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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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鄭南榕「自焚」的兩種生命態度—兼論何謂批判?如何批判?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在2013年的校園改建後,成功、勝利兩校區間的圍牆被拆除而騰下一個廣場空地。是年11月,校方委由學生社團聯合會進行網路票選命名,11月30日,「南榕廣場」在3000名投票中以900多票獲第一名,但在多次的討論後,校方終以名稱涉及政治為由,於2014年1月15號的校務會議中以70比21票決議取消廣場命名。[1] 在15號的校務會議裡,成大歷史學系王文霞教授對鄭南榕及其自焚行為做出了不少評價,據新聞所述,王發言後「現場一片掌聲」,[2]但在會場外,透過校內異議性社團零貳社的現場錄音以及傳播相關訊息、動員抗議,其發言受到多日未平的各方批評。 王對於鄭南榕的評價集中在其自焚上,並從自焚事件上綱到對於「自殺」的總體思考:鄭南榕應不應該自焚?他自焚的意義為何?人們(尤其青少年)應不應該自殺?自殺的意義為何? 而對於王教授的相關質問中,批評者也針對鄭之自焚,提出了相對應而相反的詮釋;兩造的相反詮釋,反映了兩種自主放棄生命的生命態度。本文主在爬梳這兩種生命態度,並窺其涉及的政治人物評價、政治價值、歷史知識等問題。 最後,結論部分則透過兩造立場的呈現、兩種生命態度的糾纏,來看某種批判態度正在如何進行?而我們還能進行怎樣的批判?     一、不能自由擇死的自由、民主價值 當日發言中,成大歷史系王文霞從民主發展的貢獻、以及死亡之選擇這兩點 上,蓋棺以論鄭南榕:(1)關於民主發展的貢獻,王表示,「在台灣民主發展歷史過程裡面」,有太多人在民主制度、社會運動以及民主觀念的推廣上,「都比鄭南榕做的更多更多」,而她之所以會作如此發言,乃是回應「南榕廣場」理念發起人、成大政治系(並為校內社團零貳社成員)學生邱鈺萍的言論:「感念南榕學長的犧牲及努力,台灣才有今日的自由民主」。(2) 「面對生命各種災難」時,人們(尤其年輕人)應該勇於面對其中的「挑戰和磨難」,而不能、不該以「死亡」做為表達理念的方式,否則便像是「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或者像是「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因為不合我意的時候我就去死,或者你們陪著我死」。 除了不能以死亡做為理念表達的方式外,王還進一步將「尊重生命」(其實也就是個人不能自由選擇死亡)視為「民主自由核心價值」,因為她認為唯有個體活著,自我的實踐、潛力的發展才能被充分發揮,而鄭南榕的死亡違背此原則,因此其「作法對我來說是完全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王文霞如是說。[3] 這位歷史學學者的發言,逼使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個人能不能自由、自願性地選擇死亡?王的發言給出了否定的答案,而她的否定答案則建立在 (1)某種民主自由價值的信念。(2)對鄭南榕自焚的去脈絡解讀之上。 在其發言中,生命之存活,是其所謂民主自由價值能被確立、被證成的核心要件,其建立其證成,則建立在個人對於某種自由選擇的放棄上——對自殺的自由選擇;這裡便形成了一個弔詭:唯有人們放棄自由死亡的權力,自由的核心價值才能被發揮。 那麼建立民主、自由的目的又何在呢?其目的在築構一個空間,益助個體於此空間中能「充分地實踐自我,去施展他的潛力」,但是所謂實踐自我、施展潛力卻藏存一個預設,即是,自我放棄生命,不能是實踐自我、施展潛力的目標或者手段。 此種預設忽略了死亡做為生命的一個進程,忽略了個人能透過死亡來完遂自我、或恰恰是自殺乃為自我完遂的可能性,正如王以「尊重生命」做為否定自殺的選項所示:自主放棄生命不是尊重生命的一種應擇方式。 然而,讓我們回望鄭南榕的生命故事,如果關於他的一般性生命評述大致無誤、如果他的自焚與「堅持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等信念密切相關,[4]那麼我們豈不能說,鄭南榕對於自我理念與價值的實踐,正是透過自主放棄生命來加以完成?     二、「實踐理念」或者「任意妄為」? 對於鄭南榕「自焚」與「實踐理念」的連結強調,在王文霞發言風波前已陸續存在、甚至被轉化運用。將時間軸拉返到2013年,是年4月7號的鄭南榕逝世24週年紀念會上,曾為成大零貳社社長、時為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青盟)要員的林飛帆受邀致詞時,在致詞稿中引述鄭自焚前的場景與最後幾句話︰「24年前,鄭南榕在自由時代雜誌社足不出戶,面對妻子葉菊蘭的詢問:『我們怎麼辦?台灣人民怎麼辦?』 他回應:『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5]此段引述,原段落應出自《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裡葉菊蘭的記念文,但在葉文中,她對鄭南榕的詢問是「那我和竹梅怎麼辦?」而非「我們怎麼辦? 台灣人民怎麼辦?」[6]藉由林飛帆引述上的出入,原本「家-國」難以兩全的矛盾被撇在一旁,代之以對台灣、台灣人民的宏大關懷與全然擔憂(由葉菊蘭口中說出),而此關懷,在林的轉述出入後,帶染著世代傳承概念的話被鄭南榕道出︰「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在原文中所謂「你們」特指鄭之妻女),道出不久便發生了自焚事件,於是這句話便成為了某種遺言、亦為遺志——召喚「你們」來對「我們怎麼辦?台灣人民怎麼辦?」做出回答。 如是,做為下個世代者的林飛帆,便接過此種遺志而做出如下堅定回答:「我們該回答他『對,擱來,就是我們的事情了』……用Nylon那個自信、輕快、堅定的語氣,喊出自己的姓名:『我叫作林飛帆,我主張台灣獨立。』」這段話中有幾個有趣轉折——林因著一個引述出入才被生產出來的「召喚」,對之做出了熱血回應。 於是,此回應的一問一喝可說都是同一個人,而此回應有個極明確的政治目標:「台灣獨立」,除此目標外,林飛帆且在致詞中表達了「反對媒體壟斷、拒絕中國黑手干預、捍衛新聞自由」特定政治訴求,而此訴求又以「做同樣的夢」來進行與鄭等不同世代間的同在、串連。 於是在上述致詞中,我們可看到,「鄭南榕自焚以實踐理念」一事不僅被大力強調,並且,其實踐理念的「精神」被轉為一種遺產,能讓不同時空者承繼,甚至在承繼的同時,理念「內容」可被承繼者因著時空需求而自我創發,譬如林飛帆對「反媒體壟斷」訴求的表達便為一例,而鄭南榕生前雖然大聲呼張過:「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但這理念是否為鄭的遺志訴求之一?林的仿擬宣告:「我是林飛帆,我主張台灣獨立」是否對鄭進行了某種遺志代言?[7] 相對於林飛帆在鄭「自焚」與「實踐理念」間的強調與轉化運用,在王文霞口中,鄭透過自焚以進行理念的琢磨、追索一面全然被忽略;同時,更去歷史脈絡地忽略了戒嚴時代中,人們表達理念的受限性;忽略在此受限下,個人對於死亡的自主選擇,乃是表達理念的少數手段之一。 澄社等政治性社團對此事的聯合聲明中便說到:「王文霞教授……發言,重點在於面對生命挑戰,但以尊重生命的角度來論斷鄭南榕的自焚,忽略了威權時代黨國追殺的脅迫與恐怖,是一種去脈絡的狹隘看法」。 其實,王會做出去脈絡的人物評價,除了她否認自殺能做為一種生命選擇的態度(即所謂「尊重生命」) 外,還在於她做為學術體制認可下的歷史學者,卻缺乏史實明辯、缺乏歷史性的同理性理解,不思辯相異時空對於生命、死亡的相異看待,亦不思辯鄭南榕(「自焚以實踐理念」)與自身(「自殺不能做為一種生命對應」)間不同的生命態度是否源於時代影響? 