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拆解與鬆綁科學理性

作者：紀金慶 台中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拉圖(Bruno Latour, 1947-)，科學技術學(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簡稱S&TS)的重要理論家。 他在80年代對於科學與科技的研究如《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 :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與《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挑戰了許多現代社會對於科學的迷思，而在90年代後的著作中則試圖將他研究科學與科技的理論成果進一步的延伸到社會學與哲學的視野，思考如何將科學「適度的」擺放回現代社會。 拉圖是人類學研究起步的法國思想家，一個哲學後設的想法使得拉圖將人類學研究手法引入科學與科技研究領域之中。在拉圖的博士論文階段，拉圖思考，過去人類學研究主要研究所謂落後地區的土著文化，而這些研究也通常保留自視文明的國家對於原始部落的懷疑。 依據人類學研究的執行原則，在人類學研究的考察過程中既要詳實的紀錄受訪地區的資料，並且同時必須保留所謂觀察者獨立於採訪部落信念的觀點，於是拉圖設想，同樣的人類學研究態度為什麼不能轉向高度現代化的文明國家？試想： 如果在原始部落中，酋長或祭司的宗教活動是引領整個部落信念的神話發源地，那麼在高度現代化的科技社會中，擁有大型企業或國家政府資助以及社會期待的科學實驗室何嘗不是我們理解現代社會神話的關鍵場域。 這個基本想法構成了拉圖在1979年與伍爾加合著的《實驗室生活》的研究手法，拉圖認為：既然依照人類學的行規，你不能盡信(當然也不是完全否定)研究對象自我認定的話語與信念，那麼作為科學技術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實驗室人員或科學家，在考察研究中的適當地位則應該是研究者的「情報供應者」，亦即一個特定的、當然的情況提供者，並且最終是一個可被質疑的情況提供者；...

作者：紀金慶 台中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首先，先從一點開始講起，在現代社會之前的傳統文化從來沒有將科學視為獨立於人文關懷的學術研究，而是同時將科學對於宇宙的探討與價值信念的問題嵌合在一起。 著名的科學史家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 1892-1964)在1953年的科學史經典著作《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From the Close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中點出近代科學革命以來時至今日我們世界經驗的改變，早期的古典天文學還將人的意義追求鑲嵌進宇宙秩序的探究中，而在近代科學革命，人成了中立的觀察者而從宇宙秩序的探究中抽離，人與眼前的天地成了互不相關的平行世界，原先具有人文意義的宇宙秩序現在成了數學計量的無限空間。 而早於柯瓦雷的揭示，1935年，上個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現象學，其創始人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應維也納協會邀請的系列主題演講(後來收錄在《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一書中)，則是將歐洲文化危機追溯到自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以降，近代科學精神那種追求幾何化、數量化、技術化的發展歷程，如何轉變了西方傳統「理性」概念，而逐步遠離了人們的「生活世界」(life-world)，而自成為一個機械式的封閉系統，生硬的「客觀」理性，而遠離希臘開端那種理性觀對於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經驗內涵的重視。 胡塞爾認為，這絕不僅只是歐洲科學危機，更重要的是隨著這種科學觀而來的真理觀同樣衝擊著人文科學，並挾帶著對於人類「生活世界」的巨大腐蝕力。 現代社會傾向於將人文關懷與科學研究對立起來，這種作法原先在17、18世紀具有相當重要的時代意義，其原先的動機是為了讓理性思想獨立發展不受到中世紀教會意識型態的控制。 然而當我們回顧一條簡單的歷史事實就可以發現，現代社會科學理性的發展似乎不是當初啟蒙時代哲人的願景，我們以啟蒙時代最具代表性的「理性主義」三大哲人為例，笛卡兒(René...

