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社會

作者：徐豪謙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生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前言 男同志按摩業之於我，原本只是一個維生之計。然而因為大學唸了一點社會學與性別研究，想不開要報考碩士班的時候就決定以此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從此過著精神分裂的日子，幫客人按摩的時候時不時要跳出來思考現在的對話與互動模式有什麼社會學意涵，閒來無事與同事閒聊的時候也要突然打住反芻同事的談話內容。 由於我尚未進入到正式的研究階段，在這篇文章中的任何分析僅限於初探階段，僅僅是把我手中有的一些零散的資料彙集整理而成的一篇文章，在論述與分析上有不夠周全的地方還請見諒。 本文主要的分析素材來自我自身於台北的男同志按摩店家從業經驗的反思，以及與其他同事進行的非正式訪談。然而因為此議題之特殊性，一方面礙於台灣現行法令的限制，另一方面則礙於我仍在該行業當中，有些資訊的透露並不是那麼方便，因此，我也將用匿名處理的方式書寫我的個人經驗以保護我自己。請各位理解我必須這樣處理我的資料，同時也歡迎各位帶著開放或質疑的態度來閱讀這篇文章。 在將我的職業當成田野之後，我開始有機會到一些地方與別人分享這個行業的情況，其中有不少聲音認為男同志按摩業作為一個性產業來說，似乎相較於異性戀的性產業更為平等，男同志按摩業按摩師（以下簡稱為男師）相較於女性性工作者更有能動性，同時，也有不少人對於我在分享過程當中提到男師與客人的各種激情互動，男師如何在勞動過程中實踐其個人的情慾，表示嘖嘖稱奇。 然而本文將要提出在這些光鮮亮麗外表下的另一個層面，男男性產業看似是一個更為平等的性交易關係，但是這個平等關係卻也是男師的壓迫關係。男師在勞動過程實踐情慾主體性，並獲得消費者尊重與平等對待的背後，事實上是一連串情慾、親密關係與金錢的角力。     性與工作的交纏   「剛剛做到的那個客人屌～超～大！」 「欸！你那個客人也太優了吧！」 「齁～好久沒按到帥客人了喔～」   上述的對白在男同志按摩店的員工休息室出現可以說是一點也不奇怪。不同於過去大家對於性工作者（特別是女性性工作者）的想像，在男同志按摩業中，總是時不時能聽到男師在工作的過程中，也同時實踐其個人的性愉悅，在幾次非正式的訪談中，也曾聽到男師與客人進行性互動時，慾望如何被消費者撩起。 上述的例子讓我們看見性工作並不僅僅是一份工作，工作者在進行性勞動時其私人慾望並未就此進入真空狀態，使其變成一個不帶有私人慾望的勞動者；反之，性工作者在進行性勞動時，其勞動過程時常是與私人慾望混雜在一起的。 正如陳美華在其經典著作〈公開的勞務、私人的性與身體：在性工作中協商性與工作的女人〉一文所提及，她認為「性工作中，『性』與『工作』的關係……不是『非A即B』，而是『既A且B』的關係」。然而，性勞動與私人慾望的交纏對我來說並不僅僅是歡愉的那一面，而男師的勞動過程也並不都是像前面三句對白那樣讓人興奮刺激，多的是對男師來說不合胃口的客人。 本文在此希望小心避免在談論在談論性工作者「性」與「工作」時，將愉悅的性歸類為前者，而不愉悅的性歸類為需要進行邊界管理的後者。如果我們將喜歡與不喜歡等各種性表達，都視為是來自於我們慾望表達的一部分的話，性工作的每一個時刻似乎都與其私人的性交纏在一起。而這些對於喜歡的、不喜歡的，各種的慾望表達，也將形塑男師的勞動過程：   不想被摸真的不是我的錯，他真的不是我的菜。 我就跟他說「不好意思，我們這裡沒有這樣喔」。 可是如果是上次那個ABC帥哥， 我就「啊～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讓下面碰到你的手」（家凱）   縱使是一些不太喜歡的性互動，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男同志按摩師作為一個性主體，其主體慾望將如何形塑其勞動過程，影響其與客人的互動關係。在網路時代資訊流通的情況下，男同志按摩師會依照個人喜好給予差別待遇的情況，似乎也漸漸成為各個消費者必備的常識。 有許多消費者會在網路論壇或BBS分享自己的消費心得，有的消費者得意洋洋地述說著他與男師火辣激情的交歡場景，說著哪個師傅不收小費就幹了客人或被客人幹；但有的消費者卻只能講述自己與男師相敬如賓的窘境，糟糕一點的，甚至連最基本的「Happy Ending」都沒有。[1]而上述兩種情況，在許多網友的眼中，都可以以消費者是不是師傅的「菜」來解釋。 當有消費者分享自己與男師的大尺度互動時，許多網友都會說只要你是師傅的菜，什麼都是有可能的，甚至有些網友分享自己與男師香豔刺激的性互動過程時，還被要求要附上原文作者的照片以合理地解釋這一切；而某些消費者沒能得到最基本的手淫服務的時候，這些消費者倒不見得會怒氣沖沖地要求店家退費，在分享文中，他們時常以自己並不是男師喜歡的外型來合理化自己沒能得到性服務。 消費者會出現這種「菜」的敘事邏輯，除了在自身與他人的消費經驗中，體認到男師可能會有差別待遇之外，更重要的是，許多男同志按摩業的消費者，並不把該行業視為是性產業。台灣的男同志按摩業為了規避法令，一般只會寫出按摩時數相對應的價錢為何，消費金額直接的對價關係是按摩時數而非性服務。 雖然少數店家可能會曖昧地寫上「機能保養」、「會陰保養」、「前列腺按摩」等暗語，但多數店家對於這些資訊事實上是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不少店家甚至在網站上表明自己並未提供性服務，以此避免性交易相關法令可能帶來的麻煩。 除了店家想避免性交易相關法令之外，消費者端似乎也不想認為自己是一個性消費者，甚至當有些網友在論壇上詢問特定師傅是否有提供插入式的性服務時，會被其他網友譴責，認為該名網友不應該將男同志按摩業視為性產業。 因為許多消費者並不將男同志按摩業視為是性產業，很多消費者想要碰觸男師的身體時，也會先詢問男師的意願。