學校』,就跟自家開的補習班一樣,但這個印象是錯誤的。」林敏聰指出,「因為私立大學也具備公共性,私校訓練出來的人才,也是整個社會的人才。」基於公共性,國家給予私立學校很多資源上的支持,像是減稅或土地使用等優惠,但如果沒有法律要求私校營運要公開透明,這些資源就可能會變成經營者舞弊的溫床。 「學費自由化」對私校發展來說也可能是個陷阱。不比公立學校,私校財務結構很脆弱,學雜費佔學校整體收入很大的比例,所以調整學費收入多寡的能力,影響私校可動用的資源多寡。這關係的不只是私校本身,還有整個高等教育的生態系。私校學費高於公立學校,使大學生在選項相當的情況下傾向選擇公立學校就讀,私校無法與公立學校競爭,也使公立學校容易因缺少競爭壓力而沈淪。 如果高等教育是公共的,不該因為個人的經濟因素影響其學的機會,那麼就應該盡量彌平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之間的學費差距;私校公共化的第一步是補助私校功效學費差額,促成學生受教權的平等。私校財務公共化與透明化,牽涉的子議題包括公共教育經費是否足夠、預算資源從何而來,甚至如何改革稅制,得由各界集思廣益。   高教評鑑不應中央集權 另一個要檢討的現況是高教評鑑制度。台灣高等教育惡化的其中一個病原就是「快速單一指標化」,固定的行政單位制定評鑑指標、執行評鑑作業,直接影響大學能取得多少營運經費,但大多數其他利害關係者只能被動地接受指標內容與評鑑結果。這種「中央集權」的指標如果沒有回到社會對高等教育共同想像裡,只是評鑑機構主觀地認為什麼好,就訂到指標裡,會是一場災難。 「公共化」不代表一定要「國家化」,工會、專業團體與政府間不是永恆對抗,可以回到公共化的前提,分享治理的權利。評鑑指標就是一個專業團體可以進場的切入點,在資訊公開透明的情況下,公民團體參與教育行政管理。 「我們目前只有政治部門有一定程度的透明,其他部分,尤其是教育,仍然保守與反動。」接近演講的最後,林敏聰語重心長。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由單一視角出發,需要利害關係者共同參與,不是被動告知其他參與者遊戲規則;但現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許多複雜的社會議題,共同治理的空間卻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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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正義與科學民主化

講者 | 范玫芳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編輯 | 黃群皓 編按:跨科際專題討論會已經邁入第八場,前幾場主要在釐清跨科際概念,這場我們邀請到范玫芳教授,從水資源爭議直接看到跨科際知識在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前不久,天下雜誌刊登了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先生的文章 –〈改善台灣世代不公平五論〉,提及財務、法律制度導致台灣快速邁向不公平,階級無法正常流動,有能力的後繼者無法和財大權大的家族勢力相抗衡,形成世代、財富不平等,環境正義的問題也是如此,二、三十年前的人製造了 PM2.5 的空汙問題,新生代的人卻要跟著呼吸 PM2.5 的空氣。許多社會問題都呈現類似的不公平現象,期盼跨科際計畫能透過一次次的專題討論,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向給所有關心台灣未來的人。   曾文水庫 Photo credit:Scott Lin @ flickr,CC license 什麼是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概念緣起於80年代的美國,當時有許多少數民族社區面臨經濟、生態不平等的問題,在此之前奠基的民權運動基礎,促使環境正義運動者連結環境、種族階級、性別社會正義等議題,挑戰既有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有別於更早之前的環境主義,以白人中產階級的觀點為主流,關注稀有動物保育和自然生態保育,環境正義的論述奠基在既有的社會正義、政治哲學思想上,關注範圍更廣,舉凡人們居住、生活、工作、休閒等地方都算是環境,探討面臨環境利益風險時應該如何公平分配,以及產生污染時該由誰來承擔、人們怎麼跟自然界互動。 為什麼少數族裔的生活環境容易受到環境風險的不公平分配?早期的環境正義研究比較聚焦在其關聯,例如是否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不公平是種族階級造成的?還是這些空間分布只是反映房地產價格變動的動態性?也就是說,是廠商先設置汙染廢棄物,導致地區價格下跌,窮困者、少數族裔才搬過去居住。進一步的研究,發現種族階級、原住民受壓迫、社會階級等其實是多重因素交互關聯的。近幾年,環境正義的研究強調空間尺度的動態性,也就是某一個地方的政策、居民活動,會造成跨越疆界的多重影響,例如氣候正義、全球電子廢棄物跨疆界移動、空氣汙染。在地環境的特殊性、居民的行為模式,都會影響到他們對有毒物質的暴露程度,因此,談論環境正義不能忽視在地知識、文化的多樣性,當主流文化以附屬地位看待在地文化時,往往在進行重大決策時,將在地意見排除在外,導致分配不公。 