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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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起源

生物學在講甚麼?–周成功老師的探索筆記 (3) 我們生活的地球大約誕生在 46 億年前,這個熾熱、初生的行星誕生後不到 6 千萬年,又遭逢另一火星大小行星的撞擊。撞擊後飛濺出的物質,形成了我們的衛星:月球。隨著地表的溫度逐漸下降,硬化的地殼形成了陸地。另外來自無數小行星造訪地球時帶來充沛的水分,形成了藍色的海洋。萬事俱備,就等待著生命的出現了! 我們熟悉的生命型式最早在什麼時候?在地球的那個角落出現?科學家只能從各地所挖掘出年代古老的岩石中去探究。推測生命最早出現的證據,來自科學家在西格陵蘭所發現 37 億年前形成的岩石,其中可以觀察到一些類似單細胞形態的岩石結構,猜想那可能是被包埋在岩石中生命的痕跡。但生命究竟如何從無生命的物質中誕生?我們可能永遠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因為我們永遠無法重複,生命在 37 億年前地球上發生的過程。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我們也不可能有機會再重新目睹新生命的誕生。但毫無疑問,生命的起源永遠是個吸引人們去思考與探索的課題。 達爾文在他 1859 年出版的《物種起源》書中,對生命起源的問題並沒有任何著墨。不過 1871 年 2 月 1 日,在他寫給友人的一封信裡,達爾文倒是非常清楚地陳述了他對生命起源的臆測:「如果(多大膽的如果)我們想像在一些溫暖的小池塘裡,充滿了阿摩尼亞、磷酸鹽等等,加上光、熱和閃電可能讓蛋白質形成,並朝向更複雜的形式轉變⋯。」。 達爾文的臆測一直到 1953 年才在實驗室中得到證實。芝加哥大學化學系的博士生米勒,把氫氣、阿摩尼亞、甲烷、水蒸氣等注入一個大燒瓶,在燒瓶裡插入兩根電極,接上高壓電,電極間就產生持續閃電。不一會兒,就有一些 物質凝集在燒瓶底部。分析這些凝集液發現了多種構成蛋白質的基本素材:胺基酸。因此簡單的氣體組成在適當的環境中,的確可以自動形成建構生命的基本材料。 有了建構生命的基本材料後,生命就會自動產生嗎?想想看,你如果把細胞打破、磨碎,再將組成細胞全部的材料裝在試管中。你有可能在試管中再重新得到一個活生生的細胞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科學家一直到今天,還沒有辦法在試管中用沒有生命的物質材料創造出一個有生命的細胞! 不過從今天對生命運作的瞭解,我們可以合理推測,生命起源的環境必須滿足一些基本條件。首先,生命最基本的單元是細胞,而所有細胞都具備細胞膜的結構,隔離細胞內部與外在環境,避免細胞內的物質與組織因擴散作用而消失。另外,細胞還必須透過新陳代謝的化學反應,持續不斷地從外界獲得能量與材料的供給。因此,生命只可能在一個隔離,但有能量與材料供給的空間中產生。顯然達爾文溫暖的小池塘沒有隔離的空間,縱使有一些像胺基酸分子可以自動形成,也會因為擴散作用而稀釋掉了。因此不能滿足生命起源的基本條件! 1977 年科學家在太平洋海底發現了一個狀似煙囪的熱溫泉,還真的不斷冒出滾滾黑煙,而且在黑煙囪周圍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生物(圖 3-1)。熱溫泉的形成是因為海底大陸版塊移動,岩漿湧出、冷卻形成新的地殼。海水從附近裂縫滲入、加溫,同時溶解大量礦物質。高溫的海水尋隙湧出,礦物質碰到外面冰冷的海水,沉澱出微小的顆粒,隨著溫泉噴出。這樣獨特的環境,立刻讓人連想到生命可不可能在此誕生:高溫提供了持續的能量,噴發出的溫泉中充滿各种化合物,在缺氧的環境發生許多化學反應⋯。生命起源於黑煙囪的理論立刻風靡一時。 生命真的可能誕生於海底黑煙囪的火山溫泉中嗎?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海底黑煙囪的條件,就會發現這似乎仍然不是一個生命理想的出生地。首先黑煙囪的溫度高達攝氏 350 度左右,在這樣的高溫下,大部份的有機化合物都會分解。另外黑煙囪的環境很酸(和胃酸相似),在這樣又熱又酸的環境中,是難以形成一個由細胞膜包裹的生命形式。其實海底黑煙囪欠缺了一個最重要的條件,那就是生命形成需要一個隔離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支持生命運作的化學反應得以進行,建構生命的材料得以累積、濃縮。最後黑煙囪形成後只有幾十年的壽命,就會消逝。在這麼短的時間裡,生命難以完成它形成前所必須經歷無數的嘗試。 科學探索永遠會帶來新的驚喜! 2000 年 12 月,科學家在大西洋的海底,發現了另一個獨特的海底溫泉結構(圖 3-2)。白色碳酸質的煙囪群宛若柏拉圖所提到那個沉入海底的失落城市。於是失落的城市便成了這個海底溫泉的代稱。失落城市是個完全不同於黑煙囪的海底溫泉。首先它的溫度不高,只有攝氏 40 到 90 度之間;其次,它酸鹼度呈鹼性;最有趣的是它多孔、蜂窩狀的結構,洞穴彼此相連,大小與細胞相近。而它的壽命可以高達數十萬年。 失落城市的形成是因為海水滲入地層,與橄欖石作用形成蛇紋岩。在水合的作用下釋放熱和氫氣。源源不絕的氫氣從鹼性的溫泉中釋出,在蜂窩狀的洞穴中,與酸性海水中的二氧化碳作用可以形成甲醛。這也許是自然界中最早、非生物性的固碳作用。甲醛在熱的加持下,可以進一步反應,得到各種有機化合物。穩定的蜂窩狀洞穴提供了半隔絕的空間。大自然在其中經歷無數的嘗試,讓各种化學反應在其中連結與碰撞,生命的秩序與組織,很可能意外地就此誕生。另外化學反應產生的脂肪分子,可以黏附在洞穴壁上形成薄膜。而脂質分子的薄膜形成了細胞膜的雛型,同時也為生命提供了另一種可能:邁出洞穴,自由遨翔在大海中,去拓展未來無數演化的可能(圖 3-3)!   參考讀物 1.  生物學在講甚麼?–周成功老師的探索筆記 (1) https://shs.ntu.edu.tw/shsblog/?p=32713 2. 生物學在講甚麼?–周成功老師的探索筆記 (2) https://shs.ntu.edu.tw/shsblog/?p=3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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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藍圖:人類基因組計畫

