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跨科際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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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型專家是打破知識領域隔閡的充分條件嗎?

作者:孫語辰 脈絡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跨科際強調透過促進利害關係者間的溝通,以解決真實世界問題;而互動型專家(interactional expertise)因為長期與議題利害關係者互動,透過學習語言累積緘默型知識(tacit knowledge),因而可以橋接不同知識體系,協助利害關係者共同構築解決問題的知識與方法。可是,當我們可以指認出特定真實世界議題的利害關係者中,有人擔任互動型專家的角色,就能高枕無憂,確信這個議題裡的利害關係者都可以合作愉快嗎? 美國華盛頓大學海洋與環境事務學院的 Lekelia Jenkins 舉了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以下簡稱 NOAA)與漁民分別研發海龜逃脫器的案例,說明為什麼互動型專家的存在,不一定保證利害關係者間可以合作。   誰來設計海龜逃脫器? 多年來,科學家認為漁民捕蝦時所使用的拖網,容易將蝦以外的其他海洋生物也「一網打盡」,是造成海龜數量減少的元兇,因此 NOAA 開始研發能減少誤捕海龜的逃脫器(turtle escluder drive)。但是,誰是設計逃脫器的專家呢? 漁民們認為他們具備足夠的相關知識,可以貢獻一己之見,但 NOAA 的承辦人員們可不這麼覺得。為了實際測試漁業專家們所設計的逃脫器原型,NOAA 雇了一批捕漁船當作測試環境,但測試全程由 NOAA 的人員控制,漁民只負責開船,測試後 NOAA 也刻意忽略船上的漁民所提的建議,因為他們打從心底認為漁民對不懂得怎麼操作實驗設備,而且想要盡可能排除足以影響實驗結果的變項。 此時,新角色 Sea Grant 登場了:參與 Sea Grant 計畫的在地研究者們,經常協助把 NOAA 的官方資訊或法規傳達給實際從事漁業的工作者,因此懂得與政府機關或漁民溝通,要用不同的方法。 Sea Grant 知道,漁民們不願採用官方版本逃脫器,癥結在於 NOAA 的設計一心一意朝著保育海龜的目標前進,卻會造成蝦子的捕獲量大幅減少,與漁民的商業利益衝突。 Sea Grant 扮演互動型專家的角色,協助漁業工作者設計漁民版本的海龜逃脫器,也擔任漁民與 NOAA 之間的溝通管道,向 NOAA 反應漁民的實務經驗。但是,雖然 Sea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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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 邊界物體、互動型專家與跨科際

主講│王驥懋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博士後研究) 編輯│孫語辰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 攝影│梁品文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 photo credit│Leo Reynolds @ Flickr   第七次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影像記錄   過去六次跨科際專題討論會報導看這裡 https://shs.ntu.edu.tw/shsblog/?cat=30   我們如何走到這裡 2014年起自三月到十二月,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已舉辦第七場,這也是「跨科際意涵」此一系列討論會的最後一場。這一次,躺在文獻中靜待被回應的問題是「科技民粹主義」(technological populism)。 我們是怎麼走到這裡的? 這七次的討論會中,前五次的主題皆圍繞在「為什麼需要跨科際」上。現今的世界裡,社會分工十分複雜,「事實」與「價值」也越具不確定性,單一領域的知識已無法處理高度複雜的社會議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需要納入與議題相關的各種利害關係者,透過溝通與對話,共同構築出解決問題的知識與方法。 這樣的論述挑戰了社會對「專家」與「常民」兩種角色既定的想像。