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失求諸野,野亦復沉淪-論張愛玲重訪邊城時的懷鄉意旨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張愛玲

張愛玲

 

〈重訪邊城〉一文於2008年初刊登時,《皇冠》雜誌給予了如下的標題:「台灣和香港,在張愛玲眼中皆屬『邊城』,透過她的眼睛,我們仿佛穿越時光,看見了一個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以及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

在台灣現在最大的網路論壇批踢踢有一種出於經驗歸納的說法是:「前五樓的推文決定底下風向」,意思是一篇文章-哪怕是最粗淺的,前面五個下評論者的意見會決定之後多數的意見。

因為皇冠出版社長期的與張愛玲作品合作,當期編輯下的這不到七十字的判語,除了決定了之後的風向之外,還更有一重權威性,決定了我們讀這篇文章該帶有的情緒與觀點。

從上段引文本文刻意粗體標示之處,可以知道本文認為可以商榷的乃在於兩個部分-實際上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與「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這樣的說明非常輕盈,在所有正面形容的表述中我們被指定了〈重訪邊城〉極可能是一篇輕鬆愉快的遊記,在台灣,因眼睛主人是初來乍到,所以新陌生人眼裡看到的,是「奇特的生命力」;在香港,因眼睛主人幾次居住又長期就學,老在地人眼裡看到的則是「舊時尋常生活」的復現。一新一舊,恰好相互對比,兩種願望一次滿足。

 

在這樣的介紹下,幾篇順著本文發佈而發佈的文章經常看見類似此論:「描寫台灣的廟宇、里弄,香港的建築、店舖,筆下寫來活色生香,鄉愁四溢,耐人尋味,儼然一篇專業的台灣風土人情考察記」,或是「張愛玲拉拉雜雜地寫了南來的外省人的生活,寫了買花布、買金首飾等等,那花團錦簇的散文筆法,彷彿又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書寫《流言》的、下筆華麗繁複的張愛玲」,順著這些評論看來,〈重訪邊城〉的確是一篇「遊記」,而不是「論文」。

不可否認,前段引文所述的確都是〈重訪邊城〉裡曾經出現過的,張愛玲確實花了不少筆墨細細描摩那些因為公車逃票而被毆打的青年、要寄去上海的罐頭與物資(相信那幾雙綑在身上的尼龍襪很難令人忘懷),還有一段頗帶時空錯置奇幻感的買花布旅程。

不過這些「現象」到底該放在什麼脈絡下去理解呢?單純就現象描述而有的「活色生香的遊記」的評論,是否有其不見之處?或是一如大部分「張學研究」對張愛玲的文本總是有輕淺化解釋的嫌疑?

本文認為解決之道或許是重新梳理文本,並從中尋求一個較為系統性的解釋,這個解釋能將張氏意見一以貫之,避免解釋模稜兩可或自相矛盾的情形。那麼,從「回到皇冠之前」開始,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重訪〈重訪邊城〉的起點。

話若要說從頭,則必須從張愛玲履足台灣跟香港開始。1961年秋天,張愛玲來到台灣,在花蓮及臺北做了以人類學家的眼光觀察,但受限於時間只能是蜻蜓點水式的踏查後,轉至香港,停留了較長的時間。接著,在1963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國雜誌刊物《Reporter》雙週刊發表了她的一篇文章,名為〈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用英文寫成,記述她這次到訪的所見所聞。

這篇〈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刊登後,因裡面提到她留宿的台灣給將軍級別之人住宿的招待所有「臭蟲」,讓不少「愛國」的台灣張迷為之氣憤,引發了不小的「臭蟲風波」,之後,便見沉寂。接著,2007年11月,遞補父母資格的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在全面清查手邊的張愛玲資產時,發現了一篇名為〈重訪邊城〉的文稿,他憑著當中一個「 Mrs. Richard Nixon?」關鍵詞想起了這或許是〈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相關文本,兩者對照之後,發現並不是英翻中的翻譯本,而是一次再創作。

