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與鬆綁科學理性(III): 拉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

作者:紀金慶 台中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拉圖(Bruno Latour, 1947-),科學技術學(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簡稱S&TS)的重要理論家。

他在80年代對於科學與科技的研究如《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 :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與《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挑戰了許多現代社會對於科學的迷思,而在90年代後的著作中則試圖將他研究科學與科技的理論成果進一步的延伸到社會學與哲學的視野,思考如何將科學「適度的」擺放回現代社會。

Bruno Latour

Bruno Latour

拉圖是人類學研究起步的法國思想家,一個哲學後設的想法使得拉圖將人類學研究手法引入科學與科技研究領域之中。在拉圖的博士論文階段,拉圖思考,過去人類學研究主要研究所謂落後地區的土著文化,而這些研究也通常保留自視文明的國家對於原始部落的懷疑。

依據人類學研究的執行原則,在人類學研究的考察過程中既要詳實的紀錄受訪地區的資料,並且同時必須保留所謂觀察者獨立於採訪部落信念的觀點,於是拉圖設想,同樣的人類學研究態度為什麼不能轉向高度現代化的文明國家?試想: 如果在原始部落中,酋長或祭司的宗教活動是引領整個部落信念的神話發源地,那麼在高度現代化的科技社會中,擁有大型企業或國家政府資助以及社會期待的科學實驗室何嘗不是我們理解現代社會神話的關鍵場域

這個基本想法構成了拉圖在1979年與伍爾加合著的《實驗室生活》的研究手法,拉圖認為:既然依照人類學的行規,你不能盡信(當然也不是完全否定)研究對象自我認定的話語與信念,那麼作為科學技術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實驗室人員或科學家,在考察研究中的適當地位則應該是研究者的「情報供應者」,亦即一個特定的、當然的情況提供者,並且最終是一個可被質疑的情況提供者

而在後來1987年出版的《行動中的科學》這本著作中,拉圖則是以人類學家的研究角度追問:那些研究「野蠻」思維的人類學家,為什麼不以同樣的手法去涉及「科學」思維的實驗室?而既然原則上允許人類學學者可以通過「重述」來「檢視」原始部落人的信念時,為何不能以同樣研究方法去「重述」並「檢視」科學社群?人類學研究為什麼不能質疑實驗室裡的科學家,是不是我們現代科技社會部落製作神話的祭司?當然可以。

 

實驗室生活

實驗室生活

 

拉圖的許多研究都將焦點擺放在科學社群的日常實踐活動上,而不同於過去科學哲學家喜歡談論科學的可靠性、基礎、發展與危險 (例如早期的現象學、批判理論、實證主義、波普的否證主義或孔恩的典範說… ),喜歡整理科學方法和合理性的種種形式條件,拉圖認為科學技術學的研究應該去研究構成中的科學過程,即「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

拉圖認為只有忽略過程而僅接受科學研究結果,我們才會理所當然的認定科學只是「發現事實」,而非「製作事實」。例如在《實驗室生活》中,拉圖舉例在核磁共振分光技術中,人們不能說自然存在一系列分裂的實體,因為這些「實體」是透過技術識別過程中的存在方式,因為沒有分光光度計,就沒有光譜,這些「現象」依賴設備,它們完全是實驗室條件下的產物。

圍繞著實驗室的研究活動是文獻紀錄系統、儀器記載的能力、為實驗條件下浮現的經驗現象作觀察、貼標籤、編代碼、登記卡片等日復一日的活動,而最終通過討論賦予最晦澀的資訊「自然科學之意義」,用意是最終能「製作出事實」。而當一個事實的條件構成及其歷史全部失去歷程特性時,並融入由研究者提出的宏大知識整體時,「事實」就被承認為「自然」(nature)了

拉圖強調,從「既成的科學」(ready made science)的結果來看,我們會被說服科學研究告訴我們什麼是「實在」;而若從「形成中的科學」(science in the making)過程觀之,我們發現科學研究活動的起點是一個由設備、機器和同事們所包圍的特殊時空,當研究群的爭論逐漸激烈起來時,應該去觀察的是這些研究者各自有什麼表現,他們各自抓住、援引什麼樣的新因素來說服同行直到研究群如何被說服停止相互討論;而在科學形成的終點,在科學研究的報告中環境、地點、甚至人物都消失了,結成科學研究認定的「實在」(real),所謂的「黑盒」(black box)

Bruno Latour

Bruno Latour

拉圖選擇以黑盒子來形容實在,意味著對拉圖而言,科學性的「實在」(real)本身並非天經地義的「自然」(nature),而是在一連串條件因素在製作過程中連結、縫合過後的產物,在這樣的過程中,「自然」的製程從來不缺乏「社會性」元素的參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學性實在」的概念重點,與其說是一個驗證上的真假問題,不如說是一個連結性強弱的問題(powerful or powerless)。拉圖提醒我們留意在科學研究實踐過程中,科學理論的製程並非僅僅只是觀察經驗、歸納經驗而後理性推論(reasoning)與論辯(argument)的過程,研究者也必須同時留意「修辭技術」(rhetoric)在生產科學論文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地位。

最後,拉圖強調一般被人們視為雖與科學研究活動相關卻非科學本質的外部條件,例如科學必須與商業、政治與社會共識的結盟以解決設備、資金以及合作網絡等關係,無論是在拉圖研究科學史時重點描繪的內燃機發明者狄賽爾(Rudolf Christian Karl Diesel,1858-1913)或細菌之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時,「實驗室內部」與「外部社會」彼此「旨趣」(interests)相互結盟(alliance)的鏈結強度始終都是決定科學成果勝敗的關鍵

