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比與人體測量學 ─ 通俗文化中令人不安的女性身體理想

原文題目:The Anthropometry of Barbie: Unsettling Ideals of the Feminine Body in Popular Culture

原文作者:Jacqueline Urla, Alan Swedlund

本文改編收錄於《後身體文化權力與生命政治學》,汪民安、陳永國編著之中譯版

作者:孫語辰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系 學士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photo via Charles R@Flickr, cc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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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對於身體的不滿,展現整容手術、節食、化妝品與有氧運動等跡象上,並吸引許多商業利益附著,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小時候把玩的各式芭比娃娃。這個長髮、身材不自然地纖細的塑料人偶自出生伊始,即包含著一系列複雜、矛盾的意義,而不同時代裡社會所發生的變化也推動芭比所代表的意義發生演變。

 

 

芭比的誕生

由美泰兒公司(Mattel)發明的芭比誕生於美蘇對峙的年代,此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分庭抗禮,而對導彈的恐懼混合著對物質富足的冀望在美國夢裡蔓延。芭比的出現應運著時代,她那凹凸有致的身材混含著對物質的想望、家庭和睦和明顯得性別角色畫分。

芭比巧妙地結合了十幾歲青少年生活中兩種不同的慾望或想像,身材性感卻不沾惹犯罪氣息,在被當作商品、被購買的同時,也被創造成一個沉迷於消費的的青少年娃娃,這樣的混合體調和了青少年在隨著年紀增長取得性自由後所引發的道德恐慌,成為中產階級寬慰的象徵。芭比的世界裡沒有犯罪與青少年的焦慮,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消費與休閒活動。

如同前面所言,芭比不只是被消費的產品,芭比本身也是一個消費者,所以買下一個芭比娃娃不是只有買下娃娃的當下就了結,隨之而來的是各式娃娃本體以外適用於不同場景的配件 ─ 衣著、鞋履、化妝品、頭飾、住宅裝潢、戶外用品,應有盡有,買下芭比娃娃的同時也買下了它無止盡的需求。芭比與犯罪活動一塵不染的性格不只是中產階級父母的寄託,同時它的購物慾也是零售商的寄託

芭比的生活也指引玩芭比的女孩何為品味、如何安排生活與社交。透過玩弄芭比,女孩子彷彿走過無數次得體穿著與打扮的排演,體會到外表對於獲得友誼的作用,也參與了芭比經常滿滿的社交活動和忙碌「準備」參與社交活動的過程。從芭比娃娃與配套的雜誌、廣告等媒體內容上,女孩們取得讓自己受歡迎且獲得女性特質的入門之道。

芭比的例子表明了 20 世紀後期,身體如何變成了商品,一種「像服裝一樣,用錢可以買到的東西」,向世人介紹某種特定的社會關係和相對應的行為。但芭比所代表的意義不是只停留在這裡,而是隨著時間流逝變化。

 

 

芭比是倖存者

1960、1970 年代,社會對性別與種族議題看法的變遷,引發上一段所言的芭比意義變化,芭比也進一步改變部分的外表來回應這種變化,好適應潮流、成為潮流下舊世界的遺緒與倖存者。

面對婦女運動的高漲,不僅媒體受到衝擊,玩具產業也不例外。為了順應性別印象的改變,美泰兒公司嘗試賦予芭比更「現代」的形象,女性特徵明顯的芭比因為身分是由想像來界定的,因而得以隨心所欲改變身分、轉換職業,把專業的範圍自時裝模特兒拓展到空姐、醫生、企業經理人、太空人等領域,甚至被賦予良知,擔任非營利組織的工作人員。就算這一類身分的芭比事實上並沒有辦法帶來太多利潤,美泰兒公司仍然積極把它們保留在銷售目錄上,好「反映婦女涉足各類活動與行業」的景況。

有趣的是,人們從來就沒有把這些代表不同職業類別的芭比服裝與其它角色配件區隔開來,64 套芭比服裝裡也才只有一件標誌著不同的行業。雖然美泰兒公司的行銷人員想跟上社會氣候變化,極力把芭比裝扮成解放的形象,芭比本質上還是消費的

