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風險與公民參與

科博文Says:科技發展如同雙面刃,往往只能解決自己設定的問題(例如建水庫解決用水需求、發展核電解決用電需求),卻無法解決自己帶來的問題(水庫對生態的破壞、核安與核廢爭議),科技帶來的福祉總與風險相隨,成為人類今日文明發展最大的課題,而這些課題無法只仰賴一個領域的專業來解決。 😎

臺灣高科技園區不斷擴建,引發與農田搶水搶地的爭議,犧牲弱勢的農民,污染農村。2009年中部科學園區(中科)四期二林基地環評審查,引發彰化、雲林兩縣蚵農到環保署丟蚵殼抗議(圖片來源:izensun@flickr)

作者:杜文苓(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日本福島地震災情(圖片來源:j808armada@flickr)。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地區發生芮氏規模九級的強震,引發海嘯襲擊,造成上萬人死亡的慘劇,並損壞核能電廠的冷卻系統,引起爆炸與輻射外洩,迫使數十萬人離開自己的家園,損失至今難以估計。這個重大的複合性災難顯示,科技系統的失控或失敗,會嚴重影響到人類的生存與文明發展。

不過,日益倚賴科技發展的人類,似乎已經沒有辦法放棄科技工業文明所帶來的便利與舒適,檢視我們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與科技發明、工業製造、消費使用息息相關,科技發展程度越高,各種體系之間的依賴關係也越形複雜。但科技發展如同雙面刃,往往只能解決自己設定的問題(例如建水庫解決用水需求、發展核電解決用電需求),卻無法解決自己帶來的問題(水庫對生態的破壞、核安與核廢爭議),科技帶來的福祉總與風險相隨,成為人類今日文明發展最大的課題。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認為,與其他時期的文明相較,科技在人類當代歷史變遷扮演重要角色,但科技的發明卻帶來一種在根本與性質上不同於以往的新型態風險,而人類對於這種風險的評估與分類,多交由科學家與技術機構來掌握。不過,科技快速發展與更新常常帶來不可測的風險,而科學知識並沒有時間好好發展回應層出不窮的「未知」,這使得現代社會面對風險必須思考許多科學「不確定性」的議題(汪浩譯,2004)。如同福島的核災教訓一般,事故未發生前的「科學」計算(災難發生比例),無法準確預測災難後果。可以預見的是,在全球暖化日益嚴重,地球生態環境日漸惡化的今日,復以人類運用科技工具的能力增強,新型態的風險問題將越演越烈。而仰賴趨向單一專業化、分工化、系統依賴化、工具化、數量化及黑箱化的現代科技,更無法真正解決日趨複雜的科技風險問題(林崇熙,2009)。面對新興風險的威脅,我們需要重整不同知識系統對於風險的認識,透過跨領域的研究、合作與思考激盪,才能更為精準地掌握當代科技發展路徑與風險特質。

以我長期關注的高科技製造業(如半導體、光電產業)發展所引起的環境風險為例,雖然政府與廠商一再表示高科技電子業為無煙囪的乾淨製造,但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電子製造業所造成的環境與健康危害,並不亞於傳統的製造業。高科技產業所奉行的摩爾定律[i]預言了18個月到2年為週期的科技倍速成長,快速創新成為產業界中競爭生存的鐵律,但此生產邏輯卻對現有的科技決策與風險評估產生莫大的挑戰。前IBM所聘之職病專家Dr. Myron Harrison說明問題所在,在此定律下,電子大廠會在製程中快速引進上千種新興化學物質,任何想要在短時間內檢視這些所有物質毒性的意圖,都注定是膚淺而沒有價值的 (doomed to be superficial and of little value)(Byster and Smith, 2006: 207)。一些研究顯示,電子產品製程中使用大量化學物質,對勞工與環境安全有重大影響,也進一步引發環境不正義問題(Pellow and Park, 2002; Chang, Chiu, and Tu, 2006)。

從電子業的全球佈局看來,美日與部分西歐國家掌握了研發中心與銷售通路,東歐、亞洲、中南美等國家從事主要的製造、組裝與廢棄物處理,產業發展對地方的環境影響大不相同。這個全球化發展趨勢,重新塑造社會的風險分配,也不斷改變人們對於風險的認知與判斷,風險評估不再只是純然的科學事業,而須放在社會脈絡中檢視。以電子廢棄物問題為例,2002年巴塞爾行動網與矽谷毒物聯盟出版的「傷害輸出」(Exporting Harm)報告指出,貧窮區域在電子產品回收、再利用口號下,成為電子垃圾的末端接收者,而大量毒性物質則跟隨廢電腦滲入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開發中國家,形成當地環境與人民健康嚴重的負擔。電子廢棄物越境移轉的環境不正義問題,在怵目驚心的影像播放中引起廣泛討論,並促成爾後歐盟環保指令的發展以及聯合國相關規範計畫的制定。

