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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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失求諸野,野亦復沉淪-論張愛玲重訪邊城時的懷鄉意旨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重訪邊城〉一文於2008年初刊登時,《皇冠》雜誌給予了如下的標題:「台灣和香港,在張愛玲眼中皆屬『邊城』,透過她的眼睛,我們仿佛穿越時光,看見了一個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以及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 在台灣現在最大的網路論壇批踢踢有一種出於經驗歸納的說法是:「前五樓的推文決定底下風向」,意思是一篇文章-哪怕是最粗淺的,前面五個下評論者的意見會決定之後多數的意見。 因為皇冠出版社長期的與張愛玲作品合作,當期編輯下的這不到七十字的判語,除了決定了之後的風向之外,還更有一重權威性,決定了我們讀這篇文章該帶有的情緒與觀點。 從上段引文本文刻意粗體標示之處,可以知道本文認為可以商榷的乃在於兩個部分-實際上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與「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這樣的說明非常輕盈,在所有正面形容的表述中我們被指定了〈重訪邊城〉極可能是一篇輕鬆愉快的遊記,在台灣,因眼睛主人是初來乍到,所以新陌生人眼裡看到的,是「奇特的生命力」;在香港,因眼睛主人幾次居住又長期就學,老在地人眼裡看到的則是「舊時尋常生活」的復現。一新一舊,恰好相互對比,兩種願望一次滿足。   在這樣的介紹下,幾篇順著本文發佈而發佈的文章經常看見類似此論:「描寫台灣的廟宇、里弄,香港的建築、店舖,筆下寫來活色生香,鄉愁四溢,耐人尋味,儼然一篇專業的台灣風土人情考察記」,或是「張愛玲拉拉雜雜地寫了南來的外省人的生活,寫了買花布、買金首飾等等,那花團錦簇的散文筆法,彷彿又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書寫《流言》的、下筆華麗繁複的張愛玲」,順著這些評論看來,〈重訪邊城〉的確是一篇「遊記」,而不是「論文」。 不可否認,前段引文所述的確都是〈重訪邊城〉裡曾經出現過的,張愛玲確實花了不少筆墨細細描摩那些因為公車逃票而被毆打的青年、要寄去上海的罐頭與物資(相信那幾雙綑在身上的尼龍襪很難令人忘懷),還有一段頗帶時空錯置奇幻感的買花布旅程。 不過這些「現象」到底該放在什麼脈絡下去理解呢?單純就現象描述而有的「活色生香的遊記」的評論,是否有其不見之處?或是一如大部分「張學研究」對張愛玲的文本總是有輕淺化解釋的嫌疑? 本文認為解決之道或許是重新梳理文本,並從中尋求一個較為系統性的解釋,這個解釋能將張氏意見一以貫之,避免解釋模稜兩可或自相矛盾的情形。那麼,從「回到皇冠之前」開始,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重訪〈重訪邊城〉的起點。 話若要說從頭,則必須從張愛玲履足台灣跟香港開始。1961年秋天,張愛玲來到台灣,在花蓮及臺北做了以人類學家的眼光觀察,但受限於時間只能是蜻蜓點水式的踏查後,轉至香港,停留了較長的時間。接著,在1963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國雜誌刊物《Reporter》雙週刊發表了她的一篇文章,名為〈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用英文寫成,記述她這次到訪的所見所聞。 這篇〈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刊登後,因裡面提到她留宿的台灣給將軍級別之人住宿的招待所有「臭蟲」,讓不少「愛國」的台灣張迷為之氣憤,引發了不小的「臭蟲風波」,之後,便見沉寂。接著,2007年11月,遞補父母資格的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在全面清查手邊的張愛玲資產時,發現了一篇名為〈重訪邊城〉的文稿,他憑著當中一個「 Mrs. Richard Nixon?」關鍵詞想起了這或許是〈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相關文本,兩者對照之後,發現並不是英翻中的翻譯本,而是一次再創作。 宋以朗依據文中的注釋(「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華雜誌」字樣)推斷,〈重訪邊城〉應是創作於1983年以後,距離〈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有二十年之差。接著,2008年的8月,《皇冠》雜誌650期重磅刊載了他們細心整理過的這篇重要而珍貴的文獻,本文篇首提到的題詞便是在此期中出現。這一期,在張學的研究領域又激起了一陣重磅的討論漩渦。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是用英文做的,〈重訪邊城〉是用中文寫的,但兩者的材料來源似乎一致,且重複之處並不少,一如張氏的許多中英互改文本,頗有異卵雙胞胎的味道。為了閱讀方便,茲將其整理為一個簡要表格。(〈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為英文文本,為求討論方便,以劉錚翻譯版本為主,以下同。) (表一) 〈A Retur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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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玲拜金,所為何事?─論張愛玲的金錢與性別、現代生活之間的關係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說起張愛玲,許多人立刻浮起的是上海,而與這個上海連接著的是摩登大都會,與摩登大都會連接著的是小市民,與小市民連接著的是逐利趨向,與逐利趨向連接的是世故貪財,於是香港作家黃碧雲會有如下此言:「張愛玲的小說是俗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張愛玲好勢利,人文素質,好差」[1]並不令人意外。 愛錢、算計、一身俗骨,大概是目前對張愛玲其人特質的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共識。因為她曾經這麼直白的提到錢:「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2]。在文人避談阿堵物的中國書寫傳統中,這樣的宣說頗令人側目,於是她也一併地被歸到以現世享受為生命要務的海派當中,因為他們在熊掌與魚的義利之辨中,通常捨義就利。 不過中國除了不談阿堵物的傳統外,尚有另外一支意在言外的傳統,字面上看似表意,但真正或更悠遠之意,必須在文字之外,那些沒說出來的部分才能體會。 張愛玲是否真沒吃過錢的苦?從她後期的小說中來看似乎並不然。張曾經說過她的小說都是有本的,是從身邊人的故事中提煉萃取出來的,於是,縱然我們不將《小團圓》或《雷峰塔》、《易經》中的女主人翁看成是張愛玲自己的化身,也還是能說:從這些晚期文本中,她對於「錢的苦處」,是有很深刻體會的。 《小團圓》裡奶媽韓媽早早地就讓小時候的九莉知道了什麼叫做貧窮:   「家裡沒的吃,口將搞呢?去問大伯子借半升豆子,給他說了半天,眼淚往下掉。」 「快吃,鄉下的霞(孩)子沒的吃呵!」每飯不忘。又道:「鄉下霞子可憐喏!實在吵得沒辦法,舀碗水蒸個雞蛋騙騙霞子們。」[3]   《雷峰塔》裡的琵琶也早早的就發現了錢產生的階級性與不平等,當上大人的訓斥冠冕堂皇以「想想國家在不知不覺中給了你多少」,「你的傳統,你的教育,舒適的生活,你是為理所當然的一切。你怎能不愛國?」來責備她時,她心裡早已經知道當中的漏洞:   她只作修辭,而不是現實。國家給她這些因為她有幸生在富裕的家庭。 要是何干的女兒,難道還要感激八歲大就餓肚子,一頭紡紗一頭打盹?從小到大只知道做粗活,讓太陽烤得既瘦又長得像油條?[4]   上述的晚期長篇表示在九莉與琵琶的年幼時期,縱然生活於富裕的世家大族,然而並非不知人間煙火,維持世家大族生活機制持續運行的,皆是從遼遠鄉下來的,苦的沒飯吃的窮人們,當少爺姑娘們纏著奶媽說故事的時候,「沒錢」的煎逼藉由這些故事傳遞到了少爺姑娘們的心中。 