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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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鄭南榕「自焚」的兩種生命態度—兼論何謂批判?如何批判?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在2013年的校園改建後,成功、勝利兩校區間的圍牆被拆除而騰下一個廣場空地。是年11月,校方委由學生社團聯合會進行網路票選命名,11月30日,「南榕廣場」在3000名投票中以900多票獲第一名,但在多次的討論後,校方終以名稱涉及政治為由,於2014年1月15號的校務會議中以70比21票決議取消廣場命名。[1] 在15號的校務會議裡,成大歷史學系王文霞教授對鄭南榕及其自焚行為做出了不少評價,據新聞所述,王發言後「現場一片掌聲」,[2]但在會場外,透過校內異議性社團零貳社的現場錄音以及傳播相關訊息、動員抗議,其發言受到多日未平的各方批評。 王對於鄭南榕的評價集中在其自焚上,並從自焚事件上綱到對於「自殺」的總體思考:鄭南榕應不應該自焚?他自焚的意義為何?人們(尤其青少年)應不應該自殺?自殺的意義為何? 而對於王教授的相關質問中,批評者也針對鄭之自焚,提出了相對應而相反的詮釋;兩造的相反詮釋,反映了兩種自主放棄生命的生命態度。本文主在爬梳這兩種生命態度,並窺其涉及的政治人物評價、政治價值、歷史知識等問題。 最後,結論部分則透過兩造立場的呈現、兩種生命態度的糾纏,來看某種批判態度正在如何進行?而我們還能進行怎樣的批判?     一、不能自由擇死的自由、民主價值 當日發言中,成大歷史系王文霞從民主發展的貢獻、以及死亡之選擇這兩點 上,蓋棺以論鄭南榕:(1)關於民主發展的貢獻,王表示,「在台灣民主發展歷史過程裡面」,有太多人在民主制度、社會運動以及民主觀念的推廣上,「都比鄭南榕做的更多更多」,而她之所以會作如此發言,乃是回應「南榕廣場」理念發起人、成大政治系(並為校內社團零貳社成員)學生邱鈺萍的言論:「感念南榕學長的犧牲及努力,台灣才有今日的自由民主」。(2) 「面對生命各種災難」時,人們(尤其年輕人)應該勇於面對其中的「挑戰和磨難」,而不能、不該以「死亡」做為表達理念的方式,否則便像是「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或者像是「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因為不合我意的時候我就去死,或者你們陪著我死」。 除了不能以死亡做為理念表達的方式外,王還進一步將「尊重生命」(其實也就是個人不能自由選擇死亡)視為「民主自由核心價值」,因為她認為唯有個體活著,自我的實踐、潛力的發展才能被充分發揮,而鄭南榕的死亡違背此原則,因此其「作法對我來說是完全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王文霞如是說。[3] 這位歷史學學者的發言,逼使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個人能不能自由、自願性地選擇死亡?王的發言給出了否定的答案,而她的否定答案則建立在 (1)某種民主自由價值的信念。(2)對鄭南榕自焚的去脈絡解讀之上。 在其發言中,生命之存活,是其所謂民主自由價值能被確立、被證成的核心要件,其建立其證成,則建立在個人對於某種自由選擇的放棄上——對自殺的自由選擇;這裡便形成了一個弔詭:唯有人們放棄自由死亡的權力,自由的核心價值才能被發揮。 那麼建立民主、自由的目的又何在呢?其目的在築構一個空間,益助個體於此空間中能「充分地實踐自我,去施展他的潛力」,但是所謂實踐自我、施展潛力卻藏存一個預設,即是,自我放棄生命,不能是實踐自我、施展潛力的目標或者手段。 此種預設忽略了死亡做為生命的一個進程,忽略了個人能透過死亡來完遂自我、或恰恰是自殺乃為自我完遂的可能性,正如王以「尊重生命」做為否定自殺的選項所示:自主放棄生命不是尊重生命的一種應擇方式。 然而,讓我們回望鄭南榕的生命故事,如果關於他的一般性生命評述大致無誤、如果他的自焚與「堅持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等信念密切相關,[4]那麼我們豈不能說,鄭南榕對於自我理念與價值的實踐,正是透過自主放棄生命來加以完成?     二、「實踐理念」或者「任意妄為」? 對於鄭南榕「自焚」與「實踐理念」的連結強調,在王文霞發言風波前已陸續存在、甚至被轉化運用。將時間軸拉返到2013年,是年4月7號的鄭南榕逝世24週年紀念會上,曾為成大零貳社社長、時為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青盟)要員的林飛帆受邀致詞時,在致詞稿中引述鄭自焚前的場景與最後幾句話︰「24年前,鄭南榕在自由時代雜誌社足不出戶,面對妻子葉菊蘭的詢問:『我們怎麼辦?台灣人民怎麼辦?』 他回應:『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5]此段引述,原段落應出自《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裡葉菊蘭的記念文,但在葉文中,她對鄭南榕的詢問是「那我和竹梅怎麼辦?」而非「我們怎麼辦? 台灣人民怎麼辦?」[6]藉由林飛帆引述上的出入,原本「家-國」難以兩全的矛盾被撇在一旁,代之以對台灣、台灣人民的宏大關懷與全然擔憂(由葉菊蘭口中說出),而此關懷,在林的轉述出入後,帶染著世代傳承概念的話被鄭南榕道出︰「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在原文中所謂「你們」特指鄭之妻女),道出不久便發生了自焚事件,於是這句話便成為了某種遺言、亦為遺志——召喚「你們」來對「我們怎麼辦?台灣人民怎麼辦?」做出回答。 如是,做為下個世代者的林飛帆,便接過此種遺志而做出如下堅定回答:「我們該回答他『對,擱來,就是我們的事情了』……用Nylon那個自信、輕快、堅定的語氣,喊出自己的姓名:『我叫作林飛帆,我主張台灣獨立。』」這段話中有幾個有趣轉折——林因著一個引述出入才被生產出來的「召喚」,對之做出了熱血回應。 於是,此回應的一問一喝可說都是同一個人,而此回應有個極明確的政治目標:「台灣獨立」,除此目標外,林飛帆且在致詞中表達了「反對媒體壟斷、拒絕中國黑手干預、捍衛新聞自由」特定政治訴求,而此訴求又以「做同樣的夢」來進行與鄭等不同世代間的同在、串連。 於是在上述致詞中,我們可看到,「鄭南榕自焚以實踐理念」一事不僅被大力強調,並且,其實踐理念的「精神」被轉為一種遺產,能讓不同時空者承繼,甚至在承繼的同時,理念「內容」可被承繼者因著時空需求而自我創發,譬如林飛帆對「反媒體壟斷」訴求的表達便為一例,而鄭南榕生前雖然大聲呼張過:「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但這理念是否為鄭的遺志訴求之一?林的仿擬宣告:「我是林飛帆,我主張台灣獨立」是否對鄭進行了某種遺志代言?[7] 相對於林飛帆在鄭「自焚」與「實踐理念」間的強調與轉化運用,在王文霞口中,鄭透過自焚以進行理念的琢磨、追索一面全然被忽略;同時,更去歷史脈絡地忽略了戒嚴時代中,人們表達理念的受限性;忽略在此受限下,個人對於死亡的自主選擇,乃是表達理念的少數手段之一。 澄社等政治性社團對此事的聯合聲明中便說到:「王文霞教授……發言,重點在於面對生命挑戰,但以尊重生命的角度來論斷鄭南榕的自焚,忽略了威權時代黨國追殺的脅迫與恐怖,是一種去脈絡的狹隘看法」。 其實,王會做出去脈絡的人物評價,除了她否認自殺能做為一種生命選擇的態度(即所謂「尊重生命」) 外,還在於她做為學術體制認可下的歷史學者,卻缺乏史實明辯、缺乏歷史性的同理性理解,不思辯相異時空對於生命、死亡的相異看待,亦不思辯鄭南榕(「自焚以實踐理念」)與自身(「自殺不能做為一種生命對應」)間不同的生命態度是否源於時代影響? 聯合聲明接下來的談述,便是要所有關注此事件的「我們」能異時設想,去「思考在甚麼樣的壓迫下,導致有人不得不選擇自焚」。[8] 王文霞在缺少歷史的同理性理解之下,又透過一次又一次列舉以將鄭南榕的行為定在一個錯誤理解的座標,而所有列舉都指向如下評判:鄭之自焚乃出於一種「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的任意妄為。她當日做出的每一個比附,譬如「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甚至類比做「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都是要突顯鄭自殺內含的任意妄為、只憑己意而行。 