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柏儀 :高教問題與青年貧窮化(二)

SHS十月論壇:高教問題與青年貧窮化

主講人:林柏儀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註:此文編修自活動主講人之逐字稿)

現下的高等教育怎麼回應這些事情?我們可以區分兩種,主流的解法常說:

第一,青年會貧窮是因為年輕人的競爭力、能力太差,所以應該要改善自己的競爭力。政府方面常見的說法是要改善學用落差,所以高等教育要推動「學用合一」,並且舉出很多成功的個案,例如說某某研究所的畢業生馬上就被台積電、被聯發科高薪搶走,因為學這個就是台積電、聯發科要的;

第二,之所以大學沒有辦法提升產學合作,或者學用合一,是因為大學太僵化、大學沒有自負盈虧導致的結果,政府因此要推動大學企業化。一跟二有點不一樣,前者是把教育內容更為企業服務,或者更和企業合作;後者指的是把大學本身就當成企業來辦,亦即所謂的自負盈虧的趨勢,比如政府漸漸的撤掉公共補助,要大學自己想辦法開闢財源,而大學開闢財源主要的方式就是收更多的學生,或者提高它的學費;第二個就是跟企業合作,讓企業願意購買一些學校產出的產品,例如研究生、知識或者專利,所以他們建議的第二招叫「大學企業化」。

第三,學校為了因應大家的這種焦慮,便推動了強調個人競爭力的教育,或者學程,不斷把問題說成是個人問題,例如常見的說法是:以很多個案為例告訴學生,假如他考上好的研究所,或者出國到好的地方念書,便會前途似錦,而學生之所以沒有辦法擠進那個圈子,是因為自己不努力。所以學生應該更努力,畢竟別人都做得到,為什麼你做不到?

在這個環境下,學生的反應就是:「好,那我要加油,假如學歷不夠好,那我要努力拚上台清交研究所」,但卻發現台清交研究所畢業以後,出路也未必那麼好,所以又要自己累積更多的證照,或者要第二專長、第二外語,出國念書鍍金等。但坦白講,雖然大學的確或許跟產業界隔閡很深,可是一直以來,工作的多數人其實都是進企業以後才重新學,而且工作上所要學的事也不用學那麼久,因為很多企業都是例行或程序性的,不一定要念過原文書就會做,因為產業的生產本來就未必是那麼技術性的。

關於大學企業化,政府要大學多承擔一些資源調配的責任,然後大學又要求個人要提昇競爭力,但是這些說法還是迴避不了:總體上為什麼發生青年貧窮與低薪的現象?這跟個人層次的問題是沒有關聯的。例如,二十年前的教育跟各式各樣的產學合作的關係比現在還低,而現在大學的企業化,個人競爭力的提升又比以前來的多(以前沒有什麼雙主修或者讀研究所的風氣,或者追求學程、第二個專長、第二個外語),但顯然的是現今的就業與薪資是不如以前的。所以這些主流的說法,其實是把環境的問題推諉成個體的問題。但只要把觀察的範圍從個人放大到集體,便會發現絕對不是因為個人不努力的關係,所以我們要從比較批判的出路來談教育應該要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與談人陳柏謙

與談人陳柏謙

首先,我國政府對於教育費用承擔的比率,公共負擔占教育經費的比率實際上是下降的,透過學費或者企業來的經費支援是在上升的,而且台灣的公共負擔占高等教育經費的比例,在世界來看是相當低的,例如我們公立大學其實只占總體大學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是私校,這在很多世界性國家是罕見的,像是美國有七成都是公立學校,三成私立。雖然美國學費很貴,但無論如何有七成大學是公立的,而歐洲除了少數宗教學校是私立的外,幾乎全部都是公立。所以教育該怎麼樣面對這件事情?

第一,應該強調教育的公共化,教育資源的公共化,如怎麼讓高等教育的資源擴張,讓青年在受教育期間的費用可以下降,這就可以改善青年貧窮的問題:青年不用揹一大堆學貸進社會。或者將學費都減低,如私校學費比照公校,大幅興建宿舍等做法。

第二,我們固然要跟產業合作,但是學生不應該變成產業的奴工。在學校猛學怎麼當產業的奴工,也不會有助於未來薪資的提升,所以我們應該要學的是技術,不是服從或奴化。用比較抽象的話來講,就是說我們要學生產力,不要學生產關係;我們要學資本主義裡高生產的技術,不要學當接受被剝削的勞工。其實產學合作本質的意義也是這樣。可是當我們到技專院校談這些問題時,學生會說老師教他們,念技專院校就是要配合業界的價值,就是要接受從基層做起。從基層做起當然很好,但你怎麼知道雇主會不會善待你,他會不會永遠都剝削你?不知道。而且在現實中,很多人永遠都在基層接受基本工資,不會升遷。現在,只要雇主把你視為非核心人力,他就會永遠把你當外部人員來對待,甚至把你踢出去變派遣勞工。所以我們要學的是怎麼樣在有技術之後,改變剝削這件事。