父母離婚之後,張愛玲一如傳統跟著父家過,家裡有錢,但錢不是握在她手上,她依舊得看人臉色,加上父親因為她總是與母親親近的關係,更是特意刁難:「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舖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5] 鋼琴是母親安排的,很小時候就開始學起,張愛玲曾經希望當個鋼琴家,母親走了之後,這項事業無人支持,父親和繼母抽著鴉片煙,繼母在一旁叨唸著為什麼要花這麼高的薪水請白人教師,改聘華人教師的話,薪水立刻降低不少;父親一句話不說,良久之後才從掛子裡掏摸出錢包。 這種因錢而受辱的經驗在她的年少生活中經常出現,我們可以說,或許她佻達地說「沒有吃過錢的苦」,指的是她不像那些鄉下人一樣以至於要餓飯,但沒錢的確讓她的自尊受了不少苦處,所以日後鬻文維生後,她的第一個感想是:「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6]她從沒錢的經驗中體會了錢的好處。而錢,在她生活的那個現代上海中,的確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麼錢對她來說,第一個重要的角色是什麼呢?首先是錢能夠帶來自由。   自結婚後就紛爭不斷的他的父親母親,雙方不和的新舊價值觀的戰爭,通常是藉由錢來攻防的。母親是受五四大潮影響的「新女性」,繼承了一筆遺產之後無法忍受丈夫抽鴉片上妓院的習慣,整理行囊到歐洲「長期遊學」,她母親之所以能夠這麼乾脆地做一個「時代的新女性」,原因在於她繼承了一大筆古董遺產,靠著變賣古董,踩著一雙三寸金蓮也能到歐洲,而不用重蹈魯迅的娜拉預言。 遺老家族出身的父親視單身妻子長期滯外不歸為奇恥大辱,在一次妻子回國,幫他戒菸,兩人又達成協議,似乎可以平和的長久生活下去時,又開始想逼著妻子留在中國,用的方法是使之變窮:「我父親把病治好後,又反悔起來,不拿出生活費,要我母親貼錢,想把她的錢逼光了,那時她要走也走不掉了」。[7] 張愛玲從父親母親的攻防戰中學到了錢的重要,錢之重要並不只在於物質欲望的滿足,而是在於它能夠賦一個人予自由。一個女人只要有錢,可以將傳統、家族、名聲、綱常等等一切束縛著女性,限縮她生命可能阻礙都拋將去。 她可以享受自由社交,可以上學院學畫,可以不需要以「我是某個男人的妻子」、「我是某個男人的女兒」、「我是某個男人的母親」來做自我介紹及定位。同樣的,男人之所以能控制家族內的女子,多半也是因為傳統賦予其支配經濟的權力--至少以張愛玲父母親的家族來說是如此。 在此脈絡下,我們可以重新解讀張愛玲那一篇寫於中學的練習之作〈牛〉,雖然這篇被她自嘲是「『愛好文藝』的都市青年描寫農村的作品」,所以看了「總覺不耐煩」,但祿興夫妻的命運其實很深刻地傳達了貧賤之哀。 因為窮,祿興只好賣掉他的牛,春天沒有牛耕田,只好用兩隻雞和鄰居租牛,結果牛脾氣不好,一個衝撞把祿興給撞死了,祿興娘子在破葬禮上的哀鳴頗令人同情:   「先是……先是我那牛,我那會吃會做的壯牛……活活給牽走了…… 銀簪子……陪嫁的九成銀,亮晶晶的銀簪子……接著是我的雞……還有你……還有你也讓人抬去了……」[8]   因為窮,祿興娘子「一生中遇到的可戀的東西都長了翅膀,在涼潤的晚風中淅淅飛去」。貧窮在張愛玲來說從來不是什麼號召無產階級革命的武器或手段,貧窮是最摧折人類的東西,使人失去身邊珍重的事物。 第二是錢能予人以尊嚴。我們或許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如果可以,你最想回到過去的什麼時段?」這問題預設了過往的某一人生階段總是比現在要好,有某種已然消逝的黃金年代之感。不過這個問題若拿來詢問張愛玲,她極可能端起咖啡杯,淺淺一笑。原因是她在尚不能自立時,飽受沒錢的羞辱。 念貴族中學時,「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但她的同學是一幫「太闊了的」上海上流階級,畢業後不是社會交際花就是外交官的太太,裝束自然入時。物質上跟不上同儕挫傷了她的自尊心「……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很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因為手裡沒錢,只好做窮學生、窮親戚,有一次她的舅媽看到她實在過於寒傖,衣領都翻了白毛,於是「翻箱子要把表姐們的舊衣服找點出來給她穿」,她一邊拒絕,一邊「眼淚滾下來了」,想著「從幾時起,輪到我被周濟了呢?」[9] 發表於1945年的〈我看蘇青〉,向來是張愛玲經常被提起的文章,文末一段「這是亂世」是她有名的警句。但是這篇記友散文中的一段卻鮮少被提起與被解析,她說了自己的一個夢:   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時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 我狼狽地拎著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驚醒她們, 只得在黑漆漆的門洞子裡過夜 (也不知為什麼我要把自己刻畫得這麼可憐,她們何至於這樣地苛待我?)。 風向一變,冷雨大點大點掃進來,我把一雙腳直縮直縮,還是沒處躲。 忽然聽見汽車喇叭響,來了闊客,一個施主太太帶了女兒,才考進大學,以後要住讀的。 汽車夫砰砰拍門,宿舍裡頓時燈火輝煌,我趁亂向裡一鑽,看見舍監,我像見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稱了一聲『Sister』。 她淡談地點了點頭,說:『你也來了?』我也沒有多寒暄,徑自上樓,找到自己的房間。 夢到這裡為止,第二天我告訴姑姑,一面說,漸漸漲紅了臉,滿眼含淚;後來在電話上告訴一個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裡提到這個夢,寫到這裡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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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的愛都不是真愛」——論張愛玲筆下的市場邏輯與愛情(三)

作者: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生            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三、「真愛」存在嗎?又如何可能?        和〈傾城之戀〉寫作於同一年的散文〈愛〉,講述著寥寥數百字之故事,但在這個愛情正常性混亂的年代中,可能是張愛玲最被傳誦的文本之一,〈愛〉的篇幅之短,大段引用也不覺其冗長: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   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着桃樹。 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 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 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 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女人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妻,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 經過無數的驚險的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 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1]          人們著魔於這個小詩篇,但這種著魔比較像是處在一種雲裡霧裡的感受中,很少對文字中的訊息進行緻密的分析。首先張愛玲說了一個故事,是一個長得漂亮的女孩子,有許多人來「說媒」。和首段所舉的例子一樣,說媒意味著媒合婚姻,和個人的喜好與意願比起來,更多的重點是在「兩姓之好」與「門當戶對」,後者在傳統中國的脈絡中尤其是一種對「經濟能力」與「政治權力」,及依賴於此二基礎才能夠支撐的「生活品味」的「條件一致性」派生出來的暗語,它利用單身男女人身為交換,對男家女家雙方利益進行精密的計算後,來決定是否「登對」。 其中,締結婚姻者的兩人是否彼此歡悅是被極少的考慮的,比較疼寵兒女的父母或許會讓其在婚前以各種窺視方式見一次面,來確定彼此意願(明清的話本小說經常對這樣的場景有樂此不疲的描述),然而那樣短暫的「一面之緣」更多的或許只是確認彼此外貌合不合乎心意,而對容貌之外的東西別無所知。這是五四自由話語所拒絕的,張愛玲亦說這個小康之家的漂亮女子,說媒都「沒有成功」,意味著「愛」不會發生在這種「條件的媒合」當中。          那麼愛發生在什麼時候呢?