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二)

作者:蔡孟哲 國立清華大學 中文所 博士生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農安街轟趴事件使得愛滋治理權力介入男同志性藥/派對次文化,而其背景則是台灣愛滋公衛政策在2004-2008年間採用美沙酮替代療法,宣稱有效降低以海洛因為主的靜脈注射藥癮愛滋傳染率之後,公部門的愛滋防治轉進大力處理MSM(men have sex with men, 男男間性行為)的愛滋問題,其中男同志次文化中的網路交友約炮、無套肛交(bareback, 俗稱BB)以及性藥/派對被認為是促使愛滋感染率升高的原因,而逐漸受到關注,其特別聚焦男同志青少年群體。愛滋公衛為何要顧慮男同兒少與派對藥物這一塊,一部分是因其統計數據顯示男同志感染者年齡層降低,一部分則來自歷年校園反毒「春暉專案」此塊法律-道德論述帶來的思維,亦即「青少年心智發展未全,易受性與毒品的誘惑」的說法

這些針對派對藥物濫用與愛滋防治的論述,無論是成癮戒治或藥物減害的觀點,一方面引介了國外醫療及公衛科學研究的專家知識,另一方面則挪用了性藥/派對次文化的草根經驗,前述社群內部的公共知識逐漸被外部化與公衛化,成為防治論述的研究對象。這些由專家研究知識結合草根經驗所形成的減害論述與教材範本,再透過現行民間愛滋NGO甚少檢視的醫療個管制度,運作到與感染者諮商互動的情境之中。黃道明的研究指出,藥癮減害政策和農安街轟趴這兩個與毒品有關的事件,促使愛滋公衛機關加強對用藥感染者的列管治理,愛滋個管制度就在此毒品消費的脈絡下浮現,那些減害教材則成為個管人員用來做行為導引或改變的知識基礎,同時也形成評價感染者行為的道德標準;此外,在個管制度裡出現的「穩定個案」新範疇(亦即接受個管滿二年、穩定就醫與服藥、未重複感染性病或兩年內未吸食或注射毒品者),則反證出醫療個管體系內隱的道德階序,「儼然成為觀察勒戒用藥感染者的監護機構」

台灣民間愛滋NGO組織與工作者對於派對藥物和個管制度的立場態度複雜而紛歧,呈現出不同光譜與內在張力,它們對於男同志性藥/派對的立場互有差異,其所生產運用的減害說法亦略有不同。例如,最早由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出版的《性愛達人》(2005年初版、2013年再版),以及後來由小YG行動聯盟與男同志減害健康聯盟共同出版的《跑趴指南》(2009年初版、2011再版),都從較為務實的減害觀點出發,在「不鼓勵使用任何非法藥物或從事沒有安全防護措施的性行為」的立場上,希望無法拒絕趴場的人能夠「玩得安全且健康,就是你應該做到的事」。他們透過收集過往趴客的經驗以及國外藥物減害網站的資訊,列舉跑趴與用藥的注意事項,以及如何降低用藥與性行為的風險,包括相關法律責任和日常生活影響;而其中一些關於在地趴場文化和用藥提醒,就是過往社群流傳的經驗累積。熱線的「愛滋愛滋亮晶晶系列講座」在2011、2012年分別舉辦討論娛樂藥物、無套與男同志轟趴文化等議題的公開座談會,希望帶給社群既愉悅又安全的藥物減害觀點。

此外,露德協會出版的《娛樂性用藥減害手冊》(2013),同樣宣稱以減害立場出發擬編,但是更強調藥物使用與性愛、與性傳染疾病風險之間的關連;而在各項藥物簡介的內容之中,更為詳述使用後的負面效果、長期使用對於生心理的危害,以及法令規定的罰則。手冊即便羅列了各式減害策略但更強調風險影響,讀來也像是各種因誤用、濫用藥物的死傷案例彙編,相較於《性愛達人》與《跑趴指南》,它更像是一本披著減害外皮、實則為藥癮戒治立場的毒品教科書。紅絲帶基金會雖沒有如上列NGO那樣出版減害手冊,但他們的網站有幾篇MSM與派對藥物使用的外文翻譯資料,內容則偏向藥物減害立場,例如〈男男間性行為者藥物的使用-減害之意涵〉談全球各區域MSM使用派對藥物情況的統計數據,及其所帶來的危害程度與減害介入措施;又如〈高風險藥物行為正牢牢緊抓倫敦的同性戀場域〉報導倫敦MSM嗑藥而產生愛滋感染的高風險行為,像是以交換血液的方式注射甲基安非他命或喵喵,或是陽性感染者合併感染C型肝炎比例增加的情勢等。這些翻譯文章一方面傳遞人們體認性藥/派對具有風險的「專業知識」,另一方面選譯的作品似乎同時傳達了紅絲帶的減害立場。不過,在針對愛滋防治的第一線工作人員所舉辦的訓練課程裡--《毒品不防制,愛滋難控制」-103年俱樂部藥物濫用暨毒品防制教育訓練》--他們的立場更偏向毒品防制與藥癮防治而非減害,與當前醫療公衛部分對於男同志性藥/派對的愛滋防治邏輯更形相近。

