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臺灣高教問題

作者：孫語辰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系 學士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 本文編譯自 Jacobin: Resisting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作者為 Michael Billeaux 和 Trish Kahale   研究生勞工是對抗高等教育新自由主義化戰役的前線。因為身兼學生與勞工兩種身份，所以研究生勞工不只是國家和大學官僚調漲學費的對象，同時也是刪減薪資、福利和工作保障的目標。 這波新自由主義的攻勢無邊無際。無論公立或私立、所在行政區公部門勞工有沒有集體協商的權利，從密蘇里、芝加哥到威斯康辛等不同大學的研究生勞工們都碰到類似的困境。 這群正在接受學術訓練的未來學者們看似脆弱，實際上在爭取工作權益的場合上卻十分有力。上個月密蘇里大學研究生勞工的抗爭，顯示了這種方式可以提供未來對抗新自由主義大學的行動與論述的彈藥。密蘇里大學的行政官僚們本來以為可以拿這群已經夠困窘的研究生們開刀，刪減花在研究生勞工的費用，但是他們換來的卻是罷工以及隨之而來研究生們成立工會組織的動力。   8 月 14 日，14 名密蘇里大學的研究生收到一封電子郵件，告知他們即將失去健保補助，而這封電子郵件寄送的時間距離健保補助失效的時限不過才早了 14 個小時。密蘇里大學嘗試河蟹掉這件事，給這群研究生一學期、二分之一的獎助金來抵銷多出來的健保開銷，但一學期後這些人就只能吃自己。 這群研究生原本可以摸摸鼻子接受學校的提議，但是他們卻組織起來反對這件事，透過既有的研究生勞工組織召開幾百人參加的會議，研究生勞工的領袖們聽取其他學生的意見，評估不同行動需要哪種程度的支援。接著，他們向密蘇里大學發出聲明，如果大學不恢復健保補助，這些在教室、圖書館或實驗室工作的研究生勞工就會在 8 月...

報導：孫語辰  臺灣大學政治系學士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從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到近年來甚囂塵上的青年貧窮化，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高等教育場次舉辦至今已屆第三場。這一次的討論會邀請到法國里昂大學蘇哲安（Jon Solomon）教授，談現今全球高等教育整體而言的處境為何。 不同於過去探討高教問題常在「新自由主義」的脈絡內進行分析，這場討論會採用「物流學」（logistics）的角度解釋高等教育與知識生產在全球化潮流中重組的現象。究竟物流學可以為當今高等教育的生態、甚至是跨科際教育帶來什麼樣的啟示？物流學怎麼解釋社會所面臨的教育工作者低薪、青年貧窮化、評鑑制度、學術自主根基受損等種種議題？ 在進入高等教育的範疇前，蘇哲安教授首先詳細闡釋了「物流學」這個分析架構的內涵。   物流學作為治理技術 「對比服貿與 TPP，兩者在台灣內部引起的討論聲浪差異之大，主流政黨與媒體都說我們『別無選擇』。」蘇哲安教授援引近日台灣島內發生的時事展開他的論述，而這種「別無選擇」即是這次探討物流學與高等教育的出發點。 「債務社會」的概念可以解釋這種「別無選擇」的情感狀態從何而來。學者拉札拉多在 2011 年的著作中討論到，「債務社會」代表的是一種控管未來與風險的嘗試，「欠你錢、還你錢」變成所有社會關係的基本模型；而金融化與控管未來間的關係是相當明顯的，因為金融化牽涉到的正是未來價錢不穩定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及其應對之道，終極的控管的方式即是讓人陷入別無選擇，或是把未來組織成只有正、負兩種選擇，其他選項都被取消了。 