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目的的愛都不是真愛」——論張愛玲筆下的市場邏輯與愛情(三)

作者: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生

           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三、「真愛」存在嗎?又如何可能?

       和〈傾城之戀〉寫作於同一年的散文〈愛〉,講述著寥寥數百字之故事,但在這個愛情正常性混亂的年代中,可能是張愛玲最被傳誦的文本之一,〈愛〉的篇幅之短,大段引用也不覺其冗長: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
 

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着桃樹。

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

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

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

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女人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妻,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

經過無數的驚險的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

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1]

 

       人們著魔於這個小詩篇,但這種著魔比較像是處在一種雲裡霧裡的感受中,很少對文字中的訊息進行緻密的分析。首先張愛玲說了一個故事,是一個長得漂亮的女孩子,有許多人來「說媒」。和首段所舉的例子一樣,說媒意味著媒合婚姻,和個人的喜好與意願比起來,更多的重點是在「兩姓之好」與「門當戶對」,後者在傳統中國的脈絡中尤其是一種對「經濟能力」與「政治權力」,及依賴於此二基礎才能夠支撐的「生活品味」的「條件一致性」派生出來的暗語,它利用單身男女人身為交換,對男家女家雙方利益進行精密的計算後,來決定是否「登對」。

其中,締結婚姻者的兩人是否彼此歡悅是被極少的考慮的,比較疼寵兒女的父母或許會讓其在婚前以各種窺視方式見一次面,來確定彼此意願(明清的話本小說經常對這樣的場景有樂此不疲的描述),然而那樣短暫的「一面之緣」更多的或許只是確認彼此外貌合不合乎心意,而對容貌之外的東西別無所知。這是五四自由話語所拒絕的,張愛玲亦說這個小康之家的漂亮女子,說媒都「沒有成功」,意味著「愛」不會發生在這種「條件的媒合」當中。

張愛玲

張愛玲

 

       那麼愛發生在什麼時候呢?她說「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為了避免重蹈自己所不願的條件論,文本對年輕人的背景沒有隻字片語,只寫他住在對面,曾經見過面,或許有可能從家裡人的言語流轉裡聽到彼此的事蹟,也或許在禮教大防之下一無所知,「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這是他們初次對話,表面上看來是單向的,因為「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兩人靜默,對話也沒有繼續延續「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然而,愛就在這一瞬間發生了,我們不知道他們相互認識到什麼地步,也不能確定當中二人是如何判準的,總之在這樣一個近乎真空、剝除一切虛文的狀態中,愛發生了。這樣的愛具有什麼能量呢?張愛玲如此描述:女孩子後來並沒有和年輕人結婚,反而是嫁予別人做妻,又生逢亂世,不得安穩,幾經轉賣,動盪不在話下。

但是,在她垂垂老矣的時刻,她「都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那個夜晚」,「那株桃樹」「那個年輕人」。在此,這發生於一瞬間的純粹的「愛」雖然短暫,且沒有任何介質能夠維持,但是它卻是力抗人事周折,雖是瞬間但凝凍成永恆,「即永恆即瞬間,即瞬間即永恆」。看起來不可思議,但而到了這裡,我們才能理解一開始那個說「這是真的」的敘述者(或許可以僭越地把它當成是張愛玲本人),他對於「愛」是的看法──一種具有高度的偶然性卻又於偶然中留存永恆的關係。[2]

       偶然性來自於在時間的荒野裡只是「剛巧趕上」的人發生的一些什麼,那些什麼可能和實際上的人生走向無所相干,愛也沒有力抗命運狂瀾的能力,但在愛落實的那一瞬間,愛便被永恆地閉鎖起來,藏在某個神祕的匣盒裡,這匣盒不可被物質交換不可被其他記憶取代,而這是「真正的愛」。

