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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與鬆綁科學理性(I):從現代科學開端檢視現代文化結界

作者:紀金慶 台中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在今天,人們普遍認為科學研究的是「事實」(fact),並且也只關心「事實」,科學研究的範圍不涉及意義、價值與信念問題。我們並且認定科學研究由於完全不牽涉任何關於價值信念的意識形態問題,因此科學研究是一種中性的、理性的活動。上述觀點幾乎成了我們現代人的日常信念,並成為現代社會的結構問題: (1) 首先,由於我們時代對於科學典範的推崇,而科學實踐的標準乃是「明證性」,因此使得一些文化領域受到排擠。例如像藝術或宗教等人文活動,這類的人文活動相當重視「親證性」,「親證性」完全有賴個人獨特心靈的感悟,舉例說明,我們無法想像一個宗教家或藝術家沒有個人獨特的眼界,儘管他們發出的言論或創作出來的作品可以得到普遍的認同與共鳴,然而當中獨特的個人特質仍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2) 其次,人之有別於其他生靈的一個重要本質在於,人是具有意義向度的生靈,而當現代社會將科學理性視為現代理性的核心標準,並同時認定科學理性只關心事實,而不涉及意義時,那麼也就無怪乎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有那麼多文化反思擔憂:喪失意義向度的現代世界陷落到一個純粹以物質開發為導向的文明階段。 對此,我們有必要對科學理性進行「拆解」與「鬆綁」。在這裡,筆者選擇用「拆解」與「鬆綁」這樣的字眼來表達我們應該對科學理性懷有的態度,絕非是主張一種我們應該敵視科學的立場,以至於主張我們必須否定科學,而是主張我們必須有條件的接受科學,其中第一步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區分科學實際的作為以及科學作為一種現代神話,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現代世界中,人們對科學的運用在不少地方已經超過科學實際有效合理運作的範圍。 在本篇文章中,讓我們先簡易的回顧科學發展的歷史,來檢視科學經驗中實際發生的設定。     你相信你看見的、還是看見你所相信的? 依據一般的見解,人們習慣認定科學與其他人文活動的區別在於重視事實,並且也只重視事實。例如將科學與哲學相比,哲學就相當重視概念的思辨,而科學則重視經驗觀察得來的事實。乍聽之下,似乎也符合我們一般的印象,例如熟悉文化史的朋友會知道,在牛頓(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這些近代重要科學家發展物理學理論前,近代之前的科學活動就叫做「自然哲學」。 然而,當我們回顧科學史發展時不難發現,恰好與我們今天印象相反的,未能如實從具體事實出發而過度重於抽象原理與概念推導,因此備受當時科學界責難的是當時伽利略與牛頓。 我們以科學史著名的比薩斜塔實驗來舉例,伽利略提出自由落體定律與當時主流的古典自然哲學競逐,依據古典自然哲學的想法,一切物體按照自身本性運動,以落體為例,輕物上升,重物墮下,因此兩個同時下落的輕重物,重物墜地的速度一定比輕物快,因為輕物有向上運動的本性;而伽利略認為,一切物在無空氣阻力的條件下,降落時間沒有不同,因為一切只取決於重力加速度。因此在伽利略的想法中,個別物體沒有內在本性決定運動的問題(所以沒有什麼輕物趨於上升而重物趨於下墜的區別)。 我們歷史教科書只告訴我們伽利略挑戰傳統的勇氣,卻沒告訴我們在比薩斜塔進行的落體實驗中,重物以些微的時間差距快於輕物先行著地,因此伽利略在這場實驗上,在這個「事實」的觀察上,其實是落敗的,伽利略的失敗加深了反對者對他的懷疑,而伽利略的作法是將些微的時間誤差歸給了空氣阻力(羽毛接觸面積較大)。 若我們不被科學教科書誤導,而從科學史的證據來看,那麼我們或許可以持平的評論:伽利略的自由落體定律和古典自然科學,各自看到自己看到的「事實」,並做了不同的解釋與處理。 通過這個史實,筆者希望我們可以接受以下這個和我們一般常識信念相反的道理,我們常說眼見為憑,並且深信良好的理論是基於經驗觀察歸納而來,然而,我們常常忽略了一件相當簡單的道理,那就是理論也會影響我們觀察事物的角度,而觀察事物的角度一但確立,往往事物會不斷呈現我們所以為的樣子。在我們舉的例子所呈現出來的道理就是如此,同一個現象,對兩種立場相反的理論而言都是成立的。 因此,如果我們要問近代科學的開端以至於到現代科學的發展之所以不同於古典自然哲學的地方究竟何在,那麼顯然答案不在於近代科學(以及現代科學)是重視事實(或經驗歸納),而古典自然哲學是不重視事實(或經驗歸納)。 在近代與古典自然哲學典範之間不存在什麼「經驗」檢驗「理論」的問題,相反的,不同的科學理論典範各自規範並界定「什麼是經驗」。而當我們理解到這點時,那麼我們對於科學的追問轉眼就接近更重要對於文化的追問,因為作為一個現代人最重要的是追問,構成我們現代世界之所以是現代世界的前提條件。 現代物理學的起點不是歸納經驗,而是規定經驗。     牛頓:古典與現代物理經驗的重要分水嶺 讓我們回顧幾乎奠定近代科學里程碑的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慣性定律):「除非外力施加而改變狀態,任何物體都將保持靜止狀態或均速直線運動。」今天的物理學研究已不用再回顧這條定理,因為這條定理在今天顯得完全合乎常識、不言自明。 但在這條定律尚未成為不言自明的道理前,近代思想仍處在一種長期醞釀的接受過程中,在牛頓之前是伽利略發現了這條定律,並且是以不經意的方式表露出來,而後熱內亞的教授巴利亞尼(Baliani)將這項發現以普遍定律的形式表述,然後數學家兼哲學家的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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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永續未來:系統動力學的貢獻