在跨科際的框架下,解決問題沒有標準作業程序,而是必須回到問題的脈絡;溝通成為生產知識的方法,而非只能出自於學院、圖書館或實驗室;「專家本位」或「科學中心主義」被揚棄,取而代之的是常民知識與經驗終於有與專家同桌共談的機會,常民與專家都是議題的利害關係者之一。若將這段論述標記在Collins與Evans所提出三波科學知識生產活動裡,它將會被歸在第二波的位置,這段自1970年代起反省孔恩式科學實證主義的浪潮試圖消弭專家與非專家這兩種身份二分的狀況,「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及「社會厚實型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即是這類科學民主化論述與實踐下的產物。 但是,跨科際意涵的發展並不單純只停留在解放常民知識而已,更大的挑戰在實踐的層次浮現。在第六次的專題討論會裡,我們介紹了Harry Collins2002年一篇「引戰」的論文,這篇論文指出,「科技民粹主義」無邊無際地將所有利害關係者納入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將會陷入所有溝通都是空談的風險,增加做出重大且具時效性的公共決策的困難度。既然解決問題的溝通過程不能納入所有公民,那麼「誰該被納入?」及「多少人可以被納入?」的問題就被凸顯出來了。 Collins 在他2002 年的論文裡提出用重新定義「專家」的方式為上述兩個問題解套。他認為科學知識生產的進程應該要有第三道浪頭,強調一種新形態的專家應該被辨識出來,這種專家與熟悉某種行業的貢獻型專家(contributory expertise)不同,可以作為各種利害關係者間的中介,橋接利害關係者的互動與溝通。這種專家被稱作「互動型專家」(interactional expertise)。 但是在更深入描繪「互動型專家」為何方神聖前,第七次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裡,我們需要先退後一步,往回看「互動型專家」的前身「交易區」是什麼。   交易區 (trading zone) 「交易區」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學科學史學者Peter Galison所提出。他發現科學的典範並沒有像孔恩所言般放諸四海皆準,舉物理學而言,物理學之下還包含許多子領域,例如理論物理、高能物理等,同一領域下不同子領域的學者,在溝通時也可能各自根基於完全不同的方法論與認識論,導致這些科學家之間無法溝通。 Galison的研究主題包含不同典範間的科學家如何進行溝通、交談。他的「交易區」指涉的是不斷嘗試進行溝通的過程。如果兩個領域的學者間溝通有障礙,交易區就會產生,若溝通順暢就沒有交易區。這個概念被Collins、Evans和Gorman延伸,他們依據溝通者間文化的均質/異質性,以及自願合作/強迫兩種溝通形式,區別出四種不同的交易區[註]。 其中,能讓不同文化間利害關係者合作的「碎形交易區」(fractionated trading zone) 與跨科際的理想最為相近,這一類的交易區又可以分成物質性的「邊界物體」(boundary object)及非物質性、以語言作為合作媒介的「互動型專家」兩種型態。   邊界物體 (boundary object) 「邊界物體」指透過某些特定物體的設計,達成不同領域互相合作。這一類的物體可能是一套標準化的方法,卻也同時需要具備彈性,可以適應不同使用者使用時的情境與脈絡,也能兼顧合作的成果有一致性。 舉例而言,加州柏克萊大學的脊椎生物博物館(The Museu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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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資料整理: 科學人文跨科際計畫辦公室   Problem-based learning 最早為Howard Barrows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McMaster 大學所推行的學習法,強調以學生為本位的學習過程。簡單來說,PBL的學習法可以被定義為「學習是來自於解決問題的過程,而且問題是在學習開始前就先設定了。」(Barrows & Tamblyn, 1980, page 1)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將焦點放在學生的學習,而非教師的教學法上。   PBL的問題設計方式 PBL的問題設計:對於PBL的方法而言,一個相當重要的特色即是,問題是在學習的一開始就出現,而非是課程結束後(傳統的演講式教學)才提供給學生。PBL的問題可以是一個情境(scenario)、個案(case)、挑戰(challenge)、難題或困境、謎題或是其他能夠激發(trigger)學習動機的因子。