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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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三)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五) 離開東北地區後,筆者來到東京都周邊,首先參訪的是位於神奈川縣小田原市的報德能源公司(Houtoku Energy),與其他投入社區電廠的地方類似,依山傍海的小田原市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同樣也受到2011 年福島核災的影響,市長、地方企業家、以及地方團體開始思考一個不依賴核電的未來。最後由地方38家企業共同成立報德能源公司,並另外成立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集資,從太陽光電開始,並逐步發展山林中的再生能源資源,以及投入山林資源保護等措施。 參訪當天首先來到一座位於山上的太陽光電廠,該大型發電廠裝置容量達到1MW,在市政府的稅務減免支持下,取得原本用來傾倒廢土的場地,於上架設太陽光電板。建設資金除銀行融資外,也來自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電廠前架起一塊木板,投資者的姓名在上一個個列出。而資金亦用來租用包括中小學等公共設施的屋頂,架設太陽光電板。   至此為止,小田原的案例似乎與其他社區電廠沒什麼不同,然而筆者隨後觀察到在此處的地方凝聚力似乎遠遠超過其他案例。同樣以設立基金的方式對外集資,福島會津地方設立的太陽市民基金中,只有15.2%的投資者是福島縣當地居民,這對具有國民信託性質的基金來說並不奇特,其他類似的基金也都是將集資對象擴及到日本全國。然而在小田原的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投資者中有26%來自小田原市,有51%來自小田原市所處的神奈川縣。比較會津與小田原市兩個基金來源的差異,也許會認為兩地不同經濟發展狀況會是成因,但進一步認識小田原的歷史脈絡,就能察覺此種高度凝聚力從何而來。   報德公司此一名稱來自於德川幕府時期小田原藩的重要藩士二宮尊德,市內祭祀二宮尊德的神社即名為報德二宮神社。二宮金次郎(尊德)改革小田原藩政頗具成效,而其勤奮向學的形象也為日本國民周知。然而深深影響著小田原能源轉型路徑的,是二宮尊德曾經說過的名言:「不重視經濟的道德訴求終將徒勞無功,而不重視道德的經濟則是一種犯罪」。 如前所述,福島核災後,小田原市內的企業主開始反思過往追求經濟發展的路線是否適當,在地民眾認為不能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而對土地帶來無可回復的災難,因此除了開始思考核電以外的能源選項外,也開始檢視人類社會與能源間的關係。   當地知名的企業主鈴木悌介,也是日本知名的魚板食品商人,同樣大力支持包括報德公司在內的社區電廠發展。[1]筆者參訪了他的魚板工廠、餐廳以及當時仍在興建中的低碳辦公大樓,處處可見對低碳轉型的關切。比方說在在屋頂上架設太陽能熱水器;在餐廳中引進地下水恆溫系統,在辦公大樓中完善隔熱設施並大量引進自然光,減少建築中的能源消耗。他的努力也帶動地方政府與其他團體的投入,報德公司除了善用自然資源發電外,也成功地捲動地方對能源轉型的投入。   身處臺灣的我們,大概很難想像一個一百五十年前的人物,到現在還可以對地方的發展起著啟發作用,這樣的案例在其他國家的社區電廠中也很少出現。但這也就是筆者在之前提及的,發展再生能源要應對的除了各地殊異的天然條件外,還需面對各地不同的人文社會圖像。小田原報德公司的案例說明了此種基於共同歷史而累積的在地凝聚力,同樣能引領著新能源科技的發展。   (六) 筆者在此一系列中介紹了三個日本跟社區電廠有關的實踐,嚴格說起來,由於這三個案例都屬於由地方自主發動,跟因為遭逢抗爭而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創造社會接受度的案例不同。然而由這幾個案例中,也都看出如果要讓再生能源能更好的發展,並同步帶動社會轉型的話,則必須正視社區、地方在當中扮演的角色。   與此同時,日本案例中也說明了,對於能源的選擇,從來就不僅是技術或經濟層面的思考。如果能從生命週期的角度認識能源,了解各種能源開採、使用及後端處理上的各種外部成本,那就能認識到選擇使用特定能源的同時,其實是反映了對特定社會發展模式的想像。當代能源轉型的必要性,除了提升低碳能源配比以應對極端氣候威脅外,更在於重新認識技術與物質層次背後的社經結構,以及伴隨著此種結構所形成的壟斷知識及權力。深刻的能源轉型因而必然涉及對社會發展模式與價值選擇的論辯。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日本或歐美案例中,社區型能源的倡議往往來自(消費)合作社,以德國來說,自從1990年代推動再生能源相關法案立法修法,並自2000年開始能源轉型的進程後,能源合作社的數量由2001年的66家,成長為2013年時的888家。[1] 基於共同理念、價值而組成的合作社,與一般商業公司不同的是不以追求利潤為唯一目標,協力、共同治理、民主管理、社區關懷等都是合作社的核心價值,當這些價值落實在社區層次時,對能源議題的關注也就跟著轉向電價與發電量以外的面向。   而筆者參訪案例中另一個可供思考的面向,則在於如何想像社區。從地域畫分角度出發雖然相對單純,但不管是日本或其他國家,要找到如同小田原市一般因其歷史脈絡而有著高度地方凝聚力的地方,都不會太簡單。因此北海道綠色基金的運作模式,其實拓展了對社區型能源的可能想像。儘管募資對象擴及全國,但這畢竟是一個由在地發動的計畫,發電利潤除分配給投資者外,也能直接用於在地社區。 與此同時,即使投資者來自遠方,但彼此間仍存在共同價值連帶,日本許多位於鄉間的市民風車或社區電廠,會不定時地舉辦參訪導覽行程,讓住在城市中的投資者可以親自看到他們投資的再生能源設施,看到與這些設施一起生活的人們,除彼此交換理念外,也多了個連結在地農產品與都市消費者的機會。