而起源於軍事科技的「物流學」，涵蓋各種物質與非物質的交通、配達、轉移、傳送、重組、流動等等行為，又與「債務社會」與金融業的發展何干？箇中原由在於物流學的價值標準即為「效率」，「效率」 高低引發不同的投資行為或策略；而「效率」取決資本流通的過程中價值形式轉變的有效與加強，有效性的標準掌握於金融業之手，因此金融業便與物流學之間產生密切瓜葛。   看不見的政變 物流學與金融業的結合，塑造出一種有利於採集最佳化的技術，而這種技術與傳統主權間如何互動？「物流學掏空主權國家，主權國家投資物流學」大概是最好的寫照。物流學與主權國家間雖呈現各種衝突或對立，但是新的主體也在拉扯間催生。以台灣來看，各大陣營仍在爭吵國家主權問題時，國際上正在醞釀著一波海嘯伺機沖刷主權。我們看到的是「國家」與「階級」兩個層次相互交織，有別於「主權國家」的「全球國家」（global state）正在形成。 有趣的是，全球國家尚未正式宣告成立，但一場物流學主導的政變已悄然發動。經濟學家強森稱 2008 年的金融風暴是一場「寧靜的政變」，而 TPP 等貿易協定應該被視為 2008 年這場政變延伸至現在的觸角。這一系列協議的重心不在自由貿易，而是保護投資人的權益，同時削弱了其他社會價值的訴求。這波政變試圖駕馭主權國家，擴張政變影響力可及的範圍，達成採掘積累的目的，因此主權國家還不會立刻消亡，而是扮演著障眼法的幽魂，讓人沒有辦法意識到當下發生的重大轉折是什麼。 在問答時段裡，有參與者問及研究此一手段的目的。蘇哲安教授簡要答到，技術並非中立，在使用技術的過程中也會塑造新的主體，目前已經無法利用過去的主權概念來理解現實生活中的實踐，因此才需要更換分析架構。 物流學架構下的高等教育現況 「如果我們對高等教育這幾年的改變有興趣，」蘇哲安教授緩緩說到，「就應該要先掌握物流學的樣貌。」著眼的高等教育問題，路徑不限於單純的國家政策，而是可以擴大到探討與國際脈動間的牽連。 過去，高等教育對國家的角色是生產優良公務員的機構，或是包裝國族審美的功用(如打造單一傳統文化的敘事)。現在，縱使物流、金融與知識看似八竿子打不著，但面臨物流學架構下全球政變的歷史轉折，不僅世界的版圖在改變、權力關係在改變，社會各個部門的組織狀態也在改變，統治階級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已截然不同，高等教育不再是培育優秀公務員的搖籃或發揚國家文化的場域，而是改用「服務業」的樣貌展現在世人眼前。...

SHS十月論壇：高教問題與青年貧窮化 主講人：林柏儀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註：此文編修自活動主講人之逐字稿) 現下的高等教育怎麼回應這些事情？我們可以區分兩種，主流的解法常說： 第一，青年會貧窮是因為年輕人的競爭力、能力太差，所以應該要改善自己的競爭力。政府方面常見的說法是要改善學用落差，所以高等教育要推動「學用合一」，並且舉出很多成功的個案，例如說某某研究所的畢業生馬上就被台積電、被聯發科高薪搶走，因為學這個就是台積電、聯發科要的； 第二，之所以大學沒有辦法提升產學合作，或者學用合一，是因為大學太僵化、大學沒有自負盈虧導致的結果，政府因此要推動大學企業化。一跟二有點不一樣，前者是把教育內容更為企業服務，或者更和企業合作；後者指的是把大學本身就當成企業來辦，亦即所謂的自負盈虧的趨勢，比如政府漸漸的撤掉公共補助，要大學自己想辦法開闢財源，而大學開闢財源主要的方式就是收更多的學生，或者提高它的學費；第二個就是跟企業合作，讓企業願意購買一些學校產出的產品，例如研究生、知識或者專利，所以他們建議的第二招叫「大學企業化」。 第三，學校為了因應大家的這種焦慮，便推動了強調個人競爭力的教育，或者學程，不斷把問題說成是個人問題，例如常見的說法是：以很多個案為例告訴學生，假如他考上好的研究所，或者出國到好的地方念書，便會前途似錦，而學生之所以沒有辦法擠進那個圈子，是因為自己不努力。