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一)

作者:蔡孟哲  國立清華大學 中文所 博士生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近十年來,台灣醫療公衛部門的愛滋防治重點,開始轉向注意派對藥物與愛滋的關連,其研究顯示網路交友約炮以及性藥/派對是年輕男同志愛滋感染率上升的主因,認為這些物質因在使用時有助於各樣性行為發生,可能會引起意識模糊、降低自我控制的情況,以致於增加高風險性行為的比例,像是無套肛交,而被認為會提高愛滋傳染的機會。或是愛滋感染者使用派對藥物可能會延遲就醫服藥、影響愛滋藥物的服藥順從性,以及有較高比例會無套性交和感染性病等。於是,醫療公衛部門引介國外研究並結合台灣在地脈絡,生產關於派對藥物的減害策略,並且透過愛滋病個案管理制度的培訓課程以及民間愛滋NGO服務產業的運作施行,滲入男同志愛滋感染者與男同志社群之中,逐漸成為台灣愛滋治理之論述核心。這些結合各類「專家」所生產的減害論述與操作,形成當前疾管署的愛滋防治邏輯,共構出「忌色、滅爽、反毒」的生命政治,藉由包裹同志友善與人道關懷的治理技術之實踐(如通報列管制度或減害勒戒技術等),男同志用藥者與感染者身體成為生命權力的佈署對象。

 

本文所指稱的醫療公衛部門,主要是指形構愛滋治理權力,生產和操作愛滋防治論述的機構、組織和制度,包含疾管署(例如防疫政策與法律)與愛滋醫療單位(例如醫療個管),而部分民間愛滋NGO的知識生產忽略「愉悅」,也成為醫療公衛部門的愛滋防治論述的一環。它們的防治邏輯倚賴的是醫療或法律的權威論述,強調男同志濫用派對藥物容易感染愛滋,及其所可能引起的人身與社會國家傷害,而「愉悅」做為男同志性藥/派對主體經驗的層面鮮少被討論,更惶論討論派對藥物做為一種觸發主體自我轉變的物質的可能性。

在E藥瑞舞與轟趴次文化較為盛行的2000-2003年期間,男同志生產過一些日常生活的閃躲技巧和衝撞戰略,也打開過些許存活和抗詰的空間,例如個人親身體踐的地下用藥經驗、在瑞舞派對或轟趴進行過程發展出來的照顧關係、避免檢警查緝追捕的空間安排、黑話術語、臨檢實務、筆錄教學等等法律相關建議,這些在不同介面管道(特別是人際網絡與網際網路)流轉散播成為「公共的」草根知識,在後來都被愛滋治理權力一一刺穿或阻絕,而最主要的轉轍點就是2004年的「農安街轟趴事件」。

 

台灣的新聞媒體報導男同志性藥/派對從新聞標題到敘述內容一直以來幾乎如出一轍,尤以2004年農安街轟趴事件為最。2001年性藥轟趴在男同志社群內已經出現,從2002年開始逐漸盛行,媒體早在農安街事件前半年就報導了同志轟趴,緣由是愛滋NGO注意到轟趴成為愛滋感染的溫床而舉行記者會,這時的報導似乎就已定調同志轟趴的「性污名」(肉慾橫流)與「污名性」(愛滋穿梭)。 在2004年1月17日深夜,警方查獲位於台北市農安街的男同志搖頭性愛轟趴,帶回92名趴客驗尿驗血,媒體同步在現場拍攝取締畫面,呈現92名男子只著內褲裸身抱頭、集體蹲坐在小房間內背部被拍的影像,在當時引起非常大的社會恐慌與同志社群關注。

圖片為蘋果日報於2004年1月21日報導農安街轟趴時所刊登。圖片本身是超連結,點選圖片會直接連結到該篇報導。

 