作者:黃意鈞 歐盟Erasmus Mundus學程系統動力學碩士生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Erasm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     今日人類面臨了許多重大挑戰,以台灣為例,當前我們面臨了包括產業轉型瓶頸、年金制度瀕臨崩潰、醫療崩壞、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等問題。這些問題有幾個共同的特色: 1. 複雜性:由多種不同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而產生,並且也和其他議題相互影響。例如,年金制度牽涉到人口議題、經濟發展;醫療崩壞牽涉到健保財務機制、醫病互動、藥價政策、醫院經營等因素;能源議題牽涉到不同發電方式的可行性、氣候變遷、產業發展等因素;而生態系經營管理涉及在地居民生活方式、生物多樣性保育、產業發展等面向。 2. 動態性:構成難解問題的因子不僅多樣,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也可能持續變化,導致問題的嚴重性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演變、發展,因此這些難解的問題不僅是複雜的,同時也是「動態的」。 3. 涉及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問題的複雜性意味者有多種不同的角色參與其中,這些不同的角色往往有不同的觀點與考量,使問題無法只靠少數的「專家」處理,而是需要納入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這些特色讓我們原本想要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無法發揮預期的效果,或是即使有效果卻也意外地產生了負面的副作用,有時甚至產生反效果,也使得系統動力學應運而生。   處理動態複雜系統的哲學與方法 系統動力學(Systems Dynamics)起源自美國,由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教授Jay Forrester (1918-)所創立。他早期研究電子工程,並且參與了現代電腦的開發,後來於1950年代結合控制工程(Control Engineering,關注系統內部的回饋機制與自我調節)、控制論(Cybernetics,關注訊息在控制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組織理論(Organization Theory,關注人類組織結構與決策機制),發展出一套研究複雜系統的哲學與方法,也就是系統動力學。 經過五、六十年的發展,如今系統動力學已經被運用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科學、管理學等不同的領域,以及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等跨領域議題。 系統動力學的目標是「研究系統組成部分之間的交互作用如何產生系統層級的行為變化,進而找出能夠顯著影響系統行為的槓桿點來改善系統」。 在運用系統動力學的過程中,首先會針對想要處理的問題蒐集各種因子,接著把這些因子放入電腦模型中,模擬它們在真實世界裡的互動關係,藉此讓問題在電腦中「重現」。接著研究導致問題發生的結構性因素,最後嘗試設計對策以引發系統性的變革,讓系統往不同的方向發展。   系統動力學的特色 除了關注系統的動態複雜性,並且考量人的組織結構與決策機制在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外,系統動力學還具有以下特色: 讓思考更清晰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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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 Rancière:國族陣線的實用弱智

Jacques Rancière:國族陣線的實用弱智[1] 譯者:莊士弘 台師大英文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原文譯自:Jacques Rancière: The Front National’s useful idiots     根據法國哲學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想法,有一群所謂的法國「共和的」知識份子有時對國族陣線(Front national)敞開了大門。在一場與埃遜曼(Éric Aeschimannm)的訪談中,洪席耶指出普世的價值何以被濫用,為排外言論所服務。[2]   三個月前法國開始為以「言論自由」及「共存自由」上街頭。而最近地方選舉也顯示國族陣線有著斬新的突破。在您看來,您是如何分析這兩件極為矛盾事件的發展? 