所以學生應該更努力，畢竟別人都做得到，為什麼你做不到？ 在這個環境下，學生的反應就是：「好，那我要加油，假如學歷不夠好，那我要努力拚上台清交研究所」，但卻發現台清交研究所畢業以後，出路也未必那麼好，所以又要自己累積更多的證照，或者要第二專長、第二外語，出國念書鍍金等。但坦白講，雖然大學的確或許跟產業界隔閡很深，可是一直以來，工作的多數人其實都是進企業以後才重新學，而且工作上所要學的事也不用學那麼久，因為很多企業都是例行或程序性的，不一定要念過原文書就會做，因為產業的生產本來就未必是那麼技術性的。 關於大學企業化，政府要大學多承擔一些資源調配的責任，然後大學又要求個人要提昇競爭力，但是這些說法還是迴避不了：總體上為什麼發生青年貧窮與低薪的現象？這跟個人層次的問題是沒有關聯的。例如，二十年前的教育跟各式各樣的產學合作的關係比現在還低，而現在大學的企業化，個人競爭力的提升又比以前來的多(以前沒有什麼雙主修或者讀研究所的風氣，或者追求學程、第二個專長、第二個外語)，但顯然的是現今的就業與薪資是不如以前的。所以這些主流的說法，其實是把環境的問題推諉成個體的問題。但只要把觀察的範圍從個人放大到集體，便會發現絕對不是因為個人不努力的關係，所以我們要從比較批判的出路來談教育應該要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首先，我國政府對於教育費用承擔的比率，公共負擔占教育經費的比率實際上是下降的，透過學費或者企業來的經費支援是在上升的，而且台灣的公共負擔占高等教育經費的比例，在世界來看是相當低的，例如我們公立大學其實只占總體大學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是私校，這在很多世界性國家是罕見的，像是美國有七成都是公立學校，三成私立。雖然美國學費很貴，但無論如何有七成大學是公立的，而歐洲除了少數宗教學校是私立的外，幾乎全部都是公立。所以教育該怎麼樣面對這件事情？ 第一，應該強調教育的公共化，教育資源的公共化，如怎麼讓高等教育的資源擴張，讓青年在受教育期間的費用可以下降，這就可以改善青年貧窮的問題：青年不用揹一大堆學貸進社會。或者將學費都減低，如私校學費比照公校，大幅興建宿舍等做法。 第二，我們固然要跟產業合作，但是學生不應該變成產業的奴工。在學校猛學怎麼當產業的奴工，也不會有助於未來薪資的提升，所以我們應該要學的是技術，不是服從或奴化。用比較抽象的話來講，就是說我們要學生產力，不要學生產關係；我們要學資本主義裡高生產的技術，不要學當接受被剝削的勞工。其實產學合作本質的意義也是這樣。可是當我們到技專院校談這些問題時，學生會說老師教他們，念技專院校就是要配合業界的價值，就是要接受從基層做起。從基層做起當然很好，但你怎麼知道雇主會不會善待你，他會不會永遠都剝削你？不知道。而且在現實中，很多人永遠都在基層接受基本工資，不會升遷。現在，只要雇主把你視為非核心人力，他就會永遠把你當外部人員來對待，甚至把你踢出去變派遣勞工。所以我們要學的是怎麼樣在有技術之後，改變剝削這件事。 我們更可以做的就是「批判教育」。批判教育是指利用大學來傳遞一些批判的理念。第一，我們面臨到的問題不是個人(努不努力的)問題，而是在於系統性地壓低了你的薪資、要你承擔教育的費用、擴張你的消費、不重分配。這些政策上的問題廣義的來說，是勞資問題。我們在教育裡面可以有更多的通識課，或是透過既有的課程討論上述當代青年的處境，讓大家一起想出路甚至採取行動去挑戰、改變它，這是當今教育該負擔的事。我們都很同意要走出象牙塔，但走出象牙塔不是去當奴工，而是要去瓦解象牙塔外的不正義，而這也是另一種產學合一，只是這樣的合作不是配合產業的價值或者邏輯，而是要去轉化裡面的剝削與壓迫。 第三，組織。談這些問題往往令人感到無力，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能做，或者改變不了什麼事。