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能源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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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三)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五) 離開東北地區後,筆者來到東京都周邊,首先參訪的是位於神奈川縣小田原市的報德能源公司(Houtoku Energy),與其他投入社區電廠的地方類似,依山傍海的小田原市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同樣也受到2011 年福島核災的影響,市長、地方企業家、以及地方團體開始思考一個不依賴核電的未來。最後由地方38家企業共同成立報德能源公司,並另外成立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集資,從太陽光電開始,並逐步發展山林中的再生能源資源,以及投入山林資源保護等措施。 參訪當天首先來到一座位於山上的太陽光電廠,該大型發電廠裝置容量達到1MW,在市政府的稅務減免支持下,取得原本用來傾倒廢土的場地,於上架設太陽光電板。建設資金除銀行融資外,也來自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電廠前架起一塊木板,投資者的姓名在上一個個列出。而資金亦用來租用包括中小學等公共設施的屋頂,架設太陽光電板。   至此為止,小田原的案例似乎與其他社區電廠沒什麼不同,然而筆者隨後觀察到在此處的地方凝聚力似乎遠遠超過其他案例。同樣以設立基金的方式對外集資,福島會津地方設立的太陽市民基金中,只有15.2%的投資者是福島縣當地居民,這對具有國民信託性質的基金來說並不奇特,其他類似的基金也都是將集資對象擴及到日本全國。然而在小田原的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投資者中有26%來自小田原市,有51%來自小田原市所處的神奈川縣。比較會津與小田原市兩個基金來源的差異,也許會認為兩地不同經濟發展狀況會是成因,但進一步認識小田原的歷史脈絡,就能察覺此種高度凝聚力從何而來。   報德公司此一名稱來自於德川幕府時期小田原藩的重要藩士二宮尊德,市內祭祀二宮尊德的神社即名為報德二宮神社。二宮金次郎(尊德)改革小田原藩政頗具成效,而其勤奮向學的形象也為日本國民周知。然而深深影響著小田原能源轉型路徑的,是二宮尊德曾經說過的名言:「不重視經濟的道德訴求終將徒勞無功,而不重視道德的經濟則是一種犯罪」。 如前所述,福島核災後,小田原市內的企業主開始反思過往追求經濟發展的路線是否適當,在地民眾認為不能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而對土地帶來無可回復的災難,因此除了開始思考核電以外的能源選項外,也開始檢視人類社會與能源間的關係。   當地知名的企業主鈴木悌介,也是日本知名的魚板食品商人,同樣大力支持包括報德公司在內的社區電廠發展。[1]筆者參訪了他的魚板工廠、餐廳以及當時仍在興建中的低碳辦公大樓,處處可見對低碳轉型的關切。比方說在在屋頂上架設太陽能熱水器;在餐廳中引進地下水恆溫系統,在辦公大樓中完善隔熱設施並大量引進自然光,減少建築中的能源消耗。他的努力也帶動地方政府與其他團體的投入,報德公司除了善用自然資源發電外,也成功地捲動地方對能源轉型的投入。   身處臺灣的我們,大概很難想像一個一百五十年前的人物,到現在還可以對地方的發展起著啟發作用,這樣的案例在其他國家的社區電廠中也很少出現。但這也就是筆者在之前提及的,發展再生能源要應對的除了各地殊異的天然條件外,還需面對各地不同的人文社會圖像。小田原報德公司的案例說明了此種基於共同歷史而累積的在地凝聚力,同樣能引領著新能源科技的發展。   (六) 筆者在此一系列中介紹了三個日本跟社區電廠有關的實踐,嚴格說起來,由於這三個案例都屬於由地方自主發動,跟因為遭逢抗爭而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創造社會接受度的案例不同。然而由這幾個案例中,也都看出如果要讓再生能源能更好的發展,並同步帶動社會轉型的話,則必須正視社區、地方在當中扮演的角色。   與此同時,日本案例中也說明了,對於能源的選擇,從來就不僅是技術或經濟層面的思考。如果能從生命週期的角度認識能源,了解各種能源開採、使用及後端處理上的各種外部成本,那就能認識到選擇使用特定能源的同時,其實是反映了對特定社會發展模式的想像。當代能源轉型的必要性,除了提升低碳能源配比以應對極端氣候威脅外,更在於重新認識技術與物質層次背後的社經結構,以及伴隨著此種結構所形成的壟斷知識及權力。深刻的能源轉型因而必然涉及對社會發展模式與價值選擇的論辯。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日本或歐美案例中,社區型能源的倡議往往來自(消費)合作社,以德國來說,自從1990年代推動再生能源相關法案立法修法,並自2000年開始能源轉型的進程後,能源合作社的數量由2001年的66家,成長為2013年時的888家。[1] 基於共同理念、價值而組成的合作社,與一般商業公司不同的是不以追求利潤為唯一目標,協力、共同治理、民主管理、社區關懷等都是合作社的核心價值,當這些價值落實在社區層次時,對能源議題的關注也就跟著轉向電價與發電量以外的面向。   而筆者參訪案例中另一個可供思考的面向,則在於如何想像社區。從地域畫分角度出發雖然相對單純,但不管是日本或其他國家,要找到如同小田原市一般因其歷史脈絡而有著高度地方凝聚力的地方,都不會太簡單。因此北海道綠色基金的運作模式,其實拓展了對社區型能源的可能想像。儘管募資對象擴及全國,但這畢竟是一個由在地發動的計畫,發電利潤除分配給投資者外,也能直接用於在地社區。 與此同時,即使投資者來自遠方,但彼此間仍存在共同價值連帶,日本許多位於鄉間的市民風車或社區電廠,會不定時地舉辦參訪導覽行程,讓住在城市中的投資者可以親自看到他們投資的再生能源設施,看到與這些設施一起生活的人們,除彼此交換理念外,也多了個連結在地農產品與都市消費者的機會。此種類似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的運作模式,一方面突破融資困境,一方面擴大了對社區的想像,無形中也再次強化再生能源的社會支持。   未來再生能源中有多少比例來自社區電廠尚未可知,然而此一模式的實踐,的確開創了深化能源轉型的可能性,讓許多社會、環境面的公共價值得以彰顯。臺灣也即將走向開啟電業自由化的進程,然而目前社會上的討論多聚焦於拆分台電這個長期壟斷的大怪獸,而缺少鬆綁後的討論與想像,轉型有其必要,然而整個社會究竟要往哪個方向轉型,誰又該參與其中,這些討論都遠比多一個少一個電廠要來得更重要。社區電廠、社區能源的概念與實踐,都有助於社會對能源及社會轉型的進一步討論。       [1]他也是日本永續商業與能源未來企業家網絡(Network of Business Leaders and Entrepreneurs for a Sustainable Business and Energy Future)的成員,此一網絡由中小企業主組成,也致力於在日本各地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及設立社區電廠。   [2]與德國能源轉型的相關資料可參考德國能源轉型網站(http://energytransition.de/),該網站由The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此一推動能源轉型的智庫所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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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二)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三) 筆者本次參訪的行程安排獲得日本永續能源政策協會(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 ISEP)諸多協助,ISEP在日本是以民間智庫的方式運作,積極在日本各地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過去也曾與日本政府環境省合作,推出綠色電力認證制度,讓自願投入減碳的企業得以取得認證。