近年來,有不少STS的學者進一步探討環境正義運動該如何挑戰既有的科學,因為科學知識有時候會受限於議題敏感、權力不對等、特殊的政治結構,無法被有效使用,例如在美國,有些大型的工廠時常製造汙染,但當地居民又依賴工廠提供的工作機會,如果這時候廠商又提供很多政治獻金給官員,我們很難期待會有研究經費提供給科學家,去研究工廠排放汙染與民眾健康的長期關聯。這種情況下,過往偏向靜態的程序正義已經無法做出符合正義的決策。科學應該具有不確定性、變動性,如果有新的科學知識產生,我們理當賦予居民參與過程的機會與權力,例如美國有些州的大工廠必須取得執照才能營運,取得證照的前提是獲得在地居民同意,等於是直接民主,一旦有更多研究數據顯示會對健康造成影響,居民也有權力撤銷原有的同意權。 環境正義運動所倡議的正義、永續健康概念,若能被納入科學技術生產的過程中,有助於催生更公平的技術,有別於傳統的量化風險評估或是致病率這類過於簡化的計算,而是全面的涵蓋文化關聯性來考量。以蘭嶼核廢料為例,政府認為核廢料的輻射劑量在標準範圍內,避重就輕的看待污染,但卻未有涵蓋文化的全面性評估。 環境問題牽涉範圍廣泛,有學者提出民主化社運,讓常民知識與專家知識能完整結合,例如共同參與社區研究、爭論科學的客觀性,試圖在專家知識的高牆內納入常民觀點,重新建構科學知識,促使知識生產民主化,真正解決環境問題。   左圖為范玫芳教授,右圖為陳竹亭教授 攝影|楊力行   環境正義實例—水資源爭議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 2009年的莫拉克颱風帶來嚴重的水患,其中以高雄小林部落遭土石流掩埋,四百多人死亡,災情最為嚴重。常見的滅村說法是當地位處順向坡,沒有做好水土保持且種植淺根作物,政府也缺乏監督,瞬間豪大雨造成土石流,但在地居民認為是曾文水庫越域引水才釀成災害。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計畫主要內容是在高屏溪的上游支流-荖濃溪,興建攔河堰,利用東、西兩條引水隧道分別貫穿高雄縣桃源鄉、那瑪夏鄉的玉山和阿里山山脈,再經草蘭溪輸水管線到曾文水庫。工程開發期間需要炸開山脈,生態學專家認為是炸山的土石引發小林村災情,環評報告也提及開發工程行經數個斷層皺褶帶的疑慮,但水利署開發單位認為現有技術可以克服地質,不願改善,工程進行後卻發生工安意外,像這類開發前評估與實際開發後不符的情況,充斥在政府諸多大型工程中,環保團體認為應該引以為戒。越域引水也導致水資源分配爭議,官方以穩定南部供水為立論基礎,但訪談在地專家與居民,卻發現不符合經濟效益,質疑真正原因是為了供應南科用水,學者也質疑泥沙淤積等經濟效益問題。 水文生態方面,開發單位認為上游引水不至於影響下游水泉或生態,但在地居民表示,工程開始後不久,下游野溪已經有乾涸現象。水利大型工程的開發往往引自美國,專家的可行性評估未必能符合在地情況。總歸而言,從開發設計到環評,過程中有諸多疑慮,但環評通過後卻缺乏究責的機制,政府應有預警概念,施工過程盡量避免不確定性。 越域引水計畫也透露出對原民部落的不尊重,環評呈現的是有形資產,未將無形的文化資產納入考量,例如布農族將荖濃溪視為河川之母,開發案會破壞「祖靈」的神聖空間,政府與土木工程專家傾向將自然與土地賦予特定的金錢價格並將水資源貨幣化,反映出主流文化與在地文化的衝突。小林村災後重建也引起居住安全評估的爭議,專家的安全評估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政府參酌後,將部落劃分為不安全的風險評估級數,但在地居民認為,放眼歷史,現有荖濃溪平原是幾千年來氾濫造成,應該學習大自然的包容性,而非以人為方式強行改變環境,在此也顯現出災後重建倚重專家,卻又忽略社會文化的脆弱性、文化差異、社會的關係,居民只能在決策的末端參與,不利在地凝聚。   高屏大湖 同樣位於荖濃溪流域,莫拉克颱風過後,水利署提出興建高屏大湖(又名:吉洋人工湖),預定地目前是毛豆種植專區,但2013年環評沒有通過,至今仍然飽受爭議。此案例著眼於生態環境,在地農民也擔心影響原有的毛豆種植,比較特別的是在地行動進一步挑戰工程細節,依照水利署的規劃,將在高雄美濃旗山、屏東里港地區的台糖土地上,設五個湖區,夏季引入荖濃溪豐水期的餘水,到人工湖內儲存,但在地居民質疑: 人工湖採用不封底設計,可能和地下水相交,是否能達到蓄水效果? 六月至十一月為豐水期,只有這段時間有較多的溢流水,枯水期該從何處引水進高屏大湖,是否要抽地下水,造成搶水? 豐水期本來就有淹水問題,改成引水,是否會惡化淹水的情況?   荖濃溪十八羅漢山段 Photo credit:阿坤 Wang kun hung @ flickr,CC licen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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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媒改之亂-新自由主義大纛下的去威權迷思

