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跨科際教育

By Jwu-Ting Chen, Emeritus Professor Chemistry, NTU 「兩種文化」的概念是由斯諾（Charles Percy Snow）於1959年在瑞德講座（Rede Lecture）的演講後引起全球重大迴響[1]。斯諾是劍橋的物理研究員，同時也是小說家。他在演講中描述二戰前的西方知識社會中，自稱知識分子的文學工作者與在科學界領頭的物理學者互不瞭解、互不來往、互相輕視、甚至彼此敵視，人文與科學宛如兩種平行文化。斯諾隨後出版了《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 這個概念引起熱烈的討論或辯論固然激發思考，斯諾卻認為似乎無助於學界對立陣營的實質互動。1963年他將書再版，修改了內容，並將書名改成《兩種文化及其再檢討》[2] 。斯諾強調文化重在知識或心智的發展，人文與科學落到井水不犯河水，兩者都不足以完備。 在人類的生活方式中，這種學界的疏離尤其顯得幼稚可笑，專家們卻毫無覺悟！斯諾注意到許多二戰後新興的領域，如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或是科學中的醫學、心理學，人文中的人類學…等，都似乎有人文、科學互通的趨勢或可能。新領域的發展需要新觀點，斯諾樂觀的想像，這或許是「第三種文化」興起的契機，卻終不能得見曙光。 人類有一個本事，就是在沒有完全透徹了解對象物事的情況下，只要心有所感，神牽夢想，靠著堅定的嚐試再嚐試、摸索再摸索，以至於熟稔、精通，甚至超凡絕俗，逾越了大自然的生物本能境界，我們稱作The state of ART！這種人創境界卻不僅限於藝術。 科學好比藝術或語文，科學也是根據人類本能創造出來的一種文明。但是科學不是常識，更不以感覺、感情或情緒為終極依歸，科學訴求嚴謹的理性思維方法更不是普通人日常的想法。科學是一種經常違背直觀，嚴苛的運用理性，樂於遵從形式邏輯的本質，企求可驗證之經驗，又常常能精確預測未曾有之經驗的特殊思考方式。近代科學最出色的功效之一就是能讓科學家非常有效率的發現日常想法中的誤謬。 後現代主義的快速發展主要來自都市建築、藝術界，基於現代化對世界帶來的災禍不斷，力圖尋求創作的新視野。人文與社會學科反而轉向對科學、科技不信任的批判，並且試圖解構科學中形塑的強勢權力結構和男性文化。「多元典範、並行不悖」和「科學終結」的口號其實並未減緩科學或科技的腳步，越戰後，環境與全球變遷等危機反倒促成了科學界的內省，以更快速的步伐往前行。 歐洲對典範科學 vs 後典範科學(Mode I normal sciences & Mode II postnormal sciences)、公民科學等跨科際教育的研究[3] 。不僅專家科學所形成的文化象牙塔與世隔離的狀態需要改變，常民或公民科學的訴求也呼籲著科學家應該多注意社會實存的意志！事實上，「跨界」的需求已經是高等教育、研究機構中所有學術專業無法忽視的的必要思維。 布羅克曼(John Brockman)在美國注意到了科學文化在演化中遞嬗所產生的質變，繼斯諾之後，再度豎起了「第三種文化」的大纛。先在紐約成立「實體俱樂部」(The...

