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玲拜金,所為何事?─論張愛玲的金錢與性別、現代生活之間的關係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張愛玲

張愛玲

說起張愛玲,許多人立刻浮起的是上海,而與這個上海連接著的是摩登大都會,與摩登大都會連接著的是小市民,與小市民連接著的是逐利趨向,與逐利趨向連接的是世故貪財,於是香港作家黃碧雲會有如下此言:「張愛玲的小說是俗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張愛玲好勢利,人文素質,好差」[1]並不令人意外。

愛錢、算計、一身俗骨,大概是目前對張愛玲其人特質的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共識。因為她曾經這麼直白的提到錢:「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2]。在文人避談阿堵物的中國書寫傳統中,這樣的宣說頗令人側目,於是她也一併地被歸到以現世享受為生命要務的海派當中,因為他們在熊掌與魚的義利之辨中,通常捨義就利。

不過中國除了不談阿堵物的傳統外,尚有另外一支意在言外的傳統,字面上看似表意,但真正或更悠遠之意,必須在文字之外,那些沒說出來的部分才能體會。

張愛玲是否真沒吃過錢的苦?從她後期的小說中來看似乎並不然。張曾經說過她的小說都是有本的,是從身邊人的故事中提煉萃取出來的,於是,縱然我們不將《小團圓》或《雷峰塔》、《易經》中的女主人翁看成是張愛玲自己的化身,也還是能說:從這些晚期文本中,她對於「錢的苦處」,是有很深刻體會的。

《小團圓》裡奶媽韓媽早早地就讓小時候的九莉知道了什麼叫做貧窮:

 

「家裡沒的吃,口將搞呢?去問大伯子借半升豆子,給他說了半天,眼淚往下掉。」

「快吃,鄉下的霞(孩)子沒的吃呵!」每飯不忘。又道:「鄉下霞子可憐喏!實在吵得沒辦法,舀碗水蒸個雞蛋騙騙霞子們。」[3]

 

《雷峰塔》裡的琵琶也早早的就發現了錢產生的階級性與不平等,當上大人的訓斥冠冕堂皇以「想想國家在不知不覺中給了你多少」,「你的傳統,你的教育,舒適的生活,你是為理所當然的一切。你怎能不愛國?」來責備她時,她心裡早已經知道當中的漏洞:

 

她只作修辭,而不是現實。國家給她這些因為她有幸生在富裕的家庭。

要是何干的女兒,難道還要感激八歲大就餓肚子,一頭紡紗一頭打盹?從小到大只知道做粗活,讓太陽烤得既瘦又長得像油條?[4]

 

上述的晚期長篇表示在九莉與琵琶的年幼時期,縱然生活於富裕的世家大族,然而並非不知人間煙火,維持世家大族生活機制持續運行的,皆是從遼遠鄉下來的,苦的沒飯吃的窮人們,當少爺姑娘們纏著奶媽說故事的時候,「沒錢」的煎逼藉由這些故事傳遞到了少爺姑娘們的心中。

父母離婚之後,張愛玲一如傳統跟著父家過,家裡有錢,但錢不是握在她手上,她依舊得看人臉色,加上父親因為她總是與母親親近的關係,更是特意刁難:「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舖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5]

鋼琴是母親安排的,很小時候就開始學起,張愛玲曾經希望當個鋼琴家,母親走了之後,這項事業無人支持,父親和繼母抽著鴉片煙,繼母在一旁叨唸著為什麼要花這麼高的薪水請白人教師,改聘華人教師的話,薪水立刻降低不少;父親一句話不說,良久之後才從掛子裡掏摸出錢包。

這種因錢而受辱的經驗在她的年少生活中經常出現,我們可以說,或許她佻達地說「沒有吃過錢的苦」,指的是她不像那些鄉下人一樣以至於要餓飯,但沒錢的確讓她的自尊受了不少苦處,所以日後鬻文維生後,她的第一個感想是:「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6]她從沒錢的經驗中體會了錢的好處。而錢,在她生活的那個現代上海中,的確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麼錢對她來說,第一個重要的角色是什麼呢?首先是錢能夠帶來自由。