講者 | 魏玓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編輯 | 黃群皓、歐陽巽   80年代到90年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在地化。這是以市場為優先考量來運作社會的思維–國家的角色盡量降低,資本主義漫延全球,打破國與國的疆界和保護措施。可是它在每一個地方發生的過程與結果都有所不同,不能忽視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義差異性。臺灣的新自由主義樣貌,必須跟本地歷史及特殊的社會條件結合,才能有較為適當的理解,例如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下,政府應該不會有太大型的公共介入,或是社會事務的介入,可是臺灣至少有兩個例子跟這個趨勢是不大一樣的:一個是公共電視,大部分有老牌公共電視的國家,各方力量都想盡辦法要削弱公共電視,可是臺灣的公共電視卻是新成立的。另一個是全民健保,各國都在削弱,我們卻逆勢發展。每個國家的特殊狀況都是需要納入考量的。 媒體的部分也是如此,傳統美式的自由主義認為新聞媒體是看門狗的角色,要負責監督政府,或是像西歐將媒體視為公共平台,但觀察全球媒體可發現,走向數位化、市場化、減少媒體的公共性質,成為營利單位,高度商業化發展已經成為趨勢,這種情況下,媒體大都往集團、整合平台發展。換言之,現在它們受到商業化的嚴重挑戰,媒體已經不再是民主政治的監督機制,過去的功能已經弱化了。   臺灣的狀況要綜合全球的政經脈絡和媒體的脈絡來看,其中有幾個特別之處尤其重要: 第一,臺灣1987年後解嚴,從威權到後威權的過程,讓臺灣對於國家在社會裡所處的位置、角色會特別的敏感。我們的新自由主義邏輯,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國家的角色更曖昧,很多時候,我們非常希望國家不要介入,可是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又是長期非常密切的。這是結構與歷史的影響,不是短期能消失的,所以我們的市場與國家不容易切割,而這又會衍伸出其他特殊的樣貌。 第二,媒體跟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國家、媒體、公民社會三者在西方有相對均衡的關係,或是它們可以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可是在臺灣,彼此的關係沒那麼容易劃分,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網絡極為複雜,再加上臺灣的公民社會概念有待討論,成熟度不足。臺灣的公民社會要朝向單一方向、西方的模式發展嗎?這個問題尚未有答案。 第三,統獨問題。包含省籍問題、認同問題,還有中國因素。所謂的中國因素,媒體或政治人物的解釋多半是認為中國崛起了,所以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對臺灣產生了一些威脅或影響,但這樣的解釋過於狹隘,我們要更廣泛的理解中國因素,包括文化、歷史上的糾結、繼承關係等等,當然這會讓臺灣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此外,還包括我們後殖民情境的社會,日本的殖民,還有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與臺灣持續到現在的帝國主義式關係。你可以觀察現今的政局,臺灣如果有任何人要選總統,第一件事就是去訪問美國,想想很奇怪,這跟被殖民國家又有什麼不同?我們的新聞、電視節目、電影,明顯在相當程度上受到美國的影響。如果我在課堂上問同學最近看了哪一部電影,應該有九成都是去看侏儸紀,但只有一成的人是看臺灣的電影愛琳娜,那一成的人可能是因為我鼓勵他們去看,或是我送票給他們。這個情境是受歷史影響的,這就是臺灣特殊的脈絡。     此外,臺灣尚有其他迥異於全世界之處,這幾年有線電視的普及率已經在下降了,但在19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間,普及率都是持續上升的,官方數據大約是百分之六十,業界則是百分之八十幾,這樣的普及率是全世界僅見的。不只如此,用吃到飽的方式供應節目,只要訂有線電視,一百多個頻道全部送給你,全世界沒有看過這種營運模式。過去二十年間,有線電視的影響力逐漸降低,年輕世代以後也許連電視機都不需要了,但至少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它對臺灣的媒體有著關鍵的影響力,這也是從黨政軍控制的三台,快速過渡到國家鬆綁對媒體的控制所產生的情形。   結合上述的大趨勢和臺灣的威權背景,社會面對媒體問題,大致有幾個作法: 第一,持續要求自由化。每年的特定期間,大家都會特別留意臺灣的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的世界排名,但民主發展時間比較久的國家卻不會特別在乎,這是後進民主國家的特殊發展狀況–非常擔心自己在這條道路上的成績不如預期。 對臺灣而言,自由化的「方針」是絕對的嗎?例如,哪些東西是開放的?是不是還有太多的限制?例如新的網路服務、不同電信業跟媒體業之間的跨業服務,甚至包括中國大陸來的節目,以及合作上是不是有開放等等,這些都會是臺灣的議題。雖然從世界各國的發展可得知完全的自由化跟市場化,並不是很好的道路,但大家似乎會覺得自由化是全然正確的事情。 第二,成立監督媒體的團體。對現況的不滿,促使學界、民間自發籌備監督團體,最早成立的是「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往後各種媒體改革、媒體觀察的組織也陸續出現。可是它仍有侷限,例如比較限縮在內容上,或是媒體的識讀,教大家怎麼看這些東西,教大家認識媒體。