芭比那白人中產階級的世界也開始多樣化起來。在馬丁路德•金恩被暗殺、種族議題熊熊燃燒的同時,芭比獲得了第一位黑人朋友佛朗西(Francie),縱使連著日後美泰兒公司推出的其他黑皮膚芭比一樣,落得賣相不佳的下場。隨著全球市場的拓展,不僅芭比的交友圈開展開來,連自身的國籍或族裔也開始變異。但這樣的變化並不是全面的,這些變化的前提是所有的芭比娃娃都維持著原本美國人身體形象的標準,好互相交換衣服與配件。差異沒有被擴大,反而被弱化到只有臉部與膚色這兩種表層。

Black Francie 2009年重製版 photo via lialakaren@Flickr, cc License

Black Francie 2009年重製版
photo via lialakaren@Flickr, cc License

 

芭比面孔的變化不只受全球市場拓展所影響,還是不同族群婦女的社會地位提升、進入專業領域的結果。事實上,當時美泰兒公司產品部的經理與首席服裝設計師都是非裔美國人,兩人都很想製作「一個能讓非裔女孩獲得自信的娃娃」。多元文化衝破了芭比的王國,但是前提一樣是要有身材豐滿又纖細、長髮飄逸等我們熟悉的芭比特徵。

文化批評家把芭比不斷地重製自己身分的現象,作為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躁動不安變化欲的象徵。但這番變化裡,芭比絲毫沒有顯現任何性別紊亂,還可以隨意變身成生活在青少年憧憬的生活態樣裡。多元族群帶來的挑戰在芭比身上化作不斷擴大的時裝展示會,一副輕而易舉就可以適應這種挑戰的和諧面具下,隱藏的仍是白人的面孔

 

 

測量人體:標準與理想

這裡,我們開始帶入本文標題裡的第二個元素:測量學。在正是對芭比動用量尺之前,我們先簡短看一看測量學的歷史。

測量學即測量人體的科學,與 18 世紀至 19 世紀內發展出一連串測量技術有關。早期測量學認為身體是道德、性格、種族或性別等諸多特徵的窗口,但是需要用嚴格的標示與量化的成果來驅除個人成見,好取得客觀的觀察結果。但就如同許多不同的社會研究,測量學也被不同的政經與社會文化左右。這些「不帶主觀影響」的「科學」數據若被陳列在媒體裡,就會產生傅柯所說的「標示化」作用,影響著人們怎麼理解自我和身體。

目前為止,我們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女性與非裔血統人群在測量學的量尺下有不利的地位。女性的測量結果 (尤其是頭顱的部分) 常常會把她們置於男性之下,證明她們不如男性聰明,而女性的身體總和小孩與老人一樣被歸類成具有返祖的特徵。更重要的是,測量學家們多從生育的角度看待女性的身體。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美國,許多大型研究開始採集菁英階層中男、女性青年的身體資料,以確定「正常」的男女性身體狀態。當然這種「正常」或「普通」的身材狀態排除了其他「另類」美國人的資料,例如非裔、印第安、愛爾蘭、東南歐人等,而他們的身體變成拿來與美國人身體資料比較、考察種族主義與進化論的對象。

這些美國人「正常」的數據很快就被用在許多用途上,如劃定「理想」體格的手段、讓「平均」的體重變成「理想」體重的指南, 把「普通」與「理想」兩者混為一談,而家用體重計的普及則標註著這種抽象標準可以全面被推行。「平均」或「正常」的身體數據也變成回答「誰是美國人」這個問題的途徑,催生了 1945  年「諾姆」(Norm)與「諾瑪」(Norma)這兩個普通美國男性與女性的模特兒化身

「諾瑪」和「諾姆」不僅僅標註了理想體格的樣貌,還被用在像是女性典範選秀競賽、衡量適合當兵與否、美姿美儀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數據排除了其他族裔的身體狀況,戰後的美國人形象就是年輕的白人。但是他們並不是理想的唯一標準,媒體與商業經濟隨著時間流逝創造出新的理想樣貌,而這個形象也體現在前面討論許多的芭比身上,諾瑪漸漸變得不合時宜。再往下我們將開始用上量尺,衡量一番芭比的身體狀態。

 

 