她發言中最受爭議的炸彈客譬喻,並非要就之進行自殺、殺人之爭,也並非要強調他是否如恐怖份子是否引發大眾恐懼,而是,要藉之批判鄭南榕「不合我意的時候我就去死,或者你們陪著我死」的行舉,因為此行舉並非「面對生命的挑戰和磨難」時的良好應對。[9]     三、對自焚的崇高化解讀 面對王文霞如此去歷史脈絡地認知,批評者們紛紛強調鄭自焚的理想性,以區分王進行的類舉比附,譬如時事評論者魚夫便稱︰「一個人自焚,用生命去實踐他在政治上的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主張,卻被一位……教授以極盡侮辱的字眼公開形容為『伊斯蘭炸彈客』或男女之間的分手傷害」,[10]然而,為何形容為炸彈客、分手傷害是錯誤類比?王究竟用了哪些「極盡侮辱」的形容字眼?漁夫以一種不需辯說的態度未加解釋。 署名「新一」者 (即《南之洛馱思》發起人陳奕齊),在「想想」上的評論文張與魚夫採取相似的區分策略,並在詳述二者何以為異的同時,更神聖化鄭的自焚之舉、更貶抑化情傷導致的自殺行為—他直稱鄭的自焚具有一種「殉道精神」,且將此精神與賽德克.巴萊以及耶穌進行比擬;另一端,情傷跳樓的行為則被此評論者加以「情緒智商低下」、「魯蛇行徑」等形容,如是,二者比附就新一來看乃是「不倫不類」、「妖魔化」與「貶低」。 然而,為何情傷自殺便如此不可取如此的充滿「魯蛇」(loser)意味?為何因著親密愛人的離去而自殺,在價值上,低落於為著想像出來的國民、國族而自焚?自願死亡的理由能否區分價值高下?如何區分?誰來區分?這些問題,新一都未詳答。 如是,王文霞在「生」、「死」 價值間做出的徑渭選擇,於兩位評論者筆下,則成了在不同死亡原因中做出評判—崇高鄭南榕對死亡的自願選擇之同時,貶抑了其他自殺的理由、生命經驗。 而另一些評論者則不僅崇高化鄭的自焚理念,甚至進一步,將「表達理念」推衍至「對理念的達成」,即是,透過鄭南榕的死亡,「對民主、自由的堅持」與「完成民主、自由的步伐」被混同為一了,譬如邱鈺萍便直接了當宣頌:「感念南榕學長的犧牲及努力,台灣才有今日的自由民主」,相類似的言論一直(尤其在社會運動圈中)存在、並於此次風波後更大量被生產,如鄭的遺孀葉菊蘭在事發當天、恰好是鄭南榕逝世25周年的紀念會上表示:「他的犧牲換來台灣言論自由的空間」;而到了隔日(16號),新台灣研究文教會基金會執行長陳嘉君在記者會發言中則稱:「鄭南榕的自焚解放了那個時代的恐懼……鄭南榕自焚後,才有後來的野百合學運」。 在這些談話裡,自由民主、解放時代恐懼、野百合學運….透過「才有」等詞彙的強力連結,而與「自焚」、「犧牲」等對鄭的死亡描述,進行了不斷不斷被確立被證成的直接遙繫;對於這種太快速而單線性的連結,已有人做出反思,東華大學教授魏貽君臉書上的一篇文章〈對於鄭南榕的一個批判觀點的致意〉便說到︰   「鄭南榕自焚之後的野百合學運、獨台會事件、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 盟,乃至於晚近的反核、同志運動以及諸般名目各異的政治社會運動,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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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失求諸野,野亦復沉淪-論張愛玲重訪邊城時的懷鄉意旨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重訪邊城〉一文於2008年初刊登時,《皇冠》雜誌給予了如下的標題:「台灣和香港,在張愛玲眼中皆屬『邊城』,透過她的眼睛,我們仿佛穿越時光,看見了一個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以及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 在台灣現在最大的網路論壇批踢踢有一種出於經驗歸納的說法是:「前五樓的推文決定底下風向」,意思是一篇文章-哪怕是最粗淺的,前面五個下評論者的意見會決定之後多數的意見。 因為皇冠出版社長期的與張愛玲作品合作,當期編輯下的這不到七十字的判語,除了決定了之後的風向之外,還更有一重權威性,決定了我們讀這篇文章該帶有的情緒與觀點。 從上段引文本文刻意粗體標示之處,可以知道本文認為可以商榷的乃在於兩個部分-實際上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與「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這樣的說明非常輕盈,在所有正面形容的表述中我們被指定了〈重訪邊城〉極可能是一篇輕鬆愉快的遊記,在台灣,因眼睛主人是初來乍到,所以新陌生人眼裡看到的,是「奇特的生命力」;在香港,因眼睛主人幾次居住又長期就學,老在地人眼裡看到的則是「舊時尋常生活」的復現。一新一舊,恰好相互對比,兩種願望一次滿足。   在這樣的介紹下,幾篇順著本文發佈而發佈的文章經常看見類似此論:「描寫台灣的廟宇、里弄,香港的建築、店舖,筆下寫來活色生香,鄉愁四溢,耐人尋味,儼然一篇專業的台灣風土人情考察記」,或是「張愛玲拉拉雜雜地寫了南來的外省人的生活,寫了買花布、買金首飾等等,那花團錦簇的散文筆法,彷彿又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書寫《流言》的、下筆華麗繁複的張愛玲」,順著這些評論看來,〈重訪邊城〉的確是一篇「遊記」,而不是「論文」。 不可否認,前段引文所述的確都是〈重訪邊城〉裡曾經出現過的,張愛玲確實花了不少筆墨細細描摩那些因為公車逃票而被毆打的青年、要寄去上海的罐頭與物資(相信那幾雙綑在身上的尼龍襪很難令人忘懷),還有一段頗帶時空錯置奇幻感的買花布旅程。 不過這些「現象」到底該放在什麼脈絡下去理解呢?單純就現象描述而有的「活色生香的遊記」的評論,是否有其不見之處?或是一如大部分「張學研究」對張愛玲的文本總是有輕淺化解釋的嫌疑? 本文認為解決之道或許是重新梳理文本,並從中尋求一個較為系統性的解釋,這個解釋能將張氏意見一以貫之,避免解釋模稜兩可或自相矛盾的情形。那麼,從「回到皇冠之前」開始,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重訪〈重訪邊城〉的起點。 話若要說從頭,則必須從張愛玲履足台灣跟香港開始。1961年秋天,張愛玲來到台灣,在花蓮及臺北做了以人類學家的眼光觀察,但受限於時間只能是蜻蜓點水式的踏查後,轉至香港,停留了較長的時間。接著,在1963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國雜誌刊物《Reporter》雙週刊發表了她的一篇文章,名為〈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用英文寫成,記述她這次到訪的所見所聞。 這篇〈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刊登後,因裡面提到她留宿的台灣給將軍級別之人住宿的招待所有「臭蟲」,讓不少「愛國」的台灣張迷為之氣憤,引發了不小的「臭蟲風波」,之後,便見沉寂。接著,2007年11月,遞補父母資格的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在全面清查手邊的張愛玲資產時,發現了一篇名為〈重訪邊城〉的文稿,他憑著當中一個「 Mrs. Richard Nixon?」關鍵詞想起了這或許是〈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相關文本,兩者對照之後,發現並不是英翻中的翻譯本,而是一次再創作。 宋以朗依據文中的注釋(「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華雜誌」字樣)推斷,〈重訪邊城〉應是創作於1983年以後,距離〈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有二十年之差。接著,2008年的8月,《皇冠》雜誌650期重磅刊載了他們細心整理過的這篇重要而珍貴的文獻,本文篇首提到的題詞便是在此期中出現。這一期,在張學的研究領域又激起了一陣重磅的討論漩渦。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是用英文做的,〈重訪邊城〉是用中文寫的,但兩者的材料來源似乎一致,且重複之處並不少,一如張氏的許多中英互改文本,頗有異卵雙胞胎的味道。為了閱讀方便,茲將其整理為一個簡要表格。