另一個侷限則是用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去判斷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因為它必須提出一套標準,才知道要怎麼監督,但這套標準通常是由社會主流價值所生產的,不一定是更進步的價值。 第三,阻止進一步的市場化。這跟上面的自由化其實是有些許矛盾的,但這些矛盾同時存在臺灣社會裡,甚至可能出現在同一群人的口號或是訴求裡。例如最近這幾年,財團介入了媒體,或是因為媒體變得太巨大,大家擔心媒體會控制所有的話語權,所以希望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最著名的就是反旺中事件。 第四,媒體資源的公共化。這是從1990年代就持續在進行的,只是到最近比較無法有進一步的發展。其中一個具體訴求就是建立公共電視,但顯然不是很成功,原因有待釐清,因為我們期望的公共電視是像BBC那種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此外,因為網路及各種科技的進步,民間也出現了自力救濟的方法,也就是公民媒體和自媒體。這是臺灣社會面對特定媒體趨勢所發展出來的回應方式。   V怪客裡的蓋伊福克斯面具,是近年來由歐美擴散到世界各國的群體與文化現象。 其形象廣泛出現在社會運動中,以面具匿名的方式凝聚群體認同感,模糊個人及群體的界線,沒有明確的組織,自發行動,共同實踐理念。   媒體改革運動的趨勢與重心 2006年NCC的成立,感覺像是臺灣的媒體環境進入新的紀元,但我把它理解成解嚴後媒體改革運動暫時的休止符,好像任務已經完成了,但實際上NCC並沒有完成大家當初期望的事情,所以2008年之後獨立媒體跟公民新聞更快速的發展,並且在2012年出現反媒體壟斷運動。我們也許暫時還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改革媒體,但至少要嘗試分析為什麼沒有成功,亦即臺灣的媒體環境有什麼樣的問題? 首先是新聞自由與新自由主義、自由化之間的曖昧。如同前面談的,我們不希望它太市場化,但又覺得臺灣好像有很多東西備受限制,反媒體壟斷時也都有這樣的論述。新聞自由從來就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它在社會的發展狀況,都帶有特殊的歷史脈絡,在傳播媒體研究裡,大家已經體認到這件事,可是在臺灣,似乎沒有辦法好好的檢討。所以可以發現,每次我們要對媒體進行什麼樣的改革、提出什麼樣的意見,或是我們要併入什麼樣的政策時,大部分媒體的反應是:這會干預新聞自由。只要把這個概念提出來,大家就無話可說了,因為有誰敢反駁呢?這是我們從威權過渡到後威權,不可動搖的神主牌。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是不可變動的。但社會的發展不該是如此,不斷變動就是它的內涵,可是在臺灣的脈絡下這就變得難解。 第二,去威權與去國家概念的混淆。去威權當然是對的,因為它顯然不符合民主。但去威權跟去國家被畫上等號後,國家可以扮演的角色就顯得非常狹隘,而且它的操作方式也會變得動輒得咎。即使在最自由的地方,也需要國家介入很多事情,去威權與去國家的意義混淆了之後,問題會變得非常難談,需要探討的是兩者之間該如何找到平衡點,而不是一談到國家的介入就很緊張。在臺灣談這個問題,甚至還會牽扯到統獨、藍綠,使得討論更為困難。 第三,言論自由跟新聞倫理之間的交錯。前面兩個問題,應用到媒體上就出現了第三個問題。我們崇尚言論自由,不允許任何的威脅,可是我們又希望媒體有新聞倫理,所以對媒體有很多的要求。許多國家都需要經過非常複雜的過程,來調和這兩件事情,包括美國在內。臺灣似乎沒有這個過程,但卻期待這兩件事情會同時發生,事實上並不會。 第四,難解的中國因素,國際關係的結構與歷史的結構。我們有很多東西跟中國切不開,切不開的時候,如果沒有辦法理性的面對這個因素的縱面與橫面,只是採取各自解讀的方式,便會干擾各種公共政策跟社會改革的進行。 第五,公共領域的理念跟公民社會時程的疑問。我們會預設公共領域的存在,因為這是理想中民主運作的模式。期待公民社會逐漸成熟,期待每一代閱聽人將比上一代更像一位理想中的公民,但這恐怕仍然是個疑問,因為所謂的公共領域,本來就是歷史性的概念,它不會一模一樣地發生在每一個社會。即使我們暫時接受公民這個概念,臺灣公民社會的某些特徵,透露出其實仍然有很多部分要去瞭解。 最後,我們還是需要大媒體。現在臺灣出現非常多的獨立媒體、小媒體、自媒體,百花齊放,但不能忘記,民主社會的運作,很多時候需要一定的資本與規模,才能符合社會的需要。發展小媒體也許是階段性的方法,但它畢竟不是終極目標。因為如果它是一個好媒體,為什麼不讓它做更大一點?讓它發揮更大的,或是更正面的功能,這也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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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參訪-歐萊德綠建築總部企業參訪

