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ibar :我們在戰爭之中嗎? Sommes-nous en guerre ?

譯者:莊士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文所 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註:原文出自2015年11月16日的<解放報>

原文是該報紙對巴禮巴(Étienne Balibar)和卡樂薇(Catherine Calvet)的訪談,但只譯巴禮巴的部分。

Étienne Balibar

Étienne Balibar

 

哲學家巴禮巴與政治學者巴蒂(Bertrand Badie)對此問題仍莫衷一是

對巴禮巴來說,「是的,我們為此付出了代價,我們為此哀悼。」哲學家表明法國在戰爭之中,並且是從911攻擊之後便延續。一場「遊牧、不明確、多形質」的衝突中,其中的人民及地中海其他區域的人民都成了人質

 

地中海兩岸

地中海兩岸

我們在戰爭之中。或者我們可以說,我們全部從今往後都在戰爭之中。我們承擔、遭受著攻擊

唉,在此可預視的之前、之後,我們為此付出了代價,我們為此而哀悼。每位逝者都是無可取代的。但它究竟關聯於何種戰爭呢?要定義這場戰爭實屬不易,因為這場戰爭乃是由許許多多的類型所形成的,由時間積累而成的,所以看起來才如此糾結不清

國與國之中的戰爭-甚至像伊期蘭國(Daech)的偽國家、國家及跨國家的內戰、「許多文明」的戰爭,或至少表現為如此、利益的戰爭以及帝國主義擁護者、宗教或宗派的戰爭或被證實為此的戰爭,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巨大內戰(stasis)[1]。若我們能有此理解,我們稍後將對比這些長遠的內戰模式:伯羅奔尼撒的戰爭、三十年戰爭、或是1914到1945的「歐洲內戰」…

有一部分是美國介入中東的結果,在九一一之前與之後,戰爭也隨著介入的追求而愈演愈烈,其中尤以俄國與法國最甚,並且每一國都有著他們的目標。戰爭因此深植於各國間敵對力量的根源,各國皆想獨霸一方:伊朗、沙烏地阿沙伯、土耳其、甚至埃及,以及目前以某種方式唯一擁有核子武力的以色列。

在集體的暴力宣洩中,戰爭加劇了殖民與帝國未清的帳(les comptes non soldés):受壓迫的少數民族、任由劃定的疆界、被剥奪的礦場資源、影響的區域、天價的武裝合約。在敵對的人口中,戰爭找尋並發現了支持的理由。更糟的是,戰爭重新啟動了千年的〈神學仇恨〉:伊斯蘭教的分裂、一神論之間的對峙、以及它們世俗的化身(succédanés laïques)

我們再說清楚一點,没有任何的宗教戰爭在宗教自身中有自已的理由:總是有壓迫、權力衝突、經濟策略的「潛藏因素」(«par en dessous»)。太過龐大的財富以及太過龐大的貧苦。但當宗教(或「反宗教」)的「符碼」占領時,殘酷將超越所有的界線,因為敵人成為人人得而誅之的對象

野蠻的怪獸已然竄起,同時也由他們暴力的瘋狂而加劇——這一切就像ISIS藉由砍頭、對淪為奴役婦女的姦淫、人類文化財產的搗毀一樣。但另一群格外理性的野蠻行徑同樣也開始增生,如同歐巴馬的「無人機戰爭」,而後「無人機戰爭」被證實,為了一起恐怖事件而犧牲了九名公民

在這個既遊牧又不明確,既多樣又非對稱的戰爭中,地中海的「兩岸」人民都成了人質。巴黎恐攻的受難者,隨即之後的馬德里、倫敦、莫斯科、突尼斯、安格拉,以及這些城市的周遭及其鄰國,都成了人質。在歐洲海岸眼見所及的數以千計尋找庇護所的難民、逝者,都成了人質。被土耳其軍人掃射的庫德人都成了人質。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公民都成了人質,被囚於構成國家恐怖、狂熱的聖戰士、外國人炸彈的鐵鉗之中。

Aylan

Aylan  Kurdi

 

我們該做什麼呢?