宋以朗依據文中的注釋(「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華雜誌」字樣)推斷,〈重訪邊城〉應是創作於1983年以後,距離〈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有二十年之差。接著,2008年的8月,《皇冠》雜誌650期重磅刊載了他們細心整理過的這篇重要而珍貴的文獻,本文篇首提到的題詞便是在此期中出現。這一期,在張學的研究領域又激起了一陣重磅的討論漩渦。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是用英文做的,〈重訪邊城〉是用中文寫的,但兩者的材料來源似乎一致,且重複之處並不少,一如張氏的許多中英互改文本,頗有異卵雙胞胎的味道。為了閱讀方便,茲將其整理為一個簡要表格。(〈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為英文文本,為求討論方便,以劉錚翻譯版本為主,以下同。)

(表一)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重訪邊城〉
本事 1961台港行
總字數 5695 14772
涉及台灣字數 1947 7324
涉及香港字數 3748 7448
寫作年 1961秋到-1963/3/28之間 1983之後
發表年 1963/3/28 2008/四月

以這個表格來看,約可發現幾個事實:(一)〈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有側重香港之情況,台/港比約為一比二,而〈重訪邊城〉將這種情況調整至篇幅各享一半。(二)〈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幾乎是遊後立即寫就,而〈重訪邊城〉則是遊後二十年再寫,且「多年後根據當時筆記作此文」。

如果我們假設,一個人當下的寫作總是較為直接,多半由情感指導而直抒胸臆的話,那麼或許可以這麼說:相較台灣,香港對張愛玲說,是重要得多的地方。這自然與她的生命歷程有關。香港在張愛玲的生命史中糾纏頗深,約僅次於她所心心念念的上海,她有幾次在香港較長期的停留:第一次是1939到1942年,她在這裏就讀大學,[1]過了三年半的港大學生生活,因日軍佔領香港最後帶著未完成的學業回到上海。

第二次是她1952年決定離開共產中國,藉著要在港大復學的理由,從深圳羅湖出境,此次在港停留至1955年,[2]認識了宋淇夫婦,三人成為終身好友,之後張愛玲離開中國到美國落腳,自此從中華民國人一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再變為美國人。這次1961年再回到香港,符合張氏自言「 I went on to Hong Kong, which I had not seen for six years.(睽別六年的香港)」。準此,一些評論過度的著重張愛玲的台灣書寫,或許是不允當的。

雖張愛玲與港切膚如此,已經到了「去香港的途中,在台北停留」、「我香港去一趟,順便彎到台灣去看看」的程度,並不代表〈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中對台灣的書寫便一無足觀,實際上恰好因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這一層關係,使得台灣邊城/Frontier有確實不同於香港邊城/Frontier的地方。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對比,而且值得深究。我想循著張愛玲的遊歷順序與書寫順序一一看起,更能忠實地發現香港與台灣在這個邊疆書寫中帶有的意義。

張愛玲紀錄她來到第一個遇到的問句是:「你是尼克松夫人嗎?」,第二個是「回來感覺如何?」。這兩個問句在張愛玲的解讀下都帶有政治意涵。她對第一個問句的回應首先是笑了,「感到台灣對外界的企望確如熱風撲面,尤其對美國——它唯一的盟友,因此某些方面也未嘗不是敵人。」這自然是對「中華民國」當時從安理會到退居小島,深深陷在不被承認的焦慮感中的觀察。唯一的盟友關係建立在利益交換之上,以至於總有個男子在機場失魂,不斷尋覓,但總過盡千帆皆不是,徒增國人的難為情。

相較於第一個問句只和國際政治處境有關,第二個問句便開始切題。「雖然我根本沒來過,但他們都習慣於官方的思路,覺得到了台灣就是到了中國,是回到祖國了。」對1961年秋天的某些台灣人來說,小小台灣是神州大陸的承載體,在這裡「官方的思路」是關鍵詞,意指著這並不是台灣島普遍凝聚的思路,而只是出於官方指導。

張愛玲自年少時便對「官方」話語一向是帶有九成質疑,例如《小團圓》中的九莉對當時因為中國深陷對日戰爭與帝國殖民泥沼,而宣揚愛國或是將國家置放於個人之前的某些思想不以為然:「國家主義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國家主義不過是一個過程。我們從前在漢唐已經有過了的。」

對於那些還不能做出決斷、暫時「想不通」的事情,她選擇讓其永遠存為懸案,因為「她相信只有那樣的信念才靠得住,因為是自己體驗到的,不是人云亦云,亂就亂點,整理出來的體系未必可靠」這些話講得堅決鏗鏘,沒有她經常故作佻達與世故的姿態,是少數的正面表態,是以更值得我們重視。