作者:黃奕玲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專任助理   初次聽聞歐萊德「O’right」這個品牌時,是有次偶然在電視節目中看到,他們的產品皆以環保及永續經營的理念製作而成的,不同於一般企業,環保對負責人葛望平來說不僅僅是個概念,他更將此落實到產品中的每個環節。 綠建築企業總部 此次恰巧有機會與幾位同學一起前往歐萊德企業總部參訪,這棟有特色的建築物符合綠建築九大項指標中的七項[1],一到企業大門便見一整面調節氣溫水幕牆,抬頭是整片太陽能板,腳下是水再生利用系統-環境生態池,建築的設計方式也有利於通風,雖是夏天但在室內有整片落地窗吹進徐徐微風,竟不覺得悶熱。我們先被帶往名為「EARTH」的會議室,接著前往參觀總部的其他區域。 不僅節能,這棟建築物同時也具備發電及製水功能,順應當地的地理特性,我們在建築物外便可看見風力發電裝置,在頂樓則設有天空農場,深達50公分的卵石及土壤植被能有效調節室溫,太陽能電板所產生的電力則用於產品製造,減少使用高耗碳能源。超純水製造區利用龍潭地下湧泉,經八道程序製成超純水,在製水過程中所濾掉的水也回收再作為民生洗滌、衛浴用水及景觀瀑布使用。   綠色供應鏈 從以「超臨界萃取」技術為主的植萃研發實驗室、擁有節能設計的綠能製造中心到以回收材質製成包材出貨的環保物流碼頭,每個環節都可看見安全、綠能及環保的核心概念。   瓶中樹 我想這大概是最令人感興趣及敬佩的地方了,歐萊德創造出第一瓶「碳中和」洗髮精,什麼是碳中和呢?我們越來越常在生活周遭看見碳足跡的身影,碳足跡標示著每樣產品從生產到送達消費者手中所產生的總碳排放量,碳中和意為排放多少碳就實行多少減量、抵銷措施來達成總碳排放量為零的目標,透過原物料替換、變更產品設計、包材減量及購買碳權[2]等方式完成全球第一瓶「零碳」洗髮精,不僅如此,歐萊德更在洗髮精瓶底置入吸碳率極高的台灣原生種相思樹種子,讓使用完畢的洗髮精空瓶不僅能在大自然土壤中自然分解,還能生成一棵樹,維持良好生態系統。   有機蔬食餐廳 參訪接近尾聲時已是中午時刻,我們回到這間有著中台的廚房,冰箱裡是新鮮的有機蔬果,農場直送,佐料台上應有盡有,員工的健康由老闆照護,從在地有機農場蔬果、公平交易咖啡豆到潔淨能源發電面板,環保理念在這間餐廳裡也隨處可見。   後記 截至2015年3月統計,歐萊德企業總部成立兩年多以來,已減少578,729kg二氧化碳,相當於種植52,612棵樹木,節能減碳已成為國際間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國內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也藉由輔導計畫致力提升中小企業節能減碳能力,在現今的趨勢下,如何在低成本與低碳間取得平衡,成為衡量企業競爭力的指標之一。 不僅是企業對產品應有一份綠色責任,個人對生態環境也應有環保概念,才能真正貫徹永續發展理念,透過這次參訪發現環保其實可以從很多生活中的小細節著手,聚沙成塔也能發揮極大效用。     [1]歐萊德於2011年起啟動產品碳中和計畫,依循英國標準協會(BSI)的PAS 2060:2010規範,經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輔導,首先以實施內部碳足跡減量,透過原物料替換、產品設計變更及包裝材減量等達成自我減量,不足部份則以購買我國嘉南實業股份公司針對西口水力發電廠自願性減碳專案所產生之VCS碳權抵換,正式宣告達成全球第一瓶「零碳」洗髮精。(節錄自歐萊德官方網站:http://www.hairsalon.com.tw/new/news03a.asp?aid=2007) [2]歐萊德綠建築總部七大指標:1.綠化量指標、2.基地保水指標、3.日常節能指標、4.CO2減量指標、5.室內環境指標、6.水資源指標、7.汙水垃圾改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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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參訪-女人迷「樂園」的室內概況

作者:科文計畫工作人員   8/24,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隨著東華大學達人學苑參訪了,於今年上半年才遷入位於和平東路上新址的女人迷Womany,並將其命名為「女人迷樂園」。 「女人迷樂園」,顧名思義便是要打造一個不同於一般商辦辦公室的工作環境。女人迷總部的三層辦公空間都有相當不同的佈置,也善用了畸零空間為員工打造沈思用的個人小間。 此次企業參訪,我們將從女人迷的創辦理念看女人迷樂園的辦公環境設計,讓讀者能從建築的內部設計了解女人迷。 進入女人迷總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黑白雙色構成的空間,黑白相間的意涵是陽與陰的並存與調和,陽性與陰性是交相並存而不是二元對立是Womany的基本理念,因此就連廁所的沒有特別分性別。 另外,一樓的空間的確也不同於一般商辦,是由各式沙發與廚房和滿滿的零食組成,讓員工能放鬆與自在地作業。 在一樓右手邊牆上則佈置了一整面的人工草皮蔓延至二樓,將二樓打造成充滿著養分的森林的概念,期待員工能夠在的女人迷樂園中成長成各種樣態。此外,黑與白的設計也代表了白天與黑夜,而連結一樓與二樓的巧思便具體體現在懸吊著的月球燈。     二樓是女人迷樂園裡主要的辦公空間,女人迷運用色彩心理學,在每一個柱子上漆上不同的顏色以劃分不同的工作,但是進入辦公室入口的柱子卻是全然的水泥裸色,藉以提醒員工們女人迷的創業初衷。 再往上走,會通到三樓的城市綠洲-韻律教室。「三樓的幽靜空間全面牆漆著淡淡的紫色,象徵的是哲學、靈感、與創意的啟發。」主要的功用是做為員工做肢體教室、小型分享會等用途。 從此次的參訪可以從室內的空間佈置看出,女人迷有非常清晰的企業理念,並將之融入在辦公環境的設計中,這樣的設計不僅能讓員工時時沉浸在女人迷的氛圍中工作,也反過來體現了女人迷時時為員工考量的理念內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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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改革之路:社群網路與垂直媒體