質言之,所謂的科學成果其實是科學家縫合實驗室內部與外部社會情境條件後的產物,意即從形成中的科學過程觀之,所有的「科學事實」既是各種人力與物力的「動元」(actant)經由科學家的「代理」(agency)而形成「結盟」(alliance)的產物;同時也是經由科學家中介穿梭不同團體利益,「轉譯」(translation)彼此不同關懷旨趣(interests)而締結堅實關係後的「黑盒」(black box)

拉圖強調,黑盒內部鏈結的強弱決定其「實在性」的真實程度,黑盒「理論原則上」可以重新拆封製作,但「實際操作上」由於拆解需要投入更強的人力、物力、時間與精力的投注,因此是否得以拆封,有待實際條件的考量

例如,在《行動中的科學》中拉圖舉例,假設一個自然科學的研究者企圖挑戰任何既成科學的成果,他就必須考量他所想要挑戰的科學論文的寫作者的理論基礎是經由多大的研究團隊編輯理論爬梳的成果,因此在時間成本上是否能在論文執行的寫作期間內以一人之力完成對抗如此龐大的理論聯軍;此外,要否證既有的科學成果所需要的實驗室設備、人力與資金也可能使得挑戰計畫窒礙難行。因此,在有限的時間、人力與物力的考量結果下,並非全面檢視挑戰而是接受既有的科學成果然後延伸發揮,往往才是自然科學研究者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的現實策略。

Bruno Latour

Bruno Latour

值得留意的是,在拉圖以《行動中的科學》與《實驗室生活》奠定理論地位後,在90年代後,我們可以看到這位理論家試圖將自己的理論成果從人類學或科學技術學的領域擴展到社會學與哲學的位階,這多少說明東西文明價值觀的不同,在重視理論的西方學界,一個人的學術成果能不能被視為是社會學或哲學的重要理論,嚴重影響一個思想能否在思想史上留名,但在東方的國度,當一個學者被標籤化社會學或哲學關懷時,通常意味一個學者已經是不科學的人文關懷作家 (這該說是因為我們比較「務實」嗎?)。

有別於現代社會的文化前提將精神與物質的截然二分,以至於也將人文關懷與科學研究對立起來,在1991年出版的《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中,拉圖延續行動者網絡的基本精神,不分人力或物力,凡投入現代技術社會行動中的一切人力、物力要素皆視為「動元」,如此,則現代技術社會被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實在」都是各種要素結盟鏈結的成果。通過這樣的切入點,拉圖也就為現代技術社會打開一個批判與實踐的考量,亦即原則上任何既定的社會現實皆可經由追溯縫合過程而拆解批判,但同時在現實上也必須追問在拆解、批判的實踐過程,所需要考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時間成本與代價的考量

從上所述,則似乎拉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有淪為一種相對主義或懷疑主義的嫌疑,並且似乎重視現代技術社會的政治性、策略性遠大於理想性。然而在2000年應國策研究院之邀請來台的演講〈直線近步或交引纏繞〉(Progress or Entanglement: Two Models for the Long Term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中,拉圖試圖將他對於科學技術現象的研究更深刻與人們如何承擔一個高度現代社會的行動者的問題作回應。

在拉圖的分析中,衡量社會是否進步的尺度並不是如同某些現代化論述中所以為的我們越來越能夠區別人與物,以至於精神脫離物質獨立發展而得到自由,而是正相反的,評量社會的進展程度的尺度在於一個社會究竟是高程度或低程度的「交引纏繞」(entanglement)。拉圖認為越是高度現代的社會,則越是應該將越來越多的事物納入相關考量的「集體」(collectives)

拉圖以銜接丹麥與瑞典的橋為例,當一座這樣現代科技的大橋建立時,必然涉及兩岸居民的經濟與生活權問題、工程師在建橋過程中的新式技術以及銀行相關新的融資方式,質言之,在越是高度現代的社會裡,每一個科技物的誕生都要求我們為他們附上「相關集體」(collective)的考量維度。因此拉圖強調「社會複雜度」(social complexity)的概念,在決策之中必須同時考量社會當中來自不同關懷視域的價值,如此,拉圖強調「社會」這個語詞的原始意涵:「連結」(association),並強調所謂的「社會」一詞並非僅關乎人與人的「連結」,而是同時包含人與(技術)物的「連結」。

Bruno Latour

Bruno Latour

拉圖所描繪的高度現代性社會工程的理想藍圖,主要精神在於追問一種多元交織的動力場域之可能性,而在這種場域可能性中,越是高度現代化的社會就越應該容受來自不同專業領域對於技術物的考量,而不會像有些自許為現代化與國際化國家一昧聽從科學技術專家或經濟學者的方案,將其他關於環境、倫理、社會分配的問題擺放在次要或不必要的地位(希望我們國家不是這樣子的…)。

對拉圖而言,唯有我們自知處在一個高度複雜性的社會連結之中,業已喪失深度的現代社會才能將一種虔誠的人文精神重新迎回現代世界,在〈直線近步或交引纏繞〉一文中,拉圖將對於現代社會的冀望最後歸結為哲學家賽爾(Michel Serres, 1930-)用語「宗教是輕忽的對反」(opposite of negligence)作為結語,拉圖認為,宗教的「宗教性」所在,不在於相信任何超驗、神秘的存在或精神的力量,而是意味著十時憂心、關切、而且小心翼翼。

宗教性不需要預設超越世間的存在,而是在那對於世間的憂心、關切之中自然浮現的「超越性」(the transcendental),因為在一個尼采宣稱「上帝已死」的後形上學年代,作為一個有限的人,我們的每一項政策都在執行原本全能、全知者的工作。正因為做為有限的生靈,我們的每一個政策抉擇都承擔了在無限時間序列中的責任,因此更須謹慎,也必須納入更多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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