在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後,許多地方開始反省過去對能源議題的認識,由對核電的質疑出發,開始思考地方是否有天然資源可發展再生能源,加上日本政府在2012年推出再生能源躉購(Feed-in-Tariff, FIT)電價制度,大大鼓勵再生能源的發展,許多地方社區因而開始投入再生能源發展,而過去在此一議題中倡議許久的ISEP也成為重要的諮詢對象,協助各地團體規劃籌組電廠並克服法規障礙。   2014年,在日本各地蓬勃發展的社區型再生能源,決定成立日本全國社區電力協會,協會會員包括投入社區電廠的公司以及消費者合作社,成員北起北海道南至九州,已經有20個組織加入,並有10餘個組織即將加入協會。筆者參訪時有機會參加正於北海道札幌市舉行的協會理監事會,會上主要討論包括與日本環境省合作的社區電力認證,日本電業即將走向自由化,此認證可在未來電力市場中,供認同社區協力理念的消費者辨識選購。當天會議也討論未來在日本全國招募會員之方案,試圖透過與在地農產品結合,強調社區電廠與在地共存共榮之意象。協會未來會直接招募一般民眾成為會員,當天理監事會上也同時討論加入會員的贈品,選項包括青森蘋果、福島會津地區釀造的日本酒、瀨戶內海的漁獲等等。這些別出心裁的贈品都是各社區電廠所在地的農產品。這一現象也彰顯出日本社區電廠試圖結合在地資源的做法,未來當各地社區電廠可以直接售電時,消費者購買的不僅是一度度的電,還在過程中建立起與各地社區的連結。   此種基於地方意識、共同價值組成的發電事業,其實在福島核災前早已逐漸成形,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北海道綠色基金(Hokkaido Green Fund)。1986年車諾堡核災後,北海道一群共同購買的消費者合作社的成員,由食品及環境安全角度出發,開始關心能源議題,而北海道核電廠及高階核廢料處置場的興建計畫也都引起廣泛討論。1997年時,這些關心相關議題的合作社成員,開始倡議要建設屬於地方的綠色能源,因此推出社員間的綠色電力費率運動,加入此一運動的民眾每月多繳5%的電費給代為收繳電費的合作社組織,藉此募集未來建造風機的基金,並在此一基礎上於2000年成立北海道綠色基金。   然而單從綠色電力費率制度募得的基金,還是不足以興建風機,加上當時日本對發展再生能源的規範及誘因皆有所欠缺,銀行也不願意提供融資。基金因而開始考慮公民集資,透過與ISEP的合作,研擬出匿名夥伴協議(anonymous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集資模式,公開向日本國民募資,由於此一模式的投資風險低於其他金融商品,而提供的利潤回饋也高於當時已經是零利率的日本銀行,因此在短時間內由超過200位投資者中募得1.4億日元的資金,由於已經取得一定程度的資本,不足之資金銀行也願意融資。   2001年時,第一座市民風機落成,取名為濱風小子,成為日本社區電廠的先驅。此一具有國民信託性質的集資模式,日後在日本各地陸續出現,藉此克服發展再生能源初期的融資壓力。至2014年為止,全日本已經有18座市民風機。[1] 筆者本次也前去參訪北海道厚田市新建好的兩支風機,這一案例也是採用類似的方式集資興建,當日落成典禮就在其中一支風機下舉行,除地方政治人物與在地居民外,北海道綠色基金位於各地的會員也熱烈參與。會場安排各種在地表演,並提供當地農產品作為午餐,為兩座風機命名的小學生也接受表揚,風機基座上則列出所有參與投資之民眾姓名。凡此種種,皆可看出地方社區對這兩支各2MW的風機之重視與投入。     作為日本社區電廠的濫觴,北海道綠色基金的運作除了提供一個可操作的集資模式外,更重要的是在此一模式背後反應出的草根力量,透過共同購買合作社形成的共同價值與社區意識,在政策尚未明朗之際,透過由下而上的力量發展再生能源。而各個市民風機以及其他社區電廠的運作,也都讓我們看到對於不同社區來說,所關注的不僅僅是能從社區電廠中發出多少電、創造多少利潤這些數字,而是那些對社區發展、能源使用、社會價值的共同關懷。     (四) 2011年福島核災後,位於福島縣西部的會津地方雖然離重災區尚有一段距離,但當地頗具盛名的農業依舊受到影響。當地大和川酒造第九代傳人佐藤彌右衛門開始與地方社區思考核能以外的能源選項及發展途徑,而許多來自災區的民眾也加入討論。地方認為福島縣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一如過去核電廠乃為250公里外的東京都供電,福島縣的天然資源也鮮少為在地使用,用東京大學高橋哲哉教授的話來說,福島與其他大都會間的關係,正構成一個「犧牲的體系」。[2]如何掙脫此一體系中的犧牲宿命,爭取地方包括能源在內的自主,成為佐藤先生及其他民眾的努力方向。 同樣在ISEP的協助下,會津地方於2013年成立會津自然能源基金會(Aizu Natural Energy Foundation),同年隨後成立會津電力株式會社AiPower。AiPower發展的第一階段以太陽光電為主,因此成立太陽市民基金(Solar Citizen Fund)對外集資,未來也將投入小水力發電、木材生質能發電、地熱發電以及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以求充份利用福島縣豐沛的天然資源。在日本電力市場進一步自由化後,AiPower也考慮投入輸配電業務,以求電力地產地銷,達成真正的能源自主。   筆者在會津若松市停留時,首先參訪AiPower項下規模最大,位於會津地區喜多方市的雄國(Oguni)發電廠,雄國太陽光電發電廠裝置容量達到1MW,每年約可發出96萬度電,足可供應300個家庭一年所需。雄國電廠利用丘陵上未耕種的土地鋪設太陽光電板,由於日本東北地區氣候寒冷且雪季漫長,積雪可達到1公尺高,因此AiPower刻意將架設太陽光電板的支架高度設計為2.5公尺,避免積雪淹沒設施。同時考慮到大雪的影響,太陽光電板的角度設計為比一般光電板角度略高的35-40度,發電效率雖然可能較為遜色,但可避免降雪堆積於太陽光電板上,甚至壓壞光電板。2014年電廠啟用,在安然度過一個完整的冬季後,已經證明這些結合在地智慧的設計非常有效,也吸引其他太陽光電業者前來設廠並仿效相關設計。但與一般只追求發電利潤的業者不同,AiPower有其推廣能源自主、凝聚社區共識的目的,因此在雄國電廠旁也設有能源教育中心(雄國大學),藉此推廣能源教育。       除雄國電廠外,筆者也參訪另一個與AiPower合作的小型(50kw)太陽光電廠,該廠架設於稻田上,但因為日本農林水產省對農地架設再生能源設施有嚴格規範,[3]且再生能源取得的架設許可每三年就要重新審查,確保引進再生能源不會影響農作生產。筆者參訪的小型電廠也是如此取得許可,並且在架設同時已經安排好農耕機具進入作業的空間。儘管只是一片小小的稻田,如前所述,綠色的再生能源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就創造出涵養生態資源的價值,只有透過清楚的規範,才能建立起農電共享(solar sharing)的典範。   筆者在福島縣會津的參訪,從AiPower感受到的是由地方對核能事故的反省,帶出對發展路徑及結構面向的思考,並進一步追求能源自主的努力,事實上該類訴求也不僅停留於會津地方,福島縣在災後也喊出2040年達到百分百再生能源的目標。除了利用豐富的天然資源發展再生能源外,AiPower許多電廠的實踐,也讓人感受到在地智慧的重要性,以及對土地與資源的重視。而過去東福島地區(核災所在地)以及西部的會津地方來往並不密切,但災難後的反省及重新尋找出路的過程中,卻也重新激發起兩地民眾間的對話與認識。   [1]相關討論可見王俊秀 2012,日本的能源民主與人民發電廠,http://e-info.org.tw/node/76250;Shota Furuya 2014, The Pio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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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一)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一) 儘管臺灣一連幾週遭受寒流的侵襲,但人們不健忘的話,一定記得那個溫暖的冬至以及一點都沒有寒冬感覺的冬天。就平均溫度來看,2011至2015是人類有氣象觀測紀錄以來最熱的一組五年,2015年的七月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個月,而2015年非常有可能是最熱的一年,且較工業革命前的平均溫度增加近攝氏1度。[1] 2015年的聖嬰現象固然加劇了此一升溫趨勢,但長期來看,人類排放至大氣中且持續累積的溫室氣體仍是全球暖化的主要成因。 隨著地表及海洋溫度持續升高,除了海平面上升這一巨大的危機外,極端氣候的頻繁出現,既有的基礎建設將越來越無能發揮作用,超出防洪頻率設計預期的強降雨與大洪水、更熱更強的熱浪、大規模的乾旱、以及強度越來越大的颱風及颶風,都對人們的生命財產帶來嚴重的威脅。