(〈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為英文文本,為求討論方便,以劉錚翻譯版本為主,以下同。) (表一) 〈A Retur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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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玲拜金,所為何事?─論張愛玲的金錢與性別、現代生活之間的關係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說起張愛玲,許多人立刻浮起的是上海,而與這個上海連接著的是摩登大都會,與摩登大都會連接著的是小市民,與小市民連接著的是逐利趨向,與逐利趨向連接的是世故貪財,於是香港作家黃碧雲會有如下此言:「張愛玲的小說是俗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張愛玲好勢利,人文素質,好差」[1]並不令人意外。 愛錢、算計、一身俗骨,大概是目前對張愛玲其人特質的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共識。因為她曾經這麼直白的提到錢:「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2]。在文人避談阿堵物的中國書寫傳統中,這樣的宣說頗令人側目,於是她也一併地被歸到以現世享受為生命要務的海派當中,因為他們在熊掌與魚的義利之辨中,通常捨義就利。 不過中國除了不談阿堵物的傳統外,尚有另外一支意在言外的傳統,字面上看似表意,但真正或更悠遠之意,必須在文字之外,那些沒說出來的部分才能體會。 張愛玲是否真沒吃過錢的苦?從她後期的小說中來看似乎並不然。張曾經說過她的小說都是有本的,是從身邊人的故事中提煉萃取出來的,於是,縱然我們不將《小團圓》或《雷峰塔》、《易經》中的女主人翁看成是張愛玲自己的化身,也還是能說:從這些晚期文本中,她對於「錢的苦處」,是有很深刻體會的。 《小團圓》裡奶媽韓媽早早地就讓小時候的九莉知道了什麼叫做貧窮:   「家裡沒的吃,口將搞呢?去問大伯子借半升豆子,給他說了半天,眼淚往下掉。」 「快吃,鄉下的霞(孩)子沒的吃呵!」每飯不忘。又道:「鄉下霞子可憐喏!實在吵得沒辦法,舀碗水蒸個雞蛋騙騙霞子們。」[3]   《雷峰塔》裡的琵琶也早早的就發現了錢產生的階級性與不平等,當上大人的訓斥冠冕堂皇以「想想國家在不知不覺中給了你多少」,「你的傳統,你的教育,舒適的生活,你是為理所當然的一切。你怎能不愛國?」來責備她時,她心裡早已經知道當中的漏洞:   她只作修辭,而不是現實。國家給她這些因為她有幸生在富裕的家庭。 要是何干的女兒,難道還要感激八歲大就餓肚子,一頭紡紗一頭打盹?從小到大只知道做粗活,讓太陽烤得既瘦又長得像油條?[4]   上述的晚期長篇表示在九莉與琵琶的年幼時期,縱然生活於富裕的世家大族,然而並非不知人間煙火,維持世家大族生活機制持續運行的,皆是從遼遠鄉下來的,苦的沒飯吃的窮人們,當少爺姑娘們纏著奶媽說故事的時候,「沒錢」的煎逼藉由這些故事傳遞到了少爺姑娘們的心中。 父母離婚之後,張愛玲一如傳統跟著父家過,家裡有錢,但錢不是握在她手上,她依舊得看人臉色,加上父親因為她總是與母親親近的關係,更是特意刁難:「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舖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5] 鋼琴是母親安排的,很小時候就開始學起,張愛玲曾經希望當個鋼琴家,母親走了之後,這項事業無人支持,父親和繼母抽著鴉片煙,繼母在一旁叨唸著為什麼要花這麼高的薪水請白人教師,改聘華人教師的話,薪水立刻降低不少;父親一句話不說,良久之後才從掛子裡掏摸出錢包。 這種因錢而受辱的經驗在她的年少生活中經常出現,我們可以說,或許她佻達地說「沒有吃過錢的苦」,指的是她不像那些鄉下人一樣以至於要餓飯,但沒錢的確讓她的自尊受了不少苦處,所以日後鬻文維生後,她的第一個感想是:「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6]她從沒錢的經驗中體會了錢的好處。而錢,在她生活的那個現代上海中,的確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麼錢對她來說,第一個重要的角色是什麼呢?首先是錢能夠帶來自由。   自結婚後就紛爭不斷的他的父親母親,雙方不和的新舊價值觀的戰爭,通常是藉由錢來攻防的。母親是受五四大潮影響的「新女性」,繼承了一筆遺產之後無法忍受丈夫抽鴉片上妓院的習慣,整理行囊到歐洲「長期遊學」,她母親之所以能夠這麼乾脆地做一個「時代的新女性」,原因在於她繼承了一大筆古董遺產,靠著變賣古董,踩著一雙三寸金蓮也能到歐洲,而不用重蹈魯迅的娜拉預言。 遺老家族出身的父親視單身妻子長期滯外不歸為奇恥大辱,在一次妻子回國,幫他戒菸,兩人又達成協議,似乎可以平和的長久生活下去時,又開始想逼著妻子留在中國,用的方法是使之變窮:「我父親把病治好後,又反悔起來,不拿出生活費,要我母親貼錢,想把她的錢逼光了,那時她要走也走不掉了」。[7] 張愛玲從父親母親的攻防戰中學到了錢的重要,錢之重要並不只在於物質欲望的滿足,而是在於它能夠賦一個人予自由。一個女人只要有錢,可以將傳統、家族、名聲、綱常等等一切束縛著女性,限縮她生命可能阻礙都拋將去。 她可以享受自由社交,可以上學院學畫,可以不需要以「我是某個男人的妻子」、「我是某個男人的女兒」、「我是某個男人的母親」來做自我介紹及定位。同樣的,男人之所以能控制家族內的女子,多半也是因為傳統賦予其支配經濟的權力--至少以張愛玲父母親的家族來說是如此。 在此脈絡下,我們可以重新解讀張愛玲那一篇寫於中學的練習之作〈牛〉,雖然這篇被她自嘲是「『愛好文藝』的都市青年描寫農村的作品」,所以看了「總覺不耐煩」,但祿興夫妻的命運其實很深刻地傳達了貧賤之哀。 因為窮,祿興只好賣掉他的牛,春天沒有牛耕田,只好用兩隻雞和鄰居租牛,結果牛脾氣不好,一個衝撞把祿興給撞死了,祿興娘子在破葬禮上的哀鳴頗令人同情:   「先是……先是我那牛,我那會吃會做的壯牛……活活給牽走了…… 銀簪子……陪嫁的九成銀,亮晶晶的銀簪子……接著是我的雞……還有你……還有你也讓人抬去了……」[8]   因為窮,祿興娘子「一生中遇到的可戀的東西都長了翅膀,在涼潤的晚風中淅淅飛去」。貧窮在張愛玲來說從來不是什麼號召無產階級革命的武器或手段,貧窮是最摧折人類的東西,使人失去身邊珍重的事物。 第二是錢能予人以尊嚴。我們或許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如果可以,你最想回到過去的什麼時段?」這問題預設了過往的某一人生階段總是比現在要好,有某種已然消逝的黃金年代之感。不過這個問題若拿來詢問張愛玲,她極可能端起咖啡杯,淺淺一笑。原因是她在尚不能自立時,飽受沒錢的羞辱。 念貴族中學時,「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但她的同學是一幫「太闊了的」上海上流階級,畢業後不是社會交際花就是外交官的太太,裝束自然入時。物質上跟不上同儕挫傷了她的自尊心「……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很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因為手裡沒錢,只好做窮學生、窮親戚,有一次她的舅媽看到她實在過於寒傖,衣領都翻了白毛,於是「翻箱子要把表姐們的舊衣服找點出來給她穿」,她一邊拒絕,一邊「眼淚滾下來了」,想著「從幾時起,輪到我被周濟了呢?」[9] 發表於1945年的〈我看蘇青〉,向來是張愛玲經常被提起的文章,文末一段「這是亂世」是她有名的警句。但是這篇記友散文中的一段卻鮮少被提起與被解析,她說了自己的一個夢:   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時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 我狼狽地拎著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驚醒她們, 只得在黑漆漆的門洞子裡過夜 (也不知為什麼我要把自己刻畫得這麼可憐,她們何至於這樣地苛待我?)。 風向一變,冷雨大點大點掃進來,我把一雙腳直縮直縮,還是沒處躲。 忽然聽見汽車喇叭響,來了闊客,一個施主太太帶了女兒,才考進大學,以後要住讀的。 汽車夫砰砰拍門,宿舍裡頓時燈火輝煌,我趁亂向裡一鑽,看見舍監,我像見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稱了一聲『Sister』。 她淡談地點了點頭,說:『你也來了?』我也沒有多寒暄,徑自上樓,找到自己的房間。 夢到這裡為止,第二天我告訴姑姑,一面說,漸漸漲紅了臉,滿眼含淚;後來在電話上告訴一個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裡提到這個夢,寫到這裡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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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戀還是ㄈㄈ尺-戀愛的全球與在地化

