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讀冊吧!】另類閱聽/以假當真的診斷(下)

作者/蔡振家(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副教授

孫悟空、杜麗娘不僅僅是妥瑞症、躁鬱症的「代言人」,在他們身上,更折射出社會、歷史的多重樣貌。筆者所提出的「另類閱聽」,便是將表演藝術置於醫學與人文的脈絡中,重新「策展」,藉此彰顯這些作品的批判意義。

書名:另類閱聽:表演藝術中的大腦疾病與音聲異常/作者:蔡振家/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循著「重訪經典作品」的模式,《另類閱聽:表演藝術中的大腦疾病與音聲異常》這本書裡面的〈孫悟空的妥瑞症〉、〈杜麗娘的躁鬱症〉兩篇文章,也將對於虛構的戲曲人物進行「以假當真的診斷」。筆者猜測,文學家創造這些人物的靈感,應該來自於對妥瑞症與躁鬱症患者的深入觀察,然後透過一些關鍵的創意,將這些疾病賦予深刻的意義。

《西游記》裡的孫悟空,體現的是妥瑞症患者的急智、活力、藐視權威;《牡丹亭》裡的杜麗娘,體現的是躁鬱症患者的至情至性、對禮教的挑戰。將大腦疾病做這樣的再現,可以凸出特定的社會議題,其意義已然超越了醫學的範疇。

本書對於大腦疾病的探討,特別著眼於這些疾病對於個體與群體的影響。對於個體而言,大腦疾病固然是「有害的功能失常」,但這些患者對於群體卻可能有益,以至流芳後世,這也是我嘗試以神經科學的觀點來分析孫悟空、杜麗娘之大腦疾病,並將妥瑞症、躁鬱症去汙名化(destigmatization)的初衷。一般人難以逃離政治、禮教的箍制,因此格外渴望在劇場中欣賞到孫悟空的藐視權威、玩世不恭,以及杜麗娘的至情至性、浪漫不羈;這樣的渴望,不僅存在於孕育這些作品的明代,即使到了今日也十分鮮明。

本書中,孫悟空、杜麗娘不僅僅是妥瑞症、躁鬱症的「代言人」,在他們身上,更折射出社會、歷史的多重樣貌。筆者所提出的「另類閱聽」,便是將表演藝術置於醫學與人文的脈絡中,重新「策展」,藉此彰顯這些作品的批判意義。

博物館學大師胡皤–格林希爾(Hooper–Greenhill)指出,近年有些展示方式力圖改變以往的排他性或獵奇目光,轉而正視差異性的價值:

物品如何被揀選、排列、記載、和詮釋都有其政治影響力。這影響力並非是指關於物品本身的,而是物品如何被使用及其詮釋架構,能開啟其歷史、社會、與文化上的各種可能性,或者相反地封閉這樣的可能性。使邊緣化的文化被呈現,差異性被認可,博物館的教學法可以是批判性的教學法(critical pedagogy)。 [1]

依照上述的展示觀點,本書的各篇短文可以視為許多小小的展區,醫學與人文在此登台對話;彼此串連的舞台,形成一個有別於學術主流的系列論壇。

必須留意的是,再現大腦疾病的表演藝術既屬「浪漫化的瘋癲」,舞臺上未必會呈現真實的情境。刊登於《醫學與電影》期刊的一篇論文〈瘋狂與電影:瞭解此一複雜情況的關鍵〉,「診斷」了許多電影角色的精神問題,但作者也承認,有些電影會將分屬不同疾病的症狀做混合呈現,這也讓精神病理學的探討變得十分困難 。[2]藝文作品再現疾病時,往往不受疾病基模(illness schema)所限,而必須考量到作品的結構與藝術品類的特性。

在表演藝術中再現疾病,種種症狀不僅以片段的、被修飾的面貌出現,甚至也可能交錯混雜、自相矛盾。因此,本書「以假當真的診斷」作為展示策略的一環,旨在提供閱聽作品的另類角度,與臨床上嚴謹的鑑別診斷(differential diagnosis)不可混為一談。


[1]Hooper-Greenhill, E. (2000). 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p. 148.

陳佳利、城菁汝譯(2003),〈博物館與社會不平等的爭鬥:角色、責任、抗拒〉,《博物館學季刊》17卷3期,頁7–23[原始論文:Sandell, R. (2002). Museums and the combating of social inequality: roles, responsibilities, resistance. In Museum, Society, Inequality (edited by R. Sandell).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pp. 3–23.]。

[2]Poseck, B. V. (2006). Insanity and Cinema: keys to understand a complicated affair.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Movies, 2(3): 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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