此種類似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的運作模式,一方面突破融資困境,一方面擴大了對社區的想像,無形中也再次強化再生能源的社會支持。   未來再生能源中有多少比例來自社區電廠尚未可知,然而此一模式的實踐,的確開創了深化能源轉型的可能性,讓許多社會、環境面的公共價值得以彰顯。臺灣也即將走向開啟電業自由化的進程,然而目前社會上的討論多聚焦於拆分台電這個長期壟斷的大怪獸,而缺少鬆綁後的討論與想像,轉型有其必要,然而整個社會究竟要往哪個方向轉型,誰又該參與其中,這些討論都遠比多一個少一個電廠要來得更重要。社區電廠、社區能源的概念與實踐,都有助於社會對能源及社會轉型的進一步討論。       [1]他也是日本永續商業與能源未來企業家網絡(Network of Business Leaders and Entrepreneurs for a Sustainable Business and Energy Future)的成員,此一網絡由中小企業主組成,也致力於在日本各地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及設立社區電廠。   [2]與德國能源轉型的相關資料可參考德國能源轉型網站(http://energytransition.de/),該網站由The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此一推動能源轉型的智庫所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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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二)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三) 筆者本次參訪的行程安排獲得日本永續能源政策協會(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 ISEP)諸多協助,ISEP在日本是以民間智庫的方式運作,積極在日本各地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過去也曾與日本政府環境省合作,推出綠色電力認證制度,讓自願投入減碳的企業得以取得認證。在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後,許多地方開始反省過去對能源議題的認識,由對核電的質疑出發,開始思考地方是否有天然資源可發展再生能源,加上日本政府在2012年推出再生能源躉購(Feed-in-Tariff, FIT)電價制度,大大鼓勵再生能源的發展,許多地方社區因而開始投入再生能源發展,而過去在此一議題中倡議許久的ISEP也成為重要的諮詢對象,協助各地團體規劃籌組電廠並克服法規障礙。   2014年,在日本各地蓬勃發展的社區型再生能源,決定成立日本全國社區電力協會,協會會員包括投入社區電廠的公司以及消費者合作社,成員北起北海道南至九州,已經有20個組織加入,並有10餘個組織即將加入協會。筆者參訪時有機會參加正於北海道札幌市舉行的協會理監事會,會上主要討論包括與日本環境省合作的社區電力認證,日本電業即將走向自由化,此認證可在未來電力市場中,供認同社區協力理念的消費者辨識選購。當天會議也討論未來在日本全國招募會員之方案,試圖透過與在地農產品結合,強調社區電廠與在地共存共榮之意象。協會未來會直接招募一般民眾成為會員,當天理監事會上也同時討論加入會員的贈品,選項包括青森蘋果、福島會津地區釀造的日本酒、瀨戶內海的漁獲等等。這些別出心裁的贈品都是各社區電廠所在地的農產品。這一現象也彰顯出日本社區電廠試圖結合在地資源的做法,未來當各地社區電廠可以直接售電時,消費者購買的不僅是一度度的電,還在過程中建立起與各地社區的連結。   此種基於地方意識、共同價值組成的發電事業,其實在福島核災前早已逐漸成形,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北海道綠色基金(Hokkaido Green Fund)。1986年車諾堡核災後,北海道一群共同購買的消費者合作社的成員,由食品及環境安全角度出發,開始關心能源議題,而北海道核電廠及高階核廢料處置場的興建計畫也都引起廣泛討論。1997年時,這些關心相關議題的合作社成員,開始倡議要建設屬於地方的綠色能源,因此推出社員間的綠色電力費率運動,加入此一運動的民眾每月多繳5%的電費給代為收繳電費的合作社組織,藉此募集未來建造風機的基金,並在此一基礎上於2000年成立北海道綠色基金。   然而單從綠色電力費率制度募得的基金,還是不足以興建風機,加上當時日本對發展再生能源的規範及誘因皆有所欠缺,銀行也不願意提供融資。基金因而開始考慮公民集資,透過與ISEP的合作,研擬出匿名夥伴協議(anonymous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集資模式,公開向日本國民募資,由於此一模式的投資風險低於其他金融商品,而提供的利潤回饋也高於當時已經是零利率的日本銀行,因此在短時間內由超過200位投資者中募得1.4億日元的資金,由於已經取得一定程度的資本,不足之資金銀行也願意融資。   2001年時,第一座市民風機落成,取名為濱風小子,成為日本社區電廠的先驅。此一具有國民信託性質的集資模式,日後在日本各地陸續出現,藉此克服發展再生能源初期的融資壓力。至2014年為止,全日本已經有18座市民風機。[1] 筆者本次也前去參訪北海道厚田市新建好的兩支風機,這一案例也是採用類似的方式集資興建,當日落成典禮就在其中一支風機下舉行,除地方政治人物與在地居民外,北海道綠色基金位於各地的會員也熱烈參與。會場安排各種在地表演,並提供當地農產品作為午餐,為兩座風機命名的小學生也接受表揚,風機基座上則列出所有參與投資之民眾姓名。凡此種種,皆可看出地方社區對這兩支各2MW的風機之重視與投入。     作為日本社區電廠的濫觴,北海道綠色基金的運作除了提供一個可操作的集資模式外,更重要的是在此一模式背後反應出的草根力量,透過共同購買合作社形成的共同價值與社區意識,在政策尚未明朗之際,透過由下而上的力量發展再生能源。