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同情到「改善的意願」:南亞大海嘯後的慈善浪潮

翻譯:孫語辰  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學系 學士

 

本文編譯自 Ruwanpura, N. N., & Hollenbach, P. (2014). From compassion to the will to improve: Elision of scripts? Philanthropy in post-tsunami Sri Lanka. Geoforum(51), 234-251.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捐款創造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幫斯里蘭卡人提升居住品質。我們要蓋的不只是房子,而是家。」(一名示範村捐款者的說詞)

「我們意識到斯里蘭卡人對於村子裡的共同資產不太負責任,社區管理得很差。我們的示範村計畫想要改變這種狀況,讓村民感到有責任維護自己的村子。」(另一名捐款者的說詞)

美國海軍協助清理海嘯摧殘後的國小(photo via US Seabed Mseum@Flickr, cc License)

美國海軍協助清理海嘯摧殘後的國小(photo via US Seabed Mseum@Flickr, cc License)

 

在南亞海嘯十年後,重返斯里蘭卡的海岸,旅客看到的不再是災難遺留下來的斷垣殘壁,現在沿岸的土地上散佈的是花花綠綠的居住社區,有些招牌告訴行經的旅客哪些屋子是捐款者贊助蓋成的示範村。上面兩段捐款者的說詞透露出經由蓋示範屋來重新建造出一座社區 — 一種新的、跟以前不一樣的社會秩序 — 的自信,示範村暗示著「改善」可以透過物理上的「建造房屋」和「正確的社區規劃」來達成,同情就此轉入技術上與規劃面的說詞。

 

Kanchana N. Ruwanpura 和 Pia Hollenbach 兩人透過訪談建造示範村的利害關係者,發現捐款者最一開始對海嘯受災戶的同情如何隨著時間的流逝轉變成一種「改善村民生活」的意願,本來只是單純想要幫助受災戶的心態漸漸變質。整個建村計劃的完成不只是物理面上建築物的完工,更包含了捐款者對於社區生活的特定想像,他們用自己對於「發展」和「改善」的理解,藉由示範村計劃灌輸這種「改進的精神」給當地村民,規範並引導村民們改變現狀,「過更好的生活」。

許多文獻指出,這些災後的同情經常忽略既有的「社會斷層線」,例如斯里蘭卡原有的社會、政治結構。很多災情最重的國家不只受天災影響,也同時受災後忽略這種斷層線所產生的人禍威脅,所以賑災活動不應只注重物理或自然面上的重建,也要顧及這種政治、社會面向上的既有脈絡。

斯里蘭卡振興村落與社區的努力可以追溯至殖民時期與獨立後最一開始的那段時間,與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有所關聯,許多當權者都使用了「改善社區」作為統治手段,當地村民們也十分習慣這種藉由創造出傳說裡古代君王治理下繁榮、擁有自我意識的社會,來戰勝過去殖民時期受壓迫陰影的說詞。在斯里蘭卡的後殖民時期,政府的工作之一就是重建出自信、祥和的社區圖像,加強民族國家的地位。這場南亞大海嘯正好提供了重啟改善社區的契機,私人捐款最一開始採用的同情說詞,最終創造出來的效果與長久以來斯里蘭卡內部民族主義者對村落的想像不謀而合。

以下的內容將會繼續解釋,為什麼蓋示範村這種物理上的介入,同時也代表著重新改造斯里蘭卡社區。討論時所用的兩個捐款案例會顯示出,原本推動捐款的同情論述或是道德上的理由轉化成發展成與國族主義發展時期相似、改善村落或社區生活的正義凜然。

 

 

由外國捐款者所贊助的示範村

 

仔細觀察這些已經落成的示範村,外觀都十分精緻且富有美感。村落建築物呈規律分佈,房屋之間有等寬的距離,排列得很整齊,並漆上美麗的顏色,住家多附帶上小花園。整個村落不只包含住家,還有圖書館、遊樂場、廣場、供醫療單位進駐的空間也是很重要的一環,不過村子裡原本在海嘯發生前並沒有這些設備或空間。這是捐款者心目中理想村落應該有的樣子,顯示出捐款者所認為「對村民來說最好的居住方式」。

其中一個示範村是由居住在斯里蘭卡很長一段時間的外國人發起募捐活動而建造成的。一位發起人表示:「我們覺得,住在這個美麗的國家這麼久了,而且這些在地結交的朋友們當時也十分無助,所以我們有義務伸出援手。」另一位捐款者則是說:「這(指捐款計畫)有助於我們重新塑造與斯里蘭卡之間的工作關係,延續與這個國家間的合作。幾年下來我們已經可以執行一些計畫,並向當地政府提案申請經費。」