變化的形式:芭比的人體測量學

我們想藉助過去的「理想」體態與芭比做比較,來凸顯芭比身上時尚幻象那失去控制的權力手段。抱著這個想法,我們讓一班選修「社會生物學」的學生測量白人男女性芭比與黑人男女性芭比的身體數據,把這四個芭比的數據換算成真人大小的尺寸後,與「諾姆」和「諾瑪」的數據做比較。

結果顯示女性芭比的各類特徵 (身高、腰圍、胸圍、臀圍等) 十分接近,但是明顯低於諾瑪相對的身體數據。芭比代表社會對 T 型舞台上模特兒的預期,它們的數據在臨床學上輕者也是厭食症的症狀,而諾瑪則是健康女性士兵的狀態。男性芭比的測量結果與女性芭比相同,不同族裔的芭比間身體數據差異不大,相較於正常體態的諾姆也稍顯精瘦。

但是,女性芭比與諾瑪之間的差距,比男性芭比與諾姆之間的差距大得多,差別程度接近離譜。女性芭比的身體狀態與女性氣質在現實生活中十分難達成,但這是芭比出現的時代裡媒體不斷餵養給世人的「理想」體格,一種朝厭食神經過敏的發展傾向,理想女性的體重逐漸苗條起來。

 

 

我們的芭比,我們的自我

最後,我們來談談,芭比克制飲食、異常之瘦的傾向與異常之大的消費欲望看似互相衝突,但是卻又集於一身的狀況。在蘇珊• 博爾多(Susan R. Bordo)對厭食症提出的論點裡,這兩者在商品維繫的資本主義經濟中是相輔相成的。在這個背景之下如何控制慾望是個惱人的問題,而我們最終可以在身體上找到答案。

如博爾多說的,人見到可欲的商品就會心癢,應對的方式是採取嚴格控管欲望的措施,而苗條的體態則代表著悉心管理欲望的符碼。經營身體、選擇自己想要擁有的身體是消費文化一個普遍的特徵,控制身體不要太胖或太鬆弛,服從如芭比一般性別標誌顯著的身體狀態是介入社會道德與價值觀的標誌。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身體都接受一樣的審視、管控與失控後的衝擊力道。女性的欲望與身體控制中有種矛盾的結構,消費的刺激與社會對縱欲的譴責同時並存,女性監督與約束自己的身體,使其高度自律,就像全景式監獄的囚犯一樣,這樣的態度表現在無時無刻擔心妝容花亂或是髮型不整等行為上。

芭比的理想體態與普通女性差異之巨,是眾多女性主義者擔憂的地方。但是芭比瘦削的身軀只是自我克制的反映嗎?再多讀一點博爾多對厭食症的論述,我們會發現另一種解讀的方法。博爾多說不同的厭食者對厭食有不一樣的想法,厭食不只是女性「吃」的欲望的束縛,也是從家庭與生育的束縛解脫。苗條的女性軀體同時乘載兩個完全不同的意義,這也是為什麼在性別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裡,這樣的體態仍然吸引人的原因

有人可能會說芭比的身體與厭食症患者類似,她那線條分明的身軀是自制力的象徵;但是,塑料芭比的王國裡明顯缺乏生育能力,如果把這些與它的獨立性與富有放在一起看的話,我們就會得到不一樣的解讀,就像一名芭比娃娃的擁有者說的,芭比「沒有丈夫卻有一台法拉利,她一定是做對了什麼事!」

我們已經考察了芭比所蘊含不同的意義,自然,也有人嘗試把芭比放在不同的情境下使用,反抗這些我們考察出來的意義。對於芭比的不同解釋,以及引申出來女性整容、健身操等重塑身體、讓身體不再「自然」的活動該採取哪一種態度,目前看法似乎還沒有定於一尊。但這裡我們的重點不是對「自然」身體的墮落口誅筆伐,而是探討權力與欲望如何左右人對身體做出的選擇。這個複雜的領域使得有些藝術家把身體 (尤其是那些被社會剝奪權力的身體) 當作一個戰場,在這個戰場上,民族、種族與性別等不平等的歷史影響著人對身體的選擇。

芭比的意義不應該被固定的時空定型,它不只是定居在美國文化裡而已,而是個環遊世界的塑料娃娃,它的意義也隨不同的脈絡變化著。芭比在世界工廠裡被製造、在全球市場上被出售,而這個倖存者以什麼姿態活在世界不同的角落裡,是尚待研究的豐富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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