Barrett, GCashman, and Moore (2011)回顧了PBL的相關文獻,他們認為一個好的問題應該包含以下的要素:   引起動機 (motivating) 從專業到社會生活等層面的真實世界問題 能夠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假設以及能夠引發持續性的討論的 包含多種面向的:從物理的、認知的、社會的、情感的到道德面向的 包含能夠引發合作學習的的刺激因子 能夠使學生獲得關鍵概念或是能夠獲得實踐能力 能夠增強能力的發展,例如:批判性思考、資訊能力、創造性的問題解決方式。   PBL的問題設計,並非是來自個人的發想,而是將不同的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s)全部都納入對於問題的設定過程當中。然而,學生的角色在這個問題設計的過程當中,經常被忽略,Barrett et al. (2011)認為,這樣的問題設計方法並非是PBL的課程設計方式,一個可以被稱之為PBL學習法的方式,應該是以學生為設計問題的中心,而教師或是助教(Tutor)通當只在討論的過程,扮演引導者(Facilitator)的角色,而並不積極的界入討論的過程當中。除此之外,一個好的問題設計,應該還需要能夠讓學習者了解某個領域的門檻(關鍵)概念(所謂的門檻概念是該領域重要的、但是難以理解的概念,一旦融會貫通,則學習者的想法以及行為就會產生改變的),再者,PBL的問題設計,要能夠引起學習者的動機,還必需具備「有趣但很難」的特質(所謂有趣包括學習的過程當中,能夠引起創造力、笑聲等;而難的意思,指的是學習過程具有高密度的活動而且能夠改變既有的價值和立場的)。   什麼樣的媒體可以被使用到問題設計當中?     Barrett et al. (2011)歸納了三大類可以被使用到問題設計過程當中的不同媒體型式,包括了: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s)、擬真的經驗(simulated experiences)以及數位經驗(digitized experiences) (圖1)。   生活經驗 (Lived Experiences) 生活經驗相當貼近學習者的生活世界,是經常被使用來作為問題設計的因子。例如,在愛爾蘭的都柏林大學學院的超音波課程當中,在課程開始之前,會被給與一個有技術物的紙袋,在這個紙袋當中其實是一雙在腳根會發亮的小孩球鞋。透過這雙球鞋其實具體的呈顯出了電壓效應(在音波效應當中,這是一個重要的門檻概念),如果學生能夠透過這雙球鞋解釋電壓效應,那麼學生就擁有了這個領域當中的一個關鍵概念。另外,像工程學當中,老師嘗試讓學生以不同的身體距離來手持磚塊,而使得學生在這個過程當中了解物理學中的槓桿效應。   擬真經驗(Simulated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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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靜時光 X 燃燒吧!跨界力!

資料提供|復興電台「淳.靜時光」節目 本計劃總主持人陳竹亭教授日前於復興廣播電台「淳.靜時光」節目接受專訪,暢談跨科際教育理念!錯過廣播時間了嗎?沒關係,現在開始可以在Youtube上聽到精采重播!不要錯過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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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領域科學傳播(4): 國際性科學傳播與軟實力

作者/蔡明燁(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 軟實力代表的是一個國家/地區/城市/組織的價值體系,能夠吸引外界越多的肯定與認同,軟實力就越強,國際聲望也越高;反之軟實力就弱,聲望也低。軟實力價值體系的建立,不完全在於你說些什麼,而在於你怎麼說、怎麼做… 科學無國界,然而科學傳播卻可以分成「國內」和「國際」等兩大研究區塊──以針對國內受眾所做的科學傳播而言,科學傳播與科學教育(尤其是大眾科學教育)無疑有著密切的關聯,有時甚至很難在科學傳播與科學教育之間劃出明確的界線,例如科學博物館、科學展覽等,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另一個區塊是以國際社會為對象的科學傳播,而在這個層面上,科學傳播的教育意涵或許減少了,無形中卻也增添了至少兩個新的使命,其一是成為對外宣揚本國科學成就的展示窗口,其二是透過吸引外資或促進跨國合作等管道,提高科學發展的經濟價值,例如世界各國的科學園區,在某個程度上便都帶有科學外交(science diplomacy)的功能與色彩。 