       中文在線百科說這個寫「愛」的「文章卻絲毫沒有那種熱戀中人的狂熱、騷動不安的感情,更多地是蒼涼與無奈,它不是一個美麗的愛情童話,更像一則寓言」,言下之意似乎有點可惜,卻恰好地說出了某些張愛玲在這個故事中所要破解的那種好萊塢式的「騷動不安」的言情愛情劇碼,〈愛〉裡的「愛」或許不到蒼涼與無奈的程度,但就敘事者看來,真正的「愛」的確不是那種想像中的美麗的童話故事,「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時,會出現的不是狂喜痛哭等強烈的情緒反應,而只是「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然而這樣的一句話在獲得彼此的肯認之後,擁有的能量卻是永恆不滅的。

張愛玲(1935)

張愛玲(1935)

       透過〈愛〉,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流蘇柳原的愛發生在戰爭當中,因為在這個去掉一切浮文的時刻,他們理解了「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在炸彈的威脅下,婚姻、財產、名分、頭銜都是虛文,他們僅剩的只有兩個呼吸著的腔體。

可惜的是,這一對或許是中國現代小說最知名的伴侶的愛或許能凝凍於瞬間但卻無法維持下去,〈愛〉裡的年輕人和女孩子是在極為平常的狀態中相遇相愛,然而柳原和流蘇卻是在非常狀態中才願意相愛,換句話說,他們相愛的基礎並非來自本意,而是陰錯陽差的外力造成。

於是,當非常轉為平常時,這對在非常狀態中結為夫妻的男女又回復到了平時的樣子:「柳原現在從來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那是值得慶幸的好現象,表示他完全把她當作自家人看待──明正言順的妻」。

戰爭讓流蘇贏了,傾覆了一個香港城完成她的心願,然而「流蘇還是有點悵惘」,因為他們婚姻的最終結果,還是缺乏愛與幸福的。

       張愛玲在此展現的極理想之「愛」,嚴格又悲壯,仿若鮑曼所說:「不得不託付給命運,是愛的本質」[3]。託付給命運意味著自願地把自己的某些部分交給不可知,而因為「所有的創造都無法確定止於何境」,我們不知道愛最終會走到哪裡、愛的對象是否會如同我們希望般的對待我們和時間又會如何磨折愛,所以「愛」要承受的風險可能是講求經濟計算的現代社會中所最欲閃避的一種。

張愛玲(1946)

張愛玲(1946)

由此出發考察其筆下其它的「不純」的「愛情」文本(至少還有〈鴻鸞禧〉、〈花凋〉、〈琉璃瓦〉、〈連環套〉、《怨女》、〈金鎖記〉),便可知何以其中經常透露一種冷嘲的反諷。

在這些涉及婚姻買賣或交換的小說中,她反覆陳述著這種無愛關係的異化與恐怖。這種說明衝動甚至讓她在〈同學少年都不賤〉裡取消了文字技巧的包裝,直接藉由女主人翁陳玨之口說出:「有目的的愛都不是真愛,她想。那些到了戀愛結婚的年齡,為自己著想,或是為了家庭社會傳宗接代,那不是愛情」,「我覺得感情不應當有目的,也不一定要有結果」這樣的話來陳述己意。

       但是,堅定認為愛是婚姻關係成立的基礎張愛玲,並不和當代婚紗業者或婚禮策畫公司一樣,將愛單面的視為「幸福」、「快樂」的同義詞。[4]在一九七O年代開始寫作的《小團圓》中,她便以近乎自剖的方式申明了這種「無目的的愛」潛藏著某種強大毀滅性力量。《小團圓》的男主人翁邵之雍不修男女關係,對身邊女伴的態度是多多益善為佳。他還和女主人翁盛九莉的好友文姬發生了性關係。