高科技園區不斷的擴建發展,引發與農田搶水搶地的爭議,犧牲弱勢的農民,污染相對邊陲的農村。(圖片來源:coolloud@flickr)

而在臺灣,高科技園區不斷的擴建發展,引發與農田搶水搶地的爭議,犧牲弱勢的農民,污染相對邊陲的農村。例如,2009年中部科學園區(中科)四期二林基地環評審查,引發彰化、雲林兩縣蚵農到環保署丟蚵殼抗議;2006年以來中科三期環評爭議,引發農民與環保署在行政法院長達五年以上的攻防(杜文苓,2010):桃園縣龍潭鄉的友達、華映兩家面板廠排放廢水到霄裡溪長達七、八年,居民控訴原本被用於飲水灌溉的甲級水體遭受嚴重污染,新埔鎮民更喝了多年廢水(杜文苓,2009;杜文苓、李翰林,2011),這些在地的環境風險課題,使全台土地正義的呼喊至今不歇。

聰明的讀者可能已經看出,不論是國際或台灣的高科技風險課題,都無法只仰賴一個領域的專業來解決。國際因應電子毒物危害的課題,結合了哲學、化學、公衛、職病、法律、環境工程、社會學與政策研究學者,並進行了無數次的公民參與、公眾審議,討論出進步的環境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與延伸生產者責任,並成為歐盟相關環境規範(如REACH、RoHS and WEEE)制訂的主要法理基礎。而在台灣,類似的案例如前RCA員工的集體訴訟,因傳統的資料蒐集與研究論述容易導向特定因果關係證明不足的解釋,促使學界、NGOs、與法律實務界進行跨界合作,結合口述歷史、影像傳播、法律、醫療、公衛、哲學、社會學與STS(科技與社會)研究等專業,當然,也還有受害工人的參與,重新收集RCA員工的受害證據,嘗試挑戰法界固守的因果關係認定,使新的法律見解與未來相關制度開展得以可能。讀者可以進一步參閱2011年4月出版的第十二期「科技、醫療與社會(STM)」期刊,看看來自不同領域學者對於RCA法律訴訟的精彩分析與貢獻。

高科技污染風險的相關研究,促使我近年來從環境社會研究領域,跨足到科技與社會(STS)與審議民主等政策研究領域。STS研究的觀點,批評傳統技術理性決策模型,主張科技與社會是相互形塑與相互建構,認為普遍原則與去社會脈絡化的科學實作所得到的知識,只能呈現完整事實的一部份。許多STS研究者指出,更多的科學研究並無法確保科技風險爭議的解決(Fischer, 2004),而奠基在觀察經驗基礎的常民知識,對於風險的判斷與認知,有時更具參考價值(Wynne, 1996)。[ii]

STS的批判論點提醒我們公民參與科技決策的重要性,民眾的參與不僅是民主程序的要求,也能檢視修正科技主義工具理性的盲點,具有實質的貢獻(Barber & Bartlett, 2005)。許多學者因而強調,科技政策必須建立在公共討論的基礎上(Wynne, 2001;周桂田,2005)。Jasanoff(1990)也批判傳統僅與科學社群建立緊密連結的技術官僚決策模式,認為民主與技術官僚決策模式的平衡才能使科學或政策的參與者產生「建設性的對話」。

一些研究顯示,良好的公民審議會議可以促進多元對話,避免科技專業壟斷(Fischer, 2003;Barber & Bartlett, 2005;廖錦桂、王興中,2007)。公民審議模式或有差異,但創造一個可以促進共善公利的參與討論空間與制度設計,能協助釐清風險問題與社會價值的排序,為其重要原則。而晚近發展出的許多「參與式」、「審議式」的科技評估,則強調透過科學、一般公眾、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打破科學與公眾審議的藩籬。