聯合聲明接下來的談述,便是要所有關注此事件的「我們」能異時設想,去「思考在甚麼樣的壓迫下,導致有人不得不選擇自焚」。[8] 王文霞在缺少歷史的同理性理解之下,又透過一次又一次列舉以將鄭南榕的行為定在一個錯誤理解的座標,而所有列舉都指向如下評判:鄭之自焚乃出於一種「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的任意妄為。她當日做出的每一個比附,譬如「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甚至類比做「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都是要突顯鄭自殺內含的任意妄為、只憑己意而行。 她發言中最受爭議的炸彈客譬喻,並非要就之進行自殺、殺人之爭,也並非要強調他是否如恐怖份子是否引發大眾恐懼,而是,要藉之批判鄭南榕「不合我意的時候我就去死,或者你們陪著我死」的行舉,因為此行舉並非「面對生命的挑戰和磨難」時的良好應對。[9]     三、對自焚的崇高化解讀 面對王文霞如此去歷史脈絡地認知,批評者們紛紛強調鄭自焚的理想性,以區分王進行的類舉比附,譬如時事評論者魚夫便稱︰「一個人自焚,用生命去實踐他在政治上的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主張,卻被一位……教授以極盡侮辱的字眼公開形容為『伊斯蘭炸彈客』或男女之間的分手傷害」,[10]然而,為何形容為炸彈客、分手傷害是錯誤類比?王究竟用了哪些「極盡侮辱」的形容字眼?漁夫以一種不需辯說的態度未加解釋。 署名「新一」者 (即《南之洛馱思》發起人陳奕齊),在「想想」上的評論文張與魚夫採取相似的區分策略,並在詳述二者何以為異的同時,更神聖化鄭的自焚之舉、更貶抑化情傷導致的自殺行為—他直稱鄭的自焚具有一種「殉道精神」,且將此精神與賽德克.巴萊以及耶穌進行比擬;另一端,情傷跳樓的行為則被此評論者加以「情緒智商低下」、「魯蛇行徑」等形容,如是,二者比附就新一來看乃是「不倫不類」、「妖魔化」與「貶低」。 然而,為何情傷自殺便如此不可取如此的充滿「魯蛇」(loser)意味?為何因著親密愛人的離去而自殺,在價值上,低落於為著想像出來的國民、國族而自焚?自願死亡的理由能否區分價值高下?如何區分?誰來區分?這些問題,新一都未詳答。 如是,王文霞在「生」、「死」 價值間做出的徑渭選擇,於兩位評論者筆下,則成了在不同死亡原因中做出評判—崇高鄭南榕對死亡的自願選擇之同時,貶抑了其他自殺的理由、生命經驗。 而另一些評論者則不僅崇高化鄭的自焚理念,甚至進一步,將「表達理念」推衍至「對理念的達成」,即是,透過鄭南榕的死亡,「對民主、自由的堅持」與「完成民主、自由的步伐」被混同為一了,譬如邱鈺萍便直接了當宣頌:「感念南榕學長的犧牲及努力,台灣才有今日的自由民主」,相類似的言論一直(尤其在社會運動圈中)存在、並於此次風波後更大量被生產,如鄭的遺孀葉菊蘭在事發當天、恰好是鄭南榕逝世25周年的紀念會上表示:「他的犧牲換來台灣言論自由的空間」;而到了隔日(16號),新台灣研究文教會基金會執行長陳嘉君在記者會發言中則稱:「鄭南榕的自焚解放了那個時代的恐懼……鄭南榕自焚後,才有後來的野百合學運」。 在這些談話裡,自由民主、解放時代恐懼、野百合學運….透過「才有」等詞彙的強力連結,而與「自焚」、「犧牲」等對鄭的死亡描述,進行了不斷不斷被確立被證成的直接遙繫;對於這種太快速而單線性的連結,已有人做出反思,東華大學教授魏貽君臉書上的一篇文章〈對於鄭南榕的一個批判觀點的致意〉便說到︰   「鄭南榕自焚之後的野百合學運、獨台會事件、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 盟,乃至於晚近的反核、同志運動以及諸般名目各異的政治社會運動,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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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失求諸野,野亦復沉淪-論張愛玲重訪邊城時的懷鄉意旨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重訪邊城〉一文於2008年初刊登時,《皇冠》雜誌給予了如下的標題:「台灣和香港,在張愛玲眼中皆屬『邊城』,透過她的眼睛,我們仿佛穿越時光,看見了一個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以及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 在台灣現在最大的網路論壇批踢踢有一種出於經驗歸納的說法是:「前五樓的推文決定底下風向」,意思是一篇文章-哪怕是最粗淺的,前面五個下評論者的意見會決定之後多數的意見。 因為皇冠出版社長期的與張愛玲作品合作,當期編輯下的這不到七十字的判語,除了決定了之後的風向之外,還更有一重權威性,決定了我們讀這篇文章該帶有的情緒與觀點。 從上段引文本文刻意粗體標示之處,可以知道本文認為可以商榷的乃在於兩個部分-實際上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與「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這樣的說明非常輕盈,在所有正面形容的表述中我們被指定了〈重訪邊城〉極可能是一篇輕鬆愉快的遊記,在台灣,因眼睛主人是初來乍到,所以新陌生人眼裡看到的,是「奇特的生命力」;在香港,因眼睛主人幾次居住又長期就學,老在地人眼裡看到的則是「舊時尋常生活」的復現。一新一舊,恰好相互對比,兩種願望一次滿足。   在這樣的介紹下,幾篇順著本文發佈而發佈的文章經常看見類似此論:「描寫台灣的廟宇、里弄,香港的建築、店舖,筆下寫來活色生香,鄉愁四溢,耐人尋味,儼然一篇專業的台灣風土人情考察記」,或是「張愛玲拉拉雜雜地寫了南來的外省人的生活,寫了買花布、買金首飾等等,那花團錦簇的散文筆法,彷彿又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書寫《流言》的、下筆華麗繁複的張愛玲」,順著這些評論看來,〈重訪邊城〉的確是一篇「遊記」,而不是「論文」。 不可否認,前段引文所述的確都是〈重訪邊城〉裡曾經出現過的,張愛玲確實花了不少筆墨細細描摩那些因為公車逃票而被毆打的青年、要寄去上海的罐頭與物資(相信那幾雙綑在身上的尼龍襪很難令人忘懷),還有一段頗帶時空錯置奇幻感的買花布旅程。 不過這些「現象」到底該放在什麼脈絡下去理解呢?單純就現象描述而有的「活色生香的遊記」的評論,是否有其不見之處?或是一如大部分「張學研究」對張愛玲的文本總是有輕淺化解釋的嫌疑? 本文認為解決之道或許是重新梳理文本,並從中尋求一個較為系統性的解釋,這個解釋能將張氏意見一以貫之,避免解釋模稜兩可或自相矛盾的情形。那麼,從「回到皇冠之前」開始,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重訪〈重訪邊城〉的起點。 話若要說從頭,則必須從張愛玲履足台灣跟香港開始。1961年秋天,張愛玲來到台灣,在花蓮及臺北做了以人類學家的眼光觀察,但受限於時間只能是蜻蜓點水式的踏查後,轉至香港,停留了較長的時間。接著,在1963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國雜誌刊物《Reporter》雙週刊發表了她的一篇文章,名為〈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用英文寫成,記述她這次到訪的所見所聞。 這篇〈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刊登後,因裡面提到她留宿的台灣給將軍級別之人住宿的招待所有「臭蟲」,讓不少「愛國」的台灣張迷為之氣憤,引發了不小的「臭蟲風波」,之後,便見沉寂。