九莉對這一樁事件的辯詞是「她(文姬)那麼浪漫,那次當然不能當樁事」,「這種露水姻緣她不介意,甚至於有點覺得他(之雍)替她擴展了地平線」,看起來三十年前〈愛〉裡的觀點在三十年後照常不變,愛和性忠貞並不那麼密切相關,然而有趣的是,張愛玲在這數十年的沉澱中似乎看法有了轉變,九莉雖然幫之雍辯護,但並不因此就免除痛苦,雖然她並不「篤信一夫一妻制」,可是對於之雍的男女關係「只曉得她是受不了」的。

張愛玲(1930)

張愛玲(1930)

 

「她只聽信痛苦的語言,她的鄉音」,她愛之雍,之雍的行為給她帶來痛苦,然九莉的困境是她又清楚的認知到「他是這麼個人,有什麼辦法?如果真愛一個人,能砍掉他一個枝幹?」,在兩人信裡提到之雍的新歡的小康小姐時,「九莉漸漸感覺到他這方面的精神生活對於他多重要」,於是她強迫自己不要在意,然而,

以為「總不至於」的事,一步步成了真的了。

九莉對自己說:「『知己知彼』,你如果還想保留他,就必須聽他講,無論聽了多痛苦。」

但是一面微笑聽著,心裏亂刀砍出來,砍得人影子都沒了。[5]

 

九莉與之雍情感的結束便是起因於這個兩難的無法克服,這也是為什麼張愛玲在與鄺文美通信中說《小團圓》是「一個熱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迴,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這個「東西」,或許就是她的體悟:「無條件的愛之難,難於上青天」。深愛之雍的九莉,在兩人決絕之後,遭受的傷害是「吃了幾個月的美軍西柚汁,蒼老而瘦到了幾個月月經沒來」的程度,之後才緩慢復原。

 

張愛玲(1954)

張愛玲(1954)

四、張愛玲提示的另一條路

       閱讀張愛玲那些看似纏綿悱惻的婚戀文本,能讓當代的我們看到婚戀在「自由擇偶」了之後仍受著其他因素宰制因而產生的異化,[6]而她同時也提出了另一種非風險計算、非依市場邏輯的愛情與婚姻模式之選擇,但是她並不廉價地兜售自己的觀點,而是將其最苦痛而不受己控的一面誠實地攤於紙上。從九莉的例子可以看到,「無目的的愛」絕非「遇到那讓我完整的另一半」的「浪漫愛」[7],也不只是宣教士們「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彷彿遵守性忠貞戒律的重要性大過於激情的理想,讀九莉和之雍的相戀故事,幾乎想起齊澤克在「愛.垃圾」影片裡說的:

歸根究柢,愛是什麼?愛不是將對方理想化,每一個貨真價實的情人都知道,

假如你真的愛一個人,你不會理想化她/他。

愛意味著,你接受某個人的失敗、愚蠢、醜態,然後這個人對你來說依然是絕對的……

這人令你覺得人生值得活下去,你在不完美中看見完美。[8]

 

許多人不能理解九莉何以愛之雍這個她有時打從心裡嘲笑的「爛人」,但「無條件的愛」正正意味著愛不可能被汰弱留強、擇粗揀精的被打算,愛,便是連那些自己無法忍受的噁心的、腐爛的、不合己意的部分也要跟著一併接收、去愛

       我們或許不能要求每個人接受張愛玲的愛情觀,因為這是一條難走的路,這樣的愛「是一種極端暴烈的行動」,其能量沛然莫之能禦,其毀滅性也同樣無可禦。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便要反走極端,將自我、他人、彼我間的親密關係跟感情都納入嚴密的情感風險管理中,並作為帳戶數字來處理。

至少,透過張愛玲早在七十年前就已經提出的意見,我們能開始審視當代愛情邏輯的缺失,這缺失是:此邏輯運作的最終結果至少已經有自我扼殺、產生異化、喪失愛的能力……等等。而若是決定拒絕這個看起來頗為不理想的結果,或許我們還能做更多的是:在市場邏輯之外,重新探索不同的愛情與人際關係的可能性。