近幾年我有機會參與多場台灣審議民主會議的策劃與主持,深深感到公民審議的力量。例如,宜蘭社區大學舉辦的竹科宜蘭基地設置問題公民會議,其議程結構安排使不同立場的公民可以就事論事,清楚而具體的闡述對此議題的認知與想法。在這樣的場域中,不同的環境、科技風險認知被呈現、討論,而嚴謹結構的議程安排與訓練有素的主持人角色,使參與公民必須在議題討論中不斷聚焦,為共識或非共識結論的生產而努力,最後形成細緻深入的議題闡述與具體的政策建議(杜文苓,2007)。而2010年「核廢核從」公民審議會議也提供類似的經驗,公民透過反覆討論思辨所提出的質問,呈現與科技官僚(強調數字、科技理性處理低放核廢風險)不同的關懷層面與價值想像。當技術官僚以量化的測值強調低放輻射風險很低,公民質疑三百年的核廢儲存場在使用壽命與管理上的持久度,以及技術上的科學不確定與未知。當政府官員強調資訊透明,公民提醒,透明不在於上網公開的資訊,而是決策過程、討論各項參數的參與以及監督。

台灣審議民主的實驗與實踐,使我們看到不同知識系統對於風險詮釋的歧異,以及處理風險爭議的治理新典範。如前所述,欲解決風險爭議,不在於端出更多的專家或更好的科學,科技既是特定社會脈絡下的產物,是由不同的社會力所形塑,那麼便不應該由少數專業者判斷決定,公民有權且有責參與公共政策的擬定,甚至科技社會中技術的研發與設計,這是科技社會中重要的民主課題。而好的公民審議制度設計將有助於促進不同價值、不同「專業」知識的對話與溝通,為創造更好的知識,更豐富的政策內涵與更好的民主實踐做出貢獻。


[i] 摩爾定律是指一片尺寸相同IC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因製程技術的提升,每18個月到2年便會增加一倍;由於晶片的容量是以電晶體 (Transistor) 的數量多寡來計算,電晶體愈多則晶片執行運算的速度愈快,亦表示生產技術愈趨高明。英代爾公司 (Intel Cooperation, 2009) 網站上對此定律有詳細的資料呈現,並強調追隨此定律的自豪與重要性。

[ii] Wynne(1987)研究英國北部的輻射羊爭議案例指出,科學家著眼於標準化的科學實驗,低估牧羊人豐富的在地知識,導致錯誤的風險評估,批評科學研究輕忽研究對象與環境差異的侷限。

參考文獻:

杜文苓(2007),〈審議民主與社會運動:民間團體籌辦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公民會議的啟發〉《公共行政學報》23:67-93

杜文苓(2009),〈高科技污染的風險辯論:環境倡議的挑戰〉,《台灣民主季刊》6 (4): 101-139。

杜文苓 (2010),〈環評決策中公民參與的省思:以中科三期開發爭議為例〉,《公共行政學報》35: 29-60。

杜文苓、李翰林(2011),〈環境資訊公開的民主實踐課題〉,《台灣民主季刊》8(2): 59-98。

汪浩(譯.)(2004)。《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Beck, U.原著)。臺北市:巨流出版。

林崇熙 (2009),〈科技就是風險〉,《科技渴望參與》STSC (一版)。臺北市:群學: 127-132

周桂田(2005),〈知識、科學與不確定性–專家與科技系統的「無知」如何建構風險〉。《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3: 131-180。

科技、醫療與社會(STM)」期刊: 2011年4月出版的第十二期

廖錦桂、王興中(2007),《口中之光:審議民主的理論與實踐》。臺北市:台灣智庫。

Barber, W. F., & R. V. Bartlett (2005). Deliberativ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Byster,L.A.and T. Smith(2006), “Theelectronics production life cycle. From toxics tosustainability:gettingoffthetoxictreadmill.”, Challenging the chip: labor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global electronics industr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5-214.

Chang, S., H. Chiu, and W. Tu (2006) “Breaking the Silicon Silence: Giving Voice to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within Taiwan’s Hsinchu Science Park.", Challenging the Chip: Labor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Global Electronics Industry.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70-180.

Fischer, F. (2003). Citizens, experts, and the environmen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F. (2004). Citizens and experts in risk assessment: Technical knowledge in practical deliberation. Technikfolgenabschätzung, 2(13): 90-98.

Jasanoff, S. (1990). The fifth branch: Science advisors as policy mak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llow, N. D. and L. S.-H. Park (2002), The Silicon Valley of dream: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mmigrant workers and the high-tech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Wynne, B. (1987). May the sheep safely graze? A reflexive view of the expert-lay knowledge divide. In B. S. L. Szerszynski, & B. Wynne (Eds.), Risk, Environment & Modernity. London: Sage: 45-83

Wynne, B. (1996).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s: Social identities and the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In A. Irwin, & B. Wynne (Eds.), 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The public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6

Wynne, B. (2001). Creating public alienation: Expert cultures of risk and ethics on GMOs. Science as Culture, 10(4): 44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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