我並不是很確定有什麼矛盾。顯然大家同意譴責一月的恐攻事件[3],並且大家也欣然面對後續的大眾回應。但大家一同表現出捍衛「言論自由」的樣子,讓一種困惑不斷持續。事實上,言論自由規定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同時也禁止國家不能阻礙不同的意見。但《查理週刊》一月七日的攻擊蔑視的是截然不同的原則:就是,你不能因為你不喜歡他們所要說的,就可以濫殺無辜。就是這個原則讓人們能一塊生活,並且尊重彼此。 但我們己然忽略這個問題,反倒以言論自由的極端化認識整件事情。由此,我們為這項造勢活動添加了新的篇章,因為該篇章好幾年來使用普同價值,以便加以取消部分民眾的合法地位,同時反對這些「好法國人」-共和黨員,國家世俗主義者,以及言論自由-讓移民不可避免地被視為的社群主義者、伊斯蘭教者、排外者、性別主義者、落後者。 我們常援引普世主義作為我們共同生活的共同準則,但普世主義早就被充公及操弄。由於普世主義被轉換成某個群體特徵,它的作用就是對某個特定社群的指控,尤其是經由對抗穆斯林婦女頭巾的狂熱宣傳。而[2015年]一月十一日卻無法克服普世主義的出軌。這些無差別的遊行集結了支持共同生活原則的人,以及表達排外情感的人。     您的意思是說,那些支持共和世俗(républicain laïque)的模式,剛好為國族陣線舖路嗎? 人們告訴我們,國族陣線是「去妖魔化的」(«dédiabolisé»)。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這個政黨拋棄那些過於種族歧視的成員嗎?是的,但國族陣線的想法,與受尊重、部分屬於共和傳統之間的差異消失了。 這二十年來,有些所謂左派的知識份子,後來反倒成了為仇外或種族歧視服務的論點來源。國族陣線不再需要說外來移民要搶我們的工作,或是說他們是暴徒,僅要說外來移民不是那麼世俗主義,他們並没有共享著我們的價值,他們是社群主義者便足夠了…..。 世俗[4](laïcité, 所有人的共同準則、男女的平等)作為最高的普遍價值儼然成為區分「我們」的工具(遵循這些價值的「我們」vs. 不遵循這些價值的「他們」)。國族陣線大可不沾鍋地去說那些仇外的說法:用某種道貌岸然的方式論述仇外,其實是共和主義者提供的。     若我有跟上您的話,「世俗」(laïcité)這詞的意義己經被曲解了。對您來說,這詞是什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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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tienne Balibar:戰爭、種族主義、國族主義

譯者:莊士弘 台師大英文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原文譯自:Étienne Balibar: War, racism and nationalism   巴禮巴(Étienne Balibar)目前是巴黎第十大學的榮譽退休教授,他將種族主義及其新形式的表達變成一種他政治哲學的重要主題,尤其是他對資本主義及自由社會(liberal society)的批判。《開放民主》[1]此期刊刊登巴禮巴在《關係評論》中的訪談,主要針對巴黎恐攻之後的種族主義、國族主義、排外主義的討論。     《關係》[2]:有鑑於社會中充斥著人權問題與種族主義的官方譴責,有人或許會認為,種族主義是昔日所遺留下來遺跡。但其實並不如此。在什麼程度上種族主義還是主要,甚至是結構的現象,尤其在資本全球化的時代呢?換言之,那說明我們社會是怎樣的情形呢?   Étienne Balibar: 的確,這個現象告訴我們,咱們的社會病了——但哪個社會沒病呢? 我相信,有兩件事是重要的:首先,將我們從任何理想的形象來解放;其二,開始了解到,想像一個不會生病的社會,其實根本是烏托邦。但烏托邦還是保有某種地位:烏托邦讓我們能想像另類的方式來加以打擊剝削、宰制或仇恨的各種形式。但我們還是回來種族主義這個問題,因為它是我們在此要盡可能分析與中性化的問題。 您所謂的「人權的優位」(‘predominance of human rights’)確實是意識型態的現象,並且有其症狀式的價值,但那仍不足以改變社會的結構。更有甚者,還有以之來掩飾種族主義的各種變形(而如今種族主義仍持續發展),並且反倒以「人道主義」或「慈善」的說法,將人口或個體歸類放在嗷嗷待救援的接收者的條件之中,而不是將他們放在擁有平等權的持有者的條件之中。差異或失能,事實上是各種歷史條件與宰制關係下的結果,而如今卻是被表現成具有本質的特性(essential properties)。 種族主義的官方譴責是個極為重要的歷史現象。它發生在二戰末期時,當時有三個運動與其同時進行:美國黑人公民權倡導的初期、遍地開花的反殖民解放運動、從基於「起源」或「遺傳」形成的迫害與歧視的「意識型態形式」中覺醒。當時大家傾向於將如此的意識型態型式視為偽科學神話(請參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建檔資料與1950到1951年間的種族宣言)。如此的種族主義再現顯然地受到納粹的生物種族學說、優生學、社會達爾文主義所支持——這些學說也在其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論述中屢見不鮮。但今天我們可以知道這樣的說法都太學術了。這也是為什麼,即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說法和人權哲學,啟發了教育作為堅持對抗種族主義所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對的,但它們還是太快認定知識,或知識的能足以獨自提供如此問題的解決之道。