這群外國捐款者在諮詢當地合作夥伴後,決定替災民蓋新房子是第一要務,這個轉折帶領整個計畫從原本的善心幫忙,走到在當地蓋示範村,並「灌輸當地人新的生活方式」的階段。為了要順利取得重建計畫所需的資金,整個計畫需要符合建造環境友善的住宅,並提倡永續生活方式這兩項前提。一名計畫發起人表示:「我們規劃時需要著重在環境友善的面向上,這樣才可以順利取得重建的資金。」而整個計畫對「環境友善」所設的願景包含了環境友善建材、降低電量、廢污水回收處理系統,以及復育樹林。

捐款人們也認為,如果要讓整個環境永續的願景得以實現,必須要讓當地居民負起自我管理整個村子的責任與工作,而這個自我管理系統就跟捐款人母國裡所發展出來的系統並無二致。這群外國捐款者們定義出「更好社區生活」的方式,顯示出他們受自身對「環境友善」這個概念的理解、對於社區經營事務的理解、以及外部取得資金的限制所影響,呼應了「問題來自於手頭上所有的解決方式」、「用既有的解決問題套路回頭定義什麼是專業」這類的說法;而他們要居民採用的「自我管理」系統就像過去由斯里蘭卡國家引導的社區營造計畫強調「改變既有習慣」的這種說詞一般。

當這群外國人選定重建的位址時,並沒有事先諮詢當地民眾,也沒有聯絡與居住相關的政府單位,就連與合作夥伴簽訂備忘錄時,斯里蘭卡當時負責災後重建的官方單位也沒有被拉進來參與。這個捐款團體把有關當局晾在一旁的原因,有部分是因為他們認為與當地意見領袖和合作單位建立的連結比較重要,直到之後整個計畫確定要透過一家國際 NGO 來付諸實行時,官方的救災單位才被動員進計畫裡來,這個 NGO 才向政府註冊了整個重建示範屋計畫。事實上,當地政治領袖或權威人士影響計畫甚巨,他們幫助整個計畫繞過國家機構的行政流程,好加速計畫的推展進度。舉例來說,當在地政府辦事人員處理與這個計畫有關的案件速度較慢,這時捐款人們想要趕快做出成果、達到計畫目標,以及「想要改變的意願」而非同情的心態,會驅動他們打電話給特定的地方領袖,因為他可以「用他所擁有的資源施壓,讓當地政府動作快一點」。

在整個計畫向有關當局註冊後,就小心翼翼遵守在地權威所設下的規定,包括示範屋的尺寸、道路寬度、以及其他災後重建政策的細節。整個計畫的目標是蓋 90 棟附有花園的房子,由來自外國建捐款者母國的建築師設計。會有花園是因為,捐款者們認為花園是「人們相遇、相處、溝通,創造和諧生活」的地方,而這種強調村落社區「合諧、平等、符合傳統」的想像正是整個計畫的意義所在。另外他們也依照自己母國社區的樣子要求要蓋幼稚園、圖書館、遊樂設施和烘焙坊。出於時間考量,這群捐款者並沒有諮詢當地民眾的意見,他們認為當下的要務是要趕快做出些成果,雖然他們也認為了解受惠者很重要,但在時間壓力下沒有特別撥出時間跟當地人溝通需求。

 

 

由當地人發起的示範村計畫

 

那麼,由當地人發起的計畫,就能比較貼近真正受災戶的需求,而非以捐款者的所知定義當地人需要些什麼嗎?倒也未必。在海嘯發生的十年前,一名當地人自主發起了一項公益計畫,打算貢獻心力給自己長大的村子。這名當地人雖然居住在小村裡,但是其實家庭背景顯著,父親是接受良好教育的法律專業工作者,這名當地人因此可以說是出身在說英語的菁英階層。在繼承父母留下的遺產後,這名當地人把舊時居住的房子與廣大的土地改造成度假別墅,有游泳池、網球場等設施,在小村裡顯得十分富麗堂皇。但這個人卻也常說他想要「像父母親那一輩一樣,為自己的根、為這個地方的人做點事」。如果不看階級背景,這人所做的一切可真的就像是從自己人的角度出發一模一樣。

這人所擁有的度假別墅也因為海嘯而損毀。風災過後,他動用自己在斯里蘭卡首都地區結交的人脈,開始清除村子裡的破敗,並憑著著自己的能力在海嘯後使用大量湧進的善款。當災區都已清理妥當後,下一步就是重建家園,這需要的就不只是志工們的援助,還需要錢、建材和規劃。這名當地人聰明地利用自己的社會連結,把資源導入小村裡,他宣稱自己所擁有的「在地知識」是吸引這些資源最重要的資產,忽略掉經濟與社會階層不看,他那「當地人」的身份賦予他替村民發言的正當性,而他也用那種「想要改善社區」的態度吸引到國內外的善款投入重建工作。