接著,2007年11月,遞補父母資格的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在全面清查手邊的張愛玲資產時,發現了一篇名為〈重訪邊城〉的文稿,他憑著當中一個「 Mrs. Richard Nixon?」關鍵詞想起了這或許是〈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相關文本,兩者對照之後,發現並不是英翻中的翻譯本,而是一次再創作。 宋以朗依據文中的注釋(「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華雜誌」字樣)推斷,〈重訪邊城〉應是創作於1983年以後,距離〈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有二十年之差。接著,2008年的8月,《皇冠》雜誌650期重磅刊載了他們細心整理過的這篇重要而珍貴的文獻,本文篇首提到的題詞便是在此期中出現。這一期,在張學的研究領域又激起了一陣重磅的討論漩渦。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是用英文做的,〈重訪邊城〉是用中文寫的,但兩者的材料來源似乎一致,且重複之處並不少,一如張氏的許多中英互改文本,頗有異卵雙胞胎的味道。為了閱讀方便,茲將其整理為一個簡要表格。(〈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為英文文本,為求討論方便,以劉錚翻譯版本為主,以下同。) (表一) 〈A Retur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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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玲拜金,所為何事?─論張愛玲的金錢與性別、現代生活之間的關係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說起張愛玲,許多人立刻浮起的是上海,而與這個上海連接著的是摩登大都會,與摩登大都會連接著的是小市民,與小市民連接著的是逐利趨向,與逐利趨向連接的是世故貪財,於是香港作家黃碧雲會有如下此言:「張愛玲的小說是俗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張愛玲好勢利,人文素質,好差」[1]並不令人意外。 愛錢、算計、一身俗骨,大概是目前對張愛玲其人特質的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共識。因為她曾經這麼直白的提到錢:「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2]。在文人避談阿堵物的中國書寫傳統中,這樣的宣說頗令人側目,於是她也一併地被歸到以現世享受為生命要務的海派當中,因為他們在熊掌與魚的義利之辨中,通常捨義就利。 不過中國除了不談阿堵物的傳統外,尚有另外一支意在言外的傳統,字面上看似表意,但真正或更悠遠之意,必須在文字之外,那些沒說出來的部分才能體會。 張愛玲是否真沒吃過錢的苦?從她後期的小說中來看似乎並不然。張曾經說過她的小說都是有本的,是從身邊人的故事中提煉萃取出來的,於是,縱然我們不將《小團圓》或《雷峰塔》、《易經》中的女主人翁看成是張愛玲自己的化身,也還是能說:從這些晚期文本中,她對於「錢的苦處」,是有很深刻體會的。 《小團圓》裡奶媽韓媽早早地就讓小時候的九莉知道了什麼叫做貧窮:   「家裡沒的吃,口將搞呢?去問大伯子借半升豆子,給他說了半天,眼淚往下掉。」 「快吃,鄉下的霞(孩)子沒的吃呵!」每飯不忘。又道:「鄉下霞子可憐喏!實在吵得沒辦法,舀碗水蒸個雞蛋騙騙霞子們。」[3]   《雷峰塔》裡的琵琶也早早的就發現了錢產生的階級性與不平等,當上大人的訓斥冠冕堂皇以「想想國家在不知不覺中給了你多少」,「你的傳統,你的教育,舒適的生活,你是為理所當然的一切。你怎能不愛國?」來責備她時,她心裡早已經知道當中的漏洞:   她只作修辭,而不是現實。國家給她這些因為她有幸生在富裕的家庭。 要是何干的女兒,難道還要感激八歲大就餓肚子,一頭紡紗一頭打盹?從小到大只知道做粗活,讓太陽烤得既瘦又長得像油條?[4]   上述的晚期長篇表示在九莉與琵琶的年幼時期,縱然生活於富裕的世家大族,然而並非不知人間煙火,維持世家大族生活機制持續運行的,皆是從遼遠鄉下來的,苦的沒飯吃的窮人們,當少爺姑娘們纏著奶媽說故事的時候,「沒錢」的煎逼藉由這些故事傳遞到了少爺姑娘們的心中。 父母離婚之後,張愛玲一如傳統跟著父家過,家裡有錢,但錢不是握在她手上,她依舊得看人臉色,加上父親因為她總是與母親親近的關係,更是特意刁難:「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舖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5] 鋼琴是母親安排的,很小時候就開始學起,張愛玲曾經希望當個鋼琴家,母親走了之後,這項事業無人支持,父親和繼母抽著鴉片煙,繼母在一旁叨唸著為什麼要花這麼高的薪水請白人教師,改聘華人教師的話,薪水立刻降低不少;父親一句話不說,良久之後才從掛子裡掏摸出錢包。 這種因錢而受辱的經驗在她的年少生活中經常出現,我們可以說,或許她佻達地說「沒有吃過錢的苦」,指的是她不像那些鄉下人一樣以至於要餓飯,但沒錢的確讓她的自尊受了不少苦處,所以日後鬻文維生後,她的第一個感想是:「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6]她從沒錢的經驗中體會了錢的好處。而錢,在她生活的那個現代上海中,的確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麼錢對她來說,第一個重要的角色是什麼呢?首先是錢能夠帶來自由。   自結婚後就紛爭不斷的他的父親母親,雙方不和的新舊價值觀的戰爭,通常是藉由錢來攻防的。母親是受五四大潮影響的「新女性」,繼承了一筆遺產之後無法忍受丈夫抽鴉片上妓院的習慣,整理行囊到歐洲「長期遊學」,她母親之所以能夠這麼乾脆地做一個「時代的新女性」,原因在於她繼承了一大筆古董遺產,靠著變賣古董,踩著一雙三寸金蓮也能到歐洲,而不用重蹈魯迅的娜拉預言。 遺老家族出身的父親視單身妻子長期滯外不歸為奇恥大辱,在一次妻子回國,幫他戒菸,兩人又達成協議,似乎可以平和的長久生活下去時,又開始想逼著妻子留在中國,用的方法是使之變窮:「我父親把病治好後,又反悔起來,不拿出生活費,要我母親貼錢,想把她的錢逼光了,那時她要走也走不掉了」。[7] 張愛玲從父親母親的攻防戰中學到了錢的重要,錢之重要並不只在於物質欲望的滿足,而是在於它能夠賦一個人予自由。一個女人只要有錢,可以將傳統、家族、名聲、綱常等等一切束縛著女性,限縮她生命可能阻礙都拋將去。 她可以享受自由社交,可以上學院學畫,可以不需要以「我是某個男人的妻子」、「我是某個男人的女兒」、「我是某個男人的母親」來做自我介紹及定位。同樣的,男人之所以能控制家族內的女子,多半也是因為傳統賦予其支配經濟的權力--至少以張愛玲父母親的家族來說是如此。 在此脈絡下,我們可以重新解讀張愛玲那一篇寫於中學的練習之作〈牛〉,雖然這篇被她自嘲是「『愛好文藝』的都市青年描寫農村的作品」,所以看了「總覺不耐煩」,但祿興夫妻的命運其實很深刻地傳達了貧賤之哀。 因為窮,祿興只好賣掉他的牛,春天沒有牛耕田,只好用兩隻雞和鄰居租牛,結果牛脾氣不好,一個衝撞把祿興給撞死了,祿興娘子在破葬禮上的哀鳴頗令人同情:   「先是……先是我那牛,我那會吃會做的壯牛……活活給牽走了…… 銀簪子……陪嫁的九成銀,亮晶晶的銀簪子……接著是我的雞……還有你……還有你也讓人抬去了……」[8]   因為窮,祿興娘子「一生中遇到的可戀的東西都長了翅膀,在涼潤的晚風中淅淅飛去」。