有些消費者表示，他並不覺得來消費就應該要得到這些，不認為來消費就有資格觸碰男師的身體、與男師進行性互動。 對他們來說，跟男師的性互動必須建立在尊重男師的基礎上，必須是男師心甘情願的。因此，沒得到性服務是可被接受的，消費者頂多只是下次不再選擇該店家或該名師傅，而不會大聲控訴自己沒得到性服務的情況。     理想的性交易典範：真實性 消費者端選擇尊重男師，希望自己與男師的性互動是在男師心甘情願的情況下進行，除了希望能夠與性消費者的污名身份劃清界線之外，其在性交易中追求真實情感也是一重要因素。美國社會學家Elizabeth Bernstein（2007）認為，在現代生產模式與人際關係轉變之下，各式各樣的服務業要負擔更多消費者的情緒，性消費型態也從過去追求身體的使用權利轉為更大量的情感支持，異性戀男性消費者在性消費中期待得到如同女朋友一般的相處經驗（girlfriend experience），消費者因而期待勞動者提供更多情感與身體互動過程的真實性（authenticity）。 上述的「菜」的敘事邏輯，事實上也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對真實性的追求上：消費者與按摩師是因為對彼此有感覺才有親密的身體互動與情感交流，而非建立在交易的強制性之上。 一次，我與一位客人聊天的過程中聊到他之前曾經給一個身材樣貌、按摩技術與服務態度都沒得挑剔的師傅服務過，然而縱使該名男師的服務再怎麼好，他永遠不可能是100分的師傅：因為該名師傅是名異性戀者。在這位客人的陳述中，異性戀男師永遠不可能真心與你進入情感與性關係，因此他服務再好也是枉然，他永遠不可能符合消費者所欲求的真實性。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到性傾向作為一個因素，其顯現出真實性在男同志按摩業之中的重要性。 消費者對於真實性的要求，形成了某種男同志按摩業的服務典範，而許多男師也察覺到這個典範的存在已成為男師必須服膺的某種標準。有一次，在我待的某一個店家新進了一批新人，但這批新人來沒多久就走了，我某位同事Louis對這件事情的評價為：「哪那麼容易做，這種工作要會約炮、愛約炮的人才能勝任的職業，（這工作）這麼神聖」。 Louis將個人私人的性實踐、性態度作為能否勝任這個工作的要件，背後似乎反應了若非真心接受這些大量與陌生人的性接觸，並無法待在這個行業，私人的性態度之於該行業是重要的。我的另一位報導人Chris則講述了其演出被拆穿後對於該行業的新的體悟：   「有時候當然會演啊，但是你在演其實有時候客人都知道。有一次我一個很熟很熟的客人，我在舔他奶頭的時候，他就故意學我裝出那個反應，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很靠北啊，覺得吃飯的伎倆被拆穿了(笑)。……所以後來我可能還是會演，但是有時候我會覺得演比較不好，倒不如你真心在當下，試著打開自己，讓自己試試看。 雖然一開始你可能很不想碰他啊什麼的，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說那個才是我真正的專業吧，就我可以做到別人不能做到的事情。……他可能長得不好看，但也許他身材不錯，或是他雞雞很大之類的。…… 我覺得我們這邊跟一般約砲或是去三溫暖不太一樣，一般約砲或是去三溫暖，你可能用三十秒判定這個人O不OK，可是在我們這裡的話，畢竟你前面要先按摩，你有兩個小時的時間要跟他互動，你也就有兩個小時的時間可以發現他的優點。 可能他穿著衣服的時候不怎麼樣，但是身材很好，或是聊天過程中覺得這個人滿不錯，可能很談得來之類的，就可能也會比較願意跟他有一些身體接觸。」(Chris)...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2003年12月29號，中山分局丁員警以「台北→e同去郊遊」帳號，在男同志聊天室「UTHOME」裡釣魚，晚上11點多，員警收到私訊，是住在晉江街的小良以「台北→both無聊」發送的。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書詳載兩人對話內容如下︰ 小良 (11:30) 衣服*1=450*5=2100 小良 (11:33) 你要多少 小良 (11:34) 最多420，一顆啦 丁員警 (11:35) 那5000給我幾顆 小良 (11:36) 12顆 丁員警 (11:37) 等於一顆400幾啦 小良 (11:37) 我送你一顆「威」(即威而剛) 小良 (11:38) 頂多多送你一顆「威」(即威而剛)啦，現在都漲價了 小良 (11:38) 以後再拿就給你優惠 丁員警 (11:54) 要去哪拿 小良 (11:54) 古亭捷運 小良 (00:05) 過了今天就不是剛剛的價錢 小良 (00:06) 快來啊 到了交易時間，換由丙員警進行面交，雙方一陣交談以確認為網路聊天對象後，小良便帶這名警察一同走入晉江街巷內，並從家裡拿出一包紙袋交予丙員警，員警打開紙袋，確認裡面有12顆小藥錠，旋即知會在旁埋伏守候的甲、丁二人一同逮捕了小良，經憲兵司令部刑事鑑識中心鑑驗，確認有6顆 MDMA(深棕色)、及6顆 PMMA(淺棕色)。， 在世紀初的台灣男同志用藥文化中，快樂丸扮演很重要角色，一般認知的快樂丸成份是MDMA，但由於藥物市場被《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打入地下化，藥品純度難以透過藥品檢測等把關以獲得保障，在「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2005年的研究中，「收集了從2002年至 2004年在台灣緝獲含 MDMA成分之搖頭丸錠劑，共136顆」，透過全質譜掃描（Full scan）等方式化驗之結果顯示「含單一 MDMA 成分之搖頭丸為最大宗有...