遠在「軟實力(soft power)」這個名詞成為近來政治與傳播學界的熱門話題以前,國際性科學傳播早已是世界各國展現國力的重要工具之一,例如法國人在1886年送給美國人的自由女神像,便是科學外交的經典傑作,跟1889年在巴黎世界博覽會中完成的艾菲爾鐵塔一樣,都是法國建築工程師艾菲爾(Alexandre-Gustave Eiffle)的作品,既向世人宣示了美、法兩國堅定的友誼,更炫耀著法國融合了建築、美學和技術的多元科學文化。艾菲爾鐵塔保有「世界第一高」的頭銜達41年之久,直到紐約在1930年建造了克萊斯勒大廈(Chrysler Building),不過艾菲爾鐵塔的建築智慧與優雅的造型,迄今仍是全世界吸引了最多遊客的收費性建築,同樣的,自由女神像也已被世人公認為美國自由精神的象徵。 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互爭雄長,比拼的不僅是軍事武裝的硬實力,也比意識型態(資本主義VS. 共產主義)和文化造詣(電影、文學、藝術等)的軟實力,因此當蘇聯搶先美國一步,在1957年成功發射出第一顆繞著地球軌道運行的人造衛星Sputnik時,對以「科學超級強國」自詡的美國人來說,當真有如晴天霹靂,不但一百八十度扭轉了他們先前認為蘇聯人「無知」的錯誤偏見,刺激了美國當局卯足全勁發展航太科技,並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致力提升美國民眾的科學素養,於是一方面有了美國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簡稱NASA)1958年的成立、太空人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在1969年登陸月球,乃至於Internet隨後的誕生,另一方面也加快了科學教育的進程,兼且拓寬了科學傳播的發展幅度。 無可諱言,科學的「內容」本身(例如某種發明或技術)倘若缺乏深度,以此為根底的科學傳播無論是面向國內或國際,都將只是一種空洞而無太多意義的活動而已;然而反過來看,如果沒有科學傳播──特別是對國際性科學傳播──的需求和壓力的話,國家機器不見得會在關鍵時刻挹注各種寶貴的行政資源,傾全力培育科學人才、開發相關的智慧財產,也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國際性科學傳播毋寧是促進某些科學領域長足發展的一項重要動力。 在今天這個分工日益精細、國際關係漸趨複雜而微妙的世界裡,如要充分發揮國際性科學傳播的影響力,除了有必要加強整合科技、社會與人文知識的穿領域科學教育理念,提高本國科學研究的創意和質量外,也有必要對「軟實力」的概念做進一步的掌握,以便發展出更完整、更前瞻也更具成效的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策略。 科學成就、文化資產、經濟財富、教育水平和體育表現……等,都是一個國家展現軟實力的籌碼,但並不等於這個國家的軟實力,例如台灣近幾年來特別喜歡打美食牌,可是一桌美味的台灣小吃本身並不代表台灣的軟實力,重點在於這些具有素民特色的籌碼是如何被運用的?展現出什麼樣的生活心態?釋放出了甚麼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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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公開科學研究可行嗎?

科博文says:公開科學研究可以顯示出同儕互評、研究數據和材料的分享問題,也顯示出讓大眾與媒體積極參與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況且,將自己和研究過程攤在陽光下總是需要勇氣的!但是,當科學家所公開的研究是學術圈普遍不承認的研究、是一個會浪費精力且無法發表的研究時,還值得公開嗎 【2011.09.16/跨科際閱讀/全文原載於2011.09.01《知識通訊評論月刊》107期】   去年一篇指出細菌可以在砷環境中生存的論文,引起很大的爭議,今年另位科學家以完全公開的方式,重做那個實驗,也引起了科學研究是否應該向大眾公開的辯論。   幾乎注定失敗的實驗,很少有人願意去做。但是前不久有一項充滿爭議的實驗,宣稱某種細菌能將砷元素納入自身核糖核酸結構,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微生物學家芮德菲爾德(Rosie Redfield)不但想重現實驗結果,還在眾目睽睽之下,每天將實驗記錄發表在她的公開部落格上。   