但真正讓大家覺得無力其實是沒有組織的緣故，例如我一個人怎麼面對一百萬的債務？趕快工作、多兼一些差、少吃一點、住便宜一點等個人的層次。但集體怎麼有救，怎麼讓台灣的人都不用再揹這些債務？它涉及到我們要怎麼組織起來，所以我們可以推動的是籌組工會，在工會的邏輯下有很多分組，持續地行動改變這些不合理的事。 工會，當然說高教工會是其中一個，但大家出了社會也可以參加社會上面的產業工會，但是工會在台灣還薄弱。另外，組織當然不一定只是工會，也可能是政治團體－政黨。假如真的能有一些政黨，或者政治力量，是代表批判、能解決這些問題的，那我們很歡迎。這些問題很弔詭，現在的青年可能都知道我們正在討論的，因為這些問題就發生在眼前，但是我們的政治基本上都避開這些問題，像報紙雖然很常在報導學費太貴、或者薪資太低，但不會討論該怎麼解決，而訪問專家得到的解法卻都是產學合作，因為這就是台灣的政治的邏輯－右翼的思維，支持資本主義、支持當前政經體制。批判的思維我們稱之為集體性的、或是整體觀察的、分析結構的，是左翼的邏輯。然而，我們在政治的分野上面，不論藍綠，多數其實是右翼的思維。雖然它們在統獨立場、對中國有認同的差別，但如果問怎麼解決低薪問題，答案都差不多，不會有一種回答叫做組織工會、對抗雇主。 再來，我們目前不是毫無希望的。就我的觀察，其實現在青年一代已經有很多的抵抗出現，大抵上有三種，第一種我稱之為小清新，小清新好像是一個很庸俗的流行，但它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我們進入到一種賺不了大錢，所以就才產生了享受一杯咖啡也很滿足的文化。小清新其實有一點抵抗的味道：就是不追求大富大貴，只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如環島旅行、登山、喝咖啡，吃蛋糕等等。小清新是由一點點的青年文化轉變來的，因為上一個世代主要想的是，怎麼好好努力，因為當時還在經濟起飛的階段，所以考慮的是怎麼努力賺錢、找好工作、成家立業、買房子這種邏輯，但現在因為那些都破碎了，或者變得極端困難，所以現在追求的小清新，它是有點抵抗的意味。 第二個，再激進一點的，我們稱之為魯蛇的認同(loser)。 過去對在競爭遊戲裡面失敗的人，通常是抱以不同情的、批判的，像是譴責他們自作自受、誰叫你自己不努力，但在魯蛇的概念裡不是，它是重新去講述那樣的處境也未必是悲慘的，是以自嘲的方式肯定自己，例如說：「本魯怎樣，但本魯現在也可以站出來」。但以前真正當魯蛇的是不可以出來講話的，因為很丟臉所以要躲起來，而魯蛇現在敢出來講話，好像有一種魯蛇的正當性出現，這事實上也反映了一種抵抗，但這樣的抵抗是很有侷限性的，因為情況變成了大家當魯蛇，而且也覺得魯蛇不錯；或者大家只追求小清新，但只是當魯蛇和小清新不會改變這些事情，所以我們應該是要把小清新和魯蛇的支持者引出來，加入批判的行列。 第三，政治上的抵抗－公民運動。但這種大型運動似乎有一個限制，使得前述問題與這些運動脫節。這些大型的公民運動的動員基礎，通常都建立在媒體所簡化出的萬惡跟萬善上，例如洪仲丘的事情媒體報了一個月，讓我們都知道長官對洪很壞，那的確是事實，所以我們被動員出來參與公民運動。 但是媒體的邏輯基本上跟右翼邏輯比較接近－把問題化約成單一因，像是有一個一切的萬惡淵藪，如范佐憲對他很壞、是萬惡；國防部把整個錄影帶弄掉，萬惡，但它跟集體的處境怎麼改善，基本上不會有關聯，甚至在後來的運動可能是跟反中、國族情緒更有關聯，但這跟青年面臨到的現實處境是有一定的落差，這只是因為我們思考的高度受限於動員的框架，雖然它某種程度上還是在抵抗一些事。但我們期望的是現實的問題－轉化「資崩世代」，這也是今天我們想要談的結論。 什麼叫「資崩世代」？涉及到我們分析的四個問題，它其實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上述的四個問題是台灣的特例嗎？