於是,雖然有那麼一瞬間的「當真是中國,不是那片我十年前離開的,共黨治下的陌生的國土,卻是我最熟悉的,我原以為已經一去不返的那個中國。」國語營營於耳,又是故國鄉音,彷彿時空交疊,但是她很快地下了一個判斷「可惜不是真的。」這毋寧意味著,在張愛玲看來:領土(與附於其上的風俗民情與文化)實體並不會因為政治實體統治的延續而能被直接接軌起來。

這樣的判斷在隔幾天後的下鄉行旅中再度被印證,「一到農村,台灣的浮面便層層褪去,露出底下較傳統的本來面目。這裡本省人比外省人多。我原先種種還鄉的思緒消散殆盡,只剩下觀光客的熱情。」可以看出,張愛玲在履足台灣之前(或之時),是帶著「還家」的想法的,她很可能期待在這裡找到她依戀不已的、不擅長詩的她也願意在大眾之前揭露自己的短處只為了那「到底是中國!」的「中國」,但是台灣鄉間即景告訴她這只是一種緣木求魚。

有趣的是,張愛玲並不把「本省人」當成是她理解中的「中國人」,縱然本省人在台灣的語境脈絡下經常意指著數百年之前由閩粵渡台的福佬人,也是現在統一論戰中最具說服力的血緣論的一支的論述基礎,但似乎只有「外省人」-特別是49年時渡台的外省人-才是張愛玲「最熟悉的,原以為已經一去不返」的中國構成元素。

在台灣尋訪不至「中國」後,她「只剩下觀光客的熱情」。且這個觀光客顯得有點意興闌珊,接下來對台灣的紀錄只剩下外省人對山地人的喳呼與說日語的公車糾紛,這些事件都涉及了台灣族群的構成。因為逃票而被毆打的年輕人敬軍禮時,在張愛玲眼中看來是「但那虔敬的神氣卻絕對是日本式的。說也奇怪,這讓我想起在共產中國的情形來」。

張愛玲經常被視為反共主義者,這裡的紀錄似乎又再次印證這樣的觀點。但是,張對「共產」與「共產中國」的分殊必須被正視:實際上張愛玲並不反對某種類似共同體式的經濟共享。在她晚期著作《小團圓》中,邵之雍大談各種「願望性質」的思想,九莉便曾對資源平等問題做出回應:「在她覺得共產這觀念其實也沒有什麼,近代思想的趨勢本來是人人應當有飯吃,有些事上,如教育,更是有多大胃口就拿多少。」

她並不反對生產工具的共有,她反對共產者的是:在中國的共產黨經常藉紀律之名要求人民交出自由,九莉認為,自由一旦交出,「勢必久假而不歸」,她曾這麼形容:「共產黨剛來的時候,小市民不知道厲害,兩三年下來,有點數了。這是自己的命運交到了別人手裏之後,給在腦後掐住了脖子」,然而在這塊被視為神州命脈所繫的「台灣中國」的土地上卻有這麼多人操著日語,行著日軍近似法西斯式的軍禮,也無怪乎她以很快地被澆熄了熱情,以短短的700多字,潦草地結束了台灣的「遊記」。

話題一轉至香港,張愛玲開始叨叨絮絮的談「現在與之前有什麼不一樣」,首先是「逃難來的人安頓下來了,只要能在這兒活下去,他們別無所求」,接著是「那些多少富裕點的家庭越來越美國化了」,再者是香港人大批的往回寄包裹,各種民生物資把他們「都寄窮了」。

她仔細記錄在報紙上看到的專欄問答,以及一次往內陸運送物資的「大規模運輸」,這規模大到連煮肉的罐子也可一併帶去,因為「這個煮肉罐他們也用得著」,內陸之窮於斯,從一個煮肉罐便可見。

張愛玲與房東太太的家常式聊天看似漫無章法,然而細究之下卻總有「中國不再」的慨歎隱藏於其中。那些物資奇缺的人士,舉凡「把糖溶在水裡當補品喝」的,或是「進了勞改營,也寫信來要治腎病和腿腫的藥」的親戚朋友,在從前皆是「自由人」,窮雖窮了一點,但不至於活不下去,然而在共產治下,連僅有的一點點自由也消失了,中國普通人大批的餓死,而官太太在褲子裡偷穿尼龍襪。