而各個市民風機以及其他社區電廠的運作,也都讓我們看到對於不同社區來說,所關注的不僅僅是能從社區電廠中發出多少電、創造多少利潤這些數字,而是那些對社區發展、能源使用、社會價值的共同關懷。     (四) 2011年福島核災後,位於福島縣西部的會津地方雖然離重災區尚有一段距離,但當地頗具盛名的農業依舊受到影響。當地大和川酒造第九代傳人佐藤彌右衛門開始與地方社區思考核能以外的能源選項及發展途徑,而許多來自災區的民眾也加入討論。地方認為福島縣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一如過去核電廠乃為250公里外的東京都供電,福島縣的天然資源也鮮少為在地使用,用東京大學高橋哲哉教授的話來說,福島與其他大都會間的關係,正構成一個「犧牲的體系」。[2]如何掙脫此一體系中的犧牲宿命,爭取地方包括能源在內的自主,成為佐藤先生及其他民眾的努力方向。 同樣在ISEP的協助下,會津地方於2013年成立會津自然能源基金會(Aizu Natural Energy Foundation),同年隨後成立會津電力株式會社AiPower。AiPower發展的第一階段以太陽光電為主,因此成立太陽市民基金(Solar Citizen Fund)對外集資,未來也將投入小水力發電、木材生質能發電、地熱發電以及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以求充份利用福島縣豐沛的天然資源。在日本電力市場進一步自由化後,AiPower也考慮投入輸配電業務,以求電力地產地銷,達成真正的能源自主。   筆者在會津若松市停留時,首先參訪AiPower項下規模最大,位於會津地區喜多方市的雄國(Oguni)發電廠,雄國太陽光電發電廠裝置容量達到1MW,每年約可發出96萬度電,足可供應300個家庭一年所需。雄國電廠利用丘陵上未耕種的土地鋪設太陽光電板,由於日本東北地區氣候寒冷且雪季漫長,積雪可達到1公尺高,因此AiPower刻意將架設太陽光電板的支架高度設計為2.5公尺,避免積雪淹沒設施。同時考慮到大雪的影響,太陽光電板的角度設計為比一般光電板角度略高的35-40度,發電效率雖然可能較為遜色,但可避免降雪堆積於太陽光電板上,甚至壓壞光電板。2014年電廠啟用,在安然度過一個完整的冬季後,已經證明這些結合在地智慧的設計非常有效,也吸引其他太陽光電業者前來設廠並仿效相關設計。但與一般只追求發電利潤的業者不同,AiPower有其推廣能源自主、凝聚社區共識的目的,因此在雄國電廠旁也設有能源教育中心(雄國大學),藉此推廣能源教育。       除雄國電廠外,筆者也參訪另一個與AiPower合作的小型(50kw)太陽光電廠,該廠架設於稻田上,但因為日本農林水產省對農地架設再生能源設施有嚴格規範,[3]且再生能源取得的架設許可每三年就要重新審查,確保引進再生能源不會影響農作生產。筆者參訪的小型電廠也是如此取得許可,並且在架設同時已經安排好農耕機具進入作業的空間。儘管只是一片小小的稻田,如前所述,綠色的再生能源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就創造出涵養生態資源的價值,只有透過清楚的規範,才能建立起農電共享(solar sharing)的典範。   筆者在福島縣會津的參訪,從AiPower感受到的是由地方對核能事故的反省,帶出對發展路徑及結構面向的思考,並進一步追求能源自主的努力,事實上該類訴求也不僅停留於會津地方,福島縣在災後也喊出2040年達到百分百再生能源的目標。除了利用豐富的天然資源發展再生能源外,AiPower許多電廠的實踐,也讓人感受到在地智慧的重要性,以及對土地與資源的重視。而過去東福島地區(核災所在地)以及西部的會津地方來往並不密切,但災難後的反省及重新尋找出路的過程中,卻也重新激發起兩地民眾間的對話與認識。   [1]相關討論可見王俊秀 2012,日本的能源民主與人民發電廠,http://e-info.org.tw/node/76250;Shota Furuya 2014, The Pio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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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一)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一) 儘管臺灣一連幾週遭受寒流的侵襲,但人們不健忘的話,一定記得那個溫暖的冬至以及一點都沒有寒冬感覺的冬天。就平均溫度來看,2011至2015是人類有氣象觀測紀錄以來最熱的一組五年,2015年的七月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個月,而2015年非常有可能是最熱的一年,且較工業革命前的平均溫度增加近攝氏1度。[1] 2015年的聖嬰現象固然加劇了此一升溫趨勢,但長期來看,人類排放至大氣中且持續累積的溫室氣體仍是全球暖化的主要成因。 隨著地表及海洋溫度持續升高,除了海平面上升這一巨大的危機外,極端氣候的頻繁出現,既有的基礎建設將越來越無能發揮作用,超出防洪頻率設計預期的強降雨與大洪水、更熱更強的熱浪、大規模的乾旱、以及強度越來越大的颱風及颶風,都對人們的生命財產帶來嚴重的威脅。而當極端氣候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時,也代表著不確定性(uncertainty)成為新常態,當代風險的樣態將越來越難掌握、控制與管理。   面對極端氣候威脅,如何強化都市的韌性(resilience),提升人們應對的能力,就成了應對氣候變遷危機中調適策略(adaptation)的重要核心關懷。然而儘管國際氣候談判結果讓世界仍持續往增溫攝氏2度的災難性門檻邁進,但人類的確仍有機會在本世紀中前大幅度減碳,進而抑制全球升溫的趨勢。自1990年代末期,國際社會開始關注如何抑止溫室氣體成長,由於能源部門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主力,此一減量(mitigation)策略的重點因而在於如何減少對化石燃料(fossil fuels)的依賴,進一步邁向低碳甚至去碳(de-carbonization)的發展模式。 