作者：紀金慶 台中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在今天，人們普遍認為科學研究的是「事實」(fact)，並且也只關心「事實」，科學研究的範圍不涉及意義、價值與信念問題。我們並且認定科學研究由於完全不牽涉任何關於價值信念的意識形態問題，因此科學研究是一種中性的、理性的活動。上述觀點幾乎成了我們現代人的日常信念，並成為現代社會的結構問題： (1) 首先，由於我們時代對於科學典範的推崇，而科學實踐的標準乃是「明證性」，因此使得一些文化領域受到排擠。例如像藝術或宗教等人文活動，這類的人文活動相當重視「親證性」，「親證性」完全有賴個人獨特心靈的感悟，舉例說明，我們無法想像一個宗教家或藝術家沒有個人獨特的眼界，儘管他們發出的言論或創作出來的作品可以得到普遍的認同與共鳴，然而當中獨特的個人特質仍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2) 其次，人之有別於其他生靈的一個重要本質在於，人是具有意義向度的生靈，而當現代社會將科學理性視為現代理性的核心標準，並同時認定科學理性只關心事實，而不涉及意義時，那麼也就無怪乎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有那麼多文化反思擔憂：喪失意義向度的現代世界陷落到一個純粹以物質開發為導向的文明階段。 對此，我們有必要對科學理性進行「拆解」與「鬆綁」。在這裡，筆者選擇用「拆解」與「鬆綁」這樣的字眼來表達我們應該對科學理性懷有的態度，絕非是主張一種我們應該敵視科學的立場，以至於主張我們必須否定科學，而是主張我們必須有條件的接受科學，其中第一步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區分科學實際的作為以及科學作為一種現代神話，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現代世界中，人們對科學的運用在不少地方已經超過科學實際有效合理運作的範圍。 在本篇文章中，讓我們先簡易的回顧科學發展的歷史，來檢視科學經驗中實際發生的設定。     你相信你看見的、還是看見你所相信的？ 依據一般的見解，人們習慣認定科學與其他人文活動的區別在於重視事實，並且也只重視事實。例如將科學與哲學相比，哲學就相當重視概念的思辨，而科學則重視經驗觀察得來的事實。乍聽之下，似乎也符合我們一般的印象，例如熟悉文化史的朋友會知道，在牛頓(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這些近代重要科學家發展物理學理論前，近代之前的科學活動就叫做「自然哲學」。 然而，當我們回顧科學史發展時不難發現，恰好與我們今天印象相反的，未能如實從具體事實出發而過度重於抽象原理與概念推導，因此備受當時科學界責難的是當時伽利略與牛頓。 我們以科學史著名的比薩斜塔實驗來舉例，伽利略提出自由落體定律與當時主流的古典自然哲學競逐，依據古典自然哲學的想法，一切物體按照自身本性運動，以落體為例，輕物上升，重物墮下，因此兩個同時下落的輕重物，重物墜地的速度一定比輕物快，因為輕物有向上運動的本性；而伽利略認為，一切物在無空氣阻力的條件下，降落時間沒有不同，因為一切只取決於重力加速度。因此在伽利略的想法中，個別物體沒有內在本性決定運動的問題(所以沒有什麼輕物趨於上升而重物趨於下墜的區別)。 我們歷史教科書只告訴我們伽利略挑戰傳統的勇氣，卻沒告訴我們在比薩斜塔進行的落體實驗中，重物以些微的時間差距快於輕物先行著地，因此伽利略在這場實驗上，在這個「事實」的觀察上，其實是落敗的，伽利略的失敗加深了反對者對他的懷疑，而伽利略的作法是將些微的時間誤差歸給了空氣阻力(羽毛接觸面積較大)。 若我們不被科學教科書誤導，而從科學史的證據來看，那麼我們或許可以持平的評論：伽利略的自由落體定律和古典自然科學，各自看到自己看到的「事實」，並做了不同的解釋與處理。 通過這個史實，筆者希望我們可以接受以下這個和我們一般常識信念相反的道理，我們常說眼見為憑，並且深信良好的理論是基於經驗觀察歸納而來，然而，我們常常忽略了一件相當簡單的道理，那就是理論也會影響我們觀察事物的角度，而觀察事物的角度一但確立，往往事物會不斷呈現我們所以為的樣子。在我們舉的例子所呈現出來的道理就是如此，同一個現象，對兩種立場相反的理論而言都是成立的。 因此，如果我們要問近代科學的開端以至於到現代科學的發展之所以不同於古典自然哲學的地方究竟何在，那麼顯然答案不在於近代科學(以及現代科學)是重視事實(或經驗歸納)，而古典自然哲學是不重視事實(或經驗歸納)。 在近代與古典自然哲學典範之間不存在什麼「經驗」檢驗「理論」的問題，相反的，不同的科學理論典範各自規範並界定「什麼是經驗」。而當我們理解到這點時，那麼我們對於科學的追問轉眼就接近更重要對於文化的追問，因為作為一個現代人最重要的是追問，構成我們現代世界之所以是現代世界的前提條件。 現代物理學的起點不是歸納經驗，而是規定經驗。     牛頓：古典與現代物理經驗的重要分水嶺 讓我們回顧幾乎奠定近代科學里程碑的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慣性定律)：「除非外力施加而改變狀態，任何物體都將保持靜止狀態或均速直線運動。」今天的物理學研究已不用再回顧這條定理，因為這條定理在今天顯得完全合乎常識、不言自明。 但在這條定律尚未成為不言自明的道理前，近代思想仍處在一種長期醞釀的接受過程中，在牛頓之前是伽利略發現了這條定律，並且是以不經意的方式表露出來，而後熱內亞的教授巴利亞尼(Baliani)將這項發現以普遍定律的形式表述，然後數學家兼哲學家的笛卡兒(René Descar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