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三)

作者:蔡孟哲 國立清華大學 中文所 博士生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為什麼感染者參加性藥/派對、把帶套選擇權交給對方、沒有主動告知感染狀況、想自我放棄就是不好、不負責、不合法的呢?

以被動式攻擊與毀滅性人格的心理歸因來究責用藥感染者,其實是公衛-司法論述的再生產,藉由醫療道德權威,把性傳染病和愛滋傳染的責任都歸屬到性藥/派對和感染者身上。如此一來,也就會忽略無套煙趴的一些前提或情境,例如煙HI的效果可能可以讓感染者暫時擺脫愛滋感染的污名位置和社會壓力,以及前面提到一些低風險的BB無套實踐等等。此外,澳洲愛滋文化研究學者Kane Race則指出,煙做為具有能動性的物質,其作用效力在於增進自信、影響情緒、擴大感官敏感度等,有些感染者和使用者反而是透過呼煙來獲得幫助,他們因此能夠處理那些負面情緒,或者再次與人親近、參與新的性社交網絡等生活上的改變。

藥物的確可能帶來傷害,愛滋感染者若用藥不當也可能會造成身心受創,但公衛和醫療單位所接手的個案,多半都是需要介入協助的重症特例,卻反而形成某種醫學樣本,變成具有專家威信的知識來源和評判準則,這種愛滋防治策略依舊是由醫療道德權威來主導,也就難以去理解各種不同煙HI者的實踐情況,發展出合宜的照顧策略。

本地對於煙HI與BB實踐的公共討論仍顯不足,因為這類實踐在目前的氛圍環境下依舊充滿罪惡與羞恥;不同於醫療公衛面向的討論和研究也需要展開,像是:台灣性藥/派對場景轉變的歷史,如何因為公共空間道德管制而被逼到「走私」(空間私人化和議題地下化),以閃避警察與司法權力越顯嚴密的臨檢和監控,卻反而造成人們選擇噤聲自保,許多知識無法公開討論,甚至朝向更私下甚或更風險未知的玩法。或是台灣派對藥物發展的歷史,例如安非他命如何從安變煙的社會文化脈絡,其在解嚴前後幾乎普及到「成為全民運動」,在2000年左右又怎麼由E和K取代,到近來又回流為男同志助性用藥的演變狀況。再或是煙HI與外在恐同歧視、內化的恐同罪惡、男同志次文化以及愛滋污名的影響等等,例如即便煙同時被歐美公衛論述建構為「高度成癮危險、高度感染風險」而迥異於其他派對藥物,Kane Race的研究仍嘗試反駁這樣的說法,像是物質使用和不安全性行為沒有顯著相關,或是煙HI時的男同志性實踐和其他用藥也沒有顯著不同。只採用醫療道德權威的病理式歸責,無助於理解性藥/派對主體的複雜處境以及反思愛滋防治的工作。

2015年元旦警察大規模臨檢台北的男同志舞廳,他們在其中一間查緝到派對藥物,於是帶回62名男同志進行偵訊、驗尿和驗血;而接下來的三天假期,警察持續臨檢同志舞廳和酒吧,這是台灣近十年來規模最大的派對臨檢行動,更不用說其間針對男同志舞廳、酒吧和三溫暖的小型臨檢。

元旦 夜店 臨檢 - Google 搜尋

事件之後,男同志社群再度出現切割用藥同志的聲浪,更可見針對性藥/派對的高壓治理和道德污名仍舊強大,彷彿那一切都要被淨空與消音。農安街轟趴事件已屆十周年,我們既聽不見那些隱姓埋名的趴客們的痛苦與哀悼(自我噤聲?),社群也沒有繼續公開哀悼(不在場證明?)。

針對元旦的臨檢,在facebook上的活動,從裡面可以清楚發現其論述也規避著對性藥/派對的高壓治理和道德。

針對元旦的臨檢,在facebook上的活動,從裡面可以清楚發現其論述也規避著對性藥/派對的高壓治理和道德汙名。

這些社會邊緣、底層之底層的個體的消逝與死亡看似是一種社會結構下的必然,他們的存在本身被迫承擔整體社會的受苦與失落,在當前同志社群一片擁同婚反污名的聲浪中,誰會記得這些「毒蟲」?而誰又願意來哀悼這些「愛滋鬼」呢?

 

本文嘗試回應的是醫療公衛的專家知識、愛滋NGO的減害操作,以及愛滋政策、法律與司法系統所共構而成一套關於男同志用藥感染者的論述,而這論述來自當時農安街轟趴事件裡示眾權力運作的社會脈絡,其所形成的知識/權力框架了我們思考責任承擔和不同倫理的可能性。在農安街事件之後,越形高壓緊縮的檢警查緝與道德氛圍,使得男同志用藥社群對於藥物實踐的知識不再如以往那般自由流通;加以社會對於性藥/派對的認識框架已然定型,而且隨著台灣愛滋治理政體的逐步形成和介入感染者生命,都讓當前男同志性藥文化呈現不同的樣貌,像是煙嗨的興起與轟趴的退潮,而這都需要我們展開更多不同面向的討論。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全文完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ㄧ)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755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二)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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