生物學在講甚麼?–周成功老師的探索筆記 (2) 提到「基因」,大家都知道它是決定生物遺傳特徵的基本單元。也許有人還知道基因是由DNA 構成,而DNA 儲存了建構生物個體所有的遺傳資訊。就像電腦程式是用「0」與「1」兩個密碼建構而成。而在生物世界中,小至細菌,大至人類,都是以A、T、G、C 這四個化學鹼基字母作為密碼,細胞將長串ATGC 序列所組成的遺傳程式儲存在DNA 分子裡。然後,細胞會依DNA上A、T、G、C 特定的排序透過「轉譯機器」,去製造特定胺基酸排列順序的蛋白質,來執行特定的生物功能。當細胞分裂時,這套密碼程式必須忠實地拷貝一份,分別存到二個子代細胞裡。DNA 裡的遺傳程式,就這樣一代一代地遺傳下去了! 1953 年,華森和克里克兩人發現DNA 分子的雙螺旋結構,不僅解開了基因的化學結構之謎,同時也揭示了基因所攜帶的遺傳訊息,如何精確地從上一代遺傳到下一代。接下來的四十年裡,分子生物學家成功地確定了遺傳密碼的「翻譯原則」。也就是說DNA 裡的遺傳程式必須先轉錄到單股的RNA 分子上,然後細胞製造蛋白質的「轉譯機器」,會「閱讀」RNA 上記錄的指令,製造出特定胺基酸排列順序的蛋白質。從最小的細菌到我們人類,都用完全相同轉錄/ 轉譯的程序來解讀儲存在DNA 裡的遺傳程式。 90 年代後,對個別基因的認識,不論是結構、功能、還是其開啟/ 關閉的調控機制都日趨完備。分子生物學家開始野心勃勃地把目光投射到另一個更大的目標:我們是否可以決定「人類基因組(genome)」中所有遺傳密碼的排列順序,進而了解這些遺傳資訊如何決定我們人類所有的生物特性。「人類基因組」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人類所擁有全部的遺傳資訊。我們身體每一個體細胞裡都有兩套共計46 條染色體:其中一套染色體來自爸爸,另一套來自媽媽。而所有的遺傳資訊就儲存在構成這些染色體的DNA 裡。生殖器官裡一些細胞會經過減數分裂的過程,產生只帶單套染色體的精子或卵子。精子與卵子結合以後,再度形成一個帶有雙套染色體的受精卵,開始 一個全新的胚胎發育的週期。 一個受精卵呈現出的生命活力是個奇蹟,它不僅具有無窮生長分裂的潛力—從一個細胞發育出一百多兆個細胞組成的個體。在細胞分裂過程中,另外一套精緻的分化過程也同時展開—從開始看來完全相同的胚胎細胞,逐漸分化成外觀、功能完全不同,像神經、肌肉、肝、腎等細胞。這些不同的細胞還會聚集在一起、組成特定的器官。誰在發號施令,指揮這一系列細胞生長、分化的過程?這些指令加上製造身體所有蛋白質的藍圖資訊,全都存在人類的基因組裡! 「人類基因組」包含了大約30 億個遺傳密碼。90 年代初期,一個由英、美、日、法、德、中7 國,20 個研究機構共同推動的「人類基因組計畫」就此啟動。一共花了27 億美金,2003 年終於完成了人類30 億個遺傳密碼的排列定序。這個計畫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大家都同意每個團隊得到的DNA 序列資訊必須立刻對世人完全公開。在「人類基因組計畫」中,台灣的榮陽團隊雖未正式列名,但也貢獻了4 號染色體上1 千萬個DNA 的鹼基序列而受到肯定。 掌握了人類全部遺傳密碼的排列順序到底有什麼用?最簡單的答案就是它告訴我們: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我們每個人都帶了一套完整的「人類基因組」。但把每個人所有遺傳密碼的排列順序拿來排比一下,會發現我們彼此之間遺傳密碼的排列順序並不盡相同。其間的差異大概是千分之一左右。所以每個人大約會有幾百萬個遺傳密碼排列與其他人不同。這些遺傳密碼排列的差異,叫做遺傳資訊的多樣性(圖2-1)。遺傳資訊的多樣性決定了你我之間的不同:身高、體重、生病的型態,對藥物反應不同等等。所以每個人擁有的那套獨特的遺傳資訊多樣性,就好像每個人的身分證號碼而這個身分證號碼決定了我們每個人獨有的生物特徵。 中國人可說是最早了解遺傳資訊多樣性的民族。像為什麼有人冬天怕冷?有人吃海鮮會過敏?很多人抽菸得了肺癌,但也有人抽菸抽了一輩子也沒事?我們最熟悉的解釋,就是因為每個人的體質不同所致。但什麼是體質?傳統的說法十分籠統,但用現代生命科學的觀念來解釋就很清楚:每個人所擁有的遺傳資訊多樣性決定了他獨特的體質! 遺傳資訊的多樣性如何決定體質?更準確的說法是問:什麼樣的遺傳資訊多樣性會決定什麼樣的體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但又不易回答的問題。我們用抽煙是否會得肺癌為例。如何找出什麼樣的遺傳資訊多樣性,會決定抽煙是否會得肺癌?我們可以找一群七、八十歲,每天抽兩包菸而未得肺癌的人,另外再找一群三、四十歲,因抽菸而已經得肺癌的人,先決定出每個人的「身分證號碼」,然後再比較這兩組人,看看他們各自擁有的「身分證號碼」之間是否存在一些共有獨特的「標記號碼」。之後再找更多的病例來驗證這組「標記號碼」是否真的和抽煙致癌有關(圖2-2)。這個研究說來簡單,但要真正執行還得克服許多困難,例如說:怎麼花很少的錢就能準確地訂出每個人幾百萬個字母組成的「身分證號碼」!更困難的挑戰,在於如何從幾萬人的「身分證號碼」中,找出隱藏其中的那組決定特定體質的「標記號碼」。 「人類基因組計畫」開啟了未來能更精準瞭解與預測每個人獨特體質的大門。探索那一些「身分證號碼」決定了什麼樣的體質,將會是未來醫學研究最重要的方向與挑戰。當然這些研究結果的應用,也會衍伸出的一些社會倫理上重大的爭議,像是就業歧視或是保險費率等等問題。 但無論如何,基因資訊的時代已經來臨,未來預防醫學的景象,就是每個人出生時都會得到一本天書。書中會記載你獨特的那套「身分證號碼」,以及它所決定的體質。然後書中還會告訴你,根據你獨特的體質,你一生中會碰到那些健康的風險,然後去設計一套適合你體質的生活型態,作為你終身依循的準則。對這樣美麗新世界的來臨,我們不禁要問:基因資訊到底是解放了我們?還是讓我們成了它的俘虜!         參考讀物 1. 生物學在講甚麼?–周成功老師的探索筆記 (1) https://shs.ntu.edu.tw/shsblog/?p=32713 2. Chial, H. (2008)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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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丁格的大哉問:生命是什麼?