貧窮在張愛玲來說從來不是什麼號召無產階級革命的武器或手段,貧窮是最摧折人類的東西,使人失去身邊珍重的事物。 第二是錢能予人以尊嚴。我們或許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如果可以,你最想回到過去的什麼時段?」這問題預設了過往的某一人生階段總是比現在要好,有某種已然消逝的黃金年代之感。不過這個問題若拿來詢問張愛玲,她極可能端起咖啡杯,淺淺一笑。原因是她在尚不能自立時,飽受沒錢的羞辱。 念貴族中學時,「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但她的同學是一幫「太闊了的」上海上流階級,畢業後不是社會交際花就是外交官的太太,裝束自然入時。物質上跟不上同儕挫傷了她的自尊心「……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很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因為手裡沒錢,只好做窮學生、窮親戚,有一次她的舅媽看到她實在過於寒傖,衣領都翻了白毛,於是「翻箱子要把表姐們的舊衣服找點出來給她穿」,她一邊拒絕,一邊「眼淚滾下來了」,想著「從幾時起,輪到我被周濟了呢?」[9] 發表於1945年的〈我看蘇青〉,向來是張愛玲經常被提起的文章,文末一段「這是亂世」是她有名的警句。但是這篇記友散文中的一段卻鮮少被提起與被解析,她說了自己的一個夢:   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時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 我狼狽地拎著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驚醒她們, 只得在黑漆漆的門洞子裡過夜 (也不知為什麼我要把自己刻畫得這麼可憐,她們何至於這樣地苛待我?)。 風向一變,冷雨大點大點掃進來,我把一雙腳直縮直縮,還是沒處躲。 忽然聽見汽車喇叭響,來了闊客,一個施主太太帶了女兒,才考進大學,以後要住讀的。 汽車夫砰砰拍門,宿舍裡頓時燈火輝煌,我趁亂向裡一鑽,看見舍監,我像見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稱了一聲『Sister』。 她淡談地點了點頭,說:『你也來了?』我也沒有多寒暄,徑自上樓,找到自己的房間。 夢到這裡為止,第二天我告訴姑姑,一面說,漸漸漲紅了臉,滿眼含淚;後來在電話上告訴一個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裡提到這個夢,寫到這裡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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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與Jason W. Moore的訪談

譯者: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譯自: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an Interview with Jason W. Moore   編按: 1. 原訪談日期為2015年9月28日。內文述及之時間,譯文不做更動。 2. Jason W. Moore為賓漢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生態與資本的積累》(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為其去年八月出版的新書。 3. Kamil Ahsan是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芝加哥大學發展生物學的博士候選人。以下由Kamil Ahsan訪談Jason W. Moore的問答,將以KA代表問方的Kamil Ahsan,Moore代表回答。 在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裡,Jason W. Moore提出了將馬克思主義者、環境與女性主義思想來一次全面的重新修訂與結合。Moore的說法是: 我想我們很多人都直觀地了解-即便我們的分析架構是落後的-資本主義不僅是一個經濟系統,甚至也遠超過一個社會體系。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自然的方式。 Kamil Ahsan與Moore一同談論Moore上個月出版的新書《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th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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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藥物「傷害」— 以2003年一則判決文書淺談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2003年12月29號,中山分局丁員警以「台北→e同去郊遊」帳號,在男同志聊天室「UTHOME」裡釣魚,晚上11點多,員警收到私訊,是住在晉江街的小良以「台北→both無聊」發送的。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書詳載兩人對話內容如下︰ 小良 (11:30) 衣服*1=450*5=2100 小良 (11:33) 你要多少 小良 (11:34) 最多420,一顆啦 丁員警 (11:35) 那5000給我幾顆 小良 (11:36) 12顆 丁員警 (11:37) 等於一顆400幾啦 小良 (11:37) 我送你一顆「威」(即威而剛) 小良 (11:38) 頂多多送你一顆「威」(即威而剛)啦,現在都漲價了 小良 (11:38) 以後再拿就給你優惠 丁員警 (11:54) 要去哪拿 小良 (11:54) 古亭捷運 小良 (00:05) 過了今天就不是剛剛的價錢 小良 (00:06) 快來啊 到了交易時間,換由丙員警進行面交,雙方一陣交談以確認為網路聊天對象後,小良便帶這名警察一同走入晉江街巷內,並從家裡拿出一包紙袋交予丙員警,員警打開紙袋,確認裡面有12顆小藥錠,旋即知會在旁埋伏守候的甲、丁二人一同逮捕了小良,經憲兵司令部刑事鑑識中心鑑驗,確認有6顆 MDMA(深棕色)、及6顆 PMMA(淺棕色)。, 在世紀初的台灣男同志用藥文化中,快樂丸扮演很重要角色,一般認知的快樂丸成份是MDMA,但由於藥物市場被《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打入地下化,藥品純度難以透過藥品檢測等把關以獲得保障,在「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2005年的研究中,「收集了從2002年至 2004年在台灣緝獲含 MDMA成分之搖頭丸錠劑,共136顆」,透過全質譜掃描(Full scan)等方式化驗之結果顯示「含單一 MDMA 成分之搖頭丸為最大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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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猝睡治療到迷姦性侵 — 一段藥物性暴力化的跨文化歷史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一、媒體製造的性侵—從一樁G水致死案談起 2012年11月15日,一群20初頭的青年男女在參加完台北西門町的廟會活動後,晚間10點多前往桃園縣某家KTV飲酒、歡歌,據其中郭姓男子追憶,大夥喝不多,約莫6到8支600 cc 的金牌台灣啤酒罷了。