本文發表於科學研習55-11(科教館60周年特刊) 街頭有人尬舞，有人飆歌，但是台灣為什麼仍然缺少知識的舞台? 當制式教育陷入泥淖，體制外教育就應當海闊天空！ 網路時代的科教與科普 筆者於2008年甫任職台大新成立的「科學教育發展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簡稱CASE) (1)。有鑒於網路已成為時興的社群媒體新秀，在西方，部落格和網站除了社交功能，都已承肩起知識和文化的傳播角色。在台灣，學校與官方的網站不過作佈告欄之用，或者充其量是資料庫。顯示台灣的大學徒有產出知識(knowledge production)或資訊的技術，但是缺乏建置網路知識內容的概念與行動，或甚至完全沒有「知識傳播」(knowledge transfer )的想法! 科學教育做為學校主體知識的一環，優點是能以學術研究做為基礎的知識內涵，因而自有其信據，符合專業標準。缺點是社會上或媒體中的科學和科技水平向來為人詬病，可惜批評者有人，明知傳播人士離開學校後要學習理工專業相對困難，但是學教界卻總是對傳播責任躑躅不前。同時，台灣的媒體界又長期缺乏各行的專業觀點與視野，而且每下愈況。 科學思維本來就不是常民日常的思考方式。這種領域間不相溝通而且難以合作的窘境並非台灣獨有，但是在共識文化底蘊稀薄，功利市場壟斷的局面下，需要跨界創新的文化就益發艱困。(2) 傳統上普及科學(popular science)正是科學家與社會大眾接軌的橋樑。在18-19世紀的歐洲，拉瓦節、戴維、法拉第(Lavoisier, Davy, Farady)這些大師們篤信真理應屬於世人，深知科學創見的驚奇總能先見常民之所未見。即使尚未成熟的科技仍有可能拓展世界的未來，所以都曾主動的公開展示、表演、闡述、介紹最新的科學發現給普羅大眾。 法拉第自1825年創設的英國皇家科學院耶誕講座(Royal Institution Christmas Lectures)已經是近兩百年的科普傳承(圖1)。CASE效法先賢，自2009年發起的「探索」基礎科學講座如今也已邁入第16季，所有逾120次的演講影音、文字內容記錄都留存在網頁上。(3,4) 科學探究著重精闢的提問，普羅大眾多喜好垂手可得的know how! 舉辦科普活動正是針對傳統科學教育力有未逮之處。2010年科學月刊慶祝四十週年，全年在全國推動「科月四十」、「科學到民間」…等紀念活動，活絡了台灣的科學界與科普社群(5)。CASE和科教館適逢其會，就有了初步在科普上合作的機會。 科普活動本身更能賦予趣味、啟發；可講、可唱、可演、型態多元創新，可具娛樂性；時間地點也多有彈性。較諸體制內的科教，容或內容常有稀釋或淺薄化，但科普也就更能夠貼近生活、群眾與社會。電影藝文有舞台，綜藝娛樂有舞台，科教也應該發揮創意，科普要能打造新的「知識舞台」。 NTSEC與CASE的經典合作科普項目，當推響應聯合國UNESCO的2011國際化學年，共同籌劃了令人屏息觀賞的「夢遊魔幻化境」化學實驗劇場！(Magichem, 圖2)。 這是一齣結合化學演示實驗的創意科學舞劇，融合化學實驗與戲劇、舞蹈，顛覆了大家心中對化學是艱深、危險、枯燥的印象。在舞台上，將液體變色、火焰、氣泡、煙霧、爆炸…等精彩絕倫的實驗編入了化學家門德烈夫及精靈的奇幻魔法夢境故事中，然後以舞台劇呈現。劇情、舞蹈、服裝、舞台與演示實驗分別由戲劇和化學系所的同好同學擔綱，2011年母親節的假期在科教館一樓大廳的演出，博得了許多親子觀眾的歡心同樂和記憶！...

作者：  林敏聰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 教授 報導：  孫語辰  脈絡 編輯：  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成員、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認為，高教崩壞，緩解之道不是各說各話，利害關係者以須以「高等教育是社會投資」做為溝通的基礎，共同治理高等教育。   二十年政策，換來一場土石流 如果說，高等教育是一座山巒，1990 年代時教育部放任廣設大學就是一場暴雨，高等教育日益擴張，品質卻江河日下。二十年後，這場暴雨使山巒崩塌，形成一場前所未見的土石流，不僅部分私校營運開始被沖垮，也斷送許多年輕學者研究能力最高昂的黃金歲月、埋葬大量莘莘學子與學術黑工們對職涯的展望。 解決問題，要理解背景環境；跨科際計畫志在解決大學學科分化的困境，身在高教現場，自然無法忽視周遭這場來勢洶洶的土石流。因此，跨科際計畫邀請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在八月份的跨科際教育專題研討會裡講解高教問題。 這位 2005 年天下雜誌〈兩萬名「教授長工」〉專題報導裡正義感凜然的受訪者，十餘年來持續關注高教議題。對於如何阻擋這場高教土石流的衝擊力道，林敏聰磨礪出屬於他自己的心得。「我不同意用 PK 的方式，」他表示，「整個社會裡有很多 PK 的機會，但 PK 沒辦法解決問題。」   跳脫零與一之間的對抗 原訂一個小時的演講，林敏聰準備超過 60 張投影片，從頭耐心地解釋他的思路。「以往解決問題的模式，是權益受害者站出來抗議加害者。如果協調不好，受害者有能力動員一定數量的人，就有可能一定程度改變權力結構。」可是，現在社會面臨的問題越來越複雜，不必然只是零與一之間二元對立的 PK，就算同是受害者，可能也會有觀念或問題描述上的衝突。 問題結構的變化，使得改革社會的行動不必然只有打倒宰制者一個選項，還需要建立利害關係者共同治理公共事務的機制。這與過去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關注後常態科學、公民科學與互動型專家等概念，摸索如何橋接利害關係者的初衷相互呼應。林敏聰開始把這個社會模型應用在解決高教議題上，「不同領域、不同位置的人，對自己切身的問題，感觸都很強，也會強調大學教育不同面向的功能。」對家長，大多覺得投資高等教育是自我實現與社會階層流動的管道；對科學家，高等教育培養尖端科技研究人才；人文社會學家認為高等教育要以社會責任與社會關懷為己任；通識教育聚焦在博雅素養；產業界則希望高等教育是免費、廉價、速成的人才來源。 「大家對問題的描述，也有各種學理；但是，大家對台灣的共識或方向，卻沒有有效、可以溝通的基礎。」不同人對高等教育有不同期待，事實上都指涉相異的公共資源分配策略，「但我們到底要什麼呢？」不同的團體、階層或身份地位的人須要尋求對高等教育的共同想像，共識越大，就越能找到共同的出路。...

