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峰會後對「碳交易教條」的批判

作者:孫語辰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系學士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photo via Jeanne Menj@Flickr, cc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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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作者:Emanuel Leonardi(葡萄牙 Coimbra 大學社會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該文於 2015 年 12 月 14 日(即 2015 巴黎氣候高峰會(COP21)通過決議 2 日後)發表於 ENTITLE Blog上。

 

如同預期地,很多人談論巴黎世界氣候高峰會。大部分的談論者聚焦在氣候談判的地緣政治面向,例如 Jason Box 和 Naomi Klein 強調溫室效應災難式的效果與戰爭間的連結。在另一個不一樣但是相關的層次上,來自北半球國家的與會官員們攻訐中國和印度,說他們阻擋會議進行,同時中國和印度的代表也反擊到北半球國家們在處理碳排放量這件事情上沒有算進他們的歷史責任。

有一件更少人討論、但一樣重要的議題是透過碳交易進行氣候治理,這種把碳交易視為唯一的政策選項,跟我所謂的「碳交易教條」(Carbon Trading Dogma)有關這種極其根深蒂固的政治信念認為,雖然是市場失敗導致了氣候變遷(因為價格沒有反映出負面的外部性),但這個問題可以用更進一步的市場化來解決。新的、專門用來對付氣候變遷的市場意味著新的、獨特的抽象商品,而這種商品可以培育出新一波前所未有的資本累積浪潮。從這個觀點來看,「碳交易教條」的概念可以跟 Erik Swyngedouw 的後政治「二氧化碳迷戀」(post-political “CO2″ fetishism)以及 Steffen Böhm 的「碳迷戀」相提並論。

 

除去令人感到可疑的一貫邏輯(怎麼可能透過增加某個問題的成因,來解決同一個問題?),這種賺取利潤與減少碳排放之間的聯結幾乎已是聯合國氣候公約(UNFCCC)圈子裡的基本常識了。最近 Jeffey Ball 在他最近發表在 New Republic 的文章裡論述到:「投機者出自於貪婪的動機,以解決在氣候變遷這件事情上有為領導者的姿態現身,他們關心的一點也不是這個地球,而是恰恰是他們的利益。」事實上,「他們開始呼籲,要對氣候變遷採取更強硬的行動,因為他們相信這樣可以幫助增加獲利。」John Kerry 是巴黎氣候變遷高峰會上代表美國的首席談判官,而他的話更清楚表示出這種狀況:「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對市場發出一個特別的訊號,告訴他們 186 個國家真的都在這件事情上努力,讓私部門知道有一個以達成永續的路徑為目標的未來,好讓他們在其上投注資本。」

Kerry 的話有個地方很有趣,與傅柯在 1970 年代後期那些與「生命政治」有關的講座裡所提出的一個概念有關,那就是市場作為「真實」(veridiction)的功能,值得注意。在有可能是場大災難的溫室效應的脈絡裡,這種本於市場的真理體系促成一條教條般無可爭辯、也無法被證實的公式,定義如下:

「氣候穩定 =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 碳交易 = 穩定的經濟成長」

這教條的力量不只展現在,無論這種做法產生的是不是不著邊際的 — 如果不是負面的— 環境影響,政策制定者也堅持繼續投資碳交易市場,也可以從市場參與者合理化綠色經濟或永續成長這些說詞時所面對到持續增加的困境上窺探出來。但是,這個循環的碳交易教條讓所有其他替代方案變得難以想像,就像每一種宗教信仰一樣,確認它所宣稱為真者確實是真理的證明,已經被包含在它最基本的假設裡面。因為市場之外不存在其他有效的政治活動,所以目前為止只有是在能夠從中獲利的狀況下解決氣候變遷。「氣候穩定等同於產生剩餘價值」已經被當作是不證自明的真理

photo via Alidare Hikson@Flickr, cc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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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想要提出兩點思考反對這種碳交易的教條:

 

(1)如果要這個教條能夠運作,某種對自然和價值之間關係的特定看法要先到位才行;

(2)碳交易所「生產出來的失敗」(productive failure)-由碳交易(假定)的氣候目標與(實際)金錢方式兩者所構成的摩擦-是了解為什麼明明碳交易跟生           態無關卻又可以運作的重點。

 

在討論第一點時,回想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裡的環境運動風潮是很有用的。資本原本把這些環境抗爭當作是穩定物價的絆腳石、公司行號們要多付出的成本,或是借用 André Gorz 的術語就是所謂的「再生產的危機」(crisis of reproduction)。「自然」原本被當作經濟過程最一開始免費且無限的原物料來源,或是經濟過程最尾端免費且有著無限空間的垃圾桶,但是在這段時間裡,「自然」忽然間變稀少了。

為了處理這個危機,「永續發展」這具爭議性的概念便在 1980 年代裡出現,事實上,這個概念的主要內容就是利潤和環境保育可以攜手走在一起。更激進的是,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裡,「綠色經濟」這個新詞彙體現了一種資本家嘗試整合自然的限制,作為累積資本和穩定物價的新方法,好度過再生產的危機,不僅表示成長和環保主義可以相容,而且事實上,後者還是前者至關重要的推手。