她說「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為了避免重蹈自己所不願的條件論,文本對年輕人的背景沒有隻字片語,只寫他住在對面,曾經見過面,或許有可能從家裡人的言語流轉裡聽到彼此的事蹟,也或許在禮教大防之下一無所知,「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這是他們初次對話,表面上看來是單向的,因為「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兩人靜默,對話也沒有繼續延續「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然而,愛就在這一瞬間發生了,我們不知道他們相互認識到什麼地步,也不能確定當中二人是如何判準的,總之在這樣一個近乎真空、剝除一切虛文的狀態中,愛發生了。這樣的愛具有什麼能量呢?張愛玲如此描述:女孩子後來並沒有和年輕人結婚,反而是嫁予別人做妻,又生逢亂世,不得安穩,幾經轉賣,動盪不在話下。 但是,在她垂垂老矣的時刻,她「都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那個夜晚」,「那株桃樹」「那個年輕人」。在此,這發生於一瞬間的純粹的「愛」雖然短暫,且沒有任何介質能夠維持,但是它卻是力抗人事周折,雖是瞬間但凝凍成永恆,「即永恆即瞬間,即瞬間即永恆」。看起來不可思議,但而到了這裡,我們才能理解一開始那個說「這是真的」的敘述者(或許可以僭越地把它當成是張愛玲本人),他對於「愛」是的看法──一種具有高度的偶然性卻又於偶然中留存永恆的關係。[2]        偶然性來自於在時間的荒野裡只是「剛巧趕上」的人發生的一些什麼,那些什麼可能和實際上的人生走向無所相干,愛也沒有力抗命運狂瀾的能力,但在愛落實的那一瞬間,愛便被永恆地閉鎖起來,藏在某個神祕的匣盒裡,這匣盒不可被物質交換不可被其他記憶取代,而這是「真正的愛」。        中文在線百科說這個寫「愛」的「文章卻絲毫沒有那種熱戀中人的狂熱、騷動不安的感情,更多地是蒼涼與無奈,它不是一個美麗的愛情童話,更像一則寓言」,言下之意似乎有點可惜,卻恰好地說出了某些張愛玲在這個故事中所要破解的那種好萊塢式的「騷動不安」的言情愛情劇碼,〈愛〉裡的「愛」或許不到蒼涼與無奈的程度,但就敘事者看來,真正的「愛」的確不是那種想像中的美麗的童話故事,「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時,會出現的不是狂喜痛哭等強烈的情緒反應,而只是「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然而這樣的一句話在獲得彼此的肯認之後,擁有的能量卻是永恆不滅的。        透過〈愛〉,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流蘇柳原的愛發生在戰爭當中,因為在這個去掉一切浮文的時刻,他們理解了「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在炸彈的威脅下,婚姻、財產、名分、頭銜都是虛文,他們僅剩的只有兩個呼吸著的腔體。 可惜的是,這一對或許是中國現代小說最知名的伴侶的愛或許能凝凍於瞬間但卻無法維持下去,〈愛〉裡的年輕人和女孩子是在極為平常的狀態中相遇相愛,然而柳原和流蘇卻是在非常狀態中才願意相愛,換句話說,他們相愛的基礎並非來自本意,而是陰錯陽差的外力造成。 於是,當非常轉為平常時,這對在非常狀態中結為夫妻的男女又回復到了平時的樣子:「柳原現在從來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那是值得慶幸的好現象,表示他完全把她當作自家人看待──明正言順的妻」。 戰爭讓流蘇贏了,傾覆了一個香港城完成她的心願,然而「流蘇還是有點悵惘」,因為他們婚姻的最終結果,還是缺乏愛與幸福的。        張愛玲在此展現的極理想之「愛」,嚴格又悲壯,仿若鮑曼所說:「不得不託付給命運,是愛的本質」[3]。託付給命運意味著自願地把自己的某些部分交給不可知,而因為「所有的創造都無法確定止於何境」,我們不知道愛最終會走到哪裡、愛的對象是否會如同我們希望般的對待我們和時間又會如何磨折愛,所以「愛」要承受的風險可能是講求經濟計算的現代社會中所最欲閃避的一種。 由此出發考察其筆下其它的「不純」的「愛情」文本(至少還有〈鴻鸞禧〉、〈花凋〉、〈琉璃瓦〉、〈連環套〉、《怨女》、〈金鎖記〉),便可知何以其中經常透露一種冷嘲的反諷。 在這些涉及婚姻買賣或交換的小說中,她反覆陳述著這種無愛關係的異化與恐怖。這種說明衝動甚至讓她在〈同學少年都不賤〉裡取消了文字技巧的包裝,直接藉由女主人翁陳玨之口說出:「有目的的愛都不是真愛,她想。那些到了戀愛結婚的年齡,為自己著想,或是為了家庭社會傳宗接代,那不是愛情」,「我覺得感情不應當有目的,也不一定要有結果」這樣的話來陳述己意。        但是,堅定認為愛是婚姻關係成立的基礎張愛玲,並不和當代婚紗業者或婚禮策畫公司一樣,將愛單面的視為「幸福」、「快樂」的同義詞。[4]在一九七O年代開始寫作的《小團圓》中,她便以近乎自剖的方式申明了這種「無目的的愛」潛藏著某種強大毀滅性力量。《小團圓》的男主人翁邵之雍不修男女關係,對身邊女伴的態度是多多益善為佳。他還和女主人翁盛九莉的好友文姬發生了性關係。 九莉對這一樁事件的辯詞是「她(文姬)那麼浪漫,那次當然不能當樁事」,「這種露水姻緣她不介意,甚至於有點覺得他(之雍)替她擴展了地平線」,看起來三十年前〈愛〉裡的觀點在三十年後照常不變,愛和性忠貞並不那麼密切相關,然而有趣的是,張愛玲在這數十年的沉澱中似乎看法有了轉變,九莉雖然幫之雍辯護,但並不因此就免除痛苦,雖然她並不「篤信一夫一妻制」,可是對於之雍的男女關係「只曉得她是受不了」的。   「她只聽信痛苦的語言,她的鄉音」,她愛之雍,之雍的行為給她帶來痛苦,然九莉的困境是她又清楚的認知到「他是這麼個人,有什麼辦法?如果真愛一個人,能砍掉他一個枝幹?」,在兩人信裡提到之雍的新歡的小康小姐時,「九莉漸漸感覺到他這方面的精神生活對於他多重要」,於是她強迫自己不要在意,然而, 以為「總不至於」的事,一步步成了真的了。 九莉對自己說:「『知己知彼』,你如果還想保留他,就必須聽他講,無論聽了多痛苦。」 但是一面微笑聽著,心裏亂刀砍出來,砍得人影子都沒了。[5]   九莉與之雍情感的結束便是起因於這個兩難的無法克服,這也是為什麼張愛玲在與鄺文美通信中說《小團圓》是「一個熱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迴,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這個「東西」,或許就是她的體悟:「無條件的愛之難,難於上青天」。深愛之雍的九莉,在兩人決絕之後,遭受的傷害是「吃了幾個月的美軍西柚汁,蒼老而瘦到了幾個月月經沒來」的程度,之後才緩慢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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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的愛都不是真愛」——論張愛玲筆下的市場邏輯與愛情(二)

作者: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碩士            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男性以婚姻來換取社會聲望的案例是如此慘烈,那麼女性呢?在張愛玲文本中,她們多須透過婚姻來獲得經濟保障,因而異化更嚴重。 〈留情〉常被讀為老少配遲暮之戀的小說,然而張氏藉由這篇小說欲揭示的或許正恰恰與「留情」相反。這篇小說的兩個主要人物是淳于敦鳳和米堯晶,米先生五十九歲,敦鳳三十六歲,米先生的年紀和敦鳳的舅母一樣。 這個相差一輩的婚姻之所以能夠結合是因為雙方的各有打算:米先生因為前一段貿然地踏進婚姻,雙方性格落差過多,因而多方不幸,這次和敦鳳是再婚,「並沒有冒冒失失衝到婚姻裏去,卻是預先打聽好、計劃好的,晚年可以享一點清福豔福,抵補以往的不順心」。 敦鳳則是「出身極有根底,上海數一數二有歷史的大商家,十六歲出嫁,二十三歲上死了丈夫,守了十多年的寡方才嫁了米先生」,但是她嫁給米先生是為了要「回到可靠的人的手中」,如同她對舅母及表嫂打的暗號「我還不都是為了錢?我照應他,也是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們大家心裏明白」[1]。        這些描寫在表明雙方結合的基礎「根本也沒有什麼感情的」。那麼這種無情感的婚姻是什麼情況呢?在敦鳳,總是有意無意的傷米先生的心,或是觸及其痛處。敦鳳不愛米先生,卻不允許他去探望病危的前妻,她聽到消息之後鬧著彆扭出了門,逼得米先生只能和她一起同行「等他叫了部雙人的車,敦鳳方才說道:『你同我又不順路!』米先生道:『我跟你一塊兒去。』 敦鳳在他那鬆肥的黑皮領子裏回過頭來,似笑非笑瞪了他一眼。」宣示自己的勝利;然後不知是有意還無意,在自己的舅母面前提起年紀大自己許多的米先生還有「十二年陽壽」,「彷彿是有點意外之喜」說的好像米先生應當早死;又或是經常地提起前夫,說家裏仍留有他的皮袍子,或是不斷地談到以前的婚姻生活,使得「米先生很是難堪,兩腳交叉坐在那裏,兩手扣在肚子上,抿緊了嘴,很勉強地微笑著」[2]。        