作者：孫語辰 脈絡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跨科際強調透過促進利害關係者間的溝通，以解決真實世界問題；而互動型專家（interactional expertise）因為長期與議題利害關係者互動，透過學習語言累積緘默型知識（tacit knowledge），因而可以橋接不同知識體系，協助利害關係者共同構築解決問題的知識與方法。可是，當我們可以指認出特定真實世界議題的利害關係者中，有人擔任互動型專家的角色，就能高枕無憂，確信這個議題裡的利害關係者都可以合作愉快嗎？ 美國華盛頓大學海洋與環境事務學院的 Lekelia Jenkins 舉了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以下簡稱 NOAA）與漁民分別研發海龜逃脫器的案例，說明為什麼互動型專家的存在，不一定保證利害關係者間可以合作。   誰來設計海龜逃脫器？ 多年來，科學家認為漁民捕蝦時所使用的拖網，容易將蝦以外的其他海洋生物也「一網打盡」，是造成海龜數量減少的元兇，因此 NOAA 開始研發能減少誤捕海龜的逃脫器（turtle escluder drive）。但是，誰是設計逃脫器的專家呢？ 漁民們認為他們具備足夠的相關知識，可以貢獻一己之見，但 NOAA 的承辦人員們可不這麼覺得。為了實際測試漁業專家們所設計的逃脫器原型，NOAA 雇了一批捕漁船當作測試環境，但測試全程由 NOAA 的人員控制，漁民只負責開船，測試後 NOAA 也刻意忽略船上的漁民所提的建議，因為他們打從心底認為漁民對不懂得怎麼操作實驗設備，而且想要盡可能排除足以影響實驗結果的變項。 此時，新角色 Sea...

講者 | 范玫芳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編輯 | 黃群皓 編按：跨科際專題討論會已經邁入第八場，前幾場主要在釐清跨科際概念，這場我們邀請到范玫芳教授，從水資源爭議直接看到跨科際知識在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前不久，天下雜誌刊登了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先生的文章 –〈改善台灣世代不公平五論〉，提及財務、法律制度導致台灣快速邁向不公平，階級無法正常流動，有能力的後繼者無法和財大權大的家族勢力相抗衡，形成世代、財富不平等，環境正義的問題也是如此，二、三十年前的人製造了 PM2.5 的空汙問題，新生代的人卻要跟著呼吸 PM2.5 的空氣。許多社會問題都呈現類似的不公平現象，期盼跨科際計畫能透過一次次的專題討論，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向給所有關心台灣未來的人。   曾文水庫 Photo credit：Scott Lin @ flickr,CC license 什麼是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概念緣起於80年代的美國，當時有許多少數民族社區面臨經濟、生態不平等的問題，在此之前奠基的民權運動基礎，促使環境正義運動者連結環境、種族階級、性別社會正義等議題，挑戰既有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有別於更早之前的環境主義，以白人中產階級的觀點為主流，關注稀有動物保育和自然生態保育，環境正義的論述奠基在既有的社會正義、政治哲學思想上，關注範圍更廣，舉凡人們居住、生活、工作、休閒等地方都算是環境，探討面臨環境利益風險時應該如何公平分配，以及產生污染時該由誰來承擔、人們怎麼跟自然界互動。 為什麼少數族裔的生活環境容易受到環境風險的不公平分配？早期的環境正義研究比較聚焦在其關聯，例如是否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不公平是種族階級造成的？還是這些空間分布只是反映房地產價格變動的動態性？也就是說，是廠商先設置汙染廢棄物，導致地區價格下跌，窮困者、少數族裔才搬過去居住。進一步的研究，發現種族階級、原住民受壓迫、社會階級等其實是多重因素交互關聯的。近幾年，環境正義的研究強調空間尺度的動態性，也就是某一個地方的政策、居民活動，會造成跨越疆界的多重影響，例如氣候正義、全球電子廢棄物跨疆界移動、空氣汙染。在地環境的特殊性、居民的行為模式，都會影響到他們對有毒物質的暴露程度，因此，談論環境正義不能忽視在地知識、文化的多樣性，當主流文化以附屬地位看待在地文化時，往往在進行重大決策時，將在地意見排除在外，導致分配不公。 