生物學在講甚麼?–周成功老師的探索筆記 (1) 歐文薛丁格(Erwin Schrodinger)1887年出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 圖1-1)。1926 年他提出一系列波動方程式的論文,奠定了量子力學的基礎,在 1933 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這樣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對生物學會有什麼深刻的看法?他又如何影響現代生物學特別是分子生物學的發展?要回答這二個問題,我們就必須把時空拉回到 1943 年愛爾蘭的首府都柏林。 二次大戰初,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兼併,大批奧地利的精英紛紛逃離。薛丁格被愛爾蘭的首相邀請到首府都柏林成立高等研究院。1943 年 2 月 5 日,他在都柏林的三一學院發表了一個系列的公開演講。在二次大戰最高峰之際,在一所 350 年歷史的古老大學裡,面對包括愛爾蘭的首相在內的 400 位聽眾,薛丁格在他的演講中只討論了一個主題:生命是什麼?一年之後,這次演講的內容由劍橋大學出版社集結成書出版。書名就是:生命是什麼?副標:活細胞的物理面向。 薛丁格對生命的運作提出了兩項他的困惑,第一是最簡單的生命型式都有極度複雜的結構。但是物理學家奉為金規玉律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高度秩序的結構必然會自動瓦解而趨向最大亂度(熵)。那麼生命複雜的結構如何可能維持而不致崩壞?如果你仍然不瞭解上面這段話的意思,想想你的房間,是不是自動地會從整潔走向髒亂,那是一個標準遵循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範例! 生命為什麼可以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穩定地維持其複雜的結構?薛丁格提出了一個看法,他猜想維持生命需要不斷地吃進食物,那麼食物中一定含有一種負熵的東西,可以讓生命中的亂度不會增加。今天我們知道這個想法是百分之百的錯誤,熱力學第三定律告訴我們,完美晶體在絕對溫度為零時,它的亂度為零。因此世界上沒有負熵這樣的東西。 過去科學家的研究讓我們瞭解,生命必須不斷地從外界取得能量(食物或是陽光)和材料(食物、空氣和水),在體內進行新陳代謝來維持生命的結構。但是在進行新陳代謝反應的同時,必然會釋放熱到環境中,使環境的溫度增加,導致環境亂度的增加。所以生命內在的運作,加上環境的改變,整體的亂度還是增加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維持生命的秩序是以增加環境的亂度作為代價!生命仍然是遵循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規範在運作。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比喻來解釋生命的結構與亂度的關係,想想你怎麼維持家裡的整潔?你必須花力氣打掃,打掃出來的垃圾怎麼處理?不就是丟到外面嗎!所以同樣的道理:維持家裡的整潔是以增加環境的亂度作為代價! 薛丁格對生命的第二個困惑是每個生命都擁有龐大、可以世代相傳的遺傳資訊,這些遺傳資訊決定了每一個生命個體精密複雜的結構和功能。但這個龐大的遺傳資訊,在世代相傳的過程中如何精準地複製而不致出錯?薛丁格當時已經知道生命的特徵和運作是由基因在決定、操控。但基因究竟是什麼?當時大多數人還認為基因是蛋白質。進一步問基因裡的遺傳資訊如何複製?那就更是一無所知了!薛丁格對這個問題解答的猜測,倒是與我們今天的瞭解有幾分神似。 他首先推測基因可能是一種非週期性的晶體結構。這個想法其實就已經假設生命是用原本的基因作為模板來複製新的基因。因為晶體的成長就是以原來的晶體為模板,一層一層形成和原來晶體完全相同的結構。為什麼是非週期性呢?因為週期性的結構所能承載的資訊極為有限,所以必須是非週期性,這樣資訊的數量才能應付生命的需求。薛丁格另外認為儲存在基因裡的遺傳資訊,應該是由一種特定的腳本語言或是密碼所構成。 薛丁格發表演講的同年,美國生化學家 Avery 和他的同事共同發現,細胞裡的 DNA 才是攜帶遺傳資訊的物質。換言之,基因是由 DNA 而非蛋白質所組成。10 年之後,1953 年兩位年青科學家,華生和克瑞克 (Watson & Crick),在劍橋大學發現 DNA 的雙螺旋結構。立刻確定了 DNA 複製的原理:雙股 DNA 打開後,各自一股的 DNA 都可作為模版,再精確地複製與之互補配對的另一股 DNA。而遺傳資訊就是單股 DNA 上連續的鹼基序列(圖1-2)。 薛丁格的演講透過《生命是什麼?》這本小書影響了一個世代的年青學子。他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生命現象的運作,必須以物理、化學的原理為依歸。雖然他試圖在生命系統發現新的物理定律的嘗試完全失敗。但他提出的問題與挑戰,鼓舞了年青學子探究生命奧秘的熱情,同時也指引出一個正確的研究大方向。 1993 年,發現 DNA 結構的華生教授,在美國冷泉港研究所慶祝 DNA 結構發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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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鄭南榕「自焚」的兩種生命態度—兼論何謂批判?如何批判?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在2013年的校園改建後,成功、勝利兩校區間的圍牆被拆除而騰下一個廣場空地。是年11月,校方委由學生社團聯合會進行網路票選命名,11月30日,「南榕廣場」在3000名投票中以900多票獲第一名,但在多次的討論後,校方終以名稱涉及政治為由,於2014年1月15號的校務會議中以70比21票決議取消廣場命名。[1] 在15號的校務會議裡,成大歷史學系王文霞教授對鄭南榕及其自焚行為做出了不少評價,據新聞所述,王發言後「現場一片掌聲」,[2]但在會場外,透過校內異議性社團零貳社的現場錄音以及傳播相關訊息、動員抗議,其發言受到多日未平的各方批評。 王對於鄭南榕的評價集中在其自焚上,並從自焚事件上綱到對於「自殺」的總體思考:鄭南榕應不應該自焚?他自焚的意義為何?人們(尤其青少年)應不應該自殺?自殺的意義為何? 而對於王教授的相關質問中,批評者也針對鄭之自焚,提出了相對應而相反的詮釋;兩造的相反詮釋,反映了兩種自主放棄生命的生命態度。本文主在爬梳這兩種生命態度,並窺其涉及的政治人物評價、政治價值、歷史知識等問題。 最後,結論部分則透過兩造立場的呈現、兩種生命態度的糾纏,來看某種批判態度正在如何進行?而我們還能進行怎樣的批判?     一、不能自由擇死的自由、民主價值 當日發言中,成大歷史系王文霞從民主發展的貢獻、以及死亡之選擇這兩點 上,蓋棺以論鄭南榕:(1)關於民主發展的貢獻,王表示,「在台灣民主發展歷史過程裡面」,有太多人在民主制度、社會運動以及民主觀念的推廣上,「都比鄭南榕做的更多更多」,而她之所以會作如此發言,乃是回應「南榕廣場」理念發起人、成大政治系(並為校內社團零貳社成員)學生邱鈺萍的言論:「感念南榕學長的犧牲及努力,台灣才有今日的自由民主」。(2) 「面對生命各種災難」時,人們(尤其年輕人)應該勇於面對其中的「挑戰和磨難」,而不能、不該以「死亡」做為表達理念的方式,否則便像是「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或者像是「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因為不合我意的時候我就去死,或者你們陪著我死」。 除了不能以死亡做為理念表達的方式外,王還進一步將「尊重生命」(其實也就是個人不能自由選擇死亡)視為「民主自由核心價值」,因為她認為唯有個體活著,自我的實踐、潛力的發展才能被充分發揮,而鄭南榕的死亡違背此原則,因此其「作法對我來說是完全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王文霞如是說。[3] 這位歷史學學者的發言,逼使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個人能不能自由、自願性地選擇死亡?王的發言給出了否定的答案,而她的否定答案則建立在 (1)某種民主自由價值的信念。