敦鳳如此對待米先生或許是出於某種報復補償心理,因為她需要錢來過後半生,但是她不愛米先生,米先生從她的視角看來幾乎一無是處:「而且年紀大了,肚子在中間礙事」、「又怕他在後面氣喘吁吁追趕」、「他連頭帶臉光光的,很整齊,像個三號配給麵粉製的高椿饅頭,鄭重托在襯衫領上」,相較於「死的時候才二十五,窄窄的一張臉,眉清目秀的,笑起來一雙眼睛不知道有多壞」的前夫,米先生就是一個蠢老而肥的即將步入老年的男子,而敦鳳自己是「如花似玉的」。她羞於在人前承認米先生是自己的丈夫,她恨米先生,「因為他與她同坐一輛三輪車是不夠漂亮的」。 在米先生,雖然年邁之際得了一個年少嬌妻,可是婚姻生活似乎沒有多大的改善,「他對從前的女人,是對打對罵」鬧得雞飛狗跳,對敦鳳「卻是有時候要說『對不起』,有時候要說『謝謝你』」雙方謙讓有禮,相敬如賓,但「也只是『謝謝你,對不起』而已」他的新婚姻缺乏激情。於是米先生「不由得想起從前他留學的時候」:   ……這些年來他很少同她在一起,就連過去要好的時候,日子也過的倉促糊塗, 只記得一趟趟的吵架,沒什麼值得紀念的快樂的回憶, 然而還是那些年輕痛苦,倉皇的歲月,真正觸到了他的心,使他現在想起來, 飛灰似的霏微的雨與冬天都走到他的眼睛裏面去,眼睛鼻子裏有涕淚的酸楚。[3]   雖然不是理想的對象,然而那樣的婚姻才真正「與他有親」我們不知道米先生病危的前妻是如何待他,但至少可以猜出他們的結合除了金錢之外一定還有點什麼別的。        這對老少配的結合的異化透過敦鳳毫不留情的口中說了出來,在她和自己舅媽聊天時她冷酷的表示:   『而且對於他,根本也沒有什麼感情的。』 『你這是一時的氣罷了?』 『我的事,舅母還有不知道的?我是,全為了生活。』[4]   敦鳳為了生活,米先生為了享點艷福,或是晚年有人照顧。雙方利用婚姻進行交易,兩個人都一樣不快樂,但是並不明說,在小說的最後一段,張愛玲帶著溫柔敦厚的口吻諷刺這對夫婦:「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然而敦鳳與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還是相愛著。」但是他們之間並沒有愛。        小說起始的一段關於生火的描述乍看之下不得其解,然而走讀至此會發現指的是米先生與敦鳳婚姻生活的隱喻:   炭起初是樹木,後來死了,現在,身子裏通過紅隱隱的火,又活過來, 然而,活著,就快成灰了。它第一個生命是青綠色的,第二個是暗紅的。 火盆裏有炭氣,丟了一隻紅棗到裏面,紅棗燃燒起來,發出臘八粥的甜香。 炭的輕微的爆炸,淅瀝淅瀝,如同冰屑。[5]   炭指米先生或是敦鳳都可以成立,他/她的第一段是青綠色的樹木,雖然青澀但具有生命力,接著死了一次,通過紅火又隱隱地活過來,這談的是他/她的第二段婚姻,因著生命火盆裡有著炭氣,於是紅棗(敦鳳/米先生)丟入之後,發出了甜粥的香氣,然而小紅棗燃燒的聲音卻是故意唱反調的一般「如同冰屑」,他的第二次生命如此,「活著,也快成灰了。」 這篇小說雖然稱做〈留情〉,但通讀全篇,我們能夠知道其實講的是一個婚姻交易「不留情」的故事。[6]        女性的生存處境一直是張愛玲最重視的問題之一,她在當中有焦灼、有同情、有批判,有一種反覆陳述的衝動。她最有名的那闕傾城的戀曲,寫的是一個有錢的花心華僑和一個沒錢的喪夫寡婦的高級遊戲,同樣因為「各取所需」最終譜成了一個悲喜交雜的慘傷調子。 故事中,范柳原不要婚姻責任,但對流蘇的容貌與身體頗有興趣,想要她當自己的情婦;流蘇不願輕易獻身,而是把其當成籌碼,欲交換「范太太」的名分和隨其而來的財富安全。流蘇在柳原的要求下冒著失身的風險到了香港,和柳原進行各種鬥智和「高級調情」,[7]「然而兩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盤打得太仔細了,始終不肯冒失」。 誰也不肯讓對方佔了便宜。他們的往來並沒有愛,更像是競技。兩人談了一場虛實交錯的戀愛,誰也不知道哪句話是真的哪句話是假的。但是從段落可以看出還是柳原高明一些,在一次深夜的電話談論中,他對直接對流蘇挑明了自己明白她的意圖: 我不至於那麼糊塗,我犯不著花了錢娶一個對我毫無感情的人來管束我。 那太不公平了。對於你也不公平。噢,也許你不在乎。 根本你以為婚姻就是長期的賣淫──[8]   「婚姻就是長期的賣淫」,這句話的脈絡是柳原批判流蘇交易婚姻的做法,柳原這裡的語氣顯然是不贊成的。[9]流蘇聽了賣淫論被說破心事,拉不下臉氣得掛了電話,然而這場兩性之戰尚未結束,隔天他們在海岸上散步時遇到熟人,稱流蘇為「范太太」,對話之後流蘇才赫然發現柳原在香港與她同進同出之原因:   流蘇吃驚地朝他望望,驀地裏悟到他這人多麼惡毒。 他有意的當著人做出親狎的神氣,使她沒法可證明他們沒有發生關係。 她勢成騎虎,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爺娘,除了做她的情婦之外沒有第二條路。[10]   眼看著這場賭局她是要輸光了,於是流蘇決定回上海,她是下了一著險棋:「他不過口頭上佔了她一個便宜。歸根究柢,他還是沒得到她。既然沒有得到她,或許他有一天還會回到她這裏來,帶了「較優的議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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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的愛都不是真愛」——論張愛玲筆下的市場邏輯與愛情(一)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編輯: 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一、當代新問題:多少錢換到愛情才不吃虧?        「『月薪沒7萬元不嫁』婚友社:台北女孩標準」、「女方開口200萬聘金男方不給結婚告吹」、「請問大家覺得現在女生結婚比較虧嗎?」上述這些標題每隔一段時間便出現在媒體及各社交平台中,[1]動輒引起異議交戰,煙硝四起。正方雙方看似立場迥異,但背後所依循多半是「值不值」、「划算與否」、「用我的青春來換行嗎」的市場邏輯。 在當代,本非市場的社會領域 (譬如親密關係經營) 慢慢被各種經濟估量與算計所滲透︰如何測量彼我身價、如何在一場婚姻關係中獲得屬意的經濟利益、如何將自己經營為一個高價商品好兜售於愛情市場……。 在逗點出版的《愛情市場學》一書中,作者老僑雖極力撇清「愛情不等同商品買賣」,[2]但全書彷彿一本商業教科書,他對「八十分女孩」諄諄教誨,要其「該正視問題了」,並說明如何以各式技能克服沒有對象的「困境」,當中第四部份的一章,標題是「八十分女生的必勝策略」,下轄的五個策略分別是「好的包裝,已掌握第一吸引力」、「適當篩選,但不要過度篩選」、「控制期待,降低成交後的後悔情緒」、「主動出擊,搶得先機」、「增加母數,在曲線直墜前脫離遊戲」,這些策略均為了「加強競爭力」——在這當中,人、與人際關係及情感都能被當作商品一般被鑑價與交換、販售。        面對這種種市場邏輯掛帥的話語,曾有些文學創作者,利用精密設計過的故事揭示這類情感交換的陷阱和後果,生長於一世紀前,寫作逾半世紀的張愛玲便是一例。 在目前的大眾傳播與學術研究中,張愛玲不時烙著「鴛鴦蝴蝶派」、「上海貴族才女」、「寫傾城戀愛悲喜劇的好手」等形象,而被形塑為自私、勢利、精於計算愛情觀的代言人,香港作家黃碧雲便曾言:「我以為好的文學作品,有一種人文情懷:那是對人類命運的拷問與同情:既是理性亦是動人的。……張愛玲的小說是俗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張愛玲好勢利,人文素質,好差」[3],這一段話還有不少「同好」點頭稱是,[4]然而是如此嗎?試著回應此問題前,讓我們先回到男女之情與婚姻遭逢巨大「現代化」變革之時刻。   二、不自由的「自由選擇」        在五四時期,隨著「自由」、「啟蒙」、「解放」快速地在知識份子之間成為主流話語,婚姻基石的想像,也漸從「媒妁之言」變為「自由擇偶」,時人認為舊式「婚姻,是全憑別人主張,別人撮合:把他們一日戲言,當我們百年的盟約。彷彿兩個牲口聽著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好好的住在一塊兒罷!』」[5]。顯然,「別人的一日戲言擇偶方式」的問題在於:使人在婚姻中不再成為人,而如動物般被宰制,悖反了「自由」原則,也無視個人意願,於是該被「打倒」。 魯迅那句喟嘆:「這是(他的舊婚制太太朱安)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6]令人印象深刻,可以這麼說:在五四先生們觀點中,如非憑己意自由擇偶,則不存在愛情,僅有責任與制約。 在《海上花譯後記》,張也同意傳統姻是由責任與義務所制約,但她不認為那時便沒有愛情,只是愛情不存在於婚姻、而存在於男女能相對自由結合與活動的青樓妓院中[7]:「戀愛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這髒亂的角落裡還許有機會。再就只有聊齋中狐鬼的狂想曲了」[8]。        那麼,新式婚姻以及剛剛誕生的「戀愛」話語呢?