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鄭南榕「自焚」的兩種生命態度—兼論何謂批判?如何批判?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photo via jJason Shaw@Flickr, cc License)

(photo via jJason Shaw@Flickr, cc License)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在2013年的校園改建後,成功、勝利兩校區間的圍牆被拆除而騰下一個廣場空地。是年11月,校方委由學生社團聯合會進行網路票選命名,11月30日,「南榕廣場」在3000名投票中以900多票獲第一名,但在多次的討論後,校方終以名稱涉及政治為由,於2014年1月15號的校務會議中以70比21票決議取消廣場命名。[1]

在15號的校務會議裡,成大歷史學系王文霞教授對鄭南榕及其自焚行為做出了不少評價,據新聞所述,王發言後「現場一片掌聲」,[2]但在會場外,透過校內異議性社團零貳社的現場錄音以及傳播相關訊息、動員抗議,其發言受到多日未平的各方批評。

王對於鄭南榕的評價集中在其自焚上,並從自焚事件上綱到對於「自殺」的總體思考:鄭南榕應不應該自焚?他自焚的意義為何?人們(尤其青少年)應不應該自殺?自殺的意義為何?

而對於王教授的相關質問中,批評者也針對鄭之自焚,提出了相對應而相反的詮釋;兩造的相反詮釋,反映了兩種自主放棄生命的生命態度。本文主在爬梳這兩種生命態度,並窺其涉及的政治人物評價、政治價值、歷史知識等問題。

最後,結論部分則透過兩造立場的呈現、兩種生命態度的糾纏,來看某種批判態度正在如何進行?而我們還能進行怎樣的批判?

 

 

一、不能自由擇死的自由、民主價值

當日發言中,成大歷史系王文霞從民主發展的貢獻、以及死亡之選擇這兩點

上,蓋棺以論鄭南榕:(1)關於民主發展的貢獻,王表示,「在台灣民主發展歷史過程裡面」,有太多人在民主制度、社會運動以及民主觀念的推廣上,「都比鄭南榕做的更多更多」,而她之所以會作如此發言,乃是回應「南榕廣場」理念發起人、成大政治系(並為校內社團零貳社成員)學生邱鈺萍的言論:「感念南榕學長的犧牲及努力,台灣才有今日的自由民主」。(2)

「面對生命各種災難」時,人們(尤其年輕人)應該勇於面對其中的「挑戰和磨難」,而不能、不該以「死亡」做為表達理念的方式,否則便像是「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或者像是「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因為不合我意的時候我就去死,或者你們陪著我死」。

除了不能以死亡做為理念表達的方式外,王還進一步將「尊重生命」(其實也就是個人不能自由選擇死亡)視為「民主自由核心價值」,因為她認為唯有個體活著,自我的實踐、潛力的發展才能被充分發揮,而鄭南榕的死亡違背此原則,因此其「作法對我來說是完全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王文霞如是說。[3]

這位歷史學學者的發言,逼使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個人能不能自由、自願性地選擇死亡?王的發言給出了否定的答案,而她的否定答案則建立在 (1)某種民主自由價值的信念。(2)對鄭南榕自焚的去脈絡解讀之上。

在其發言中,生命之存活,是其所謂民主自由價值能被確立、被證成的核心要件,其建立其證成,則建立在個人對於某種自由選擇的放棄上——對自殺的自由選擇;這裡便形成了一個弔詭:唯有人們放棄自由死亡的權力,自由的核心價值才能被發揮。

那麼建立民主、自由的目的又何在呢?其目的在築構一個空間,益助個體於此空間中能「充分地實踐自我,去施展他的潛力」,但是所謂實踐自我、施展潛力卻藏存一個預設,即是,自我放棄生命,不能是實踐自我、施展潛力的目標或者手段。

此種預設忽略了死亡做為生命的一個進程,忽略了個人能透過死亡來完遂自我、或恰恰是自殺乃為自我完遂的可能性,正如王以「尊重生命」做為否定自殺的選項所示:自主放棄生命不是尊重生命的一種應擇方式。

然而,讓我們回望鄭南榕的生命故事,如果關於他的一般性生命評述大致無誤、如果他的自焚與「堅持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等信念密切相關,[4]那麼我們豈不能說,鄭南榕對於自我理念與價值的實踐,正是透過自主放棄生命來加以完成?

 

 

二、「實踐理念」或者「任意妄為」?

