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限制──福島核電廠意外的三周年反思(下)

原文出處:哲學普及雜誌(philomag),2014年3月福島意外專題

http://www.philomag.com/les-idees/dossiers/les-limites-de-la-raison-1999

* 本文轉錄自翻譯‧文化普及(網址:http://sabrinayeung.blogspot.tw/2014/03/blog-post.html)

翻譯:Sabrina Yeung

 

 

第三個二律背反

 

為甚麼冒重大的經濟風險是合符經濟理性呢?

 

三月中,一個令人震驚的新消息從天而降:日本國家從2011年4月1日到2012年3月31日間的初步財務預算被國會接納,沒有作任何調整。同一時間,3月17日,日元走勢升到自二戰後的高位。東京股票市場除了在海嘯後幾天及福島意外之始有輕微下跌外,之後很快便重拾高位。因此,從生態學的角度來問,為甚麼惡運突然而來,但都完全沒有減慢經濟事務的步伐呢?

事實上,我們不可以簡單地說經濟理性沒有顧及環境質素和有限的自然資源,甚或相反,環境質素和有限的自然資源這兩點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後果。核能工業的支持者,以EDF為首,定期提出原子的分裂可以令我們以低廉的價錢來獲得大量能量。這是合符事實的,但某些成本並沒有被這些工業納入考慮之中,例如停止使用的核電廠的成本(在法國,某些核電廠尚未真正啟動);處理廢料的成本(由於缺乏解決方法,毒性最強的廢料暫時放在現有的核電工廠裡。最後,也是最難去量化的──核電意外的成本。全球有440個核電廠,而其中兩個──切爾諾貝爾和福島──已發生嚴重事故。然而,這些事故對物質的損害和對公共健康所造成的開支,大大地增加了工廠維修及保養的支出。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的第二個石棺,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和發展(Berd)資助建造,需費2億美元。而第一個石棺已用了二十多年,但我們必須在未來幾千年的時間都要繼續令這些發生意外的電廠保持安全!

透過生態環保思想第三位奠基人Ivan Illich的作品《能源和權益》(Énergie et Équité,Seuil出版社,1975) ,我們觸及了一個悖論,就是工業時代,大型機構的反生產力(la contre-productivité)。在一個現在仍然有名的計算中,Illich展示了如果我們把所有花費在一架車輛的時間,如過去的駕駛時間、生產時間、保養時間、工作以致於我們可以購買這輛車的時間等,除以車輛的平均行走里數,一輛車平均可以駕駛7公里一小時。明顯,這個反生產力的表現,然而它沒有計算在個體身上。同樣道理,核能的實際成本在制度層面很可能是絕對地不合理的,然而這個成本攤分在不同的時間裡,也攤分在不同的代理商之間,因此它會繼續推動我們持續地投資核能發展。

 

第四個二律背反

 

我們如何打賭那些極小的可能性呢?

 

福島第一原子力發電廠被設計成可以承受尼克特制(編按:即芮氏規模/Richter magnitude scale)7級的地震,但它遇上了一個尼克特制8.9級的地震。它的保護牆被構成想可以抵抗一個6米高的巨浪。哎呀!3月11日的海嘯所引發的巨浪,經儀器測量後,證實達至14米。

SH-60B_helicopter_flies_over_Sendai

這些缺點令我們感到難以預測風險例如,一輛飛機從天空下墜到法國任何一點的可能性是少於10-7 ,即一千萬分之一的機會。以這個估計為依據,工程師在建造工廠時皆排除了飛機從天而降這個可能性。而這是,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前的考量。

 

我們在此觸及了預防原則的極限1995年2月2日開始,法國法律用以下的詞語寫下這麼一條預防原則:「缺乏肯定性,鑑於當時的科學和技術知識,不應延遲採取有效而適當的方法,以可以接受的經濟成本,去預防一個對自然環境造成巨大而無可挽回的傷害的風險。」顯然,這個陳述說的話是有責任和有遠見的。然而,正如Jean-Pierre Dupuy在《一個有啟發性的災難主義》(Pour un catastrophisme éclairé,Seuil出版社, 2002)這本書指出,他不同意以下一個簡單的常識:「如果不確定性被證實,那麼沒有人可以說,甚麼是一個合適方法去對抗那些連我們都不知道的損害 (根據哪個標準),因此我們不可以說它是嚴重而不可挽回的;我們也不可以評估提供足夠保護的成本有多少;也不可以說,這個成本是否「不可接受」,在熱情擁抱經濟發展和預防災難之間,我們該如何作斷定呢。」當理性面對不可知,面對完全不確定的狀況時,它的工具就變得無力了。

 

這就是為甚麼,在核能的例子中,風險評估最好的分析無疑是Pascal那篇關於打賭的著名文本。我們知道這位來自皇家港口(Port Royal) 的哲學家,深深地沉浸於形而上學,同時也是一個數學家,他發明了或然率的計算方法。在這篇關於打賭的文本裡,他提出了一個簡單而具有說明力的觀點:當一個事件有一個極小的或然率(即發生的機會),但它所帶來的回報卻是無限大,那麼就值得去打賭了。Pascal之後用這個觀點來證明上帝的存在。如果改變宗教信仰,持續不斷地實踐宗教,可以令我們獲得永恆快樂的希望,那麼信仰上帝是理性的選擇。

 

同樣,當概率是十分弱,但損失就非常巨大,甚至不能估算時,我們為何猶豫不決呢?我們難道不是已觸及數學理性最重要的位置嗎?即是說在一個確切的時刻,我們的理性命令我們去相信。核能眾多的二律背反,從定義來看,不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理性去解決。這也是為甚麼,為了超越這些背反,必須跳入水中──必須去打賭,採取一個無法論證的立場。但是我們的負責人是否願意有如此一個生態轉變呢?或者,他們還是像Pascal所指的大部分的自由主義者一樣,偏向於繼續沉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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