雖然我們常說台灣是鬼島，但但其實韓國也會稱自己是地獄，或者英國年輕人也會覺得自己是失落的世代。其實全世界都面臨著類似的處境，比如說勞動的低薪化或非典型化，像韓國跟日本的非典型勞動者占了青年勞工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而台灣是因為正職薪水很低，所以我們還勉強可以卡到一些正職。 另外，教育費用高漲，其實政府也常常幫我們宣傳說美國、英國的學費更貴，這些都是事實，例如英國學費漲了三倍，從三千英鎊，漲到九千英鎊，折成台幣就是從一年十五萬漲到四十五萬，而念研究所對他們也是趨勢，只是因為這個趨勢是全球性的，所以不同地區的發展也有快有慢。再來，物價、房價，只要在首都的地方就變超級貴，這也是世界性的。先不論先進國家，光胡志明市、河內、吉隆坡、或者北京、上海的房價比台北便宜不到哪去。 在重分配的問題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大概都告訴我們，資本的利潤所得遠比勞工的薪資成長快太多，而且它沒有受到稅務上面應該要有的重分配，這都是全球性的，而它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結構問題，我們該怎麼來談它呢？ 第一，台灣現在對這些問題有很強烈的感受，是因為台灣已經進入到資本主義成熟化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隨著資本的擴張與集中，它反映的事實是：你的薪資只能取得足以再生產的費用，亦即人作為勞力市場上互相競爭的勞動力商品，雇主買你的錢不是以你需要多少錢來生活，而是你在市場行情上大概的價值是多少。當然個別來說，你如果表現優異，雇主會給你多一點錢，這跟競爭有關，但是以總體的平均數而言，例如我們所謂大學畢業生兩萬六這件事情，實際上反映的是你的薪資大概僅能維生而已，甚至不足以維生。這是資本主義中因為勞工成為勞動力商品的結果。作為商品，例如一粒米可以值多少錢，不是考慮米需不需要，而是考慮米在市場上的價格。這個問題在過去之所以沒那麼嚴峻，是一來經濟在起飛階段，大家都還有工作機會，而且資本也因為利潤比較高而願意分一些碎屑給勞工，但在成熟化的階段，非典勞工對上述問題都有很強烈的感受。 第二，工人階級力量不足。這四個地方問題在一些地方沒有那麼嚴重是因為它有一個比較強的左翼的力量，可以主張工資問題需要國家介入、工會可以進行團體協約，雇主不可以自己恣意地砍薪水、教育費用國家應該要負擔，物價應該要管制，或者稅收要強調重分配。但是台灣沒有，我們沒有工人階級的力量，就像我們說工會大家會覺得很陌生，所以我們的情況就會比其他地方更惡化。 第三，資本主義本身就有的危機趨勢，亦即它沒有辦法無限期的增長，例如最基礎的解釋是，當投入在資本部門的費用越來越大，便相對壓低了投入在勞工的費用，而這樣的趨勢會導致利潤下降，因為資本家要投資更多錢在機器上，所以他的利潤就會下降。在利潤下降的趨勢裡，能夠分給工人的薪水可能會降低；分給工人的薪水降低，工人能購買的物品就變少；工人能買的物品變少，資本家生產出來的東西就越來越賣不出去，他就得裁撤更多的勞工；裁撤更多勞工，消費就更加不足，使得東西就更賣不出去，然後消費就又更不足，而步入週期性危機。 在利潤危機的趨勢裡，特別在危機後的時期，這樣的現象就會更加的明顯，像在2008、2009的世界的經濟危機之後，為什麼英國學費漲了三倍？因為政府把所有的公共教育資出都砍掉，改由讓學生自己負擔，但是學生的受教育品質也沒有增加，因為實際上發生的只有政府刪減預算而已。政府為什麼要砍掉教育預算？因為政府要把預算拿去補貼經濟遇到危機的財團，比如把銀行國有化，或幫助受到殘害的產業。在這樣危機後的階段，政府靠著刪減社會部門的預算來補貼財團，使得受雇者的處境，不論是花費或者所得都更加惡化了。 所以對於要抵抗貧窮化處境的青年一代，我們建議他能夠有更強烈的階級意識，他要認知到他遇到這麼多的焦慮、不順遂、壓力、被剝奪、不方便、貧困，是來自於資本主義裡面的勞資鬥爭、階級問題；認識到這些是階級問題，是政治經濟體制的問題。