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果實來自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加上各國直接間接的化石燃料補貼,導致化石燃料的真實成本無法展現,增加減少使用化石燃料的難度。然而應對氣候變遷威脅別無他法,只有認真面對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以及相應的政經發展結構,才可能真正走向低碳及去碳。減碳策略中儘管間雜著核能復興(nuclear renaissance)的爭議,但一般來說除盤點並移除化石燃料補貼外,最重要的就在於提升能源效率以及發展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除了有著明顯的減碳效益外,因地制宜的特性也具有強化社區近接(access)使用、創造分散式(distributed)能源結構、甚至培力(empower)民眾的正面效果。然而這些效應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如果再生能源開發商沿用舊有的思維及模式,則各種再生能源發展就只會是另一個鄰避(not in my backyard, NIMBY)現象而已。在國內我們已經看過苗栗苑裡反風機的抗爭,國外也有風機的噪音、地景影響等疑慮。而農地種電的爭議更是已經在臺灣發酵。換句話說,除了因為其間歇性特質而必須投注更多心力在電網調度甚至升級,導致能源結構中既有壟斷者不樂見再生能源的發展外,面對社會大眾時,再生能源也不會因為其「綠色」特性,就自然而然地被設施所在地居民以及社會整體接受。缺乏良好規範下發展的再生能源甚至可能遭遇大規模的反彈。 筆者在2015年七月有機會到日本進行一趟參訪,了解日本社區電廠(community power)的發展狀況,並且透過訪談及其他機會了解日本發展再生能源所遭遇的問題。這一系列中將藉由日本幾個案例,與讀者分享在創造再生能源社會接受度(social acceptance)過程中,社區可以扮演的角色。     (二) 在氣候談判上持積極態度的歐盟,相較於其他國家與地區而言,也有著更為前瞻的減碳目標:在2020年時要比1990年的碳排放量減少20%,與此同時,再生能源將在2020年時提供歐盟20%的能源,而能源效率表現也要求提升20%。此一目標決非透過由上至下的決策所能達成,相反的,正是因為必須在此目標中大幅推廣發展再生能源,如何爭取社會支持就成為目標是否達成的重要關鍵。針對新興能源科技的社會溝通,歐盟提出創造接受度(Create Acceptance)計畫,在不同階段中系統性地納入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透過持續且反覆地溝通,持續更新資訊、釐清問題並修正計畫。[2] 此一充分納入利害關係人考量、強化在地參與與公共溝通的精神,在德國雲德(Jühnde)生質能源村的成功案例中已經充份展現:透過完整的資訊告知、掌握地方願景、進一步形成參與式的決策,讓雲德村除充份應用自身的生質能資源外,也在過程中強化、凝聚地方的參與,創造能源自主。[3]    而許多針對再生能源發展爭議的研究也都指出,決策過程是否公開透明、是否讓在地民眾及其他利害相關人充份參與、以及引進再生能源是否能帶來相關效益等因素,都影響在地民眾乃至社會整體對發展再生能源的看法。再生能源必須因應各地不同天然資源才得適切發展的特性,除了表示在電網等基礎設施上必須有著強化調度、走向分散等調整,才可能充份發揮再生能源潛力外,更意味著再生能源必然與「在地」的人、地景以及非人生物,有各種互動牽連的可能。要妥善發展再生能源,除了必須因應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外,也必須充份掌握不同「在地」的人文社會圖像,才可能發展再生能源除減碳外的各種社會效益。   當然,從經濟理性出發考量,人們當然還是可以選擇以大規模的方式開發再生能源,比方說使用大片土地鋪設太陽光電板,或者未來將在台灣海峽大片出現的離岸風電。然而也正如前面提及,如果再生能源依循的仍是舊有的發展模式,在由上至下的決策中決定選址、規模、以及應用範圍,對地方的民眾來說,這不過又是另一個可能帶來鄰避效應的電廠罷了,決策過程民眾無從置喙,而產生的效益也往往與地方無關。在這種情形下,電廠的建設及運轉都很難避免民眾的質疑甚至更大規模的抗爭,更遑論再生能源可能帶來的能源及社會轉型了。 基於此種關懷,與社區自然及人文資源結合的社區電廠(community power),就成為值得好好探討的對象。必須強調的是,單從經濟面向考量,社區電廠要成為未來再生能源發展中的主力有其困難,像德國一樣有超過半數的再生能源設施由在地社區、個人或政府所擁有,必須有制度的引導以及相應的社會文化基礎,此種現象很難直接複製到其他社會中。然而儘管如此,社區電廠的運作畢竟提供一個另類的發展模式,讓我們有機會觀察過往處於能源政策邊陲的在地社區,如何在參與過程中自我培力並重塑認同,進一步地重新思考人類社會與能源間的適當關係。以下筆者將就此次日本參訪經驗中的幾個案例做討論。       [1]可參考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的網頁說明(https://www.wmo.int/media/content/wmo-201。5-likely-be-warmest-record-2011-2015-warmest-five-year-period )。 [2]此一計畫發展出ESTEEM (Engage Stakeholders Through a Systematic Toolbox to Manage New Energy Projects)模式,針對各個階段有清楚操作說明,可見網頁上的解釋( http://www.esteem-tool.e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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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成本效益幫慈善組織排名,有助於慈善工作發展嗎?