而當極端氣候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時,也代表著不確定性(uncertainty)成為新常態,當代風險的樣態將越來越難掌握、控制與管理。   面對極端氣候威脅,如何強化都市的韌性(resilience),提升人們應對的能力,就成了應對氣候變遷危機中調適策略(adaptation)的重要核心關懷。然而儘管國際氣候談判結果讓世界仍持續往增溫攝氏2度的災難性門檻邁進,但人類的確仍有機會在本世紀中前大幅度減碳,進而抑制全球升溫的趨勢。自1990年代末期,國際社會開始關注如何抑止溫室氣體成長,由於能源部門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主力,此一減量(mitigation)策略的重點因而在於如何減少對化石燃料(fossil fuels)的依賴,進一步邁向低碳甚至去碳(de-carbonization)的發展模式。 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果實來自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加上各國直接間接的化石燃料補貼,導致化石燃料的真實成本無法展現,增加減少使用化石燃料的難度。然而應對氣候變遷威脅別無他法,只有認真面對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以及相應的政經發展結構,才可能真正走向低碳及去碳。減碳策略中儘管間雜著核能復興(nuclear renaissance)的爭議,但一般來說除盤點並移除化石燃料補貼外,最重要的就在於提升能源效率以及發展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除了有著明顯的減碳效益外,因地制宜的特性也具有強化社區近接(access)使用、創造分散式(distributed)能源結構、甚至培力(empower)民眾的正面效果。然而這些效應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如果再生能源開發商沿用舊有的思維及模式,則各種再生能源發展就只會是另一個鄰避(not in my backyard, NIMBY)現象而已。在國內我們已經看過苗栗苑裡反風機的抗爭,國外也有風機的噪音、地景影響等疑慮。而農地種電的爭議更是已經在臺灣發酵。換句話說,除了因為其間歇性特質而必須投注更多心力在電網調度甚至升級,導致能源結構中既有壟斷者不樂見再生能源的發展外,面對社會大眾時,再生能源也不會因為其「綠色」特性,就自然而然地被設施所在地居民以及社會整體接受。缺乏良好規範下發展的再生能源甚至可能遭遇大規模的反彈。 筆者在2015年七月有機會到日本進行一趟參訪,了解日本社區電廠(community power)的發展狀況,並且透過訪談及其他機會了解日本發展再生能源所遭遇的問題。這一系列中將藉由日本幾個案例,與讀者分享在創造再生能源社會接受度(social acceptance)過程中,社區可以扮演的角色。     (二) 在氣候談判上持積極態度的歐盟,相較於其他國家與地區而言,也有著更為前瞻的減碳目標:在2020年時要比1990年的碳排放量減少20%,與此同時,再生能源將在2020年時提供歐盟20%的能源,而能源效率表現也要求提升20%。此一目標決非透過由上至下的決策所能達成,相反的,正是因為必須在此目標中大幅推廣發展再生能源,如何爭取社會支持就成為目標是否達成的重要關鍵。針對新興能源科技的社會溝通,歐盟提出創造接受度(Create Acceptance)計畫,在不同階段中系統性地納入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透過持續且反覆地溝通,持續更新資訊、釐清問題並修正計畫。[2] 此一充分納入利害關係人考量、強化在地參與與公共溝通的精神,在德國雲德(Jühnde)生質能源村的成功案例中已經充份展現:透過完整的資訊告知、掌握地方願景、進一步形成參與式的決策,讓雲德村除充份應用自身的生質能資源外,也在過程中強化、凝聚地方的參與,創造能源自主。[3]    而許多針對再生能源發展爭議的研究也都指出,決策過程是否公開透明、是否讓在地民眾及其他利害相關人充份參與、以及引進再生能源是否能帶來相關效益等因素,都影響在地民眾乃至社會整體對發展再生能源的看法。再生能源必須因應各地不同天然資源才得適切發展的特性,除了表示在電網等基礎設施上必須有著強化調度、走向分散等調整,才可能充份發揮再生能源潛力外,更意味著再生能源必然與「在地」的人、地景以及非人生物,有各種互動牽連的可能。要妥善發展再生能源,除了必須因應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外,也必須充份掌握不同「在地」的人文社會圖像,才可能發展再生能源除減碳外的各種社會效益。   當然,從經濟理性出發考量,人們當然還是可以選擇以大規模的方式開發再生能源,比方說使用大片土地鋪設太陽光電板,或者未來將在台灣海峽大片出現的離岸風電。然而也正如前面提及,如果再生能源依循的仍是舊有的發展模式,在由上至下的決策中決定選址、規模、以及應用範圍,對地方的民眾來說,這不過又是另一個可能帶來鄰避效應的電廠罷了,決策過程民眾無從置喙,而產生的效益也往往與地方無關。在這種情形下,電廠的建設及運轉都很難避免民眾的質疑甚至更大規模的抗爭,更遑論再生能源可能帶來的能源及社會轉型了。 基於此種關懷,與社區自然及人文資源結合的社區電廠(community power),就成為值得好好探討的對象。必須強調的是,單從經濟面向考量,社區電廠要成為未來再生能源發展中的主力有其困難,像德國一樣有超過半數的再生能源設施由在地社區、個人或政府所擁有,必須有制度的引導以及相應的社會文化基礎,此種現象很難直接複製到其他社會中。然而儘管如此,社區電廠的運作畢竟提供一個另類的發展模式,讓我們有機會觀察過往處於能源政策邊陲的在地社區,如何在參與過程中自我培力並重塑認同,進一步地重新思考人類社會與能源間的適當關係。以下筆者將就此次日本參訪經驗中的幾個案例做討論。       [1]可參考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的網頁說明(https://www.wmo.int/media/content/wmo-201。5-likely-be-warmest-record-2011-2015-warmest-five-year-period )。 [2]此一計畫發展出ESTEEM (Engage Stakeholders Through a Systematic Toolbox to Manage New Energy Projects)模式,針對各個階段有清楚操作說明,可見網頁上的解釋( http://www.esteem-tool.e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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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使用過能源與廢棄物找一個好歸宿—談城市中的產業共生發展

作者:詹詒絜   歐盟Erasm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生/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 編輯: 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前言 在任何產業中,使用能源及處理生產過程中的副產品(by product)及廢棄物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酒精產業中,搗碎麥子程序(mash)及無水酒精蒸餾(raw spirit distillation)都需要能源的投入(input);在甜菜製糖產業當中,生產過程則會有糖漿(molasses)、果泥(pulp)等副產品的產生;在紙漿製造業中,則會有剩餘物(residue)的產生,像是樹皮(bark)、半纖維素(hemicellulose)等。問題是當這些能源被使用過後,以及生產過程中出現了這些副產品和剩餘物,我們該如何處置它們呢?其中一個可能的解法是產業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的發展。   產業共生 產業共生並非是個新穎概念,早在二十世紀中時,這個詞彙便與工業生態學(industrial ecology)一起被提出來。在生態系統中,一個物種的死亡或廢棄能夠成為另一個物種的資源或養分,正如同枯落的樹葉或是不要的果皮皆是下一棵樹成長的養份。同樣的概念套用在工業上,工業生態學便是指在生產過程中的能源使用、廢棄垃圾及剩餘物皆可變成另一個物品的生產原料。