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監視的安全恐怖:言論自由與網路霸凌 (下)

作者:洪世謙   中山大學哲學所專任助理教授

編輯:楊力行  科學人文跨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專任助理

 

根據上述網路流動空間中所談及的網路安全和網路的流動自由,我們可以發現對於網路安全的掌握,往往透過對於資訊的交換與流動進行調控,即所謂的切換器(switchers),其意味著進行資訊的轉換、分配與交換,而這些所謂的切換器,一如傅科所強調,這些人並非個人,也非某個具體的中心,而是「系統」。這個系統散佈於整個社會之中,實施對整體社會及個人的全景監控[3]。因此我們可以說,所謂的網路安全或網路言論、流動自由,實際上也是一套複雜的機制所部署出來的知識體系和安全概念,為的依舊是讓在社會位置中掌有資源的人,能在網路的流動空間中,不至於因為網路空間的流動性而喪失他在地域空間(space of places)中的統治地位。亦即,網路空間可視為是社會空間(social space)[4]的延伸、再複製與再生產。

針對全景監視,波斯特(Mark Poster)提出了一項有趣的論點,他認為資訊時代,數據庫就是一個超級的全景監視,收集個人資料並組合個人檔案,然而這種超級資料庫完全不侵擾他人,卻同樣可以進行對每個個人的規範化。他以此認為,傅科關於話語權的論述,其實也適用於網路的全景監視,因為龐大的資料不斷地被生產以及匯聚於資料庫中,然而擁有資料庫的人,僅有所謂的機構,例如醫院、國家、大學和跨國企業,因此當越來越多人使用這些網路數據的交換或者進行商業交易,便同時意味著個人資料和行為成為公共資訊的一部分,個人選擇受制於他人的監視,並且是自願地參與。於是,當人們一進入了這個以訊息所形成的龐大資料庫的同時,亦即一旦啟用網路與電腦(手機)時,便已(心甘情願)進入一個龐大而不著痕跡的全景監視。然而,這樣的監視並非權力的監視,而就是如同日常生活般的運作,這種毛細孔式的監視延伸至社會空間及網路空間。

綜合上述,正如傅科所提醒我們的:「在一個像我們這樣的社會裡,多重的權力關係穿透、特徵化並構成社會體,這些多重關係相互不可分離,並只有在真理話語的生產、積累、流通和運轉的情況下建立和運轉…我們屈服於由權力進行的真理的生產,而且只能通過真理的生產使用權力。」[5]同樣的,哈維亦表示:「時間和空間的客觀概念,必定是通過服務於社會生活再生產的物質實踐活動和過程創造出來的。」[6]換言之,權力正是透過生產安全論述,進而從社會關係和日常生活的紋理中,對個人進行無止境的規訓、調整和監視,而這一切都是以安全和保障自由為名。監視作為預防和安全,正是權力者建構並希望我們同意的真理話語,透過更多的數據,生產出一套恐怖/安全論述,權力者便可以此堂而皇之的對全民進行全景監視。

因此,關於網路霸凌(包括其後續產生的恐怖與安全的感受),其問題關鍵不在網路,因為在所謂的現實生活之中,亦存在著言語或者話語權的霸凌。網路霸凌解決之道,也並非以網路實名制犧牲言論自由或以網路安全為名,讓權力者更易全面監控網路。實際上,網路實名制是個假議題,我們現已生存在一個資訊社會之中,這種網路老大哥,從我們的電子郵件、通訊(聊天、交友)軟體、網路銀行到線上購物等電子註冊形式,已實質對我們進行全面的實名監控。因此,值得我們反思的是,不論是網路實名制的呼籲,或強調對潛在危險者的嚴密監控,其實都將更多權利/力交付給統治者(握有政治、市場或資訊的權力者),落入了統治者以安全為名所進行的統治技術,讓統治者有更高的正當性進行對人民更無所不在的監控,並更強度地箝制人民的言論自由,而這一切恰好是權力者所期待的。

cyberbullying h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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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解決網路霸凌的關鍵在於,既然網路世界是現實社會關係的延伸,那解決網路霸凌的方式,還在於如何建立良好的對話基礎。霸凌的發生往往在於為數眾多的沉默者及話語權的不對等,這意味著參與者以及話語不夠公共化[7],而網路世界恰好是讓議題公共化最好的場域和載體,其容納各種雜音、異議,各方話語在此展開交錯、拉扯、對峙、衝突、擴散等張力。若語言和話語本身就是一種力量關係,那要遏止網路霸凌的方式,非但不是以實名制限制言論,而是讓更多各種不同的言論都能在同一個討論群中被看見,這將一方面讓議題不為少數人所主導,而是透過各種意見的紛雜呈現,全面卻又細部地讓各種不同觀點都被看見,走向開放的多元性;另方面,那些主導性卻過於激烈偏頗的言論,亦會因受到公眾的檢證,而不得不修正其觀點,當所有觀點都能並呈時,才能避免由話語權的不對等所造成的言語霸凌。同時,最重要的是,這也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言論自由,而讓最微小的反對意見,也有發聲的機會,挑戰或拆解主導性的單一言論。如此,我們才既捍衛了言論自由,又避免了網路的言語霸凌。

 

[3] 柯司特著,夏鑄九、黃麗玲等譯,《認同的力量》,2002,唐山出版社,頁328-329。

[4] 「社會空間」(l’espace social/ social space)的概念,可參考布迪厄(P.Bourdieu)的定義。P. Bourdieu,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9.

[5] M.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 Paris, Gallimard,‎ 1997,p.22.

[6] D.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1990,Blackwell,p.204.

[7] 這種透過言說使議題和言論公共化的說法,並非指哈伯馬斯所主張的理想溝通情境,而是更接近傅科或德希達從言說的發散與聚合所產生語意上的挪用與解構,這種主體與他人隨時處在由網路所構成的共在空間,主體必須隨時受到來自各方的補充與挑戰,這一方面說明了參與者之間的平等,二方面也讓特定人士無法以特有的權力主導特定議題,使議題成為公共性,也讓議題的討論具有更多層次與面向。相關概念可參考M.Poster, The Mode of Information,1990, Blackwell.Ch.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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