若能強化這樣的意識，他有可能擁有改變資本主義問題的力量，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他是在資本主義裡面被剝削的人，但正因為他是在資本主義中維持這個資本主義繼續產生的一份子，資本主義才可能繼續維持，所以如果他意識到這個體制對他是不公義的、是剝削他的、是騙術的話，他是有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的。我們發明一個詞：「資崩世代」－他是在資本主義崩潰下產生的世代，但他也是可以讓資本主義崩潰的世代。  

SHS十月論壇：高教問題與青年貧窮化 主講人：林柏儀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註：此文編修自活動主講人之逐字稿)   大學生的經濟壓力，或者對經濟的焦慮，比起我們那一代真的大多了。越來越多的學生不但在日常與寒暑期的時候需要打工，甚至在是課餘的時間都要打工。他做著現在的工作，是因為焦慮他的未來－要怎麼樣可以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或者一個安穩的未來。所以非常多的學生，除了自己的科系以外，他可能還要拼雙主修、輔系、學程、參加社團，和某一些的他覺得讓他比較有競爭力的課外活動。 多一些學習當然是好事，但我接觸到的新世代的同學不只是樂於參加，同時是抱著壓力來參與，像是我在暑假的夏季學院開的一門課裡，一位世新的同學便說他一直很擔心，不曉得自己的未來該怎麼辦。作為口語傳播系的學生，他說口語傳播好像沒有人重視。 我反問他怎麼辦，他說：「所以我現在就當然要拼命地去準備，像是暑假去很多媒體、傳播公司裡面打工」。我再問他是不是因為缺錢？他說：「當然缺錢，但同時目的是要卡位」，而且他在學校裡面還參加了五個社團以累積他的CV(履歷)。我們學術人員才講CV，結果一般同學現在也越來越重視要累積他的CV。 大概在2008年的暑假，我跟一群朋友曾經寫過「面對青年貧窮化」文章或宣言。我們的分析是，所謂的青年貧窮化有五個問題，而直到現在這五個問題還在加劇。 第一就是勞動，青年的起薪在2008年明顯大幅地下降。我大四時打聽過，當國會助理月薪有四萬塊，但如果現在去要應徵法案助理的話，兩萬八千塊錢就算是不錯的薪水(還是有些地方只給兩萬兩千塊)。為什麼薪水一瞬間大幅的下降？ 在勞動面，低薪化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甚至其實低薪化不只是針對大學生。雖然有一種說法是因為大學學歷貶值才導致低薪，但你會發現一些不是大學生的、不是專屬所謂技術性的工作，他的薪資也一樣變低了，或其薪資並沒有明顯的調高；而體力勞動的薪資也在下降，所以台灣的實質薪資自1997年以來到現在是停滯發展，甚至是有緩緩下降的，由此可知低薪是很明顯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非典型勞動。現在越來越難直接找到一份正職，而不找正職能找什麼？兼差或打工。兼職指的是雇主不是給你全薪，而是按時薪計酬的，像是工讀生，一個小時一百二十塊錢。或者不是用時薪，而是用全職工讀生。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有些學校包括台大的有些處室，在徵的全職工讀生就是以最低工資支付薪水；或者更可怕的，是徵無償的實習生。 另一種聘僱－派遣，比如我要應徵A公司，但結果要簽約的時候發現，上面的雇主不是A公司，而是A開的B公司。但我也不是要去B公司上班，而是去A公司上班，可我是跟A另外開的B公司簽約，然後B公司把我派過去A公司上班。這種三角關係好奇怪，因為派遣勞動在未來要解雇我很容易，雇主可以聲稱我不是它真正的勞工，所以不用給我等同於它們內部勞工的待遇，而只要給我基本工資就好。