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Seminar on Transdisciplin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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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聰:高教改革,須尋求共同治理的圖像

作者:  林敏聰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 教授 報導:  孫語辰  脈絡 編輯:  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成員、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認為,高教崩壞,緩解之道不是各說各話,利害關係者以須以「高等教育是社會投資」做為溝通的基礎,共同治理高等教育。   二十年政策,換來一場土石流 如果說,高等教育是一座山巒,1990 年代時教育部放任廣設大學就是一場暴雨,高等教育日益擴張,品質卻江河日下。二十年後,這場暴雨使山巒崩塌,形成一場前所未見的土石流,不僅部分私校營運開始被沖垮,也斷送許多年輕學者研究能力最高昂的黃金歲月、埋葬大量莘莘學子與學術黑工們對職涯的展望。 解決問題,要理解背景環境;跨科際計畫志在解決大學學科分化的困境,身在高教現場,自然無法忽視周遭這場來勢洶洶的土石流。因此,跨科際計畫邀請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在八月份的跨科際教育專題研討會裡講解高教問題。 這位 2005 年天下雜誌〈兩萬名「教授長工」〉專題報導裡正義感凜然的受訪者,十餘年來持續關注高教議題。對於如何阻擋這場高教土石流的衝擊力道,林敏聰磨礪出屬於他自己的心得。「我不同意用 PK 的方式,」他表示,「整個社會裡有很多 PK 的機會,但 PK 沒辦法解決問題。」   跳脫零與一之間的對抗 原訂一個小時的演講,林敏聰準備超過 60 張投影片,從頭耐心地解釋他的思路。「以往解決問題的模式,是權益受害者站出來抗議加害者。如果協調不好,受害者有能力動員一定數量的人,就有可能一定程度改變權力結構。」可是,現在社會面臨的問題越來越複雜,不必然只是零與一之間二元對立的 PK,就算同是受害者,可能也會有觀念或問題描述上的衝突。 問題結構的變化,使得改革社會的行動不必然只有打倒宰制者一個選項,還需要建立利害關係者共同治理公共事務的機制。這與過去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關注後常態科學、公民科學與互動型專家等概念,摸索如何橋接利害關係者的初衷相互呼應。林敏聰開始把這個社會模型應用在解決高教議題上,「不同領域、不同位置的人,對自己切身的問題,感觸都很強,也會強調大學教育不同面向的功能。」對家長,大多覺得投資高等教育是自我實現與社會階層流動的管道;對科學家,高等教育培養尖端科技研究人才;人文社會學家認為高等教育要以社會責任與社會關懷為己任;通識教育聚焦在博雅素養;產業界則希望高等教育是免費、廉價、速成的人才來源。 「大家對問題的描述,也有各種學理;但是,大家對台灣的共識或方向,卻沒有有效、可以溝通的基礎。」不同人對高等教育有不同期待,事實上都指涉相異的公共資源分配策略,「但我們到底要什麼呢?」不同的團體、階層或身份地位的人須要尋求對高等教育的共同想像,共識越大,就越能找到共同的出路。 「如果我們可以開始鬆動自己對『好大學』的想像,開始思考大學對整個台灣的功能是什麼,那對大學持有不同想像的人,或許就可以開始對話與溝通。」林敏聰表示。高等教育千瘡百孔,各方要放下歧見,一起縫補出路。     如何打造具備公共性的私立大學 如果把前面提到的,家長、科學家、社會學者與產業界⋯⋯等不同利害關係者對高等教育的想像,放在一起比較,可以提煉出其中的共同點,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公共性」。換句話說,高等教育不只是個人階層流動的管道,很大一部分是社會投資。想共創高教的出路,這個上位的概念就不能被挑戰。 「公共性」的大前提會牽動很多高教現況。怎麼分配國家資源就是其中一個難題,尤其增闢財源更是難上加難。舉私立大學為例,「私校好像是『私人的學校』,就跟自家開的補習班一樣,但這個印象是錯誤的。」林敏聰指出,「因為私立大學也具備公共性,私校訓練出來的人才,也是整個社會的人才。」基於公共性,國家給予私立學校很多資源上的支持,像是減稅或土地使用等優惠,但如果沒有法律要求私校營運要公開透明,這些資源就可能會變成經營者舞弊的溫床。 「學費自由化」對私校發展來說也可能是個陷阱。不比公立學校,私校財務結構很脆弱,學雜費佔學校整體收入很大的比例,所以調整學費收入多寡的能力,影響私校可動用的資源多寡。這關係的不只是私校本身,還有整個高等教育的生態系。私校學費高於公立學校,使大學生在選項相當的情況下傾向選擇公立學校就讀,私校無法與公立學校競爭,也使公立學校容易因缺少競爭壓力而沈淪。 如果高等教育是公共的,不該因為個人的經濟因素影響其學的機會,那麼就應該盡量彌平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之間的學費差距;私校公共化的第一步是補助私校功效學費差額,促成學生受教權的平等。私校財務公共化與透明化,牽涉的子議題包括公共教育經費是否足夠、預算資源從何而來,甚至如何改革稅制,得由各界集思廣益。   高教評鑑不應中央集權 另一個要檢討的現況是高教評鑑制度。台灣高等教育惡化的其中一個病原就是「快速單一指標化」,固定的行政單位制定評鑑指標、執行評鑑作業,直接影響大學能取得多少營運經費,但大多數其他利害關係者只能被動地接受指標內容與評鑑結果。這種「中央集權」的指標如果沒有回到社會對高等教育共同想像裡,只是評鑑機構主觀地認為什麼好,就訂到指標裡,會是一場災難。 「公共化」不代表一定要「國家化」,工會、專業團體與政府間不是永恆對抗,可以回到公共化的前提,分享治理的權利。