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聰:高教改革,須尋求共同治理的圖像

作者:  林敏聰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 教授
報導:  孫語辰  脈絡
編輯:  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成員、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認為,高教崩壞,緩解之道不是各說各話,利害關係者以須以「高等教育是社會投資」做為溝通的基礎,共同治理高等教育。

左:劉梅君 中:林敏聰 右:黃涵榆

左:劉梅君
中:林敏聰
右:黃涵榆

 

二十年政策,換來一場土石流

如果說,高等教育是一座山巒,1990 年代時教育部放任廣設大學就是一場暴雨,高等教育日益擴張,品質卻江河日下。二十年後,這場暴雨使山巒崩塌,形成一場前所未見的土石流,不僅部分私校營運開始被沖垮,也斷送許多年輕學者研究能力最高昂的黃金歲月、埋葬大量莘莘學子與學術黑工們對職涯的展望。

解決問題,要理解背景環境;跨科際計畫志在解決大學學科分化的困境,身在高教現場,自然無法忽視周遭這場來勢洶洶的土石流。因此,跨科際計畫邀請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在八月份的跨科際教育專題研討會裡講解高教問題。

這位 2005 年天下雜誌〈兩萬名「教授長工」〉專題報導裡正義感凜然的受訪者,十餘年來持續關注高教議題。對於如何阻擋這場高教土石流的衝擊力道,林敏聰磨礪出屬於他自己的心得。「我不同意用 PK 的方式,」他表示,「整個社會裡有很多 PK 的機會,但 PK 沒辦法解決問題。」

 

跳脫零與一之間的對抗

原訂一個小時的演講,林敏聰準備超過 60 張投影片,從頭耐心地解釋他的思路。「以往解決問題的模式,是權益受害者站出來抗議加害者。如果協調不好,受害者有能力動員一定數量的人,就有可能一定程度改變權力結構。」可是,現在社會面臨的問題越來越複雜,不必然只是零與一之間二元對立的 PK,就算同是受害者,可能也會有觀念或問題描述上的衝突。
問題結構的變化,使得改革社會的行動不必然只有打倒宰制者一個選項,還需要建立利害關係者共同治理公共事務的機制這與過去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關注後常態科學公民科學互動型專家等概念,摸索如何橋接利害關係者的初衷相互呼應。林敏聰開始把這個社會模型應用在解決高教議題上,「不同領域、不同位置的人,對自己切身的問題,感觸都很強,也會強調大學教育不同面向的功能。」對家長,大多覺得投資高等教育是自我實現與社會階層流動的管道;對科學家,高等教育培養尖端科技研究人才;人文社會學家認為高等教育要以社會責任與社會關懷為己任;通識教育聚焦在博雅素養;產業界則希望高等教育是免費、廉價、速成的人才來源。

「大家對問題的描述,也有各種學理;但是,大家對台灣的共識或方向,卻沒有有效、可以溝通的基礎。」不同人對高等教育有不同期待,事實上都指涉相異的公共資源分配策略,「但我們到底要什麼呢?」不同的團體、階層或身份地位的人須要尋求對高等教育的共同想像,共識越大,就越能找到共同的出路。

「如果我們可以開始鬆動自己對『好大學』的想像,開始思考大學對整個台灣的功能是什麼,那對大學持有不同想像的人,或許就可以開始對話與溝通。」林敏聰表示。高等教育千瘡百孔,各方要放下歧見,一起縫補出路。
 
 

如何打造具備公共性的私立大學

如果把前面提到的,家長、科學家、社會學者與產業界⋯⋯等不同利害關係者對高等教育的想像,放在一起比較,可以提煉出其中的共同點,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公共性」。換句話說,高等教育不只是個人階層流動的管道,很大一部分是社會投資。想共創高教的出路,這個上位的概念就不能被挑戰。

「公共性」的大前提會牽動很多高教現況。怎麼分配國家資源就是其中一個難題,尤其增闢財源更是難上加難。舉私立大學為例,「私校好像是『私人的學校』,就跟自家開的補習班一樣,但這個印象是錯誤的。」林敏聰指出,「因為私立大學也具備公共性,私校訓練出來的人才,也是整個社會的人才。」基於公共性,國家給予私立學校很多資源上的支持,像是減稅或土地使用等優惠,但如果沒有法律要求私校營運要公開透明,這些資源就可能會變成經營者舞弊的溫床。

「學費自由化」對私校發展來說也可能是個陷阱。不比公立學校,私校財務結構很脆弱,學雜費佔學校整體收入很大的比例,所以調整學費收入多寡的能力,影響私校可動用的資源多寡。這關係的不只是私校本身,還有整個高等教育的生態系。私校學費高於公立學校,使大學生在選項相當的情況下傾向選擇公立學校就讀,私校無法與公立學校競爭,也使公立學校容易因缺少競爭壓力而沈淪。

如果高等教育是公共的,不該因為個人的經濟因素影響其學的機會,那麼就應該盡量彌平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之間的學費差距;私校公共化的第一步是補助私校功效學費差額,促成學生受教權的平等。私校財務公共化與透明化,牽涉的子議題包括公共教育經費是否足夠、預算資源從何而來,甚至如何改革稅制,得由各界集思廣益。

 

高教評鑑不應中央集權

另一個要檢討的現況是高教評鑑制度。台灣高等教育惡化的其中一個病原就是「快速單一指標化」,固定的行政單位制定評鑑指標、執行評鑑作業,直接影響大學能取得多少營運經費,但大多數其他利害關係者只能被動地接受指標內容與評鑑結果。這種「中央集權」的指標如果沒有回到社會對高等教育共同想像裡,只是評鑑機構主觀地認為什麼好,就訂到指標裡,會是一場災難。

「公共化」不代表一定要「國家化」,工會、專業團體與政府間不是永恆對抗,可以回到公共化的前提,分享治理的權利。評鑑指標就是一個專業團體可以進場的切入點,在資訊公開透明的情況下,公民團體參與教育行政管理。

「我們目前只有政治部門有一定程度的透明,其他部分,尤其是教育,仍然保守與反動。」接近演講的最後,林敏聰語重心長。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由單一視角出發,需要利害關係者共同參與,不是被動告知其他參與者遊戲規則;但現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許多複雜的社會議題,共同治理的空間卻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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