 

自結婚後就紛爭不斷的他的父親母親,雙方不和的新舊價值觀的戰爭,通常是藉由錢來攻防的。母親是受五四大潮影響的「新女性」,繼承了一筆遺產之後無法忍受丈夫抽鴉片上妓院的習慣,整理行囊到歐洲「長期遊學」,她母親之所以能夠這麼乾脆地做一個「時代的新女性」,原因在於她繼承了一大筆古董遺產,靠著變賣古董,踩著一雙三寸金蓮也能到歐洲,而不用重蹈魯迅的娜拉預言。

遺老家族出身的父親視單身妻子長期滯外不歸為奇恥大辱,在一次妻子回國,幫他戒菸,兩人又達成協議,似乎可以平和的長久生活下去時,又開始想逼著妻子留在中國,用的方法是使之變窮:「我父親把病治好後,又反悔起來,不拿出生活費,要我母親貼錢,想把她的錢逼光了,那時她要走也走不掉了」。[7]

張愛玲從父親母親的攻防戰中學到了錢的重要,錢之重要並不只在於物質欲望的滿足,而是在於它能夠賦一個人予自由。一個女人只要有錢,可以將傳統、家族、名聲、綱常等等一切束縛著女性,限縮她生命可能阻礙都拋將去。

她可以享受自由社交,可以上學院學畫,可以不需要以「我是某個男人的妻子」、「我是某個男人的女兒」、「我是某個男人的母親」來做自我介紹及定位。同樣的,男人之所以能控制家族內的女子,多半也是因為傳統賦予其支配經濟的權力--至少以張愛玲父母親的家族來說是如此。

在此脈絡下,我們可以重新解讀張愛玲那一篇寫於中學的練習之作〈牛〉,雖然這篇被她自嘲是「『愛好文藝』的都市青年描寫農村的作品」,所以看了「總覺不耐煩」,但祿興夫妻的命運其實很深刻地傳達了貧賤之哀。

因為窮,祿興只好賣掉他的牛,春天沒有牛耕田,只好用兩隻雞和鄰居租牛,結果牛脾氣不好,一個衝撞把祿興給撞死了,祿興娘子在破葬禮上的哀鳴頗令人同情:

 

「先是……先是我那牛,我那會吃會做的壯牛……活活給牽走了……

銀簪子……陪嫁的九成銀,亮晶晶的銀簪子……接著是我的雞……還有你……還有你也讓人抬去了……」[8]

 

因為窮,祿興娘子「一生中遇到的可戀的東西都長了翅膀,在涼潤的晚風中淅淅飛去」。貧窮在張愛玲來說從來不是什麼號召無產階級革命的武器或手段,貧窮是最摧折人類的東西,使人失去身邊珍重的事物。

第二是錢能予人以尊嚴。我們或許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如果可以,你最想回到過去的什麼時段?」這問題預設了過往的某一人生階段總是比現在要好,有某種已然消逝的黃金年代之感。不過這個問題若拿來詢問張愛玲,她極可能端起咖啡杯,淺淺一笑。原因是她在尚不能自立時,飽受沒錢的羞辱。

念貴族中學時,「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但她的同學是一幫「太闊了的」上海上流階級,畢業後不是社會交際花就是外交官的太太,裝束自然入時。物質上跟不上同儕挫傷了她的自尊心「……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很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因為手裡沒錢,只好做窮學生、窮親戚,有一次她的舅媽看到她實在過於寒傖,衣領都翻了白毛,於是「翻箱子要把表姐們的舊衣服找點出來給她穿」,她一邊拒絕,一邊「眼淚滾下來了」,想著「從幾時起,輪到我被周濟了呢?」[9]

發表於1945年的〈我看蘇青〉,向來是張愛玲經常被提起的文章,文末一段「這是亂世」是她有名的警句。但是這篇記友散文中的一段卻鮮少被提起與被解析,她說了自己的一個夢:

 

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時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