而產業共生便是緊緊扣著這個概念,讓不同的企業及工廠之間能夠透過合作,一來讓同類產業之間能夠達到同類資源共享;二來讓不同產業之間的資源使用形成互補。這一個方式不僅能夠減少原物料的投入,還能讓廢棄的東西重新進入再利用的循環裡(reuse),延續其價值。因此,我們也可以說這是「資源配置效率」上的增進與改善。   推力:經濟及環境成本 產業共生的發展通常會形成所謂的「群落性」,意指這些企業及工廠會群聚在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內,正如同彼此互賴的生物群會群落在同一個地方。如此「鄰近取材」(proximity)的特徵是為其中一種發展產業共生的推力。由於工廠能夠直接向鄰比取得生產的原物料,這則有助於降低運輸原物料上的成本。再者,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取得原物料,工廠也能夠降低原物料開採及購買的成本,這些都能降低經濟上的成本。從環境上成本的減少來看,重新利用廢棄資源,一可降低原料的開發,使許多資源能得以保留下來;二則是降低了物質最後進入掩埋場或焚化廠的機會,因此自燃燒及掩埋中所產生的有害物質數量也會降低,對於輸出廢棄物的工廠及企業而言,也節省了一筆處理廢棄物質及能源的成本。   發展條件 產業共生所帶來的經濟及環境上的效益的確十分有潛力,然而在發展上卻有許多困難必須面對,這也是從提出此概念以來到今天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但在世界上各地的真正實踐還是非常的微小的原因。 首先,發展產業共生有兩個最基本的必要條件,而這兩者是各個企業或工廠之間在一般情況下難以達成的。第一個條件是彼此資訊公開且透明化。企業或工廠之間必須要讓彼此知道自己掌握什麼樣的資源,並且釐清在這樣的共生關係中,誰可以是輸出者,誰又是輸入者。此外,知識上共享,或甚至是共同投入研究及發展(research & development, R&D),使上下游供應鏈能夠更強壯穩固。這些發展的前提都是資訊公開及透明化,然而不幸的是這樣的要求通常會涉及一個公司或工廠的隱私(privacy)或是專利(patent)。若在發展產業共生前,企業或工廠之間沒有一定程度的彼此信賴,這層共生關係便難以持續有進一步的發展。 第二個條件是「分配」上的溝通,此包含資源分配及投資分配。前者涉及資源的輸出、輸入在各個企業及工廠之間該怎麼分配,後者則涉及當幾個企業共同投資在整個產業共生發展時,當中的利益該怎麼分配。例如:假設兩個工廠要建造彼此之間的導管,使工廠A被使用過後的能源能直接輸入到工廠B,並且再重新被利用,這中間共同建造的責任歸屬及後續的維護和利益分配,都需要明確且持續的溝通。從此點來看,產業共生的發展必然會產生比較大的溝通成本。   案例分析 儘管發展產業共生必須面對一些困難,但目前在世界上已經有多個城市成功地推動產業共生。這裡將探討兩個案例:瑞典的馬爾默(Malmö)及赫爾辛堡(Helsingborg)。 赫爾辛堡位於瑞典的南方,為一個距離丹麥最近的城市,並且一直以來皆是一個貿易、海運及商業中心。這個城市的發展在市政當局的努力下,整體結合產業共生的概念,下圖呈現赫爾辛堡中不同的的角色、企業及市政當局是如何交換資源的。 圖中Oresundskraft為瑞典最大的能源公司;NSVA為負責污水處理的機構;IPOS為工業園區,其內部主要的產業(Kemira)是個化學公司;NSR則是處理市政內區域性的工業固態廢棄物(solid waste)。 此圖展現了水、能源及固態廢棄物資源上的共享。 首先,市政單位把廢水交給NSVA處理,處理過後這些並不是非常乾淨的水會被送到Oresunds能源發電廠支援熱泵的程序,此程序無需用到特別乾淨的水,這裡產出的是不需處理過便能夠再利用的水。 能源則分為生質能源及熱能再利用。如圖所示,從工業園區出來的廢熱能會被送到區域的熱能分配系統,並且再由這個系統把熱能送到Oresunds的能源發電廠及市政單位。這些從工業園區產出的熱能在能源品質上可能比較低,但還是能夠用於一般民眾用電或是非能源密集(energy intensive)的電力使用上。 生質能源則是將城市中那些從乳製品產業及各大超市中所輸出的剩餘人工黃油(margarine)及乳製品送到NSR,並由此單位將這些剩餘產品轉換成生質能源。生產過程中的副產品則可以成為生質肥料,並且賣給當地或鄰近的農夫。最後,由市政單位向整個城市搜集而來的廢棄物,包含紙類、塑膠等也會交給NSR,在經過分類後。有些能夠成為生質能源的原料,有些能夠成為在赫爾辛堡內其他工業製程的原料,剩下的材則會送往歐盟境內的廢棄物批發商及有害物質廢棄物(hazardous waste)掩埋場等地。 另一個案例是離赫爾辛堡不遠的城市,馬爾默。馬爾默位於瑞典南方,是瑞典的第三大城市,有諸多產業皆座落於此。EPIC 2020(symbiotic bio-energy port integration with cities by 2020)是一個正在計畫及執行的案子,此案的相關分析呈現出,若把39個不同的產業連結起來-包含農業、橄欖油場、乳製廠、造紙廠、能源發電廠、木頭加工廠等-並將其廢棄物及能源進一步轉換成生質能源,便能潛在性地帶給馬爾默至少233兆瓦的生質能電力,以及周邊其他城市約100多至600多不等兆瓦的生質能電力,其總體能產生的電力相當可觀。 然而,要結合如此多不同的產業最大的困難便是資訊的揭露及分配上的溝通,因此背後是需要不同產業極大的意願及政府的支持。赫爾辛堡的產業共生發展之所以能夠推動,並且結合城市發展,主要原因在於整個共生計畫是由市政當局擁有輸送能源和熱的能力及當地廢棄物處理的公司,並企圖讓所有能源、熱能及廢棄物都能在一個封閉的循環裡流動,進而在背後努力地推動。當然,這個共生發展為兩座城市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及環境利益是超乎於數字可言語的範圍。   潛在的共同作用     產業共生的概念其實並非只包含廢棄物或廢棄能源的再利用,其中還包含許多各種不同的共同作用(synergy)。像是上述曾提過的副產品共同作用(by-product synergy)、電力共同作用(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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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中的健康議題:健康照護需要怎麼樣的永續發展思維?

作者:謝尚融  陽明大學醫學系,台灣青年氣候聯盟政策研究部長 特約編輯:詹詒絜  歐盟Erasmus Mund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生,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理事 2015年6月,英國刺胳針(Lancet)發表一份最新氣候變遷報告,指出氣候變遷為21世紀最大的健康威脅。其所加劇的傳染病、營養不良與熱浪威脅,可能使公共衛生50年來的努力付之一炬。恰巧2015年入秋,多年來最大的登革熱疫情在南台灣爆發,時至10月已造成數萬起通報病例與百餘人死亡,也掀起登革熱國賠、研發本土疫苗等討論。登革熱已隨著台灣長年溫度上升而逐漸北擴,未來也可能會出現更嚴重的疫情。氣候變遷是對健康很嚴重的威脅,但很少人討論,健康照護體系在永續發展的背景下,應該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氣候變遷為公共衛生最大的威脅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 2014年的保守估計,儘管經濟與健康持續發展,2030年至2050年間,全球每年因為氣候變遷而死亡的人數將多增加25萬。其中原因包括兒童營養不良、瘧疾、其他傳染病的散播,以及熱浪增加,使每年全球多支出20-40億美金在健康照護上。然而,這個數字是最保守的估計:它尚未包含氣候變遷導致日趨頻繁的極端天氣事件、水資源短缺、經濟衝擊,以及資源爭奪導致更多戰爭衝突的影響;再者,也沒有計算造成暖化的空氣汙染已經導致每年700萬人死去。 另外,我們也需考量到未來人口結構的改變。在未來全球人口持續增加、老化與集中的趨勢下,我們的健康也將面臨更大的氣候風險。更糟的是,這些氣候風險並不是平等的發生在每個人身上。WHO在報告中警告:「開發中國家,尤其是孩童與老人,將會承擔氣候變遷最大的疾病風險」。IPCC的報告指出氣候變遷會對脆弱族群的勞動力造成極大的影響。我們可以看見在風災過後,最大的受害者往往是本身無力避難、貧窮或低社經地位的階層。氣候變遷會使未來這樣的情形更加嚴重。 另外,健康照護體系自己本身也可能是問題的來源。英國全國健康服務(NHS)占英國公部門25%的碳排放量。在美國,健康照護部門貢獻全國8%的二氧化碳排放。在許多國際組織的倡議下,各國開始將「永續發展」作為健康照護體系的核心,開始盤查各種醫療行為的碳足跡。英國NHS便全世界第一個將此概念融入的健康照護體系。 