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娛樂的倫理重探

作者:李佳霖  台灣關愛基金會研發部主任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娛樂性藥物是具有溫度與重量的,在全面將之定罪或撻伐的「無毒家園」烏托邦中,它們更值得非給定的肉身述說

這句話一直放在我心中,某種程度上也可能是娛樂用藥次文化的肉身銘刻。因此,每當有人問我對於「毒品」的看法,我就會想反問他所謂的「毒」為何物,以釐清我們位處在哪一個認知框架去談毒品與用藥,以及這中間是否早已存在因「忌性反毒」而讓肉身愉悅性及其愉悅倫理(ethics of pleasure)隱沒的預設。

原先我對於毒品的認識,並非藥物濫用防制本身,而是來自愛滋防治政策中的藥癮減害計畫。不過,當靜脈注射藥癮者的愛滋疫情獲得控制之後,愛滋防治的焦點又回到不安全性行為,推陳出新的娛樂性藥物與藥物性愛趴再次被嚴重問題化。性與用藥的「政治不正確性」以及「道德不可救贖性」在這塊土地上,根深蒂固的超乎我們的想像。原先在減害計畫防堵的是被列為第一級毒品的海洛因。然而,現在毒品與愛滋防治的範疇已擴張納入各式各樣的物質。

台灣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從民國八十七年通過至今,歷經數次修改。透過此條例的第二條第三項的法源依據,清晰可見我國政府不斷地修正「毒品之分級及品項」部分分級及品項,每次修正最主要做的,即是增列更多物質進入毒品的範疇。在修法沿革中,官方經常聲稱我國的毒品政策,已從過去將毒品使用者視為罪大惡極者施以懲罰,到現在置入了強制戒治的處置,導引「知錯能改者」接受醫療與戒癮作為替代措施(圖一)。乍看之下,接觸毒品此類人口兼具「犯人」與「病人」之雙重身份被凸顯出來,與過去將吸毒者一體貶為「罪犯」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

圖一、毒品成癮者單一窗口服務系統整體架構圖(資料來源:法務部)

圖一、毒品成癮者單一窗口服務系統整體架構圖(資料來源:法務部)

 

然而,在持有、施用軟性藥物尚未除罪化,以及檢警當權者惰於思考毒品─人際關係性(drug-person relationality)的當前,官方所謂的「醫療先於司法」、「治療勝於處罰」等舉措所欲達成的改革,其實是經不起嚴格檢視的。相反的,我們看見的是,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新增的第11-1條,成了國家施以罰緩與接受毒品危害講習的新興目標。更嚴重的隱憂是,台灣當今因為毒品案件而入監服刑者佔了三分之一,監獄普遍超收、獄政管理不當等問題長期被擱置,其造成的後果不僅是監獄管理者工作環境品質持續惡化,更使得獄中毒品使用者相關醫療條件與資源蒙上陰影。

我因為工作與研究興趣的關係,不得不進入因管制與懲戒毒品而築起的藥學─司法─矯正知識權力大廈。每當進入這座大廈,排山倒海的化學、條文、統計、措施、評估、監測等,都讓我感到無比矛盾和不知所措。我問過自己,這個矛盾的情感從何而來。後來我發現,原來是因為這個知識架構中對於藥物的認知,跟我所熟悉但卻不一定能夠完全融入的用藥面貌—同志族群中的娛樂用藥次文化與生命書寫—存有很大的隔閡。若真的要指出引起隔閡的主要原因,大概就是我文章一開頭說的,藥物在這些毒品防制認知架構中失去了它可能保有的溫度。

在2014年的某場藥物濫用防制培訓課程中,主辦單位引入了公衛、司法、醫療等講師。不可否認,這些講師在其位置上都是該方面的專家,準備的課程講義也都豐富扎實。但,整天訓練課程下來,我看不見用藥的肉身愉悅的可能性,我也聽不見用藥者作為愉悅主體的聲音。這也是為什麼我常常要說:「我覺得每種藥物都好有自己的個性」。藥物個性之鮮明,是我從用藥者的生命經驗中得知的。反之,正統的毒危教育課程,呈現的不是依賴至成癮的直線性發展,就是透過成癮性、濫用性、社會危害性將藥物分級的僵化象限。簡言之,嗨、茫、ㄐ一ㄣ各種多元的藥物性格,全部被分類為「中樞神經性XX劑」(圖二)。

 

圖二、常見濫用藥物分類圖鑑(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圖二、常見濫用藥物分類圖鑑(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在多數情況下,毒品危害以及藥物濫用防制的知識框架中,我看到一個個被冠上成癮、失序、錯亂、墮落、生病、有罪的肉身用藥經驗被扁平化,以至於可以被穩妥地、不被挑戰地收納在社會問題檔案夾中。檔案記載的用藥愉悅主體,成了一個又一個等待被醫治、檢驗、矯正、輔導、處罰、監禁的客體。我想我們錯失了一個愉悅的倫理觀點。而正因為如此,用藥者的相同命運、相同的社會敘事,只會一再重複。

愉悅倫理的目的,不在於浪漫化或美化藥物,而是細緻思考與看見透過用藥而創造出的人際關係就如同「人性」一樣,有好有壞,有光芒也有黑暗,並且體認到這些形容詞都是相對的。毒品所涉及的市場、利益、角力與美色,當然真切地發生,我們無須否認。但即便如此,也不該因此遮蔽了一個重要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一再強調的,用藥在身體經驗、情感連繫、以及社群組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愉悅倫理也同時思考更多逾越帶出的曖昧與不確定,因為這才是貼近人性現實的狀態。例如,藥品與毒品,兩者之間的界線是曖昧的。以空間而言,提供給海洛因成癮者的替代物質美沙冬,在醫院服用時為醫療用品,但攜帶出了醫院則變成毒品。又例如,就個體經驗而言,我的一名友人曾經站在騎樓下,一邊抽菸一邊跟我說:「跟對的人一起用(藥),嗨翻天。跟不對的人用(藥),簡直比死還不如」

我認為,這種曖昧不明(liminality)所透露的,正是人們的意圖、目的、情感、回憶、使用方式等,其實常與被使用的物質有著密不可分的意義共構,使得「用」「藥」所呈現的面貌不只是用藥。因此,藥物的意義,不該輕易被化約為成癮或毒害,也不該被任一知識霸權給定,因而扼殺了藥物被用的可能性前綴(prefix),例如「娛樂性-用藥」(recreational drug-use)或「娛樂-性用藥」(sex with drug as a recreation)。前者強調的是用藥作為自主消遣的選項,插入式的性愛不見得是主軸,但也牽涉到娛樂產業的階級分化。後者強調的是性愛與藥物的搭配,娛樂用藥在性文化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如何讓人享受性愛,如何讓人緬懷一段藥物性愛的過往片段。

 

小結:
最後,我們必須認真思考並檢視當權者如何處理以下幾個議題。用藥者的司法與醫療處境是否獲得改善?用藥者的病人公民權(patient citizenship)如何不被罪犯主體所遮蔽?愉悅倫理思考以及用藥肉身經驗,是否能夠適時進入毒品與藥物濫用防制的知識大廈中攪和攪和?在藥物管制政策上,我國要朝向更鋪張且更嚴峻的法典化(例如朝向K他命從三級毒品升為二級、全面將可能為娛樂目的而使用的藥物納入毒品範疇、加重毒品施用或持有的刑責),抑或是在毒危防制政策上爭取鬆脫的空間,讓異議的可能性條件得以浮現,讓我們更能夠清晰分辨毒品相關的罪罰有時可能不比用藥娛樂/愉悅更具備、貼近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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