翻譯:  孫語辰  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學系 學士   ◎ 本文編譯自:Cochrane, L., & Thornton, A. (2016). Charity Ranking: Delivering Development or Dehumanising Ai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8), 57-73.   個人捐款時,面對眾多亟需資源的慈善組織,有時會希望手頭能有資料指引他們,判斷究竟哪一家組織值得託付善心。因此,一些機構或團體開啟了替慈善組織排名的業務,並把排名資料公開,提供給有需要的人使用、參考。 Logan Cochrane 與 Alex Thornton 兩位研究者認為,這些排名單位所設定的評估方式與指標並非完全中立、客觀,通常是選擇性地,而且使用這些指標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進而影響慈善單位如何進行業務、捐款人如何分配以金錢這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善心。這一類評估慈善組織的排名單位每年引導了數十億的捐款流向,影響力之大,使得產生這些排名資料所依據的方法與指標應該受到更多的注意與反思。 今年初,Cochrane 與 Thornton 以這種替慈善組織或工作排名的活動為題所發表的研究,即在思考當「成本效益」變成這類評估方法與指標採選的主要考量時,是否因此排除了些什麼,又因此造成哪些不預期的結果。Cochrane 和 Thorton 坦言,他們的研究意不在指出更好的排名方法與指標,但是現在,這種替慈善組織排名的活動開始累積越來越多影響力,他們希望能夠提出一些不同的觀點,引導讀者(同時也可能是捐款者們)重新思考這種以「效率」為主的排名方式。     替慈善組織排名的組織們   這些生產排名的單位很多自己也是非營利組織。他們會決定出一組用來評估慈善組織或是其業務的指標系統,每一家所著重的面向與系統的內容都有所不同。不過,這些評估方法相似的地方是,他們都會用科學研究的語言來表達評估結果,讓排名看起來像是對現實世界進行客觀觀察所產生的知識。 但是,事實上,接受評估的慈善組織數量有限,這影響了整個排名所包含的範圍,而這些排名單位所選定的指標也會影響究竟是這些慈善組織的「哪些」內容受到評估。數以百計替慈善組織製作排行表的單位裡,只有少數擁有充足的資源支持大規模的評估或調查計畫,產生原創的排名資料,其他較小的單位會倚賴較大的單位,發佈跟這些大單位重複、類似、只在某些地方稍做修改的排名結果。 這類評估單位數量很多,而 Cochrane 與 Thornton 研究了其中 30 多家較具代表性的排名單位。Charity Navigator和 GiveWell是目前這類排行組織中的佼佼者。2001 年創立的 Ch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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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同情到「改善的意願」:南亞大海嘯後的慈善浪潮

翻譯:孫語辰  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學系 學士   ◎ 本文編譯自 Ruwanpura, N. N., & Hollenbach, P. (2014). From compassion to the will to improve: Elision of scripts? Philanthropy in post-tsunami Sri Lanka. Geoforum(51), 234-251.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捐款創造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幫斯里蘭卡人提升居住品質。我們要蓋的不只是房子,而是家。」(一名示範村捐款者的說詞) 「我們意識到斯里蘭卡人對於村子裡的共同資產不太負責任,社區管理得很差。我們的示範村計畫想要改變這種狀況,讓村民感到有責任維護自己的村子。」(另一名捐款者的說詞)   在南亞海嘯十年後,重返斯里蘭卡的海岸,旅客看到的不再是災難遺留下來的斷垣殘壁,現在沿岸的土地上散佈的是花花綠綠的居住社區,有些招牌告訴行經的旅客哪些屋子是捐款者贊助蓋成的示範村。上面兩段捐款者的說詞透露出經由蓋示範屋來重新建造出一座社區 — 一種新的、跟以前不一樣的社會秩序 — 的自信,示範村暗示著「改善」可以透過物理上的「建造房屋」和「正確的社區規劃」來達成,同情就此轉入技術上與規劃面的說詞。   Kanchana N. Ruwanpura 和 Pia Hollenbach 兩人透過訪談建造示範村的利害關係者,發現捐款者最一開始對海嘯受災戶的同情如何隨著時間的流逝轉變成一種「改善村民生活」的意願,本來只是單純想要幫助受災戶的心態漸漸變質。整個建村計劃的完成不只是物理面上建築物的完工,更包含了捐款者對於社區生活的特定想像,他們用自己對於「發展」和「改善」的理解,藉由示範村計劃灌輸這種「改進的精神」給當地村民,規範並引導村民們改變現狀,「過更好的生活」。 許多文獻指出,這些災後的同情經常忽略既有的「社會斷層線」,例如斯里蘭卡原有的社會、政治結構。很多災情最重的國家不只受天災影響,也同時受災後忽略這種斷層線所產生的人禍威脅,所以賑災活動不應只注重物理或自然面上的重建,也要顧及這種政治、社會面向上的既有脈絡。 斯里蘭卡振興村落與社區的努力可以追溯至殖民時期與獨立後最一開始的那段時間,與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有所關聯,許多當權者都使用了「改善社區」作為統治手段,當地村民們也十分習慣這種藉由創造出傳說裡古代君王治理下繁榮、擁有自我意識的社會,來戰勝過去殖民時期受壓迫陰影的說詞。在斯里蘭卡的後殖民時期,政府的工作之一就是重建出自信、祥和的社區圖像,加強民族國家的地位。這場南亞大海嘯正好提供了重啟改善社區的契機,私人捐款最一開始採用的同情說詞,最終創造出來的效果與長久以來斯里蘭卡內部民族主義者對村落的想像不謀而合。 以下的內容將會繼續解釋,為什麼蓋示範村這種物理上的介入,同時也代表著重新改造斯里蘭卡社區。討論時所用的兩個捐款案例會顯示出,原本推動捐款的同情論述或是道德上的理由轉化成發展成與國族主義發展時期相似、改善村落或社區生活的正義凜然。     由外國捐款者所贊助的示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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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曼:社群媒體是個陷阱