(2)對鄭南榕自焚的去脈絡解讀之上。 在其發言中,生命之存活,是其所謂民主自由價值能被確立、被證成的核心要件,其建立其證成,則建立在個人對於某種自由選擇的放棄上——對自殺的自由選擇;這裡便形成了一個弔詭:唯有人們放棄自由死亡的權力,自由的核心價值才能被發揮。 那麼建立民主、自由的目的又何在呢?其目的在築構一個空間,益助個體於此空間中能「充分地實踐自我,去施展他的潛力」,但是所謂實踐自我、施展潛力卻藏存一個預設,即是,自我放棄生命,不能是實踐自我、施展潛力的目標或者手段。 此種預設忽略了死亡做為生命的一個進程,忽略了個人能透過死亡來完遂自我、或恰恰是自殺乃為自我完遂的可能性,正如王以「尊重生命」做為否定自殺的選項所示:自主放棄生命不是尊重生命的一種應擇方式。 然而,讓我們回望鄭南榕的生命故事,如果關於他的一般性生命評述大致無誤、如果他的自焚與「堅持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等信念密切相關,[4]那麼我們豈不能說,鄭南榕對於自我理念與價值的實踐,正是透過自主放棄生命來加以完成?     二、「實踐理念」或者「任意妄為」? 對於鄭南榕「自焚」與「實踐理念」的連結強調,在王文霞發言風波前已陸續存在、甚至被轉化運用。將時間軸拉返到2013年,是年4月7號的鄭南榕逝世24週年紀念會上,曾為成大零貳社社長、時為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青盟)要員的林飛帆受邀致詞時,在致詞稿中引述鄭自焚前的場景與最後幾句話︰「24年前,鄭南榕在自由時代雜誌社足不出戶,面對妻子葉菊蘭的詢問:『我們怎麼辦?台灣人民怎麼辦?』 他回應:『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5]此段引述,原段落應出自《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裡葉菊蘭的記念文,但在葉文中,她對鄭南榕的詢問是「那我和竹梅怎麼辦?」而非「我們怎麼辦? 台灣人民怎麼辦?」[6]藉由林飛帆引述上的出入,原本「家-國」難以兩全的矛盾被撇在一旁,代之以對台灣、台灣人民的宏大關懷與全然擔憂(由葉菊蘭口中說出),而此關懷,在林的轉述出入後,帶染著世代傳承概念的話被鄭南榕道出︰「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在原文中所謂「你們」特指鄭之妻女),道出不久便發生了自焚事件,於是這句話便成為了某種遺言、亦為遺志——召喚「你們」來對「我們怎麼辦?台灣人民怎麼辦?」做出回答。 如是,做為下個世代者的林飛帆,便接過此種遺志而做出如下堅定回答:「我們該回答他『對,擱來,就是我們的事情了』……用Nylon那個自信、輕快、堅定的語氣,喊出自己的姓名:『我叫作林飛帆,我主張台灣獨立。』」這段話中有幾個有趣轉折——林因著一個引述出入才被生產出來的「召喚」,對之做出了熱血回應。 於是,此回應的一問一喝可說都是同一個人,而此回應有個極明確的政治目標:「台灣獨立」,除此目標外,林飛帆且在致詞中表達了「反對媒體壟斷、拒絕中國黑手干預、捍衛新聞自由」特定政治訴求,而此訴求又以「做同樣的夢」來進行與鄭等不同世代間的同在、串連。 於是在上述致詞中,我們可看到,「鄭南榕自焚以實踐理念」一事不僅被大力強調,並且,其實踐理念的「精神」被轉為一種遺產,能讓不同時空者承繼,甚至在承繼的同時,理念「內容」可被承繼者因著時空需求而自我創發,譬如林飛帆對「反媒體壟斷」訴求的表達便為一例,而鄭南榕生前雖然大聲呼張過:「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但這理念是否為鄭的遺志訴求之一?林的仿擬宣告:「我是林飛帆,我主張台灣獨立」是否對鄭進行了某種遺志代言?[7] 相對於林飛帆在鄭「自焚」與「實踐理念」間的強調與轉化運用,在王文霞口中,鄭透過自焚以進行理念的琢磨、追索一面全然被忽略;同時,更去歷史脈絡地忽略了戒嚴時代中,人們表達理念的受限性;忽略在此受限下,個人對於死亡的自主選擇,乃是表達理念的少數手段之一。 澄社等政治性社團對此事的聯合聲明中便說到:「王文霞教授……發言,重點在於面對生命挑戰,但以尊重生命的角度來論斷鄭南榕的自焚,忽略了威權時代黨國追殺的脅迫與恐怖,是一種去脈絡的狹隘看法」。 其實,王會做出去脈絡的人物評價,除了她否認自殺能做為一種生命選擇的態度(即所謂「尊重生命」) 外,還在於她做為學術體制認可下的歷史學者,卻缺乏史實明辯、缺乏歷史性的同理性理解,不思辯相異時空對於生命、死亡的相異看待,亦不思辯鄭南榕(「自焚以實踐理念」)與自身(「自殺不能做為一種生命對應」)間不同的生命態度是否源於時代影響? 聯合聲明接下來的談述,便是要所有關注此事件的「我們」能異時設想,去「思考在甚麼樣的壓迫下,導致有人不得不選擇自焚」。[8] 王文霞在缺少歷史的同理性理解之下,又透過一次又一次列舉以將鄭南榕的行為定在一個錯誤理解的座標,而所有列舉都指向如下評判:鄭之自焚乃出於一種「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的任意妄為。她當日做出的每一個比附,譬如「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甚至類比做「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都是要突顯鄭自殺內含的任意妄為、只憑己意而行。 她發言中最受爭議的炸彈客譬喻,並非要就之進行自殺、殺人之爭,也並非要強調他是否如恐怖份子是否引發大眾恐懼,而是,要藉之批判鄭南榕「不合我意的時候我就去死,或者你們陪著我死」的行舉,因為此行舉並非「面對生命的挑戰和磨難」時的良好應對。[9]     三、對自焚的崇高化解讀 面對王文霞如此去歷史脈絡地認知,批評者們紛紛強調鄭自焚的理想性,以區分王進行的類舉比附,譬如時事評論者魚夫便稱︰「一個人自焚,用生命去實踐他在政治上的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主張,卻被一位……教授以極盡侮辱的字眼公開形容為『伊斯蘭炸彈客』或男女之間的分手傷害」,[10]然而,為何形容為炸彈客、分手傷害是錯誤類比?王究竟用了哪些「極盡侮辱」的形容字眼?漁夫以一種不需辯說的態度未加解釋。 署名「新一」者 (即《南之洛馱思》發起人陳奕齊),在「想想」上的評論文張與魚夫採取相似的區分策略,並在詳述二者何以為異的同時,更神聖化鄭的自焚之舉、更貶抑化情傷導致的自殺行為—他直稱鄭的自焚具有一種「殉道精神」,且將此精神與賽德克.巴萊以及耶穌進行比擬;另一端,情傷跳樓的行為則被此評論者加以「情緒智商低下」、「魯蛇行徑」等形容,如是,二者比附就新一來看乃是「不倫不類」、「妖魔化」與「貶低」。 然而,為何情傷自殺便如此不可取如此的充滿「魯蛇」(loser)意味?為何因著親密愛人的離去而自殺,在價值上,低落於為著想像出來的國民、國族而自焚?自願死亡的理由能否區分價值高下?如何區分?誰來區分?這些問題,新一都未詳答。 如是,王文霞在「生」、「死」 價值間做出的徑渭選擇,於兩位評論者筆下,則成了在不同死亡原因中做出評判—崇高鄭南榕對死亡的自願選擇之同時,貶抑了其他自殺的理由、生命經驗。 而另一些評論者則不僅崇高化鄭的自焚理念,甚至進一步,將「表達理念」推衍至「對理念的達成」,即是,透過鄭南榕的死亡,「對民主、自由的堅持」與「完成民主、自由的步伐」被混同為一了,譬如邱鈺萍便直接了當宣頌:「感念南榕學長的犧牲及努力,台灣才有今日的自由民主」,相類似的言論一直(尤其在社會運動圈中)存在、並於此次風波後更大量被生產,如鄭的遺孀葉菊蘭在事發當天、恰好是鄭南榕逝世25周年的紀念會上表示:「他的犧牲換來台灣言論自由的空間」;而到了隔日(16號),新台灣研究文教會基金會執行長陳嘉君在記者會發言中則稱:「鄭南榕的自焚解放了那個時代的恐懼……鄭南榕自焚後,才有後來的野百合學運」。 在這些談話裡,自由民主、解放時代恐懼、野百合學運….