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思| 太陽花學運之省思 6] 父權結構的學運:剛性的太陽花–學運男人背後的女人

作者│趙祥亨(逆思 LET’s News獨立媒體負責人、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生)、張語羚(逆思 LET’s News 記者 /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士)

特約編輯|趙祥亨(逆思 LET’s News獨立媒體負責人、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生)

 

回顧今年3月,因兩岸服務貿易(以下簡稱「服貿」)爭議爆發太陽花學運,過程中引發了更多對當今社會的省思,譬如《逆思》日前一篇《失語的聲音:服貿爭議下的原住民心聲》便突顯台灣社會對於原住民政策的長期漠視現象。本篇是《逆思》太陽花學運系列文章的最後一篇,將深入探討潛伏在社會中、最難徹底根治的性別歧視問題。

 

太陽花學運自4月10日「出關播種」步出立法院後,已形式上落幕3個多月,仔細回想那一陣子最常看到學運領袖,在媒體上幾乎等同於學運代表的人物,譬如林飛帆、陳為廷、魏揚、黃郁芬、王雲翔、洪崇晏、吳錚等、賴品妤等,大多數都是男性,再看看非學生派較常露臉的人物,黃國昌、賴中強、顧立雄等,除此之外好像也沒有幾個叫得出名字,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男性」,令人不由得納悶女性被社會忽視的原因。

 

女性主義,是最早針對父權社會結構下女性受到壓迫的問題進行批判的理論,可回溯至18世紀,現代意義下的女性主義理論則在19世紀中葉後雨後春筍般興起。隨著價值的解放,女性逐漸獲得勞動力上的地位平等,以及政治權利上的身份平等,然而女性地位逐步上升的同時,社會價值觀念上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仍舊存在,最著名的論述便是「玻璃天花板」,描述著女性晉升到企業或組織高階職位的障礙,這個障礙並非能力、經驗的因素導致,而是組織集體意念所形塑一道無形的牆,來自於父權價值的潛移默化。

 

玻璃天花板在政治場域中尤其明顯,在台灣,除了政黨輪替的民進黨執政時期,由呂秀蓮女士擔任副總統之外,多數時期政治仍舊由男性主導,儘管在許多制度上有女性名額保障其政治權力,但是男性所孕育出的父權文化仍舊主宰著政治場域。以此觀之,太陽花學運期間,林飛帆、陳為廷兩人根據不同場合需求,輪流透過麥克風站上舞台,他們的身影透過媒體再現出學運領袖的男性化,以有膽識、有才幹的男人象徵重新反映民眾對政治領袖的刻板印象,雖然3月22日行政院長江宜樺在立法院側門與林飛帆、賴中強對話時出現一個清晰的女性身影—身著藍色外套的女生。她堅持為江宜樺拿麥克風,在江與林飛帆的唇槍舌戰中甚至與江的隨扈發生拉扯,引起不少媒體關注,但是她依舊是無語的,在媒體版面和話語權中,她的名字—黃郁芬,在林飛帆、陳為庭、吳崢等男性學運代表頭角崢嶸下,顯得嬌小又落寞。

 

太陽花學運的核心領袖絕大多數為以男性為主的領導核心,此情況和當前政壇的領袖人物並無太大的差異。女性在政治場域居於領導地位的比例並不高,顯示台灣父權社會思想對女性的禁錮,加以社會運動的政治性、高勞力性,大量體力和高度熱情的高需求之下,女性在社運環境中容易被推移到核心邊緣。當前的台灣雖然絕大多數的女性已經拋棄舊思想,開始出外工作,但是無可否認的,不論是在婚姻上或是事業上,女性的附屬地位仍造就一種「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的標籤,甚至女性自主選擇被標籤化,迎合以男性為利益結構主體的社會期待。

 

女性受男性領導的社會現象,究其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家父長制社會結構下,女性被灌輸「次於男性」的政治思想,尤其在權力位階上容易自我設限,對於群眾來說,也已然習慣於政治領域中男性領袖的形象;第二,女性的角色常常被物化,不論是在雜誌上的清涼寫真,或是在史書中作為男性的陪襯,又或是被當作宣泄情緒的髒話字眼,這些都是導致社會隱約歧視女性的重要因素,讓女性的價值無形之中持續被反覆重塑成「次於男性」的社會角色。

 

太陽花學運著重的是服貿的簽訂,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民主深化、國族、經濟階級等問題,少有從性別角度作文探討學運所隱含及突出的性別刻板印象。318這一天已然在台灣歷史上留名,學運造就年輕世代的政治人物留給社會難以忘懷形象,然而,烙印在你我心中的,是他?或是她?男性的陽剛面孔、男子氣概、決策風範、領袖魅力,是否在父權文化中扼殺了台灣未成熟的女性平權價值,值得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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