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一、媒體製造的性侵—從一樁G水致死案談起 2012年11月15日，一群20初頭的青年男女在參加完台北西門町的廟會活動後，晚間10點多前往桃園縣某家KTV飲酒、歡歌，據其中郭姓男子追憶，大夥喝不多，約莫6到8支600 cc 的金牌台灣啤酒罷了。帶著微醺，四男二女於隔日 (16) 凌晨兩點多再奔向桃園市「皇冠汽車旅館」803 號房續攤。 依高等法院的判決記錄，一行人進入房門不久，郭男便為自己及友伴們調了摻有GHB (俗稱「神仙水」、「G水」或者「迷姦水」) 的蠻牛提神飲料，一人一杯，均飲喉下。不知是否統一口供，眾人都表示在5至15分鐘後，「昏昏沈沈的，意識不清楚，全身沒有力氣」、「開始有點想睡覺，不太知道旁邊的人作何事」……。 滿室迷濛中，一名十七歲少女 (判決書均寫作A女) 表示作嘔，在兩位男仕攙扶下進到廁所吐了一陣，然而出來仍不見好轉，據友伴憶訴，她在抱怨完頭疼後便陷入深長深長之昏睡。不知是低估藥物傷害、或者害怕施用毒品之舉將東窗事發，這五名友伴拖延近四個小時，才在曦光初現的凌晨六點多時將少女送往醫院急救，然而少女再也沒醒來。 法醫判定是藥物中毒造成持續缺氧，進而併發多重器官衰竭死亡。肇事者自然為郭男，不過桃園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都判定郭男之罪乃「過失人於死」，其行非出於故意；且雖造成A女獨殞其身，但包括郭男在內的眾人也都承受藥物的強烈生理影響。 這樁悲劇在12月4日於各主流媒體曝光，由於資訊來源都出自少女家屬，應是家屬不滿偵查現況後主動接洽；相同故事，經由鎂光燈照耀後便產生出與判決書全然不同的敘事及情節發展。不論文字或影視記者都再三暗示郭男 (乃至眾男) 行為是故意、甚至懷有惡意，譬如《中時》當天的新聞標題即命名為〈損友誆解酒 17歲女喝神仙水腦死〉，文章內容則稱A女「原本猶豫，但被大家慫恿喝下」；與男性「蓄意」暴力相對，女性的無辜清純形象則被不斷不斷放大，於是A女在報導中有了名字 —— 當新聞人物有了名字，一張陌生面孔便成了一名可被辨識、被指名道姓稱呼的主體，他／她與閱聽眾之間的隔閡可能因此漸漸消弭，尤其此名字是如此無邪稚氣——「笨妞」，在記者筆下，笨妞「平日上課正常，外貌可愛人緣好，沒嗑藥跡象」，別說嗑藥，就連抽菸也只被發現過一次，在教官告誡後便不曾再犯了。[1] 郭與眾男的蓄意及惡意指向怎樣之暴力呢？《中時》還算節制，點到為止，《蘋果》則極其露骨地將新聞標題訂做《「神仙水」性侵 少女命危》，報導聲稱A女「下體新傷痕，疑遭性侵，醫院報警調查」、「警方昨查出這名女生確喝下摻有『神仙水』（俗稱液態快樂丸）飲料後昏迷慘遭性侵」… 這些警方、院方發言看似有據，但資訊來源未經求證、日後也不見存於法院判決記錄，僅是家屬發言的轉述[2]。在證據薄弱的基礎上，記者進一步加油添醋，直引「毫無人性」、「要他們血債血還！」等家屬的激動發言，甚至搭配動態新聞，動態畫面中，郭男笑盈盈拿著藥粉，輕挑地往飲料中灑倒，此時旁白說到：「其中一人，趁機將神仙水摻入提神飲料」，但畫面不只郭男一人，他背後還有兩名男性彷彿共犯般，指指點點並不時竊笑。 《蘋果》動新聞的擬實並不精確，G水一般均是以液態狀銷售，以高濃度盛裝於小瓶罐中，需要施用時再酌量倒出並做稀釋，然而這不精確的擬實畫面，倒很貼切呈現了「下藥」場景，而這正是在政府長期反毒教育宣導下，一般公眾對G水的印象與認知。基於此種印象及認知，同日亦報導此事件的《民視》再一次強調G水列身於「三大約會強姦藥品」的恐怖[3]；《東森》亦表示G水「無色、無味 …藥性與李宗瑞涉嫌迷姦模特兒的迷幻藥相似[4]」；《蘋果》則引述了毒物學者林杰樑說過的話：「神仙水俗稱液態快樂丸，是三大強姦藥之一，特性是白色粉末，無色、無味，加入液體呈透明，不易察覺」，並在文章最後，以極其限制人身自主、訴求女性自我管控的方式，呼籲「女學生出遊安全」，建議「穿著服裝切勿暴露」、「不要飲食來路不明的食物，飲料離開視線不要喝」……[5]。     二、G水普遍用於迷姦？— 法律審判證據 那麼G水是什麼呢？在不同脈絡下，G水也可能被喚作神仙水、迷姦水，依主要化學構成則可分為GHB及GBL。GHB(Gammahydroxybutyrate)是種中樞神經抑制劑，主要以液態狀被稀釋後吞用，目前所知對生理造成的可能影響多是短期效應，如施用1至4 ml的量，一般在10至15分鐘內便會產生作用，但來得快也去得快，藥效多在45至90分鐘之間，諸如興奮與性慾上升、昏眩、脹熱、作嘔、視力模糊、乃致昏迷都是可能引發之效用。[6] 即在昏迷這點上，讓警方與媒體得以大作文章，在法務部發佈的毒防增修公報中 (2001.06.27)，GHB便因其「無色、無臭、無味」的特性，「經常被濫用於俱樂部內，而導致中毒與約會強暴之結果」，因此被列管為第二級毒品。[7]一但法律如此界定，上行下效，警政署等各部會便也如此展開宣導，譬如今年3月，台北市警察局大同分局便發佈了一篇行政指導文宣，文宣標題為「強暴藥物G水國內現蹤又名神仙水，液態無色無味作用快速讓人昏睡不醒」[8]。 但真如此無色無味、難以避防嗎？英美論壇在討論G水味道如何時，一片倒采，要麼說 「The taste is just as bad」(嘗起來超糟糕) 、要麼抱怨「heavy chemical taste」( 有濃厚化學味) [9]，但絕非無色無味；即便在國內，其實如疾管局在做防制宣導時，便曾提到G水「因為苦味…多會摻在飲料中使用」，[10]而同屬警政署權管的《刑事雙月刊》更稱「非法製造之GHB通常為透明澄清或淡癬色液體，帶有鹹味或化學味，製毒者為了掩飾味道，會另外摻加人工香料、運動飲料或酒」，[11]加工後的G水離「無色無味」自是更遙遠了，為什麼相同政府、甚至相同部門對同件事之觀察，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呢？ G水在2001年被列為第二級管治毒品的官方理由，非常薄弱，不儘無法好好求證上述「無色、無臭、無味」的特性問題，也未能向公眾提出「經常被濫用於俱樂部內，而導致中毒與約會強暴之結果」的事實依據，在如此證據薄弱之基礎上，政府便不斷放出「G水＋ K＋FM2 ＝...