整件事開始於去年底發表在《科學》期刊上的一篇論文,論文宣稱細菌不靠細胞內DNA和其他生化分子的磷元素,可以攝取有毒的砷元素而生存。此一有如世紀大發現的結果,在學術圈的評價卻是「千夫所指」。五月間《科學》雜誌刊登出對此論文洋洋灑灑八項技術批評,以及作者捍衛結果而作的回應   新墨西哥大學生物物理學家高格(Steven Koch)讚美芮德菲爾德此舉真是「好樣的」。他說,「她明知大家每天都盯著她的進度,而且想看她出糗的人恐怕還不少。」芮德菲爾德做的實驗,一部分是為了補足她認為別人發表所謂砷元素生命體論文所缺乏的細節分析,在去年十二月美國國家地質調查局太空總署天體生物學研究員沃爾夫賽門(Felisa Wolfe-Simon)和她研究團隊在《科學》雜誌所發表的論文中,是將南加州含砷量高的莫諾湖(Mono Lake)中的細菌,培養在含有砷而不含磷的基質中,他們發現細菌在缺乏磷這個基本元素的環境裡,能夠以砷取代DNA中磷的位置而繼續生長。芮德菲爾德目前的研究結果,顯示已與前述原始論文有不少相抵觸的地方。   但她的目的不僅止於此。芮德菲爾德希望能藉此提醒學術界研究透明化的重要性。她說,「這是公開科學研究的一個天賜良機。我做公開的研究已有好一陣子,但是沒人注意。」   其他科學家也認為芮德菲爾德的研究可以是很重要的一次測試。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微生物學家艾森(Jonathan Eisen)認為,這是公開科學的一個好例子,因為它顯示出同儕互評、研究數據和材料的分享問題,也顯示出讓大眾與媒體積極參與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增加痛苦   芮德菲爾德對原始論文主要有兩項批評,首先是作者並未排除可能,他們培養的細菌(以下稱為GFAJ-1)也許是靠攝取受到污染生長基質中的磷來維生,其次則是實驗中細菌的DNA並沒有經過適當的純化,因此實驗所偵測到的砷未必來自細菌的DNA。   今年八月二日,芮德菲爾德在部落格上發表了一些與原始論文相牴觸的初步結果。她報告在濃度三微莫爾的磷溶液中培養出GFAJ-1細菌,但若是在此低磷溶液中加入砷,細菌卻會死亡。   沃爾夫賽門的先前的論文結果與此相反,他們報告細菌無法在如此低濃度的磷溶液中生存,同時在環境不含磷的情況下,細菌可以靠砷存活。   原始論文中,細菌原先是在含砷的基質中培養,然後才被轉移到含有不同磷和砷濃度的環境。芮德菲爾德想要重現這些實驗條件,但是她培養的細菌一直都無法在有砷的基質中存活。   其他還有也用同樣方式研究GFAJ-1的科學家,但都認同她所說的,光憑這些還不足以推翻原始論文。   為了讓GFAJ-1細菌成功生長,芮德菲爾德和其他科學家都必須使用原始《科學》期刊論文裡沒有使用的一種營養素。光這點就足以讓沃爾夫賽門團隊打發別人的質疑。   芝加哥伊利諾大學的科學家席爾維(Simon Silver)也在研究GFAJ-1,但並不試圖重現沃爾夫賽門的結果。他說,「反正原作者是絕對不可能接受任何跟他們不一樣的實驗結果,而會說這都是來自實驗條件不同,因為我們使用的生長基質不同。」   科學生活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科學家面對充滿爭議的研究結果,選擇公開實驗記錄。二○○九年現任職於英國諾貝爾公司的化學家道奇地(Paul Docherty,)就曾在部落格「完全合成」(Totally Synthetic)上直播他們的實驗,推翻強還原劑氫化鈉能氧化醇類的說法。   由部落客進行的另類「同儕評鑑」,也曾分析過《科學》線上期刊一篇關於老化基因的論文(此論文於七月時撤回),另外就是電腦科學的一個大哉問,也就是去年惠普公司科學家迪歐拉利卡(Vinay Deolalikar)發表的「P/NP」辯論。   公開科研的支持者認為,這些例子說明了公開的同儕審核有助於加速科學研究的速度,等到習於臉書和推特微網誌世代的年輕科學家開始上手,就會更加普遍。   高格說對大學生來說,公開實驗紀錄是很平常的事,還說,「九成九的人都會自然想這麼做,只是一直到最近才真的做得到。」   到目前為止,芮德菲爾德是唯一公開試圖重現砷細菌研究的科學家。大部分科學家都認為,沒有必要重做一個學術圈普遍不承認的研究,也不樂見學生和博士後研究員浪費精力去做可能無法發表的研究。   對於公開研究資料懷疑的人認為,公開研究的資料,會有被競爭者剽竊的風險,讓你沒有發表的機會。芮德菲爾德並不擔心,她說,「研究成果在那裏,功勞就在那裏,我不擔心。」   支持公開研究的人說,公開實驗室的記載,可以得到保護免受到剽竊,費城德列克斯爾大學化學家布列德里(Jean-Cla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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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統是科學發展的資產或負債?