對於鄭南榕「自焚」與「實踐理念」的連結強調,在王文霞發言風波前已陸續存在、甚至被轉化運用。將時間軸拉返到2013年,是年4月7號的鄭南榕逝世24週年紀念會上,曾為成大零貳社社長、時為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青盟)要員的林飛帆受邀致詞時,在致詞稿中引述鄭自焚前的場景與最後幾句話︰「24年前,鄭南榕在自由時代雜誌社足不出戶,面對妻子葉菊蘭的詢問:『我們怎麼辦?台灣人民怎麼辦?』

他回應:『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5]此段引述,原段落應出自《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裡葉菊蘭的記念文,但在葉文中,她對鄭南榕的詢問是「那我和竹梅怎麼辦?」而非「我們怎麼辦?

台灣人民怎麼辦?」[6]藉由林飛帆引述上的出入,原本「家-國」難以兩全的矛盾被撇在一旁,代之以對台灣、台灣人民的宏大關懷與全然擔憂(由葉菊蘭口中說出),而此關懷,在林的轉述出入後,帶染著世代傳承概念的話被鄭南榕道出︰「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在原文中所謂「你們」特指鄭之妻女),道出不久便發生了自焚事件,於是這句話便成為了某種遺言、亦為遺志——召喚「你們」來對「我們怎麼辦?台灣人民怎麼辦?」做出回答。

如是,做為下個世代者的林飛帆,便接過此種遺志而做出如下堅定回答:「我們該回答他『對,擱來,就是我們的事情了』……用Nylon那個自信、輕快、堅定的語氣,喊出自己的姓名:『我叫作林飛帆,我主張台灣獨立。』」這段話中有幾個有趣轉折——林因著一個引述出入才被生產出來的「召喚」,對之做出了熱血回應。

於是,此回應的一問一喝可說都是同一個人,而此回應有個極明確的政治目標:「台灣獨立」,除此目標外,林飛帆且在致詞中表達了反對媒體壟斷、拒絕中國黑手干預、捍衛新聞自由」特定政治訴求,而此訴求又以「做同樣的夢」來進行與鄭等不同世代間的同在、串連。

於是在上述致詞中,我們可看到鄭南榕自焚以實踐理念」一事不僅被大力強調,並且,其實踐理念的「精神」被轉為一種遺產,能讓不同時空者承繼,甚至在承繼的同時,理念內容可被承繼者因著時空需求而自我創發,譬如林飛帆對「反媒體壟斷」訴求的表達便為一例,而鄭南榕生前雖然大聲呼張過:「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但這理念是否為鄭的遺志訴求之一?林的仿擬宣告:「我是林飛帆,我主張台灣獨立」是否對鄭進行了某種遺志代言?[7]

相對於林飛帆在鄭「自焚」與「實踐理念」間的強調與轉化運用,在王文霞口中,鄭透過自焚以進行理念的琢磨、追索一面全然被忽略;同時,更去歷史脈絡地忽略了戒嚴時代中,人們表達理念的受限性;忽略在此受限下,個人對於死亡的自主選擇,乃是表達理念的少數手段之一。

澄社等政治性社團對此事的聯合聲明中便說到:「王文霞教授……發言,重點在於面對生命挑戰,但以尊重生命的角度來論斷鄭南榕的自焚,忽略了威權時代黨國追殺的脅迫與恐怖,是一種去脈絡的狹隘看法」。

其實,王會做出去脈絡的人物評價,除了她否認自殺能做為一種生命選擇的態度(即所謂「尊重生命」) 外,還在於她做為學術體制認可下的歷史學者,卻缺乏史實明辯、缺乏歷史性的同理性理解,不思辯相異時空對於生命、死亡的相異看待,亦不思辯鄭南榕(「自焚以實踐理念」)與自身(「自殺不能做為一種生命對應」)間不同的生命態度是否源於時代影響?