張愛玲出生於五四運動萌發(1918)的兩年後,這波新文化變革浪潮影響一代中國人之深,使她說道:「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裏」,然而此影響之接受,非全盤吸納,而是批判性繼承;她透過小說、散文隱隱告訴筆者「自由擇偶」在擺脫原生家庭的人身制約後,可能陷入另種禁箍——那是男男女女們透過親密關係及其制度性規範,來掙取金錢、物質利益或是社會聲望時可能帶來的結果。        在某些通俗評論中,〈紅玫瑰與白玫瑰〉裡的振保便被訴說為一個留洋後,依偎於「床前明月光」及「掌中硃砂痣」[9],「得了紅,想要白;得了白,想要紅;得了粉紅,又嫌不夠白(紅)」[10]的過度放任欲望與自由之男子。我以為如此說法有待商榷。如細看文本,便能發現振保的感情生涯實受各種規範與考量所制約。        張愛玲為他的感情安排了四個關鍵女子。        第一個是巴黎妓女。在窮留學生時代,振保曾去巴黎做了短暫旅行,還是處男的他在旅途時曾掙扎於慾望跟道德之間,張愛玲說他「未嘗不想看看巴黎的人有多壞」,然礙於「正直」,不願意結交知道「壞門道」者為友,在沒門路的情況下,振保百般盤算:「自己闖了去呢,又怕被欺負,花錢超過預算之外」,眼看就要空手而歸,路邊忽然現身一名穿著紅襯裙的流鶯,勾魄了「喜歡紅色的內衣」的正直的他。 終於,兩人進入了小旅館,三十分鐘過後,振保因故而感到不適與羞愧,他在心裡憤憤不平:「這樣的一個女人,就連這樣的一個女人」,即便「在她身上花了錢,也還做不了她的主人」。然而也因如此受挫,使之決心「創造一個對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他是絕對的主人」。        第二個女人是一名英國華僑,名喚玫瑰。當時振保留學於英國愛丁堡,要學成歸國前,玫瑰決心獻身於之,他雖知兩人互有感情 (玫瑰在日後越讓這他魂牽夢縈,甚至成了日後另名女人的原形),仍克制情絲,「硬著心腸把玫瑰送回家去了」,為什麼呢?在振保眼中,玫瑰因為「沒有頭髮護著脖子,沒有袖子護著手臂」,就判定她是「和誰都隨便」,「是個沒遮攔的人,誰都可以在她身上撈一把」,張愛玲在此無疑諷刺留學的新式青年,內心深處,仍持守魯迅所嘲笑「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般的舊中國道德觀。 於是他告訴自己:「這樣的女人,在外國或是很普通,到中國來就行不通了,把她娶來移植在家鄉的社會裡,那是勞民傷財,不上算的事」,在人際成本的計算考量下,振保決定做一個不傷財的柳下惠 (雖然振保生性不喜張揚自己,但當日的「坐懷不亂」,很快在他的中國朋友圈中傳開了)。        振保終於回國,最初,暫住於朋友士洪家,張愛玲寫回國時的他「站在世界之窗的窗口」,不論於環境於思想上,都「實在很難得的一個自由的人」,真是如此嗎?士洪老婆非常嬌豔,彷彿玫瑰「借屍還魂」,而名字更是春風誘人,喚嬌蕊。嬌蕊喜穿「一件曳地長袍……兩邊迸開一寸半的裂縫,用綠緞帶十字交叉一路絡了起來,露出裡面深粉紅的襯裙」,於是性好紅色內衣的振保又被吸引了。 嬌蕊還喜歡「犯法」,一次次在丈夫出差、打掃的阿媽休假時挑弄他,某日,兩人獨處一室,振保問她一個人在家怕不怕?嬌蕊倨傲又半帶誘惑地回答:「什麼?…… 我不怕同一個紳士單獨在一起的!」不過振保害怕,怕他的「柳下惠」 名聲蒙埃。然而嬌蕊「嬰兒的頭腦與成熟的婦人的美」所造成之誘惑太大了,振保最終仍解開那件紅內衣,發展肉體關係。        振保享受著—種因「不應該」、因越矩( 與「姓別人的姓」的嬌蕊媾合) 而益增的肉體快感,然而嬌蕊在性愉悅外,一句「我真愛上了你了」,表明她要的更多,這句話讓振保心裡「許多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悅突然靜了下來」,他想到洋行工作、事務所裡的氣派、外國上司對他的重用……這光明前途,恐因婚外情被揭發而破碎,他一面陶醉於情慾,一面在內心重申「好人」的願望:「是報答他母親的時候。他要一貫地向前,向上」。 如此掙扎在士洪回國前兩天解套,當嬌蕊說,「她寫了航空信去,把一切都告訴了士洪,要他給她自由」,振保的反應不是開心,而是大嘔一聲立刻向外跑,腦海裡想的是中了嬌蕊算計「像現在,他就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她愛的是悌米孫,卻故意的把濕布衫套在他頭上,只說為了他和她丈夫鬧離婚,如果社會不答應,毀的是他的前程」。 於是,他回屋後說道: 「嬌蕊,你要是愛我的,就不能不替我著想。我不能叫我母親傷心。 她的看法同我們不同,但是我們不能不顧到她,她就只依靠我一個人。 社會上是決不肯原諒我的——士洪 到底是我的朋友。我們的愛只能是朋友的愛。 以前都是我的錯,我對不起你。可是現在,不告訴我就寫信給他,那是你的錯了。…… 嬌蕊,你看怎樣,等他來了,你就說是同他鬧著玩的, 不過是哄他早點回來。他肯相信的,如果他願意相信。」[11]   聽完這段話,嬌蕊「抬起紅腫的臉來,定睛看著他,飛快地一下,她已經站直了身子,好像很詫異剛才怎麼會弄到這步田地。」,然後像是看清了什麼一樣,擤擤鼻子,擦擦臉,正眼也不看振保,離去。        振保在愛情與前程中選擇了後者,在母親哭求下娶了一個堪合理想、絕對划算的女子,是個好學生,雖然程度差課業不好,還是勤勤懇懇地查生字,極聽話,譬如哥哥的同學私下寫信來示好,因家人反對,所以「她從來沒回過信」。在合乎眾人與社會期待的這一層,煙鸝和振保是天作之合的同類人。        然而,他們婚姻幸福嗎?「振保對於煙鸝有許多不可告人的不滿的地方。煙鸝因為不喜歡運動,連『最好的戶內運動』也不喜歡」,與之對反,振保是非常重視性事的,在歡愛不合拍下之,白玫瑰「對於一切漸漸習慣了之後,她變成一個很乏味的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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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四)

作者:假鳥小姐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鹿男 基於一個令我好奇的問題「在大麻、迷幻菇與紅燈區都合法的荷蘭,是不是當地人對這些事情會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呢?」 2013上下半年各去了荷蘭一次,5月去阿姆斯特丹,11月去鹿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派對中我發現或許是因為大家都太亢奮了,而且如果自己有需要助興藥物自己就買得到,沒有習慣使用的人身上也就不會有那些東西,(可能是巧合)我那次就沒有分到任何好康(要是我自備的話跟人接觸的機會就少了),也幾乎沒有跟太多人有太多的交談。有趣的小發現是hostel裡住了很多法國人,他們表示他們每隔一陣子都會去阿姆斯特丹玩耍,這次已經是第十幾次了(法國人究竟是有多愛抽大麻XD)! 去鹿特丹的時候事情就有完全不同的發展,我和hostel裡的美洲人一起嘗試了coffee shop裡面賣的ecstasy,結果那東西真的是一點用也沒有,頂多只能讓我在當時寒冷陰雨毛毛雪的天氣裡走在街上手沒那麼冰冷而已,但是大麻厲害的就真的很厲害了,派對用的等級就真的是又苦又辣效果顯著!周末傍晚我與hostel的朋友們在派對門口等待排隊入場的時候隨機的與旁邊的當地人小聊了一下,那個晚上是我最後一晚在鹿特丹,早上就要搭飛機去倫敦了,於是就認識了鹿男(鹿特丹男子)。 由於我已經在西歐經歷了將近一年的夜生活,對於西方男子的示好招術不再隨隨便便就感動得莫名其妙,所以當晚鹿男對我來說其實也只是又一個對我這樣的派對少數民族(亞洲面孔在夜生活真的是相當少見)傾倒的男子罷了,若我再熟練的對他釋出剛剛好熟練的友善,那接下來我大概就要想辦法拒絕他邀請我去他住處坐坐了,結果果不其然。這種疲乏大概也是一種迷網吧,另一方面也因為我同時是一個旅行中的人,眼前的關係無論是甚麼樣的關係都只有當下,一年下來大致已經習慣這種緣分無常的惆悵,確實已經感覺到如果這樣一直移動下去跟任何地方都沒有連結的話,久了可能會變成一個寂寞的享樂主義者,跟我眼裡的Jeff一樣。 由於我已經熟練地知道該怎樣吸引目標男子的注意,但我同時也好奇洋人男子會在甚麼情況下對吸引他注意的神祕異國女子掏心掏肺,他們掏心掏肺又會是甚麼樣子?於是我決定對鹿男下手看看,但不要在第一個晚上就跟人家回家。我只是剛好做到了而已,畢竟明早去倫敦的飛機在訂機票的時候並無法算到這個部分。我與鹿男在臉書上交談幾次後又約了跨年,離開歐洲的最後一個禮拜幾乎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當關係建立在互信的狀況下,大麻在生活中就變成跟啤酒一樣作為消遣用,是工作後的慰勞、開車到山裡停下來的時候的享受、感情增溫助「性」放鬆。 據了解雖然在荷蘭有很多違禁品都不被禁止但當地民眾對使用這些東西的態度還是會希望是在一定的規範內,比較有名的像是coffee shop裡面不會賣酒精飲料,有些club會禁止舞客在室內抽菸。可能很多荷蘭人對於國內開放的法律覺得驕傲,但仍然可以看到社會中存在很多相關配套法規,雖然合法販賣但法律本身不合理之處仍然為人所詬病,化學藥物在法律開放的荷蘭人眼裡也是有相對保守的一方存在。 