透過「才有」等詞彙的強力連結,而與「自焚」、「犧牲」等對鄭的死亡描述,進行了不斷不斷被確立被證成的直接遙繫;對於這種太快速而單線性的連結,已有人做出反思,東華大學教授魏貽君臉書上的一篇文章〈對於鄭南榕的一個批判觀點的致意〉便說到︰   「鄭南榕自焚之後的野百合學運、獨台會事件、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 盟,乃至於晚近的反核、同志運動以及諸般名目各異的政治社會運動,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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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失求諸野,野亦復沉淪-論張愛玲重訪邊城時的懷鄉意旨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重訪邊城〉一文於2008年初刊登時,《皇冠》雜誌給予了如下的標題:「台灣和香港,在張愛玲眼中皆屬『邊城』,透過她的眼睛,我們仿佛穿越時光,看見了一個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以及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 在台灣現在最大的網路論壇批踢踢有一種出於經驗歸納的說法是:「前五樓的推文決定底下風向」,意思是一篇文章-哪怕是最粗淺的,前面五個下評論者的意見會決定之後多數的意見。 因為皇冠出版社長期的與張愛玲作品合作,當期編輯下的這不到七十字的判語,除了決定了之後的風向之外,還更有一重權威性,決定了我們讀這篇文章該帶有的情緒與觀點。 從上段引文本文刻意粗體標示之處,可以知道本文認為可以商榷的乃在於兩個部分-實際上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與「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這樣的說明非常輕盈,在所有正面形容的表述中我們被指定了〈重訪邊城〉極可能是一篇輕鬆愉快的遊記,在台灣,因眼睛主人是初來乍到,所以新陌生人眼裡看到的,是「奇特的生命力」;在香港,因眼睛主人幾次居住又長期就學,老在地人眼裡看到的則是「舊時尋常生活」的復現。一新一舊,恰好相互對比,兩種願望一次滿足。   在這樣的介紹下,幾篇順著本文發佈而發佈的文章經常看見類似此論:「描寫台灣的廟宇、里弄,香港的建築、店舖,筆下寫來活色生香,鄉愁四溢,耐人尋味,儼然一篇專業的台灣風土人情考察記」,或是「張愛玲拉拉雜雜地寫了南來的外省人的生活,寫了買花布、買金首飾等等,那花團錦簇的散文筆法,彷彿又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書寫《流言》的、下筆華麗繁複的張愛玲」,順著這些評論看來,〈重訪邊城〉的確是一篇「遊記」,而不是「論文」。 不可否認,前段引文所述的確都是〈重訪邊城〉裡曾經出現過的,張愛玲確實花了不少筆墨細細描摩那些因為公車逃票而被毆打的青年、要寄去上海的罐頭與物資(相信那幾雙綑在身上的尼龍襪很難令人忘懷),還有一段頗帶時空錯置奇幻感的買花布旅程。 不過這些「現象」到底該放在什麼脈絡下去理解呢?單純就現象描述而有的「活色生香的遊記」的評論,是否有其不見之處?或是一如大部分「張學研究」對張愛玲的文本總是有輕淺化解釋的嫌疑? 本文認為解決之道或許是重新梳理文本,並從中尋求一個較為系統性的解釋,這個解釋能將張氏意見一以貫之,避免解釋模稜兩可或自相矛盾的情形。那麼,從「回到皇冠之前」開始,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重訪〈重訪邊城〉的起點。 話若要說從頭,則必須從張愛玲履足台灣跟香港開始。1961年秋天,張愛玲來到台灣,在花蓮及臺北做了以人類學家的眼光觀察,但受限於時間只能是蜻蜓點水式的踏查後,轉至香港,停留了較長的時間。接著,在1963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國雜誌刊物《Reporter》雙週刊發表了她的一篇文章,名為〈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用英文寫成,記述她這次到訪的所見所聞。 這篇〈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刊登後,因裡面提到她留宿的台灣給將軍級別之人住宿的招待所有「臭蟲」,讓不少「愛國」的台灣張迷為之氣憤,引發了不小的「臭蟲風波」,之後,便見沉寂。接著,2007年11月,遞補父母資格的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在全面清查手邊的張愛玲資產時,發現了一篇名為〈重訪邊城〉的文稿,他憑著當中一個「 Mrs. Richard Nixon?」關鍵詞想起了這或許是〈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相關文本,兩者對照之後,發現並不是英翻中的翻譯本,而是一次再創作。 宋以朗依據文中的注釋(「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華雜誌」字樣)推斷,〈重訪邊城〉應是創作於1983年以後,距離〈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有二十年之差。接著,2008年的8月,《皇冠》雜誌650期重磅刊載了他們細心整理過的這篇重要而珍貴的文獻,本文篇首提到的題詞便是在此期中出現。這一期,在張學的研究領域又激起了一陣重磅的討論漩渦。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是用英文做的,〈重訪邊城〉是用中文寫的,但兩者的材料來源似乎一致,且重複之處並不少,一如張氏的許多中英互改文本,頗有異卵雙胞胎的味道。為了閱讀方便,茲將其整理為一個簡要表格。(〈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為英文文本,為求討論方便,以劉錚翻譯版本為主,以下同。) (表一) 〈A Retur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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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戀還是ㄈㄈ尺-戀愛的全球與在地化

作者: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按:此為去年七夕時,將摘錄包曼的《液態之愛》一書部分內容,分享於計畫粉絲專頁上,為〈愛情與人生〉專題廣告後,擴寫之文章。筆者在此領域斷非專業,但願托包曼一文,進一步詮釋譏諷跨國戀背後可能的原因,以激發不同面向的思考。筆拙之處,還請海涵。   一、前言   前一陣子台灣新聞上出現了警察逮捕非法拘留兩個奈及利亞兄弟黨的訊息,值得注意的是這則新聞裡面的重點是兩位奈及利亞人士宣揚在台灣已經睡過超過兩百個女性的戰績。[1] 在台灣重要的網路bbs論壇ptt上,有一名為Cross Cultural Romance(CCR)專門提供網友討論異國戀戀情的平台經常被反對跨國戀的網友戲稱為ㄈㄈ尺(CCR的中文字形)。反對CCR的網友認為台灣女性過於崇洋媚外,並且常以性需求當作是台灣女性追求外國異性戀的原因(而這樣的反對聲浪則集中在討論性經驗的sex板) ;再者當上述的新聞一再重複發生時(例如台灣女性和外國男性在夜店尋找一夜情),反對CCR的網友更常怨嘆最優質的黃種男也比不上最劣等的黑人(劣等指的是在原國籍的社經地位)等,這一類以膚色差異表露出種族歧視話語的反對意見。這種反對異國戀的意見時常過於側重在性需求與崇洋上,而否定了所有的跨國戀情。而這種反CCR的批評聲浪,則被斥為「仇女」心態。 然而近日於網路出現了一則臺灣宅男於俄羅斯求學時交往漂亮金髮俄國女性的新聞時,[2]這樣男配女的跨國戀卻被反跨國戀的網友譽為強大、勵志等正面的描述。這樣的現象被反CCR內部的部分意見斥之為雙重標準。 在這兩則新聞中要注意到的是可以流動者不管是亞洲男、俄羅斯女或是其他地區的男士,皆以佔據流動性的優勢(相較於自己國家內部其他人民的唯一優勢),到他國與在地與較不具有流動性的異性(或許甚至是同性)發展親密關係。 換言之,跨國戀現象當中所呈現出來是在戀愛、情慾全球化之下,和其他全球化一般,透露出具移動性與無移動性對於勝敗的重要性。因此,若以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待異國戀可以發現到將異國戀者皆冠以ㄈㄈ尺,或將反異國戀的人們皆視為是有著「仇女」心態的人,是一樣的淺薄的批評。 進言之,全球化下的愛情失敗者之所以產生憤恨,這或許並非關於戀愛或是肉體上無法佔有而導致的相對剝奪感,而有流動能力的出逃者想來也是為了生活而移動大於為找戀情或是發洩情慾而出走。所以問題並不在本地女性是否崇洋、反異國戀的男性是否仇女,或是找異國戀單純是為了性需求等的原因,而是在全球化下,可以流動的旅客、「邊緣」的旅客結合無法出逃的在地流浪者,為彼此找到了情慾或是生活上的新希望。