從斯里蘭卡長久以來不斷想要改造村落與社區的歷史來看,個人投入發展工作、尋找烏托邦式的社區生活,這樣的案例其實並不少。這名身兼發展組織創辦者的當地人引發他人的的善意與同情,不斷引用佛教文化或佛家語作為災後重建村落的道德指南。過去,斯里蘭卡政府大多以佛教作為官方推展發展工作的說法,但是災後雖然國家的角色沒有褪去,比較不容易被課責的個人公益者或是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卻越顯上揚。捐助者社群滿懷熱忱擁抱發展工作,卻忽略了這個小村三個世紀以來不斷受民族主義的紛爭所擾,這些捐款者認為不需要憂心他們所贊助的發展工作是否會落入過去斯里蘭卡內部民族主義社區改造政策所產生一樣的問題,當被問及相關考量時,他們也拒絕回答。

這名除卻出身不看的「當地人」,他所發起的組織逐漸從一人機構逐漸變成由政府所認可的非營利組織,在災後的工作目標也從原先提供暫時居住地,變成重建整個村落。這個組織蓋了大約 600 間房屋,設計全由一名創辦人住在斯里蘭卡首都的親朋好友操刀規劃。居住在都市的菁英階層常對理想的村落有所想法,與村落原先的雜亂的社區和空間運用方式有所出入,但這名創辦人與他的非營利組織總體而言還是以「當地人」或「在地聲音」的名義來宣傳整個重建計畫。

這個「菁英式的村落規劃」包含了圖書館、活動中心、商店等建築物,而原本創辦人蓋度假別墅的地方預計要建造一座「精進中心」,為整個村落提供十大類服務,像是訓練女性創業家、生產藝術品以及村民們需要先預約看診的醫療中心。這個精進中心並非無限制開放村民進出,有保全守著大門,任何人進入都要有合理的理由,或是已經預約要進去上課、有事先約訪中心裡的工作人員才能通過保全。依據這個非營利組織創辦人的說法,這是為了要「創造一個嚴謹規範的典範」,希望來這個地方的當地居民表現得有秩序點,而任何當地居民所習慣的輕鬆舉止則一點也不受歡迎。有趣的是,關於中心的用途,創辦人的說法也隨著時間改變,從災後最一開始的「提供職業訓練」到之後「透過提供訓練『培力』當地人」,他的說法逐漸朝國際發展工作慣用的術語靠攏

前面談到,在外國人捐助蓋成的示範村裡,捐助者對理想社區的想法會投射到示範村的設計中。在這個由當地人發起計畫蓋成的示範村裡,類似的狀況也可以從村落的命名與設施略知一二。這個村落的結構是一個大村內包含許多小村,每個小村依據不同的捐款人或贊助企業的意願命名,而小村的狀況也反映出命名的捐款者對理想村落的要求,例如在「維多利亞花園」村裡鋪設的是柏油路面,有座遊樂場置身 84 棟兩層樓高的建築之中,這在斯里蘭卡當地的村莊裡原本是很少見的。

 

 

從理想村落到現實生活

 

災後九年,示範村仍然努力想維持原本捐款者的「理想藍圖」。但是捐款者和部分當地人也坦承,原本用乾糧補給作為獎勵,好吸引當地人固定美化並照顧花園的「自我管理」機制已經取消,因為評比各家花園與管理的工作太多、太雜,維護整個機制所要支出的成本太高。另外,當地人對照顧花園一點也不感興趣也是一個因素,一位居民受訪時說:「那群『紳士們』覺得我們能分出多餘的時間來照顧家裡的花園,但是他們沒想到的是,我們平常實在是很忙、很忙,忙著賺錢養家活口。」一名婦女說:「其實,斯里蘭卡人並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樣不愛乾淨,我們有很努力地至少保持花園整潔,但是真的是沒時間整理花床或是種新的植物進去。」這些當地居民依據他們的日常生活做出反應,這可不是他們十分「固執」,沒有「改變的意願」,而是物質上的考量與階級差距所產生的不平等,使得他們實際生活裡優先考量順序與那些想要改變當地居民生活的人不太一樣。

當地居民對於空間的想法其實也和捐款人們不盡相同。示範村的建築師把廁所設計在屋子內,但是當地居民在進住後,都把廁所當作儲藏間來用,或是乾脆空著,並把可以動用的資金優先花在建造戶外廁所上頭,原本就很小的後院因此擠得更小了。當地居民對於原初的設計十分不滿,有人就這麼說了:「廁所不該擺在家裡面啊!在裡面不管做什麼,其他人都會聽到,這樣有很『文明』嗎?」另外,花園的花床上可以看到村民栽種蔬菜或是一些現金作物,原本不被允許出現在花園的曬衣繩也悄悄蔓延開來。村落的生活是混亂的,而非建築師或捐款者原本所想得那樣方正,且能受規劃所拘束。