基本上鹿男相處感覺並沒有與其他國家的歐洲人相差太多,或是說這種差異是因人而異的。歐洲國家領土相接,文化因為歐元流通而降低了以國家為單位的地方特色,如果硬是要比較一個地方的年輕、自由與現代感,那對鹿男而言柏林可能會比鹿特丹更好玩、更靈活、更酷一些。 回台灣後至今(2015)在沒有機緣、物價上漲、藥頭斷貨、畢業在即…等,諸多不巧的情況下,我已經整整一年沒有使用化學藥物了,漸漸可以感覺到以前那些因為使用衣服醒來後,所有感覺都歷歷在目的躁動感一點一滴在消退,這種躁動有點像是大腦已經建立起來的獎勵機制,先前可能會光是跟人討論到那些興奮劑就會格外開心,人人都在尋求共感,但我發現這樣的狀況在一年後有點沒那麼明顯了。 雖然還是對於始終沒有嘗試過的牛糞菇[7]跟LSD深感好奇,對能夠提煉DMT的藥草—-死藤水(Ayahuasca)覺得想要認識,但更讓我感興趣的是在這些致幻藥物被當作藥草在原本的儀式中被使用的狀況。若衣服褲子被常用在今天的電子音樂場景之中使人狂喜,那其他的藥物在其他的儀式中隨著巫師的迎唱又會把人帶領到甚麼樣的狀況? 這三種致幻藥物的使用場景都更背離現代文明、更趨近於原始與自然,我好奇背後是甚麼樣的價值觀。我認為這些所謂的毒品在我身上的作用是向我展開另一個世界,而且這個世界是相當具象、相當現世的:最一開始大麻帶我看到純藝術以外的次文化,MDMA讓我瞬間經驗了草間彌生的經驗,台灣都市裡的夜生活與現代社會一樣都崇拜西方來的事物(DJ),野外的派對、街頭的派對與山裡的儀式都隱含著不同的價值觀。對我而言藥物所造成的trip不只是化學作用在腦內的反應,它更實際的引領我去經驗我所沒能去經驗的世界,一個曾經重度使用MDMA跟LSD的朋友呂曾經說她甚至覺得「有使用過迷幻藥的人才是比較完整的人」,某種程度上我還滿認同她的。   [7] 裸蓋菇psilocybe(墨西哥裸蓋菇與其它相關種一起被稱為「神聖的蘑菇」或「幻覺蘑菇」)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  全文完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一)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一)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二)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二)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三)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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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三)

作者:假鳥小姐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幾分鐘後醒來繼續回到派對,他們還分了我一點粉末狀的MDMA[5],由於一個人在外面其實我還是有點防衛心所以只沾了一點點,有一點點熟悉的反應但不至於太誇張,聽說德國的藥物純度都很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後來他們開始分LSD的時候我因為膽小還是拒絕了,但他的朋友們都混著用,現在想想其實有點可惜因為後來我就再也沒有遇到可以分到跟適合使用的場合了。 隔天一起到了柏林朝聖等級的techno club—- Berghain,以前是個有名的gay bar現在就沒有特別gay限定,但仍有相當多裸露身體的光頭壯漢在舞池中展現肌肉的光景,這個club的保全就抓舞客用藥抓的很兇(但後來有外媒報導Berghain的私人包廂內被查到有大量化學助興藥物),以至於漢堡哥分我的MDMA最後並沒有真的使用,但也還好沒有用,畢竟那個時候我已經很累了,在熟練斟酌自己的狀況跟藥物劑量之後我已經很知道自己適合使用的狀況了。 在坐著休息的時候跟附近的人們聊了起來,於是認識了條紋哥,他先是幫我買了水跟我聊聊,試圖讓我別真的睡著被保全給趕出去,並且說服我不要使用那些化學的東西,對身體不好。他表示他就住柏林,很常來Berghain,但對他來說他就是來享受音樂的,柏林人都愛techno!他都早上來跳跳舞動一動,跟jogging一樣(哈XD)。 條紋哥人很nice,但是因為我們都在趴踢裡面待得太久以至於手機都沒電了,手邊剛好都沒有紙筆無法留下聯絡方式,他認為我們不應該跳舞,而我的漢堡哥朋友又剛好來了於是就這樣散了。雖然覺得有點可惜但是交到這樣聊得來的朋友,除了盡可能的享受當下的相遇,分離的小小難過對旅行的人來說除了接受也無可奈何,大概這就是自私本身了。 柏林的下一站是哥本哈根,漢堡哥提供了一個重要景點—-嬉皮村Christiania,在那個區域範圍內大麻的販售跟吸食都是合法的,是文化保留區。在拿著地圖找路的路上認識了一樣在找路的台灣交換生,跟我一樣是去法國交換的小女生,在Christiania我們嘗試了一些大麻周邊商品,兩個人坐在路邊一邊呼著麻一邊大笑,覺得幸福與滿足(^///^)。 其實感覺在Christiania那邊使用大麻跟在歐洲其他地方使用沒有差太多,大多是當作與人交朋友的社交媒介跟菸酒差不多,雖然歐洲很多國家大麻並不合法但也相當普遍。在大多數人眼裡吸食大麻並不會有法律或是形象上的顧慮,使用與否就是個人好惡的問題,但我發現當這個話題在法國我的中文使用朋友之間開啟的時候,時常會以相對沒有那麼開放的態度去議論,說中文者無一例外,原因實在搞不清楚,察覺之後我就決定在中文圈低調行事了。但也因為大麻在歐洲的使用狀況太過平常,偶而有機會使用到反而變得有點沒甚麼特別好拿來講的了。 在西歐的幾個大小都市城鎮旅行的那段時間偶而真的會碰到在派對上願意提供興奮劑的人們,但有時候都覺得體力上在那個時間點已經無法再消化那麼刺激的東西就拒絕了,或是我覺得在意識還算清楚的情況下跟他們喝酒聊聊天更能夠滿足我對他者的好奇心,也不會因為我拒絕他們的好意而不歡而散,供需之間都是很尊重接受者的意願的(2014年回台灣之後有遇過台灣男生加K他命到酒精裡面給我的經驗,非常低級,不多做說明,只是相較之下很難不對國內男生起戒心,這次經驗之後也讓我對化學藥物更加謹慎,也漸漸淡出特定派對空間了)。 2013年的暑假我回台灣兩個月順便去了野台開唱,在那邊跟熟識的老朋友小棵樹少女在覺得有安全感的、舒服的電音的空間內搭配軟的[6]衣服半件。雖然我覺得很美好但是需要一直讓朋友看管照顧也不是辦法,短暫的小失控跟低潮來襲的安全感喪失,漸漸讓我不再想使用衣服,或者說等到我確定哪個情況是安全可信任的時候就可以放心地適度的使用,但之後就也幾乎沒有遇到這樣的朋友跟這樣的場合了,頂多跟朋友聚聚的時候圍著傳遞著同一支捲著大麻的菸草。那種溫馨更為穿透人心。 偶而跟以前常玩藥的朋友聊到也發現大家漸漸都不玩了,之前會這樣沒有壓力的酗酒嗑藥也是因為暫時還沒有面對生活跟未來的迫切感,雖然大家現在都積極的在為了生存而做出努力,但是當有跟人圍著分享大麻菸的時刻,儘管朋友又換了一群人,還是會因為再次感到這種溫馨覺得非常快樂,當然大麻在腦內跟體內的作用也非常的爽,但欣慰的是我們還有一點生活的空閒跟自在可以聚在一起經驗同一種愉快的恍惚。   [5] 同「衣服」,只是在國外稱之為MDMA或Ecstasy。 [6] 衣服有分硬的跟軟的,效果不一,聽說連上面壓的圖案不同效果也會不太一樣,不知道真的假的。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一)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一)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二)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二)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四)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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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二)