我狼狽地拎著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驚醒她們,

只得在黑漆漆的門洞子裡過夜 (也不知為什麼我要把自己刻畫得這麼可憐,她們何至於這樣地苛待我?)。

風向一變,冷雨大點大點掃進來,我把一雙腳直縮直縮,還是沒處躲。

忽然聽見汽車喇叭響,來了闊客,一個施主太太帶了女兒,才考進大學,以後要住讀的。

汽車夫砰砰拍門,宿舍裡頓時燈火輝煌,我趁亂向裡一鑽,看見舍監,我像見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稱了一聲『Sister』。

她淡談地點了點頭,說:『你也來了?』我也沒有多寒暄,徑自上樓,找到自己的房間。

夢到這裡為止,第二天我告訴姑姑,一面說,漸漸漲紅了臉,滿眼含淚;後來在電話上告訴一個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裡提到這個夢,寫到這裡又哭了。

簡直可笑——我自從長大自立之後實在難得掉眼淚的。[10]

 

若只從〈我看蘇青〉單篇文中,很難理解為什張愛玲要對這個夢三度泣下, 然而若無我們一樣,驚其與他文本相互對讀,便能得知「沒有錢而遭受的不平等之待遇」這件事於一個人的尊嚴上之斲傷。是以張愛玲在《小團圓》中再次創造了名句:「我不覺得窮是正常的。家裏窮,可以連吃只水果都成了道德問題」。

錢除了能帶來相對的自由與平等之外,海派人重視錢或許還與上海都市的特殊環境相關。張愛玲說近代上海人具有「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後而形成的「奇異的智慧」。

這種智慧實在是建立於上海人對上海這個工商社會與傳統農牧社會的巨大差別有十分清楚的認知之上。上海人因為環境特殊,對生存的必要條件掌握得很牢:

 

只有一個女孩子可以說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長得美的話,只怕她有三分討人厭。美雖美,也許讀者們還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話裏去!』……上海人不那麼幼稚。[11]

 

他們不相信童話,把生活中的醜陋與逼仄看得很清楚。同樣是當時上海女作家的蘇青和張愛玲在貧窮上「受影響的程度我想是與我相仿的。所以我們都是非常明顯地有著世俗的進取心,對於錢,比一般文人爽直得多」[12],因為錢在商業上海是生存的必要條件,所以「偶爾天真一下還不要緊,那樣有系統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13]。

像她母親那樣「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後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便很受張愛玲的反感,「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看似超脫,但卻是逃避,因在上海生活,不談錢,幾乎可以說是非現實,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張愛玲的確愛錢,「她要錢出了名,對稿費斤斤較量」,但是錢對她來說並非只是單純資產上的累積,而是在看慣了「長期的精神與物質上的煎逼如何把人熬成了人乾」後,養成的一種務實性格,只從海派人一向勢利來解釋,是過於單薄及偏頗的。在她的年代,一個女性,特別是單身的「新女性」,必須有錢,平等的對待與自由的可能與最基本的生存才有辦法成立。

 

因為對錢有這樣的認識,使張愛玲「生活得比較切實,有個寫實的底子;使我對於眼前所有格外知道愛惜,使這世界顯得更豐富」。但是若直接將張愛玲式為無可救藥的愛錢之徒(如平襟亞因為稿費問題與她在報上打著暗有似無的筆仗),似乎也是落入另外一個誤區。

張愛玲非常知道錢的好處,可不代表她不知道錢的壞處,正因為上述於錢的切身經驗與及其衍申出來的思考,使她在書寫錢的主題時有了「底子」,能夠充分體現一種辯證性運作。

如同她那句名言「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14],在她的文本中,「愛」和「錢」總是起著相互傾軋的衝突。如果「錢」在這裡是一種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取捨準則的邏輯的話,那麼「愛」一種以情感關係為先的取捨準則。就晚期三本長篇《雷峰塔》、《易經》與《小團圓》來說,所談的幾乎都和這兩種邏輯的鬥爭有關。

最明顯的是九莉和母親蕊秋的愛恨情仇。

 