聯合聲明接下來的談述,便是要所有關注此事件的「我們」能異時設想,去「思考在甚麼樣的壓迫下,導致有人不得不選擇自焚」。[8]

王文霞在缺少歷史的同理性理解之下,又透過一次又一次列舉以將鄭南榕的行為定在一個錯誤理解的座標,而所有列舉都指向如下評判:鄭之自焚乃出於一種「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的任意妄為。她當日做出的每一個比附,譬如「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甚至類比做「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都是要突顯鄭自殺內含的任意妄為、只憑己意而行。

她發言中最受爭議的炸彈客譬喻,並非要就之進行自殺、殺人之爭,也並非要強調他是否如恐怖份子是否引發大眾恐懼,而是,要藉之批判鄭南榕「不合我意的時候我就去死,或者你們陪著我死」的行舉,因為此行舉並非「面對生命的挑戰和磨難」時的良好應對。[9]

 

 

三、對自焚的崇高化解讀

面對王文霞如此去歷史脈絡地認知,批評者們紛紛強調鄭自焚的理想性,以區分王進行的類舉比附,譬如時事評論者魚夫便稱︰「一個人自焚,用生命去實踐他在政治上的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主張,卻被一位……教授以極盡侮辱的字眼公開形容為『伊斯蘭炸彈客』或男女之間的分手傷害」,[10]然而,為何形容為炸彈客、分手傷害是錯誤類比?王究竟用了哪些「極盡侮辱」的形容字眼?漁夫以一種不需辯說的態度未加解釋。

署名「新一」者 (即《之洛馱思》發起人陳奕齊),在「想想」上的評論文張與魚夫採取相似的區分策略,並在詳述二者何以為異的同時,更神聖化鄭的自焚之舉、更貶抑化情傷導致的自殺行為—他直稱鄭的自焚具有一種「殉道精神」,且將此精神與賽德克.巴萊以及耶穌進行比擬;另一端,情傷跳樓的行為則被此評論者加以「情緒智商低下」、「魯蛇行徑」等形容,如是,二者比附就新一來看乃是「不倫不類」、「妖魔化」與「貶低」。

而,為何情傷自殺便如此不可取如此的充滿「魯蛇」(loser)意味?為何因著親密愛人的離去而自殺,在價值上,低落於為著想像出來的國民、國族而自焚?自願死亡的理由能否區分價值高下?如何區分?誰來區分?這些問題,新一都未詳答。

如是,王文霞在「生」、「死」 價值間做出的徑渭選擇,於兩位評論者筆下,則成了在不同死亡原因中做出評判—崇高鄭南榕對死亡的自願選擇之同時,貶抑了其他自殺的理由、生命經驗。

而另一些評論者則不僅崇高化鄭的自焚理念,甚至進一步,將「表達理念」推衍至「對理念的達成」,即是,透過鄭南榕的死亡,「對民主、自由的堅持」與「完成民主、自由的步伐」被混同為一了,譬如邱鈺萍便直接了當宣頌:「感念南榕學長的犧牲及努力,台灣才有今日的自由民主」,相類似的言論一直(尤其在社會運動圈中)存在、並於此次風波後更大量被生產,如鄭的遺孀葉菊蘭在事發當天、恰好是鄭南榕逝世25周年的紀念會上表示:「他的犧牲換來台灣言論自由的空間」;而到了隔日(16號),新台灣研究文教會基金會執行長陳嘉君在記者會發言中則稱:「鄭南榕的自焚解放了那個時代的恐懼……鄭南榕自焚後,才有後來的野百合學運」。

在這些談話裡,自由民主、解放時代恐懼、野百合學運….透過「才有」等詞彙的強力連結,而與「自焚」、「犧牲」等對鄭的死亡描述,進行了不斷不斷被確立被證成的直接遙繫;對於這種太快速而單線性的連結,已有人做出反思,東華大學教授魏貽君臉書上的一篇文章〈對於鄭南榕的一個批判觀點的致意〉便說到︰

 

鄭南榕自焚之後的野百合學運、獨台會事件、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

盟,乃至於晚近的反核、同志運動以及諸般名目各異的政治社會運動,倘

若盡皆直接連結於、間接遙繫於對鄭南榕自焚之舉的精神感召,這種神格

化的過度詮釋,無疑是對亡者的不敬,是對智識的降格

 

在這段批判反思中,魏明確看到,鄭南榕之所以會跟如許多的宏大事件相連,乃是透過他的死亡、他面對死亡的方式——「自焚之舉的精神感召」。

於是,我們在這裡看到了另一種、跟王文霞完全相反的關於「自主放棄生命」 之態度:王文霞否定了個體擁有自殺的權力,邱鈺萍等人則將鄭南榕的自焚予以崇高化、神聖化,賦予此死亡事件以不需分說、便影響著許多重大歷史進程完遂許多宏大價值的力量,然而這種崇高化、神聖化,在我們想試著詢問鄭南榕跟種種大歷史進程有怎樣之連結時,到底是一種彰顯?或一種遮蓋?