翻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 本文編譯自Zygmunt Bauman: “Social media are a trap”     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在剛過九十歲生日時,於西班牙北部的城市(Burgos)接受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的訪談,談論現今的民主問題與其和網路之間的現況。 跨閱誌在此只翻譯問答內容,報載全文請詳該報導網頁。   問:您將不平等形容為惡性轉移,民主也正因此遭受威脅嗎? 答:我們正遭遇的民主危機是信任的崩毀,我們認為領導者們不只腐敗、愚蠢,而且無能。能有所作為的行動,需要權力以及政治,而政治才是有能力決定哪些事是需要完成的。但是曾同時操之在民族國家手下的政治與權力已經結束了。權力已經全球化,但政治卻仍限縮在地方。大眾已不再相信民主制度,因為它允諾不了其承諾,例如移民危機,這是一個全球層次的現象,但我們的行動卻仍在狹隘的地方。我們以前設計的民主制度沒有處理互依(interdependece)的狀況,而目前的民主危機正是源自於此。   問:在您看來,當前自由與民主之間的鐘擺,正擺向哪一邊呢? 答:自由與安全是極難調和的兩種價值,若想要多一些安全,就必須放棄一部分的自由,反之亦然,這是個永恆的困境。四十年前,我們相信自由已經勝利,並且展開了消費主義的狂歡。每一件事物只要透過借貸便看似觸手可及,像是房子、車子等,只是晚一點完成付款。當借貸中斷后,2008年便敲響了一記痛苦的警鐘。這場災難尤以中產階級受害最為嚴重,讓他們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不知道自己的公司會不會遭合併,然後被開除、不知道以前買的東西是不是真的屬於自己。這已經不是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每一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這不僅是安全的缺乏,也是自由的缺乏。   問:您說進步是個迷思,因為人們不再相信未來會比過去更好了? 答:我們正處於一個中斷期(interregnum)-在過去什麼都很確定但現在這些處事的老法子卻都不再管用的時期,且不知道什麼將會取代現下的狀況。我們正嘗試著多種處事的新方法。西班牙人民曾在15M運動中透過佔領公共空間,嘗試以直接民主替代代議制度,但運動不持久。撙節政策依然持續,沒人能擋下,但這對於嘗試新的處事方式依然是相對有效的。   問:您曾評論過像15M那樣或是全球佔領運動只知道暫時懸置既存情況,卻無法創造一些穩定可靠東西。 答:人們在佔領廣場時因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能夠暫時擱置差異,尤其當該目標是負面的、針對特定對象的憤怒,行動更有機會成功。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團結力量的大爆發,但這強勁的爆發力也是很短暫的。 問:您認為如斯異質聯盟運動的本質沒有領袖運作的空間嗎? 答:正因為缺乏了領袖,所以這些運動才得以可能,但這也是這些運動最後無法將他們有意義的意見付諸實踐的原因。   問:在西班牙,15M運動促使創造了新的政治勢力(編按:指西班牙的Podemos黨)。 答:政黨的替換無法解決目前的問題。目前的問題不是因為政黨是錯的(編按:應該是指執政的政黨們),而是政黨掌控不了許多事。西班牙的問題只是全球問題的一個縮影,認為可以在國內解決全球的問題是錯誤的認識。   問:您怎麼看待加泰隆尼亞的獨立規劃? 答:我們還在遵循凡爾賽條約的原則-就是每一個國家都有權利自治的觀念建立的時候。但在今天已不存在同質領土的世界,這是不切實的觀念。現下的每一個社會都是離鄉背井人們的集合。人們加入了各個社會,忠於它、也向它納稅,但同時也不會放棄他們自身的認同。人們的居住地與認同之間的連結已經斷開了。加泰隆尼亞的情形,如同蘇格蘭與倫巴第(Lombardy, 義大利北部大區),正是傳統認同與公民身分之間的矛盾。他們都是歐洲人,但不願透過馬德里,而是巴塞隆納向布魯塞爾發聲,現下幾乎每一個國家也都出現了這樣的情形。我們依然按照著一戰之後建立的原則行為,但自此後的世界已經改變了許多。   問:你對人們透過社群媒體抗議,或者所謂的鍵盤參與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並認為網路低劣的娛樂正愚化人們,那能不能說社群網路是人們的新鴉片? 答:關於認同的問題正在轉變成:創造自己的社群。但(傳統)社群不是創造出來的,你要麼有,要麼沒有。社群網路能夠製造出來的是替代品。社群與網路的差別是,你屬於前者,但後者屬於你。網路讓人有掌控的感覺,你能隨自己意願加入或刪除好友,與掌控自已和重要人士之間的關係。在個人主義者時代,寂寞與離棄是人們極大的恐懼,而在網路時代人們因此多少自我感覺良好些。但在網路上如此容易地結交與絕交,人們反而難以學習真正的社交技巧,就是當你走上街、上班,在一大群人裡面進行有意義的互動時所需要的技巧。教宗方濟各是一個偉大的人,他把選後的第一場訪談給了Eugenio Scalfari(一位自稱是無神論者的義大利記者)。 這是真正對話的標誌:真正的對話不是與自己有相同信念的人交談。 在社群媒體上因為容易避開爭辯,所以無法教導我們怎麼對話。多數的人們利用社群媒體不是用以團結、拓展他們的視野,而是把自己鎖進同溫層裡,聽著他們自己的回音、看著自己的倒影。社群媒體非常有用,也提供了娛樂,但他們是一個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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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破壞食品安全