業務的外包也是，越來越多的工作可能不直接聘僱你，而是採取按件計酬、按時計酬的方式。還有明明是聘僱你了，但卻假裝沒有聘僱你，說你是承攬，諸如此類的各種勞動亂象便稱做非典型。 相對於朝九晚五的正職工作，非典型聘僱越來越多，年輕一代的這種處境很辛苦而且壓力越來越大。我們都不喜歡低薪和永遠處於不穩定的工作狀態，好像我們隨時都可以被丟掉，所以我們會很努力競爭專任的缺。在學術界裡也是這樣子，有非常多的年輕的一代，他們鎮日在奮鬥的就是怎麼進到一個穩定的大學擔任專任教師，但問題是，專任教師的缺越來越少，學校開始都用專案、或者兼任、各式各樣其他方法來聘僱，以致於大家真的是要搶破頭才有這個機會，要排隊都不一定排的到，這樣的情況在校內外都很類似。 第三，教育。現在求學費用的提高，不僅來自學費本身，還有生活費的提高。我在夏季學院的課，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們推算，公立學校大概是一百萬，私立學校是一百二十萬。[1]另外，現在高等教育可能不能只念四年了，先不談延畢，而是很多人都要念研究所。這個費用大概會是：逐漸增長的學費與生活費、住宿費，以及各式各樣變貴了的必要消費，例如現在求學可能非常需要買電腦等，再乘以不斷上升的教育年數，使得高等教育費用大幅地增加。 第四個青年貧窮化的壓力是支出增加。我們現在講就是離開學校的支出，青年面臨更大的負擔了。出了社會，青年第一個要面臨的問題是找工作，勉強找到一份工作，年輕人馬上會面臨到結婚的年齡壓力、居住問題(但是房租也變貴)，而更大的壓力是在房價日益攀升的現下還要買房子。 同時，不只是生活費很貴，主計部的調查指出薪資不但停滯，而且個人支出佔薪資的比例越來越高，高到九成，甚至九成五，甚至有些地方是超過一百，變成負債。換句話講說，在這個時代裡面，假設薪資不變，但平均支出的錢變多了。 最後一件事情是政府的政策－稅收。政府的稅收在台灣沒有什麼重分配效果，因為台灣的稅率很低，只占GDP的百分之十二，亦即台灣的經濟活動一百塊，最後有十二塊要拿去繳稅，而這十二塊的分配，大部份不是真正有錢的人或者企業財團繳的，因為它有很多的減稅措施，或者各種透過會計逃漏稅的方法。換言之，在制度上面，不但稅金收的很低，而且它的重分配效果也很差，這個12%相對於其他各國，大概是全世界第三低。全世界前一、二名，就是經濟化程度極高的香港，這個數字都是百分之二十；新加坡也是二十幾，歐洲國家甚至到四十、五十都有。 除了稅收沒有重分配效果，再來就是債務危機－公債。公債危機裡面又還包括社會保險的危機，例如現在最常討論的年金改革。勞保的年金報紙常報，勞保未來大概五年或七年後要破產，這種訊息會讓一些資訊管道比較不多的中老年勞工去領一次退，可是一次退領到錢比按月退領到的一定比較少。[2]政府不斷宣布、不斷有報章雜誌頭版說勞保危機、要破產了，讓很多人因為恐慌去領一次退，這樣的訊息一來除了鼓勵他們領一次退，趕快領，政府未來就不用付給你，還有第二個訊息：未來政府可以把該給的給付降低，例如未來假如工作三十年，勞保年金一個月大概可以領到兩萬塊(六十五歲以後可以一個月領兩萬塊錢的勞保年金)，但改二的話，1.55%的給付和所得替代率，下降變成1.3%，總之年金的錢可能就從兩萬變成一萬五到一萬八之間。 政府繼續維持債務考量的是未來提交給人民的給付可以下降，所以不是現在就擴大保費以負擔這項支出。為什麼政府不擴大保費？因為擴大保費主要是由企業負擔。在我國勞保的設計裡面，勞工付20%，企業付70%，所以如果保費提高的話，企業的負擔會增加。因此，我們現在面對到的不單是前面論及的貧窮，而且我們政府對於勞資之間或者有錢人跟沒錢人之間的重分配，效果又極差，甚至可能是反重分配，以致於不但我自己窮，連政府的政策也讓情況更糟。這是我們在2008年的觀察，到甚至當時的分析也不是針對2008，是針對至少1996以後觀察到的現象，而直到現在這些現象只是越來越嚴重。   [1]二十萬的差別就是學費的落差：一個學期差兩萬五，乘以八學期。一百萬是怎麼算的？台灣三分之二大學生都是私校學生，所以以私校生計：學費一學期五萬，乘以八學期，就已經吃掉四十萬。另外再加上生活費與住宿費，尤其在私立學校，能夠住宿舍的機會很少，因為大學不負責任，教育部也沒有督促大學，學生只好自己在外面找房子。另外，在台北租屋非常貴，所以算出來其實還會比一百二再高一點點，所以假如一個月平均在住宿與生活的花用以一萬多計(相信這已經是很保守的估計)，一年要十八萬。十八萬乘以四年，再加買書等開支大概就要八十萬。所以一百二十萬是來自剛才計算的七十二到八十萬，再加四十萬學費。 [2]政府有個規定是，按月退領到的錢如果因為領受人過世而沒領滿，剩下的錢會補給他的遺族。

作者：  林敏聰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 教授 報導：  孫語辰  脈絡 編輯：  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成員、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認為，高教崩壞，緩解之道不是各說各話，利害關係者以須以「高等教育是社會投資」做為溝通的基礎，共同治理高等教育。   二十年政策，換來一場土石流 如果說，高等教育是一座山巒，1990 年代時教育部放任廣設大學就是一場暴雨，高等教育日益擴張，品質卻江河日下。二十年後，這場暴雨使山巒崩塌，形成一場前所未見的土石流，不僅部分私校營運開始被沖垮，也斷送許多年輕學者研究能力最高昂的黃金歲月、埋葬大量莘莘學子與學術黑工們對職涯的展望。 解決問題，要理解背景環境；跨科際計畫志在解決大學學科分化的困境，身在高教現場，自然無法忽視周遭這場來勢洶洶的土石流。因此，跨科際計畫邀請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在八月份的跨科際教育專題研討會裡講解高教問題。 這位 2005 年天下雜誌〈兩萬名「教授長工」〉專題報導裡正義感凜然的受訪者，十餘年來持續關注高教議題。對於如何阻擋這場高教土石流的衝擊力道，林敏聰磨礪出屬於他自己的心得。「我不同意用 PK 的方式，」他表示，「整個社會裡有很多 PK 的機會，但 PK 沒辦法解決問題。」   跳脫零與一之間的對抗 原訂一個小時的演講，林敏聰準備超過 60 張投影片，從頭耐心地解釋他的思路。「以往解決問題的模式，是權益受害者站出來抗議加害者。如果協調不好，受害者有能力動員一定數量的人，就有可能一定程度改變權力結構。」可是，現在社會面臨的問題越來越複雜，不必然只是零與一之間二元對立的 PK，就算同是受害者，可能也會有觀念或問題描述上的衝突。 問題結構的變化，使得改革社會的行動不必然只有打倒宰制者一個選項，還需要建立利害關係者共同治理公共事務的機制。這與過去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關注後常態科學、公民科學與互動型專家等概念，摸索如何橋接利害關係者的初衷相互呼應。林敏聰開始把這個社會模型應用在解決高教議題上，「不同領域、不同位置的人，對自己切身的問題，感觸都很強，也會強調大學教育不同面向的功能。」對家長，大多覺得投資高等教育是自我實現與社會階層流動的管道；對科學家，高等教育培養尖端科技研究人才；人文社會學家認為高等教育要以社會責任與社會關懷為己任；通識教育聚焦在博雅素養；產業界則希望高等教育是免費、廉價、速成的人才來源。 「大家對問題的描述，也有各種學理；但是，大家對台灣的共識或方向，卻沒有有效、可以溝通的基礎。」不同人對高等教育有不同期待，事實上都指涉相異的公共資源分配策略，「但我們到底要什麼呢？」不同的團體、階層或身份地位的人須要尋求對高等教育的共同想像，共識越大，就越能找到共同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