翻譯：凱莉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本文編譯自The clock is ticking on a time bomb that could blow up a free internet: the TPP 原文作者： Evan Greer     經過多年暗箱，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終於公諸於世。該協議不透明的作業流程，以及其過度的規範範圍引起國際輿論的一片嘩然；其被嚴厲指控的罪名包括侵害勞工權利、危害環境及公共衛生、衝擊小型企業與新興公司。 但其中最重要的議題，係在其對網路的影響。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是由包括美國在內，一共十二個國家共同簽署的具有法律拘束力之協議；為了起草及討論，產業的說客們及政府官員們進行了數月的閉門會議，然而記者、人權社運群體及技術專家卻被排除在外；事實上，將這份協議視作單純的「貿易協定」是不太恰當的；其六千一百九十四頁，總共三十個章節，記載著種種無關關稅抑或進出口的政策主張，令人瞠目結舌。 TPP的最終版本證實了支持者最深的憂慮───其急遽放大了著作權法執法範圍，不僅嚴重威脅人們在網路上獲取資訊及表現自由的基本權利，亦有藉刑事打擊網路犯罪之名，實則廣泛地進行網路審查的疑慮。 想充分掌握並了解這即將脫序的狀況，必須明白一個前提：著作權法對於用戶在網路上能「做什麼」及「看到什麼」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而美國的著作權法執法體系已多次被特殊利益團體要求就網路上合法內容進行增選審查，其曾被用來攻擊LGBTQ網站、審查偵查性報導、以及消除那些含有背景音樂的自製影片。 在通篇協議中，知識產權章節佔據了多項為人髮指的規定；這部分最嚴重的問題在於，其將美國崩壞的著作權法體系輸出強迫各國遵循，而且並無要求排除用以保護言論自由的合理使用條款。 該章節其中一項條款，要求TPP會員國就著作權時限的規定，應統一為創作者死後七十年，這項規定將使無可計量的資訊、藝術及創造性知識無法適時揭諸於公共領域；事實上，延長保護時限不僅不合理，亦等於允許政府及企業濫用著作權法恣意審查內容───畢竟是如此大量的知識資訊將受為期幾十年的保護限制拘束。 該協議甚至明定出「恣意審查」的「活屍條款」。有鑑於其性質和內容與闖關失敗且已禁止適用的網路盜版法案非常類似───該法案要求網路服務供應商扮演「著作權警察」，要求其創建箝制系統，倘有著作權人要求撤除著作內容，即使該著作權人未取得法院命令，網路服務供應商也應即刻照辦。 尤甚者，其以法律豁免權作為利誘，支使網路服務供應商「不經意地」抹去不應撤除的資訊；而要求國家針對侵權人施行嚴厲的刑事制裁及罰款，即是這項法案傾倒的最後一根稻草───因相較著作權人實際損失，該罰則明顯大悖比例原則。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也將影響一般網路用戶。協議中要求簽署國公佈真實姓名的數據庫、部分網域的相關地址等規定，不僅對網路隱私權構成威脅，且將惡化身處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的處境；但另一方面，亦能揭露詐騙、騷擾及杜防網路小白。 企業的願望清單仍未停止。險惡且涵蓋範圍廣闊的商業機密章節以及嚴厲的罰則規定，將威脅透過網路接觸或暴露企業機密的檢舉者及記者，即使僅是過失也難逃一劫；而另一節規定中則隱約就刑事犯罪規定搬弄文字遊戲，總體而言即是放寬解鎖或修改用戶的手機，或任何其他用戶私有設備的規定。 然而，最終版協議中最令人驚訝的並不是知識產權章節，而是「投資人與地主國之間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中關於知識產權執法的規定，即：倘公司認為受到投資國法律不公平限制，至無法迅速賺錢時，能於國際法庭秘密起訴之。 諸多證據足以證明新聞媒體封鎖了此議題，然而批評及討論聲浪卻在網路上源源不斷。只要想到倘這項協議有施行的一天，便令人不寒而慄；因這不僅將踐踏我們的權利，更將直接從根本上摧毀我們所擁有最有力的武器───巨量的資訊───其讓人們得以緊追時代議題、揭弊除惡，並得以聽見那些為了追求更美好的世界而掙扎的，數以百萬計的聲音。 幸好，事至此仍未成定案。該協議在成為法律施行之前，仍必須經過各簽署國國會之批准，美國也不例外；如果你擔心TPP將如何影響未來的網路世界，現在就是利用網路表達主張的好時機，畢竟，現在仍是自由且開放的。

作者：紀金慶 台中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拉圖(Bruno Latour, 1947-)，科學技術學(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簡稱S&TS)的重要理論家。 他在80年代對於科學與科技的研究如《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 :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與《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挑戰了許多現代社會對於科學的迷思，而在90年代後的著作中則試圖將他研究科學與科技的理論成果進一步的延伸到社會學與哲學的視野，思考如何將科學「適度的」擺放回現代社會。 拉圖是人類學研究起步的法國思想家，一個哲學後設的想法使得拉圖將人類學研究手法引入科學與科技研究領域之中。在拉圖的博士論文階段，拉圖思考，過去人類學研究主要研究所謂落後地區的土著文化，而這些研究也通常保留自視文明的國家對於原始部落的懷疑。 依據人類學研究的執行原則，在人類學研究的考察過程中既要詳實的紀錄受訪地區的資料，並且同時必須保留所謂觀察者獨立於採訪部落信念的觀點，於是拉圖設想，同樣的人類學研究態度為什麼不能轉向高度現代化的文明國家？試想： 如果在原始部落中，酋長或祭司的宗教活動是引領整個部落信念的神話發源地，那麼在高度現代化的科技社會中，擁有大型企業或國家政府資助以及社會期待的科學實驗室何嘗不是我們理解現代社會神話的關鍵場域。 這個基本想法構成了拉圖在1979年與伍爾加合著的《實驗室生活》的研究手法，拉圖認為：既然依照人類學的行規，你不能盡信(當然也不是完全否定)研究對象自我認定的話語與信念，那麼作為科學技術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實驗室人員或科學家，在考察研究中的適當地位則應該是研究者的「情報供應者」，亦即一個特定的、當然的情況提供者，並且最終是一個可被質疑的情況提供者； 而在後來1987年出版的《行動中的科學》這本著作中，拉圖則是以人類學家的研究角度追問：那些研究「野蠻」思維的人類學家，為什麼不以同樣的手法去涉及「科學」思維的實驗室？而既然原則上允許人類學學者可以通過「重述」來「檢視」原始部落人的信念時，為何不能以同樣研究方法去「重述」並「檢視」科學社群？人類學研究為什麼不能質疑實驗室裡的科學家，是不是我們現代科技社會部落製作神話的祭司？當然可以。     拉圖的許多研究都將焦點擺放在科學社群的日常實踐活動上，而不同於過去科學哲學家喜歡談論科學的可靠性、基礎、發展與危險 (例如早期的現象學、批判理論、實證主義、波普的否證主義或孔恩的典範說… )，喜歡整理科學方法和合理性的種種形式條件，拉圖認為科學技術學的研究應該去研究構成中的科學過程，即「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 拉圖認為只有忽略過程而僅接受科學研究結果，我們才會理所當然的認定科學只是「發現事實」，而非「製作事實」。例如在《實驗室生活》中，拉圖舉例在核磁共振分光技術中，人們不能說自然存在一系列分裂的實體，因為這些「實體」是透過技術識別過程中的存在方式，因為沒有分光光度計，就沒有光譜，這些「現象」依賴設備，它們完全是實驗室條件下的產物。 圍繞著實驗室的研究活動是文獻紀錄系統、儀器記載的能力、為實驗條件下浮現的經驗現象作觀察、貼標籤、編代碼、登記卡片等日復一日的活動，而最終通過討論賦予最晦澀的資訊「自然科學之意義」，用意是最終能「製作出事實」。而當一個事實的條件構成及其歷史全部失去歷程特性時，並融入由研究者提出的宏大知識整體時，「事實」就被承認為「自然」(nature)了。 拉圖強調，從「既成的科學」(ready made science)的結果來看，我們會被說服科學研究告訴我們什麼是「實在」；而若從「形成中的科學」(science in the making)過程觀之，我們發現科學研究活動的起點是一個由設備、機器和同事們所包圍的特殊時空，當研究群的爭論逐漸激烈起來時，應該去觀察的是這些研究者各自有什麼表現，他們各自抓住、援引什麼樣的新因素來說服同行直到研究群如何被說服停止相互討論；而在科學形成的終點，在科學研究的報告中環境、地點、甚至人物都消失了，結成科學研究認定的「實在」(real)，所謂的「黑盒」(black box)。 拉圖選擇以黑盒子來形容實在，意味著對拉圖而言，科學性的「實在」(real)本身並非天經地義的「自然」(nature)，而是在一連串條件因素在製作過程中連結、縫合過後的產物，在這樣的過程中，「自然」的製程從來不缺乏「社會性」元素的參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學性實在」的概念重點，與其說是一個驗證上的真假問題，不如說是一個連結性強弱的問題(powerful or powerless)。拉圖提醒我們留意在科學研究實踐過程中，科學理論的製程並非僅僅只是觀察經驗、歸納經驗而後理性推論(reasoning)與論辯(argument)的過程，研究者也必須同時留意「修辭技術」(rhetoric)在生產科學論文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地位。 最後，拉圖強調一般被人們視為雖與科學研究活動相關卻非科學本質的外部條件，例如科學必須與商業、政治與社會共識的結盟以解決設備、資金以及合作網絡等關係，無論是在拉圖研究科學史時重點描繪的內燃機發明者狄賽爾(Rudolf...