在公眾輿論中,它讓人們更認識鄭南榕的生平所為及其死亡選擇,如何推進了民主、自由等價值?或者,它讓我們惰於詢問、或惰於解釋鄭南榕與民主、自由價值得以逐步完遂的關係?當然,在現有一般歷史記述裡,鄭的自焚確實震撼了不少人,譬如1989年5月19日他的葬禮隊伍中,基層黨外義工詹益樺便仿效鄭而同以自焚來表達政治理念,但這些對於人心的震撼,又如何影響著自由與民主的進程?影響程度多大?這些問題便較少人追問。

王文霞對鄭南榕的批評,一部分就著邱鈺萍之語進行回應,而有挑戰鄭南榕與大歷史進程間,太快而單線的連結之意圖,但其挑戰,不是在反思此種連結的合法性、反思此連結是否會遮蔽某些歷史問題,而是藉由引進對民主制度、社會運動以及民主觀念推廣上都更有貢獻的匿名者(王一例也未舉誰更有貢獻),來降低鄭南榕對大歷史進程的影響。

王此種降低策略,嚴格說來不值一駁,她既未進行較細緻的「貢獻程度比對」、甚至未具名說出誰更有貢獻,而貢獻程度該怎麼比對?真的能比對嗎?這些問題在王的簡略發言中都無法獲得解答。

我們不必像王文霞一般對鄭南榕的貢獻進行貶抑,但我們必須擱置種種快而單線性的連結,此種連結就算不必然如魏所言「是對亡者的不敬,是對智識的降格」,也恐怕變成阻絕追問、阻絕解釋的重要因素之一。

 

 

結論——兼論「何謂批判」?「如何批判」?

綜觀全文,我們能看到王文霞透過兩條連結,將鄭的自焚視作對民主、自由精神之違背︰1.實踐自我、發揮潛能是民主自由的核心。2. 自殺是不「尊重生命」的行為,此行為並非實踐自我、發揮潛能的目地或方式。

針對第二條連結,我們已在上文看到鄭南榕的自焚,如何可能是實踐自我理想的一種途徑,但王文霞却忽略了此種可能,並且去歷史脈絡地把鄭之自焚,解讀為一種任意妄為的行徑,此種忽略的思想基礎,或許在於她對擇生擇死在價值上的徑渭二分、或許在於她否定了中斷生命是面對生命的一種方式。

相較於王文霞,魚夫等評論者則肯定了鄭南榕自焚中的理念實踐部分,但在肯認鄭的自殺理由之同時,卻一面否定其他自殺的情境與理由。然而,自殺理由真有價值上的高低性?誰有資格進行高低判准?一個人是否有資格指導另一個人,如何面對並處理自身獨一無二的生命?

面對第一條連結,這裡也引發了一個值得玩味的問題:為何民主、自由的核心所在是如此指向個體的自我完成,而非面向群體、或者面向個體與個體間的涉入關係?這種對個體完滿的指向,是否為王文霞未曾從群體關懷的角度,來看待來理解鄭南榕自焚的原因之一?在王文霞的理解中,對群體的關懷、甚至獻身,是否能跟實踐自我、發揮潛並行不悖?

相對於王文霞,在眾多推崇鄭南榕的言論中,「群體關懷——實踐理念——自焚」這三者被強力連繫到了一起,甚至在一些談論裡,鄭的具體自焚事件,便是「實踐理念」的精神本身,而當後世者以各種目標來進行自我的理念實踐時,即便此目標不必然跟自焚之志有關,似乎都可在精神承繼的層次上,自認對鄭的自焚進行了某種遙繼,如是,在林飛帆的上述致詞中,許許多政治正確的口號,譬如對「居住人權、勞工權利、反核廢核、台灣的生態……」的努力都是對鄭南榕遺志的承繼。

但是,承繼的限度何在?是否只要以「實踐理念」為名,便能在承繼列表上進行無止盡添增?而這種承繼的意義又何在?承繼者將自己的政治運動位置安放在歷史地位崇高者之後,同時,又把各種當政治正確的事項祭貢於這位崇高者腳前,這雙向動作是否是一種同時崇高化二者的努力?

如果把「實踐理念」再往前一步便成為了「對理念的實踐完成」。許多評論者在震懾於鄭的自焚之同時,把此場死亡事件過度崇高化、神聖化,賦予鄭的個人死亡以不需分說、便影響著許多重大歷史進程完遂許多宏大價值的力量。但是歷史回顧者們,是否在自焚——一種激烈奔向死亡而帶來的震撼面前,停下了追索的腳步?此種非一般性死亡是否為鄭南榕帶來過高的歷史評價?