於是張愛玲會接著續寫十年之前從羅湖出境時的故事也就不那麼意外了。「一個圓臉的北方小伙子」,雖然穿著共產黨的制服(在張愛玲的筆下通常意味著沒有人性),但看著這批等過關的中國人(自己人)在烈日底下曬了一個鐘頭,又離鐵絲網非常近時,終於將自己的同情化為扭捏的命令,要求他們去蔭涼的地方等著。這個哨兵的這個舉動是傳統中國民胞物與,人溺己溺精神的發揮,於是張愛玲才會說「在那一瞬間,我最後一次感到同胞的溫暖流遍了全身」。

也的確是最後一次,因為張愛玲通過羅湖的關口後,很快地離港赴美,從此再也沒有踏上她摯愛的中國土地。

 

 

或許我們可以暫時從張愛玲的行旅中打住,回過頭來重新整理〈A Return To The Frontier〉與〈重訪邊城〉的不同。

本文曾經藉由表一的資料來說明張愛玲對這兩篇文章做過的篇幅上的調整。那麼這些調整最後的差別在哪裡呢?大概可以這麼說:

 

(表二)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重訪邊城〉
內文組成的不同 書寫母親家族的散滅   (被刪除)
(並無) 對花蓮鄉下的仔細描摹
(並無)  在中環買花布的奇幻旅程
(並無) 對香港城景變化的大描寫

 

簡而言之,在遊後立就的〈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中,張愛玲記述了非常多的母親家族在共產中國散滅了的情事。但這些情事,在二十年後,據筆記修改的〈重訪邊城〉中全部被刪去。隨之新增的,是張愛玲對台灣花蓮鄉下近似於人類學家的仔細描摹與一段遊港時時空交錯的買花布的旅程。

這樣的刪卻與新增,本文認為只能用張愛玲的對嚴肅書寫的抱持的看法來解釋。張愛玲的寫作受中國傳統說部所影響,在書寫時秉持著「參差的對照」、「白描」等不做評論,描寫表面事件的技法,但這種「白描」並不是「平白描寫」,只是「見黑寫黑見白寫白」,「而是在文字使用上經過精密的安排規劃,好能夠「全靠一個人的對白動作與意見來表達個性與意向」;搭配著這種技法,在讀法則多半需要一種「讀夾縫文章」的能力,才能看出作者兩行字面中真實所指之意。

張愛玲最喜歡舉的一個例子是她本身就極為喜愛的《海上花列傳》。在這部中國最後能搆得上說部資格的小說裡,洪善卿和陳小雲一直都是行走四海,生意做得極大、人脈極廣的商人,但是他們兩個見面,所聊之事不過是另一個商人請客的名單、古董掮客如何如何,然後「須臾詞窮意竭,相對無聊」,這是一段小說文本固有的「兩行」,看似只有沉默的兩個商人,然而就在這「兩行之間」,指的實際是「在全國最繁華的大都市裏,這兩個交遊廣闊的生意人,生活竟這樣空虛枯燥,令人愕然慘然」,藏著作者韓邦慶的同情和批判觀點。

很容易理解,這樣的技法和讀法,通常是字面上不帶有明顯的感情傾向的,它們總是冷靜書寫,並經過層層設計。讀這樣的文章像是在玩一種精巧的多寶格,必須按照工匠安排好的路徑,一個個翻開,並在翻開後看見內容物,才會幡然大悟作者是如何設計這樣的一個遊戲。縱然在有時可能因為炫學有時可能因為對象的關係,張愛玲會溢出規範邊界,但總體來說,她的文章寫法-特別是散文,總是抱持著這樣的原則,這從她著名的散文集《流言》中很可以觀察出來,《流言》的文字之精美,已然為眾方家一致承認,這些散文的形容修辭法,其喻依確鑿於喻體的程度可說是已到了前無古人的程度。