在九莉生活的年代,父母離婚之後因為宗族社會的關係孩子自然是歸男家,蕊秋受著西方教育,堅信唯有教育和文憑才是未來的擔保──特別是對女子來說,她擔心前夫乃德因為九莉是女孩不給她受教育,於是雙方離婚時擬定了要送九莉出國唸書的條約。

但乃德因為要支付與續絃兩個人抽鴉片的開支於是不願意支付這麼一大筆留學費用,總是挨延,蕊秋只好回國處理九莉的教育問題。在這之前,九莉都是愛她母親的。

在一次的逃亡中,九莉投靠了母親,這表示從現在開始九莉的生活費用以及留學費用都需要由蕊秋來支付。蕊秋自己也是靠遺產過活的人,又面臨著小姑擅自挪用託管的財產,於是「一向錢緊」,雖然有教育女兒的想法,但她始終認為那是男方的責任,她的朋友也和她說「留著你的錢,你不要!」現在揹下這個錢坑,投資報酬率如何尚未可知,於是開始時刻計算著要「回本」,在母女關係上研究經濟學。

她要九莉保持警醒,不斷的提醒或暗示自己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錢。也試探性的要她別一到英國就忙著談戀愛,「浪費了錢」,九莉也能夠知道自己是母親極昂貴的一項投資,父親笑她母親是「自搬磚頭自壓腳」,父母兩方都不想為她出錢,但她要改變日後只能如一般傳統中國婦女一樣依賴丈夫的命運的話,只有現在先依賴父母的錢學成一門功夫,於是她說自己不會談戀愛,她「要把花的錢賺回來,花的這些錢我一定要還二嬸的」。

她對蕊秋的擔心給出了「至少不會蝕本」的承諾,但做出承諾的同時,她和那個「一切都是好的」母親之間也漸漸地產生了距離,「她怕向蕊秋拿公共汽車錢,寧可走半個城」。

因為要還母親的債,九莉依靠寫文章自立後「她要錢出了名,對稿費斤斤較量」的名聲也傳了出來,她告訴當時的情人之雍「我總想多賺點錢,我欠我母親的債一定要還的」,而「她從前也提起過她母親為她花了許多錢又抱怨」。

我們可以在《小團圓》看到許許多多彷彿沒有盡頭的跟錢有關的對話,「乃德笑向五爺道:『我們盛家的人就認識錢。』」、「邵之雍拿來給我還二嬸的錢」、「錢擱在身上多渥兩天也是好的」,這本小說除了是張愛玲說的愛情故事外,或許也能說是金錢故事,同樣也是「full of shocks」的。[15]

心心念念要還錢給母親好清債的九莉最後拿著「邵之雍給的錢」換成了金子要還她母親:

 

上次的錢買了金子保值,但是到時候知道夠不夠?

將來的幣值當然又要換過,幾翻就沒有了,任何政府都會這一招。還是多留一點。

屢次想叫三姑替她算算二嬸到底為她花了多少錢,至少有個數。

但是幣值這樣動盪,早算有什麼用?[16]

 

有趣的是,不斷著打著算盤,甚至做好讓九莉找個有錢人結婚的最壞選擇的蕊秋拒絕了這筆錢,她堅決的說「我不要」,流著眼淚,「就算我不過是個待你好過的人,你也不必對我這樣。『虎毒不食兒』,噯!」

九莉面對這樣的景況應當是要有所感的,但親情在長久的利益計算下已被消磨殆盡的她「竭力搜尋,還是一點感覺都沒有」。母女倆人就這樣僵持著,九莉的內心也起了一些變化「她漸漸也有點(母親)覺得不拿她的錢是要保留一份感情在裡頭」,「錢」和「情感」的衝突難容於此展露無遺。[17]

蕊秋最後沒有拿錢,九莉也沒有硬掗給她,然而兩個人是不可能回到從前沒有錢的糾葛的天真時刻了,她們分別在兩部電影中得到了共鳴,引起了身世之感,在蕊秋是:

 

又一次看了電影,在飯桌上講《米爾菊德‧皮爾絲》,裏面瓊克勞馥演一個飯店女侍,

為了子女奮鬥,自己開了飯館,結果女兒不孝,還搶她母親的情人。

「我看了哭得不得了。噯喲,真是──!」感慨的說,聲音有點沙啞。

 