帶著微醺,四男二女於隔日 (16) 凌晨兩點多再奔向桃園市「皇冠汽車旅館」803 號房續攤。 依高等法院的判決記錄,一行人進入房門不久,郭男便為自己及友伴們調了摻有GHB (俗稱「神仙水」、「G水」或者「迷姦水」) 的蠻牛提神飲料,一人一杯,均飲喉下。不知是否統一口供,眾人都表示在5至15分鐘後,「昏昏沈沈的,意識不清楚,全身沒有力氣」、「開始有點想睡覺,不太知道旁邊的人作何事」……。 滿室迷濛中,一名十七歲少女 (判決書均寫作A女) 表示作嘔,在兩位男仕攙扶下進到廁所吐了一陣,然而出來仍不見好轉,據友伴憶訴,她在抱怨完頭疼後便陷入深長深長之昏睡。不知是低估藥物傷害、或者害怕施用毒品之舉將東窗事發,這五名友伴拖延近四個小時,才在曦光初現的凌晨六點多時將少女送往醫院急救,然而少女再也沒醒來。 法醫判定是藥物中毒造成持續缺氧,進而併發多重器官衰竭死亡。肇事者自然為郭男,不過桃園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都判定郭男之罪乃「過失人於死」,其行非出於故意;且雖造成A女獨殞其身,但包括郭男在內的眾人也都承受藥物的強烈生理影響。 這樁悲劇在12月4日於各主流媒體曝光,由於資訊來源都出自少女家屬,應是家屬不滿偵查現況後主動接洽;相同故事,經由鎂光燈照耀後便產生出與判決書全然不同的敘事及情節發展。不論文字或影視記者都再三暗示郭男 (乃至眾男) 行為是故意、甚至懷有惡意,譬如《中時》當天的新聞標題即命名為〈損友誆解酒 17歲女喝神仙水腦死〉,文章內容則稱A女「原本猶豫,但被大家慫恿喝下」;與男性「蓄意」暴力相對,女性的無辜清純形象則被不斷不斷放大,於是A女在報導中有了名字 —— 當新聞人物有了名字,一張陌生面孔便成了一名可被辨識、被指名道姓稱呼的主體,他/她與閱聽眾之間的隔閡可能因此漸漸消弭,尤其此名字是如此無邪稚氣——「笨妞」,在記者筆下,笨妞「平日上課正常,外貌可愛人緣好,沒嗑藥跡象」,別說嗑藥,就連抽菸也只被發現過一次,在教官告誡後便不曾再犯了。[1] 郭與眾男的蓄意及惡意指向怎樣之暴力呢?《中時》還算節制,點到為止,《蘋果》則極其露骨地將新聞標題訂做《「神仙水」性侵 少女命危》,報導聲稱A女「下體新傷痕,疑遭性侵,醫院報警調查」、「警方昨查出這名女生確喝下摻有『神仙水』(俗稱液態快樂丸)飲料後昏迷慘遭性侵」… 這些警方、院方發言看似有據,但資訊來源未經求證、日後也不見存於法院判決記錄,僅是家屬發言的轉述[2]。在證據薄弱的基礎上,記者進一步加油添醋,直引「毫無人性」、「要他們血債血還!」等家屬的激動發言,甚至搭配動態新聞,動態畫面中,郭男笑盈盈拿著藥粉,輕挑地往飲料中灑倒,此時旁白說到:「其中一人,趁機將神仙水摻入提神飲料」,但畫面不只郭男一人,他背後還有兩名男性彷彿共犯般,指指點點並不時竊笑。 《蘋果》動新聞的擬實並不精確,G水一般均是以液態狀銷售,以高濃度盛裝於小瓶罐中,需要施用時再酌量倒出並做稀釋,然而這不精確的擬實畫面,倒很貼切呈現了「下藥」場景,而這正是在政府長期反毒教育宣導下,一般公眾對G水的印象與認知。基於此種印象及認知,同日亦報導此事件的《民視》再一次強調G水列身於「三大約會強姦藥品」的恐怖[3];《東森》亦表示G水「無色、無味 …藥性與李宗瑞涉嫌迷姦模特兒的迷幻藥相似[4]」;《蘋果》則引述了毒物學者林杰樑說過的話:「神仙水俗稱液態快樂丸,是三大強姦藥之一,特性是白色粉末,無色、無味,加入液體呈透明,不易察覺」,並在文章最後,以極其限制人身自主、訴求女性自我管控的方式,呼籲「女學生出遊安全」,建議「穿著服裝切勿暴露」、「不要飲食來路不明的食物,飲料離開視線不要喝」……[5]。     二、G水普遍用於迷姦?— 法律審判證據 那麼G水是什麼呢?在不同脈絡下,G水也可能被喚作神仙水、迷姦水,依主要化學構成則可分為GHB及GBL。GHB(Gammahydroxybutyrate)是種中樞神經抑制劑,主要以液態狀被稀釋後吞用,目前所知對生理造成的可能影響多是短期效應,如施用1至4 ml的量,一般在10至15分鐘內便會產生作用,但來得快也去得快,藥效多在45至90分鐘之間,諸如興奮與性慾上升、昏眩、脹熱、作嘔、視力模糊、乃致昏迷都是可能引發之效用。[6] 即在昏迷這點上,讓警方與媒體得以大作文章,在法務部發佈的毒防增修公報中 (2001.06.27),GHB便因其「無色、無臭、無味」的特性,「經常被濫用於俱樂部內,而導致中毒與約會強暴之結果」,因此被列管為第二級毒品。[7]一但法律如此界定,上行下效,警政署等各部會便也如此展開宣導,譬如今年3月,台北市警察局大同分局便發佈了一篇行政指導文宣,文宣標題為「強暴藥物G水國內現蹤又名神仙水,液態無色無味作用快速讓人昏睡不醒」[8]。 但真如此無色無味、難以避防嗎?英美論壇在討論G水味道如何時,一片倒采,要麼說 「The taste is just as bad」(嘗起來超糟糕) 、要麼抱怨「heavy chemical taste」( 有濃厚化學味) [9],但絕非無色無味;即便在國內,其實如疾管局在做防制宣導時,便曾提到G水「因為苦味…多會摻在飲料中使用」,[10]而同屬警政署權管的《刑事雙月刊》更稱「非法製造之GHB通常為透明澄清或淡癬色液體,帶有鹹味或化學味,製毒者為了掩飾味道,會另外摻加人工香料、運動飲料或酒」,[11]加工後的G水離「無色無味」自是更遙遠了,為什麼相同政府、甚至相同部門對同件事之觀察,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呢? G水在2001年被列為第二級管治毒品的官方理由,非常薄弱,不儘無法好好求證上述「無色、無臭、無味」的特性問題,也未能向公眾提出「經常被濫用於俱樂部內,而導致中毒與約會強暴之結果」的事實依據,在如此證據薄弱之基礎上,政府便不斷放出「G水+ K+F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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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與鬆綁科學理性(II): 科學理性返回生活世界

作者:紀金慶 台中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首先,先從一點開始講起,在現代社會之前的傳統文化從來沒有將科學視為獨立於人文關懷的學術研究,而是同時將科學對於宇宙的探討與價值信念的問題嵌合在一起。 著名的科學史家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 1892-1964)在1953年的科學史經典著作《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From the Close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中點出近代科學革命以來時至今日我們世界經驗的改變,早期的古典天文學還將人的意義追求鑲嵌進宇宙秩序的探究中,而在近代科學革命,人成了中立的觀察者而從宇宙秩序的探究中抽離,人與眼前的天地成了互不相關的平行世界,原先具有人文意義的宇宙秩序現在成了數學計量的無限空間。 