作者: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按:此為去年七夕時,將摘錄包曼的《液態之愛》一書部分內容,分享於計畫粉絲專頁上,為〈愛情與人生〉專題廣告後,擴寫之文章。筆者在此領域斷非專業,但願托包曼一文,進一步詮釋譏諷跨國戀背後可能的原因,以激發不同面向的思考。筆拙之處,還請海涵。   一、前言   前一陣子台灣新聞上出現了警察逮捕非法拘留兩個奈及利亞兄弟黨的訊息,值得注意的是這則新聞裡面的重點是兩位奈及利亞人士宣揚在台灣已經睡過超過兩百個女性的戰績。[1] 在台灣重要的網路bbs論壇ptt上,有一名為Cross Cultural Romance(CCR)專門提供網友討論異國戀戀情的平台經常被反對跨國戀的網友戲稱為ㄈㄈ尺(CCR的中文字形)。反對CCR的網友認為台灣女性過於崇洋媚外,並且常以性需求當作是台灣女性追求外國異性戀的原因(而這樣的反對聲浪則集中在討論性經驗的sex板) ;再者當上述的新聞一再重複發生時(例如台灣女性和外國男性在夜店尋找一夜情),反對CCR的網友更常怨嘆最優質的黃種男也比不上最劣等的黑人(劣等指的是在原國籍的社經地位)等,這一類以膚色差異表露出種族歧視話語的反對意見。這種反對異國戀的意見時常過於側重在性需求與崇洋上,而否定了所有的跨國戀情。而這種反CCR的批評聲浪,則被斥為「仇女」心態。 然而近日於網路出現了一則臺灣宅男於俄羅斯求學時交往漂亮金髮俄國女性的新聞時,[2]這樣男配女的跨國戀卻被反跨國戀的網友譽為強大、勵志等正面的描述。這樣的現象被反CCR內部的部分意見斥之為雙重標準。 在這兩則新聞中要注意到的是可以流動者不管是亞洲男、俄羅斯女或是其他地區的男士,皆以佔據流動性的優勢(相較於自己國家內部其他人民的唯一優勢),到他國與在地與較不具有流動性的異性(或許甚至是同性)發展親密關係。 換言之,跨國戀現象當中所呈現出來是在戀愛、情慾全球化之下,和其他全球化一般,透露出具移動性與無移動性對於勝敗的重要性。因此,若以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待異國戀可以發現到將異國戀者皆冠以ㄈㄈ尺,或將反異國戀的人們皆視為是有著「仇女」心態的人,是一樣的淺薄的批評。 進言之,全球化下的愛情失敗者之所以產生憤恨,這或許並非關於戀愛或是肉體上無法佔有而導致的相對剝奪感,而有流動能力的出逃者想來也是為了生活而移動大於為找戀情或是發洩情慾而出走。所以問題並不在本地女性是否崇洋、反異國戀的男性是否仇女,或是找異國戀單純是為了性需求等的原因,而是在全球化下,可以流動的旅客、「邊緣」的旅客結合無法出逃的在地流浪者,為彼此找到了情慾或是生活上的新希望。而那些無法移動,只能留下來的人則成為了只能反對、否定一切跨國戀的失敗者,而他們的憤恨來自於自己已淪為的全球化下的無流動性階級,他們對於跨國戀的語言暴力實際上只是包曼(Zygmunt Bauman)所說的拒絕拒絕者(rejection of the rejectors)的行為之一(Bauman, 1998)。     二、城市的吸引力 在包曼所著的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中,城市會不斷吸引着外來的人,吸引着那些居住在較為悠閒或沒有前途地方的人。或許我們可更進一步解釋成從在全球範圍內相對生活物質條件不好的地域都會被其他的都市吸引(Bauman, 2003)。 進言之,這些被都市吸引而來的人其實有部分是因全球化而成為弱勢的。正如Giddens在 “the Globalizing of Modernity”所述的,國際勞動分工必使在某一地的繁榮造成另一地的衰敗。也就是說這樣的跨國移動,使得「城市變成全球性問題的傾倒場」(Bauman, 2003:  190)。而包曼認為,替全球問題尋找在地解決的方法是不可能的。易言之,全球化所造成的問題,只是從另一地帶到另一地。 當問題不能解決時,隔離成為當地反抗的手段。本地都市的住民、有財力者於當地購得之住宅成為都市裡的綠洲,這使得雖然在地人的肉體存在於城市中,但是這些住宅卻使他們於精神上得以脫離城市,遠離那些外來的次等人;在地城市中那些尋求城市多樣性、機會等的外來者、陌生人被原本居住在都市的人隔離在 (住宅區)之外,是因為在地人試圖把外人對當地帶來的威脅、未知的恐懼也隔離出去(Bauman, 2003)。     三、愛情、消費社會與純粹性關係 包曼將愛情或者是關係的組成要素定義為自由與安全感的相互拉扯,簡單來說是面對佔有時,人一方面希望獲得未來的長期安全感,一方面又害怕在伴侶關係中失去自己的自由。 然而,經由資本主義中的消費社會編碼後,伴侶關係成為「喜歡能馬上用、好處理、立即滿足的現成品」(Bauman, 2003:44)。也就是說處在消費社會當中人們的愛成為了描述成不需等待、輕易入手、無需付出的商品,而在消費社會中的顧客們是為了願望而買,而不是為了滿足慾望而消費,[3]因此傳統的愛情的長期關係追求在現下已經變成了一件阻礙立即滿足、投資報酬率太低等的惱人的事。 包曼認為最符合現下愛戀慾望的描述是購物中心,因為其「設計方式是使願望即生即滅…願望之預期壽命的短暫性,…可望不會留下長久後果,免得妨礙下一次地歡心狂喜。就伴侶來說,特別是性伴侶,遵循願望而非慾望,意味為『其他的羅曼史機會』敞開大門,…『它們可能讓你更滿意、更如願以償』」(Ba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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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實習見聞-夢想的剝削

作者:April、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按:April是知名外語學院一名優秀的畢業生,精通英法德三種語言。申請上Erasmus  Mundus的獎學金後,便負笈維也納攻讀碩士。因對在聯合國內工作抱有夢想,因此在維也納的相關機構實習了一陣子。 首先,因為一些國際機構,不受當地政府管轄,因此即便當地政府明定要給實習人員一定的時薪,但是國際組織不給實習人員薪金是常態。為此,April必須精算開銷,並且為了找實習期間的生活費,先於聖誕節到了國際有名的剝削與控制員工的公司-亞馬遜(Amazon)-的倉庫當臨時工。 由於聖誕節的關係,亞馬遜的在這一段時間是相當缺人工的,這時他們便會對外招募大量的臨時工。這些倉儲員工必須在偌大的倉庫內靠自己的雙腿來回奔波,而控制他們如實奔波的方法就是,透過搬取貨物時以刷條碼統計控管員工的平均工作量,然而究竟員工是否已經達成當日目標,卻永遠是個謎。 另外,出於上下班的打卡時間控管相當嚴格,因此勞工的休息時間遭到變相的剝削:上班時,由於要排隊等安檢(為防範員工拍照,禁止攜帶手機與任何電子產品入倉)跟換亞馬遜的背心,因此可能會因為排隊而遲到,遭到扣薪;午休時,由於倉庫太大,到了整點休息時才把貨物放下,打卡往外走去吃午飯,來回可能就要耗掉30分鐘的午休時間。這還不包括因為倉儲太大,所以迷路的問題。 再者,因亞馬遜的倉庫地點離市區很遠,因此許多的員工必須非常早起搶搭第一班電車(有時還擠不上車)、轉車。為此,他們也必須非常早便就寢,說他們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一點也不違過。 但是上班當中,也有可能會有加速的時候,亦即亞馬遜的快速到貨服務,便要靠著壓榨員工奔跑速度的能力,以及壓縮物流人員的傳遞時件來完成(但這或許也是普遍的現象,比如說其他網購的24小時到貨服務,或者是颱風天的食物外送服務等)。而亞馬遜報償辛勤員工的方式就是用每月抽獎的方式給他們折扣券-也就是試圖透過讓他們在亞馬遜上消費,再從他們的勞動所得中壓榨出一些利潤。 然而,即使亞馬遜的勞動條件嚴苛,但是為了一圓在國際組織實習的夢想,April依然咬牙撐過來了。   