它們也與既有的歷史情勢(conjuncture)與文明的某種精神極為相關。但,唉,沒有文明能壟斷種族主義。 此外,像使用「種族」(race)這字眼及其他相關像「種性」、「血統」這類字眼的歷史所揭示著,種族主義既是在生物意識型態(biological ideologies)之前就發生了,並且使之持續。我現在所用的人類學連結包括了研究「系譜圖示」(‘genealogical schema’)的歧視使用和變形,也就是說,孩子們藉由一代接著一代傳承了他們父母的「品種」——或者換言之,集體的「缺陷」,無論是肢體上的、道德上的或智力上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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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作為推動環境議題的手段:從美國案例來反思

作者:台大法研所碩士  李彥麟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Erasm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 編輯:林庭宇  台大法律系學士   前言 在民主國家,行政及立法兩個政治部門是直接或間接透過選舉而產生,具有民意基礎又受到人民監督。由政治部門進行氣候變遷治理的工作,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相較之下,作為司法機關的法院通常不具有民意基礎、也不對人民負責,其在氣候變遷治理上究竟可以發揮何種功能?本文將會概述美國幾個著名的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透過這些訴訟的例子,反思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的意義。   1. 美國的氣候變遷訴訟背景 美國在柯林頓政府時期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未獲國會的批准。2001年政黨輪替,共和黨的小布希上任總統後,美國聯邦層級對於氣候變遷的態度更趨消極。然而,美國的公民社會活力充沛,行政法與環保法令也相當強調人民參與的程序權及司法審查,透過環境訴訟來捍衛環境,對於美國的環保團體與環境律師而言是家常便飯。 眼見政治部門此路行不通,關切氣候變遷的民間團體與地方政府,便轉向不受政權更迭的影響、不受企業的遊說、享有獨立性的法院,試圖以訴訟的方式繼續推動美國的氣候變遷治理。然而,在對立的一方,產業界及一些以化石燃料礦業為主要產業的地方政府(例如產油的德州、產煤的維吉尼亞州),也有可能提起訴訟,挑戰聯邦政府因應氣候變遷的法令或措施。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及法律傳統下,美國的氣候變遷訴訟案例可說是相當豐富。基本上,這些訴訟可大別為「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以及「氣候變遷管制訴訟」:前者主要是由氣候變遷的受害人民、地方政府(在環保團體的協力下)為原告,向發電廠、汽車業者、石油業者等排碳大戶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或請求法院判發禁制令的案例;後者則是環保團體或產業團體認為政府的氣候變遷管制違法或違憲,而以聯邦政府機關——特別是環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為被告,所提起的訴訟。本文的案例分析將以前者為主。   2. 美國的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 在法律上,若某甲不法侵害了某乙的權利,造成某乙的損失,某乙可以向某甲請求賠償其所受的損害。填補損害是侵權行為最主要的目的;而賠償責任將使行為的外部成本內部化,改變某甲的行為,發揮管制行為的效果。這就是侵權行為法的機能。 將侵權行為法套用到氣候變遷議題上,結果會如何?企業從事經濟活動,排放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隨之而來的海冰熔化、山林野火、水資源短缺、海岸侵蝕、颶風肆虐,帶來人身與財產的損害。 如果企業為了避免被法院判決支付受害者鉅額的賠償金,則企業未來勢必須減少碳排放。如此一來,法院實質上將取代行政與立法部門,搖身一變成為管制溫室氣體的角色;而面對積極的法院,原本裹足不前的政治部門,可能就必須在氣候變遷政策與立法上有所回應。 換言之,在單純填補受害人的損害這種自利的理由之外,用訴訟來逼迫排碳大戶減碳、促使政治部門表態,這就是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原告(以及環保團體)所打的如意算盤。 近年來,美國的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包括以下幾個重要案件: (1) Connecticut v. American Electric Power Co., Inc.:康乃狄克州等八個州、紐約市以及三個土地信託,請求法院判發禁制令(injunction),限制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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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三)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五) 離開東北地區後,筆者來到東京都周邊,首先參訪的是位於神奈川縣小田原市的報德能源公司(Houtoku Energy),與其他投入社區電廠的地方類似,依山傍海的小田原市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同樣也受到2011 年福島核災的影響,市長、地方企業家、以及地方團體開始思考一個不依賴核電的未來。