而早於柯瓦雷的揭示,1935年,上個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現象學,其創始人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應維也納協會邀請的系列主題演講(後來收錄在《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一書中),則是將歐洲文化危機追溯到自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以降,近代科學精神那種追求幾何化、數量化、技術化的發展歷程,如何轉變了西方傳統「理性」概念,而逐步遠離了人們的「生活世界」(life-world),而自成為一個機械式的封閉系統,生硬的「客觀」理性,而遠離希臘開端那種理性觀對於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經驗內涵的重視。 胡塞爾認為,這絕不僅只是歐洲科學危機,更重要的是隨著這種科學觀而來的真理觀同樣衝擊著人文科學,並挾帶著對於人類「生活世界」的巨大腐蝕力。 現代社會傾向於將人文關懷與科學研究對立起來,這種作法原先在17、18世紀具有相當重要的時代意義,其原先的動機是為了讓理性思想獨立發展不受到中世紀教會意識型態的控制。 然而當我們回顧一條簡單的歷史事實就可以發現,現代社會科學理性的發展似乎不是當初啟蒙時代哲人的願景,我們以啟蒙時代最具代表性的「理性主義」三大哲人為例,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斯賓諾沙(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與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不但都是哲學家兼數學家,同時三人都是有神論者,三人共通的願景是建立一套完備的理性體系以安置科學研究與人文關懷。 做個對比,早期理性主義的意願並非排擠人文關懷於理性科學之外,而時至今日,現代社會則是讓科學理性與人文關懷分流,更有甚之的是由於現代社會傾向定科學活動的典範為客觀理性,因此變相的導致一種常態性的社會信念,認為難以滿足科學表現形式的一切人文關懷被看作是「非理性(非關理性)」的意義討論,藉以多元的名義開放,實則讓人文關懷的一切活動與討論淪為可有可無的次要地位。 今天哲學、宗教與藝術活動處於社會邊緣地位,或者在公共政策與議題上鮮少取得發言的有效地位,其實跟現代社會這種長期以來的文化前提有關。 其次,我們現代人或許會認為科學獨立於社會價值信念的糾結,等於是擺脫意識形態的包袱因此更能「客觀」的觀察研究自然結構,但是當代許多科學史的研究告訴我們,其實科學在實質的經驗運作中從未真能做到中立客觀的觀察,而是經常性的也是必要性的融入社會常識。 於是問題來了,如果所謂的「客觀中立」不但是科學研究做不到的理想,且以客觀中立的名義排擠其他社會共識時,那麼科學真理就會是我們現代社會最成功的意識形態。舉個例子說明這當中的問題性,我們以這幾年的核四爭議來看,反核與擁核的立場根本不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因為反核團體問的是一個「我們要不要核能」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政府始終對於反核人士的回應是:「核能專家評估沒有問題。」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問題,卻沒有任何專業領域可以回應,也沒有足夠的社會空間與時間來累積共識。 當然,更多的反核人士會指出政府公佈的專業評估有誤,但我們更重要的問題是在科學專業之外,我們究竟能不能爭取一個追問這種問題的可能性:「我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家園?在這種家園的願景想像中是否一定需要核能發電?」當然後面的這一種問題是有意義的,但在現代世界的文化前提下卻容易被視為是非關科學、或說非關專業知識的討論,而這就是現代社會問題的癥結點所在。 因此,如何防止科學在排擠其他意識形態後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唯一的意識型態,德國現象學家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989-1976)對於科學與生活世界關係的反思,可以為我們提供思考這個議題的可能性空間。 如何讓科學理性返回生活世界: 海德格的基進反思 這裡筆者將海德格對於這個議題的反思,稱之為「基進反思」(radical reflection),而非「激進」,希望表達一個中性的意思,尤其鑑於海德格文本裡,儘管有許多對於科學的激烈言詞,但綜觀其論理的原意,其實質用意並不是要抨擊科學,而是希望平常心檢視科學的成就。海德格真正的牽制與質疑的,與其說是科學研究活動,倒不如說是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於科學過多不當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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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與鬆綁科學理性(I):從現代科學開端檢視現代文化結界

作者:紀金慶 台中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在今天,人們普遍認為科學研究的是「事實」(fact),並且也只關心「事實」,科學研究的範圍不涉及意義、價值與信念問題。我們並且認定科學研究由於完全不牽涉任何關於價值信念的意識形態問題,因此科學研究是一種中性的、理性的活動。上述觀點幾乎成了我們現代人的日常信念,並成為現代社會的結構問題: (1) 首先,由於我們時代對於科學典範的推崇,而科學實踐的標準乃是「明證性」,因此使得一些文化領域受到排擠。例如像藝術或宗教等人文活動,這類的人文活動相當重視「親證性」,「親證性」完全有賴個人獨特心靈的感悟,舉例說明,我們無法想像一個宗教家或藝術家沒有個人獨特的眼界,儘管他們發出的言論或創作出來的作品可以得到普遍的認同與共鳴,然而當中獨特的個人特質仍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2) 其次,人之有別於其他生靈的一個重要本質在於,人是具有意義向度的生靈,而當現代社會將科學理性視為現代理性的核心標準,並同時認定科學理性只關心事實,而不涉及意義時,那麼也就無怪乎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有那麼多文化反思擔憂:喪失意義向度的現代世界陷落到一個純粹以物質開發為導向的文明階段。 對此,我們有必要對科學理性進行「拆解」與「鬆綁」。在這裡,筆者選擇用「拆解」與「鬆綁」這樣的字眼來表達我們應該對科學理性懷有的態度,絕非是主張一種我們應該敵視科學的立場,以至於主張我們必須否定科學,而是主張我們必須有條件的接受科學,其中第一步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區分科學實際的作為以及科學作為一種現代神話,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現代世界中,人們對科學的運用在不少地方已經超過科學實際有效合理運作的範圍。 在本篇文章中,讓我們先簡易的回顧科學發展的歷史,來檢視科學經驗中實際發生的設定。     你相信你看見的、還是看見你所相信的? 依據一般的見解,人們習慣認定科學與其他人文活動的區別在於重視事實,並且也只重視事實。例如將科學與哲學相比,哲學就相當重視概念的思辨,而科學則重視經驗觀察得來的事實。乍聽之下,似乎也符合我們一般的印象,例如熟悉文化史的朋友會知道,在牛頓(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這些近代重要科學家發展物理學理論前,近代之前的科學活動就叫做「自然哲學」。 