評鑑指標就是一個專業團體可以進場的切入點,在資訊公開透明的情況下,公民團體參與教育行政管理。 「我們目前只有政治部門有一定程度的透明,其他部分,尤其是教育,仍然保守與反動。」接近演講的最後,林敏聰語重心長。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由單一視角出發,需要利害關係者共同參與,不是被動告知其他參與者遊戲規則;但現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許多複雜的社會議題,共同治理的空間卻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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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正義與科學民主化

講者 | 范玫芳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編輯 | 黃群皓 編按:跨科際專題討論會已經邁入第八場,前幾場主要在釐清跨科際概念,這場我們邀請到范玫芳教授,從水資源爭議直接看到跨科際知識在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前不久,天下雜誌刊登了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先生的文章 –〈改善台灣世代不公平五論〉,提及財務、法律制度導致台灣快速邁向不公平,階級無法正常流動,有能力的後繼者無法和財大權大的家族勢力相抗衡,形成世代、財富不平等,環境正義的問題也是如此,二、三十年前的人製造了 PM2.5 的空汙問題,新生代的人卻要跟著呼吸 PM2.5 的空氣。許多社會問題都呈現類似的不公平現象,期盼跨科際計畫能透過一次次的專題討論,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向給所有關心台灣未來的人。   曾文水庫 Photo credit:Scott Lin @ flickr,CC license 什麼是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概念緣起於80年代的美國,當時有許多少數民族社區面臨經濟、生態不平等的問題,在此之前奠基的民權運動基礎,促使環境正義運動者連結環境、種族階級、性別社會正義等議題,挑戰既有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有別於更早之前的環境主義,以白人中產階級的觀點為主流,關注稀有動物保育和自然生態保育,環境正義的論述奠基在既有的社會正義、政治哲學思想上,關注範圍更廣,舉凡人們居住、生活、工作、休閒等地方都算是環境,探討面臨環境利益風險時應該如何公平分配,以及產生污染時該由誰來承擔、人們怎麼跟自然界互動。 為什麼少數族裔的生活環境容易受到環境風險的不公平分配?早期的環境正義研究比較聚焦在其關聯,例如是否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不公平是種族階級造成的?還是這些空間分布只是反映房地產價格變動的動態性?也就是說,是廠商先設置汙染廢棄物,導致地區價格下跌,窮困者、少數族裔才搬過去居住。進一步的研究,發現種族階級、原住民受壓迫、社會階級等其實是多重因素交互關聯的。近幾年,環境正義的研究強調空間尺度的動態性,也就是某一個地方的政策、居民活動,會造成跨越疆界的多重影響,例如氣候正義、全球電子廢棄物跨疆界移動、空氣汙染。在地環境的特殊性、居民的行為模式,都會影響到他們對有毒物質的暴露程度,因此,談論環境正義不能忽視在地知識、文化的多樣性,當主流文化以附屬地位看待在地文化時,往往在進行重大決策時,將在地意見排除在外,導致分配不公。 近年來,有不少STS的學者進一步探討環境正義運動該如何挑戰既有的科學,因為科學知識有時候會受限於議題敏感、權力不對等、特殊的政治結構,無法被有效使用,例如在美國,有些大型的工廠時常製造汙染,但當地居民又依賴工廠提供的工作機會,如果這時候廠商又提供很多政治獻金給官員,我們很難期待會有研究經費提供給科學家,去研究工廠排放汙染與民眾健康的長期關聯。這種情況下,過往偏向靜態的程序正義已經無法做出符合正義的決策。科學應該具有不確定性、變動性,如果有新的科學知識產生,我們理當賦予居民參與過程的機會與權力,例如美國有些州的大工廠必須取得執照才能營運,取得證照的前提是獲得在地居民同意,等於是直接民主,一旦有更多研究數據顯示會對健康造成影響,居民也有權力撤銷原有的同意權。 環境正義運動所倡議的正義、永續健康概念,若能被納入科學技術生產的過程中,有助於催生更公平的技術,有別於傳統的量化風險評估或是致病率這類過於簡化的計算,而是全面的涵蓋文化關聯性來考量。以蘭嶼核廢料為例,政府認為核廢料的輻射劑量在標準範圍內,避重就輕的看待污染,但卻未有涵蓋文化的全面性評估。 環境問題牽涉範圍廣泛,有學者提出民主化社運,讓常民知識與專家知識能完整結合,例如共同參與社區研究、爭論科學的客觀性,試圖在專家知識的高牆內納入常民觀點,重新建構科學知識,促使知識生產民主化,真正解決環境問題。   左圖為范玫芳教授,右圖為陳竹亭教授 攝影|楊力行   環境正義實例—水資源爭議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 2009年的莫拉克颱風帶來嚴重的水患,其中以高雄小林部落遭土石流掩埋,四百多人死亡,災情最為嚴重。常見的滅村說法是當地位處順向坡,沒有做好水土保持且種植淺根作物,政府也缺乏監督,瞬間豪大雨造成土石流,但在地居民認為是曾文水庫越域引水才釀成災害。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計畫主要內容是在高屏溪的上游支流-荖濃溪,興建攔河堰,利用東、西兩條引水隧道分別貫穿高雄縣桃源鄉、那瑪夏鄉的玉山和阿里山山脈,再經草蘭溪輸水管線到曾文水庫。