最後由地方38家企業共同成立報德能源公司,並另外成立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集資,從太陽光電開始,並逐步發展山林中的再生能源資源,以及投入山林資源保護等措施。 參訪當天首先來到一座位於山上的太陽光電廠,該大型發電廠裝置容量達到1MW,在市政府的稅務減免支持下,取得原本用來傾倒廢土的場地,於上架設太陽光電板。建設資金除銀行融資外,也來自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電廠前架起一塊木板,投資者的姓名在上一個個列出。而資金亦用來租用包括中小學等公共設施的屋頂,架設太陽光電板。   至此為止,小田原的案例似乎與其他社區電廠沒什麼不同,然而筆者隨後觀察到在此處的地方凝聚力似乎遠遠超過其他案例。同樣以設立基金的方式對外集資,福島會津地方設立的太陽市民基金中,只有15.2%的投資者是福島縣當地居民,這對具有國民信託性質的基金來說並不奇特,其他類似的基金也都是將集資對象擴及到日本全國。然而在小田原的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投資者中有26%來自小田原市,有51%來自小田原市所處的神奈川縣。比較會津與小田原市兩個基金來源的差異,也許會認為兩地不同經濟發展狀況會是成因,但進一步認識小田原的歷史脈絡,就能察覺此種高度凝聚力從何而來。   報德公司此一名稱來自於德川幕府時期小田原藩的重要藩士二宮尊德,市內祭祀二宮尊德的神社即名為報德二宮神社。二宮金次郎(尊德)改革小田原藩政頗具成效,而其勤奮向學的形象也為日本國民周知。然而深深影響著小田原能源轉型路徑的,是二宮尊德曾經說過的名言:「不重視經濟的道德訴求終將徒勞無功,而不重視道德的經濟則是一種犯罪」。 如前所述,福島核災後,小田原市內的企業主開始反思過往追求經濟發展的路線是否適當,在地民眾認為不能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而對土地帶來無可回復的災難,因此除了開始思考核電以外的能源選項外,也開始檢視人類社會與能源間的關係。   當地知名的企業主鈴木悌介,也是日本知名的魚板食品商人,同樣大力支持包括報德公司在內的社區電廠發展。[1]筆者參訪了他的魚板工廠、餐廳以及當時仍在興建中的低碳辦公大樓,處處可見對低碳轉型的關切。比方說在在屋頂上架設太陽能熱水器;在餐廳中引進地下水恆溫系統,在辦公大樓中完善隔熱設施並大量引進自然光,減少建築中的能源消耗。他的努力也帶動地方政府與其他團體的投入,報德公司除了善用自然資源發電外,也成功地捲動地方對能源轉型的投入。   身處臺灣的我們,大概很難想像一個一百五十年前的人物,到現在還可以對地方的發展起著啟發作用,這樣的案例在其他國家的社區電廠中也很少出現。但這也就是筆者在之前提及的,發展再生能源要應對的除了各地殊異的天然條件外,還需面對各地不同的人文社會圖像。小田原報德公司的案例說明了此種基於共同歷史而累積的在地凝聚力,同樣能引領著新能源科技的發展。   (六) 筆者在此一系列中介紹了三個日本跟社區電廠有關的實踐,嚴格說起來,由於這三個案例都屬於由地方自主發動,跟因為遭逢抗爭而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創造社會接受度的案例不同。然而由這幾個案例中,也都看出如果要讓再生能源能更好的發展,並同步帶動社會轉型的話,則必須正視社區、地方在當中扮演的角色。   與此同時,日本案例中也說明了,對於能源的選擇,從來就不僅是技術或經濟層面的思考。如果能從生命週期的角度認識能源,了解各種能源開採、使用及後端處理上的各種外部成本,那就能認識到選擇使用特定能源的同時,其實是反映了對特定社會發展模式的想像。當代能源轉型的必要性,除了提升低碳能源配比以應對極端氣候威脅外,更在於重新認識技術與物質層次背後的社經結構,以及伴隨著此種結構所形成的壟斷知識及權力。深刻的能源轉型因而必然涉及對社會發展模式與價值選擇的論辯。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日本或歐美案例中,社區型能源的倡議往往來自(消費)合作社,以德國來說,自從1990年代推動再生能源相關法案立法修法,並自2000年開始能源轉型的進程後,能源合作社的數量由2001年的66家,成長為2013年時的888家。[1] 基於共同理念、價值而組成的合作社,與一般商業公司不同的是不以追求利潤為唯一目標,協力、共同治理、民主管理、社區關懷等都是合作社的核心價值,當這些價值落實在社區層次時,對能源議題的關注也就跟著轉向電價與發電量以外的面向。   而筆者參訪案例中另一個可供思考的面向,則在於如何想像社區。從地域畫分角度出發雖然相對單純,但不管是日本或其他國家,要找到如同小田原市一般因其歷史脈絡而有著高度地方凝聚力的地方,都不會太簡單。因此北海道綠色基金的運作模式,其實拓展了對社區型能源的可能想像。儘管募資對象擴及全國,但這畢竟是一個由在地發動的計畫,發電利潤除分配給投資者外,也能直接用於在地社區。 與此同時,即使投資者來自遠方,但彼此間仍存在共同價值連帶,日本許多位於鄉間的市民風車或社區電廠,會不定時地舉辦參訪導覽行程,讓住在城市中的投資者可以親自看到他們投資的再生能源設施,看到與這些設施一起生活的人們,除彼此交換理念外,也多了個連結在地農產品與都市消費者的機會。