在九莉是:

 

九莉自己到了三十幾歲,看了棒球員吉美‧皮爾索的傳記片,也哭得呼嗤呼嗤的,幾乎嚎啕起來。

安東尼柏金斯演吉美,從小他父親培養他打棒球,壓力太大,無論怎樣賣力也討不了父親的歡心。

成功後終於發了神經病,贏了一局之後,沿著看台一路攀著鐵絲網亂嚷:「看見了沒有?我打中了,打中了!」[18]

 

母女之間並非沒有牽絆與期待,但是因為彼此都計算得太厲害了,「向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可是後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19]

這樣的情節在《易經》與《雷峰塔》中出現的頻率也異常的高,琵琶與她母親楊露顧忌著彼此,小心翼翼的說話,小心翼翼的過生活,因為琵琶沒辦法成為楊露想要的樣子,而她又必須出錢來供應這個女兒,於是總是有意無意地索求回報,而母女的對話遠兜遠轉最後都回到了錢上:

 

(楊露)「比方說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裏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裏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裏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妳的。」

她想像中是交給她一個長盒,盒裏裝著玫瑰花,花下放著一束束的鈔。她母親會喜歡的。

「我不要你的錢。」露拉高了嗓門。

「我不在乎錢。就連現在這麼拮据,我也從沒想過投資在你身上,希望能─能─」……

「將來有一天靠你養活。可是只要是人,對那些幫過你的人就會有份心意。……」[20]

 

錢雖然可以免於窮困,但在人與人的關係中,若是缺乏足夠情感的支撐,將是威力強大的離間武器。

回到張愛玲的故事中還有許多金錢邏輯勝過情感邏輯的類型,最有名的還是七巧,那個著名的場景是三爺來找她,向她告白說自己一直愛著她,壓抑了情感十數年的七巧「低著頭,沐浴在光輝裏,細細的音樂,細細的喜悅……」七巧這時候變成了人,而且是個多情婦人:「當初他為什麼嫁到姜家來,為了錢麼?不是的,為了要遇見季澤,為了命中註定她要和季澤相愛」。

但是突然間她一個轉念想到的錢,計算的理智一回到腦海後「然而人究竟還是那個人呵!他難道是哄她麼?他想她的錢──她賣掉她的一生換來的幾個錢?」這一轉念讓她暴怒起來,再一次七巧心中金錢邏輯戰勝了情感邏輯,「姜家的人是利害的,她的錢只怕保不住」[21],七巧選擇保住她的錢,從此之後她變成一個沒有情感的人,「一級一級上去,通入沒有光的所在」[22]。

陳思和說張愛玲小說的一大貢獻是「突出地刻劃了現代都市經濟支配下的人生觀:對金錢欲望的痴狂追求」[23]。但在她看來現代經濟支配所產生的問題並不只是對欲望的追求這樣單面的解釋,與經濟支配衝突的通常是情感。〈花凋〉也是個金錢邏輯贏過情感邏輯的例子,雖然用的是一種諷刺筆法,但它的恐怖程度並不比〈金鎖記〉低。

川嫦是一個遺老家庭的女兒,父親是「不承認民國,自從民國紀元起他就沒長過歲數,連演四十年的一齣鬧劇」,母親是「是一齣冗長單調的悲劇,一個美麗蒼白的,絕望的婦人」,時代在改變,但鄭先生並沒有工作,他們一家靠遺產吃飯,金錢向來是只有出沒有進。

因為門第所限,所以「為門第所限,鄭家的女兒不能當女店員、女打字員,做『女結婚員』是他們唯一個出路」,幸好他們的女兒一個個「相貌都出奇的好」,用自己的外貌換後半生的安穩並不是問題。

川嫦也是其中一個,家裡很快的為她相中了人選,是維也納回來的留學生,叫章雲藩,因為唸的是醫科,前途一片大好。然而就在鄭太太打著免費照照愛克斯光的主意,雲藩到鄭家一起中秋團圓時,川嫦在那晚跳舞回來後就病倒了。病了一個多月,最後檢查出原因是不治的肺病。