只是在下文的訪談當中,我們反而發現聯合國,或者國際組織本身對實習或者約聘的待遇並不一定會比亞馬遜的臨時員工好。在與April訪談的過程中,編輯發現支撐起聯合國底下無薪實習制度的,是對於聯合國虛無飄渺的夢想。 廣義的來說,因為這些夢想只能在聯合國裡實踐。從正面的服務特定的對象、議題,或者到現實一點的是,洗個資歷,以便可以拿到曾在聯合國底下實習的身分;為不知道與實習有沒有關的將來鋪路、認識權貴以獲得沒有保障的好處,如透過私下的運作幫忙謀到正職;享受聯合國特權以及與高薪金綁在一起的各種誘惑,如同前述的口頭私下運作、聯合國正職人員的特別待遇;以及以聯合國給予的權力與財力,利誘苦於現實的追夢人。 然而,實習人員的工作有時不僅跟正職人員一樣重,而且很大程度上地也承包了繁瑣的行政文書工作,而唯一能合理化、說服自己繼續下去的也正是出於聯合國本身,亦即在裡頭實習,變成了一個近距離觀看,甚至是膜拜的過程,而這種看起來好像吃得到的甜頭,便成了實習人員的唯一支薪與支持自己做下去的動力。 當然,整個社會體制與學校也參與其中,在背後支撐著實習人員繼續這樣可能前途無亮/量的工作,因為學校會要求畢業前一定要有實習的經驗,而在低薪與勞務外包盛行的現在,整個社會幾乎都以實習或是其他類似的名義,招攬相對便宜的人工,為公司簡省成本,而這樣的剝削卻可悲地成為勞工彼此比較誰過得比較慘(實習經歷)的求職資本。 然而,身為台灣人,不僅要遭受一般勞工的各種不平等待遇,也要遭受因為政治身分而來的不平等待遇-即便個人的能力再好也沒有用。 以下是編輯與April的訪談。         編:為什麼要先去亞馬遜工作,才能再去聯合國實習? April:因為以聯合國的實習是不支薪。當初我是學生身份,經濟沒有那麼豐裕,所以就先去亞馬遜當兩個月的臨時工。   編:那在亞馬遜的工作結束之後,您到聯合國的哪個單位實習了呢? April:我去了IACA,是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Academy。它是一個國際組織,上面的單位是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UNODC辦事方式、制度等都是按照聯合國的規定建制的。   編:在IACA裡,有與您同期實習的同事嗎? April:我們那一期裡也有別的國家的實習生   編:那他們的經濟狀況也跟您一樣嗎? April:其中有一個奈及利亞的女生經濟狀況比較好,因為她媽媽是在維也納的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職員。她本身就住在維也的父母家中,所以不需要付住宿費。還有一個已婚的荷蘭女生,她先生也是在維也納工作,所以她也沒有多餘的生活壓力,只是來這邊增加自己履歷上的經歷。 再來是一個俄羅斯人,他是在IACA的法務部門實習,他的家境應該也不錯,因為他之前在Strasbourg的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實習過。最後還有一個奧地利人,他也有房子,不用額外再付住宿費。   編:您知道他們為什麼願意不支薪地實習一次以上嗎? April:像俄羅斯人,他還是學生,而他還想要繼續念博士,所以實習應該為了研究的需求。但我覺得他來其實蠻不簡單,因為俄羅斯的要辦簽證,不管是實習或是讀書都還蠻困難的,辦簽證的過程還蠻冗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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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msky及其評論

譯者:蕭嘉倫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原文譯自:Chomsky and His Critics 原文刊載日期:2015/11/23 原文編按: Noam Chomsky,用一句老掉牙的話來說就是世界上現存最偉大的知識份子之一。說他是一個具有高度爭議性的人物同樣也是毫不虛假的:在面對大規模暴行時,遭到各方指控其各種缺點-從否認大屠殺到非道德的清靜無為的態度。最近,與其政治色彩不同的批評指出Chomsky對敘利亞內戰的聲明有多麼愚蠢。 在接下來的訪問中,自由作家Emanuel Stoakes向Chomsky提起一部分的這些批評。 Chomsky一方面重申他對全面性軍事干預的反對,一方面表示:他並不反對在人道救援走廊成立一個禁飛區的想法,儘管普廷(Vladimir Putin)最近的所有介入,扼殺了這個選項的可能。Chomsky也闡述了他對1995年的雪布尼查大屠殺(Srebrenica massacre),與北約1999年對科索沃的軍事干涉一事的看法。 為了回應這些批評,Chomsky就其他更為廣泛的議題發表了他的看法,例如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方法來對付伊斯蘭國(ISIS)、南美洲的民眾鬥爭代表的重要性,以及社會主義的未來。 一如往常,Chomsky的看法顯露出他對人類建立更好社會的能力的潛在信念。     問:你對這個月發生的巴黎恐怖攻擊事件的看法為何?你怎麼看待目前西方轟炸伊斯蘭國的作戰策略? 答:目前的策略顯然是行不通的。 伊斯蘭國針對巴黎攻擊以及俄國客機事件所發出的聲明都十分的明確—「你轟炸我們,我們就讓你受苦」。他們(ISIS)是怪物,而這些攻擊是嚴重的犯罪,自欺欺人是沒有幫助的。 最好的結果是伊斯蘭國被當地勢力給消滅,而這需要土耳其的同意才有可能發生。但是,如果由土耳其、卡達跟沙烏地阿拉伯所支持的聖戰份子戰勝的話,結果可能會同樣糟糕。最為理想的結果就是像維也納那種由協商得出的解決方案,再加上前述的情況。但這實在不大可能發生。 不論你喜不喜歡,伊斯蘭國似乎在伊拉克與敘利亞的遜尼派地區相當地穩固。他們在建立國家的過程儘管殘暴卻也十分成功,而且也吸引了許多遜尼派社區的支持。這些遜尼派儘管鄙視伊斯蘭國,仍將他們視作對抗更糟的替代方案的唯一辦法。他們反抗的其中一個主要的區域勢力便是伊朗。然而這些受到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民兵據稱與伊斯蘭國一樣殘暴,而且也很可能會支持伊斯蘭國。 造成這個地區分裂的宗派衝突實際上是入侵伊拉克所造成的結果。這便是為什麼前任中情局分析員—中東專家Graham Fuller說他認為美國是伊斯蘭國的關鍵創造者之一。 藉由任何方法來打擊伊斯蘭國可能會引發更糟的情況發生,例如現在時常發生的軍事干預。從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英法所強加的國家制度正在崩解,這個國家制度對於他們所控制的人民沒有太大的關心。 未來看似慘澹,但在庫德族地區仍有些許希望。我們可以採取措施來減緩這個地區的許多緊張局勢,並且控制與降低高的嚇人的軍備水平。但是從這些年看來,外來勢力除了助長焰勢以外所能做的還不明確。   問:今年稍早,我們看到希臘政府努力與債權人制訂一個方案。看到這樣解決爭端的會議是很不錯的,將危機視為整體,做為希臘社會與那些因緊縮政策而得利者之間的鬥爭,而不是只是歐盟為了聯盟的利益試圖去處理債務危機。您同意這樣的說法嗎?您如何看待這樣的情形? 答:目前還看不到對管理債務危機的努力。由三巨頭(指歐盟、歐洲央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在希臘的政策,藉由破壞經濟與阻止經濟成長的機會,加劇了希臘的危機。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比起這些政策實施前更高了。儘管承擔了大部分危機責任的德法銀行安然無恙,這卻對希臘人民造成了莫大的損害。 所謂的希臘紓困計畫大多數(有些估計為近九成)都進了債權人的口袋。前德國聯邦銀行總裁Karl Otto Pöhl的觀察認為:整件事都是為了保護德國銀行與法國銀行的債務核銷問題。 在美國的知名雜誌《外交》(Foreign Affairs)中最為中肯的評論人之一Mark Blyth針對緊縮政策寫道:我們從未瞭解希臘,因為我們拒絕去看清危機的真相—希臘危機是一連串從2008年開始持續到今日為金融部門的紓困。從各個方面來看都可以明白—債務是無法被償還的。很久之前,當金融危機還能簡單的被控制或是「取消」時,就應該被徹底地重整。 德國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財政部長Schäuble指出了當代歐洲的這副醜惡嘴臉。根據路透社的報導,Schäuble指出為了將希臘的債務縮減到可以控制的地步,也許需要將希臘虧欠歐洲的一些債務一筆勾銷;但是同時他卻排除了這個步驟。