近年來，有不少STS的學者進一步探討環境正義運動該如何挑戰既有的科學，因為科學知識有時候會受限於議題敏感、權力不對等、特殊的政治結構，無法被有效使用，例如在美國，有些大型的工廠時常製造汙染，但當地居民又依賴工廠提供的工作機會，如果這時候廠商又提供很多政治獻金給官員，我們很難期待會有研究經費提供給科學家，去研究工廠排放汙染與民眾健康的長期關聯。這種情況下，過往偏向靜態的程序正義已經無法做出符合正義的決策。科學應該具有不確定性、變動性，如果有新的科學知識產生，我們理當賦予居民參與過程的機會與權力，例如美國有些州的大工廠必須取得執照才能營運，取得證照的前提是獲得在地居民同意，等於是直接民主，一旦有更多研究數據顯示會對健康造成影響，居民也有權力撤銷原有的同意權。 環境正義運動所倡議的正義、永續健康概念，若能被納入科學技術生產的過程中，有助於催生更公平的技術，有別於傳統的量化風險評估或是致病率這類過於簡化的計算，而是全面的涵蓋文化關聯性來考量。以蘭嶼核廢料為例，政府認為核廢料的輻射劑量在標準範圍內，避重就輕的看待污染，但卻未有涵蓋文化的全面性評估。 環境問題牽涉範圍廣泛，有學者提出民主化社運，讓常民知識與專家知識能完整結合，例如共同參與社區研究、爭論科學的客觀性，試圖在專家知識的高牆內納入常民觀點，重新建構科學知識，促使知識生產民主化，真正解決環境問題。   左圖為范玫芳教授，右圖為陳竹亭教授 攝影｜楊力行   環境正義實例—水資源爭議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

講者 | 魏玓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編輯 | 黃群皓、歐陽巽   80年代到90年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在地化。這是以市場為優先考量來運作社會的思維–國家的角色盡量降低，資本主義漫延全球，打破國與國的疆界和保護措施。可是它在每一個地方發生的過程與結果都有所不同，不能忽視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義差異性。臺灣的新自由主義樣貌，必須跟本地歷史及特殊的社會條件結合，才能有較為適當的理解，例如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下，政府應該不會有太大型的公共介入，或是社會事務的介入，可是臺灣至少有兩個例子跟這個趨勢是不大一樣的：一個是公共電視，大部分有老牌公共電視的國家，各方力量都想盡辦法要削弱公共電視，可是臺灣的公共電視卻是新成立的。另一個是全民健保，各國都在削弱，我們卻逆勢發展。每個國家的特殊狀況都是需要納入考量的。 媒體的部分也是如此，傳統美式的自由主義認為新聞媒體是看門狗的角色，要負責監督政府，或是像西歐將媒體視為公共平台，但觀察全球媒體可發現，走向數位化、市場化、減少媒體的公共性質，成為營利單位，高度商業化發展已經成為趨勢，這種情況下，媒體大都往集團、整合平台發展。換言之，現在它們受到商業化的嚴重挑戰，媒體已經不再是民主政治的監督機制，過去的功能已經弱化了。   臺灣的狀況要綜合全球的政經脈絡和媒體的脈絡來看，其中有幾個特別之處尤其重要： 第一，臺灣1987年後解嚴，從威權到後威權的過程，讓臺灣對於國家在社會裡所處的位置、角色會特別的敏感。我們的新自由主義邏輯，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國家的角色更曖昧，很多時候，我們非常希望國家不要介入，可是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又是長期非常密切的。這是結構與歷史的影響，不是短期能消失的，所以我們的市場與國家不容易切割，而這又會衍伸出其他特殊的樣貌。 第二，媒體跟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國家、媒體、公民社會三者在西方有相對均衡的關係，或是它們可以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可是在臺灣，彼此的關係沒那麼容易劃分，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網絡極為複雜，再加上臺灣的公民社會概念有待討論，成熟度不足。臺灣的公民社會要朝向單一方向、西方的模式發展嗎？這個問題尚未有答案。 第三，統獨問題。包含省籍問題、認同問題，還有中國因素。