我們更可以做的就是「批判教育」。批判教育是指利用大學來傳遞一些批判的理念。第一,我們面臨到的問題不是個人(努不努力的)問題,而是在於系統性地壓低了你的薪資、要你承擔教育的費用、擴張你的消費、不重分配。這些政策上的問題廣義的來說,是勞資問題。我們在教育裡面可以有更多的通識課,或是透過既有的課程討論上述當代青年的處境,讓大家一起想出路甚至採取行動去挑戰、改變它,這是當今教育該負擔的事。我們都很同意要走出象牙塔,但走出象牙塔不是去當奴工,而是要去瓦解象牙塔外的不正義,而這也是另一種產學合一,只是這樣的合作不是配合產業的價值或者邏輯,而是要去轉化裡面的剝削與壓迫。

第三,組織。談這些問題往往令人感到無力,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能做,或者改變不了什麼事。但真正讓大家覺得無力其實是沒有組織的緣故,例如我一個人怎麼面對一百萬的債務?趕快工作、多兼一些差、少吃一點、住便宜一點等個人的層次。但集體怎麼有救,怎麼讓台灣的人都不用再揹這些債務?它涉及到我們要怎麼組織起來,所以我們可以推動的是籌組工會,在工會的邏輯下有很多分組,持續地行動改變這些不合理的事。

高教工會

高教工會

工會,當然說高教工會是其中一個,但大家出了社會也可以參加社會上面的產業工會,但是工會在台灣還薄弱。另外,組織當然不一定只是工會,也可能是政治團體-政黨。假如真的能有一些政黨,或者政治力量,是代表批判、能解決這些問題的,那我們很歡迎。這些問題很弔詭,現在的青年可能都知道我們正在討論的,因為這些問題就發生在眼前,但是我們的政治基本上都避開這些問題,像報紙雖然很常在報導學費太貴、或者薪資太低,但不會討論該怎麼解決,而訪問專家得到的解法卻都是產學合作,因為這就是台灣的政治的邏輯-右翼的思維,支持資本主義、支持當前政經體制。批判的思維我們稱之為集體性的、或是整體觀察的、分析結構的,是左翼的邏輯。然而,我們在政治的分野上面,不論藍綠,多數其實是右翼的思維。雖然它們在統獨立場、對中國有認同的差別,但如果問怎麼解決低薪問題,答案都差不多,不會有一種回答叫做組織工會、對抗雇主。

再來,我們目前不是毫無希望的。就我的觀察,其實現在青年一代已經有很多的抵抗出現,大抵上有三種,第一種我稱之為小清新,小清新好像是一個很庸俗的流行,但它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我們進入到一種賺不了大錢,所以就才產生了享受一杯咖啡也很滿足的文化。小清新其實有一點抵抗的味道:就是不追求大富大貴,只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如環島旅行、登山、喝咖啡,吃蛋糕等等。小清新是由一點點的青年文化轉變來的,因為上一個世代主要想的是,怎麼好好努力,因為當時還在經濟起飛的階段,所以考慮的是怎麼努力賺錢、找好工作、成家立業、買房子這種邏輯,但現在因為那些都破碎了,或者變得極端困難,所以現在追求的小清新,它是有點抵抗的意味。

第二個,再激進一點的,我們稱之為魯蛇的認同(loser)。

過去對在競爭遊戲裡面失敗的人,通常是抱以不同情的、批判的,像是譴責他們自作自受、誰叫你自己不努力,但在魯蛇的概念裡不是,它是重新去講述那樣的處境也未必是悲慘的,是以自嘲的方式肯定自己,例如說:「本魯怎樣,但本魯現在也可以站出來」。但以前真正當魯蛇的是不可以出來講話的,因為很丟臉所以要躲起來,而魯蛇現在敢出來講話,好像有一種魯蛇的正當性出現,這事實上也反映了一種抵抗,但這樣的抵抗是很有侷限性的,因為情況變成了大家當魯蛇,而且也覺得魯蛇不錯;或者大家只追求小清新,但只是當魯蛇和小清新不會改變這些事情,所以我們應該是要把小清新和魯蛇的支持者引出來,加入批判的行列。

第三,政治上的抵抗-公民運動。但這種大型運動似乎有一個限制,使得前述問題與這些運動脫節。這些大型的公民運動的動員基礎,通常都建立在媒體所簡化出的萬惡跟萬善上,例如洪仲丘的事情媒體報了一個月,讓我們都知道長官對洪很壞,那的確是事實,所以我們被動員出來參與公民運動。

但是媒體的邏輯基本上跟右翼邏輯比較接近-把問題化約成單一因,像是有一個一切的萬惡淵藪,如范佐憲對他很壞、是萬惡;國防部把整個錄影帶弄掉,萬惡,但它跟集體的處境怎麼改善,基本上不會有關聯,甚至在後來的運動可能是跟反中、國族情緒更有關聯,但這跟青年面臨到的現實處境是有一定的落差,這只是因為我們思考的高度受限於動員的框架,雖然它某種程度上還是在抵抗一些事。但我們期望的是現實的問題-轉化「資崩世代」,這也是今天我們想要談的結論。