簡言之,「我們已經盡可能的榨乾你了,所以滾吧」。隨著能夠過像樣生活的希望被粉碎,大多數的人民真的是迷失了方向。 其實希臘還沒完全被榨乾。由銀行與官僚強加的這個協議是用來確保希臘的資產是被“對的人”給接收。 德國所扮演的角色更是令人可恥,不僅僅是因為納粹德國重創了希臘,更是因為—如同Thomas Piketty在Die Zeit(德國時代週報)所說的—不論是在一戰或是在二戰後,德國就是從來沒有償還外債的最好範例。1953年的倫敦債務協議減免了德國近半數的債務、替德國的經濟復甦建立基礎。Piketty更說:比起對希臘仁慈,德國根本是透過對希臘的貸款所帶來的高利息獲利。這整件事都是骯髒的。 強加給希臘(以及普遍的歐洲)的緊縮政策,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是荒謬的,而且對希臘來說更是個徹底的災難。但是,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來看,他們相當有效地破壞了福利制度、使北方銀行與投資者階級更為富裕、以及將民主逼到邊緣。 三巨頭今天的表現是丟臉的。我們幾乎無法懷疑他們的目標是穩固地建立「我們一定要服從他們」的這個原則—所以,北方銀行與布魯塞爾官僚的反抗不會被容許;歐洲的民主想法與人民意志必須被拋棄。   問:你認為希臘未來的困境是否代表了世界現況,例如社會需求與資本主義的要求?若是如此,當籌碼都控制在社會上的少數握有私權的人手中時,人類是否還有希望能得到一個好的結果? 答:在希臘與歐洲,一些戰後時期最令人欽佩的成就,在毀滅性的新自由主義襲擊了全球的人們後,而徹底改變了。 但是這是可以被翻轉的。拉丁美洲的國家是正統新自由主義最聽話的學生;他們也是受到最嚴重傷害的。然而近年來,他們朝向拒絕正統的方向前進;五百年來第一次,他們也開始走向團結、將自己從帝國統治(特別是過去一世紀的美國)中解放出來;並且面對傳統上是由富裕的外國菁英(多是白人)所控制的社會的內部問題。 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的發展可能也發出了相似的信號,所以才受到了嚴厲的打壓。在歐洲與其他地區仍然有可以將這股浪潮帶往更好的未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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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Davies:快樂工業的訪談

譯者: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譯自:William Davies on the Happiness Industry 編按: 〈社會科學咬一口〉(Social Science Bites)是由經營〈哲學咬一口〉(Philosophy Bites pocasts)極為成功的Nigel Warburton與David Edmonds所另外推廣的播客。 Nigel Warburton是一位英國哲學家,最為人所知的身分是哲普作家。 David Edmonds求學於牛津大學,擁有英國公開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並於芝加哥大學與密西根大學有研究員職位。並著有哲學相關的書籍。 Will Davies是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的一位資深講師,他在2014年加入了該院的政治系以推展一個新的政治、哲學與經濟學學位。在那之前,他為政策智庫工作,也在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介科際(Interdisciplinary )方法論中心,與牛津的科學創新與社會,以及其中心的「互有與雇員共有商業」任職。 以下訪談,以NW代表Nigel Warburton,DE代表David Edmonds,以WD代表Will Davies。   社會學者Will Davies認為,現在「快樂」正潮。但這裡指的不是感到快樂,而是要主動提供快樂、測量快樂、研究快樂、把快樂變成政策[1],甚至是剝削快樂。 如果這聽起來好像跟企業有什麼關係,Davies不太可能不同意。新書《快樂工業:政府和大企業如何販賣健康給你我》(The Happiness Industry: How the Government and Big Business Sold Us Wellbeing)的作者擔憂到,真正的快樂或許會因為以神經行銷學,或者以過剩的公開表達情感方式,追求快樂時而被遺下。   「我認為『快樂』遠比《快樂工業》裡所再現出的快樂更美好,」Davies在〈社會科學咬一口播客〉(Social Science Bites podcast)這麼告訴著採訪者,[2]「我認為我們能比從個人行為的研究推斷,或是從特定的功能性磁振造影掃描的研究等,[3]做得更好。前述這些研究在特定的科學限制中,都有其各自的優點與效度,但是許多快樂科學或者快樂工業,或者商業界,以及一些在政策界的人,將這些極其簡化的研究拿來用,絕對是不幸的」。 有一件該注意的事是,將焦點放在感到快樂的的正向特性上,忽略了人們可能感到不快樂的真正理由,而這也是Davies認為應該要正視的-即便這令政策制定者感到不適,或這比起做生意來說更無利可圖。這是Davies在2014年所寫的新書《新自由主義的極限:權威、主權與競爭的邏輯》(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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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中談論同婚-消費邏輯與同志運動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特約編輯:王咻咻   前言--從2013年「紅樓跨年派對」談起   2013年12月31日,在西門的紅樓廣場上架起一個大舞台,男女舞者在舞台上跟著美國女歌手Katy Perry 的《Roar》跳動,這首韻律性強烈的舞曲於是年8月隨著專輯釋出、被台灣接收後,迅速地播放於許多台北男同志常出沒的公共消費空間,譬如世界健身房(World Gym)、紅樓廣場以及各種For Gay Party等等,歌曲裡「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你的反對,卻讓我越挫越勇)等歌詞被許多同志者認為具有召喚「爭取同志平權」的情感力量。 舞台兩側各有一個大投影螢幕,與《Roar》、舞者交織的是許多公眾人物對「同志婚姻連署」表達支持的聲音跟畫面,譬如主持人一面高喊「我們是因為同志而驕傲對不對?」,同時而稍後,舞台兩側便傳出歌手張懸的聲音:「連署是行使公民權利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段影音是〈伴侶盟〉於2012年12月時邀請張懸錄製的,「……多元成家對台灣社會最大的意義在於人權認知的提升……」張懸透過螢幕向廣場上的群眾隔時空說著。[1] 舞台之外,也有其他爭取同志婚姻的行動在廣場進行著,伴侶盟的晚會〈採訪通知〉便寫著:活動[2]將邀請「在12月剛完婚的同志伴侶們現身,呼籲政府與社會正視同志基本的結婚權」,同時,「在邁入2014年的第一刻,現場將釋放3,000顆象徵愛與希望的氣球」,釋放場地位於紅樓八角主建築右側,這些氣球被主辦單位賦予「承載著同志們成家的盼望」的象徵,而氣球之飛昇,將「揭示2014婚姻平權元年的到來!」[3]如此,紅樓自2007年起便年年舉辦、充滿消費氛圍[4]的「跨」年派對,便被賦予同志平權「跨」向新階段之意含--在伴侶盟詮釋下,既是對過往運動挫折的渡過跟告別,[5]也是對於同婚草案將過關的一種期許、與運動步伐的邁向,晚會活動聯絡人王之吟(伴侶盟成員)在受訪時便表示:伴侶盟的同婚草案已在立院付委,「2013年我們雖然還沒有達成(法案通過),但是我們希望2014年成為台灣婚姻平權的元年,就從明年開始」[6]。 正如消費氛圍、同運的跨越意含透過「跨」字而疊合,2013年的這場跨年晚會也存在同志運動與消費的種種交織--1. 首先,同志平權聲音是透過種種消費力量與管道而被傳遞的:這不僅指稱唯透過涉谷步道等同志消費空間的經營者出資搭建的舞台,當天的種種同志平權論述之所以能獲發聲;並且「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以及「連署是行使公民權利的第一步……」等被認為具有同志平權力量、支持同婚之言說,都是透過流行音樂商品、商品的主要代言/聲者「歌手」而被道出;2. 