工程開發期間需要炸開山脈,生態學專家認為是炸山的土石引發小林村災情,環評報告也提及開發工程行經數個斷層皺褶帶的疑慮,但水利署開發單位認為現有技術可以克服地質,不願改善,工程進行後卻發生工安意外,像這類開發前評估與實際開發後不符的情況,充斥在政府諸多大型工程中,環保團體認為應該引以為戒。越域引水也導致水資源分配爭議,官方以穩定南部供水為立論基礎,但訪談在地專家與居民,卻發現不符合經濟效益,質疑真正原因是為了供應南科用水,學者也質疑泥沙淤積等經濟效益問題。 水文生態方面,開發單位認為上游引水不至於影響下游水泉或生態,但在地居民表示,工程開始後不久,下游野溪已經有乾涸現象。水利大型工程的開發往往引自美國,專家的可行性評估未必能符合在地情況。總歸而言,從開發設計到環評,過程中有諸多疑慮,但環評通過後卻缺乏究責的機制,政府應有預警概念,施工過程盡量避免不確定性。 越域引水計畫也透露出對原民部落的不尊重,環評呈現的是有形資產,未將無形的文化資產納入考量,例如布農族將荖濃溪視為河川之母,開發案會破壞「祖靈」的神聖空間,政府與土木工程專家傾向將自然與土地賦予特定的金錢價格並將水資源貨幣化,反映出主流文化與在地文化的衝突。小林村災後重建也引起居住安全評估的爭議,專家的安全評估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政府參酌後,將部落劃分為不安全的風險評估級數,但在地居民認為,放眼歷史,現有荖濃溪平原是幾千年來氾濫造成,應該學習大自然的包容性,而非以人為方式強行改變環境,在此也顯現出災後重建倚重專家,卻又忽略社會文化的脆弱性、文化差異、社會的關係,居民只能在決策的末端參與,不利在地凝聚。   高屏大湖 同樣位於荖濃溪流域,莫拉克颱風過後,水利署提出興建高屏大湖(又名:吉洋人工湖),預定地目前是毛豆種植專區,但2013年環評沒有通過,至今仍然飽受爭議。此案例著眼於生態環境,在地農民也擔心影響原有的毛豆種植,比較特別的是在地行動進一步挑戰工程細節,依照水利署的規劃,將在高雄美濃旗山、屏東里港地區的台糖土地上,設五個湖區,夏季引入荖濃溪豐水期的餘水,到人工湖內儲存,但在地居民質疑: 人工湖採用不封底設計,可能和地下水相交,是否能達到蓄水效果? 六月至十一月為豐水期,只有這段時間有較多的溢流水,枯水期該從何處引水進高屏大湖,是否要抽地下水,造成搶水? 豐水期本來就有淹水問題,改成引水,是否會惡化淹水的情況?   荖濃溪十八羅漢山段 Photo credit:阿坤 Wang kun hung @ flickr,CC licen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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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媒改之亂-新自由主義大纛下的去威權迷思

講者 | 魏玓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編輯 | 黃群皓、歐陽巽   80年代到90年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在地化。這是以市場為優先考量來運作社會的思維–國家的角色盡量降低,資本主義漫延全球,打破國與國的疆界和保護措施。可是它在每一個地方發生的過程與結果都有所不同,不能忽視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義差異性。臺灣的新自由主義樣貌,必須跟本地歷史及特殊的社會條件結合,才能有較為適當的理解,例如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下,政府應該不會有太大型的公共介入,或是社會事務的介入,可是臺灣至少有兩個例子跟這個趨勢是不大一樣的:一個是公共電視,大部分有老牌公共電視的國家,各方力量都想盡辦法要削弱公共電視,可是臺灣的公共電視卻是新成立的。另一個是全民健保,各國都在削弱,我們卻逆勢發展。每個國家的特殊狀況都是需要納入考量的。 媒體的部分也是如此,傳統美式的自由主義認為新聞媒體是看門狗的角色,要負責監督政府,或是像西歐將媒體視為公共平台,但觀察全球媒體可發現,走向數位化、市場化、減少媒體的公共性質,成為營利單位,高度商業化發展已經成為趨勢,這種情況下,媒體大都往集團、整合平台發展。換言之,現在它們受到商業化的嚴重挑戰,媒體已經不再是民主政治的監督機制,過去的功能已經弱化了。   臺灣的狀況要綜合全球的政經脈絡和媒體的脈絡來看,其中有幾個特別之處尤其重要: 第一,臺灣1987年後解嚴,從威權到後威權的過程,讓臺灣對於國家在社會裡所處的位置、角色會特別的敏感。我們的新自由主義邏輯,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國家的角色更曖昧,很多時候,我們非常希望國家不要介入,可是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又是長期非常密切的。這是結構與歷史的影響,不是短期能消失的,所以我們的市場與國家不容易切割,而這又會衍伸出其他特殊的樣貌。 第二,媒體跟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國家、媒體、公民社會三者在西方有相對均衡的關係,或是它們可以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可是在臺灣,彼此的關係沒那麼容易劃分,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網絡極為複雜,再加上臺灣的公民社會概念有待討論,成熟度不足。臺灣的公民社會要朝向單一方向、西方的模式發展嗎?這個問題尚未有答案。 第三,統獨問題。包含省籍問題、認同問題,還有中國因素。所謂的中國因素,媒體或政治人物的解釋多半是認為中國崛起了,所以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對臺灣產生了一些威脅或影響,但這樣的解釋過於狹隘,我們要更廣泛的理解中國因素,包括文化、歷史上的糾結、繼承關係等等,當然這會讓臺灣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此外,還包括我們後殖民情境的社會,日本的殖民,還有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與臺灣持續到現在的帝國主義式關係。