作者：賴柏宏  政大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特約編輯：詹詒絜  歐盟 Erasmus Mundus 環境科學、政策及管理碩士     前言 我們曾看著其它國家一塵不染的街道與環境而羨慕他們擁有較好的公民素養，我們也曾立志及要求自己在跨年後不留下任何一項垃圾，以證明我們也具有良好的公民素養。但這樣的行為需要不斷地被鼓勵及監督，情況時而良好，時而失控。 至今，我們仍然常見到活動結束後，滿地垃圾的狀況。但垃圾的處理僅止於表面問題，其實還有更多關於「永續」的細節藏在活動舉辦的過程中。舉例來說，你知道手上的食物是從哪裡來的嗎？你知道發生意外事故時該如何逃生嗎？你知道臨時搭建的設施可能有什麼危險嗎？你知道你的造訪對當地社區造成壓力嗎？ 忽略這些問題看似並不急迫，但我們絕對正在冒著高風險在參與各項活動。     衝擊 無疑地，舉辦活動是一項擁有整合多方資源特性的營利事業，通常具有主題性且熱鬧的活動能夠吸引大量的參與人數，也為當地帶來了許多經濟收益。像是大型活動如電玩展、演唱會、運動賽事、以及節慶活動，皆能夠吸引大量地觀光人潮。但這些活動卻也可能造成許多潛在的負面衝擊。這些衝擊大致分為： 經濟衝擊：物價通膨、財富分派不均、活動失敗帶來高經濟風險。 社會衝擊：活動發展過度將造成社會風險的增加，可能導致當地居民的移出。 環境衝擊：污染及過度浪費、雍塞交通、增加當地自然資源的負荷。 如何使活動舉辦能夠更加的永續，將經濟、社會及環境衝擊皆考量進去，則是現在活動產業與國際社群都正在關心、思考的議題。 學者將責任性活動、綠色會議、環保活動、社會責任之相似的活動管理規劃概念統稱為「永續活動」(Laing, 2010)。與環保為主要訴求之活動不同的是，永續活動增加了社會與經濟的考量，評估活動造成的各項負面衝擊並發展出永續活動管理方針(Raj, 2008)。 永續活動管理的作法不僅只是為了環保目的，也為了滿足社會責任、行銷、公共關係之各項需求。     何謂永續活動？ 學者Raj參考至今既有的活動管理政策，並提出永續活動管理架構來說明基本的永續活動如何落實。永續活動架構中列出活動規劃及管理者必須考量的十項管理議題（請參考下圖）： 組織架構：各項永續活動管理作法都必須建立在「組織架構」的設計上。因為組織架構代表的是一個組織的管理能耐以及組織內部情境，決定活動永續政策的制定以及各項活動舉辦行為，包含分派職權、與利害關係人之合作關係…等。 多元設計：避免單次性使用的設計、將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避免衝擊：針對活動舉辦充分進行事前評估，將負面衝擊最小化。 在地連結：強調必須投入時間與資源給當地社區，加強在地的影響力。 消除浪費：杜絕一切濫用資源的可能。  傳承與資訊透明度：提供活動績效指標以及未來永續行動之相關資訊給利害關係人。 獎勵誘因：讓合作夥伴都能夠享受到節省成本或是得到其他益處，例如：綠色材料優惠方案、活動期間內的公共運輸優惠方案 策略管理：必須針對各項行動進行價值分析、瞭解各項行動造成的實質效益，並且深入瞭解利害關係人對各項行動的價值認知。 教育：訓練人員並提升所有合作夥伴的永續意識，全面地達成永續管理。 場館與選址：選擇環境友善、合法性高的場地     案例呈現 以2012英國倫敦奧運為例，在規劃舉辦運動賽事的過程中，便將上面的要素都考量進去。 首先，英國政府財政部編列了大筆的預算整治了東倫敦受到汙染的工業用地；再者，其運用可拆卸式的場館設計，讓有限的觀眾席次增加兩倍以上，節省場館的佔地空間；最後，於兩週的運動賽事結束後將一定比例的選手村變成社會住宅，發展新住宅區。 這些設計和發展都不是臨時起意，而是要在籌劃過程中就融入永續的概念才能達成。此案例也讓往後的奧運賽事都要求主辦國必須符合永續活動管理之國際標準。     GRI活動產業指引 至於我們現在常聽聞許多活動主打「愛地球」，這些環保活動真的如實地愛地球或對社會、環境友善嗎？許多活動以「環保」作為主要訴求，但實際上活動主辦方到底做到了什麼？考量哪些環保面向？採取什麼行動方針（如：碳排放、水資源、能源使用、生物多樣性、交通選擇…等）？此外，活動期間內進行的各項經濟活動是否能夠回餽給當地社群？舉辦活動究竟帶來了什麼樣的社會福利？ 針對上述這些問題，理所當然活動主辦方要肩負起社會責任，而參與者本身也應該以身為消費者以及公民的權力，對參與活動所造成的負面衝擊有更多瞭解。但活動主辦方該如何提升活動永續性？而我們又該如何檢視以上問題？ 實務上，全球永續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提出了活動產業的補充指引（Event Organizers...