其次,發聲者主要來自同婚推促組織,除了伴侶盟之外,「熊學會」[7]也在現場發起「萬鑽成家,100請願」[8]的活動,這些組織在當天都須跟紅樓店家密切合作; 3. 最後,許多消費商品在當天被賦予了種種同志符號(sign),譬如3000多顆氣球在其塑膠材質外,背負「揭示2014婚姻平權元年的到來」的象徵;而普通的耳環與馬克杯,被伴侶盟加上「彩虹」、「自由戀愛」的字號與圖案後,「不再是一串簡單的商品,而是一串意義」,[9]此意義指向同志「平權」、「認同」、以及透過「義賣」字詞而傳遞的「對同婚(團體)的經濟支持」--對大部分選購了這些義賣品者而言,購買動機與其說指向著物品本身,更多應是指向這些商品之「意義」;不論如何,二者(意義、物品)一起進入了商品交換系統、被拿到派對現場販售,其獲利所得,據伴侶盟表示將支應組織運作的各種費用。 將目光轉移開這場晚會,因「修民法972」[10]而起的種種同運論述、策略與活動中,也存在著許多對「消費力」、「消費市場」、「消費欲望」的討論、塑造甚至支持;本文便想試著回答:環繞「消費」的許多概念如何、為何在這一兩年的同婚運動中被取用?被誰取用?哪一些概念被取用?在這些取用過程中,消費社會被如何看待、定義以及面對? 這些問題想回應的,不僅僅是同志運動者選用了什麼運動策略?並且將討論同志族群、同志運動者如何透過「商品」與「消費」的種種概念來認知群體自身、運動走向及現行的社會既存樣貌?--依英學者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界定,「消費邏輯」是「一種社會性結構方式,意味著商品被用來界定社會關係」,在其例中,「生活風格差異」、「社會關係的界定」都屬於透過商品的象徵意義、界定社會關係之範疇,[11]如是,最後這麼一個問題或許可簡概作:「怎樣的消費邏輯在同志、同運者間運作呢?」再一步追問我們能如何透過此消費邏輯來反思、批判現存秩序的種種?這些問題都是筆者欲在文章中思索的。   一、消費中的「同志友善」:   跨年派對當天,《經濟日報》發了篇專題報導為晚上盛會進行訊息傳播,報導中,同婚爭議、以及紅樓商圈等帶動的同婚經濟,由於都吸引了國內外眾多民眾之關注,而被等價其觀;[12]當伴侶盟進行新聞轉載時,同運以及經濟成長被進一步扣連:「台灣蓬勃的同志運動及同志文化所捲動的龐大與多樣化的經濟活動,已引發愈來愈多國內外媒體與觀察者的注意與研究了」[13],在此轉載中,林純德指出的「男同志消費主義」(gay consumerism)再一次被體現:「一旦(男)同志社群向主流社會展現驚人的消費實力,主流社會便無法漠視同志存在的重要性,因此,對他們而言,『同志消費』將是達到『同志平權』的一條最為便捷而有效的運動路線」,[14]林所觀察的是2007年前後現象,其現象到了2013年便不再侷限於男同志的文化脈絡裡--在上述報導引中,相關產業(紅樓商圈)雖然仍是以男同志為主要消費客群,但被扣連的同運議題所影響與包涵者擴及整個同志族群,而轉載新聞並進一步引申論述的伴侶盟,則是以生理女組成主幹部的同運組織,也就是說,雖然「向主流社會展現驚人的消費實力」者仍以男同志社群為主,但在伴侶盟轉述裡,逼使主流社會無法漠視的同志跨越了生理性別界線。 在肯認「同志消費」的相關報導與文章中,同志展現的消費力、消費活動除了可增加族群能見度外,還可透過某一活動、消費空間帶來大量的錢潮人潮,以佐證某一地區對待同志是友善的。「台灣同志遊行聯盟」在2012年10月27日(遊行當日下午)發出的新聞稿中表示:「今年適逢第十年爭取『革命婚姻—婚姻平權、伴侶多元』,遊盟估計遊行人數,再衝新高,突破五萬人次 ……」,國外來台的各種訪客,「遊盟保守估計超過3000人」,這些訪客湧入台北之盛況,藉由住宿空間被大量消費而呈現:「他們特地在十月來到台灣,參加同志遊行盛會,大台北地區各大商旅飯店,皆已住宿客滿」,台灣的整體友善氛圍,則可透過「以企業名義參與同志遊行的公司,新增了美商高盛亞洲證券等企業」的現象,以表示正「逐步開拓」中。[15]而2014年遊盟發出的募款活動簡介,則在回顧2013的遊行時如此說著:「去年參與者估計高達6、7萬人次,已成為亞洲最大規模的同遊盛事。每年10月底,台北不僅吸引了國內外大批人潮及消費力……而台灣的同志友善形象也透過傳媒力量、國外訪客的口耳相傳不脛而走」[16]。 然而,向外散佈的同志「友善」形象,究竟是怎樣的友善?對誰的友善呢?這兩個問題很難從遊盟的新聞稿中得到回應,但在其他關於同志娛樂活動的報導中,則能得到較清楚的答案。上述《經濟日報》寫到:「台北身為亞洲對同志最友善的城市,每年紅樓的跨年總吸引包括鄰近國家的同志前來同歡,參加人數超過5,000人」(2013);將時間調前一年,《中國時報》的〈台北最友善花錢不手軟〉則引述一位因跨年來台、在台已旅遊八天的香港遊客Albert之語:「台北是全亞洲最Gay-friendly的城市」,但這麼一個「Gay-friendly」(同志友善)的依據是什麼呢?Albert繼續表示:「除了有同志可固定聚集的場所外,周邊可消磨時間的娛樂業不少,跨年這天他打算先在紅樓與朋友倒數,再衝到上千人群聚的嘉年華派對,狂歡到日出」,[17]在此,所謂友善指向充足的(男)同志娛樂消費活動、空間;同樣,男同志作家陳克華在2014年的〈錢潮人潮野狼潮〉表示他有一位新加坡好友曾興奮跟他說:「台北是全亞洲最同志友善的城市!……台灣同志長得最優,pub最好玩,遊行規模全亞洲最大!(已超過東京)[18]」,除了對(男)同志娛樂活動、空間表示讚嘆外,人的樣貌美醜(「長得最優」),也很有意思的成為外國訪客認為台北乃「同志友善」之都的原因。 這裡需進一步辯證的是:「台灣同志遊行」被主辦單位、許多同志運動者視為是一年一次的「社會運動」,每年,遊行聯盟也總會在定出主題後,做出遊盟的意見論述並舉辦舉辦相關座談、邀稿、報導等等,然而,遊行同時透過招引人潮而帶來飯店、Pub舉辦的大型趴踢等週邊消費活動。上述遊盟在2014的募款活動簡介,便想透過台北「吸引了國內外大批人潮及消費力」的訊息宣傳以尋求商家企業贊助;位於東區的W飯店,2012、2013連續兩年推出「同玩樂住房專案」,其專案內容譬如「免費使用健身房與每日2杯高蛋白調飲」主打遊行前後自外地來台北的男同志客群,同時又對外表示專案的10%營收將捐給同志團體「熱線」,以增加飯店的公益色彩、並進行廣告宣傳[19]。 如此,遊行前後來台的國外訪客,於大量消費活動跟商機間見到的「友善」會是什麼呢?因有著充足的(男)同志娛樂消費活動與空間?還是透過遊盟之宣傳,觀察到台灣的同志運動不斷開拓、延伸關懷許多的同志權益議題?2012年10月27號,如果一名男同志訪客在下午時分,跟著遊行隊伍走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那他將看到「婚姻大革命  伴侶有溫情」、「跟誰結婚 政府你管得著嗎?」、「彩虹成家 超越藍綠  不限夫妻」[20]等種種與「婚姻平權,伴侶多元」(當屆的遊行主題)有關的標語;如果他選擇在夜晚出沒於紅樓、Jump等男同志娛樂消費場所,那他可能發出如下感慨:「竟然有一半是平頭,蓄鬚,肌肉熊熊,野狼族打扮,等等一眼即可辨認的顯性同志」,這番感慨,是陳克華在桃園機場時所發出的,在陳克華記述中,這些「顯性同志」從「東京、香港、新加坡」等地一班班朝往台灣,而目的是「衝著台北某大型Disco Pub所舉辦的周五夜同志派對而來」。[21]在不同場合、時間出沒的訪客,是否將分別看到不同意義的友善呢? 見與不見之間,恐怕非常因人而異,在我2014年(7/28)進行的訪調中,被朋友戲稱為「RichHK」的香港訪客表示:他每年來台參加遊行、或者跨年活動,便都住在上述提到的W飯店,當我問到:「你覺得台灣是個同志友善的地方嗎?」RichHK說:「台灣人友不友善,得看你本身友不友善……在W你越有禮貌,得到的服務越好,可能還超越他們原有的水平」,在此,W這麼一個複合型消費空間(W在許多男同志眼中,可兼享住宿、辦私人派對、享受露天游泳池等高級設備)的服務品質成了「友善」與否的標準;另外,我詢問RichHK為何想年年來台,他的回應是:「.因為很好玩、G5party又是亞洲區很有名的」、「台灣party這麼多,特別是home pa,當然來台灣跑趴多嘍」……。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國外訪客在(男)同志消費活動、空間中體認到的「友善」,都指向消費空間的高服務品質、「好玩」且「多」樣的娛樂消費活動……而非,譬如對弱勢同志族群、邊緣的同志議題標示著關懷等同志運動意義上的友善;但這不是說在同志消費空間及活動裡,不存在同運關懷、不存在對於同志平權的倡議;相反的,由於同婚平權在這兩三年內,越來越在社群內部獲得共識與支持,許多同志商家經營者紛紛表達支持的態度。 在2010年一篇報導中,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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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與Jason W. Moore的訪談