後來媒體報導方式與內容形成人們認知性藥轟趴的主流常規敘事, 此腳本框架也一再被挪用來生產相近的報導。 而在農安街事件發生後2日,當時的愛滋公衛機關疾管局召開記者會,發佈轟趴中有28名愛滋感染者(14名已列管、14名新發現),並表示如此高的檢出量凸顯轟趴已不只是疫病傳播,而是嚴重的社會問題,過往的道德勸說無效,要將這28名感染者移送地檢署併案偵辦,依「蓄意傳染罪」追究刑責,其餘的人仍需持續半年追蹤。

當時的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隨即發表聲明回應疾管局,批評其行徑嚴重侵犯感染者人權,更無助於愛滋防治:首先,疾管局掌握愛滋感染者個人資料,卻逕行持予警察單位比對,自己就違反法令規定不得洩漏感染者隱私的規定,此舉將感染者視為罪犯監控,根本是白色恐怖。第二,一方面對感染者提起公訴乃將責任限縮感染者個人,但另一方面派對現場有數百個保險套,顯示派對參與者從事「安全性行為」,若起訴成真,等於衛生署多年來致力推廣的「安全性行為」政策是自打嘴巴。第三,法令雖賦予檢警驗血篩檢之權,但「公權力不能假借公共衛生、社會安全或任何名義恣意破壞,任何人在非自願、沒有心理準備下被確認感染愛滋,對個人心理的衝擊與傷害難以預料,嚴重者可能導致當事人自殺」。

即便民間NGO提出反論述(reverse discourse),加以後來檢方因查無具體犯罪事證而沒有起訴任何人,仍有一名趴客受不了輿論壓力和可能的判刑結果而輕生。愛滋文化研究學者黃道明更指出,在事件發生後,疾管局隨即建立轟趴追蹤管理的作業程序,除了在查獲者的驗血結果未確認前,就要在24小時內比對感染者的列管名單外,還須持續三個月追蹤輔導篩檢初步結果為陰性的參與者。此外,2007年經大幅修正後的愛滋防治條例實行之後,在官方公告的HIV病毒檢查必要者的名單裡,「轟趴」參加者取代以往的「同性戀」成為新的強制篩檢對象

回顧農安街事件及其後續效應,我們看到檢警與公衛部門利用媒體做為訊息傳遞的管道,告誡社會大眾濫交用藥危險的觀念,農安街事件因而成為「示眾權力」的運作對象,鞏固了男同志性藥/派對就等於愛滋感染溫床的深刻認知,形塑為一則威脅著公衛防疫、社會治安和道德風俗的壞榜樣,同時促使政府機關擬定制度規章以便進行管理控制,也區分出不合格、不守分的性藥/派對偏差主體。這個事件深刻形塑了轟趴場景與男同志社交生態的文化再現,一方面來自大眾媒體持續對男同志性藥/派對的負面報導,另一方面則是醫療-公衛以科學權威論述介入藥物使用與愛滋感染的再編碼與再傳播,兩者相互影響而逐漸沉澱為人們用以理解性藥/派對的主流常識和敘事腳本:「肉慾淫亂、濫交雜交、違法亂紀、吸毒危險、愛滋風險」。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二)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767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三)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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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1. jtchen 說:

    後現代的「多元典範」也許不難,「並行不悖」卻違背基本人性。
    當人們訴求情感與情緒是人性的核心,不應受外來的理性束縛時,同時又要求理性為基礎的人權與自由,面對或處理這種矛盾事訴諸理性還是情感?需要內在還是外在的制約?哪一部分的人性比較人性?

  2. 張佳茗 說:

    人們會去嚐試這樣的性行為,其實討戰社會紀禁忌的一個反彈。這是個虛偽的社會結構。"性"是具有很大的魅力,不過,性並不會泯滅理智,也不會泯滅人性,我並不鼓勵亂交,也不遣責。
    *樂天知命的狀態叫做健康。
    疾病,它的別名又叫做恐懼、內心的矛盾信念衝突,即使是疾病也有其價值所在,它有一種示警作用,通常是「衛生條件」,「環境品質」的劣化,及伴隨著疾病,疾病是要帶領人們來到一個更大的了解。
    這兒,就說到這裡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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