作者：曾容愉  歐盟Erasmus Mundus  碩士生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 Erasmus Mundus 環境科學、政策及管理碩士     有機農業及其產出研究 在全球人口持續擴張的趨勢下，對於糧食的需求同步擴張，許多報告指出全球糧食系統改變的必要。 然而，農業目前面臨兩種挑戰，其一是提高產量，其二是降低對環境的傷害，意即在餵飽人們及提供所需要的肉類與高卡路里飲食的同時，又必須將糧食生產過程中，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 目前為止，「有機」顯然是一個能夠降低傷害生態系統的農法，但過去曾有學者Seufert等人(2012)指出，有機農業的產出低於慣行的工業化農業。因此，要達到同樣的產出，有機農業需要使用更多的土地。 不過，有趣的是，當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投入生態農業的研究時，便愈加發現其好處。 倫敦皇家學會會報(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於2014年發布了一份關於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產量差異的研究報告(詳參：多樣化農法減少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的產量落差)。 報告指出，當有機農場採行生態農法(如間作與輪作)時，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產量的差距遠比先前所預期的小，或甚至不存在差距。以豆類為例，兩種農業之間的產量幾乎無差距。事實上，關於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的產量，早在幾年前(2012年)，Seufert等人發表於「自然」期刊的研究已進行比較，該研究當時指出，有機農業相對於慣行農業減少了25%的產量。 然而，在倫敦皇家學會會報的這份研究中，研究學者指出，在研究方法上，相較於兩年前Seufert等人的研究，這次(2014)的研究是採用更多的農場樣本數(3倍)，以及更為挑剔、精細的統計方法；同時，該研究也指出，兩年前所採行的研究由於統計上的偏差，錯誤地呈現有機農業產量與慣行農業的產量差距。 話雖如此，過去50年來，決策者、高等教育機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及慈善事業等機構的研究，多著重在高產出的慣行工業化農業研究，這樣的偏好在科學或政治體制中根深蒂固。 舉例來說，「自然」期刊拒絕那些質疑其2012年所發布的研究報告結果的新研究；美國農業部(USD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投入有機系統的研究的比例少於2%。但現在事實卻證明，不像昂貴的慣行精細農業，生態農法不施用化學物質，不使用基因改造種子，依然可能提供人類足夠的農業產量，同時也更具有韌性(resilience)。 生態農業需要更廣泛的被重視 以生態農法管理為主的農場通常具備有機或日趨有機的生態多樣性、農作物多樣性、農林業輪作，以及牲畜─農作物─林業混合的土地使用模式等特質，這些都使得農場系統更具有韌性。 農業管理上應該具有韌性的理由在於，面對全球暖化所造成的極端氣候事件，如乾旱、洪水、熱浪以及急凍等，其著實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同於基因改造作物僅將特定品種的單一基因組改造為具有韌性的基因組，生態農業是建立整個生態農業系統的韌性，相較之下，是以一個更完整及宏觀得觀點來執行這些極端氣候中調適行動。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並非所有的有機農業都是採行生態農法，如傳統農業般大規模及單一作物的有機農業在氣候變遷下的韌性依然很低。因此，研究所提的有機農業，特別指的是「採行生態農法」的有機農業，而非所有的有機農業。 另外，研究中也強調單憑藉著提升產量其實是無法解決全球飢餓的問題。事實上，現今的食物產量已經是實際需要量的1.5倍。因此，解決飢餓問題的關鍵，也許不在於為正受飢餓所苦的人製造食物，更在於重視「生產方式」的改變，或思考該如何讓人們可以養活自己。 以小農為例，非洲、亞洲、歐洲、美國等地區或國家，小農是世界農業的主要形式，提供大部分的糧食來源，但小農的數量不斷減少，擁有的土地更持續地被壓縮。 由於這些小農大多沒有足夠的土地(或市場力量)，大多的小農家庭目前仍時常為飢餓所苦。因此，回到問題的核心，解決飢餓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生產更多糧食，而在於如何為真正的食物生產者創造一個公平的糧食系統。 小農需要的並非基因改造食品、精耕細作，或是全球市場；小農需要的是更多的土地、水、基本建設、教育，以及健康服務，以及適合小農運行的生態農法。 案例分析 生產方式的轉變需要時間和農法的轉變需要時間和精力的投入，菲律賓內格羅斯島(Negros)為一良好的農業典範轉移案例： 國際有機農業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l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 簡稱IFOAM)主席Andre Leu指出，內格羅斯島的有機農業憑藉其先進和持續成長的趨勢，以及擴大市場占有率的能力，走在農法轉變正確的道路上。 內格羅斯島是世界上幾個最早嘗試、支持農業典範轉型的地方之一。Leu提到：「內格羅斯島的有機產品有極佳的可追溯性以及可信度，當地的有機農夫與工人將此體系運行的很棒，其產出的有機農產品有很大的機會在國際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 有機產業的領袖也進一步指出，菲律賓政府或私人機構的倡議多著重在建構有機農業，特別是建構農場組織，這成為內格羅斯島成功的關鍵。...