批評王文霞者,多所抨擊這位歷史學系教授對鄭做出的歷史誤解,但是對於鄭自焚的崇高化、神聖化,是否也在歷史遮蔽上做出了負面貢獻?我們要如何重梳與鄭相關的歷史?如何重梳鄭與眾多歷史事件及其歷史意義的關係?這種歷史認知的重思,考驗著我們究竟要以人的角度、將死亡去神秘的角度來重顧一個已逝者,或者將此已逝者,透過對他的死亡的神聖崇高化閱讀,將他視為某種神聖神秘主體看待?

透過此次王文霞發言風波,我們看到了兩種對反的生命態度,除此,我還想透過與傅柯(Michael  Foucalut)《何謂啟蒙》、《何謂批判》兩篇文章的對話,

進一步追問,針對王文霞發言而做出的批評,都依循怎樣的批判策略?我們還可能有怎樣的批評?

一個主要批評是,把王文霞的發言視為威權統治者的翻版、或是威權教育下的遺留產物,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便稱,鄭南榕遭受彼時「主流媒體、論述的醜化」,而王文霞的發言應該是「用那個時代的眼光去看鄭南榕,才會有這種落後於年輕學子的歷史無知」[11]。

另外,曾跟鄭南榕合辦《自由時代》的林世煜在一篇評論裡,先是遙記「威權統治者不能容忍內心沒有恐懼的群眾,因此,鄭南榕必須被妖魔化」,接著他把目光轉向當前的成大校方與王文霞:「所以,難容南榕也就不奇怪了。他們擔心,一旦南榕因為賦名而復活,他們據以立足之地就將瓦解」,在這段發言中,指稱「成大校方與王文霞」的「他們」被直接等同做威權統治者本身。

在行文最後,林世煜再一次讚頌了鄭南榕對威權束縛的抵抗:「鄭南榕以死解脫了他自身的困擾。他付出生命作代價,免了我們的羞愧,解放我們的束縛」,而這種束縛因著成大校方與王文霞等威權遺緒的存在,因此解放事業似乎在當代是個方興未艾的進程,如是,他接續說到:「祝福成大的青年,祝福昂然挺立的新生代」,此處的祝福,便似乎在祝福年輕世代的解放之業。[12]

林世煜在其文裡一再使用著「解脫」、「解放」、「斥退」(恐懼)、「憾動」(統治者權柄)等詞彙對鄭南榕的自焚進行頌揚,這種頌揚,一方面如上文所述,過度神聖化崇高化他的死亡,另方面,賦予鄭自由運用、有勇氣運用其理性以相抗威權的形象,這種相抗的最高點、對其勇氣的最好證明便是他對「從容就死」的選擇。

「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句話是康德在〈何謂啟蒙〉一文中對「啟蒙」的一個簡明定義,而這麼一句呼召,又似乎是林世煜對鄭南榕做出的認肯。在進行對鄭的認肯之同時,林同時把成大校方與王文霞視為威權的代言人,與之相同的是,陳翠蓮則在前文中將王視為受威權時代蒙蔽、無法利用自身知識與理性來理解鄭南榕自焚的人。但是王文霞真的是、為什麼是威權時代的遺緒?威權教育的遺產?

是否批評鄭南榕,便必然表示此批評者用著當年國民黨的眼光來看待鄭南榕?前二人的發言均未對這些問題做出釐清。清大人社系、與林飛帆同為青盟要員的陳為廷則在「想想」一篇評論裡,作出相關回應,他羅列1989年(鄭自焚之年)主流媒體對鄭的醜化評論,並認為王文霞的「恐怖份子」發言乃是對這些醜化評論的延續。[13]

然而實際上,王文霞使用的詞彙是「伊斯蘭的炸彈客」,而使用的語脈是要批評鄭自殺的任意妄為性、並非旨在指則他進行的怎樣的「恐怖」作為散播了怎樣的「恐怖」情緒。如此,把王文霞與威權進行連結的批評是否合宜?