然而對這些文章的情緒的判定,就顯得有那麼點眾說紛紜了,許多人僅僅是就字面上解釋,沒有讀到她兩行之間的一行。例如最著名的,是將張愛玲說憑著男人的衣著單調這一點,她「就不願意做個男人」來解釋她是個戀衣狂,對物質有著相對強烈的依賴,然而這樣的解讀碰到張愛玲在1950年(注意:已經是新中國二年)召開的第一屆上海市文藝代表大會,於「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布中山裝」裡,她依舊還穿著「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時,或許只能將她解釋為戀衣戀到能為衣死的,徹底被小資產生活控制的女人。

然而張愛玲是不是這樣呢?在她談衣服談的最多的〈更衣記〉中,文章是以「中國的時裝可以做民意的代表」這句話為基底的,於是有清三百年,「迂緩、安靜、齊整」,三百年女人都穿著一模一樣的衣服;然而一到了晚清,衣服「差一點就脹裂開來了」,因為這是「政治動亂與社會不靖的時期」。到了小皇帝登基的時候,「襖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充滿著肅殺的氣氛以及隨時可逃亡的準備。這些例子都是衣服暗喻時代氣氛的具體案例。

準此,「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布中山裝」,不難猜出這是什麼樣的時代,抹滅個體差異,講求整齊劃一的時代將要來臨,於是,張愛玲以衣抗政,硬是穿了一件讓大家都側目的旗袍配絨線衫來。

 

《流言》中的許多文章都必須更加細讀,才能得出系統化的解釋。在當中張愛玲透過節制而機敏的語調說了非常多她的個人意見,只是在絢麗的文字下被忽略。

從《流言》看邊城的兩次書寫,很可以明白何以有如此大的增刪。在〈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中,情感的濃度是很高的,至少在她提到母親家族的部分,幾乎是平鋪直敘的道出自己的看法,而沒有任何拐彎與設計。

幾乎從字裡行間就能感受到她對當時中國人民深重的同情以及對一個政治虛/實體可以如此輕易操縱一個古老家族至覆滅感到不可思議。但是,這樣個人化情感書寫恰好違反她一貫的寫作理念,於是在二十年後,她將關於母親家族在共治下的生活一大部分刪去,取而代之的是對台灣花蓮冷靜的觀察,以及一段以買花布包裝得非常隱晦,非抽絲剝繭無法體會的,對古老中國的最後懷/悼念。

這樣的判斷還可以從〈A Return To The Frontier〉開頭第二個問句證明,新舊兩篇一樣有「回來覺得怎麼樣?」的問題,60年代版是直接的說出自己的意見,80年代版則是「『怎麼都還在這兒?當是都沒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覺,那大廟幾乎直蓋到飛機場裡,也增加了時空的混亂。」乍看之下不知答者所云的回覆。〈重訪邊城〉的情感比〈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節制許多,可以說是這兩篇文章對讀後得出的客觀結論。(當然,傲嬌如張愛玲,硬是不肯刪去當年在台灣引起愛國風波的臭蟲,這隻臭蟲在她的文章中安安穩穩地活了二十年)

但這意味著〈重訪邊城〉的文本價值低於〈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嗎?倒也未必。在張愛玲冷靜後,匠心獨運的設計了一個又另有偏重的多寶格。這首先要從香港特殊的地理環境說起:「同是邊城,香港不像台灣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鄉探親掃墓的來來去去絡繹不絕,對大陸自然看得比較清楚。……大陸橫躺在那裏,聽得見它的呼吸。」

從上文的解析我們已經知道,她到台灣時已經帶有強烈的還鄉期待,然而海島終究不是大陸,都城上覆蓋的面具拿開之後,是一片南島人與日本人留下的後代。於是張愛玲將希望轉到了香港,因為近,所以香港「是離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國的一鱗半爪給保存了下來,唯其近,沒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她想在這裡找到古中國,禮失求諸野,中國既然已經為她所不喜的中國共產黨所統治,那麼香港這個接壤之處,總會有些精粹保留下來。