你可以觀察現今的政局,臺灣如果有任何人要選總統,第一件事就是去訪問美國,想想很奇怪,這跟被殖民國家又有什麼不同?我們的新聞、電視節目、電影,明顯在相當程度上受到美國的影響。如果我在課堂上問同學最近看了哪一部電影,應該有九成都是去看侏儸紀,但只有一成的人是看臺灣的電影愛琳娜,那一成的人可能是因為我鼓勵他們去看,或是我送票給他們。這個情境是受歷史影響的,這就是臺灣特殊的脈絡。     此外,臺灣尚有其他迥異於全世界之處,這幾年有線電視的普及率已經在下降了,但在19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間,普及率都是持續上升的,官方數據大約是百分之六十,業界則是百分之八十幾,這樣的普及率是全世界僅見的。不只如此,用吃到飽的方式供應節目,只要訂有線電視,一百多個頻道全部送給你,全世界沒有看過這種營運模式。過去二十年間,有線電視的影響力逐漸降低,年輕世代以後也許連電視機都不需要了,但至少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它對臺灣的媒體有著關鍵的影響力,這也是從黨政軍控制的三台,快速過渡到國家鬆綁對媒體的控制所產生的情形。   結合上述的大趨勢和臺灣的威權背景,社會面對媒體問題,大致有幾個作法: 第一,持續要求自由化。每年的特定期間,大家都會特別留意臺灣的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的世界排名,但民主發展時間比較久的國家卻不會特別在乎,這是後進民主國家的特殊發展狀況–非常擔心自己在這條道路上的成績不如預期。 對臺灣而言,自由化的「方針」是絕對的嗎?例如,哪些東西是開放的?是不是還有太多的限制?例如新的網路服務、不同電信業跟媒體業之間的跨業服務,甚至包括中國大陸來的節目,以及合作上是不是有開放等等,這些都會是臺灣的議題。雖然從世界各國的發展可得知完全的自由化跟市場化,並不是很好的道路,但大家似乎會覺得自由化是全然正確的事情。 第二,成立監督媒體的團體。對現況的不滿,促使學界、民間自發籌備監督團體,最早成立的是「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往後各種媒體改革、媒體觀察的組織也陸續出現。可是它仍有侷限,例如比較限縮在內容上,或是媒體的識讀,教大家怎麼看這些東西,教大家認識媒體。另一個侷限則是用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去判斷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因為它必須提出一套標準,才知道要怎麼監督,但這套標準通常是由社會主流價值所生產的,不一定是更進步的價值。 第三,阻止進一步的市場化。這跟上面的自由化其實是有些許矛盾的,但這些矛盾同時存在臺灣社會裡,甚至可能出現在同一群人的口號或是訴求裡。例如最近這幾年,財團介入了媒體,或是因為媒體變得太巨大,大家擔心媒體會控制所有的話語權,所以希望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最著名的就是反旺中事件。 第四,媒體資源的公共化。這是從1990年代就持續在進行的,只是到最近比較無法有進一步的發展。其中一個具體訴求就是建立公共電視,但顯然不是很成功,原因有待釐清,因為我們期望的公共電視是像BBC那種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此外,因為網路及各種科技的進步,民間也出現了自力救濟的方法,也就是公民媒體和自媒體。這是臺灣社會面對特定媒體趨勢所發展出來的回應方式。   V怪客裡的蓋伊福克斯面具,是近年來由歐美擴散到世界各國的群體與文化現象。 其形象廣泛出現在社會運動中,以面具匿名的方式凝聚群體認同感,模糊個人及群體的界線,沒有明確的組織,自發行動,共同實踐理念。   媒體改革運動的趨勢與重心 2006年NCC的成立,感覺像是臺灣的媒體環境進入新的紀元,但我把它理解成解嚴後媒體改革運動暫時的休止符,好像任務已經完成了,但實際上NCC並沒有完成大家當初期望的事情,所以2008年之後獨立媒體跟公民新聞更快速的發展,並且在2012年出現反媒體壟斷運動。我們也許暫時還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改革媒體,但至少要嘗試分析為什麼沒有成功,亦即臺灣的媒體環境有什麼樣的問題? 首先是新聞自由與新自由主義、自由化之間的曖昧。如同前面談的,我們不希望它太市場化,但又覺得臺灣好像有很多東西備受限制,反媒體壟斷時也都有這樣的論述。新聞自由從來就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它在社會的發展狀況,都帶有特殊的歷史脈絡,在傳播媒體研究裡,大家已經體認到這件事,可是在臺灣,似乎沒有辦法好好的檢討。所以可以發現,每次我們要對媒體進行什麼樣的改革、提出什麼樣的意見,或是我們要併入什麼樣的政策時,大部分媒體的反應是:這會干預新聞自由。只要把這個概念提出來,大家就無話可說了,因為有誰敢反駁呢?這是我們從威權過渡到後威權,不可動搖的神主牌。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是不可變動的。但社會的發展不該是如此,不斷變動就是它的內涵,可是在臺灣的脈絡下這就變得難解。 第二,去威權與去國家概念的混淆。去威權當然是對的,因為它顯然不符合民主。但去威權跟去國家被畫上等號後,國家可以扮演的角色就顯得非常狹隘,而且它的操作方式也會變得動輒得咎。即使在最自由的地方,也需要國家介入很多事情,去威權與去國家的意義混淆了之後,問題會變得非常難談,需要探討的是兩者之間該如何找到平衡點,而不是一談到國家的介入就很緊張。在臺灣談這個問題,甚至還會牽扯到統獨、藍綠,使得討論更為困難。 第三,言論自由跟新聞倫理之間的交錯。