英國NHS的永續發展計畫 2008年,英國〈氣候變遷法〉通過,法案中明定英國須於2050年前以1990年為基準減少80%的碳排放量。占英國公部門碳排四分之一的NHS受到極大的減碳壓力。隨後,英國NHS成立「永續發展小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盤點醫院各部門碳足跡,2009年時提出「減碳策略」(carbon reduction strategy),目標是於2020年降低26%碳排放(此目標於2014年時上修至34%),2050年減少80%碳排放。 英國NHS一年碳足跡為1800萬噸二氧化碳,其中,醫院的能源消耗僅占22%,而藥品、耗材的採購占了60%。如果NHS真的要達到減碳目標,單純要求醫院採取節電以減少碳足跡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必須要從臨床照護下手,改變傳統照護病人的思維,發展低碳永續的照護模式。 以血液透析(hemodialysis, 俗稱洗腎)為例,其為醫療服務中需要相當多能源與資源的醫療項目。一般洗腎病患,須接受一星期三次,每次四個小時的療程,一星期的療程需要耗費相當於一般家庭半個星期的能源使用量。每次洗腎完還會產生500公升的廢水,與許多醫療廢棄物。英國一項研究估計,若計入整體醫療過程中的耗能、耗水、耗材與藥品使用,以及病患至醫院的交通,一個洗腎病患一年碳足跡為3.8公噸,超過英國人均碳排量的一半。此外,洗腎一直以來都是健保的龐大財政負擔,未來的洗腎治療如何能兼顧環境、社會與經濟永續是很重要的課題。2009年,NHS與英國腎臟學會發起Green Nephrology計畫,期望發展出低碳又兼顧病患安全的洗腎照護模式。透過許多臨床研究,目前他們已經發展出許多低碳與低資源消耗的洗腎照護模式,包括逆滲透水回收使用、更高效率的熱交換系統、發展遠距醫療以減少病患往復醫院的交通時間與耗能等等,並出版綠色照護指南,告訴英國各醫院要如何提供低碳且對環境友善的洗腎服務。   永續的健康照護思維 在氣候變遷的背景下,未來的健康照護模式必須涵蓋永續發展的內涵。英國NHS於2010年已提出未來永續健康照護的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從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下手。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生病的人數變少,那醫療資源的耗費與碳排相對地也會跟著減少。從這個觀點切入永續的健康照護,我們必須更重視社會與環境的致病因子,從疾病發生的源頭下手預防疾病的發生,並同時能對環境友善。 事實上,有許多研究指出健康之促進不僅能夠減少醫療資源的使用,同時這樣的過程也能達到減碳的效果。WHO的研究已經指出,若民眾減少開車行為,而改為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走路與騎腳踏車,能減少10-20%心血管疾病發生的機率。英國最近一項研究也指出,若英國人飲食攝取皆遵循WHO飲食指南所建議的,英國能減少17%的二氧化碳排放,並同時延長整體平均餘命8個月。 另一方面,如同國際無傷害醫療組織(Health Care Without Harm)所倡議的環境不傷害原則,醫療機構有責任在避免照顧病患的同時,傷害環境,間接導致其他人的健康受損。未來的健康照護體系在永續發展中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從疾病的治療,轉而從社會、經濟、環境的角度去思考病患的健康,以及衡量整體健康照護體系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一直以來,環境在健康照護中一直是缺席的角色,我們時常認為我們在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事,卻很少去思考整個體系對環境有什麼影響,而氣候變遷對健康的影響更是近年才逐漸被確認與重視的議題。氣候變遷對社會、經濟與環境的衝擊皆會影響到人們的健康,而我們可能是最後一個能夠挽救氣候變遷的世代。印第安人有一句古諺:「我們的地球不是我們從祖先繼承的,而是從未來世代借來的。」環境與健康的關係密不可分,只有將一個好的環境「還」給未來世代,未來世代才能擁有好的健康,好的未來。   參考資料:   台灣醒報-氣候變遷 加劇傳染病威脅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50623-wiTB Lancet 2nd commiss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 http://www.thelancet.com/commissions/climate-change-2015 WHO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healthhttp://www.who.int/globalchange/global-campaign/en/ NHS-Carbon reduc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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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能源消耗及環境影響視角叵析碎玻璃再利用之貢獻

作者: 詹詒絜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Erasmus Mund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生,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 前言 玻璃產品正如塑膠產品一樣,於生活上處處可見,凡望眼一個房間,從窗戶、鏡子、藥罐、杯子、碗盤及食物罐頭等,皆是由玻璃構成。然而,當這些物品的生命週期走到盡頭時,該何去何從呢?事實上,玻璃被打碎後能夠重新當作製造下一個玻璃的原料,且有助於玻璃製造過程上的節能及降低環境影響,本文將詳述玻璃製造上的原料、過程以及負面環境影響,並且將進一步解釋碎玻璃的貢獻以及回收玻璃的重要性。   玻璃製造過程及原料使用 玻璃製造過程大致上可以分成四個階段:原料輸入(raw materials input)、融化(melting)、成形(forming)以及退火韌煉(annealing)。就原料輸入而言,普遍來說,除了碎玻璃(cullet)之外,玻璃的製造原料有石英砂(silica sand)、蘇打灰(soda ash)及石灰(lime)。當然,不同用途及不同顏色的玻璃產品所使用的原料也會不同,但不管用途及顏色為何,上述這四者是生產玻璃中的必備原料。石英砂在玻璃製造的過程中扮演奠下基礎的角色;蘇打灰則是具備修飾玻璃的功能;而內含氧化鈣質的石灰則能夠強化玻璃,使其更能夠抵抗磨損。碎玻璃本身就含有豐富的二氧化矽(silica dioxide),並有助於整個玻璃的形成與製造。 融化步驟則是所有原料將被混合在一起,並且在將近攝氏一千四百度的高溫下形成液體流動型態,此步驟也是最耗費能源的。而後這些液體會被送進模具裡,並部分利用被壓縮的空氣(compressed air)形塑出玻璃瓶的樣子,此便是「成形」的步驟。最後,在退火韌煉階段中,成形的玻璃會先被慢慢增溫,再漸漸被水冷卻。此步驟主要是讓玻璃的溫度降下來,但若一開始便直接將玻璃降溫,則會容易使玻璃破碎,因此在步驟的一開始要先將玻璃增溫一點。在這主要四個階段過後,玻璃還經過檢查、測試、包裝等程序,最後才被運送到零售商及消費者的手上。 玻璃製造背後的環境影響 上述一系列玻璃製造過程其實也產生一些對環境的負面影響。首先,由於石英砂、蘇打灰,以及石灰皆是以顆粒狀態進入製造玻璃的過程,因此在貯存、輸送、及混合過程中會產生懸浮粒子(particulate matter, PM)。在融化程序中,這些原料的混合加上受到高溫影響,將形成許多硫化物(SOx)和氮化物(NOx),這兩者皆是製造酸雨的來源,而氮化物更是製造平流層中臭氧的大宗。另外,溫室氣體因為融化過程的燃燒也會被釋放出來,但是比起懸浮粒子、硫化物及氮化物的產生,溫室氣體所帶來的環境影響相對微小。在融化程序中的另一個環境影響是被棄置的固體物質(solid waste),此包含未燒盡的原料灰燼,以及對熔爐進行維護所使用的物質。此外,幾近整個生產過程75%的能源消耗會在此階段產生,正如前述,此階段的能源消耗主要是被運用於升溫。在成形階段中幾乎沒有對環境產生太大的負面影響,但在退火韌煉階段中,用來降溫所產生的廢水則是一項負面影響。然而,此影響通常可以透過建立使用過後的淨水或是再循環系統來降低影響。   碎玻璃之貢獻 雖然在製造玻璃的過程中,幾乎每個階段都會帶來負面環境影響,但要探討碎玻璃對改善負面環境影響的貢獻,則主要集中在原料輸入及融化階段。