然而,當我們回顧科學史發展時不難發現,恰好與我們今天印象相反的,未能如實從具體事實出發而過度重於抽象原理與概念推導,因此備受當時科學界責難的是當時伽利略與牛頓。 我們以科學史著名的比薩斜塔實驗來舉例,伽利略提出自由落體定律與當時主流的古典自然哲學競逐,依據古典自然哲學的想法,一切物體按照自身本性運動,以落體為例,輕物上升,重物墮下,因此兩個同時下落的輕重物,重物墜地的速度一定比輕物快,因為輕物有向上運動的本性;而伽利略認為,一切物在無空氣阻力的條件下,降落時間沒有不同,因為一切只取決於重力加速度。因此在伽利略的想法中,個別物體沒有內在本性決定運動的問題(所以沒有什麼輕物趨於上升而重物趨於下墜的區別)。 我們歷史教科書只告訴我們伽利略挑戰傳統的勇氣,卻沒告訴我們在比薩斜塔進行的落體實驗中,重物以些微的時間差距快於輕物先行著地,因此伽利略在這場實驗上,在這個「事實」的觀察上,其實是落敗的,伽利略的失敗加深了反對者對他的懷疑,而伽利略的作法是將些微的時間誤差歸給了空氣阻力(羽毛接觸面積較大)。 若我們不被科學教科書誤導,而從科學史的證據來看,那麼我們或許可以持平的評論:伽利略的自由落體定律和古典自然科學,各自看到自己看到的「事實」,並做了不同的解釋與處理。 通過這個史實,筆者希望我們可以接受以下這個和我們一般常識信念相反的道理,我們常說眼見為憑,並且深信良好的理論是基於經驗觀察歸納而來,然而,我們常常忽略了一件相當簡單的道理,那就是理論也會影響我們觀察事物的角度,而觀察事物的角度一但確立,往往事物會不斷呈現我們所以為的樣子。在我們舉的例子所呈現出來的道理就是如此,同一個現象,對兩種立場相反的理論而言都是成立的。 因此,如果我們要問近代科學的開端以至於到現代科學的發展之所以不同於古典自然哲學的地方究竟何在,那麼顯然答案不在於近代科學(以及現代科學)是重視事實(或經驗歸納),而古典自然哲學是不重視事實(或經驗歸納)。 在近代與古典自然哲學典範之間不存在什麼「經驗」檢驗「理論」的問題,相反的,不同的科學理論典範各自規範並界定「什麼是經驗」。而當我們理解到這點時,那麼我們對於科學的追問轉眼就接近更重要對於文化的追問,因為作為一個現代人最重要的是追問,構成我們現代世界之所以是現代世界的前提條件。 現代物理學的起點不是歸納經驗,而是規定經驗。     牛頓:古典與現代物理經驗的重要分水嶺 讓我們回顧幾乎奠定近代科學里程碑的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慣性定律):「除非外力施加而改變狀態,任何物體都將保持靜止狀態或均速直線運動。」今天的物理學研究已不用再回顧這條定理,因為這條定理在今天顯得完全合乎常識、不言自明。 但在這條定律尚未成為不言自明的道理前,近代思想仍處在一種長期醞釀的接受過程中,在牛頓之前是伽利略發現了這條定律,並且是以不經意的方式表露出來,而後熱內亞的教授巴利亞尼(Baliani)將這項發現以普遍定律的形式表述,然後數學家兼哲學家的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在他的著作《哲學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中採納了這條原理,並試圖為這條定理奠定形上學基礎,而最後呈現在數學家兼哲學家的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46)的哲學體系中,這條定理已是一條形上學法則。 不知道各位讀者有沒有發現這條定理在發展過程中與我們一般科學教科書傳達給我們的印象相反的地方,那就是在第一運動定律從醞釀、提出到最終被西方文化普遍接受,這條定律本身同時既是兼具數學與形上學性質,而之所以這條定律是具備形上學性質的地方在於,這條定律的基本假定具有超出經驗的性質,也就是說這條定理具有西方形上學最重要的特徵:「超驗」(超越-經驗)的性質。 因為這條定律本身是一條基本設定,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慣性定律)的重點精神不是科學理論看到經驗如此,而是一切經驗必須如此設定,科學理論才發生;或者你可以說,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慣性定律)重點不在於觀察經驗、歸納經驗,而是立法規定什麼經驗才算科學,現在無法被數字化與計量化的經驗被排除於自然科學的大門之外,而在此之前,自然科學並沒有如此限縮物理經驗範圍。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代表近代科學(以及現代科學)的典範人物牛頓與代表古典自然哲學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B.C.384-322)來得到理解。在17世紀之前的科學典範是亞里斯多德所確立下來的自然哲學。 與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慣性定律)中的經驗規定不同,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體系中:首先,物體依其本性(according to its nature)而運動,一個自行運動的物體,自身已是運動的本源(而非來自牛頓第一定律所說的「外力」),例如在亞里斯多德物理學的範疇區分中,土質的事物(例如石頭)向下運動,火質的事物(例如火焰)則向上運動; 其次,物體運動的方式也從屬於「位置」(place),例如亞里斯多德認為地上的事物遵守直線運動的定則(如石頭落下、火焰上升),而天上的事物則遵守圓周運動的方式環繞中心運轉(如日月星辰)。如此,透過對比,則能發現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慣性定律)對於近代科學革命的奠基作用,我們簡易整理如下:   (1) 首先,第一運動定律(慣性定律)規定的對象是「所有的物體」,則意味地上的物體和天體的區別被消除了。 (2) 隨之,物之存在(being)與物之所在(place)的本質關係也被取消。當然,這意味物的運動方式不受其隸屬之場所決定。因此,沒有天上和地下的區別,只要是物體都基本遵守直線運動的基本原理。 (3) 因此在亞里斯多體系中對於「圓周運動」和「直線運動」的區分不再具有意義。取而代之,在牛頓體系中「直線運動」是一切物體基本的運動法則,即便是圓周運動,也以切線的方式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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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比與人體測量學 ─ 通俗文化中令人不安的女性身體理想