此種類似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的運作模式,一方面突破融資困境,一方面擴大了對社區的想像,無形中也再次強化再生能源的社會支持。   未來再生能源中有多少比例來自社區電廠尚未可知,然而此一模式的實踐,的確開創了深化能源轉型的可能性,讓許多社會、環境面的公共價值得以彰顯。臺灣也即將走向開啟電業自由化的進程,然而目前社會上的討論多聚焦於拆分台電這個長期壟斷的大怪獸,而缺少鬆綁後的討論與想像,轉型有其必要,然而整個社會究竟要往哪個方向轉型,誰又該參與其中,這些討論都遠比多一個少一個電廠要來得更重要。社區電廠、社區能源的概念與實踐,都有助於社會對能源及社會轉型的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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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二)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三) 筆者本次參訪的行程安排獲得日本永續能源政策協會(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 ISEP)諸多協助,ISEP在日本是以民間智庫的方式運作,積極在日本各地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過去也曾與日本政府環境省合作,推出綠色電力認證制度,讓自願投入減碳的企業得以取得認證。在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後,許多地方開始反省過去對能源議題的認識,由對核電的質疑出發,開始思考地方是否有天然資源可發展再生能源,加上日本政府在2012年推出再生能源躉購(Feed-in-Tariff, FIT)電價制度,大大鼓勵再生能源的發展,許多地方社區因而開始投入再生能源發展,而過去在此一議題中倡議許久的ISEP也成為重要的諮詢對象,協助各地團體規劃籌組電廠並克服法規障礙。   2014年,在日本各地蓬勃發展的社區型再生能源,決定成立日本全國社區電力協會,協會會員包括投入社區電廠的公司以及消費者合作社,成員北起北海道南至九州,已經有20個組織加入,並有10餘個組織即將加入協會。筆者參訪時有機會參加正於北海道札幌市舉行的協會理監事會,會上主要討論包括與日本環境省合作的社區電力認證,日本電業即將走向自由化,此認證可在未來電力市場中,供認同社區協力理念的消費者辨識選購。當天會議也討論未來在日本全國招募會員之方案,試圖透過與在地農產品結合,強調社區電廠與在地共存共榮之意象。協會未來會直接招募一般民眾成為會員,當天理監事會上也同時討論加入會員的贈品,選項包括青森蘋果、福島會津地區釀造的日本酒、瀨戶內海的漁獲等等。這些別出心裁的贈品都是各社區電廠所在地的農產品。這一現象也彰顯出日本社區電廠試圖結合在地資源的做法,未來當各地社區電廠可以直接售電時,消費者購買的不僅是一度度的電,還在過程中建立起與各地社區的連結。   此種基於地方意識、共同價值組成的發電事業,其實在福島核災前早已逐漸成形,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北海道綠色基金(Hokkaido Green Fund)。1986年車諾堡核災後,北海道一群共同購買的消費者合作社的成員,由食品及環境安全角度出發,開始關心能源議題,而北海道核電廠及高階核廢料處置場的興建計畫也都引起廣泛討論。1997年時,這些關心相關議題的合作社成員,開始倡議要建設屬於地方的綠色能源,因此推出社員間的綠色電力費率運動,加入此一運動的民眾每月多繳5%的電費給代為收繳電費的合作社組織,藉此募集未來建造風機的基金,並在此一基礎上於2000年成立北海道綠色基金。   然而單從綠色電力費率制度募得的基金,還是不足以興建風機,加上當時日本對發展再生能源的規範及誘因皆有所欠缺,銀行也不願意提供融資。基金因而開始考慮公民集資,透過與ISEP的合作,研擬出匿名夥伴協議(anonymous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集資模式,公開向日本國民募資,由於此一模式的投資風險低於其他金融商品,而提供的利潤回饋也高於當時已經是零利率的日本銀行,因此在短時間內由超過200位投資者中募得1.4億日元的資金,由於已經取得一定程度的資本,不足之資金銀行也願意融資。   2001年時,第一座市民風機落成,取名為濱風小子,成為日本社區電廠的先驅。此一具有國民信託性質的集資模式,日後在日本各地陸續出現,藉此克服發展再生能源初期的融資壓力。至2014年為止,全日本已經有18座市民風機。[1] 筆者本次也前去參訪北海道厚田市新建好的兩支風機,這一案例也是採用類似的方式集資興建,當日落成典禮就在其中一支風機下舉行,除地方政治人物與在地居民外,北海道綠色基金位於各地的會員也熱烈參與。會場安排各種在地表演,並提供當地農產品作為午餐,為兩座風機命名的小學生也接受表揚,風機基座上則列出所有參與投資之民眾姓名。凡此種種,皆可看出地方社區對這兩支各2MW的風機之重視與投入。     作為日本社區電廠的濫觴,北海道綠色基金的運作除了提供一個可操作的集資模式外,更重要的是在此一模式背後反應出的草根力量,透過共同購買合作社形成的共同價值與社區意識,在政策尚未明朗之際,透過由下而上的力量發展再生能源。而各個市民風機以及其他社區電廠的運作,也都讓我們看到對於不同社區來說,所關注的不僅僅是能從社區電廠中發出多少電、創造多少利潤這些數字,而是那些對社區發展、能源使用、社會價值的共同關懷。     (四) 2011年福島核災後,位於福島縣西部的會津地方雖然離重災區尚有一段距離,但當地頗具盛名的農業依舊受到影響。當地大和川酒造第九代傳人佐藤彌右衛門開始與地方社區思考核能以外的能源選項及發展途徑,而許多來自災區的民眾也加入討論。地方認為福島縣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一如過去核電廠乃為250公里外的東京都供電,福島縣的天然資源也鮮少為在地使用,用東京大學高橋哲哉教授的話來說,福島與其他大都會間的關係,正構成一個「犧牲的體系」。[2]如何掙脫此一體系中的犧牲宿命,爭取地方包括能源在內的自主,成為佐藤先生及其他民眾的努力方向。 同樣在ISEP的協助下,會津地方於2013年成立會津自然能源基金會(Ai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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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一)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一) 儘管臺灣一連幾週遭受寒流的侵襲,但人們不健忘的話,一定記得那個溫暖的冬至以及一點都沒有寒冬感覺的冬天。就平均溫度來看,2011至2015是人類有氣象觀測紀錄以來最熱的一組五年,2015年的七月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個月,而2015年非常有可能是最熱的一年,且較工業革命前的平均溫度增加近攝氏1度。[1] 2015年的聖嬰現象固然加劇了此一升溫趨勢,但長期來看,人類排放至大氣中且持續累積的溫室氣體仍是全球暖化的主要成因。 隨著地表及海洋溫度持續升高,除了海平面上升這一巨大的危機外,極端氣候的頻繁出現,既有的基礎建設將越來越無能發揮作用,超出防洪頻率設計預期的強降雨與大洪水、更熱更強的熱浪、大規模的乾旱、以及強度越來越大的颱風及颶風,都對人們的生命財產帶來嚴重的威脅。而當極端氣候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時,也代表著不確定性(uncertainty)成為新常態,當代風險的樣態將越來越難掌握、控制與管理。   面對極端氣候威脅,如何強化都市的韌性(resilience),提升人們應對的能力,就成了應對氣候變遷危機中調適策略(adaptation)的重要核心關懷。然而儘管國際氣候談判結果讓世界仍持續往增溫攝氏2度的災難性門檻邁進,但人類的確仍有機會在本世紀中前大幅度減碳,進而抑制全球升溫的趨勢。自1990年代末期,國際社會開始關注如何抑止溫室氣體成長,由於能源部門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主力,此一減量(mitigation)策略的重點因而在於如何減少對化石燃料(fossil fuels)的依賴,進一步邁向低碳甚至去碳(de-carbonization)的發展模式。 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果實來自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加上各國直接間接的化石燃料補貼,導致化石燃料的真實成本無法展現,增加減少使用化石燃料的難度。然而應對氣候變遷威脅別無他法,只有認真面對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以及相應的政經發展結構,才可能真正走向低碳及去碳。減碳策略中儘管間雜著核能復興(nuclear renaissance)的爭議,但一般來說除盤點並移除化石燃料補貼外,最重要的就在於提升能源效率以及發展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除了有著明顯的減碳效益外,因地制宜的特性也具有強化社區近接(access)使用、創造分散式(distributed)能源結構、甚至培力(empower)民眾的正面效果。然而這些效應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如果再生能源開發商沿用舊有的思維及模式,則各種再生能源發展就只會是另一個鄰避(not in my backyard, NIMBY)現象而已。在國內我們已經看過苗栗苑裡反風機的抗爭,國外也有風機的噪音、地景影響等疑慮。而農地種電的爭議更是已經在臺灣發酵。換句話說,除了因為其間歇性特質而必須投注更多心力在電網調度甚至升級,導致能源結構中既有壟斷者不樂見再生能源的發展外,面對社會大眾時,再生能源也不會因為其「綠色」特性,就自然而然地被設施所在地居民以及社會整體接受。缺乏良好規範下發展的再生能源甚至可能遭遇大規模的反彈。 筆者在2015年七月有機會到日本進行一趟參訪,了解日本社區電廠(community power)的發展狀況,並且透過訪談及其他機會了解日本發展再生能源所遭遇的問題。這一系列中將藉由日本幾個案例,與讀者分享在創造再生能源社會接受度(social acceptance)過程中,社區可以扮演的角色。     (二) 在氣候談判上持積極態度的歐盟,相較於其他國家與地區而言,也有著更為前瞻的減碳目標:在2020年時要比1990年的碳排放量減少20%,與此同時,再生能源將在2020年時提供歐盟20%的能源,而能源效率表現也要求提升20%。此一目標決非透過由上至下的決策所能達成,相反的,正是因為必須在此目標中大幅推廣發展再生能源,如何爭取社會支持就成為目標是否達成的重要關鍵。