前述針對派對藥物所研發的藥物減害手冊、愛滋防治論述和毒品防制課程,有些忽略了用藥愉悅與嗨幹爽快是用藥者的立基點,以及愛滋領域新興科技所發展出來的自我風險評估實踐。即便部分的手冊教材挪用了男同志內部流傳累積的草根經驗,但那些描述感官愉悅與身體爽快的部分、或是降低風險的性實踐幾乎都被漠視了:例如有的減害策略建議拉K時最好要有清醒的朋友在旁邊,但一群人約轟趴爽嗨,誰會保持清醒看著別人玩?又如在減害說法裡會警告煙HI性愛很容易BB強調要戴保險套,但在各式各樣的性藥/派對情境裡,不同身心狀況的參與者會評估愛滋感染風險並採取不同的BB無套實踐,像是商議式安全(negotiated safety)或感染者間的配對組合(sero-sorting),這是感染者挪用HAART醫藥科技和病毒檢測技術,用以衡量自己身體狀態所發展出來具有自我風格與倫理意涵的性實踐。再或是因為呼煙的效果會使Top比較容易也願意轉為Bottom(無論是生化作用或文化慣例),而在認知到插入行為的愛滋感染風險相對於被進入來的低的情況下,處於相異感染狀態的人有時就會採用煙HI來進行體位轉換的BB實踐,或是實驗其他非插入式性交的肉體愉悅,而不只是遵循減害策略裡一再強調避免高風險性行為,以及隨之而來的早已被道德化的保險套律令。

圖片來源網站說明文字:"服用搖頭丸或K他命等中樞神經興奮劑及迷幻劑之後,容易因自我控制能力減弱而發生不安全性行為,當集體性派對參加者中有愛滋病毒或其他性病的感染者時,極易在多重性伴侶的性行為過程中快速傳播。/截圖自: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而男同志性藥/派對族群面對的不僅是來自公衛-醫療的知識論述,更有越顯高壓威權的法律規定以及相關檢警緝查的懲戒機制,例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持有及施用毒品者仍處以勒戒或有期徒刑的人身懲治;《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15條規定必要檢查對象範圍,包含毒品施打、吸食或販賣者,以及三人以上有吸食毒品之藥物濫用性派對參加者;還有第21條感染者未告知的蓄意傳染罪等等。如此看來,到底減害是要減誰的害?諸如此類的減害策略礙於醫療-司法權威與強調實務工作面向,不太著重教導社群閃躲檢警查緝的辦法,也不太會挑戰醫療公衛的愛滋防治立場(其背後強調成本效益的計算和風險利害的評估)。減害論述假設性藥/派對主體具備理性自由選擇,以及追求公定健康幸福的前提衡量,就容易忽視性藥/派對複雜多樣的脈絡情境及愉悅享樂目的,也可能形成「個人造業得自己擔」的責任化效應。原本立意良善的減害操作或許就淪為醫療恫嚇、司法警惕與道德教誨,而有助於形成生命權力的全面佈署,成為「忌色、滅爽、反毒」愛滋治理權力的一環,與醫療公衛部門共構為讓男同志用藥者與感染者難以愉悅/逾越的「不爽政體」。

更甚者,還有醫療公衛專家把偏離正軌的性藥/派對肉體實踐抽離原本的脈絡,加以病理化操作為樣本範例,例如精神科醫師衛漢庭引用國外醫學研究指出減害措施對於男同志使用安非他命(煙HI)助性是無效的策略,認為台灣男同志性藥文化是相當危險的問題亟需高度重視:「少數男同志族群之安非他命濫用已不僅是物質濫用或精神疾患之問題,對性病防治之公共衛生產生顯著負面影響」。而疾管署愛滋公衛醫師羅一鈞則以一篇在各男同志網路論壇廣為流傳的文章《HIV教我的事》,做為「娛樂藥物帶來各種誘惑與健康風險的實例」,分析台灣煙HI與BB實踐的情況。在對本地的性藥/派對情境脈絡仍未全然清楚掌握的情況下,他們的說法製造出「煙HI=BB=高風險感染」的論述效應,他們認為:「在追求極致的性愛與肉體愉悅下,安全性行為或保險套顯然是多餘的!」以及用藥感染者的心理因素與精神狀態:「娛樂用藥是種被動攻擊的心理防衛機轉」(怨恨報復但不主動BB)、「娛樂用藥、BBES或無套煙趴是感染者自我放棄的壓力因應方式,造成更深層的惡性循環」(憂鬱、焦慮、挫折和適應不良等負面情感)。在目前台灣仍缺乏對於煙HI與BB感染間因果關聯性的實證研究資料,以及男同志社群還無法對此情慾實踐(及其污名)公開且充分討論的情況之下,網路文章所描述感染者參加煙HI無套趴的情節,就坐實且回饋了愛滋公衛與精神科醫師對其手邊感染者個案的病理化與心理化的診斷,再度產生恐嚇與殺雞儆猴的權力效應。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一)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755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三)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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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ponse

  1. 臨床心理研究生 說:

    不然你覺得怎麼做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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