兩年之後,川嫦成了骨癆。章雲藩有了自己的新女友,原本屬於她的一切因病而消失。但是最可怕的或許還不是曾經愛人的離去,而是她父親因為「不想花冤枉錢」而拒絕幫她買西藥。

 

鄭先生話說的直白:「現在西藥什麼價錢,……明兒她死了,我們還過日子不過?」:

你的錢你愛怎麼使就怎麼使。我花錢可得花個高興,苦著臉子花在醫藥上,夠多冤!

這孩子一病兩年,不但你,你是愛犧牲,找個犧牲的,就連我也帶累著犧牲了不少。

不算對不起她了,肥雞大鴨子吃膩了,一天兩隻蘋果─現在是什麼時世,做老子的一個姨太太都養活不起,她吃蘋果!

我看我們也只能這樣了。再要變著法兒興出新花樣來,你有錢你給她買去。[24]

 

鄭先生的邏輯也是「花錢要花個高興」的利益最大化考量,「浪費」在一個兩年的病人上面並不上算,「他不願把錢扔在水裏」,就算那人是自己的女兒。更別說川嫦本來曾經有的極高附加價值在病後也已經失去。

鄭夫人相較起來並不那麼無情,可「若是自己拿錢給她買,那是證實了自己有私房錢存著」,而她必須要在鄭家混亂的財政系統保衛自己的積蓄,所以她最後也沒有拿出錢來。

因為要花錢,川嫦「對於整個的世界,她是個拖累」[25]。我們不知道川嫦吃了新西藥是否有痊癒的可能,但是不延新藥注定了她的死亡。她沒有新藥可用則是來自於父母對金錢的重視大過了對她情感的重視,而在這樣的選擇下,她的父母顯得無情又殘酷。說這是一個關於川嫦/穿腸的故事一點也不為過。這也是為什麼張愛玲的舅舅──鄭家的藍本,在看到這篇小說之後會和她不再往來的原因。

 

 

那麼有沒有情感邏輯勝過金錢邏輯的故事呢?也是有的,但是結局也不一定就是令人愉快的。〈沉香屑──第一爐香〉的葛薇龍,從一個上海純樸的少女變成香港交際花的故事已經有很多討論,主流的看法是認為她受不了物質誘惑(她新生的肌肉深深地嵌入了生活的柵欄裏,拔也拔不出)而最後自願為娼。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為喬琪所騙失身後,本來要回上海做一個「新的人」的薇龍,改變主義留在香港的原因,除了是「這裏的生活已經上了癮了」外,還有另外一個是她愛喬琪,他「引起她那不可理喻的蠻暴的熱情」[26]。

她躊躇之際向她那「一個澈底的物質主義者」的姑媽詢問喬琪婚配之事,以為他不結婚「是因為經濟的關係」,但正落入了她姑媽和喬琪串通好的圈套,他們告訴她喬琪是因為家庭複雜所以希望「兩口子在外面過得舒服一點」,最好新娘自己也有點錢,薇龍聽了知道自己並不符合喬琪的擇偶條件,但為了和他結婚,她說「我沒有錢,但是……我可以賺錢」。

在此,她對喬琪的感情扣除了那些物質考量之外,至少還能和金錢邏輯稍做匹敵,可是問題出在薇龍除了年輕的身體和外貌之外沒有別的所長了,她要賺錢,也只能靠年輕的身體和外貌。當她認真地「練習(通常是勾引有錢男人發生關係並從中取得金錢好處)」時,就等於是「賣給了梁太太和喬琪喬,整天忙著,不是替喬琪喬弄錢,就是替梁太太弄人」。

薇龍對喬琪是情感大於計算的,過年他們夫妻去看花炮時,面對喬琪說她那樣不正常的犧牲令他感到害怕,薇龍說的是「我愛你,關你什麼事,千怪萬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但是她並沒有足夠的外在資源去撐起她的愛,於是只有拿女人最原始的資本──身體來承擔。