針對新興能源科技的社會溝通,歐盟提出創造接受度(Create Acceptance)計畫,在不同階段中系統性地納入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透過持續且反覆地溝通,持續更新資訊、釐清問題並修正計畫。[2] 此一充分納入利害關係人考量、強化在地參與與公共溝通的精神,在德國雲德(Jühnde)生質能源村的成功案例中已經充份展現:透過完整的資訊告知、掌握地方願景、進一步形成參與式的決策,讓雲德村除充份應用自身的生質能資源外,也在過程中強化、凝聚地方的參與,創造能源自主。[3]    而許多針對再生能源發展爭議的研究也都指出,決策過程是否公開透明、是否讓在地民眾及其他利害相關人充份參與、以及引進再生能源是否能帶來相關效益等因素,都影響在地民眾乃至社會整體對發展再生能源的看法。再生能源必須因應各地不同天然資源才得適切發展的特性,除了表示在電網等基礎設施上必須有著強化調度、走向分散等調整,才可能充份發揮再生能源潛力外,更意味著再生能源必然與「在地」的人、地景以及非人生物,有各種互動牽連的可能。要妥善發展再生能源,除了必須因應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外,也必須充份掌握不同「在地」的人文社會圖像,才可能發展再生能源除減碳外的各種社會效益。   當然,從經濟理性出發考量,人們當然還是可以選擇以大規模的方式開發再生能源,比方說使用大片土地鋪設太陽光電板,或者未來將在台灣海峽大片出現的離岸風電。然而也正如前面提及,如果再生能源依循的仍是舊有的發展模式,在由上至下的決策中決定選址、規模、以及應用範圍,對地方的民眾來說,這不過又是另一個可能帶來鄰避效應的電廠罷了,決策過程民眾無從置喙,而產生的效益也往往與地方無關。在這種情形下,電廠的建設及運轉都很難避免民眾的質疑甚至更大規模的抗爭,更遑論再生能源可能帶來的能源及社會轉型了。 基於此種關懷,與社區自然及人文資源結合的社區電廠(community power),就成為值得好好探討的對象。必須強調的是,單從經濟面向考量,社區電廠要成為未來再生能源發展中的主力有其困難,像德國一樣有超過半數的再生能源設施由在地社區、個人或政府所擁有,必須有制度的引導以及相應的社會文化基礎,此種現象很難直接複製到其他社會中。然而儘管如此,社區電廠的運作畢竟提供一個另類的發展模式,讓我們有機會觀察過往處於能源政策邊陲的在地社區,如何在參與過程中自我培力並重塑認同,進一步地重新思考人類社會與能源間的適當關係。以下筆者將就此次日本參訪經驗中的幾個案例做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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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成本效益幫慈善組織排名,有助於慈善工作發展嗎?

翻譯:  孫語辰  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學系 學士   ◎ 本文編譯自:Cochrane, L., & Thornton, A. (2016). Charity Ranking: Delivering Development or Dehumanising Ai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8), 57-73.   個人捐款時,面對眾多亟需資源的慈善組織,有時會希望手頭能有資料指引他們,判斷究竟哪一家組織值得託付善心。因此,一些機構或團體開啟了替慈善組織排名的業務,並把排名資料公開,提供給有需要的人使用、參考。 Logan Cochrane 與 Alex Thornton 兩位研究者認為,這些排名單位所設定的評估方式與指標並非完全中立、客觀,通常是選擇性地,而且使用這些指標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進而影響慈善單位如何進行業務、捐款人如何分配以金錢這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善心。這一類評估慈善組織的排名單位每年引導了數十億的捐款流向,影響力之大,使得產生這些排名資料所依據的方法與指標應該受到更多的注意與反思。 今年初,Coch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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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同情到「改善的意願」:南亞大海嘯後的慈善浪潮

翻譯:孫語辰  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學系 學士   ◎ 本文編譯自 Ruwanpura, N. N., & Hollenbach, P. (2014). From compassion to the will to improve: Elision of scripts? Philanthropy in post-tsunami Sri Lanka. Geoforum(51), 234-251.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捐款創造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幫斯里蘭卡人提升居住品質。我們要蓋的不只是房子,而是家。」(一名示範村捐款者的說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