作者:鄭國威      泛科學網總編輯 編輯:楊力行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專任研究助理   首先就從我個人跟媒體的接觸開始跟大家介紹。我在2005年時進了傳播學的研究所。進了中正大學的電訊傳播研究所之後,我更真實地接觸了傳播理論跟傳播的現況。發現台灣媒體的情況,跟我想像其實是差異很大。我原本抱持的,「我未來就是要進入媒體行業等等的」,那種虛幻的想不存在。如果真的進去這個媒體行業,事實上我沒有真正有辦法做一些什麼事情,去完成一些理想。因為迷惘,所以就加入了媒體改造學社,擔任媒體觀察教育協會的志工滿長一段時間。 當時也是台灣部落格風起雲湧的時代,大概2004年2005年左右,因為無名小站等等網站的出現,大家都開始寫部落格。我則是因為看到了一些國外的部落格做的一些討論,特別是一些學術性的討論。他們在討論,部落格跟新聞學之間的關係。例如,部落客到底是不是記者?部落格上面發的東西,可不可以被當作新聞?這些我們現在都懶得去討論的議題,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熱切、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國外的這些網路圈、部落格圈的先進者,科技人士等等,都在熱切地討論這些議題,這個討論也吹到台灣。大概在2004年2005年的時候,我們這些台灣比較早寫部落格的,也很熱切在討論這些議題。 這促使我開了部落格,也跟台灣當時很多也已經存在的部落客,開始互相串聯與溝通。在座各位如果有寫過部落格、有參加到2004年大概到2008年這段期間,台灣部落格圈的風潮跟聲勢的話,其實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時代。那時我們透過這樣單純的網路工具,互相討論、串聯,真的是所謂自媒體。自媒體這個詞是中國傳來的,但是這個詞更早可能是We Media,又或者是出自於Dan Gillmor那時候的《草根媒體》。 其實我們當時在討論這些議題時,各方的人,不只是念新聞的,許許多多是無關的人,科技人等等一直在討論這些議題,並獲得了很多感動。這些討論和以往的文章也都累積在我的個人部落格上面。也因為我寫了這個個人部落格,才有機會接觸跟認識許許多多後來認識到的這些人。 我在2005年底、2006年時看到一位部落客在部落格上介紹了全球之聲這個網站,中間寫到:「其實這樣的新聞台灣很需要」。我不知道在座念過研究所的人是否跟我當時一樣閒,當時我不知道論文該怎麼辦,於是一直坐在電腦前的我就開始翻譯全球之聲的文章,把一篇一篇的文章,照全球之聲英文版上,有時候就卯起來一天翻譯五篇,平均一天翻譯個兩篇,就這樣大概翻譯了兩三百篇時。 我就那時候都發在我的部落格-「龜去來嘻」上面,發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是希望我的讀者和我的網友,可以看到更多這樣的文章,因為我覺得它非常有趣。全球之聲之所以會讓我覺得它那麼有趣,是因為它就是整理、跟邀請了全球各跟我一樣的部落客,來討論跟撰寫他們在地的事情。這些部落客整理他們所關注的區域與議題。 簡單來說就是,我很關注台灣的死刑議題,但並不是我寫了對死刑議題的想法就可以發表在全球之聲上。是因為關注死刑這議題,我就會去整理台灣其他的部落客、自媒體、網路媒體、討論版,或是facebook上,或任何地方比較精華,比較值得一看的討論。整理的目的是為了要讓其他世界的人,其他國家的人也可以看到,其實它的目地就是跨國的傳播。形式其實非常像所謂的懶人包,當然我們不認為這是一個懶人包,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橋樑,讓世界各地的人,能夠比較輕易地接觸他比較陌生的地方與議題。 在翻譯的過程當中,我就覺得好像更認識了這個世界,雖然那時候我是一個沒有出過國,也沒有認識任何外國朋友的人。但是透過閱讀全球之聲,透過翻譯全球之聲,我非常深入的看到了世界很多不同的面貌。全球之聲打開了我對世界的認知,事實上也轉變了我未來的人生。 在翻譯幾百篇全球之聲了之後,有一天收到全球之聲創辦人Rebecca MacKinnon寄來的一封信。她發現全球之聲有很大的流量,是從一個台灣小夥子的部落格導過去的,她覺得很奇怪。她在北京念過書,她小學在北京念過書,而且她是CNN東亞辦公室的主任,也是一位資深的記者。她離開CNN到哈佛之後,才跟另一位共同創辦人Ethan Zuckerman共同創辦了全球之聲,所以說她中文也非常好,基本上是那種有京片子的。 她發現了我的部落格之後,就寫了一封信給我,說她很驚訝,居然有人願意做這種傻事,一直在翻譯。雖然他們是全球之聲,但都還沒有想到,其實應該要把文章從英文翻譯到別的語言。所以我這個很微小跟很持續的舉動,觸發了她一些的想像,於是就邀請我加入全球之聲。事實上在我還沒有正式加入全球之聲之前,她就邀請我去參加一些國際的會議。 那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感覺,她邀請我去參加第一個國際會議,是在菲律賓的一個東南亞言論跟新聞自由的會議,而我是唯一的台灣人。去了之後才發現其他所有的與會者都是各國,東南亞國家,包括一些歐美國家的媒體專業人士,只有我一個是台灣的研究生部落客。