前面兩個問題,應用到媒體上就出現了第三個問題。我們崇尚言論自由,不允許任何的威脅,可是我們又希望媒體有新聞倫理,所以對媒體有很多的要求。許多國家都需要經過非常複雜的過程,來調和這兩件事情,包括美國在內。臺灣似乎沒有這個過程,但卻期待這兩件事情會同時發生,事實上並不會。 第四,難解的中國因素,國際關係的結構與歷史的結構。我們有很多東西跟中國切不開,切不開的時候,如果沒有辦法理性的面對這個因素的縱面與橫面,只是採取各自解讀的方式,便會干擾各種公共政策跟社會改革的進行。 第五,公共領域的理念跟公民社會時程的疑問。我們會預設公共領域的存在,因為這是理想中民主運作的模式。期待公民社會逐漸成熟,期待每一代閱聽人將比上一代更像一位理想中的公民,但這恐怕仍然是個疑問,因為所謂的公共領域,本來就是歷史性的概念,它不會一模一樣地發生在每一個社會。即使我們暫時接受公民這個概念,臺灣公民社會的某些特徵,透露出其實仍然有很多部分要去瞭解。 最後,我們還是需要大媒體。現在臺灣出現非常多的獨立媒體、小媒體、自媒體,百花齊放,但不能忘記,民主社會的運作,很多時候需要一定的資本與規模,才能符合社會的需要。發展小媒體也許是階段性的方法,但它畢竟不是終極目標。因為如果它是一個好媒體,為什麼不讓它做更大一點?讓它發揮更大的,或是更正面的功能,這也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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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改革之路:社群網路與垂直媒體

作者:鄭國威      泛科學網總編輯 編輯:楊力行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專任研究助理   首先就從我個人跟媒體的接觸開始跟大家介紹。我在2005年時進了傳播學的研究所。進了中正大學的電訊傳播研究所之後,我更真實地接觸了傳播理論跟傳播的現況。發現台灣媒體的情況,跟我想像其實是差異很大。我原本抱持的,「我未來就是要進入媒體行業等等的」,那種虛幻的想不存在。如果真的進去這個媒體行業,事實上我沒有真正有辦法做一些什麼事情,去完成一些理想。因為迷惘,所以就加入了媒體改造學社,擔任媒體觀察教育協會的志工滿長一段時間。 當時也是台灣部落格風起雲湧的時代,大概2004年2005年左右,因為無名小站等等網站的出現,大家都開始寫部落格。我則是因為看到了一些國外的部落格做的一些討論,特別是一些學術性的討論。他們在討論,部落格跟新聞學之間的關係。例如,部落客到底是不是記者?部落格上面發的東西,可不可以被當作新聞?這些我們現在都懶得去討論的議題,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熱切、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國外的這些網路圈、部落格圈的先進者,科技人士等等,都在熱切地討論這些議題,這個討論也吹到台灣。大概在2004年2005年的時候,我們這些台灣比較早寫部落格的,也很熱切在討論這些議題。 這促使我開了部落格,也跟台灣當時很多也已經存在的部落客,開始互相串聯與溝通。在座各位如果有寫過部落格、有參加到2004年大概到2008年這段期間,台灣部落格圈的風潮跟聲勢的話,其實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時代。那時我們透過這樣單純的網路工具,互相討論、串聯,真的是所謂自媒體。自媒體這個詞是中國傳來的,但是這個詞更早可能是We Media,又或者是出自於Dan Gillmor那時候的《草根媒體》。 其實我們當時在討論這些議題時,各方的人,不只是念新聞的,許許多多是無關的人,科技人等等一直在討論這些議題,並獲得了很多感動。這些討論和以往的文章也都累積在我的個人部落格上面。也因為我寫了這個個人部落格,才有機會接觸跟認識許許多多後來認識到的這些人。 我在2005年底、2006年時看到一位部落客在部落格上介紹了全球之聲這個網站,中間寫到:「其實這樣的新聞台灣很需要」。我不知道在座念過研究所的人是否跟我當時一樣閒,當時我不知道論文該怎麼辦,於是一直坐在電腦前的我就開始翻譯全球之聲的文章,把一篇一篇的文章,照全球之聲英文版上,有時候就卯起來一天翻譯五篇,平均一天翻譯個兩篇,就這樣大概翻譯了兩三百篇時。 我就那時候都發在我的部落格-「龜去來嘻」上面,發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是希望我的讀者和我的網友,可以看到更多這樣的文章,因為我覺得它非常有趣。全球之聲之所以會讓我覺得它那麼有趣,是因為它就是整理、跟邀請了全球各跟我一樣的部落客,來討論跟撰寫他們在地的事情。這些部落客整理他們所關注的區域與議題。 簡單來說就是,我很關注台灣的死刑議題,但並不是我寫了對死刑議題的想法就可以發表在全球之聲上。是因為關注死刑這議題,我就會去整理台灣其他的部落客、自媒體、網路媒體、討論版,或是facebook上,或任何地方比較精華,比較值得一看的討論。整理的目的是為了要讓其他世界的人,其他國家的人也可以看到,其實它的目地就是跨國的傳播。形式其實非常像所謂的懶人包,當然我們不認為這是一個懶人包,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橋樑,讓世界各地的人,能夠比較輕易地接觸他比較陌生的地方與議題。 在翻譯的過程當中,我就覺得好像更認識了這個世界,雖然那時候我是一個沒有出過國,也沒有認識任何外國朋友的人。但是透過閱讀全球之聲,透過翻譯全球之聲,我非常深入的看到了世界很多不同的面貌。全球之聲打開了我對世界的認知,事實上也轉變了我未來的人生。 在翻譯幾百篇全球之聲了之後,有一天收到全球之聲創辦人Rebecca MacKinnon寄來的一封信。她發現全球之聲有很大的流量,是從一個台灣小夥子的部落格導過去的,她覺得很奇怪。她在北京念過書,她小學在北京念過書,而且她是CNN東亞辦公室的主任,也是一位資深的記者。她離開CNN到哈佛之後,才跟另一位共同創辦人Ethan Zuckerman共同創辦了全球之聲,所以說她中文也非常好,基本上是那種有京片子的。 