據歐盟針對改善碎玻璃製造產業的最佳可行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BAT)報告,增加每10%的碎玻璃使用能夠節省2-3%的能源使用,同時也減少50%不良氣體的排出(如:參雜懸浮物子的氣體)。顯然地,碎玻璃之所以能擁有這樣的貢獻,其中原因在於其本身是為固體狀態,並具備了玻璃該擁有的原物料,如:石英砂等。因此使用越多的碎玻璃,則可減少使用其他以顆粒狀形態出現的原物料投入,自然也減少了在貯存、運送及燃燒原料過程中出現的懸浮粒子。就節省能源而言,比起其他原物料,碎玻璃能夠在比較低溫的情況下就融化。因此當越多的碎玻璃被當成原物料,融化的溫度就不需要那麼高,進而所需的能源也相對較少。然而,並不是所有碎玻璃皆可變成原物料。有些內涵特定毒化學物質的玻璃罐若被參雜在原料中,反而在進入燃燒過程會於空氣中產生更多有毒物質。此外,表面層的碎玻璃(external cullet)的燃燒再利用很容易造成鉛及水銀的污染,因此使用內層的碎玻璃(internal cullet)會比使用外層的還來得好。這代表碎玻璃在被運用前是需要經過篩選及分類的。   回收系統之重要性 有鑒於碎玻璃對於玻璃生產過程中的貢獻,設計一個好的玻璃回收系統則變得十分重要,而就以亞洲國家而言,南韓在這方面做了一個良好的示範。對於民眾來說,有兩種管道可以進行玻璃回收。一者提供民眾便利,另一者則提供民眾回收的誘因。然而這兩種管道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在回收過程皆有做到良好分類。正如上述所提,並不是所有玻璃皆可以回收,有些內含有毒物質的玻璃罐,如:農業罐或環境用藥瓶,則不能回收再利用。因此,在回收過程中要將可回收及不可回收的玻璃產品分類好。第一種提供民眾便利的管道是民眾可以在倒垃圾時,直接一併把玻璃產品交給各市政當局的回收系統,並且事後由市政當局進行分類,做前置的處理,並交給回收公司,而後玻璃產業則可以從回收公司買回碎玻璃。由於民眾可以順手在丟垃圾時將玻璃一併回收,且有較多機會能夠進行回收,因此這個管道對民眾而言是便利的。另一種管道是民眾先自己將玻璃產品分類,然後交給零售商,並且從零售商手中拿到退還金(refund)。而後零售商會再進一步分類,以確保不可回收之玻璃沒有參雜在其中,最後交給原本的生產者。在這個系統中,由於民眾可以拿到一開始就加諸在原本價錢上的退還金,因此這個管道對民眾來說是有誘因的。便利性及誘因皆提升了民眾回收玻璃產品的意願,從2005年至2014年,南韓的玻璃罐回收率則增加了10%(從0.67到0.76),並且估計從2002年正式實施雙管道回收一直到2009年這中間,玻璃罐回收為能源使用支出減少了9億韓元,同時也減少90萬噸溫室氣體排放。   結語 從上述這些成果看來,有一個好的回收系統是能夠擴大了碎玻璃在生產過程中的貢獻,進而也達到節能及減少溫室氣體的效果。台灣的回收系統長期以來被執行地有聲有色,紙類、塑膠類、玻璃類等皆分得非常清楚,這是包含歐洲許多國家皆有所缺乏的回收系統。然而,對於被回收後的產品將如何有效地被利用,或是對於環境及節能上有什麼更實質上的貢獻,這些則不幸地少有在教育中或生活上出現。因此,若是能夠將這方面的知識也普及於大眾,如讓大眾明白碎玻璃其實是存在很高的價值,則民眾對於回收的意識及意願或多或少能夠增加。   參考資料 Robert, C. F. (2006). Glass containers. In Jessica Elzea Kogel (Et.), Industrial Minerals & Rocks Commodities,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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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天」的太陽光電遇風則舞?

作者: 江軍  台大土木所碩士生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Erasmus Mund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生,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   八月初一場蘇迪勒颱風來襲,颳掉彰化縣芳苑鄉一處養鴨場在屋頂設置1500坪的太陽能板,也吹倒了幾座風力發電機。此場災難不僅造成全國多次斷電好幾天,也引起許多人對再生能源的質疑與不信任。事實上,再生能源真的禁不起來自天災的巨變嗎?此次災害對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的傷害,到底是由天災還是人禍所造成的呢?本文試圖以太陽能板的架設以及發展之相關資料來佐證,並分析這次的事件。     太陽能概況 由於地球資源愈來愈缺乏,向天求能源的情況愈來愈普遍。這促使各國愈來愈積極地開發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目前,太陽能發電即是應用最普遍的再生能源。 太陽光電(photovoltaic ,PV)是利用太陽電池(Solar Cell)將光能直接轉換為直流電能。然而,這樣的轉換並不會自動儲存電力,因此若需要貯電,就必須另外具備蓄電池。太陽能光電發展無需用到燃料,沒有廢棄物與空氣污染問題,不會需要轉動組件與製造噪音,且太陽電池模組壽命長久,可達二十年以上。而其缺點是變流器與周邊電子組件等壽命較短、其能源供給量受日照時間及地理位置限制,使得能源供應不穩定,以及目前能源生產成本相對於傳統能源較高。   台灣太陽能收購制度 國內於200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自該條例通過後,政府已採用電能躉購制度(Feed-in Tariff, FIT)來獎勵並推動再生能源設置。此是採用優惠電價的補助辦法鼓勵民眾與業者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但是並沒有提供一般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設備的補助費。因日常的清潔與保養攸關著發電效率,讓使用者也必須定期維護以增加發電效率。 設置太陽能系統主要分為兩種:一種乃為基本的自行設置,從資金到設置的空間都是屬於自有,向台電申請作業和能源局申請備案後,即可安裝系統開始售電。發出的電則以當期躉購費率保證收購20年;另外一種是太陽光電能源技術服務業PV-ESCO(Photovoltaic -Energy Service Company)模式,一般民眾只需出租屋頂或提供場址,由業者負責設計、施工建置、保證發電、負擔出資及融資(全部或部分),而業者與一般民眾則透過收租金或分享利潤來增加收入。為減少民眾設置太陽光電(PV) 必須負擔之設置費用,並且為擴大設置規模以降低成本,進而提升民眾設置意願,政府引入能源技術服務業精神,結合FIT機制,形成PV-ESCO模式。 在如此制度下,設置太陽能的投資者或屋主,通常會對設備購買保險。這次颱風造成許多太陽能板設備損壞,保險公司則會負責設備損壞之理賠。不過許多設置者對風險管理的概念不足,在購買的保險保額不足或是甚至沒有投保,造成太陽能設置遇上天災後,投資者及屋主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   太陽能板結構行為 然而,這些天災所造成的風險其實是可以透過針對太陽能板(裝置)結構的反思來降低。這次風災過後,看到新聞報導南部的案場屋頂太陽能板遭到吹飛而損失慘重,筆者認為這是出自於太陽能板本身設計強度不足或是施工工法的問題,以下提供幾個角度思考: 太陽能板的破壞形式:大致可以分為是模組本身的強度不足還是施工的基礎設置不紮實來區別。從毀損的照片中看來,太陽能板大多是整片被吹飛,所以是支架受破壞造成強度不足。太陽能板模組本身是較不易被吹壞,如果真的受到破壞,也非常可能是被飛落物品擊壞。然而,就支架的部分來看,其基本上具備鋁合金及不銹鋼等材質。一般支架以結構技師的認證來看,耐風程度可以達到max 55 m/s的風速(約16級風)。因此,這次遭到吹翻的案件中,可以看到是支架材料強度不足以支撐風壓的力量而造成支點變形並脫離鋁支架。這可能來自於施工廠商便宜行事而偷工減料,或是支架強度選用不足,又或是基礎建造不牢靠,才造成大規模全部吹翻的情況。 地區施工比較性:中南部地區由於日照時間長,也較有大規模設置屋頂型太陽光電的情形,而一個區域的承受風力的情況大致類似。在這次吹毀太陽能板的案場中,可以發現附近的其他的設置案中並沒有大規模吹翻的情況,所以筆者推斷這個毀壞應是承包興建的系統,加上整合商設計不良所致     結論 有非常多的文獻與報導都顯示出太陽能板的汙染與缺點,如:製造過程中使用的強腐蝕性物質或重金屬。