我發現這個世界的斷裂還滿嚴重的,他們竟然找不到別人,再怎麼排也不應該是我去。 此外,全球之聲也讓我發現到其實我們有很大的群組跟通訊量,除了寫文章之外,我們群組會一直交流。所以我加入了全球之聲之後,就頓時加入了這個上千人的社群。這上千人的社群絕大多數都是關注新聞、關注媒體、關注網路、關注人權的這些人。大家會互相交流,發現有很多會議和很多活動在發生。他們都不知道台灣要找誰,所以就會一直找我,我就變成他們認識的那個台灣人。 我一直去參加這些活動,包括線上的,跟一些實際出國的。我2006年就去參加全球之聲第二次的年會,在印度的德里,然後就正式的加入了全球之聲。我當時在一個上百人的講廳分享全球之聲中文版。因為當時已經不是只有我個人發表在部落格上,我已經邀請了全台灣的朋友,一同架了一個山寨的網站,把它做的很像全球之聲的網站的中文版。我中文版的網站也邀請一些夥伴一起加入翻譯,一起把這些內容放在網站上面,而我就在全球之聲在德里的年會上分享我們做的事情。 我當時口語英文非常的糟糕,講得非常的爛,就是用「爛」這個字,下台之後雖然尷尬,結果卻掌聲如雷。為什麼呢?我想第一個原因是因為,真的有人去做這樣翻譯的事情。第二,全球之聲的夥伴,英文也不是都太好,因為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但我們文字翻譯的能力是比較好。然後義大利的版本、法國人等的就問我,怎麼樣可以做其他的版本?於是,全球之聲多語言版本就成立了。 我已經把這個東西交換給別人了,它現在是一個有42種語言以上的、最大的、全球的公民媒體。我們主要建立中文版翻譯成中文。Mohamed ElGohary則是我們現任的多元計劃的主要負責人,我也邀請過他來台灣,他是個埃及人。 為什麼要花這麼長的時間介紹全球之聲?因為全球之聲改變了我後續做的所有事情,跟選的路徑。我發現其實你去打造一個新的媒體是有可能的,在參與全球之聲的過程中,我學會怎麼做這件事情,學到了幾個重點。第一個就是,資本可能不是重點,但是社群可能是重點,在現在這個時代如果你沒有辦法掌握社群,那你就沒有辦法成立,你創造的新媒體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對我來說,做媒體其實就等同於我在做社群,社群對我來說其實就是這個媒體的一切。 第二,現在很多人其實在講curation,[1]就是東拉西湊,拼拼湊湊變成一篇文章。老實說我看到很多curation,是不太能忍受的。但回過來想,全球之聲、我們可能是最早在做curation這個內容的事情,就是在cu來cu去,阿富汗的部落客在講什麼,他對這個哪裡不滿意,另外的部落客又哪裡不滿意,我們就這樣整理出來變成一篇文章,再把它翻譯成一篇文章。 curation是一個加值,如果說在過程中,沒有創造一個新的價值,而只是今天聯合報說了什麼、中央社說了什麼,事實上你只是懶得派記者出去跑,然後叫自己家的記者或編輯,坐在電腦前面,把其他家媒體已經創造的內容整理成自己的內容,那就沒有價值,那是一種掠奪。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的curation,其實是一種掠奪,而我一直堅持的就是,所謂的curation其實應該是一種加值,是一種社群營造的過程。 第三,我學習到其實「垂直媒體」是大有可為的。垂直媒體就是所謂的vertical media、vertical site。vertical就是相對於大眾媒體、比較綜合性的媒體,它什麼議題都會觸及到,但是通常沒有那麼深入。垂直媒體就會比較類似我們了解的一些行業的媒體,以及一些專注於特定議題的媒體,它更像雜誌。但是過往很難有像這樣子的媒體型態,它是以雜誌的型態來出現,以至於它回應讀者是很慢的。所以當有了網路媒體,我們現在都知道去創建通訊媒體,跟營運社群的做法之後,垂直媒體反而找到了一個的可能性,因為它改善了傳統媒體跟雜誌的效率不足,跟沒有辦法實際去回應時事的問題。這是我在做後來所有的媒體當中,所運用上的一些事情。 我在全球之聲學習到了如何去經營社群,並把學到的東西應用在後來所做的所有事情上面。我們台灣數位文化協會,在 2010年創辦了PanSic泛科學網站。另外,我們跟夢田文創的蘇麗媚小姐合作一個跟影視音娛樂產業有關的,媒體教育-「娛樂重擊」。我們專門針對比較深入的媒體評論、影視音產品的介紹,跟一些產業界的訊息。因為我們自認為在科技新創界,所以針對了科技新創這個領域創辦了PunNode,然後剛才還有介紹到的NPOst,也是歸屬在我們協會底下,是一個專門針對公益資訊的網站;然後「創客窩」則是我們針對maker製造者這個趨勢,所建立的一個網站。 每個網站它的目標族群都是不一樣的,寫法跟內容的長短跟玩法都不太一樣,因為做垂直媒體,你不是面對同一群人,你面對的是不同的人,所以我們在切的方式都做很不一樣的差異化。接著是我們的一個新計劃,叫「旅飯」,是專門針對旅遊的一個計劃,已經開始了,不過網站還沒有完全做好,它的內容類型是針對消費者的。這個網站的總編輯是由知名的作家黃麗群小姐來擔任,不過還是在我們這個集團底下。 我們這個集團另外還有一家公司,叫做潮網科技,潮網科技英文叫Wavenet,它現在是兩岸跨境最大的社群行銷公司,也就在這個禮拜(2015/06/26)公布我們才剛獲得開發金控投資數百萬美金,不過這個不是媒體的部分,這是我們同一個集團底下的另外一個公司。因為我們在做這些媒體和議題的過程中,我們學會了這些技能,所以便把這件事情切開成為另外一家公司去經營。 做這些新媒體的創業變成一個趨勢,在國外的許許多多新媒體公司,它們在行業裏面的地位、流量或是營收,事實上都已經不亞於其他的傳統媒體公司,而大家對他們的支持也都已經讓他們能夠與傳統媒體並駕齊驅。