所謂的中國因素，媒體或政治人物的解釋多半是認為中國崛起了，所以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對臺灣產生了一些威脅或影響，但這樣的解釋過於狹隘，我們要更廣泛的理解中國因素，包括文化、歷史上的糾結、繼承關係等等，當然這會讓臺灣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此外，還包括我們後殖民情境的社會，日本的殖民，還有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與臺灣持續到現在的帝國主義式關係。你可以觀察現今的政局，臺灣如果有任何人要選總統，第一件事就是去訪問美國，想想很奇怪，這跟被殖民國家又有什麼不同？我們的新聞、電視節目、電影，明顯在相當程度上受到美國的影響。如果我在課堂上問同學最近看了哪一部電影，應該有九成都是去看侏儸紀，但只有一成的人是看臺灣的電影愛琳娜，那一成的人可能是因為我鼓勵他們去看，或是我送票給他們。這個情境是受歷史影響的，這就是臺灣特殊的脈絡。     此外，臺灣尚有其他迥異於全世界之處，這幾年有線電視的普及率已經在下降了，但在19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間，普及率都是持續上升的，官方數據大約是百分之六十，業界則是百分之八十幾，這樣的普及率是全世界僅見的。不只如此，用吃到飽的方式供應節目，只要訂有線電視，一百多個頻道全部送給你，全世界沒有看過這種營運模式。過去二十年間，有線電視的影響力逐漸降低，年輕世代以後也許連電視機都不需要了，但至少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它對臺灣的媒體有著關鍵的影響力，這也是從黨政軍控制的三台，快速過渡到國家鬆綁對媒體的控制所產生的情形。   結合上述的大趨勢和臺灣的威權背景，社會面對媒體問題，大致有幾個作法： 第一，持續要求自由化。每年的特定期間，大家都會特別留意臺灣的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的世界排名，但民主發展時間比較久的國家卻不會特別在乎，這是後進民主國家的特殊發展狀況–非常擔心自己在這條道路上的成績不如預期。 對臺灣而言，自由化的「方針」是絕對的嗎？例如，哪些東西是開放的？是不是還有太多的限制？例如新的網路服務、不同電信業跟媒體業之間的跨業服務，甚至包括中國大陸來的節目，以及合作上是不是有開放等等，這些都會是臺灣的議題。雖然從世界各國的發展可得知完全的自由化跟市場化，並不是很好的道路，但大家似乎會覺得自由化是全然正確的事情。 第二，成立監督媒體的團體。對現況的不滿，促使學界、民間自發籌備監督團體，最早成立的是「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往後各種媒體改革、媒體觀察的組織也陸續出現。可是它仍有侷限，例如比較限縮在內容上，或是媒體的識讀，教大家怎麼看這些東西，教大家認識媒體。另一個侷限則是用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去判斷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因為它必須提出一套標準，才知道要怎麼監督，但這套標準通常是由社會主流價值所生產的，不一定是更進步的價值。 第三，阻止進一步的市場化。這跟上面的自由化其實是有些許矛盾的，但這些矛盾同時存在臺灣社會裡，甚至可能出現在同一群人的口號或是訴求裡。例如最近這幾年，財團介入了媒體，或是因為媒體變得太巨大，大家擔心媒體會控制所有的話語權，所以希望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最著名的就是反旺中事件。 第四，媒體資源的公共化。這是從1990年代就持續在進行的，只是到最近比較無法有進一步的發展。其中一個具體訴求就是建立公共電視，但顯然不是很成功，原因有待釐清，因為我們期望的公共電視是像BBC那種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此外，因為網路及各種科技的進步，民間也出現了自力救濟的方法，也就是公民媒體和自媒體。這是臺灣社會面對特定媒體趨勢所發展出來的回應方式。   V怪客裡的蓋伊福克斯面具，是近年來由歐美擴散到世界各國的群體與文化現象。 其形象廣泛出現在社會運動中，以面具匿名的方式凝聚群體認同感，模糊個人及群體的界線，沒有明確的組織，自發行動，共同實踐理念。   媒體改革運動的趨勢與重心 2006年NCC的成立，感覺像是臺灣的媒體環境進入新的紀元，但我把它理解成解嚴後媒體改革運動暫時的休止符，好像任務已經完成了，但實際上NCC並沒有完成大家當初期望的事情，所以2008年之後獨立媒體跟公民新聞更快速的發展，並且在2012年出現反媒體壟斷運動。