作者：詹詒絜   歐盟 Erasmus Mundus 環境科學、政策及管理碩士 特約編輯： 詹詒絜   前言 多來年，隨手做回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你曾經想過是誰負責在做蒐集？是誰在處理加工這些回收物品？回答這些問題，也許我們首先會想到拾荒業者、慈濟以及每天跟隨在垃圾車後面的回收車，前者屬於民間單位，後者則屬於各縣市政府環保局單位下的地方清潔隊。 民眾通常把回收物品交給這些單位，再由他們轉交給回收商，經過進一步分類後，回收物品會被送到再生處理廠進行加工，處理過後還能被使用的物質就成為二次料，回到生產循環中；無法再被使用的物質則變成廢棄物，最後會被掩埋或是焚燒。 這個程序其實延伸出另一個問題：是誰應該負擔這中間蒐集、分類及處理等程序上的財務責任？   生產者延伸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 瑞典隆德大學工業及環境經濟國際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IIIEE）Thomas Lindhqvist教授在遞給瑞典政府的環境報告中提出生產者延伸責（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概念，其意指生產者的責任應該被延伸到產品的整個生命週期。生產者的工作並不是把產品製造出來就結束，其還應該負責產品在被使用後的廢棄回收及處理程序。 其概念背後的邏輯為有鑑於生產者掌握了產品的設計、原料和生產，一個產品的產出過程和後續使用及廢棄階段上對環境影響都與前端的設計、原料和生產息息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生產者必須承擔回收、再生及最終處置的責任。 如此概念也是為了促進生產者重新思考產品的設計和原物料的使用，像是如何多利用可回收物質，以在後端廢棄處理上能夠比較順利或降低廢棄成本等，進而降低產品對環境的衝擊。 目前已有諸多國家採取生產者延伸責任的概念，但針對「延伸」兩個字，各國的詮釋仍有明顯的不同，因而目前世界上有諸多不同的政策工具來落實此概念。但整體而言，大多國家都將生產者應該負擔回收、再生及最終處理過程中的「財務責任」。     國際上的廣泛運用 生產者延伸責任目前已廣泛地在許多國家被採用，此段將從歐洲和亞洲各挑一案例來闡述在這概念如何在政策工具中被操作化，不同的國家又是怎麼去詮釋這個概念。   歐盟 歐盟將生產者延伸責任落實得非常紮實，視此概念為產品回收及設計的中心，發展出幾項非常具有法令強制性的歐盟指令(directive)，其中包含廢棄電子電機設備指令（Directive on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電機電子設備限用有害指令（Directive on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作者：黃意鈞 歐盟Erasmus Mundus學程系統動力學碩士生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Erasm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     今日人類面臨了許多重大挑戰，以台灣為例，當前我們面臨了包括產業轉型瓶頸、年金制度瀕臨崩潰、醫療崩壞、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等問題。這些問題有幾個共同的特色： 1. 複雜性：由多種不同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而產生，並且也和其他議題相互影響。例如，年金制度牽涉到人口議題、經濟發展；醫療崩壞牽涉到健保財務機制、醫病互動、藥價政策、醫院經營等因素；能源議題牽涉到不同發電方式的可行性、氣候變遷、產業發展等因素；而生態系經營管理涉及在地居民生活方式、生物多樣性保育、產業發展等面向。 2. 動態性：構成難解問題的因子不僅多樣，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也可能持續變化，導致問題的嚴重性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演變、發展，因此這些難解的問題不僅是複雜的，同時也是「動態的」。 3. 涉及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問題的複雜性意味者有多種不同的角色參與其中，這些不同的角色往往有不同的觀點與考量，使問題無法只靠少數的「專家」處理，而是需要納入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這些特色讓我們原本想要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無法發揮預期的效果，或是即使有效果卻也意外地產生了負面的副作用，有時甚至產生反效果，也使得系統動力學應運而生。   處理動態複雜系統的哲學與方法 系統動力學(Systems Dynamics)起源自美國，由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教授Jay Forrester (1918-)所創立。他早期研究電子工程，並且參與了現代電腦的開發，後來於1950年代結合控制工程(Control Engineering，關注系統內部的回饋機制與自我調節)、控制論(Cybernetics，關注訊息在控制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組織理論(Organization Theory，關注人類組織結構與決策機制)，發展出一套研究複雜系統的哲學與方法，也就是系統動力學。 經過五、六十年的發展，如今系統動力學已經被運用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科學、管理學等不同的領域，以及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等跨領域議題。 系統動力學的目標是「研究系統組成部分之間的交互作用如何產生系統層級的行為變化，進而找出能夠顯著影響系統行為的槓桿點來改善系統」。 在運用系統動力學的過程中，首先會針對想要處理的問題蒐集各種因子，接著把這些因子放入電腦模型中，模擬它們在真實世界裡的互動關係，藉此讓問題在電腦中「重現」。接著研究導致問題發生的結構性因素，最後嘗試設計對策以引發系統性的變革，讓系統往不同的方向發展。   系統動力學的特色 除了關注系統的動態複雜性，並且考量人的組織結構與決策機制在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外，系統動力學還具有以下特色： 讓思考更清晰嚴密 面對問題時，許多人會基於自身對於問題背後因果關係的理解而形成一套自己的「變革理論」，但是當系統複雜性超出一般人認知能力所能處理的程度時，人們對於因果關係的認識其實不如「自以為」的那般清楚。透過運用系統動力學，人們能夠對於整個系統性的原因有更清楚的理解，了解整個系統當中有哪些變數、不同變數之間有什麼樣的因果關係，並且意識到自己的變革理論隱含哪些前提假設。 重視模擬實驗 對於牽涉到複雜系統的問題，常因為可行性低或是成本太高，而無法透過實際的實驗來測試解決方案的效果。透過建構模型就能夠進行模擬實驗，檢視在理想的環境下，自己的變革理論是否真的能發揮預期的效果。 讀到這邊，也許有人會感到疑惑：「即使在模擬的環境下行得通，在真實世界真的能發揮作用嗎？」的確，在模擬環境下能發揮作用不等於能在真實世界解決問題；然而，如果就連在理想化的模擬環境都無法發揮作用，那我們的變革理論很可能是有誤，或者至少是不完備的。 在建構可用於模擬實驗的模型時，必須針對系統中的因果關係進行量化，並且輸入相關資料，這會促使我們對於整個系統進行更嚴密的思考，而如果在過程中發現因果關係不明或是出現資料不足的狀況，也能夠為我們指出後續的研究方向。 促進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對話與合作 許多難解的問題常常同時伴隨利害關係人的衝突，在一些公共議題的場域尤其是如此，這些衝突的成因不只是事情本身，往往還有「人」的因素：「我反對你並不是因為你的意見是錯的，而是因為這個意見是你提的！」針對這樣的衝突，由於系統動力模型容易視覺化，並且所使用的元件相對直觀，因此特別適合作為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對話平台。 透過運用系統動力模型呈現各方的意見，能夠幫助利害關係人把焦點從「人」轉移到模型上，讓每個意見與它的持有者「脫鉤」；此外，由於每個利害關係人很可能都只看到系統的其中一個面向，系統動力模型能夠幫助整合各個觀點，讓利害關係人不再只是關注各自的面向，而是能夠看到不同面向的關聯性，對於問題背後的結構形成共同的理解，甚至共同找出系統性的解決方案，而這種由一群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模型建構的方法，稱為「團體建模」(Group Model Building)。   系統動力學的應用案例 系統動力模型不僅可用於設計解決方案，也能夠作為政府對大眾溝通的工具。以下分別介紹兩個將系統動力模型用於永續發展議題的案例，第一個美國加州洛杉磯的「零廢棄物倡議」，在這個案例中，洛杉磯市政府將系統動力模型作為蒐集意見、推廣教育的工具；第二個則是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由當地政府不同部門的官員透過團體建模共同規劃改善土地利用、交通與空氣品質的整合性方案。   案例一：洛杉磯的零廢棄物倡議 2007年初，美國加州洛杉磯市政府發起了「零廢棄物倡議」(Zero Waste Initiative)，預計在2030年之前，把全市的固態廢棄物掩埋比例由38%降到0%。自2007年七月至2008年五月，洛杉磯市政府舉辦多場會議、工作坊，希望能將利害關係者的意見納入他們的「固態廢棄物整合資源規劃」(Solid Waste Integrated Resource...