而那些無法移動,只能留下來的人則成為了只能反對、否定一切跨國戀的失敗者,而他們的憤恨來自於自己已淪為的全球化下的無流動性階級,他們對於跨國戀的語言暴力實際上只是包曼(Zygmunt Bauman)所說的拒絕拒絕者(rejection of the rejectors)的行為之一(Bauman, 1998)。     二、城市的吸引力 在包曼所著的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中,城市會不斷吸引着外來的人,吸引着那些居住在較為悠閒或沒有前途地方的人。或許我們可更進一步解釋成從在全球範圍內相對生活物質條件不好的地域都會被其他的都市吸引(Bauman, 2003)。 進言之,這些被都市吸引而來的人其實有部分是因全球化而成為弱勢的。正如Giddens在 “the Globalizing of Modernity”所述的,國際勞動分工必使在某一地的繁榮造成另一地的衰敗。也就是說這樣的跨國移動,使得「城市變成全球性問題的傾倒場」(Bauman, 2003:  190)。而包曼認為,替全球問題尋找在地解決的方法是不可能的。易言之,全球化所造成的問題,只是從另一地帶到另一地。 當問題不能解決時,隔離成為當地反抗的手段。本地都市的住民、有財力者於當地購得之住宅成為都市裡的綠洲,這使得雖然在地人的肉體存在於城市中,但是這些住宅卻使他們於精神上得以脫離城市,遠離那些外來的次等人;在地城市中那些尋求城市多樣性、機會等的外來者、陌生人被原本居住在都市的人隔離在 (住宅區)之外,是因為在地人試圖把外人對當地帶來的威脅、未知的恐懼也隔離出去(Bauman, 2003)。     三、愛情、消費社會與純粹性關係 包曼將愛情或者是關係的組成要素定義為自由與安全感的相互拉扯,簡單來說是面對佔有時,人一方面希望獲得未來的長期安全感,一方面又害怕在伴侶關係中失去自己的自由。 然而,經由資本主義中的消費社會編碼後,伴侶關係成為「喜歡能馬上用、好處理、立即滿足的現成品」(Bauman, 2003:44)。也就是說處在消費社會當中人們的愛成為了描述成不需等待、輕易入手、無需付出的商品,而在消費社會中的顧客們是為了願望而買,而不是為了滿足慾望而消費,[3]因此傳統的愛情的長期關係追求在現下已經變成了一件阻礙立即滿足、投資報酬率太低等的惱人的事。 包曼認為最符合現下愛戀慾望的描述是購物中心,因為其「設計方式是使願望即生即滅…願望之預期壽命的短暫性,…可望不會留下長久後果,免得妨礙下一次地歡心狂喜。就伴侶來說,特別是性伴侶,遵循願望而非慾望,意味為『其他的羅曼史機會』敞開大門,…『它們可能讓你更滿意、更如願以償』」(Ba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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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實習見聞-夢想的剝削

作者:April、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按:April是知名外語學院一名優秀的畢業生,精通英法德三種語言。申請上Erasmus  Mundus的獎學金後,便負笈維也納攻讀碩士。因對在聯合國內工作抱有夢想,因此在維也納的相關機構實習了一陣子。 首先,因為一些國際機構,不受當地政府管轄,因此即便當地政府明定要給實習人員一定的時薪,但是國際組織不給實習人員薪金是常態。為此,April必須精算開銷,並且為了找實習期間的生活費,先於聖誕節到了國際有名的剝削與控制員工的公司-亞馬遜(Amazon)-的倉庫當臨時工。 由於聖誕節的關係,亞馬遜的在這一段時間是相當缺人工的,這時他們便會對外招募大量的臨時工。這些倉儲員工必須在偌大的倉庫內靠自己的雙腿來回奔波,而控制他們如實奔波的方法就是,透過搬取貨物時以刷條碼統計控管員工的平均工作量,然而究竟員工是否已經達成當日目標,卻永遠是個謎。 另外,出於上下班的打卡時間控管相當嚴格,因此勞工的休息時間遭到變相的剝削:上班時,由於要排隊等安檢(為防範員工拍照,禁止攜帶手機與任何電子產品入倉)跟換亞馬遜的背心,因此可能會因為排隊而遲到,遭到扣薪;午休時,由於倉庫太大,到了整點休息時才把貨物放下,打卡往外走去吃午飯,來回可能就要耗掉30分鐘的午休時間。這還不包括因為倉儲太大,所以迷路的問題。 再者,因亞馬遜的倉庫地點離市區很遠,因此許多的員工必須非常早起搶搭第一班電車(有時還擠不上車)、轉車。為此,他們也必須非常早便就寢,說他們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一點也不違過。 但是上班當中,也有可能會有加速的時候,亦即亞馬遜的快速到貨服務,便要靠著壓榨員工奔跑速度的能力,以及壓縮物流人員的傳遞時件來完成(但這或許也是普遍的現象,比如說其他網購的24小時到貨服務,或者是颱風天的食物外送服務等)。而亞馬遜報償辛勤員工的方式就是用每月抽獎的方式給他們折扣券-也就是試圖透過讓他們在亞馬遜上消費,再從他們的勞動所得中壓榨出一些利潤。 然而,即使亞馬遜的勞動條件嚴苛,但是為了一圓在國際組織實習的夢想,April依然咬牙撐過來了。   只是在下文的訪談當中,我們反而發現聯合國,或者國際組織本身對實習或者約聘的待遇並不一定會比亞馬遜的臨時員工好。在與April訪談的過程中,編輯發現支撐起聯合國底下無薪實習制度的,是對於聯合國虛無飄渺的夢想。 廣義的來說,因為這些夢想只能在聯合國裡實踐。從正面的服務特定的對象、議題,或者到現實一點的是,洗個資歷,以便可以拿到曾在聯合國底下實習的身分;為不知道與實習有沒有關的將來鋪路、認識權貴以獲得沒有保障的好處,如透過私下的運作幫忙謀到正職;享受聯合國特權以及與高薪金綁在一起的各種誘惑,如同前述的口頭私下運作、聯合國正職人員的特別待遇;以及以聯合國給予的權力與財力,利誘苦於現實的追夢人。 然而,實習人員的工作有時不僅跟正職人員一樣重,而且很大程度上地也承包了繁瑣的行政文書工作,而唯一能合理化、說服自己繼續下去的也正是出於聯合國本身,亦即在裡頭實習,變成了一個近距離觀看,甚至是膜拜的過程,而這種看起來好像吃得到的甜頭,便成了實習人員的唯一支薪與支持自己做下去的動力。 當然,整個社會體制與學校也參與其中,在背後支撐著實習人員繼續這樣可能前途無亮/量的工作,因為學校會要求畢業前一定要有實習的經驗,而在低薪與勞務外包盛行的現在,整個社會幾乎都以實習或是其他類似的名義,招攬相對便宜的人工,為公司簡省成本,而這樣的剝削卻可悲地成為勞工彼此比較誰過得比較慘(實習經歷)的求職資本。 然而,身為台灣人,不僅要遭受一般勞工的各種不平等待遇,也要遭受因為政治身分而來的不平等待遇-即便個人的能力再好也沒有用。 以下是編輯與April的訪談。         編:為什麼要先去亞馬遜工作,才能再去聯合國實習? April:因為以聯合國的實習是不支薪。當初我是學生身份,經濟沒有那麼豐裕,所以就先去亞馬遜當兩個月的臨時工。   編:那在亞馬遜的工作結束之後,您到聯合國的哪個單位實習了呢? April:我去了IACA,是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Academy。它是一個國際組織,上面的單位是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UNODC辦事方式、制度等都是按照聯合國的規定建制的。   編:在IACA裡,有與您同期實習的同事嗎? April:我們那一期裡也有別的國家的實習生   編:那他們的經濟狀況也跟您一樣嗎? April:其中有一個奈及利亞的女生經濟狀況比較好,因為她媽媽是在維也納的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職員。她本身就住在維也的父母家中,所以不需要付住宿費。還有一個已婚的荷蘭女生,她先生也是在維也納工作,所以她也沒有多餘的生活壓力,只是來這邊增加自己履歷上的經歷。 再來是一個俄羅斯人,他是在IACA的法務部門實習,他的家境應該也不錯,因為他之前在Strasbourg的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實習過。最後還有一個奧地利人,他也有房子,不用額外再付住宿費。   編:您知道他們為什麼願意不支薪地實習一次以上嗎? April:像俄羅斯人,他還是學生,而他還想要繼續念博士,所以實習應該為了研究的需求。但我覺得他來其實蠻不簡單,因為俄羅斯的要辦簽證,不管是實習或是讀書都還蠻困難的,辦簽證的過程還蠻冗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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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Davies:快樂工業的訪談