那麼她成功了嗎?我們很快的看到她被大片的失望所淹沒,原因是香港正在進行一連串的現代化造城工程。「這次別後不到十年,香港到處在拆建」,拆建的幅度之大「想必滿山都是白色高樓,半山的杜鵑花早砍光了」,半山是港大的所在地,也是張愛玲在港戰之後第一次回到香港時曾經履足過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在廢學十年之後再回去,她說當時港大「倒還沒怎麼改變,」只有一些小樹長高了、通向半山女宿舍的磚砌小徑比例不同了,然而,就這麼一點點的小變化,就讓她當年「正眼都沒看它一眼」,那些「拔高的小杉樹」往白色的天空上射去的時候,在「那一瞬間已經把她拋下很遠」,而她「沒等這畫面成形,早已轉身走開了」。重履舊地,張愛玲感受到的是「時間的重量,壓得我抬不起頭來」

一條小徑的比例不對便使得她敏感如此,港界1960年代的大興土木更不用說,直讓她在未能尋訪到中國之前,就已經被滿城拆建嚇得不敢直視。這些工程與中國大陸的內部政局有密切關係,因為此時正是中共大躍進後的大饑荒引起的逃亡潮,「五月一個月就有六萬人衝出香港邊界」,所以張愛玲當年念大學時的「老房子當然是要拆,這些年來源源不絕的難民快把這小島擠坍了,怎麼能不騰出地方來造房子給人住?」但是事理上如此判斷,對於這座小島的劇烈變化,她心裡仍是萬分痛惜,以至於山上那些杜鵑花後續她「從來沒問起」;她也「怕看新的渡輪碼頭,從前光潤的半舊棗紅橫條地板拆了,換了水泥地」而這個碼頭本來是「一條長廊伸出海中,……那一份閒逸我特別欣賞」。

拆建之後「新蓋的較大的水泥建築粗陋得慘不忍睹」。她自言這次的住宿地點在九龍,三訪生命重地的她,不一定每次都有辦法如上次一樣在變化侵入她眼睛之前就轉身,於是「總是實在非過海不可,才直奔那家店舖,目不斜視」。相對於台灣之行的「放眼新世界」,她這次重訪香港,是「這樣謀猶,自然見聞很少」。

一個很直接的問題是:張愛玲何以要這麼討厭這些新造的房子,或者說,何以要討厭香港的都市更新?答案是這些「造出來的都是白色大廈,與非洲中東海洋舟任何新興都市沒什麼分別。偶有別出心裁的,抽屜式洋台淡橙色與米黃相間,用色膽怯得使人覺得建築師與畫家真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兩族」。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個非常任性的理由,在一個都更的支持者的眼裡看來簡直可以說是荒謬可笑-在這樣的年代,誰管大廈要造什麼顏色?

然而顏色,正是這不起眼的顏色,在張愛玲的心中這是中國文化命脈維繫之所在。那一段她在中環遍尋不著廉價金飾店的石板街上,突然間往事如潮,四周成為喧鬧的鬼市的大段落,乍讀之下會令人感到非常突兀,且有不知所云的感受。那些綢布到底有什麼可說,竟值得張愛玲耗費近三千字的筆墨來從唐代「人物畫上常有穿花衣服」的瑣碎講起?

這一段從「有紅封套的玫瑰紅的花布」開始的廣東土布史回溯,其實有張愛玲本人的微言大義藏諸於中。張愛玲深喜富視覺刺激感的顏色,而這當中又以「參差的對照」的配色法最為她所激賞,因為當中有一種「蒼涼的回味」,這種蒼涼感,是與一般人日常生命的色彩-轟轟烈烈通常存在於小說,而不是人生之中-極為符應的。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還有另一個是對她來說,一點顏色都沒有的東西(她以國畫舉例):「單是看,生命就像少了什麼。」過於稀薄的─或是說膽怯─的配色在張愛玲看來是離於人世的,這樣簡單的色彩並不真實,是文人心目中理想山水的投射、也更是一套脫離世界的想像出來的虛假成規。

所以,在這些擁擠的攤子裏,她「只看中了一種花布」,這種玫瑰紅的花布在視覺感官上會造成觀看者極強烈的刺激:「鮮明的烈日一樣使人一看就就瞎了眼」,一個款式有三種配色:「有上面有個圓圓的單瓣淺粉色花朵,用較深的粉紅密點代表陰影,花下兩片並蒂的黃綠色小嫩葉子。同樣花還有碧綠地子,同樣的粉紅花,黃綠葉子;深紫地子,粉紅花,黃綠葉子。」這三種配色張愛玲說「她實在無法在那三個顏色選擇一種」,因為「那種配色只有中國民間有」。[3]