Jacques Rancière：國族陣線的實用弱智[1] 譯者：莊士弘　台師大英文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原文譯自：Jacques Rancière: The Front National’s useful idiots     根據法國哲學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想法，有一群所謂的法國「共和的」知識份子有時對國族陣線(Front national)敞開了大門。在一場與埃遜曼(Éric Aeschimannm)的訪談中，洪席耶指出普世的價值何以被濫用，為排外言論所服務。[2]   三個月前法國開始為以「言論自由」及「共存自由」上街頭。而最近地方選舉也顯示國族陣線有著斬新的突破。在您看來，您是如何分析這兩件極為矛盾事件的發展？ 我並不是很確定有什麼矛盾。顯然大家同意譴責一月的恐攻事件[3]，並且大家也欣然面對後續的大眾回應。但大家一同表現出捍衛「言論自由」的樣子，讓一種困惑不斷持續。事實上，言論自由規定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同時也禁止國家不能阻礙不同的意見。但《查理週刊》一月七日的攻擊蔑視的是截然不同的原則：就是，你不能因為你不喜歡他們所要說的，就可以濫殺無辜。就是這個原則讓人們能一塊生活，並且尊重彼此。 但我們己然忽略這個問題，反倒以言論自由的極端化認識整件事情。由此，我們為這項造勢活動添加了新的篇章，因為該篇章好幾年來使用普同價值，以便加以取消部分民眾的合法地位，同時反對這些「好法國人」－共和黨員，國家世俗主義者，以及言論自由－讓移民不可避免地被視為的社群主義者、伊斯蘭教者、排外者、性別主義者、落後者。 我們常援引普世主義作為我們共同生活的共同準則，但普世主義早就被充公及操弄。由於普世主義被轉換成某個群體特徵，它的作用就是對某個特定社群的指控，尤其是經由對抗穆斯林婦女頭巾的狂熱宣傳。而[2015年]一月十一日卻無法克服普世主義的出軌。這些無差別的遊行集結了支持共同生活原則的人，以及表達排外情感的人。     您的意思是說，那些支持共和世俗(républicain laïque)的模式，剛好為國族陣線舖路嗎？ 人們告訴我們，國族陣線是「去妖魔化的」(«dédiabolisé»)。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這個政黨拋棄那些過於種族歧視的成員嗎？是的，但國族陣線的想法，與受尊重、部分屬於共和傳統之間的差異消失了。 這二十年來，有些所謂左派的知識份子，後來反倒成了為仇外或種族歧視服務的論點來源。國族陣線不再需要說外來移民要搶我們的工作，或是說他們是暴徒，僅要說外來移民不是那麼世俗主義，他們並没有共享著我們的價值，他們是社群主義者便足夠了…..。 世俗[4](laïcité,　所有人的共同準則、男女的平等)作為最高的普遍價值儼然成為區分「我們」的工具(遵循這些價值的「我們」vs. 不遵循這些價值的「他們」)。國族陣線大可不沾鍋地去說那些仇外的說法：用某種道貌岸然的方式論述仇外，其實是共和主義者提供的。     若我有跟上您的話，「世俗」(laïcité)這詞的意義己經被曲解了。對您來說，這詞是什麼意思呢？ 在十九世紀。「世俗」對共和主義者來說，是某種的政治工具，是足以從箝制他們的天主教廷中獲得解放的學派(尤其是1850的《法露法案》[5]) 所以「世俗」這個概念指的是特定方式的集合，用來摧毀這個帝國。但自從 1980年代開始，人們選擇這個概念來做為偉大的普遍原則。「世俗」原本是被視為制約國家與天主教廷之間的關係的。在此，這天大的操弄就是將「世俗」轉化成人人必須聽從的規定。現在不是國家必須世俗，而是人們得要世俗。 你如何說，有人違反了「世俗」原則了呢？我小時候在參加莊嚴的領聖餐儀式，當我們去找非天主教的朋友時，我們會帶上領聖體者的臂章，發著照片。[6]没有人會認為這會為「世俗」帶來危險。同時，「世俗」的重點就是提供的資金：為國立學校來籌措公共的基金，為私立學校來籌措私人基金。 公立與私立學校之間關係的「世俗」己經被埋葬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控制人們舉止的「世俗」，並以該成員的外表來污蔑部分族群的人。有部分的人甚至將這種狂熱推到要求法律禁止在有小孩的地方戴著頭巾。     而想污蔑這些人的意念到底從何而來呢？ 這有許多不同的原因，有些是與巴勒斯坦問題有關，以及在法國所滋養出來各種雙方互不相讓的型式。但也有個「左派的憤恨」(«grand ressentiment de gauche»)－在1960-1970年之間所孕育出，並在所謂「社會」黨掌權後而毀滅的希望。 所有共和的、社會的、革命的、進步的理想倒轉過來反抗自己。他們變成他們以往被視為的反面：他們不再為平等而武裝戰鬥了，而是反對那些似乎是「蠢貨」或「落後者」而裝起了歧視、不信任、鄙視。由於我們無法打敗日益升起的不平等，我們就非法化那些蒙受此難的人們，以合法化這些不平等。 我們思考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方式早己被翻轉，正當化了譴責民主個體與全能的消費者：亦即，譴責最無法消費的人們……被翻轉成反動式思想的共和普遍主義，由於污蔑了最窮的人，所以也是同樣的邏輯。 (編按：根據Rancière的思考脈絡，上述應指當民主出現問題時，人們慣於譴責選民的智力不足；或是經濟狀況有問題時便譴責人們不消費，等忽視結構因素，將宏觀問題化約為個體的問題的現狀。若有他解，歡迎留言補充。)     反對穆斯林婦女的頭巾－頭巾顯然遠不是婦女解放的標誌－的正當性不足嗎？ 問題是，我們要了解公立學校的目標是否為解放女性。在此，難道它不也要平等地解放工人，以及所有法國社會被宰制的群體嗎？社會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束缚，有社會的、性別的、種族的。反動的意識型態原則是確立某個限定他人的特定屈從型式。 曾經指控女性主義是「搞小團體」(«communautaire»)的同一批人，後來學會用她們自己所謂的「女性主義」來反對的穆斯林婦女頭巾。 當然，在穆斯林世界的女性地位是有問題的，但首先，必須由這些被關心的女性自己決定，什麼對她們是壓迫。總括來說，受壓迫的人必須對抗自己的壓迫。我們無法為這些人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