薇龍是自願的,但這個自願放在這兩種邏輯衝突下,看起來又是如此地令人同情。這也是張愛玲的結論:最好的情況是情感邏輯和金錢邏輯處於一種平衡狀態,則人可以不至於在錢和情之間感到痛苦,然而那通常很難,需要很多條件的滿足。

一個更值得思考的案例是《小團圓》裡的九莉與之雍,前面提到的九莉拿了邵之雍給的錢換了金子還給母親,拿了男人的錢還母親,現在她的債主變成她的愛人了。要知道,之雍拿給九莉的錢,是「辦報」的費用,而不是他私人的積攢,不過這樣近乎挪用公款的行為,九莉並也不很認為是道德瑕疵,仍是心安理得的收了下來換了金子,從現在講求公私分明的道德觀來說,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事。

然而在當時的上海,「獨立新女性」實在是處於一種萌芽的探索期,擁有獨立工作能力女性們,自力營生與其說是一種驕傲與被認同,倒不如說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比如蘇青能夠自己賺錢養活一家,然而她卻說:「我自己看看,房間裡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

可是,這又有什麼快樂可言呢?」,張愛玲說「多回味幾遍,方才覺得其中的蒼涼」或許說的是:獨立掙錢雖好,然而總是比不上一個愛你的人心甘情願掙錢給你花。在這種職業女性初期的探索中,帳務相混,你支我援代表的很可能是一種同甘共苦的親密精神,正因為一個人能不斷的讓我向他要錢,表示他不斷地通過這艱苦的試煉,而這恰好證明了他對我的愛。

於是我們看到,在九莉與之雍承平著生活的時刻,他們是鮮少談到金錢的。兩人之間給彼此的經濟援助是多少閱讀者並不能知,不過這種錢的缺席正好是他們情感正篤的證明。這一對「璧人」開始談錢是之雍因漢奸嫌疑開始逃亡之後,處處需要九莉的幫助,於是錢這個魔鬼開始如影隨形。每次九莉偷偷去探望之雍,兩人嘴裡心裡有意無意都想著那筆錢,之雍認為該是九莉「回報」的時刻了,九莉卻因為需要將這筆錢立刻還母親,只得裝傻,他們開始通不過試煉了。

後來之雍在鄉間愛上了別的女子,九莉苦索仍不能挽回,於是決定切斷這段關係,在一次之雍到上海來看她時:「九莉把預備好的二兩金子拿了出來」,物歸其主,並且在此之外,還「賣掉了一隻電影劇本,又匯了筆錢給他」,還完錢的九莉像是清完帳的會計一樣,與之雍是真正的斷了關係。這一段「錢算清楚了」=「情算清楚了」讀來比蘇青的釘子更令人有深長的回味。

從字面上來譴責張愛玲愛不愛錢、勢不勢利、是否真的「少一份豐厚、少一分深沉」這樣的評論看起來像是永遠對不準靶的箭,因為要理解她的金錢論述,還需將她放回到當時現代的背景當中,和她對於「現代進程」得觀點來相互參照。

在張愛玲生活的年代,「朝不保夕」、「活於浮沫」的生活感受是很普遍的,因為這是一個「什麼東西都靠不住,一捏便粉碎了」[27]的世界,人們只好抓住他們所能抓住的,「錢」便是其中一種。

在現代交換體系中,金錢微妙地成為了衡量一切價格的標準,雖然到我們現在依舊受困於這個標準造成的問題,但不得不承認,它也消解了傳統中某些仍依賴權力或制度不可侵犯的領域,那些領域對半放小腳的女性來說,可能是一個牢籠的微小破口,透過這個破口,她們能夠享有平等和自由,並從中獲得自我實現的可能。因為有錢,娜拉走後真的可以不用墮落和回來。

但是金錢邏輯和情感邏輯間的互斥使得錢又不是那麼與人為善,再過度強調金錢邏輯的時刻往往是人成為「非人」時刻,當錢成為支配人與人關係的絕對標準時,張愛玲藉由七巧告訴我們它會把人異化成什麼樣子。二者要平衡,特別是在亂世裡平衡,並非易事。它可能需要建立在財力相當與情感力相當,並且還要在一個安定的世代中才較容易發生。