 

「有目的的愛都不是真愛」——論張愛玲筆下的市場邏輯與愛情(全文完)

 

 

[1]張愛玲,〈愛〉,《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6),頁77-78。

[2]翻譯巴迪歐(Alain Badiou)《愛的多重奏》的譯者如此寫道:「在巴迪歐看來,在當今世界,愛卻越來越多地受到威嚇。一種威嚇,是在安全的名義下,通過各種理性的算計,把愛排除在偶然性之外。而另一種威嚇,則是放任自己,把愛簡單地視作性欲的釋放,以玩世不恭、遊戲人生的態度來對待愛情。」流蘇和柳原不正是這兩種威嚇的典型代表?鄧剛,〈譯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24-25。

[3]這是他引用培根的話。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著,何定照、高色濡譯,〈出入愛戀〉,《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台北:商周出版社,2011),頁41。包曼認為不如此承擔這個風險則無法將那些被現代性所鬆脫的東西重新連結起來,如果在任何方面都選擇不交付自己,那麼我們就會真正地活在液態中。

[4]「蘇菲雅婚紗攝影,這一生,最幸福的決定」、「那年我戀上一個人,期盼他伴我一生,穿上幸福的嫁衣,我是此生最幸福的人」、「梔子花婚禮工作室‎:永恆的愛與約定」,這些網路上隨意可以擷取到的廣告詞說明著一個恆等式:「愛情」=「永恆」=「婚姻」=「幸福」=「快樂」。

[5]張愛玲,《小團圓》(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頁204。

[6]「異化」是馬克思在討論現代工業模式中,工作與生產者無涉的一種斷裂情形。就馬克思的觀點,中世紀作坊生產模式生產者是和工作緊密連結在一起的,生產者熟知工作細節與步驟,可以自己掌握速度,亦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與情況來調節生產,然而工業生產模式卻打破了這種和諧關係,工人和他所做的產品脫離,他勞動出來的產品成為了「一種異己的存在物」,甚至這個產品「不再依賴於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起來」。這樣的概念之後延伸到各種本該和諧相屬或「是其所是」的事物因為某些因素而「非其所是」或是異於本來該有的樣態。例如婚戀這種人際關係,本該是人出之己意,因而歡悅地去和他人締結交往關係,然而在「計算」的干擾下,人將利益放諸於意願或感受之前,這樣締結出來關係是利益原則凌駕了人的自我意願,因而和人本身對立起來,甚至淹沒了人,不再是人的意見制定人際關係的規則,而是市場邏輯制定,人受其宰制。

[7]這裡的浪漫愛是採用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脈絡,浪漫愛的形成有其複雜的歷史成因,但性質來說「浪漫愛本質上就是女性化的愛情」,「在浪漫愛的依戀中,崇高愛的元素通常會壓倒性愛的熱切」,「浪漫愛假設人與人之間可以建立一個持久的情感聯繫,其基礎則是這個關係內在的一些特質」,浪漫愛往往被認為是立即的吸引-『一見鍾情』。……所謂的『第一眼』是一種溝通的姿態,是對另一人的特質的直覺認知。這是一個被某人吸引的過程,而這個人據說可以使你的人生『完滿』」,浪漫愛看似是無目的「浪漫愛長久以來包含了一個平等的精神,相信兩人的關係不必建立在社會條件上,而可以來自兩人感情的相繫」,然而實際上並不是,因為一見鍾情的瞬間,意味著在瞬間判定這個人是否「可以補自己缺失的那另外一半」,這樣的狀況一旦對應到社會分工--「在權力這方面,浪漫愛是完全不平等的,因為對女人來說,浪漫愛的夢想往往通像嚴酷的家庭內宰制」。見氏著《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台北:巨流出版社,2001),頁41-47。

[8]由Žižek Society齊澤克學會製作,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aTmN30XoFc

You may also like...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