譯者: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譯自: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an Interview with Jason W. Moore   編按: 1. 原訪談日期為2015年9月28日。內文述及之時間,譯文不做更動。 2. Jason W. Moore為賓漢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生態與資本的積累》(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為其去年八月出版的新書。 3. Kamil Ahsan是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芝加哥大學發展生物學的博士候選人。以下由Kamil Ahsan訪談Jason W. Moore的問答,將以KA代表問方的Kamil Ahsan,Moore代表回答。 在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裡,Jason W. Moore提出了將馬克思主義者、環境與女性主義思想來一次全面的重新修訂與結合。Moore的說法是: 我想我們很多人都直觀地了解-即便我們的分析架構是落後的-資本主義不僅是一個經濟系統,甚至也遠超過一個社會體系。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自然的方式。 Kamil Ahsan與Moore一同談論Moore上個月出版的新書《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th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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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澳洲:大麻、PrEP跟幾種恐懼

作者:阿法男孩。七年級末段,男同志。 在台灣無路可出非常迷失,就去了澳洲打工度假浪蕩一年。來澳洲已經四個月,才剛結束語言學校,但人生依然無路可出 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特約編輯:王咻咻     來澳洲之前就聽說澳洲遍地大麻每個人都抽爽爽,但住在布里斯本(Brisbane)郊區的我,在一開始的兩個月什麼都沒有。沒男人沒炮打也沒大麻抽,覺得全世界都欺騙我,澳洲哪裡是流洨與麻之地。   直到去了大麻村寧賓(NIMBIN),人生之後才開始。   帶我去大麻村的是一個台灣異男,他說他要帶他兩個女生朋友去玩,就邀我一起去。說是去拜倫灣(Byron Bay)順便去大麻村。布里斯本跟寧賓都在東澳,屬於昆士蘭州(Queensland),但開車也要開個兩小時,大部份人去大麻村都會順便去另一個著名景點拜倫灣。是的,雖然澳洲大麻依然不合法,但大麻這個以大麻著名的「景點」卻依然可以存在,可見澳洲抽大麻不是太大的問題。   作為一名男同志,我大部份的娛樂性藥物經驗都是跟圈內人,這是第一次跟異性戀討論藥物。他說之前在寧賓附近的肉廠上班,「以前上班那半年,基本上都是早班工作,回家煮飯吃飯,之後就在HIGH,HIGH一兩個小時之後就去睡覺。」 每天都這樣?「大部份啦,澳洲這麼無聊。」 那你有上癮嗎?「怎麼可能會上癮,我帶你來們之前都快一年沒抽了。」 那等下就靠你幫我們買了。 「那要怎麼知道誰有在賣啊?」同車一個女生問。 「那邊很多人在賣啦,都會直接過來問你。不然就直接在他們面前咳兩聲,他們就知道了。」 咳兩聲?「抽大麻都很嗆會咳啊,咳兩聲是暗號啦。」 他還說「之前在High的時候逛超市,看到同事跟他爸媽。看到眼神知道他也在High,就會在他面前咳兩聲,他就會衝過來打我說他爸媽不知道。」 但怎麼可能不知道呢?「肉廠離大麻村超近,每個人都在抽啊。澳洲這麼無聊。以前回布里斯本市區,都會幫朋友帶個好幾百塊的大麻。你們這些做農場的,」他對那兩個女生說,「不也是沒事就在抽。而且你們待的青年旅館根本就是打炮房啊,抽完大麻沒事就在打炮,103號房的去207房的打個炮再回去睡啊。」說的好像他看過一樣,但女生也認同似的笑得很開心。 「我跟你說啦,抽大麻的時候來一炮才爽啦。」 我都想跟他說男同志用藥誰不打炮的。 那你有用過別的嗎?「我都知道那些啦,安啊搖頭丸啊,但都對身體不好,我只用大麻。」   到了之後,路上都沒人跟我搭訕,怎麼咳都沒用。可能我們都亞洲人吧。不過路上隨便都問有人在抽麻的味道。 最後我們在公園直接問一個很茫的白人男生有沒有在賣。「100澳11克,要不要?」蠻直接的。當然要,還要買傳說中的大麻餅乾。 「大麻餅乾是她們在賣,跟我來。」他帶我們去跟一個婆婆買,她從她那個放毛線還有編到一半圍巾的袋子裡拿出幾份鋁鉑紙包裝的餅乾。 「趕快裝到你包包裡,被看到就不好了。」 但大媽,你這包跟我寄宿家庭的Host Mother給我的三明治沒什麼差啊。 「你們是開車來吧?不要現在吃,回家再吃。之前有人吃完再開車回黃金海岸,就出車禍了。」 聽起來真的很像我Host Mother每次在我出門前,都會跟我說Take care一樣。但要說他們小心嗎?好像有,在拿大麻的時候要我躲在廣告牌後偷偷塞給我,還說警察最近抓很嚴。但警察怎麼可能不知道?他們要抓也只有抓LSD吧。[1] 不過,我們還是沒有在路上吃餅乾,乖乖的。我們在大麻村待了超久,還買了抽大麻用的Bong。反而拜倫灣吃個晚餐就回家了。 回家吃完三塊大麻餅乾一點感覺都沒有。都懷疑自己以前嗑E嗑兩顆還是什麼都不會上來的賠錢貨體質發作。[2] 倒是大麻蠻好的,都嘛是花。台灣那些弱弱的不能比。但是Bong才不像Pipe,哪會咳啊。異男講的話都不太能信。     那次買完大麻之後,炮也好約多了。但這個台灣不同,不是因為自有比較好約,而可能只是單純運勢問題。我在這裡約到玩安的,對方都蠻願意請我;而用麻的,有時候對方有或是我去大麻村真的買了不少根本用不完就請對方。 先回去談一下我跟化學藥物的愛恨情仇。我十七歲就去搖頭趴,但實在是賠錢貨賠錢到用完E不是會睡著,就是什麼感覺都沒有但隔天醒來該有的憂鬱跟低潮全部都有了。後來安流行時也跟著用了一陣子,[3]對我來說安比較不賠錢,但都約到爛咖。 基上本我沒有很喜歡化學藥物,因為後遺症太嚴重,又沒有遇到真愛。不過有因此愛上無套。也跟刻板印象一樣,因此感染上愛滋(但不是因為感染而討厭藥物)。在這邊我得要說,感染愛滋才不是末路,愛滋感染者還是可以來working holiday!感染愛滋這一年半,我三分之一的時光都在國外,完全沒問題的。 於是,來到澳洲抽大麻抽爽爽真的很爽。對我來說,大麻比較好的原因,在概我的念上,大麻是天然的,比較不傷身。在使用層面上,沒有用藥過量的問題,就算用太多了,去睡一覺就好。比起酒精還不會宿醉。 我以前用安的時候,High一次要休息兩三天,用大麻不會有這問題,也太會玩太久(大概兩三小時吧)。最重要是在大麻性愛的時候,屌會變超硬!用安還要配威而鋼,但大麻完全沒這問題。而且大麻也有放鬆效果,用煙太難放鬆被幹的時候很痛,但大麻就很順。可惜台灣大麻又貴又難買,導致每個人都只能用安,選擇性真的太少。就不能造福一下像我這種天然尚好主義者嗎? 在我個性最怪的時候,天然尚好主義會讓我更只想無套,畢竟人體會吸收潤滑液耶!我平常都吃有機了,怎麼能接受用化學品,當然只能用有機按摩油潤滑啊,杏仁油或椰子油還可以吃耶。那用油性潤滑劑就不能用套套了唷。最近發現矽性更好用的時候,就覺得混用也沒有問題啦。不過人生最美滿還是用洨當潤滑。安都很難射出來,用麻才會被射滿滿哈哈。   「被內射會上癮耶。」 「內射別人也是啊。」   無法簡單釐清男同志之間無套內射的慾望是如何產生:純粹生物本能的渴求懷孕及被播種、物理性感知上的舒適、心靈對於沒有隔閡的追求、性快感總是來源自反叛禁忌的邊界或是像我這種怪咖的反化學製品主義(明明都嗑了一堆藥)。但無套內射總是吸引人,而就算每個人都知道那是有風險的。 在感染之前,我都很理性期待每個人都能開誠佈公地把性史說清楚,最好每個人都管理好自己感染與否。而我也說不介意跟感染者做愛,但只是要戴套。是的,那時候我相信「風險管理」:把資訊透明公開,讓雙方在理性考量下對於愉悅與危險的天秤做出思考。於是那時候我都一直問一直問,但每個人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