另外,我們還可以這麼補充說:張愛玲這種起因於巨大的末世陰影的對錢的渴望,通常是充滿虛無感的。那一支很有名的唇膏是一個早期證明,還是少女的她畫了一張漫畫投到大美日報晚報上,被編輯採用了,一拿到第一筆稿費,她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這時她自己的態度和她母親的態度是個對比,她母親怪她不把稿費留著做紀念,但她說,「我不像她那麼富於情感」,「對我來說,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東西」。[28]她母親希望她把錢「留作紀念」,紀念總是為著「以後」可以「據此懷念」,她母親還是個有著未來期盼的人。

然而對張愛玲來說,這種做法是太多過多情,她拒絕讓這筆錢承載未到的未來紀念任務,而採取了「錢就是錢」,把它花掉換到自己「當下」想要的東西。不為未來作準備,將所有資源在能夠運用的時候盡情運用,這是沒有明天的人的做法,張愛玲的母親是五四一代人,她和她母親雖然只隔二十多年,但已經是兩種人了。王德威說:「張是寫實主義的高手,生活中的點滴細節,手到擒來,無不能化腐朽為神奇。但這種對物質世界的依偎愛戀,其實建築在相當虛無的生命反思上」[29],實是卻論,值得我們細細咀嚼。

 

 

註解:

[1]劉紹銘,〈緣起〉,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xii。

[2]張愛玲,〈童言無忌‧錢〉,《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6),頁7。

[3]張愛玲,《小團圓》(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頁89。

[4]張愛玲著,趙丕慧譯,《雷峰塔》(台北:皇冠出版社,2010),頁210-211。

[5]張愛玲,〈童言無忌‧錢〉,《流言》,頁8。

[6]張愛玲,〈我看蘇青〉,《餘韻》(台北:皇冠出版社,1995),頁86。

[7]張愛玲,〈私語〉,《流言》,頁161。

[8]張愛玲,〈存稿〉,《流言》,頁128-129。

[9]張愛玲,〈我看蘇青〉,《餘韻》,頁85。

[10]張愛玲,〈我看蘇青〉,《餘韻》,頁85。

[11]張愛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頁5657。

[12]張愛玲,〈我看蘇青〉,《餘韻》,頁86。

[13]張愛玲,〈打人〉,《流言》,頁140。

[14]張愛玲,〈童言無忌‧錢〉,《流言》,頁8。

[15]收錄在《小團圓》前言中,張愛玲於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寫給宋淇夫婦的信。

[16]張愛玲,《小團圓》,頁196。

[17]張愛玲,《小團圓》,頁251-253。

[18]張愛玲,《小團圓》,頁254。

[19]張愛玲,〈童言無忌‧錢〉,《流言》,頁8。

[20]張愛玲著,趙丕慧譯,《易經》,頁141。

[21]張愛玲,〈金鎖記〉,《張愛玲小說集》(台北:皇冠出版社,民77),頁174-175

[22]從這點來看,陳芳明說「曹七巧後半生戴著『黃金的枷』活命,抗拒著包括男人在內的各種誘惑,最後維護了自己的尊嚴。」是有點奇怪的說法。陳芳明,〈毀滅與永恆──張愛玲的文學精神〉,《危樓夜讀》(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民85),頁33。

[23]轉引自劉紹銘,〈張愛玲的散文〉,收於《張愛玲的文字世界》(台北:九歌文庫,民96),頁86。

[24]張愛玲,〈花凋〉,《張愛玲小說集》,頁481。

[25]張愛玲,〈花凋〉,《張愛玲小說集》,頁482。

[26]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張愛玲小說集》,頁333。

[27]張愛玲,〈我看蘇青〉,《餘韻》,頁93。

[28]張愛玲,〈童言無忌‧錢〉,《流言》,頁7。

[29]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張派」作家的超越之路〉,收於子通、亦清主編,《張愛玲評說六十年》,頁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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