傅柯在康德的〈何謂啟蒙〉基礎上進一步闡述︰「文章把『啟蒙』描寫為人類將運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服從任何權威的那個時刻,然而『批判』正是在這一點上才是最必須的,因為『批判』的作用正是確定在什麼條件下運用理性才是正當的。」若不如此,「正是對理性的不正當使用,加上想像,產生出教條主義和他律」[14]。

那麼怎麼叫做「批判」?他在另篇文章中稱「批判是不被統治到如此程度的藝術」,此中的運用在於批判「蔑視、挑戰、限制統治藝術,對它們做出批判,改變它們,尋找擺脫它們的方法,或至少是取代它們的方式,從根本上懷疑它…[15]」

從傅柯的討論再拉回王文霞引起的風波,我們該詢問的是,王文霞是作為哪一種統治體制的代言人?她究竟受著怎樣的思想支配而進行了15號的校務會議發言?她只能擇生而不能擇死的態度,與傅柯在《規訓與懲罰》、《生命政治的誕生》等書反覆闡述的生命態度是否有關?

傅柯認為,現代國家將每個人視為去特性、去階層、去肉體辨識度的同一性資願,為了能更大限度運用這些資源,就必須確保每一個個體能活著,並且活的健康而得以被運用。

如果我們不能好好釐清這些問題、尤其不能好好釐清王文霞的生命態度與怎樣的生命論述相關,那麼我們也就找不到該進行批判的合宜著落點。也就在這些問題未被好好釐清的同時,批判王文霞者做出了兩種主要對應,一個是提出了另一種看待鄭自焚的態度,這種態度中的敬畏精神發展到極端,便是對於鄭自焚過度崇高神聖化,並在崇高神聖化的同時,掩蓋了種種對於歷史的追問,這種對歷史知識探索的遮掩,真勝於王文霞的歷史誤讀嗎?

另一種對應則是直覺式地把王文霞與威權時代種種相連,但這種連結卻可能讓我們不必再詢問︰王文霞是作為哪一種統治體制的代言人?她究竟受著怎樣的思想支配而進行會議發言?如是,這種對應究竟在進行傅柯意義下的「批判」?或正進行一種反批判、對批判的遮掩呢?

 

註解:

[1]成大廣場命名活動 全面啟動〉,成功大學,http://news.secr.ncku.edu.tw/files/16-1054-115040.php。

成大新廣場命名爭議事件簿,蘋果日報,2014.01.15,

[2]〈命名遭取消教授質疑鄭南榕是恐怖分子〉,新頭殼,2014.01.15 http://newtalk.tw/news/2014/01/15/43672.html

[3]  王的全文發言均可見〈【短片】「鄭南榕像炸彈課」 爭議內容曝光〉,蘋果日報,2014.01.16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40116/327736/

[4]〈南榕生與死〉,鄭南榕基金會,http://www.nylon.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Itemid=6

[5]見林飛帆,〈剩下,就是我們的事了──對Nylon的承諾〉,想想,2013.04.18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700

[6]鄭南榕基金會,《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書林,台北,2014.04.12

[7]林飛帆的相關發言均可見註5

[8]澄社、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台灣人權促進會聯合聲明,〈關於成功大學校園廣場命名爭議的看法〉,2014.01.22,刊於「苦勞網」,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7220

[9]歷史學者李筱峰強調鄭南榕並未「沒傷任何人」以區別於「恐怖份子」。見〈鄭南榕是恐怖分

子? 李筱峰:那陸皓東呢?〉,新頭殼,林雨佑報導,2014.01.15

http://newtalk.tw/news/2014/01/15/43676.html。

黃慧君則質疑王的發言︰「鄭的自焚沒有製造任何恐懼,如今怎麼會有人質疑鄭是

炸彈客!」。見〈把鄭南榕類比炸彈客// 施明德批成大教授羞辱台灣烈士〉,自由

時報,2014.01.17。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4/new/jan/17/today-t2.htm

[10]魚夫,〈魚夫:獨裁無膽,民主無量——我看成大南榕廣場事件〉,天下雜誌,2014.01.23

[11]〈學者: 鄭的犧牲 樹立自由民主標竿〉,自由時報,2014.01.17

[12]林世煜,〈焦點評論:鄭南榕又死了一次〉,蘋果日報,2014.01.18

[13]陳為廷,〈正因為有王文霞們,我們更需要南榕廣場〉,想想,2014.01.16

[14]傅柯,〈何為啟蒙〉,選自《現代性基本讀本(下)》,P.653,河南大學出版社,河南,2005年

[15]傅柯,〈什麼是批判?〉,選自《福柯讀本》,P.137,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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