翻譯:Gem Wu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 學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 本文編譯自"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Undermining Food Safety," Public Citizen     TPP要求限制食品標示和進口不合乎美國食安標準的肉和牲畜   如果出口國和進口國的食品標準被視為「相同」的話,即使出口國食物的品質不符合進口國國內的食安法規,TPP仍會要求開放進口食物,這些條款將使國內食品的安檢外包到其他國家。 在TPP的框架下,任何超過國際標準的殺蟲劑、標示、添加物將被當作非法的「貿易壁壘」。美國有可能在貿易制裁的要脅下,被要求刪修這些規定,讓不安全的食物進來。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已經查驗出不到1%的進口海產,會造成健康上的危害。與馬來西亞和越南一同加入TPP,會使美國的TPP談判方以及主要的海產出口方面臨到他國海鮮進口的增長,進一步壓垮檢驗官保障美國食安既存的有限能力。部份TPP的締約國家有不少魚蝦的安全問題。舉個例來說,即使在初級查驗之下,還是在越南的海產中發現到了高劑量的汙染物。   TPP規定食品標示可能被視為「貿易壁壘」。TPP有可能會強加規定於提供貨物來源地的標示。TPP更有可能危害基改作物(GMO)與食物製程的標示。TPP將會像世界貿易組織(WTO)一樣,對消費者標示提高限制。 但早在WTO的規範下,美國的鮪魚「海豚安全標示規範」便已面臨了嚴重質疑-在WTO准許墨西哥與加拿大對美國施行十億美元的經濟制裁之後,國會便駁回了肉品來源地標籤的規定。最後,在TPP之下,在美國當地營運的國外的肉類加工或食品公司也可以用「危害(收益)預期」之名,直接地挑戰美國國內政策,這也意味著納稅人要付更多的補償金給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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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們想像的還糟」: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完全是個企業奪取權力的夢魘

翻譯:Gem Wu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 學生、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 本文編譯自‘Worse Than We Thought’: TPP A Total Corporate Power Grab Nightmare 原文作者: Deirdre Fulton     「比我們可以想像的一切還糟。」 「一張否認氣候變遷的協議。」 「給巨型農產公司的大放送。」 「網際網路存取的死亡證明。」 「最可怕的夢魘。」 「一場災難。」   長久以來被掩蓋著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最近公告後,專家分析陸陸續續在星期二釋出。針對這十二國合約,形成了一個結論:這比我們想像的還要糟。 「從走漏的消息中,我們還是知道一些協議的內容,但從頭至尾一章章看過後,這比我們預期的還要糟很多。五百位官方貿易顧問所代表的企業利益,嚴重斫傷公眾的利益。」Lori Wallach說道,她任職公共公民全球貿易觀察(Public Citizen’s Global Trade Watch)理事。 公共公民批評:TPP讓公共利益改革倒退到美國貿易模式,因為當有權協商的數百位美國企業貿易顧問要求愈來愈多有問題的條款時,人民則還蒙在鼓裡。 全球正義(Global Justice)的Nick Dearden 宣稱道:從氣候變遷、食品安全,網路開放到醫藥的取得,TPP「是場災難」。 「現在我們看過全文了,一切顯示這個吞噬工作機會的TPP比我們想像過的任何事都糟。」美國民主組織(Democracy for America)常務理事 Charles Chamberlain補充道,「這個協議會讓薪水下調,讓整個國家充斥著不安全的食物,提高救命藥物的價錢,並持續地和這些將同性戀與單親母親石刑致死的國家交易。」     一紙否認氣候變遷的合約 主要的氣候保護行動團體,包括350.org和塞拉山俱樂部(the Sierra Club)都立即地指出這些內文「沒有提及的,與它的作為目的」兩件事同樣值得注意。 「TPP是一份否認氣候變遷的協議」,350.org的政策總監Jason Kowalski在星期四時說道(2015/11/05)。「內文充滿了給石化公司的參考的文字,卻隻字未提全球暖化。」然而,這份協議「授予石化企業特權控告努力讓石油燃媒保留在地底下的地方政府。」 Kowalski繼續說道,「如果省政府延緩頁岩油的壓裂式採集,企業就可以告他們;如果一個社區試圖阻止煤礦開採,企業可以直接逕行否決。簡言之,這些條款侵蝕了國家按科學家的說法-對抗氣候危機最重要的便是讓石化燃料待在地底下-而行為的能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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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有用嗎?