我們也許暫時還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改革媒體，但至少要嘗試分析為什麼沒有成功，亦即臺灣的媒體環境有什麼樣的問題？ 首先是新聞自由與新自由主義、自由化之間的曖昧。如同前面談的，我們不希望它太市場化，但又覺得臺灣好像有很多東西備受限制，反媒體壟斷時也都有這樣的論述。新聞自由從來就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它在社會的發展狀況，都帶有特殊的歷史脈絡，在傳播媒體研究裡，大家已經體認到這件事，可是在臺灣，似乎沒有辦法好好的檢討。所以可以發現，每次我們要對媒體進行什麼樣的改革、提出什麼樣的意見，或是我們要併入什麼樣的政策時，大部分媒體的反應是：這會干預新聞自由。只要把這個概念提出來，大家就無話可說了，因為有誰敢反駁呢？這是我們從威權過渡到後威權，不可動搖的神主牌。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是不可變動的。但社會的發展不該是如此，不斷變動就是它的內涵，可是在臺灣的脈絡下這就變得難解。 第二，去威權與去國家概念的混淆。去威權當然是對的，因為它顯然不符合民主。但去威權跟去國家被畫上等號後，國家可以扮演的角色就顯得非常狹隘，而且它的操作方式也會變得動輒得咎。即使在最自由的地方，也需要國家介入很多事情，去威權與去國家的意義混淆了之後，問題會變得非常難談，需要探討的是兩者之間該如何找到平衡點，而不是一談到國家的介入就很緊張。在臺灣談這個問題，甚至還會牽扯到統獨、藍綠，使得討論更為困難。 第三，言論自由跟新聞倫理之間的交錯。前面兩個問題，應用到媒體上就出現了第三個問題。我們崇尚言論自由，不允許任何的威脅，可是我們又希望媒體有新聞倫理，所以對媒體有很多的要求。許多國家都需要經過非常複雜的過程，來調和這兩件事情，包括美國在內。臺灣似乎沒有這個過程，但卻期待這兩件事情會同時發生，事實上並不會。...

作者：鄭國威      泛科學網總編輯 編輯：楊力行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專任研究助理   首先就從我個人跟媒體的接觸開始跟大家介紹。我在2005年時進了傳播學的研究所。進了中正大學的電訊傳播研究所之後，我更真實地接觸了傳播理論跟傳播的現況。發現台灣媒體的情況，跟我想像其實是差異很大。我原本抱持的，「我未來就是要進入媒體行業等等的」，那種虛幻的想不存在。如果真的進去這個媒體行業，事實上我沒有真正有辦法做一些什麼事情，去完成一些理想。因為迷惘，所以就加入了媒體改造學社，擔任媒體觀察教育協會的志工滿長一段時間。 當時也是台灣部落格風起雲湧的時代，大概2004年2005年左右，因為無名小站等等網站的出現，大家都開始寫部落格。我則是因為看到了一些國外的部落格做的一些討論，特別是一些學術性的討論。他們在討論，部落格跟新聞學之間的關係。例如，部落客到底是不是記者？部落格上面發的東西，可不可以被當作新聞？這些我們現在都懶得去討論的議題，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熱切、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國外的這些網路圈、部落格圈的先進者，科技人士等等，都在熱切地討論這些議題，這個討論也吹到台灣。大概在2004年2005年的時候，我們這些台灣比較早寫部落格的，也很熱切在討論這些議題。 這促使我開了部落格，也跟台灣當時很多也已經存在的部落客，開始互相串聯與溝通。在座各位如果有寫過部落格、有參加到2004年大概到2008年這段期間，台灣部落格圈的風潮跟聲勢的話，其實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時代。那時我們透過這樣單純的網路工具，互相討論、串聯，真的是所謂自媒體。自媒體這個詞是中國傳來的，但是這個詞更早可能是We Media，又或者是出自於Dan Gillmor那時候的《草根媒體》。 其實我們當時在討論這些議題時，各方的人，不只是念新聞的，許許多多是無關的人，科技人等等一直在討論這些議題，並獲得了很多感動。這些討論和以往的文章也都累積在我的個人部落格上面。也因為我寫了這個個人部落格，才有機會接觸跟認識許許多多後來認識到的這些人。 我在2005年底、2006年時看到一位部落客在部落格上介紹了全球之聲這個網站，中間寫到：「其實這樣的新聞台灣很需要」。我不知道在座念過研究所的人是否跟我當時一樣閒，當時我不知道論文該怎麼辦，於是一直坐在電腦前的我就開始翻譯全球之聲的文章，把一篇一篇的文章，照全球之聲英文版上，有時候就卯起來一天翻譯五篇，平均一天翻譯個兩篇，就這樣大概翻譯了兩三百篇時。 