在由外國人捐助建成的示範村裡,有一片土地被整理成讓當地人固定召開市集的廣場,這片土地四周環繞著一些長椅,並種了樹苗。一名捐款者期待等樹苗長大後,人們會願意來樹下的長椅坐坐,互相談天、聯絡情感。但是,直到 2011 年,這份美好的想像還是沒有成真。當問及一名當地婦女對這些設施的感想時,她說:「我們不太去那個地方……現在就是一些男孩子們躲在那邊喝酒、抽煙,你去就會看到一些空瓶子和雪茄煙蒂。我們不太會帶小孩子過去那邊,這樣做對小孩子不好。」另外,因為那些原先種下的樹苗沒有長成能提供遮蔭的大樹,坐在長椅上因為頭上毫無遮蔽,很容易被毒辣的太陽曬傷,所以人們也不太愛用那些長椅。

為了貫徹環境友善精神而設計要放在戶外公共空間的垃圾桶、回收桶,後來也漸漸收起來了。本來在村民大會裡,村民們曾聽取戶外垃圾桶用途的介紹簡報,而且也被要求要組織一個當地人的義工團,推廣回收再利用的概念。但是,實際施行的情況是:居民仍然不會把廢棄物集中放在垃圾桶或回收桶裡,有些人會把桶子帶回家自己用,有些青少年把這些桶子當做搞破壞的對象,而且回收計畫不曾真正開張,居民仍然是就地焚化自家的廢棄物。雖然居民們有意識到他們被要求也應該要遵守規範,成為「愛護環境、具有環境意識的好公民」,但他們仍然是照著日常生活的需求來使用捐款者贈與給他們的村子。

在這兩個示範村裡,居民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機會頗為零星,被指定維護圖書書館的館員因為愛書心切,其實不太愛借書讓當地居民帶回家閱讀,開館與閉館等營運時間也很嚴格。而預留給醫療團隊進駐的空間雖然仍有使用,但是兩個示範村的醫療服務隨後都漸漸往私有、民營化發展。

不只是村民因著日常生活逐漸侵蝕捐款者美好社區的想像,自然也參與其中。因為疏於維護與使用,一些公共設施如遊樂場、社區花園或是聚會廣場之類的地方開始出現自然佔據的蹤跡。

這些變化都很值得注意,顯示了原本捐款者試圖改變的方向,以及居民進住後真切發生的狀況,兩者之間的斷裂。介入所產生的效果總是很偶然又很分散,不管在哪個村子,示範村原本的規劃所反映的是這些捐款者對村落的想法,而不是當地人日常生活所反映出來的村落樣貌。

 

 

從「同情」到「改善的意願」

 

災後的斯里蘭卡吸引到大量的善心,而就像常人在安慰生命發生驟然巨變的好友時可能會說的,「失去一切是重新開始的契機」,對於捐款者而言,經歷海嘯後的斯里蘭卡有如空白的石板一塊,可以繪上新的圖案,打造更新、更好的生活方式。但是,依照這兩個示範村的經驗來看,重建的工作需要注意忽視既有的社會結構、當地生活與階級不平等的問題

檢視「同情」的論述轉化成「改變的意願」的經過,可以看到對社區的想像實際落地時發生的狀況。雖然對於理想社區不同(甚至互相競爭)的想像版本可能會激發另類的選項,且當地居民也有依據實際需求而改變他人所設定理想生活藍圖的動能,但是也不能忽略到如果只是要把社區的概念限縮在傳統或是權威人士的想像裡,不管是在地菁英或是外國捐款者擁有的「和諧社區」,以及那些想要促發當地居民自我改善的機制系統,都可能會脫離實際生活或是過度簡化,忽略了生活裡混亂、模糊不清之處,或是前述的社會斷層線以及在地脈絡

善良的意圖並非全無價值取向。這些捐款者意圖建造出仿烏托邦的社區,但是他們想到的主要是如何改善村落生活,以及如何幫當地人自己改善生活,並沒有考量到分配正義的需求。

啟發這些個人或慈善團體挹注善心的是一場天災,這是這波社區改造潮流與斯里蘭卡過去由國家主導、民族主義下的社區計畫不一樣的地方。學者們對於斯里蘭卡這個國家的作為多有剖析,但是對於海嘯災後由個人或是在地/國際慈善組織所推動的社區改造行動卻缺乏討論。從這兩個不同的示範村計畫來看,雖然時間一久,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會逐漸侵蝕原本捐助者所想像出來的藍圖,但同時也可以看到落入「改善意願」的同情,最終還是沒有逃脫出社會關係與不平等的圈套,而這些問題需要透過聚焦在重分配正義上,而非只是善心挹注或改善的意願,方能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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