撰文|周成功(長庚生物醫學系) 原載於【遠見雜誌226期】2005.04 楊振寧先生前些日子,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提到,《易經》所影響中國文化的一些思惟方式像天人合一的觀念,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說法當然立刻引起研究易經學者們的反駁,認為楊先生對《易經》有些誤解。 姑且先不論《易經》是否真的要為近代科學未能在中國萌芽負責,不同文化傳統的思惟重點或價值取向不同,引導大家對外在世界有著不同面向的關注,這一點其實是很容易可以讓人理解的。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 中國傳統文化的終極關懷是 「人」,因此人生追求的目標是要透過個人內心道德的修為,達到「內聖外王」的境界。 在天人合一的想法中,天其實代表的是宇宙真實的本體,人是屬於宇宙的一部分。中國人認為天不是一個與人對立的客體,而是已經內化成為「我」的一部分。自然帶給人的是心靈的愉悅與器物的應用,探尋自然變化背後運作的原理,或是抽象理念的推敲,都是與「內聖外王」 的終極價值無關的雕蟲小技。 西方文明關心「外在世界」 但相反地,西方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降,外在世界永遠是個被發現、描述與探索的客體。希臘人對於「確定性」莫名地迷戀,產出了無數純理的推演、辯駁。這個希臘的文化傳統,在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兩千多年前歐幾里得所著的《幾何原本》,可說是集希臘文化中理性傳統之大成,書中所呈現對邏輯推理嚴謹的要求,至今看來還是讓我們歎為觀止! 因此從希臘文化引導出西方近代的科學發展,其背後有一個嚴格演繹的思惟傳統。這種純理的思惟傳統不受東方文明的青睞,進而延緩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可能是個不爭的事實。 但是要進一步討論科學在中國未來該如何發展,從東西文化演變的差異,是否意味著我們必須首先揚棄東方的傳統,然後完全追隨西方科學的發展方向,接受西方科學的價值規範,從頭學起才有成功的可能? 科學是我們對客觀世界一種有系統的探索。雖然現代科學研究已經發展成大規模企業經營的形態,缺少充裕的人力與金錢往往是難以得到突破性的成果。但是除了看得見的數字之外,科學不也還是一種比賽創造力的心智活動嗎?而創造力的源頭來自於「不能明說的、從文化與教育背景中潛移默化而得的支援意識」(引用自林毓生所著的《思想與人物》中「中國人文的重建」一文)。   知識流通改變了民族世界觀   在交通不便的時代,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孕育了這個民族對客觀世界認知的偏好,以及影響了他們科學發展的緩急   但是,當今知識流通的快速已經整個改變了現代社會的面貌。當全世界變成了一個地球村的時候,對客觀世界認知的多元面向,和嚴謹的科學分析並非全然相斥,反而是可以結合而相得益彰的。   對熟悉科學研究心路歷程的人來說,沒有任何描述比得上清末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科學發展需要文化傳統滋潤   對我們來說,科學也許原本不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但這不表示我們就不懂得欣賞或是精通現代科學的發展。從楊振寧、李政道到李遠哲的成長過程來看,他們在適當的環境中都可以在科學上取得卓越的成就。   而令人好奇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他們心靈成長過程中,究竟是提供了他們創造力背後那股不可明言的支援意識,還是真的是個礙路的石頭,必須除之而後快?從許多回顧性的文字中,我們似乎可以感覺出前者的可能性為高。   好在科學的進展不全然只有硬碰硬的角力,複雜的自然世界永遠存在著從不同面向切入的可能,我們也永遠有機會挖掘出對客觀世界新的認知。   從這個角度看來,優質的文化傳統應該是我們發展科學獨特的資產而非負債。以深厚的文化傳統為基礎,重新拾回自己對發展科學的信心;以更開放的胸懷,鼓勵冒險創新的嘗試,如此一來,在中國建立一個具有文化特色的科學傳統不應該是一個幻想,而是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