作者:假鳥小姐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突然就可以理解草間彌生為什麼說她只是把她看到的東西畫下來,他畫之前就已經見過他要畫的東西了,點點與網狀物。最後我還經歷了腦內的小死,忍不住就叫出來了,還好房間沒人超怕外面聽到的(>///<)。最最後終於漸漸冷靜下來,手沒那麼抖可以拔隱形眼鏡了,精疲力盡慢慢睡著。一度覺得可能完了,我的心肺狀態像是瘋狂跑了整個晚上,但平常又沒在運動,要是心肺無法負荷就真的完了,應該要覺得害怕,但在冷靜下來之前,興奮狂喜跟疲憊就蓋過害怕了。 後來我花了一點時間查找我到底是吃了什麼藥,娛樂性藥物的相關知識,在祭典禮的應用,在不同階級的社會中使用態度上的轉變…等等,還有我幻覺中見到過的圖像竟然跟美金上的一樣(在這之前我還真不知道),與共濟會的關聯,與腦內松果體結構的關聯…等等與等等。還試圖記錄下查資料過程中可能聯想到的brain storming圖,那個圖圈圈連圈圈的網狀結構複雜的程度幾乎是我的筆記裡面最複雜的了。   接近傍晚的時候大碗公先生表示要來看看我,一起吃個晚餐,從板橋開車到關渡來找我,我整個只有累,吃不太下,有一搭沒一搭的亂聊,他表示單身以及單身的緣由,說他昨天很擔心我。接下來的兩天也沒甚麼食慾,我們保持聯絡,但一直都聊不太起來,他從事演藝相關,是製片助理,偶而拍拍廣告,之後我們又約了幾次趴踢,懂得控制劑量後陸續穿了幾件他的衣服,倒在他懷裡,搖頭跳舞,低落癱坐後他提供摸摸拍拍抱抱,天亮早餐各自回家,重複再重複最後一次約在ROXY99。 2013過年後我就去法國了。他總是試圖表示什麼,但在穿衣服後的親密總是讓我無法判斷我們的關係,衣服會在腦內生效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也只在生效的時候會有所表示。 雖然我們在日常狀態下也與趴友們約過一兩次,但無從判斷狀況,平常在訊息上的互動也還好,最後我仍然不知道該怎麼回應在ROXY99那晚癱坐時他在我臉頰上的親吻。 但是究竟要多赤裸的表示才是表示?有些表示為什麼故意要躲在玩笑後面?一句實話究竟要怎樣講才像真的? 2014回台灣後某個晚上我們又在臉書上聊了起來,他平常話很少個性比較ㄍㄧㄥ,通常都是用了東西之後才比較能像一般人一樣閒聊,跟我在網路上聊到深夜也是因為他自己在家穿衣服配酒放放音樂一個人chill,還問我還記不記得我離開台灣前最後一次在ROXY他偷親我,他覺得有點抱歉因為他覺得他佔了我便宜。   JEFF 到法國後一下飛機我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下午立刻飛柏林找J,與J的關係斷斷續續直到2013年底。 最後一次見面是2013年底在巴黎,我差不多沒剩多少日子就要結束在法國的交換了,我已經很熟練大麻的吐納跟歐洲口味,又苦又嗆,效果顯著,已經會主動討著抽,跟他在陽台外冷風中一起,配蘋果酒(他特地為我準備的),跟一顆糖果(中和那個苦苦的味道用的),後來我刷牙刷了不知道到底多久哈哈哈哈哈! 我們一直都沒有真的在一起,像戀人一樣互相承諾,這原本是我很不能接受的,這很像是某種魔咒,我至今不曾跟任何人真的如戀人一般公開宣示為穩定交往中。J在很後來的前陣子(2014)跟我提到了他沒跟我說過的事,J表示他是個不容易投入感情的人,即便他活了這麼大歲數(今年46了吧,對我們各方面都很有距離),也頂多2次與人覺得相愛,這可能是使他適合當藝術家,但他想跟我說並不是他不愛我,而是他不太容易愛人,不知道我聽不聽得懂。   趴場的異國男子們 2013年我開始了一年的交換生生涯,主要活動範圍在西歐,由於在台灣接觸到techno也很享受在趴場中與人接觸的氣氛,我認為這是與他人相遇最自在的空間,一方面是好奇的電自子音樂原本發展的場景;另一方面我想要以最local的方式去觀光,所以如果在最自在的空間與當地人接觸跟談話,應該就可以用最接近當地人的角度去認識該城市,所以這一整年在西歐的旅行地圖幾乎圍繞在特定風格的派對上:朝聖等級的techno club、廢墟趴、嬉皮村加上名DJ出沒的時間表。 有趣的是,作為一個女性並且是亞洲面孔瘦小身材的女性在夜生活社交場所中所具有的優勢與劣勢,也在這一年當中漸漸自我意識並且自我認同。   漢堡哥 4月的時候來到柏林,techno聖地,工業風格的電子音樂最著名的城市,在這裡每個周末的大眾運輸系統24小時營運,週五晚上的捷運上有各個年齡層的人,大家都打扮好了手裡拿著啤酒往各自的熱鬧去的樣子。 我在Wedding區的一個廢棄游泳池的派對上認識了漢堡哥(方便起見歐洲男子的代稱我都統一用地名來幫他們取匿名,沒有惡意,覺得俏皮),他是漢堡大學醫學院的學生,跟同學朋友們來柏林度過周末。他表示柏林人的派對都是36小時沒有停的,他整個假期的安排都圍繞在不同的club裡面。因為他我多去了兩個計劃以外的趴(真他媽超累),也第一次的見識到BDSM的現場表演。 漢堡哥說在柏林很多派對都是禁止拍照的,那是因為要保護趴場遊樂園中使用各種助興藥物的舞客們以及確保業者能夠繼續營業,club外面附近的警車只會抓不負責任的舞客,避免過度失控的狀況發生,其他法律邊緣的事警察基本上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漢堡哥自己也辦趴踢所以也很知道趴踢在德國的生態,酒水在club裡面通常都賣得很貴,因為買的人不多,大家基本上都會自備助興藥品,有時候這些東西也會是主辦方會準備的項目之一。 我跟漢堡哥與他們朋友們分享了大麻以外還抽了一個神奇的東西—-DMT,他跟菸一樣是捲在菸紙裡用抽的,作用時間甚至比大麻還短,因為是第一次使用也沒有聽過,他們用英文也不好解釋索性就說:feel it!小小一口就讓人極其想睡(我撐著頭他們一直叫我別睡別睡),非常難以解釋,我覺得那個想睡並不是真的想睡而是遁入黑暗,頭特別重但同時也不希望被打擾,這種感覺是很個人的,不像是大麻很適合分享跟同樂,在作用的當下並不會希望社交。基本上是愉快的,這是其他迷幻藥都沒有的狀況。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一)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一)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三)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三)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四)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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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一)

作者:假鳥小姐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JEFF 開始接觸到大麻,印象中是2001年第一次獨身去巴黎的時候,因為Jeff, (加拿大人, 2010年被邀請來數位藝術節的藝術家) 那個時候對才子還很執迷不悟一廂情願愛哭又愛跟, 現在不知道還是不是。從他貼給我的維基百科上我大約有個概念這是一種毒品(drug), 好像是大麻還是罌粟花的種子記不太清楚了, 但是如果告訴警察那他們是真的會來抓人。那個時候還沒抽菸所以也不太知道怎樣吸食, Jeff也沒試著要說服我試用,「這東西就像任何東西一樣, 你有試過那你就是有經驗過, 沒的話就是沒, 就這樣」,他淡淡地如此說。 他在碰我之前會抽, 創作的時候會抽, 朋友來找他的時候會抽, 有時候是當成跟人家借東西的禮尚往來之類的, 一定會配啤酒。 隔年還是因為Jeff,暑假的時候假借是他的工讀生的名義跑去蒙特婁他工作室一個月, 跟在巴黎的時候一樣他幾乎每天下午傍晚都會抽一點配啤酒, 要離開的最後一周我開始想要試試看, 為了想在窗邊跟他做同一件事, 即使還是不太知道怎麼吐納。   蔬菜哥 2011的時候認還識了一個神奇的人物—-蔬菜哥,他是我開始跑趴生活的起點,第一次遇到他是在台藝圖文系館頂樓的OPA(理化兄弟學生時期辦的校園頂樓趴),遇到的時候他已經先喝一輪了,說我的絲襪上的白色方塊圖案很像是貼的。我只是說「喔對阿, 很多人都覺得很像[貼紙] 」他就立刻像是被搓到甚麼關鍵字一樣問說你也有在貼嗎?(指指舌頭)我那個時候還不知道[貼紙]就是LSD[1]的黑話, [郵票]也是。 後來他就開始在那邊自我介紹說:「我吃素,全素,因為要愛護動物」(露出手臂上動物們的刺青),「你看啤酒也是素的阿,菸也是素的阿,跟你說我抽我都抽五爪的(暗指大麻),媽媽說要多吃蔬菜馬~我就照做了啊!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叫他蔬菜哥XDDD。他知道我說要去加拿大的時候還說要小心那個國家, 看國旗(紅色五爪的葉子)就知道壞壞的(甚麼鬼XDDD)。   當時我才剛開始讀研究所,剛從台藝畢業,目光狹窄如法式純藝術在台灣(這是現在看回去當年讀完台藝四年後自己的樣子,總是用現代主義藝術的價值觀去思考眼前的東西,時空錯置立場漂浮),蔬菜哥的存在對當時的我來說實在太難以理解、太ㄎ一ㄤ、太好笑了,基於對瘋子的好奇,我莫名和他相談勝歡。後來學校裡面新的教官來說我們太大聲吵到後街的居民,還潑酒把電腦弄濕, 趴踢於是結束, 我跟朋友們趁亂提早走了。 蔬菜哥是我接觸異己很重要的起點,他自稱無政府主義者,熱衷戶外趴,熟悉地下音樂發展背景,長期身處於台灣的嬉皮/龐克文化跟社會運動(會去士林王家擋怪手或是各種護樹運動的那種);因為有一點女裝癖所以也會關注性別議題跟BDSM;家裡撿了一堆舊家具,抽屜裡有幾棵蘑菇跟些許白粉(一邊獻寶一邊覺得自己該戒了);藥物小知識方面,從電影小說音樂到使用者心得分享以及前輩小叮嚀。 對當時剛大學畢業不能更學院派的我來說,蔬菜哥實在是不能更有趣了, 即使沒有一起享用,但也相當開眼界,我對迷幻藥開始有點好奇帶點謹慎,對於各種既有的道德跟法律在跟他聊天的過程中了解到另一種態度。   同學、美國打工仔 在開始跑趴之後我主要活動範圍大約在the wall, pipe, revolver, 一開始跟研究所的幾個同學一起, 常在玩團的同學跟一起去的學長有時候也會拿出大麻混菸草捲著大家傳著抽, 那時候覺得像在做壞事, 抽到了大家還會有一點竊喜的感覺。後來在那邊認識新朋友後我大約每個月都會去個一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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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我們看小說