因此,不良的太陽能板設置不只不會達到預先設想的友善環境效果,甚至則可能成為加重環境破壞的元凶,如:風災過後造成含有重金屬物質的太陽能板廢棄物處理,目前還是讓人頭痛的問題。在此,筆者提供改善太陽能施工品質的辦法,並可以歸類成以下兩點: 太陽光電獎勵補助所訂定之每年的躉購費率過低:所謂一分錢一分貨,只要是商人都會想要獲利。逐年來,政府所訂定出的躉購費率逐期下降,雖然說由於太陽能系統產業生態逐趨成熟,造成系統設置費用也逐步降低。但是利潤漸微也同時造成投資者與一般民眾對於設置太陽光電系統的意願不高。此外,廠商惡性削價競爭的情況普遍,也造成了產品品質可能不如預期。面對因為逐年降低的費率而造成的負面影響,能源局要推動的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似乎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系統施工廠商施工品質落差:太陽能施工的技術從今年開始推出太陽光電設置乙級技術士考試草案,目前由勞動部辦理,但目前成效還未知。事實上,全台灣系統商有二百家以上,從業人員超過五萬人,廠商各家的施工品質與技術皆有落差,廠商施工良莠不齊,也造成消費者在選擇廠商時,不了解如何選擇信譽良好,且有實績案例的廠商,在不論是施工或是營運時都可以獲得比較好的保障。 無庸置疑地,太陽光電的出發點原意良善,希望透過利用閒置空間(屋頂或土地),政府補助與業者的設置達到三贏的局面。但是在現有的制度與規範下,回收年限如此的長且低利率貸款的困難,無疑減緩了再生能源發展的腳步。再生能源條例通過五年多以來,一般民眾普遍認為效果並不明顯,其與整個制度的設計息息相關。而我國備有相當好的太陽能產業鏈,在先天上的條件具備情況下,政府更應扮演好加速太陽能產業發展,及有效的管理,讓民眾與投資者更有意願投入,提升再生能源的發展。   參考資料: 太陽能板種電才啟用 蘇迪樂刮走3千萬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809/666239/ 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推動辦公室https://mrpv.org.tw/ 聚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hengs.com/index.html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http://www.tpvia.org.tw/ 能源局 太陽光電資訊網 http://solarpv.itri.org.tw/ 照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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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的鄰避效應?—— 以希臘列斯伏斯島(Lesbos)案例反思台灣風機建設發展

作者: 詹詒絜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Erasmus Mund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生,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   前言 「狹管效應」,一個在台灣西半部沿海氣候探討常見的名詞,是指因為受到地形與空氣流動的影響,而會在山凹處的谷口地帶通過並形成強勁的風口。這個效應為台灣西部帶來強勁的風速,特別是在春、冬兩個季節時,平均風速可以達到每秒9公尺以上(相當於每小時29-38 公里),比瑞典南方靠海並廣設風機的隆德城市一帶,大約風速每小時20公里,還高出非常多。 如此先天上的優勢無疑地使得台灣具備可觀地發展風力發電的潛能。然而,這個先天上的優勢並沒有好好地被發揮,背後的原因非常多元。其中可能是來自於法令及政策上使發展再生能源有諸多的限制及經濟效益不彰顯外,也可能是因為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這些都使得這個優勢逐漸被埋沒。本篇將以可能阻礙風機建設發展的後者原因,即當地居民之反對,來叵析這些反對浪潮背後可能存在的脈絡,是不是符合所謂臨避效應(Not in my backyard, Nimby)的元素,並且將提供希臘列斯伏斯島(Lesvos)的例子做為討論基礎。   何謂鄰避效應?   對於鄰避效應的解釋,若以英文直接翻譯,便是「不要在我家的後院」。從如此字面上看來,顯然地,鄰避效應是在說明在一個基礎設施或發展計畫可能會為一個特定地區帶來長遠利益,可是附近的居住者可能會因此必須承受一些負面影響。於是,居民在不願意承受這些負面影響下,則反對這個計畫或基礎設施的興建,抑或是建議在其他地區興建。舉例而言,中華電信在台灣各處廣設行動電話基地台時皆各自遭到當地居民的反對。長期暴露在基地台發射出的電磁波,無疑地將帶給當地居民健康上的負面影響。然而,基地臺之廣設卻也推進了通訊科技的發展,對於台灣整體的通訊發展將是有益的。如此現象便是所謂的鄰避效應。 鄰避效應作為學術討論的其中一個議題中,其實是有其本身的成立要件。以建立風力發電場而言,如果居民反對風力發電廠的發展是出自於其本身就反對風力發電,或是一開始居民支持風力發電,但之後因為意識到風力發電廠的風險而對風力發電轉為持反對意見,這兩者皆並不是鄰避的概念,而是「不要在任何人的後院」(Not in anyone’s back yard, NIABY)的概念。鄰避效應真正的元素是居民是支持風力發電的,只是反對風力發電廠興建在自己的家園。顯然地,這裡面也引涉了一個「搭便車」(free rider)的心態。   希臘列斯伏斯島的風力發電計畫 列斯伏斯島是希臘的第三大島嶼,地中海上第八大島。該島在亞洲鮮少有人聽聞過,然而古希臘時代著名的女詩人莎芙(Sappho)在此島中生長,而莎芙傳說中是第一個寫以女同性戀為題材的詩人。因此,「女同性戀」的英文Lesbian即是源自於此島的名字Lesvos。面臨強大的海風,此島的左岸蘊藏著風力發電的潛力。當前希臘政府甚至有意要在此島的左岸興建150支風力發電機(含離岸及非離岸),並且在海底興建電線,連接雅典的右岸,並傳送島上的發電以為雅典及希臘本島所用。 如此大量在島的左側興建風力發電場的計畫無疑地遭受當地居民的反對,愛琴海大學(University of Aegean)的Iosif Notetzagias教授便針對此案例背後所隱含的鄰避概念做了一系列的研究。Iosif教授將研究中的獨立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s)設定為居民對於計劃的感知分成「利益」、「成本」、「風險」及「不公正」(此不公正意指程序上的不公正,例如:並沒有與居民有適當的溝通,或是相關資料及篩選地點的過程並不透明化);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s)則為「居民擁有鄰避效應傾向」以及「拒絕風力發電廠」。之後在設計分析模型中,Iosif在模型A中先排除將居民對「不公正」的認知當成獨立變項,在調查過程中只放入對「利益」、「成本」及「風險」的認知;在模型B中則將所有獨立變項都放入,此目的是探討出究竟是哪項因素主要影響鄰避效應傾向的形成。另外,在模型A及模型B中Iosif教授也測試了兩個依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試圖探討居民所擁有的鄰避效益傾向與拒絕風力發電廠之間的關係。   計劃阻力    根據Iosif教授的研究發現,在模型A當中,對於興建風力發電廠背後「成本」及「風險」的認知是兩個主要形成鄰避效應的因素,這兩者各自與居民擁有鄰避效應傾向的相關係數達將近0.5左右,顯示此兩者獨立變相及依變項存在適度或良好相關。而在居民擁有鄰避效應傾向及拒絕風力發電廠之間的相關係數也幾近0.5左右,證明了兩者是存在適度的相關。在模型B當中則納入了對於「不公正」的認知,統計結果則顯示對於「不公正」的認知與居民擁有鄰避效應傾向的相關係數高達0.66,而原本「成本」和「風險」的認知與鄰避效應傾向的相關係數各自降低到0.1及0.3,分別證明「成本」和「風險」的認知反而變得比較不相關。 此結果告訴我們其實鄰避效應傾向的產生不完全來自於居民認為風力發電廠興建後所要負擔的成本及風險太大,而很大一部分也是來自於整個案子可能在篩選地點或走合法程序上的不透明公開及缺乏與居民適當的溝通,這些皆讓居民覺得不公正,進而產生不信任感。另外在模型A和B當中,對於興建風力發電廠「利益」的認知,相對於對「成本」及「風險」的認知,則與拒絕風力發電廠擁有直接較高的相關係數,此或多或少說明在「利益」、「成本」及「風險」之間,居民考量「此案子是否能為當地帶來極大的利益」還來得多,意味著如果今天風力發電廠能夠為當地帶來經濟繁榮,也許居民會願意承受其他的風險或成本。然而,在研究當中,居民並不認為此案子能帶來利益,進而形成反對風力發電廠興建的因素。