譯者: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譯自:William Davies on the Happiness Industry 編按: 〈社會科學咬一口〉(Social Science Bites)是由經營〈哲學咬一口〉(Philosophy Bites pocasts)極為成功的Nigel Warburton與David Edmonds所另外推廣的播客。 Nigel Warburton是一位英國哲學家,最為人所知的身分是哲普作家。 David Edmonds求學於牛津大學,擁有英國公開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並於芝加哥大學與密西根大學有研究員職位。並著有哲學相關的書籍。 Will Davies是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的一位資深講師,他在2014年加入了該院的政治系以推展一個新的政治、哲學與經濟學學位。在那之前,他為政策智庫工作,也在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介科際(Interdisciplinary )方法論中心,與牛津的科學創新與社會,以及其中心的「互有與雇員共有商業」任職。 以下訪談,以NW代表Nigel Warburton,DE代表David Edmonds,以WD代表Will Davies。   社會學者Will Davies認為,現在「快樂」正潮。但這裡指的不是感到快樂,而是要主動提供快樂、測量快樂、研究快樂、把快樂變成政策[1],甚至是剝削快樂。 如果這聽起來好像跟企業有什麼關係,Davies不太可能不同意。新書《快樂工業:政府和大企業如何販賣健康給你我》(The Happiness Industry: How the Government and Big Business Sold Us Wellbeing)的作者擔憂到,真正的快樂或許會因為以神經行銷學,或者以過剩的公開表達情感方式,追求快樂時而被遺下。   「我認為『快樂』遠比《快樂工業》裡所再現出的快樂更美好,」Davies在〈社會科學咬一口播客〉(Social Science Bites podcast)這麼告訴著採訪者,[2]「我認為我們能比從個人行為的研究推斷,或是從特定的功能性磁振造影掃描的研究等,[3]做得更好。前述這些研究在特定的科學限制中,都有其各自的優點與效度,但是許多快樂科學或者快樂工業,或者商業界,以及一些在政策界的人,將這些極其簡化的研究拿來用,絕對是不幸的」。 有一件該注意的事是,將焦點放在感到快樂的的正向特性上,忽略了人們可能感到不快樂的真正理由,而這也是Davies認為應該要正視的-即便這令政策制定者感到不適,或這比起做生意來說更無利可圖。這是Davies在2014年所寫的新書《新自由主義的極限:權威、主權與競爭的邏輯》(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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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中談論同婚-消費邏輯與同志運動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特約編輯:王咻咻   前言--從2013年「紅樓跨年派對」談起   2013年12月31日,在西門的紅樓廣場上架起一個大舞台,男女舞者在舞台上跟著美國女歌手Katy Perry 的《Roar》跳動,這首韻律性強烈的舞曲於是年8月隨著專輯釋出、被台灣接收後,迅速地播放於許多台北男同志常出沒的公共消費空間,譬如世界健身房(World Gym)、紅樓廣場以及各種For Gay Party等等,歌曲裡「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你的反對,卻讓我越挫越勇)等歌詞被許多同志者認為具有召喚「爭取同志平權」的情感力量。 舞台兩側各有一個大投影螢幕,與《Roar》、舞者交織的是許多公眾人物對「同志婚姻連署」表達支持的聲音跟畫面,譬如主持人一面高喊「我們是因為同志而驕傲對不對?」,同時而稍後,舞台兩側便傳出歌手張懸的聲音:「連署是行使公民權利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段影音是〈伴侶盟〉於2012年12月時邀請張懸錄製的,「……多元成家對台灣社會最大的意義在於人權認知的提升……」張懸透過螢幕向廣場上的群眾隔時空說著。[1] 舞台之外,也有其他爭取同志婚姻的行動在廣場進行著,伴侶盟的晚會〈採訪通知〉便寫著:活動[2]將邀請「在12月剛完婚的同志伴侶們現身,呼籲政府與社會正視同志基本的結婚權」,同時,「在邁入2014年的第一刻,現場將釋放3,000顆象徵愛與希望的氣球」,釋放場地位於紅樓八角主建築右側,這些氣球被主辦單位賦予「承載著同志們成家的盼望」的象徵,而氣球之飛昇,將「揭示2014婚姻平權元年的到來!」[3]如此,紅樓自2007年起便年年舉辦、充滿消費氛圍[4]的「跨」年派對,便被賦予同志平權「跨」向新階段之意含--在伴侶盟詮釋下,既是對過往運動挫折的渡過跟告別,[5]也是對於同婚草案將過關的一種期許、與運動步伐的邁向,晚會活動聯絡人王之吟(伴侶盟成員)在受訪時便表示:伴侶盟的同婚草案已在立院付委,「2013年我們雖然還沒有達成(法案通過),但是我們希望2014年成為台灣婚姻平權的元年,就從明年開始」[6]。 正如消費氛圍、同運的跨越意含透過「跨」字而疊合,2013年的這場跨年晚會也存在同志運動與消費的種種交織--1. 首先,同志平權聲音是透過種種消費力量與管道而被傳遞的:這不僅指稱唯透過涉谷步道等同志消費空間的經營者出資搭建的舞台,當天的種種同志平權論述之所以能獲發聲;並且「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以及「連署是行使公民權利的第一步……」等被認為具有同志平權力量、支持同婚之言說,都是透過流行音樂商品、商品的主要代言/聲者「歌手」而被道出;2. 其次,發聲者主要來自同婚推促組織,除了伴侶盟之外,「熊學會」[7]也在現場發起「萬鑽成家,100請願」[8]的活動,這些組織在當天都須跟紅樓店家密切合作; 3. 最後,許多消費商品在當天被賦予了種種同志符號(sign),譬如3000多顆氣球在其塑膠材質外,背負「揭示2014婚姻平權元年的到來」的象徵;而普通的耳環與馬克杯,被伴侶盟加上「彩虹」、「自由戀愛」的字號與圖案後,「不再是一串簡單的商品,而是一串意義」,[9]此意義指向同志「平權」、「認同」、以及透過「義賣」字詞而傳遞的「對同婚(團體)的經濟支持」--對大部分選購了這些義賣品者而言,購買動機與其說指向著物品本身,更多應是指向這些商品之「意義」;不論如何,二者(意義、物品)一起進入了商品交換系統、被拿到派對現場販售,其獲利所得,據伴侶盟表示將支應組織運作的各種費用。 將目光轉移開這場晚會,因「修民法972」[10]而起的種種同運論述、策略與活動中,也存在著許多對「消費力」、「消費市場」、「消費欲望」的討論、塑造甚至支持;本文便想試著回答:環繞「消費」的許多概念如何、為何在這一兩年的同婚運動中被取用?被誰取用?哪一些概念被取用?在這些取用過程中,消費社會被如何看待、定義以及面對? 這些問題想回應的,不僅僅是同志運動者選用了什麼運動策略?並且將討論同志族群、同志運動者如何透過「商品」與「消費」的種種概念來認知群體自身、運動走向及現行的社會既存樣貌?--依英學者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界定,「消費邏輯」是「一種社會性結構方式,意味著商品被用來界定社會關係」,在其例中,「生活風格差異」、「社會關係的界定」都屬於透過商品的象徵意義、界定社會關係之範疇,[11]如是,最後這麼一個問題或許可簡概作:「怎樣的消費邏輯在同志、同運者間運作呢?」再一步追問我們能如何透過此消費邏輯來反思、批判現存秩序的種種?這些問題都是筆者欲在文章中思索的。   