什麼叫「資崩世代」?涉及到我們分析的四個問題,它其實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上述的四個問題是台灣的特例嗎?雖然我們常說台灣是鬼島,但但其實韓國也會稱自己是地獄,或者英國年輕人也會覺得自己是失落的世代。其實全世界都面臨著類似的處境,比如說勞動的低薪化或非典型化,像韓國跟日本的非典型勞動者占了青年勞工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而台灣是因為正職薪水很低,所以我們還勉強可以卡到一些正職。

另外,教育費用高漲,其實政府也常常幫我們宣傳說美國、英國的學費更貴,這些都是事實,例如英國學費漲了三倍,從三千英鎊,漲到九千英鎊,折成台幣就是從一年十五萬漲到四十五萬,而念研究所對他們也是趨勢,只是因為這個趨勢是全球性的,所以不同地區的發展也有快有慢。再來,物價、房價,只要在首都的地方就變超級貴,這也是世界性的。先不論先進國家,光胡志明市、河內、吉隆坡、或者北京、上海的房價比台北便宜不到哪去。

在重分配的問題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大概都告訴我們,資本的利潤所得遠比勞工的薪資成長快太多,而且它沒有受到稅務上面應該要有的重分配,這都是全球性的,而它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結構問題,我們該怎麼來談它呢?

第一,台灣現在對這些問題有很強烈的感受,是因為台灣已經進入到資本主義成熟化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隨著資本的擴張與集中,它反映的事實是:你的薪資只能取得足以再生產的費用,亦即人作為勞力市場上互相競爭的勞動力商品,雇主買你的錢不是以你需要多少錢來生活,而是你在市場行情上大概的價值是多少。當然個別來說,你如果表現優異,雇主會給你多一點錢,這跟競爭有關,但是以總體的平均數而言,例如我們所謂大學畢業生兩萬六這件事情,實際上反映的是你的薪資大概僅能維生而已,甚至不足以維生。這是資本主義中因為勞工成為勞動力商品的結果。作為商品,例如一粒米可以值多少錢,不是考慮米需不需要,而是考慮米在市場上的價格。這個問題在過去之所以沒那麼嚴峻,是一來經濟在起飛階段,大家都還有工作機會,而且資本也因為利潤比較高而願意分一些碎屑給勞工,但在成熟化的階段,非典勞工對上述問題都有很強烈的感受。

第二,工人階級力量不足。這四個地方問題在一些地方沒有那麼嚴重是因為它有一個比較強的左翼的力量,可以主張工資問題需要國家介入、工會可以進行團體協約,雇主不可以自己恣意地砍薪水、教育費用國家應該要負擔,物價應該要管制,或者稅收要強調重分配。但是台灣沒有,我們沒有工人階級的力量,就像我們說工會大家會覺得很陌生,所以我們的情況就會比其他地方更惡化。

第三,資本主義本身就有的危機趨勢,亦即它沒有辦法無限期的增長,例如最基礎的解釋是,當投入在資本部門的費用越來越大,便相對壓低了投入在勞工的費用,而這樣的趨勢會導致利潤下降,因為資本家要投資更多錢在機器上,所以他的利潤就會下降。在利潤下降的趨勢裡,能夠分給工人的薪水可能會降低;分給工人的薪水降低,工人能購買的物品就變少;工人能買的物品變少,資本家生產出來的東西就越來越賣不出去,他就得裁撤更多的勞工;裁撤更多勞工,消費就更加不足,使得東西就更賣不出去,然後消費就又更不足,而步入週期性危機。

在利潤危機的趨勢裡,特別在危機後的時期,這樣的現象就會更加的明顯,像在2008、2009的世界的經濟危機之後,為什麼英國學費漲了三倍?因為政府把所有的公共教育資出都砍掉,改由讓學生自己負擔,但是學生的受教育品質也沒有增加,因為實際上發生的只有政府刪減預算而已。政府為什麼要砍掉教育預算?因為政府要把預算拿去補貼經濟遇到危機的財團,比如把銀行國有化,或幫助受到殘害的產業。在這樣危機後的階段,政府靠著刪減社會部門的預算來補貼財團,使得受雇者的處境,不論是花費或者所得都更加惡化了。

所以對於要抵抗貧窮化處境的青年一代,我們建議他能夠有更強烈的階級意識,他要認知到他遇到這麼多的焦慮、不順遂、壓力、被剝奪、不方便、貧困,是來自於資本主義裡面的勞資鬥爭、階級問題;認識到這些是階級問題,是政治經濟體制的問題。若能強化這樣的意識,他有可能擁有改變資本主義問題的力量,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他是在資本主義裡面被剝削的人,但正因為他是在資本主義中維持這個資本主義繼續產生的一份子,資本主義才可能繼續維持,所以如果他意識到這個體制對他是不公義的、是剝削他的、是騙術的話,他是有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的。我們發明一個詞:「資崩世代」-他是在資本主義崩潰下產生的世代,但他也是可以讓資本主義崩潰的世代。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You may also like...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