原文題目:Pourquoi lit-on des romans ? 資料來源:法國雜誌《Sciences Humaines》 作者:Héloïse Lhérété * 本文轉錄自翻譯‧文化普及 (網址:http://sabrinayeung.blogspot.tw/2011/06/blog-post_5835.html) 翻譯:Sabrina Yeung   譯者前言:以下這篇關於我們為甚麼讀小說的翻譯,不是甚麼高深的文學理論。對讀文學的人來說,可能會覺得不過如是。但我喜歡這本雜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作為一本法國的文化普及雜誌,它的中間點拿捏得很好。既不會太高深,嚇怕非文學專業的人,同時不會言之無物。所以作為通識,這類型的文章或許可以拿來作參考篇章。   為甚麼我們看《包利法夫人》或《達文西密碼》?為那些全是編造出來的故事而激動,為那些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人物的命運而哭泣,這有甚麼好處呢?娛樂不是小說的唯一貢獻。小說的婉轉,擴闊了我們的經驗,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角度看世界和看自己。 小說運作得很好。每一年,它的銷量比人文學科的出版物多銷售六倍以上。這個數字尚未包括暢銷的青少年文學。為甚麼小說如此成功呢?答案並不明顯。小說既不聲稱是真理,也不聲稱是客觀的。閱讀小說需要幾小時,幾日甚至幾個星期。有怎樣的結果和怎樣的回報呢?我們在小說中能尋找到甚麼呢?而這些我們尋找的東西,既不在電影、也不在理論書藉、亦不在當代消費社會中如洪水一般的娛樂事業裡。 獨特、短暫、微小 在這項調查開始之前,讓我們先看看「小說」這個詞。我們談些甚麼呢?同一詞,配上不同的文字,可以得出不同類型的小說: 主題小說、現實主義小說、偵探小說、連載小說、書信體小說、低俗小說、女性小說、兒童小說、武俠小說、拉法耶特夫人、普魯斯特、紀堯娒馬斯……我們常常嘗試把寓言、童話、短篇、神話、回憶錄等排除於小說體系外。但我們有時又願意接受某些在互聯網和手提電話流傳的,新的敘述方式。這樣的目錄編排沒有足夠的說服力。正如莫泊桑的警句:那些敢說:「這些是小說,那些不是小說」的評論家,仿佛有天賜的敏銳觀察力,然而這份觀察力與無能是多麼的相似。 小說是複數的,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倉促地讀完一本小說。小說的形態永遠在變化,這種永恆的變化反而就是小說的本質。不管小說想探索甚麼知識,或當中含有甚麼理論野心,小說仍然是最不科學的論述。小說不展現事實,不探究概念,不歸納觀點。但小說也像科學一樣,反對隨機和意外。然而同一時間,小說也不表現普遍性和概念。小說高舉獨特的、短暫的、微小的、感性的事物,一個偶然的相遇,一顆心的跳動,情感的暴力或口角爭吵……因此,人們把小說置於消遣或情感活動這個範疇,而更說教性的出版物則被置於知識類的範疇。「科學是真正的認知範疇」美學專家Ronald Shusterman說:「小說從來不是一種知識。」   更了解人類 然而,很多聲音提出文學對人的啟發能力,甚至認知能力。我們在小說尋找的,或許就是更加了解人類、世界、生命這一點。因此托多羅夫指出:「文學是第一人文科學。」Gérard Genette、Jean-Marie Schaeffer、Rainer Rochlitz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說,小說的貢獻是認知。歷史學家在文學中尋找「歷史事實」,即使是認知科學也以自己的方式去建造這個理論結構:用他們的知識武裝大腦機制,他們試圖涉足文學批評。 在這場風暴裡,仍有一個問題使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認知科學家感到為難,而這個問題也奠定了文學和以上這些類別的分工:小說可以帶來哪一種獨特的知識呢?誠然,小說可以再現「歷史世界」,解碼社會關係,或者以一種生動的方式告訴我們人類的心理。然而,從這個角度來看,相對於其他人文學科、散文和電影,小說並沒有與別不同之處。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必須區分知識的內容,承載知識的文本是一個中介者,想像力會從之展開。把Jules Vern簡單定位為他那個時代的科學普及者,則錯過了他筆下的尼魔船長總令青少年嚮往的那份激情,亦忽略了《海底二萬里》(1870)中最古老的策略如何激奮人心。同樣,《異鄉人》(1942)在某些方面也綜合了存在主義哲學的重要主題:孤獨、死亡、差異、荒謬。但正如羅蘭‧巴特指出的:「使《異鄉人》成為一部作品,而不是一篇論文的原因,就是人類可以從這部作品中不僅僅找到一種道德,還能找到一份心情。」我們可以對偉勒貝克的小說講同樣的話。他的小說告訴我們愛情心理或色情旅遊,但當中的基本價值只在獨特的氣氛中表現出來。 氣氛,一個世界的氛圍躺在紙上,一個人物的心情由情節構造:直觀地說,我們感到作者的字句說了一些東西,而這些東西就是我們的時代或我們自身的獨特。更準確地說,這些東西的質感由夢和句子組成,而不是事件和觀點。小說同時豐富了我們的語言能力,和我們對真實的理解。Anne Barrère和Danilo Martuccelli說:「為了思考人和社會,小說炸毀所有事件的分類,但它仍為社會學家提供了一個特別的材料,刺激他們的想像。」   代理的生命 道德哲學對小說的教育意義感到興趣。其中一個著名的代表人物Martha Nussbaum強調,某些地方,哲學不能證明的,小說卻能表現出來。小說作者的藝術在於如何觀看世界,而讀者的藝術就是在於如何回過頭,借用敘述者的眼睛。在這方面,小說可以讓人交替地代入一個偵探、一個愛人、一個獨裁者或一個孤兒身上。某種意義來說,小說給了我們一些代理的生命。自童年開始,小說便把我們的經驗倍增,讓我們與自身生命的複雜性相交,如同與其他人的複雜的生命相交一樣。法國人 Michel Picard在《閱讀作為一種遊戲》(1986)裡,提及如何靠一種來自虛構現實的經驗去建立生活模型。換句話說,小說讓讀者體驗那些現實中不能過的生活。讀者可以自由地選擇處境,然後在沒有經歷真正危險的情況下,得到這些處境經驗的好處。 因此,小說其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面向,在於它的心靈感應功能。閱讀小說時,讀者突然發覺自己能說出一些不屬於真實中的自己的經驗。看 Marguerite Yourcenar的" Memoirs of Hadrian"(1951)時,我把這本回憶錄中的「我」當成我自己。我發現自己附身於一位垂垂老爾的羅馬皇帝身上。這種代入小說人物的內在經驗是如此獨特,有時令人不安、有時令人振奮,沒有一套電影可重現這些經驗。因此我們理解為何由小說改編的電影總令人失望。 在認知過程的同時,讀者重新發現一個強烈的情感歷程。所有小說都是在表達我們的智力,但同時也表達我們的心。自Umberto Eco把閱讀和棋類遊戲比較後,Picard先生重提這個遊戲的意象,並豐富它。據他說,閱讀小說結合了兩種不同,但都很有趣的活動:遊戲(game )和玩(playing)。遊戲(game),像所有棋類遊戲,根源於理性:這是益智遊戲,需要我們的智力、適應能力和策略。玩(playing),根源於想像力:這是角色扮演,我們要認同其中一個虛構的人物。一方面,讀者與人物一起出逃,在時間中旅行,生活在令人興奮的情節裡。另一方面,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斷想像其後的情節,並保持批判的精神。這個模式的優點是既沒有忽略閱讀的益智層面,也恢復了所有虛構敘事的想像旅程。   閱讀愉悅的回歸 在這方面,一些文學理論家質疑情感、愉悅和消遣等主題。對大部分讀者來說,他們看小說首先是為了逃避現實和消遣,更多於為了反思和獲得某些知識。這個情況長期被文學理論所蔑視,因此它要尋找新的、非常認真的文本作為它的推廣者。但《在小說中的效果──人物》的作者Vincent Jouve則提出要把人物重新置於文學討論的中心。這位理論家認為讀者最基本,最開初對文學的情感,來自於對人物的認同:「因為有一條情感紐帶把我們和 Rubempr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