她一邊看著這些土布,一邊懷想他們的來源:「就我知道,一九三O年間就剩這一種印花土布了。香港這些土布打哪來的?如果只有廣東有,想必總是廣州或是附近城鎮織造的。但是誰穿?香港山上砍柴的女人也跟一切廣東婦女一樣一身黑。……原來這些鮮豔的土布是專給乳嬰做衣服的,稍大點就穿童裝了。」[4]

但是為什麼這些鮮紅、刺人眼目的土布只限給乳嬰穿呢?「看傳統建築的朱欄,朱門,紅樓,丹墀,大紅漆柱子」、「中國人最珍愛的顏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紅男綠女」──並不是官員才穿大紅袍的」,都可以看出「顯然中國人是愛紅的民族。」[5]

大紅大綠(或是說一切強烈的配色)應當是和每個中國人的生命緊密交纏的。可是在現存的一切歷史遺跡裏,我們卻看不到這種明度亮度皆高,飽和度強烈的色彩,國畫裏面「衣服幾乎永遠是淡赭色或是淡青,石青,石綠」它們都被調進了其他的顏色,藉以染淡,表現一種沖和淡漠的情調。

張愛玲說這樣的退縮不完全是繪畫的影響,而和政治力更為相關。中國人用色的真正改變,是在滿清入關之後:「滿人不是愛紅的民族,清宮的建築與室內裝修的顏色都趨向蒼淡,上行下效,一方面物極必反,漢人本來也已穿厭了「鮮衣」。有這句諺語:『若要俏,須帶三分孝。』」[6]她在〈更衣記〉裏對如何從服飾變化讀出歷史政治變遷的深刻洞察能力並沒有減退,[7]這個能力在這篇文章中轉到了色彩的層面。

「白娘娘如果不是新寡,也就不可能一身白,成了她的招牌。《海上花》裡的妓女大都穿湖色,也有穿魚肚白,「竹根青」(泛背的淡黃褐色)的;小家碧玉趙二寶與她哥哥都穿月白。書中喪禮佈置用湖色月白。

顯然到了晚清,上海的妓院與附近一帶的小戶人家已經沒這些忌諱了。」[8]白色在傳統中國基本上屬於葬禮的顏色,在日常生活中並不和其他場合相互通用,但是隨著時間越往現代推移,這類的忌諱漸漸一項一項被除魅,到了晚清,月牙白、魚肚白這類守喪的顏色都得以入嬌俏活潑之林了。

顏色的退卻持續的進行著:「鮮豔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鄉農仍舊喜愛,淪為沒有紀錄的次文化。此外大紅大綠只存在於婚禮中,而婚禮向來是古代習俗的廢紙簍」,張愛玲說她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連農民也屏棄鮮豔的顏色,只給嬰兒穿天津鄉下女人的大紅褲子,……。原因許是時裝不可抗拒的力量,連在鄉下,濃豔的色彩也終於過了時,嫌土頭土腦了。」[9]

但是,在張愛玲來說,用色的問題不單單只是時尚與傳統與否的問題而已,配色的鮮明與保守,除了想像力之外,更呈現了一個國度或文化的自我獨特性以及它們觀照自己的方式,如同她批評那些香港新建的白色大樓和「非洲中東海洋洲任何新興都市」沒有任何差別,即,把一座香港的建築和一座杜拜的建築並置起來盲看,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的獨特性在哪裡、沒有辦法判定他們坐落在什麼樣的文化土壤上面,而這是現代造新力量一致化的後果。

雖然張愛玲提到非常多次「拆建」,但拆建對她來說並不是問題,不輕視更新或變革需求的張愛玲並沒有老儒「祖宗的東西不能改」的守舊傾向,對前現代也不是五四文人想像的牧歌式樂園,但是她對香港拆建造城一味逆流,是因為拆建之後一式的西化大樓,一式的蒼白,香港失掉了配色的能力,而失卻這能力意味著是中國特有文化的同時失去。