我就那時候都發在我的部落格－「龜去來嘻」上面，發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是希望我的讀者和我的網友，可以看到更多這樣的文章，因為我覺得它非常有趣。全球之聲之所以會讓我覺得它那麼有趣，是因為它就是整理、跟邀請了全球各跟我一樣的部落客，來討論跟撰寫他們在地的事情。這些部落客整理他們所關注的區域與議題。 簡單來說就是，我很關注台灣的死刑議題，但並不是我寫了對死刑議題的想法就可以發表在全球之聲上。是因為關注死刑這議題，我就會去整理台灣其他的部落客、自媒體、網路媒體、討論版，或是facebook上，或任何地方比較精華，比較值得一看的討論。整理的目的是為了要讓其他世界的人，其他國家的人也可以看到，其實它的目地就是跨國的傳播。形式其實非常像所謂的懶人包，當然我們不認為這是一個懶人包，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橋樑，讓世界各地的人，能夠比較輕易地接觸他比較陌生的地方與議題。 在翻譯的過程當中，我就覺得好像更認識了這個世界，雖然那時候我是一個沒有出過國，也沒有認識任何外國朋友的人。但是透過閱讀全球之聲，透過翻譯全球之聲，我非常深入的看到了世界很多不同的面貌。全球之聲打開了我對世界的認知，事實上也轉變了我未來的人生。 在翻譯幾百篇全球之聲了之後，有一天收到全球之聲創辦人Rebecca MacKinnon寄來的一封信。她發現全球之聲有很大的流量，是從一個台灣小夥子的部落格導過去的，她覺得很奇怪。她在北京念過書，她小學在北京念過書，而且她是CNN東亞辦公室的主任，也是一位資深的記者。她離開CNN到哈佛之後，才跟另一位共同創辦人Ethan Zuckerman共同創辦了全球之聲，所以說她中文也非常好，基本上是那種有京片子的。 她發現了我的部落格之後，就寫了一封信給我，說她很驚訝，居然有人願意做這種傻事，一直在翻譯。雖然他們是全球之聲，但都還沒有想到，其實應該要把文章從英文翻譯到別的語言。所以我這個很微小跟很持續的舉動，觸發了她一些的想像，於是就邀請我加入全球之聲。事實上在我還沒有正式加入全球之聲之前，她就邀請我去參加一些國際的會議。 那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感覺，她邀請我去參加第一個國際會議，是在菲律賓的一個東南亞言論跟新聞自由的會議，而我是唯一的台灣人。去了之後才發現其他所有的與會者都是各國，東南亞國家，包括一些歐美國家的媒體專業人士，只有我一個是台灣的研究生部落客。我發現這個世界的斷裂還滿嚴重的，他們竟然找不到別人，再怎麼排也不應該是我去。 此外，全球之聲也讓我發現到其實我們有很大的群組跟通訊量，除了寫文章之外，我們群組會一直交流。所以我加入了全球之聲之後，就頓時加入了這個上千人的社群。這上千人的社群絕大多數都是關注新聞、關注媒體、關注網路、關注人權的這些人。大家會互相交流，發現有很多會議和很多活動在發生。他們都不知道台灣要找誰，所以就會一直找我，我就變成他們認識的那個台灣人。 我一直去參加這些活動，包括線上的，跟一些實際出國的。我2006年就去參加全球之聲第二次的年會，在印度的德里，然後就正式的加入了全球之聲。我當時在一個上百人的講廳分享全球之聲中文版。因為當時已經不是只有我個人發表在部落格上，我已經邀請了全台灣的朋友，一同架了一個山寨的網站，把它做的很像全球之聲的網站的中文版。我中文版的網站也邀請一些夥伴一起加入翻譯，一起把這些內容放在網站上面，而我就在全球之聲在德里的年會上分享我們做的事情。 我當時口語英文非常的糟糕，講得非常的爛，就是用「爛」這個字，下台之後雖然尷尬，結果卻掌聲如雷。為什麼呢？我想第一個原因是因為，真的有人去做這樣翻譯的事情。第二，全球之聲的夥伴，英文也不是都太好，因為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但我們文字翻譯的能力是比較好。然後義大利的版本、法國人等的就問我，怎麼樣可以做其他的版本？於是，全球之聲多語言版本就成立了。 我已經把這個東西交換給別人了，它現在是一個有42種語言以上的、最大的、全球的公民媒體。我們主要建立中文版翻譯成中文。Mohamed ElGohary則是我們現任的多元計劃的主要負責人，我也邀請過他來台灣，他是個埃及人。 為什麼要花這麼長的時間介紹全球之聲？因為全球之聲改變了我後續做的所有事情，跟選的路徑。我發現其實你去打造一個新的媒體是有可能的，在參與全球之聲的過程中，我學會怎麼做這件事情，學到了幾個重點。第一個就是，資本可能不是重點，但是社群可能是重點，在現在這個時代如果你沒有辦法掌握社群，那你就沒有辦法成立，你創造的新媒體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對我來說，做媒體其實就等同於我在做社群，社群對我來說其實就是這個媒體的一切。 