原文題目:The Anthropometry of Barbie: Unsettling Ideals of the Feminine Body in Popular Culture 原文作者:Jacqueline Urla, Alan Swedlund 本文改編收錄於《後身體文化權力與生命政治學》,汪民安、陳永國編著之中譯版 作者:孫語辰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系 學士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女性對於身體的不滿,展現整容手術、節食、化妝品與有氧運動等跡象上,並吸引許多商業利益附著,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小時候把玩的各式芭比娃娃。這個長髮、身材不自然地纖細的塑料人偶自出生伊始,即包含著一系列複雜、矛盾的意義,而不同時代裡社會所發生的變化也推動芭比所代表的意義發生演變。     芭比的誕生 由美泰兒公司(Mattel)發明的芭比誕生於美蘇對峙的年代,此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分庭抗禮,而對導彈的恐懼混合著對物質富足的冀望在美國夢裡蔓延。芭比的出現應運著時代,她那凹凸有致的身材混含著對物質的想望、家庭和睦和明顯得性別角色畫分。 芭比巧妙地結合了十幾歲青少年生活中兩種不同的慾望或想像,身材性感卻不沾惹犯罪氣息,在被當作商品、被購買的同時,也被創造成一個沉迷於消費的的青少年娃娃,這樣的混合體調和了青少年在隨著年紀增長取得性自由後所引發的道德恐慌,成為中產階級寬慰的象徵。芭比的世界裡沒有犯罪與青少年的焦慮,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消費與休閒活動。 如同前面所言,芭比不只是被消費的產品,芭比本身也是一個消費者,所以買下一個芭比娃娃不是只有買下娃娃的當下就了結,隨之而來的是各式娃娃本體以外適用於不同場景的配件 ─ 衣著、鞋履、化妝品、頭飾、住宅裝潢、戶外用品,應有盡有,買下芭比娃娃的同時也買下了它無止盡的需求。芭比與犯罪活動一塵不染的性格不只是中產階級父母的寄託,同時它的購物慾也是零售商的寄託。 芭比的生活也指引玩芭比的女孩何為品味、如何安排生活與社交。透過玩弄芭比,女孩子彷彿走過無數次得體穿著與打扮的排演,體會到外表對於獲得友誼的作用,也參與了芭比經常滿滿的社交活動和忙碌「準備」參與社交活動的過程。從芭比娃娃與配套的雜誌、廣告等媒體內容上,女孩們取得讓自己受歡迎且獲得女性特質的入門之道。 芭比的例子表明了 20 世紀後期,身體如何變成了商品,一種「像服裝一樣,用錢可以買到的東西」,向世人介紹某種特定的社會關係和相對應的行為。但芭比所代表的意義不是只停留在這裡,而是隨著時間流逝變化。     芭比是倖存者 1960、1970 年代,社會對性別與種族議題看法的變遷,引發上一段所言的芭比意義變化,芭比也進一步改變部分的外表來回應這種變化,好適應潮流、成為潮流下舊世界的遺緒與倖存者。 面對婦女運動的高漲,不僅媒體受到衝擊,玩具產業也不例外。為了順應性別印象的改變,美泰兒公司嘗試賦予芭比更「現代」的形象,女性特徵明顯的芭比因為身分是由想像來界定的,因而得以隨心所欲改變身分、轉換職業,把專業的範圍自時裝模特兒拓展到空姐、醫生、企業經理人、太空人等領域,甚至被賦予良知,擔任非營利組織的工作人員。就算這一類身分的芭比事實上並沒有辦法帶來太多利潤,美泰兒公司仍然積極把它們保留在銷售目錄上,好「反映婦女涉足各類活動與行業」的景況。 有趣的是,人們從來就沒有把這些代表不同職業類別的芭比服裝與其它角色配件區隔開來,64 套芭比服裝裡也才只有一件標誌著不同的行業。雖然美泰兒公司的行銷人員想跟上社會氣候變化,極力把芭比裝扮成解放的形象,芭比本質上還是消費的。 芭比那白人中產階級的世界也開始多樣化起來。在馬丁路德•金恩被暗殺、種族議題熊熊燃燒的同時,芭比獲得了第一位黑人朋友佛朗西(Francie),縱使連著日後美泰兒公司推出的其他黑皮膚芭比一樣,落得賣相不佳的下場。隨著全球市場的拓展,不僅芭比的交友圈開展開來,連自身的國籍或族裔也開始變異。但這樣的變化並不是全面的,這些變化的前提是所有的芭比娃娃都維持著原本美國人身體形象的標準,好互相交換衣服與配件。差異沒有被擴大,反而被弱化到只有臉部與膚色這兩種表層。   芭比面孔的變化不只受全球市場拓展所影響,還是不同族群婦女的社會地位提升、進入專業領域的結果。事實上,當時美泰兒公司產品部的經理與首席服裝設計師都是非裔美國人,兩人都很想製作「一個能讓非裔女孩獲得自信的娃娃」。多元文化衝破了芭比的王國,但是前提一樣是要有身材豐滿又纖細、長髮飄逸等我們熟悉的芭比特徵。 文化批評家把芭比不斷地重製自己身分的現象,作為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躁動不安變化欲的象徵。但這番變化裡,芭比絲毫沒有顯現任何性別紊亂,還可以隨意變身成生活在青少年憧憬的生活態樣裡。多元族群帶來的挑戰在芭比身上化作不斷擴大的時裝展示會,一副輕而易舉就可以適應這種挑戰的和諧面具下,隱藏的仍是白人的面孔。     測量人體:標準與理想 這裡,我們開始帶入本文標題裡的第二個元素:測量學。在正是對芭比動用量尺之前,我們先簡短看一看測量學的歷史。 測量學即測量人體的科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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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夠多「援助」了,讓我們來談談「賠償」吧!

作者:孫語辰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學士   ◎ 本文編譯自 The Guardian: Enough of Aids – Let’s talk about reparations by Jason Hickel   大部分的人在談論「殖民」時都會感到不太舒服,甚至會想要假裝這件事不存在。事實上,世界銀行、英國國際發展組織等單位所推廣的國際發展主流論述,也不斷地將殖民的歷史抹去。根據「官方」說法,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貧窮,主因起自發展中國家內部;而西方國家之所以富裕,源自於他們夠勤奮,且支持正確的價值觀和政策。由於西方的發展程度遠遠比其他地區還高,西方國家們便寬大為懷地「援助」其他國家,給點東西好幫忙他們。 如果殖民曾被認可的話,等同於說殖民不是犯罪,而且「被」殖民還是美事一樁,可以幫助這些被殖民的國家在發展的長梯上往上爬一層。但歷史記錄告訴我們非常不一樣的故事,也打開了歐洲人偏好拒絕討論的話題(雖然不管他們多努力嘗試,這話題總是會不斷地重新浮現)。最近,在一場牛津聯盟(Oxford Union)的辯論裡,印度國會議員 Shashi Tharoor 十分有力地提出殖民母國(註:在 Tharoor 的論述裡指涉的是英國)虧欠被殖民國們「賠償」的想法,他申論時被錄下的影片在 Youtube 上走紅,吸引超過 30 萬人次觀看,顯然地,這個問題觸動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經。   關於「賠償」的辯論,威脅了那些官方版本對發展的論述,指出南半球國家之所以貧窮非自然現象,而是被他者有意創造出來的,西方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不是什麼樂善好施的捐助者,而是掠奪者。 談到殖民的「遺產」,一些相關事實因為實在是太令人驚訝,以致於難以相信這些真的發生過。比如說,1492 年歐洲人抵達現在的拉丁美洲時,大約有五千萬到一億的原住民人口住在這個地區;但到了 17 世紀中葉,原住民人口慘跌到只剩三百五十萬人次,大多數原住民不敵透過外國人傳播近來的疾病,也有許多人被宰殺、死於勞役,或是因為被踢出自己的土地而餓死。 而那些歐洲人到拉丁美洲,又是為了什麼呢?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銀礦。1503 年到 1660 年間,一千六百萬公斤的銀被運到歐洲,這數量整整超過當時全歐洲儲備的金屬量達三倍之多。19 世紀早些時候,殖民者自拉丁美洲榨取總合一億公斤的銀,注入歐洲經濟,為工業革命提供了許多資本。想了解這是多大一筆財富?你可以自己做個想像實驗:如果在 1800 年拿一億公斤的銀出來投資,利息是 5%(歷史上的利息平均數),至今價值將達 110 兆英鎊(或 165 兆美元、以 2015/12/2 匯率換算高達 5400 兆新台幣)。這真是超乎想像的數字。 歐洲人不只透過勞役美洲原住民來獲得開採礦物和種植農作物所需的人力,還千里迢迢橫越大西洋,運送高達一千五百萬名的非洲人來美洲協助開發。單看 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