翻譯:Bob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系 學士、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 本文編譯自Can Prison Work 原文作者: Prisoner Ben (一位受刑人)   每一年,監獄改革信託基金會都會舉辦徵文比賽,參賽者僅限於關押在英國的受刑人。而本文是2015年評審認為最優秀的作品,由受刑人班先生所撰。   我被送到監獄的那天,我學會了如何偷汽車 當陪審團的裁決結果仍使我震驚不已時,我從法院被帶到一台白色的巴士上。當時,在車裡另個隔間的罪犯正自吹自擂他如何開走並且如何販賣別人的奢華汽車,像是BMW、賓士等的名車。他使用了一種能夠癱瘓汽車電子防盜設備的電子器具。 在其他隔間我看不到的犯人不停地詢問:「這樣偷車大概要花多久時間?」「它能破解哪種型的電子防盜設備?」「我要上哪搞到一個?」,我著迷地聽著這一切。雖然我從來沒有偷過任何東西也從來沒有想要偷東西,但是偷車聽起來是那麼容易。 歡迎來到英國犯罪學院,那些曾想過把所有犯人關起來會讓社會更有秩序的人或許想不到,在監獄裡罪犯不用付租金、擔負責任,除了每天練習偷竊和打架外就無事可做了,監獄儼然成為再度犯罪的職前訓練所。   監獄應該負有四個目的:懲罰、威嚇、矯治和維繫公共安全。但是當再犯率接近50%,清楚地顯示出監獄並沒有讓受刑人覺得受到懲罰、被威嚇,也沒有受矯治,反而使大眾暴露於新的險境中。   親情的羈絆,安全的家庭和穩定的工作可以使得更生人有再社會化的可能。但是將人關在監獄裡面會撕裂無數的家庭,並且使罪犯失去工作和家園。無怪乎許多更生人會再度犯罪。 社會上越來越多人認可「私生活或家庭生活權」的概念,而它也載寫於歐洲人權公約中。然而,每一年大概有二十萬的孩童,他們的父母其一有時會在監獄中度過。當前的體制忽略了小孩擁有家庭生活的權利。長期來看,這種情感上的傷害會帶來什麼樣的代價?財政的代價肯定不低,這些破碎的家庭會消耗更多社會福利;此外,監獄的每個單位一年大約就要支出四萬英鎊。 監禁是兩個世紀前處理犯罪問題的手段。二十一世紀則有許多不同的新方案。衛星追蹤可以使「住所拘禁」變得更便宜且有效;聰明的宵禁可以讓單親父母的罪犯配合學校上下學出門兩次,在懲罰並預防犯人再犯的同時也維護了他們的家庭生活。 關閉監獄所節省下來的經費可用於改造現存機構,將少數不符從規定或對住所拘禁有高風險的罪犯置於改建後的學習工作收容所。全日制的教育與有適當工資的工作,可以達成現行限制監禁體制所無法企及的對犯人的矯正。   在我而言,在皮下植入追蹤晶片以執行終日宵禁作為與家人一起生活的代價,何樂而不為。我想,在家裡工作和繳稅而不是待在監獄裡學新的詐術對社會比較有益,而名車車主們應該會同意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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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血限制破壞了LGBT平等

翻譯:凱莉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 本文編譯自Restrictions against blood donation undermine LGBT equality 原文作者: Zach Stafford     終身禁止男男性行為者捐血的限制,已被認為是毫無根據的。   在我生活周遭,常聽見一些試圖掩飾恐同心態的異性戀,用輕描淡寫的態度說著:「我不介意同性戀,但前提是他們別來煩我。」 然而這裡所稱的「煩」,卻總是指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舉凡親吻一個男孩,甚或我只是在他們面前談論自己的生活,而「別煩」只不過是「少GAY了」的消極表述方式。 而在這個星期一,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成為了那位「好心的異性戀」,再一次對同性戀及雙性戀男性表達:「少GAY了」。 經過醫療機構及社會團體多年抗爭,FDA從變更男性間性行為者(MSM)捐血禁令的舊制,到現今實行的新政策,即要求欲捐血之男性間性行為者──包括我自己──需禁慾一年。沒錯,整整一年──為了讓你的血液具備可捐贈性。 美國並不是唯一實行這項政策的國家,還包括英國及澳洲;他們指出,經研究顯示,於實施這項禁欲政策的基礎上,經輸血感染愛滋病毒的機率從兩千五百分之一大幅下降至一百四十七萬分之一。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生物藥品部副部長Peter Marks於此項政策公開後發表聲明,他表示:「從目前已發表的研究報告當中顯示,限期捐血無法杜絕輸血的風險。」同時補充道:「然而倘使制定更短的週期限制,則將無法取得類似的數據。」 這意味著關於是否只要採取限期捐血政策,便能將輸血風險有效掌控限縮在血液篩檢工具一事,他們也仍無法肯定──事實上,迄今為止所有血液都是透過這微不足道且難以置信的方式取得。 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事實上,透過同一機構曾發佈的2014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捐血調查顯示,在男同性戀及雙性戀男性捐血者中,愛滋病病毒感染率只有0.25%,遠比美國總患病率0.38%為低。 假使將上述翻成白話文,也就是說:根據發佈男性間性行為者捐血禁令的機構調查顯示,男性間性行為者的捐血風險低於異性戀。 多年來,社會大眾對愛滋病的認知與資訊已逐漸建構成熟,縱使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仍堅持實施此項政策,然而譴責聲浪已在大型健康衛生機構甚至民選官員中開始發酵。 自2006年開始,美國血庫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Blood Banks, AABB)、美國血液中心聯盟(America’s Blood Centers, ABC)及美國紅十字會(American Red Cross, ARC)便不斷敦促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更改此項政策,並表示此類針對男性間性行為者所矗立的捐血禁令是「醫療上莫須有的反智表現」;於2013年,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更進一步闡明這項禁令的內涵純粹就是歧視。 認定此項政策為「歧視」已是大勢所趨,我們必須繼續推動爭取男性間性行為者應該擁有如同異性戀般完整的捐血權──特別是異性戀之間更有著大把的無套性行為或其他高風險前科。 在這個時代,男同性戀或雙性戀男性擁有許多愛滋病預防措施及篩檢工具資源可運用,所以協助拯救生命並沒有排除同性戀族群的必要。 倘使婚姻平權法案的通過是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及政府宣揚走向完全平等的方式,那或許亦是時候停止消費他們,然後抽一包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