在模型B中,對於「利益」的認知與拒絕風力發電廠的相關係數甚至還比鄰避效應傾向與拒絕風力發電廠之間的係數還大,這表示居民之所以會拒絕風力發電廠絕對不是只出自於鄰避效應。 Iosif教授的研究事實上點出了幾個在執行上的要點。首先,與居民之間的溝通非常重要,計劃擁護者必需要將一切公開透明,同時也尊重居民的看法,並且理所當然在一開始計劃產生時便要與居民溝通。其次是居民或許也很看重風機帶來的利益,因此要怎麼讓居民也能夠獲利必需是計畫擁護者要考量的。最後,要給予當地居民真正的權力,此則包含話語權及參與決策權。   反思台灣 苑裡反風車事件中的大大小小抗議活動從2010年延續到至今,也有將近五年的抗議史。2006年在苑裡、竹南及通霄等地設置31座大型風機的計畫在環評有條件下通過,原本在苑裡只設置9座風機卻被增加到14座,與原本送交的環評計劃不相符,而風車與住宅區的距離也並不符合國際安全距離標準。另外居民在被告知的時間是在2012年正式施工前,而被告知的形式則是透過簡單的說明會。 這個事件常常容易被誤解成居民其實也是反對風力發電,或是居民之所以擁有鄰避效應的傾向是因為意識到背後必需負擔的成本及風險。然而用Iosif教授的研究來反思反風車事件,我們必須要再進一步地質疑這真的只是單純因為成本及風險而形成的鄰避效應嗎?事實上,從整個案子在環評過程中,加上英華威開發商欠缺與居民溝通,及給予居民真正的話語權和參與決策權,也許形成鄰避效應的主要原因也來自於居民感受不正程序上的正義。 今年,能源局期望能在彰化芳苑地區建立一批離岸風機,然而這個計畫卻也同樣遭受到部分當地居民的反對。反對理由可能有諸多種,其中可能是居民害怕長期賴以維生的漁業遭受的影響,也有可能是對於海域生態發展的堪憂。但不管是哪種,我們皆不能忘記也要嘗試從居民對於程序上或結果上「不公正」的認知。Iosif教授在授課的最後曾經過一句話:“Remember, for the developer, it is a ‘site’; but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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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真的是「專家」說了算? –能源科技下的道德課題與常民角色

作者: 許菀庭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執行長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Erusmus Mund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生,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   前言 在台灣針對能源的討論(核能的討論),常能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即究竟核能問題是「科技問題」,還是「政治問題」。這兩個看來矛盾的觀點,其實背後有著一樣的概念。核能的所有爭議都可以在技術上尋求解決,因此在科技以外的討論都是假議題。 台灣的反核運動前前後後已經長達30多年,直到2014年4月,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絕食抗議掀起近年另一波最大的反核潮,反核民眾訴求「落實民主、停建核四」,要求將核四爭議訴諸公投。這時,許多人譏諷「核能牽涉到那麼多技術問題,一般民眾根本不懂,怎麼能訴諸公投?」。在如此論述背後,不知道讀者們有沒有發現,這些討論都涵蓋了同一種對的能源想像,即能源是複雜的科技議題,理所當然是交由專家解決。筆者 不禁好奇,在所有的能源政策討論中,被動地等著專家指示能源政策,就是建立政策的最好方法嗎?因此,筆者希望能藉由此篇文章談談:(1)為什麼能源政策的建立不應該只是專家的事;(2)一般民眾在能源政策討論/推動中扮演的角色。 能源真的只是科技問題? 2011年3月,日本福島核災事件震驚世界,也讓原先堅定擁核的德國總理梅克爾,硬是踩了煞車,停下來重新評估核電的發展。梅克爾在當時除了要求原子爐安全委員會(RSK)對國內的核電廠進行壓力測試,也同時組成「倫理委員會」,指派該委員會對核能政策進行評估並提供建言。特別的是,在這個提案委員會中,只有哲學、社會學與教育學等相關背景的人士。(參考:德國的能源轉型) 這件事或許讓人感到困惑,身為量子力學博士的梅克爾,為什麼選擇籌組一個沒有任何核能或電力專家的委員會?可以推論的可能性為福島核災事件讓梅克爾體認到技術專家的侷限性。即使是像日本的技術大國,也無法確保完全倖免於核能的高風險。籌組「倫理委員會」此舉除了展現梅克爾對技術官僚的不信任,也顯示她認為能源的討論必須拓展到更廣的面向,包含風險評估、社會層次和道德面向。 能源的道德爭議往往來自「外部成本轉嫁」的過程。我們可以從南韓一座農業小鎮──密陽市(Miryang, 밀양시) 的故事談起。 密陽市是一座以農業、文化旅遊,與畜牧業為主的鄉村市鎮。從2007年開始,為了阻擋一項興建高壓輸電塔的計劃,密陽的老農夫群一直在與中央政府和韓國電力公司(Korea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 KEPCO)搏鬥。由於用電需求快速成長,因此這個計劃是為了把南韓東南方古里(Gori)核電廠的電輸往北方,以解決北方城市的用電缺口。年事甚高的老農民們奮力阻擋怪手,甚至為了阻擋建造輸電塔的水泥車,在建地搭起帳蓬外宿,開啟長期抗爭。 農民害怕這些76.5萬伏特的高壓輸電塔可能帶來的健康疑慮,他們也不希望祖先的墓地受侵犯。此外,高壓電塔破壞了老家的地價,許多老農民的田地因此被強行低價收購。雖然有些村民已經同意電力公司的賠償方案,但仍有不少人堅決捍衛老家農田。村裡也因此產生嚴重的撕裂,支持政府與反對徵收的村民彼此衝撞、對立。(韓國農民為反對核電孤注一擲) 抗爭在2012年開始受到全國關注,一名74歲的老農夫李智宇在激烈衝突之後憤然引火自焚,震驚了全國。迄今這場抗爭已經有兩人自殺。 能源生產、輸出和供給過程中產生的負面效應,很多時候並非經濟數字可以衡量,額外形成的環境負擔、社會負擔則變成了整個社會共同承受的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很多時候,這些外部成本是被轉嫁給弱勢、偏遠地區的人民。在密陽市的例子中,村民的健康風險、被犧牲的土地正義、抗爭引起的村里對立,都是伴隨高壓電塔設置計劃產生的外部成本。又如排放溫室氣體造成的氣候災害,往往損失最慘重的,是缺乏基礎建設的低度開發國家。諷刺的是這些偏遠地區的用電量(排碳量)遠遠少於他們輸出電力所排放的碳,卻必須承受都市用電帶來的惡果。 尋求社會共榮(Co-exist)的能源政策 密陽市反電塔抗爭事件衝擊了當時的首爾市民,很多人在事件後驚覺:「原來為了我們的生活便利,讓偏遠地區的人們生活得如此痛苦」。(節能吹韓風首爾經驗2年省下一座核電廠)。2011年首爾市的用電量占全國用電10.3%,但其電力的供應只有2.95%為首爾自產。 甫上任的首爾市長朴元淳(Won-Soon Park)決定提升首爾市的能源自主率,他曾經說過:「首爾必須要制定出一套負責任的能源政策,與偏遠地區尋求共存。」(Seoul must com up with responsible energy policies in order to seek mutual co-existence with rural areas),並希望降低首爾市對核能的依賴。知名的「省下一座核電廠」計劃,其意義不僅僅在於節電的成功,更在於這個計劃的理念關照到偏遠地區的能源正義(Energy Justice),強調城市應該對跨越縣市的能源輸送負起責任。從地區性(能源自主)、國家性(非核、零排碳的國家願景)到全球性(氣候變遷減緩)的目標,這個計劃不只考慮經濟和環境,更有社會性與道德性目的。 人民不該是被動,更應該是主動參與的角色。 不管是在台灣遍地開花的反核運動、苗栗苑裡反風車抗爭,或密陽市反電塔抗爭,人民似乎都處於被動、消極抵抗的角色。但許多例子讓我們發現,人民不是只能被動接受教育和消極抵抗,一般民眾的力量更可以是整個能源政策成功與否的關鍵。 南韓「省下一座核電廠計劃」由於提前達標一炮而紅,韓國許多縣市紛紛起而效仿,台灣更有城市首長及NGO前往取經。然而,首爾計劃為什麼能成功?的確!他們有很多創意計劃,像能源自主村(Self-Sufficiency Villages)、太陽能地圖(Solar Map)、能源諮詢計劃(Energy Consulting Project)、生態旅程獎勵計劃(Eco-Mileage System)等等,不過真正的關鍵不是這些計劃本身,而是計劃產生的過程,也就是首爾市長朴元淳(Won-Soon Park)對參與式決策模式(Participatory Decision 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