一、消費中的「同志友善」:   跨年派對當天,《經濟日報》發了篇專題報導為晚上盛會進行訊息傳播,報導中,同婚爭議、以及紅樓商圈等帶動的同婚經濟,由於都吸引了國內外眾多民眾之關注,而被等價其觀;[12]當伴侶盟進行新聞轉載時,同運以及經濟成長被進一步扣連:「台灣蓬勃的同志運動及同志文化所捲動的龐大與多樣化的經濟活動,已引發愈來愈多國內外媒體與觀察者的注意與研究了」[13],在此轉載中,林純德指出的「男同志消費主義」(gay consumerism)再一次被體現:「一旦(男)同志社群向主流社會展現驚人的消費實力,主流社會便無法漠視同志存在的重要性,因此,對他們而言,『同志消費』將是達到『同志平權』的一條最為便捷而有效的運動路線」,[14]林所觀察的是2007年前後現象,其現象到了2013年便不再侷限於男同志的文化脈絡裡--在上述報導引中,相關產業(紅樓商圈)雖然仍是以男同志為主要消費客群,但被扣連的同運議題所影響與包涵者擴及整個同志族群,而轉載新聞並進一步引申論述的伴侶盟,則是以生理女組成主幹部的同運組織,也就是說,雖然「向主流社會展現驚人的消費實力」者仍以男同志社群為主,但在伴侶盟轉述裡,逼使主流社會無法漠視的同志跨越了生理性別界線。 在肯認「同志消費」的相關報導與文章中,同志展現的消費力、消費活動除了可增加族群能見度外,還可透過某一活動、消費空間帶來大量的錢潮人潮,以佐證某一地區對待同志是友善的。「台灣同志遊行聯盟」在2012年10月27日(遊行當日下午)發出的新聞稿中表示:「今年適逢第十年爭取『革命婚姻—婚姻平權、伴侶多元』,遊盟估計遊行人數,再衝新高,突破五萬人次 ……」,國外來台的各種訪客,「遊盟保守估計超過3000人」,這些訪客湧入台北之盛況,藉由住宿空間被大量消費而呈現:「他們特地在十月來到台灣,參加同志遊行盛會,大台北地區各大商旅飯店,皆已住宿客滿」,台灣的整體友善氛圍,則可透過「以企業名義參與同志遊行的公司,新增了美商高盛亞洲證券等企業」的現象,以表示正「逐步開拓」中。[15]而2014年遊盟發出的募款活動簡介,則在回顧2013的遊行時如此說著:「去年參與者估計高達6、7萬人次,已成為亞洲最大規模的同遊盛事。每年10月底,台北不僅吸引了國內外大批人潮及消費力……而台灣的同志友善形象也透過傳媒力量、國外訪客的口耳相傳不脛而走」[16]。 然而,向外散佈的同志「友善」形象,究竟是怎樣的友善?對誰的友善呢?這兩個問題很難從遊盟的新聞稿中得到回應,但在其他關於同志娛樂活動的報導中,則能得到較清楚的答案。上述《經濟日報》寫到:「台北身為亞洲對同志最友善的城市,每年紅樓的跨年總吸引包括鄰近國家的同志前來同歡,參加人數超過5,000人」(2013);將時間調前一年,《中國時報》的〈台北最友善花錢不手軟〉則引述一位因跨年來台、在台已旅遊八天的香港遊客Albert之語:「台北是全亞洲最Gay-friendly的城市」,但這麼一個「Gay-friendly」(同志友善)的依據是什麼呢?Albert繼續表示:「除了有同志可固定聚集的場所外,周邊可消磨時間的娛樂業不少,跨年這天他打算先在紅樓與朋友倒數,再衝到上千人群聚的嘉年華派對,狂歡到日出」,[17]在此,所謂友善指向充足的(男)同志娛樂消費活動、空間;同樣,男同志作家陳克華在2014年的〈錢潮人潮野狼潮〉表示他有一位新加坡好友曾興奮跟他說:「台北是全亞洲最同志友善的城市!……台灣同志長得最優,pub最好玩,遊行規模全亞洲最大!(已超過東京)[18]」,除了對(男)同志娛樂活動、空間表示讚嘆外,人的樣貌美醜(「長得最優」),也很有意思的成為外國訪客認為台北乃「同志友善」之都的原因。 這裡需進一步辯證的是:「台灣同志遊行」被主辦單位、許多同志運動者視為是一年一次的「社會運動」,每年,遊行聯盟也總會在定出主題後,做出遊盟的意見論述並舉辦舉辦相關座談、邀稿、報導等等,然而,遊行同時透過招引人潮而帶來飯店、Pub舉辦的大型趴踢等週邊消費活動。上述遊盟在2014的募款活動簡介,便想透過台北「吸引了國內外大批人潮及消費力」的訊息宣傳以尋求商家企業贊助;位於東區的W飯店,2012、2013連續兩年推出「同玩樂住房專案」,其專案內容譬如「免費使用健身房與每日2杯高蛋白調飲」主打遊行前後自外地來台北的男同志客群,同時又對外表示專案的10%營收將捐給同志團體「熱線」,以增加飯店的公益色彩、並進行廣告宣傳[19]。 如此,遊行前後來台的國外訪客,於大量消費活動跟商機間見到的「友善」會是什麼呢?因有著充足的(男)同志娛樂消費活動與空間?還是透過遊盟之宣傳,觀察到台灣的同志運動不斷開拓、延伸關懷許多的同志權益議題?2012年10月27號,如果一名男同志訪客在下午時分,跟著遊行隊伍走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那他將看到「婚姻大革命  伴侶有溫情」、「跟誰結婚 政府你管得著嗎?」、「彩虹成家 超越藍綠  不限夫妻」[20]等種種與「婚姻平權,伴侶多元」(當屆的遊行主題)有關的標語;如果他選擇在夜晚出沒於紅樓、Jump等男同志娛樂消費場所,那他可能發出如下感慨:「竟然有一半是平頭,蓄鬚,肌肉熊熊,野狼族打扮,等等一眼即可辨認的顯性同志」,這番感慨,是陳克華在桃園機場時所發出的,在陳克華記述中,這些「顯性同志」從「東京、香港、新加坡」等地一班班朝往台灣,而目的是「衝著台北某大型Disco Pub所舉辦的周五夜同志派對而來」。[21]在不同場合、時間出沒的訪客,是否將分別看到不同意義的友善呢? 見與不見之間,恐怕非常因人而異,在我2014年(7/28)進行的訪調中,被朋友戲稱為「RichHK」的香港訪客表示:他每年來台參加遊行、或者跨年活動,便都住在上述提到的W飯店,當我問到:「你覺得台灣是個同志友善的地方嗎?」RichHK說:「台灣人友不友善,得看你本身友不友善……在W你越有禮貌,得到的服務越好,可能還超越他們原有的水平」,在此,W這麼一個複合型消費空間(W在許多男同志眼中,可兼享住宿、辦私人派對、享受露天游泳池等高級設備)的服務品質成了「友善」與否的標準;另外,我詢問RichHK為何想年年來台,他的回應是:「.因為很好玩、G5party又是亞洲區很有名的」、「台灣party這麼多,特別是home pa,當然來台灣跑趴多嘍」……。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國外訪客在(男)同志消費活動、空間中體認到的「友善」,都指向消費空間的高服務品質、「好玩」且「多」樣的娛樂消費活動……而非,譬如對弱勢同志族群、邊緣的同志議題標示著關懷等同志運動意義上的友善;但這不是說在同志消費空間及活動裡,不存在同運關懷、不存在對於同志平權的倡議;相反的,由於同婚平權在這兩三年內,越來越在社群內部獲得共識與支持,許多同志商家經營者紛紛表達支持的態度。 在2010年一篇報導中,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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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與Jason W. Moore的訪談

譯者: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譯自: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an Interview with Jason W. Moore   編按: 1. 原訪談日期為2015年9月28日。內文述及之時間,譯文不做更動。 2. Jason W. Moore為賓漢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生態與資本的積累》(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為其去年八月出版的新書。 3. Kamil Ahsan是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芝加哥大學發展生物學的博士候選人。以下由Kamil Ahsan訪談Jason W. Moore的問答,將以KA代表問方的Kamil Ahsan,Moore代表回答。 在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裡,Jason W. Moore提出了將馬克思主義者、環境與女性主義思想來一次全面的重新修訂與結合。Moore的說法是: 我想我們很多人都直觀地了解-即便我們的分析架構是落後的-資本主義不僅是一個經濟系統,甚至也遠超過一個社會體系。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自然的方式。 Kamil Ahsan與Moore一同談論Moore上個月出版的新書《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the W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