張愛玲認為「現代的中國人往往說從前的人不懂得配顏色」是錯誤的指責,早在二十年前她就說過「古人的對照不是絕對的,而是參差的對照,譬如說,寶藍配蘋果綠,松花色配大紅,蔥綠配桃紅」恰恰是這種婉妙複雜的調和成為中國獨有的特點,但是這民間的生生不息的力量正在流失中──她說「我們已經忘記我們所知道的」。

從南宋以來,從廣東一路相傳不絕如縷的衣服,可以「觸摸到歷史的質地──暖厚黏重,不像洋布爽脆──而又不像一件古董,微涼光滑的,無法在上面留下個人的痕跡;它自有它完整的亙古的存在」的花布,最後「在一九四O年的香港,連窮孩子也都穿西式童裝了,穿傳統花布的又更縮到吃奶的孩子。」這是三訪香港最令她不忍卒睹也不願意想起的地方。

至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張愛玲曾經張揚地說著用祖上留下的被面做了一件衣服,也可以理解她何以要穿著那件晚清雲頭紋的罩袍寫真留影。那並不是單純的戀物迷衣,而是,是衣物和配色裡保存著的中國「歷史的質地」才是張愛玲感到「牽衣不捨」的原因,而不是現代物質的佔有。

她之所以喜好強烈的配色、之所以眷戀前清衣物,是因為裡面「此中有人」,而且還是「從前的人」;這些「從前的人」意味著中國民間獨有的活潑的生命動能,也是一種集體的民族審美,是中國異於他者的最珍貴的資產。

可惜的是,這種動能與美感在台灣是沒有的,因為台灣是硬栽上去的花;在曾有的香港,卻在現代(或直接的這麼說好了:西化)工程中,持續進行消逝中。

 

 

一場溯色歷史結束了。張愛玲「忽然發現自己又在那條神奇的綢布攤的街上」,她又繼續在那黑暗的綢布街上找個她想去購買紀念品的廉價金飾店,入得店裡,香港依舊繼續在販賣他的中國風情「櫃檯後少年老成的青年店員穿著少見的長袍──不知道是否為了招徠遊客──袖著手笑嘻嘻的,在他們這不設防城市裡,好像還是北宋的太平盛世。」

但那樣的包裝「一望而知不是古中國。」商品也和店員都和那些新建洋樓沒有差別,只是顏色從白色換成金色:「貨品家家都一樣,也許是我的幻覺,連店員也都一模一樣」。

張愛玲這次再訪香港,有經濟上的緊迫原因,那時她的丈夫賴雅生病,一些稿件又遲遲不被香港方接受,這或許是為什麼〈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中提到了許多家族營生及經濟層面的事情。

但是這些最後是化為冀盼中國整體人民有熬煎到頭的一日。她對「公社」的描寫,幾乎都是負面情事,很能夠知道他對中國共產黨治理的態度。

「古中國」在大陸是淪陷了,就張愛玲的觀點來看。在中原失去的禮,她想從野中求到,但是來台灣一看,發現是「假中國」;唯一接攘的,能看得清楚大陸的面目的香港,卻因為西化的力量,正在「非中國化」,禮失求諸野,野亦復沉淪,不管哪一個地方,都沒有張愛玲戀慕的「中國的日夜」裡那個有著各種小缺點卻鮮活不已的中國,於是,她最後說「疑心我跟香港訣別了。」

而她的確沒有再回到香港來。

 

註解:

[1]時間參考李應平所編〈張愛玲生平.作品年表〉,收於張子靜、季季合著《我的姐姐張愛玲》〈附錄二〉。

[2]時間參考王德威著〈此恨綿綿無絕期〉,《現代中國小說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186。

[3]此段引文出自張愛玲著〈重訪邊城〉,頁272。

[4]見張愛玲著〈重訪邊城〉,頁272。

[5]見張愛玲著〈重訪邊城〉,頁273、274。

[6]見張愛玲著〈重訪邊城〉,頁274。

[7]這是一篇極精彩的服飾文化史,在女人衣領的高度和袖子的緊窄中尋覓出了中國近代史,而她在當時也已經暗示了「我們的時裝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點綴品的逐漸減去。」意味著什麼,或許〈重訪邊城〉可以說是「我們的顏色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的參差對照的逐漸減去。」見《流言》,頁70。

[8]見張愛玲著〈重訪邊城〉,頁。

[9]見張愛玲著〈重訪邊城〉,頁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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