她發現了我的部落格之後,就寫了一封信給我,說她很驚訝,居然有人願意做這種傻事,一直在翻譯。雖然他們是全球之聲,但都還沒有想到,其實應該要把文章從英文翻譯到別的語言。所以我這個很微小跟很持續的舉動,觸發了她一些的想像,於是就邀請我加入全球之聲。事實上在我還沒有正式加入全球之聲之前,她就邀請我去參加一些國際的會議。 那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感覺,她邀請我去參加第一個國際會議,是在菲律賓的一個東南亞言論跟新聞自由的會議,而我是唯一的台灣人。去了之後才發現其他所有的與會者都是各國,東南亞國家,包括一些歐美國家的媒體專業人士,只有我一個是台灣的研究生部落客。我發現這個世界的斷裂還滿嚴重的,他們竟然找不到別人,再怎麼排也不應該是我去。 此外,全球之聲也讓我發現到其實我們有很大的群組跟通訊量,除了寫文章之外,我們群組會一直交流。所以我加入了全球之聲之後,就頓時加入了這個上千人的社群。這上千人的社群絕大多數都是關注新聞、關注媒體、關注網路、關注人權的這些人。大家會互相交流,發現有很多會議和很多活動在發生。他們都不知道台灣要找誰,所以就會一直找我,我就變成他們認識的那個台灣人。 我一直去參加這些活動,包括線上的,跟一些實際出國的。我2006年就去參加全球之聲第二次的年會,在印度的德里,然後就正式的加入了全球之聲。我當時在一個上百人的講廳分享全球之聲中文版。因為當時已經不是只有我個人發表在部落格上,我已經邀請了全台灣的朋友,一同架了一個山寨的網站,把它做的很像全球之聲的網站的中文版。我中文版的網站也邀請一些夥伴一起加入翻譯,一起把這些內容放在網站上面,而我就在全球之聲在德里的年會上分享我們做的事情。 我當時口語英文非常的糟糕,講得非常的爛,就是用「爛」這個字,下台之後雖然尷尬,結果卻掌聲如雷。為什麼呢?我想第一個原因是因為,真的有人去做這樣翻譯的事情。第二,全球之聲的夥伴,英文也不是都太好,因為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但我們文字翻譯的能力是比較好。然後義大利的版本、法國人等的就問我,怎麼樣可以做其他的版本?於是,全球之聲多語言版本就成立了。 我已經把這個東西交換給別人了,它現在是一個有42種語言以上的、最大的、全球的公民媒體。我們主要建立中文版翻譯成中文。Mohamed ElGohary則是我們現任的多元計劃的主要負責人,我也邀請過他來台灣,他是個埃及人。 為什麼要花這麼長的時間介紹全球之聲?因為全球之聲改變了我後續做的所有事情,跟選的路徑。我發現其實你去打造一個新的媒體是有可能的,在參與全球之聲的過程中,我學會怎麼做這件事情,學到了幾個重點。第一個就是,資本可能不是重點,但是社群可能是重點,在現在這個時代如果你沒有辦法掌握社群,那你就沒有辦法成立,你創造的新媒體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對我來說,做媒體其實就等同於我在做社群,社群對我來說其實就是這個媒體的一切。 第二,現在很多人其實在講curation,[1]就是東拉西湊,拼拼湊湊變成一篇文章。老實說我看到很多curation,是不太能忍受的。但回過來想,全球之聲、我們可能是最早在做curation這個內容的事情,就是在cu來cu去,阿富汗的部落客在講什麼,他對這個哪裡不滿意,另外的部落客又哪裡不滿意,我們就這樣整理出來變成一篇文章,再把它翻譯成一篇文章。 curation是一個加值,如果說在過程中,沒有創造一個新的價值,而只是今天聯合報說了什麼、中央社說了什麼,事實上你只是懶得派記者出去跑,然後叫自己家的記者或編輯,坐在電腦前面,把其他家媒體已經創造的內容整理成自己的內容,那就沒有價值,那是一種掠奪。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的curation,其實是一種掠奪,而我一直堅持的就是,所謂的curation其實應該是一種加值,是一種社群營造的過程。 第三,我學習到其實「垂直媒體」是大有可為的。垂直媒體就是所謂的vertical media、vertical site。vertical就是相對於大眾媒體、比較綜合性的媒體,它什麼議題都會觸及到,但是通常沒有那麼深入。垂直媒體就會比較類似我們了解的一些行業的媒體,以及一些專注於特定議題的媒體,它更像雜誌。但是過往很難有像這樣子的媒體型態,它是以雜誌的型態來出現,以至於它回應讀者是很慢的。所以當有了網路媒體,我們現在都知道去創建通訊媒體,跟營運社群的做法之後,垂直媒體反而找到了一個的可能性,因為它改善了傳統媒體跟雜誌的效率不足,跟沒有辦法實際去回應時事的問題。這是我在做後來所有的媒體當中,所運用上的一些事情。 我在全球之聲學習到了如何去經營社群,並把學到的東西應用在後來所做的所有事情上面。我們台灣數位文化協會,在 2010年創辦了PanSic泛科學網站。另外,我們跟夢田文創的蘇麗媚小姐合作一個跟影視音娛樂產業有關的,媒體教育-「娛樂重擊」。我們專門針對比較深入的媒體評論、影視音產品的介紹,跟一些產業界的訊息。因為我們自認為在科技新創界,所以針對了科技新創這個領域創辦了PunNode,然後剛才還有介紹到的NPOst,也是歸屬在我們協會底下,是一個專門針對公益資訊的網站;然後「創客窩」則是我們針對maker製造者這個趨勢,所建立的一個網站。 每個網站它的目標族群都是不一樣的,寫法跟內容的長短跟玩法都不太一樣,因為做垂直媒體,你不是面對同一群人,你面對的是不同的人,所以我們在切的方式都做很不一樣的差異化。接著是我們的一個新計劃,叫「旅飯」,是專門針對旅遊的一個計劃,已經開始了,不過網站還沒有完全做好,它的內容類型是針對消費者的。這個網站的總編輯是由知名的作家黃麗群小姐來擔任,不過還是在我們這個集團底下。 我們這個集團另外還有一家公司,叫做潮網科技,潮網科技英文叫Wavenet,它現在是兩岸跨境最大的社群行銷公司,也就在這個禮拜(2015/06/26)公布我們才剛獲得開發金控投資數百萬美金,不過這個不是媒體的部分,這是我們同一個集團底下的另外一個公司。因為我們在做這些媒體和議題的過程中,我們學會了這些技能,所以便把這件事情切開成為另外一家公司去經營。 