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貢體系論的破綻與清代對外關係之歷史實像(一)

作者:  廖敏淑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編輯:  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代前言:朝貢體系論及其破綻

隨著史學的西方近代科學化,近大半個世紀以來,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學者不斷地嘗試,試圖以一個簡單的詞彙或概念來描述中國固有的對外關係和世界觀,尤其是與西方近代大致同處一個時期的中國清代,作為直接面對西方近代國際秩序的中華帝國,更是學者們研究中國在接觸西方近代秩序後做出哪些沿革的最佳觀察對象。

其中,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為首的美國學者,在上世紀中葉以來,前後費時三、四十年,為描繪明、清兩代的對外關係所建構出的「朝貢體系(tribute system)」論,正是這些嘗試中最具代表性的。

圖片翻拍自youtube影片:讀書好TV第七十二集--中國現代化之路《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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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費正清的構想出發、經過曼考爾(Mark Mancall)[1]的理論精緻化之後所構築的朝貢體系論,[2]由於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史觀,從上世紀的七、八○年代以來,史學界不斷出現質疑朝貢體系的論說,特別是出身自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柯文(Paul A. Cohen),他提出應該從中國的視角研究中國史,[3]試圖從根本的史觀上修正「朝貢體系」論的既有論述,挑戰自己同門師友的論點。受到柯文等美國學者的影響,隨後在日本、華人的中國史學界,也都出現修正朝貢體系論的趨勢。如日本的濱下武志,從經濟史的角度,修正朝貢體系論中「西洋衝擊」的概念,認為西方國家到中國通商,並非引起西洋衝擊,而是西方國家透過通商活動,參加了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傳統通商體系,所以應該是「東洋衝擊」。儘管否定西洋衝擊,但濱下所謂的亞洲傳統通商體系,指的是「朝貢貿易體系(朝貢貿易システム)」,因此在通商層面上,濱下與「朝貢體系」論一樣,認為明、清兩代中國的固有通商制度是「朝貢貿易」。[4]

除了西洋衝擊與東洋衝擊的認識差異之外,不論是費正清等人的「朝貢體系」論還是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論,都把明、清兩代視同一體,都認為清朝繼承了明朝的朝貢制度,明、清兩代都採取只有朝貢國才能與中國通交、通商的外交體制,也都任意把明朝的制度套用到清朝,彷彿認為明、清兩代的中國幾乎是停滯不動、毫無沿革的,而在鋪陳這些概念時,兩者也都沒有提供足以論證其所鋪陳的所有概念之歷史個案與實證。

作為修正費正清「朝貢體系」論的論說之一,濱下「朝貢貿易體系」論的最重要概念,是在世界體系論上提出了與西洋衝擊對照的東洋衝擊,除此之外,濱下其它的概念仍然圍繞著朝貢制度來鋪陳、依據朝貢制度畫出了象徵中國國際秩序的同心圓。但就筆者所見,濱下的論述尚未形成具有鮮明歷史實像的詳細內容,也還達不到作為完全的對照組而得以取代朝貢體系論架構的程度,因此以下討論代表明、清兩代中國世界秩序舊學說的問題,仍然以縱橫中國史學界大半個世紀的「朝貢體系」論作為主要對象。

「朝貢」原來是君臣之間的政治禮儀行為,隨著周朝以來的歷史發展,逐漸衍生出種種的意義,除了中國王朝內部的君臣名分,還向外推展到大國中國與周邊小國之間的宗屬(君臣)關係,以及隨之而來的交涉、通商等等對外關係,使得朝貢的概念變得十分複雜,從禮儀到內政、對外關係、通商乃至華夷(文化)次序、世界觀,似乎都可以與朝貢糾纏在一起,既然朝貢是涵義眾多、複雜的概念,那麼進一步推衍成「朝貢體系」,也似乎是能說服人的一種說法,因為涵義太多,不管如何解釋都能敷衍過去。

但是,朝貢既然是中國歷史上不斷發展、演化的制度,必然在各個朝代都有其不同的實質內容與概念,如果把遭遇西方近代以前的中國之所有傳統制度都一概歸納為朝貢,那不過是將近代與傳統粗暴二分的簡單圖示,認為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幾乎是停滯不動的,所以可以將幾千年的歷史濃縮、歸納成一個「朝貢體系」概念。而停滯不動的中國,等待西方近代的改變,這正是西方中心史觀對於遭遇西方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之前提認識。

在此前提下,「朝貢體系」論把焦點放在淵源自中國政治禮儀的「朝貢」,將主要在明朝時才臻於完備的朝貢政治禮儀投射到清朝,著眼於明、清兩代在朝貢禮儀上的相似性,並從政治禮儀進一步推衍到貿易,再推衍到對外關係乃至整個中國的華夷(文化)次序或所謂的傳統世界觀,認為明、清兩代的中國政府把朝貢制度與通商貿易結合,於是得以巧妙地利用外國渴望通商的心理,順利把諸外國視為「朝貢國」,藉以羈縻外國,完成中國的「國際秩序」。

其理論架構認為:外國唯有藉著朝貢,或依附於朝貢形式,才能與中國通商;因此通商附屬於朝貢,商業受制於政治意識型態。依照這樣的理論架構推衍出來的中國國際秩序,則是所謂的「天朝」概念:中國是天朝,存在於世界上的所有國家,不管實際上是否向中國朝貢,理論上都是中國的朝貢國。[5]

對於天朝或是天下的想像示意圖

對於天朝或是天下的想像示意圖

因此依附於朝貢形式之下到中國通商的國家,理論上都是中國的「朝貢國」,在外交關係上,「朝貢國」的國家地位低於天朝中國。「朝貢體系」論如此大費周章地對於清朝的傳統外交、通商制度作出此番論述的目的,乃是為了證明西洋衝擊才是給「傳統的、停滯的、古老的」中國帶來變化的契機,認為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傳統外交、通商制度是「朝貢體系」,在鴉片戰爭及中英南京條約等西洋衝擊之後,則是「近代」的「條約體系」。

 

*本文論述中提及的具體實證研究,請參考筆者《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年)一書。

[1] Mark Mancall, “The Ch’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Mark Mancall,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Mark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Free Press, New York, 1984.

[2]關於費正清「朝貢體系」及「朝貢貿易」的概念,參考John King Fairbank and S. Y. Teng(鄧嗣禹),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 No.2 (1941),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pp.135-246、John King Fairbank, “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 No.2, (1942) New York: 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pp.129-149、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等著作。

[3]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4]參見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年)、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 (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

[5]坂野正高:《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年,77頁。

 

朝貢體系論的破綻與清代對外關係之歷史實像(二)

朝貢體系論的破綻與清代對外關係之歷史實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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