我們會不斷的投入做新的網路媒體,是因為我們覺得台灣只是比較慢而已,我們也在往這個路程轉變。 我時常在其它的演講上提到,對我來說有一個很重要的典範轉移的概念,影響我去做這件事情。一個就是我們過往比較早的閱聽人典範,可能是叫做皮下注射的假說。簡單來說,它認為訊息的力量、媒體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閱聽人看了之後就被影響。它是想像那種希特勒時代,或是早期戰爭文宣的時代,大家對於媒體力量的恐懼,所以要用國家的力量來控制媒體、營運媒體,這才有BBC以及歐陸國家的媒體平台。 我們對於媒體的判斷不一樣,就會衍伸出不一樣的媒體。後來又出現一個典範叫做使用與滿足,它把閱聽人的位階拉到很高。這是因為,閱聽人需要去滿足他的需求,所以訂閱第四台;因為它可以滿足我的需求,我去買這份雜誌;因為它滿足我的需求,我去買這份報紙;因為它滿足我的需求,我看這個網站,這一切只因為它滿足我的需求。但如果它不能滿足我的需求,它會怎樣?它就會消失,就會被市場淘汰。將這樣的典範往外推,推出來就是去管制,大家就是不要去管媒體和閱聽人,市場無形的手會去決定這個市場的哪個媒體該存活。 但是我們會發現,第一個典範跟第二個典範,它都會有它的問題。第一個典範的閱聽人也不是那麼無助的只能接受媒體訊息,人家說什麼,我們就信什麼,實際上不是這樣子。第二個典範也不對,如果第二個典範是對的,那所有媒體的亂象都是誰的問題呢?如果都是閱聽人的問題,那媒體也就不用負任何責任,政府也不用負任何責任,任何的經濟財團、任何的底層建築、不需要去顧慮所謂的底層建築,也不合理。不同的典範會衍伸出不同的管制方式跟媒體形狀,所以說像是英國會有BBC,很多歐陸的國家會有老牌的公共電視台,這是因為他們遵循不同的典範衍伸出來的。 但是現在一個比較新的典範,我所說到第三個典範,叫做「散佈的閱聽人典範」,這個散佈是diffuse,diffuse audiences。閱聽人典範強調,閱聽人跟媒體之間並不是二元對立的,過往的兩個共同點就是,閱聽人他跟媒體之間是對立的-不是媒體在宰制我,就是閱聽人決定媒體。 新的第三個典範認為閱聽人跟媒體之間更像是一道光,或是一個連續。閱聽人甚至都在成為媒體的路上,我們都在成為媒體。它裡面提到了一個迷的概念,就是fans。事實上在座各位,我們都對某些議題著迷,我們都對某些題目感到非常有興趣,所以我們會去研究這些題目。假設我對動漫很著迷,看了很多動畫,買了很多漫畫,然後甚至我還會去畫我喜歡的角色、去創作同人小說,還會去參加cosplay。但是,這些事情你可能會在不同的階段去做,甚至你會想,我未來就是要成為一位漫畫家。就是說你可能就從一個單純的迷、一個消費者,變成了媒體,進入了那個產業,事實上我們都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只是每個人所處的階段不一樣。 這個典範更好地去描述了在社群媒體,及在媒體豐富的一個時代,我們閱聽人的角色。所以我們應該要去做的是,更有效的去賦權於閱聽人,因為,我加入媒體改造的運動以來,必須要說是滿灰心的,因為我並沒有真正的成就任何事情,我們努力的在推公共電視、推公廣集團,事實上它並沒有做出什麼很厲害的東西。我們要求、希望NCC能夠建立,事實上NCC也建立了,但它也沒有發揮什麼非常厲害的功能。我們也非常努力地在推媒體識讀這件事情,但是我們的媒體還是那麼爛,還是掌握那麼大的資源,很多更爛的媒體不斷出現,就是我們網路上許許多多的內容農場,而大家還是看得很開心,流量也非常的大,已經超越YAHOO了,可以說台灣就是內容農場的天堂。這在其他國家是沒有的,以至於我們以結果論來說,我過去做的媒體改革的路徑,事實上都是失敗的。 我必須要這樣講,當然魏玓老師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我要說,我們並沒有做成功什麼事情,那並不是說,我現在真的做成功了什麼事情,只是我認為我們要往第三條路去走。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更有效的賦權與閱聽人,讓他們自己去參與媒體,他們有可能自己成為媒體。 我的經驗是,當我們自己參與媒體,成為媒體的時候,會更容易反思為什麼其他的媒體會下這樣的決定?產出這樣的內容?更有辦法去設身處地,去變成一個更有效率、品質的媒體、鑑賞者、把關員,然後更有能力去選擇,什麼樣的媒體是我所需要的。同時,在這過程當中,也創造更多的垂直社群,垂直媒體。然後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與能力,訂閱與吸收這樣的資訊。 我想它絕對不會是媒體世界最好的盡頭,但是是現在比較可能去實現的。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在推不同的新的媒體。我推的不同的媒體,有的比較成功,有的還沒有那麼的成功。我希望能夠獲得更多資本的力量,然後把它越做越大。因為我們可以靠著很相對低的成本,跨越相對低的門檻,去做到一些事情。但是當你要成長要擴大的時候,還是需要資本。 這樣子的趨勢其實已經在展開了,除了有許多的國外的案例,我們也有一些朋友在做媒體創業,他們也已經獲得了資本市場的認同,這個也是我們想要努力去達到的。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家可能會說,你拿了錢成為一家公司,會不會更商業化?這就是大家的判斷,在這過程當中,會培養出更多耳聰目明的閱聽人,和更多有行動能力的閱聽人,他們會來決定媒體未來的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