做這些新媒體的創業變成一個趨勢,在國外的許許多多新媒體公司,它們在行業裏面的地位、流量或是營收,事實上都已經不亞於其他的傳統媒體公司,而大家對他們的支持也都已經讓他們能夠與傳統媒體並駕齊驅。我們會不斷的投入做新的網路媒體,是因為我們覺得台灣只是比較慢而已,我們也在往這個路程轉變。 我時常在其它的演講上提到,對我來說有一個很重要的典範轉移的概念,影響我去做這件事情。一個就是我們過往比較早的閱聽人典範,可能是叫做皮下注射的假說。簡單來說,它認為訊息的力量、媒體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閱聽人看了之後就被影響。它是想像那種希特勒時代,或是早期戰爭文宣的時代,大家對於媒體力量的恐懼,所以要用國家的力量來控制媒體、營運媒體,這才有BBC以及歐陸國家的媒體平台。 我們對於媒體的判斷不一樣,就會衍伸出不一樣的媒體。後來又出現一個典範叫做使用與滿足,它把閱聽人的位階拉到很高。這是因為,閱聽人需要去滿足他的需求,所以訂閱第四台;因為它可以滿足我的需求,我去買這份雜誌;因為它滿足我的需求,我去買這份報紙;因為它滿足我的需求,我看這個網站,這一切只因為它滿足我的需求。但如果它不能滿足我的需求,它會怎樣?它就會消失,就會被市場淘汰。將這樣的典範往外推,推出來就是去管制,大家就是不要去管媒體和閱聽人,市場無形的手會去決定這個市場的哪個媒體該存活。 但是我們會發現,第一個典範跟第二個典範,它都會有它的問題。第一個典範的閱聽人也不是那麼無助的只能接受媒體訊息,人家說什麼,我們就信什麼,實際上不是這樣子。第二個典範也不對,如果第二個典範是對的,那所有媒體的亂象都是誰的問題呢?如果都是閱聽人的問題,那媒體也就不用負任何責任,政府也不用負任何責任,任何的經濟財團、任何的底層建築、不需要去顧慮所謂的底層建築,也不合理。不同的典範會衍伸出不同的管制方式跟媒體形狀,所以說像是英國會有BBC,很多歐陸的國家會有老牌的公共電視台,這是因為他們遵循不同的典範衍伸出來的。 但是現在一個比較新的典範,我所說到第三個典範,叫做「散佈的閱聽人典範」,這個散佈是diffuse,diffuse audiences。閱聽人典範強調,閱聽人跟媒體之間並不是二元對立的,過往的兩個共同點就是,閱聽人他跟媒體之間是對立的-不是媒體在宰制我,就是閱聽人決定媒體。 新的第三個典範認為閱聽人跟媒體之間更像是一道光,或是一個連續。閱聽人甚至都在成為媒體的路上,我們都在成為媒體。它裡面提到了一個迷的概念,就是fans。事實上在座各位,我們都對某些議題著迷,我們都對某些題目感到非常有興趣,所以我們會去研究這些題目。假設我對動漫很著迷,看了很多動畫,買了很多漫畫,然後甚至我還會去畫我喜歡的角色、去創作同人小說,還會去參加cosplay。但是,這些事情你可能會在不同的階段去做,甚至你會想,我未來就是要成為一位漫畫家。就是說你可能就從一個單純的迷、一個消費者,變成了媒體,進入了那個產業,事實上我們都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只是每個人所處的階段不一樣。 這個典範更好地去描述了在社群媒體,及在媒體豐富的一個時代,我們閱聽人的角色。所以我們應該要去做的是,更有效的去賦權於閱聽人,因為,我加入媒體改造的運動以來,必須要說是滿灰心的,因為我並沒有真正的成就任何事情,我們努力的在推公共電視、推公廣集團,事實上它並沒有做出什麼很厲害的東西。我們要求、希望NCC能夠建立,事實上NCC也建立了,但它也沒有發揮什麼非常厲害的功能。我們也非常努力地在推媒體識讀這件事情,但是我們的媒體還是那麼爛,還是掌握那麼大的資源,很多更爛的媒體不斷出現,就是我們網路上許許多多的內容農場,而大家還是看得很開心,流量也非常的大,已經超越YAHOO了,可以說台灣就是內容農場的天堂。這在其他國家是沒有的,以至於我們以結果論來說,我過去做的媒體改革的路徑,事實上都是失敗的。 我必須要這樣講,當然魏玓老師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我要說,我們並沒有做成功什麼事情,那並不是說,我現在真的做成功了什麼事情,只是我認為我們要往第三條路去走。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更有效的賦權與閱聽人,讓他們自己去參與媒體,他們有可能自己成為媒體。 我的經驗是,當我們自己參與媒體,成為媒體的時候,會更容易反思為什麼其他的媒體會下這樣的決定?產出這樣的內容?更有辦法去設身處地,去變成一個更有效率、品質的媒體、鑑賞者、把關員,然後更有能力去選擇,什麼樣的媒體是我所需要的。同時,在這過程當中,也創造更多的垂直社群,垂直媒體。然後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與能力,訂閱與吸收這樣的資訊。 我想它絕對不會是媒體世界最好的盡頭,但是是現在比較可能去實現的。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在推不同的新的媒體。我推的不同的媒體,有的比較成功,有的還沒有那麼的成功。我希望能夠獲得更多資本的力量,然後把它越做越大。因為我們可以靠著很相對低的成本,跨越相對低的門檻,去做到一些事情。但是當你要成長要擴大的時候,還是需要資本。 這樣子的趨勢其實已經在展開了,除了有許多的國外的案例,我們也有一些朋友在做媒體創業,他們也已經獲得了資本市場的認同,這個也是我們想要努力去達到的。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家可能會說,你拿了錢成為一家公司,會不會更商業化?這就是大家的判斷,在這過程當中,會培養出更多耳聰目明的閱聽人,和更多有行動能力的閱聽人,他們會來決定媒體未來的樣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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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 邊界物體、互動型專家與跨科際