第二，現在很多人其實在講curation，[1]就是東拉西湊，拼拼湊湊變成一篇文章。老實說我看到很多curation，是不太能忍受的。但回過來想，全球之聲、我們可能是最早在做curation這個內容的事情，就是在cu來cu去，阿富汗的部落客在講什麼，他對這個哪裡不滿意，另外的部落客又哪裡不滿意，我們就這樣整理出來變成一篇文章，再把它翻譯成一篇文章。 curation是一個加值，如果說在過程中，沒有創造一個新的價值，而只是今天聯合報說了什麼、中央社說了什麼，事實上你只是懶得派記者出去跑，然後叫自己家的記者或編輯，坐在電腦前面，把其他家媒體已經創造的內容整理成自己的內容，那就沒有價值，那是一種掠奪。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的curation，其實是一種掠奪，而我一直堅持的就是，所謂的curation其實應該是一種加值，是一種社群營造的過程。 第三，我學習到其實「垂直媒體」是大有可為的。垂直媒體就是所謂的vertical...

主講│王驥懋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博士後研究) 編輯│孫語辰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 攝影│梁品文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 photo credit│Leo Reynolds @ Flickr   第七次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影像記錄   過去六次跨科際專題討論會報導看這裡 https://shs.ntu.edu.tw/shsblog/?cat=30   我們如何走到這裡 2014年起自三月到十二月，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已舉辦第七場，這也是「跨科際意涵」此一系列討論會的最後一場。這一次，躺在文獻中靜待被回應的問題是「科技民粹主義」(technological populism)。 我們是怎麼走到這裡的？ 這七次的討論會中，前五次的主題皆圍繞在「為什麼需要跨科際」上。現今的世界裡，社會分工十分複雜，「事實」與「價值」也越具不確定性，單一領域的知識已無法處理高度複雜的社會議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需要納入與議題相關的各種利害關係者，透過溝通與對話，共同構築出解決問題的知識與方法。 這樣的論述挑戰了社會對「專家」與「常民」兩種角色既定的想像。在跨科際的框架下，解決問題沒有標準作業程序，而是必須回到問題的脈絡；溝通成為生產知識的方法，而非只能出自於學院、圖書館或實驗室；「專家本位」或「科學中心主義」被揚棄，取而代之的是常民知識與經驗終於有與專家同桌共談的機會，常民與專家都是議題的利害關係者之一。若將這段論述標記在Collins與Evans所提出三波科學知識生產活動裡，它將會被歸在第二波的位置，這段自1970年代起反省孔恩式科學實證主義的浪潮試圖消弭專家與非專家這兩種身份二分的狀況，「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及「社會厚實型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即是這類科學民主化論述與實踐下的產物。 但是，跨科際意涵的發展並不單純只停留在解放常民知識而已，更大的挑戰在實踐的層次浮現。在第六次的專題討論會裡，我們介紹了Harry Collins2002年一篇「引戰」的論文，這篇論文指出，「科技民粹主義」無邊無際地將所有利害關係者納入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將會陷入所有溝通都是空談的風險，增加做出重大且具時效性的公共決策的困難度。既然解決問題的溝通過程不能納入所有公民，那麼「誰該被納入？」及「多少人可以被納入？」的問題就被凸顯出來了。 Collins 在他2002 年的論文裡提出用重新定義「專家」的方式為上述兩個問題解套。他認為科學知識生產的進程應該要有第三道浪頭，強調一種新形態的專家應該被辨識出來，這種專家與熟悉某種行業的貢獻型專家(contributory expertise)不同，可以作為各種利害關係者間的中介，橋接利害關係者的互動與溝通。這種專家被稱作「互動型專家」(interactional expert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