首先,不惜一切代價,我們應該一起反思,並且必須對抗恐懼、拒絕政治的口水雜燴、反對復仇的衝動。顯然地,我們要採取一切公民、軍事、情報、安全的防護措施,以此作法,方能防止、阻止所有的恐怖攻擊行動,而同時可能的話,審判及懲罰其始作俑者及其黨羽。但是,如此做的話,則須最大程度地警惕,要求那些「民主」國家必須對那些相異於這些國家,以及其根源、信仰和習俗相異於居住地的仇恨行為加以反對。這些相異的根源、信仰和習俗被自詡為愛國主義者指認為「內部敵人」。甚至,要求同樣的國家在強化其安全部署的同時,必須尊重那些建立起它們合法性的個人與全體的法律。愛國法案(Patriot Act)及關塔那摩灣(Guantánamo)的例子皆顯示這並不容易。

且尤其是:將和平重置於日程表當中,儘管這很難達到。我說是和平,不是「勝利」:永久的、公正的和平,不是怯懦及妥協的和平,也不是反恐的和平,而是勇氣及不讓步的和平。和平將對所有人有益,對共享這片海的兩岸有益,這片海見證我們文明的興起,也同時見證了我們國家間、宗教間、殖民的、新殖民的和後殖民的衝突。對此目標的實現是可能的性,我並不會以幻想視之。但在它能激發的道德衝動之外,我卻看不到面對災難的抵抗的政治創制,將如何可能被說清楚講明白。我將提出三個例子。

在這鏈結的其中一端,國際法效力的重建,以及伴隨而至的聯合國權威的重建——由於單極「主權」的主張(prétentions)、人道與安全的混淆、臣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治理、取代集團政治的樁腳政治(la politique des clientèles)——皆淪為空談。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喚起集體安全及預防衝突的理念。也就是設想一個組織的重建——無疑地從聯合國大會(Assemblée générale)和國家的「區域連盟」開始,而非由幾個相互抵銷權力的強權或走向更遭的強權結盟

在這鏈結的其中一端,我們要有跨越疆界的公民倡議,以克服信仰和社群利益的對立——而此首先預設了能夠在公共場域中表達這些對立。應該百無禁忌,也不該由單一的觀點強加於上,因為,定義上來說,真理並不存在於辯論或紛爭之前

因此,世俗文化或基督教的歐洲人必須曉得,穆斯林人想要用聖戰組織(jihad)來合法化極權的事業和恐怖主義的行為,以及穆斯林有「內部」反抗方式的合法化。如同南地中海的穆斯林人(及非穆斯林人)必須知道以往曾強盛的「北部」國家在什麼地方曾發生涉及種族主義、伊斯林恐懼症、新殖民主義。特別是,「西方人」與「東方人」必須一起建立全新的普世主義式的語言,同時也願意冒為彼此說話的風險。邊界的關閉,這種強制性不利於所有地區的社會多元主義,這已然是內戰了

但從此觀點看來,歐洲潛在地已然有無可替代的功能,並且也必須履行這項功能,儘管它現實中有著解體症狀,或毋寧說,必須扶危定傾。每個國家有著將其他國家捲入僵局的能力,但所有的國家可以集合起來,一起描繪出路,以及建立起防線(garde-fous)。「金融危機」與「難民危機」之後,戰爭將扼殺整個歐洲,除非歐洲能面對戰爭。這場戰爭可能為國際法重建而努力,以確保民主的安全不會是以法治國的推翻為代價,並且在它的土地上的各種不同社群中,找尋出公共意見的新形式的題材。

我們在此對歐洲公民強力要求(當然也是指我們全體)能達到這些事,這是否也要求著不可能性?或許,但這也意謂著屬於我們的責任,要我們能使那已然可能的可以發生,或再發生。

 

[1] [譯者註] 茲可見阿岡本對Stasis一詞的研究,可見其:Stasis: Civil War as a Political Paradig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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