從「自然限制利益」到「自然推動利益」,這樣的變化足以讓我們反思歐盟制定氣候政策的歷史軌跡:自 1973 到 1977 年間的第一期「氣候行動計畫」(Climate Action Plan)是基於所謂的「命令與控制」(demand and cotrol),目標是解決氣候對工業的影響;而在接續的計畫裡,尤其是第四期(1987 年至 1992 年)的計畫,制定了所謂的「循序漸進」(pre-emptive)的方式,改以經濟誘因當作主要的政策工具,打算直接把環境目標整合進工業生產裡。漸漸地,環境保護不在被當做必要之惡,反而是做生意的機會。不管是「綠色經濟」還是「循序漸進」的模式,都沒有減少工業生產對氣候的傷害,或是減少碳排放量;但是,無論有多失敗,它們都代表著一種碳交易無法被適當地評估或是批判的論述背景

 

為了繼續介紹我的第二點想法,讓我把碳交易定義地比較技術性一點,這個定義的起點是 1997 年 COP3 簽訂的《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是第一個具有法律強制力的氣候變遷協議,要求 37 個「附件一所列的締約方」(或是所謂已發展國家)投入減少大氣層裡溫室氣體的工作(即以 1990 年當作基準,在 2008 年到 2012 年間減少平均 5.2% 的碳),以及要求所有的簽約國(包括「附件二所列締約方」,例如那些發展中國家)投入總體目標。

雖然京都議定書希望透過一系列不同的措施來達到減少排放量的目標,但是最重要的創舉就是碳交易,也就是把分配與交換碳這種商品當作解決氣候危機最有效的解法。事實上,在美國副總統高爾帶領的代表團所施加的強大政治壓力下,所有參與談判的派系都同意用三個市場導向、被稱作「彈性機制」的方法來設計並執行《京都議定書》的內容:

(1) 碳排放交易:一種由政府設定排放總額,而私人公司之間可以交換碳排放量允許額度的交易系統。

(2) 共同履行的義務:針對「附件一所列締約方」的規範系統。

(3) 清潔發展機制:間接把「附件二締約方」的國家涵括進全球碳交易市場。這套機制背後的理由是在專門的市場上交易碳排放允許額度,會降低達到共同目標的門檻,同時沒有經歷過工業化的國家也能永續發展,並且替綠色企業創造獲利的機會。

就像前面所說的,自京都議定書 2005 年開始執行起,十年來這些機制都沒有產生什麼具體且令人滿意的結果,所以問「為什麼當證據顯示碳交易沒有用時,政策制定者們仍然執著於用碳交易解決氣候變遷?」這個問題是十分合情合理的。

事實上,我們可以援引另一種弔詭來解釋這種失敗:自環境的角度來看,原本碳交易應要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以解決的環境問題,但是現在看起來,我們可以公允地說碳市場如果不是邪惡,至少是一點用都沒有,原因很簡單,就是碳交易根本沒有達到原本預期的結果,更糟糕的是,它還阻礙了任何成果發生;但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市場是金融交易者(和大量破壞環境的公司們)的金礦,這些市場透過某種傅柯在法國古典時代的監獄裡辨識出來的同一套邏輯運作,用 Lohman 說法,就是碳交易「總是被用來當作對治自己的藥方;要解決它所產生永恆的失敗,方法就是再次激活它⋯⋯它其中一部份的作用,就是預期中的失敗。」

 

更進一步來看,碳交易蘊含著環境目標與經濟手段間清晰的斷裂。事實上,雖然環境完全沒有改善,但是透過所謂的「環境尋租」,創造出大量的經濟價值,並被轉移到那些密集使用石油的公司比起宣稱碳交易無效,更精確且更賦權的說法應該是碳交易根本就與環境無關,因為它的經濟效益太顯著。這種與環境無干和尋租之間的摩擦,讓根深蒂固的碳交易教條變得可以被感覺得到,雖然碳交易市場所產生的效果與其所宣稱解救自然的理念被數度證明一點也不相符,但是政策制定者和市場裡的行動者們一直是被這種環境穩定與永續成長間和諧的相容性引導著

這就是為什麼 COP 21 只能失敗,沒有其他選擇,因為在談判桌上沒人願意去質問「環境資本主義」的基礎。這也是為什麼全球暖化唯一的解法只有從世界各地的環境正義運動中催生。

Steffen Böhm講得很對:「環境正義不是在接受環境資本主義之後才會需要的東西。一個正義的環境只有在我們無畏地挑戰這種『碳迷戀』背後的基本邏輯,或是挑戰市場嘗試擺布、商品化或金融化自然的邏輯之後,才有可能成真。」真正能讓我們向前走的方式並不存在於另一個由國家主導、被稱作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外交」的環境協議,而是早在多年前政治生態學者們就已指認出來、環境正義運動也該擁抱的工作:解放現階段對政治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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