主講│王驥懋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博士後研究) 編輯│孫語辰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 攝影│梁品文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 photo credit│Leo Reynolds @ Flickr   第七次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影像記錄   過去六次跨科際專題討論會報導看這裡 https://shs.ntu.edu.tw/shsblog/?cat=30   我們如何走到這裡 2014年起自三月到十二月,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已舉辦第七場,這也是「跨科際意涵」此一系列討論會的最後一場。這一次,躺在文獻中靜待被回應的問題是「科技民粹主義」(technological populism)。 我們是怎麼走到這裡的? 這七次的討論會中,前五次的主題皆圍繞在「為什麼需要跨科際」上。現今的世界裡,社會分工十分複雜,「事實」與「價值」也越具不確定性,單一領域的知識已無法處理高度複雜的社會議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需要納入與議題相關的各種利害關係者,透過溝通與對話,共同構築出解決問題的知識與方法。 這樣的論述挑戰了社會對「專家」與「常民」兩種角色既定的想像。在跨科際的框架下,解決問題沒有標準作業程序,而是必須回到問題的脈絡;溝通成為生產知識的方法,而非只能出自於學院、圖書館或實驗室;「專家本位」或「科學中心主義」被揚棄,取而代之的是常民知識與經驗終於有與專家同桌共談的機會,常民與專家都是議題的利害關係者之一。若將這段論述標記在Collins與Evans所提出三波科學知識生產活動裡,它將會被歸在第二波的位置,這段自1970年代起反省孔恩式科學實證主義的浪潮試圖消弭專家與非專家這兩種身份二分的狀況,「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及「社會厚實型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即是這類科學民主化論述與實踐下的產物。 但是,跨科際意涵的發展並不單純只停留在解放常民知識而已,更大的挑戰在實踐的層次浮現。在第六次的專題討論會裡,我們介紹了Harry Collins2002年一篇「引戰」的論文,這篇論文指出,「科技民粹主義」無邊無際地將所有利害關係者納入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將會陷入所有溝通都是空談的風險,增加做出重大且具時效性的公共決策的困難度。既然解決問題的溝通過程不能納入所有公民,那麼「誰該被納入?」及「多少人可以被納入?」的問題就被凸顯出來了。 Collins 在他2002 年的論文裡提出用重新定義「專家」的方式為上述兩個問題解套。他認為科學知識生產的進程應該要有第三道浪頭,強調一種新形態的專家應該被辨識出來,這種專家與熟悉某種行業的貢獻型專家(contributory expertise)不同,可以作為各種利害關係者間的中介,橋接利害關係者的互動與溝通。這種專家被稱作「互動型專家」(interactional expertise)。 但是在更深入描繪「互動型專家」為何方神聖前,第七次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裡,我們需要先退後一步,往回看「互動型專家」的前身「交易區」是什麼。   交易區 (trading zone) 「交易區」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學科學史學者Peter Galison所提出。他發現科學的典範並沒有像孔恩所言般放諸四海皆準,舉物理學而言,物理學之下還包含許多子領域,例如理論物理、高能物理等,同一領域下不同子領域的學者,在溝通時也可能各自根基於完全不同的方法論與認識論,導致這些科學家之間無法溝通。 Galison的研究主題包含不同典範間的科學家如何進行溝通、交談。他的「交易區」指涉的是不斷嘗試進行溝通的過程。如果兩個領域的學者間溝通有障礙,交易區就會產生,若溝通順暢就沒有交易區。這個概念被Collins、Evans和Gorman延伸,他們依據溝通者間文化的均質/異質性,以及自願合作/強迫兩種溝通形式,區別出四種不同的交易區[註]。 其中,能讓不同文化間利害關係者合作的「碎形交易區」(fractionated trading zone) 與跨科際的理想最為相近,這一類的交易區又可以分成物質性的「邊界物體」(boundary object)及非物質性、以語言作為合作媒介的「互動型專家」兩種型態。   邊界物體 (boundary object) 「邊界物體」指透過某些特定物體的設計,達成不同領域互相合作。這一類的物體可能是一套標準化的方法,卻也同時需要具備彈性,可以適應不同使用者使用時的情境與脈絡,也能兼顧合作的成果有一致性。 舉例而言,加州柏克萊大學的脊椎生物博物館(The Museu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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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專題討論會紀實手冊上線

SHS 辦公室在2014年9月底將發行第一本跨科際專題討論會手冊,內容包含2014年五次 “Seminar on Transdisciplinarity"的學術討論。我們期待能藉此手冊的發行(不論是實體書或電子版),帶動華文世界更多讀者或關心高等教育的你我、一起思考跨科際教育與相關研究的前瞻性或可能遇到的挑戰。 未來一年內,SHS辦公室也將發行更多跨科際專題討論會的活動紀實、以及"跨閱誌"的精彩文章剪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