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思| 太陽花學運 3]青年參與太陽花學運的社會誘因

作者│趙祥亨 (逆思 LET’s News獨立媒體 負責人、政治大學外交所 碩士生)

特約編輯|趙祥亨 (逆思 LET’s News獨立媒體 負責人、政治大學外交所 碩士生)

 

太陽花學運爆發後,激盪出近年來前所未見的巨大能量,無論朝野政黨皆首當其衝,這股能量的龐大席捲並重塑了政治溝通的過程,也令人人不禁好奇,什麼樣的原因導致台灣的青年紛紛踴躍參與這場學運?逆思團隊在現場訪問後,從眾多的一手採訪、新聞報導以及學術文獻中,試圖提出青年參與的社會誘因。

 

台灣目前的政治及社會結構,共可分為以下四類:政治制度、國族、階級、以及世代。政治制度來說,中華民國體制上目前仍採用五權憲法,但是自從修憲後,已經走向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依照法國學者杜瓦傑(Naurice Duverger)的說法,半總統制包括三要素:一、總統由全民普選選出;二、總統擁有可觀的實權;三、總統有個相對應的總理,該總理及其內閣擁有行政權和政府權力,只要國會不反對,總理及內閣就能繼續在職。此制度下的總統主管外交事務,得任免包括總理在內的各部會首長,以及解散國會;國會無權彈劾總統,但是得通過對總理的不信任案。歷經威權統治時代的台灣,和大多數後極權主義國家一般,多採用半總統制,目的是追求政府的穩定性,但是也逐漸走向「總統化」,政黨內部權力集中在總統,此現象使得政策形成與決策、人事選擇和選戰等大權在總統手中,總統成為國會多數的領導者。318學運的抗爭青年要求「黨意勿凌駕民意」,便凸顯出國民黨在立法院的法案上採取遵從總統的現象,在此現象下的總統、行政院長和立法院是同一陣線,權力制衡的效力大打折扣,因此在涉及兩岸經濟高度合作的服貿中,部分民眾因為無法透過立法院有效監督,便走上街頭支持佔領立法院,來平衡總統—國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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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結構因素在於國族意識形態的對立。自80年代末,台灣主體意識開始上揚,統獨紛爭正式檯面化、白熱化,這肇因於民眾對國族意識的差異。據台灣民調指標今年5月調查指出,認為台灣和中國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民眾有26.8%,61.0%持否定看法,12.2%未明確表態。今年3月的遠見民調則顯示,台灣民眾的「終極統獨觀」中,49.7%贊成台灣最終應該獨立、31.8%不贊成;22.5%贊成兩岸最終應該統一、61.0%不贊成。此項國族認同對立造成統獨議題成為社會中的潛在藥引,在許多時事紛爭中容易被揉合為複合式爭議,尤其在涉及兩岸事務上,不論是低階政治的陸生納保問題或兩岸經濟合作,實際上都是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議題。這樣的認同對立結構,在此次服貿爭議中顯現出來,「反中」、「恐中」情緒是這次學運的背景,再者民主制度下妥協是達成共識的關鍵,因此對國族認同和中國大陸的情感上持不同意見的青年,便透過佔領立法院、支持上街抗議的方式表達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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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結構因素在於階級。在巨大的國族認同對立下,階級在過去一直以來是相對輕微的問題,但是近年來歐美經濟的萎靡藉由全球化影響世界各地,台灣也難以倖免,以中產階級為主流的經濟結構逐漸M形化,社會的貧富差距加大,再加上低薪問題嚴重,使得階級差距成為台灣社會矛盾的主因之一。據財政部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5%最富家庭和5%最貧家庭之間的所得差距,從2005年的55.13倍到2011年96.56倍(2012年財政部未公佈),顯見貧富差距的問題重重。在此結構下,身為經濟弱勢的青年多數不認為兩岸服貿協議的簽訂,會平均惠及每個人,政府政策設計較有利企業的事實,使得服貿通過的總效益雖大,但是卻可能集中在中大型企業,因此,318學運誘使眾多青年上街反對圖利企業較豐的服貿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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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結構因素則是世代差距。戰後嬰兒潮(baby boomer)讓世界人口大增,台灣從1945年之後也開啓了一波高峰,這波人力在經濟起飛的70、80年代中,開創並享有豐碩的經濟成果,形成階級流動。然而隨著醫學技術發達和現代人生活作息的改變,人類的平均壽命較長,同時在金融海嘯和國內經濟結構等內外問題下,台灣嬰兒潮世代的中老年人除持續掌握台灣經濟的影響力之外,也能制定較有利於此世代的經濟政策,但是也因此忽略了青年世代的經濟條件和需求,階級複製的現象逐漸取代階級流動;此外,全球化和科技發展導致資訊的流通,網路普及和低廉使得網路科技成為青年和世界建立連結的主要方式,社群網絡和論壇是80、90年代後出生的青年常使用的網路場域,也變成他們的共同記憶,同時網路的無遠弗屆也讓抗爭的技術與概念得以自由地流通,譬如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非暴力抗爭書籍翻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各種語言,供人在網路上瀏覽和下載。與此相較,使用網路頻率不高的嬰兒潮世代,未能準確掌握和處理網路上反映的青年輿論,因此雙方在價值觀上存在世代差距。青年世代不滿掌握經濟權柄的嬰兒潮世代漠視青年的利益,後者因為缺少網路全球化的經驗、缺乏第一手接觸的資訊,對於前者產生諸如「草莓族」的誤解,因此服貿在立法院通過後,青年世代以激烈方式抗議,除了向嬰兒潮世代表態權力不對等的不滿,也展現兩者價值鴻溝的理念差距。

 

上述提及的四項結構性原因:政治制度、國族、階級、以及世代,都造成太陽花學運的結果,但是此因果過程中的思路脈絡為何?筆者建議可以「政治溝通」的角度切入。德國學者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指出,民主是一種溝通方式,公民藉由溝通來傳達訊息並自我養成,在達成意見集體一致的過程中,公民之間的意見也彼此調和。以此觀之,太陽花學運的24天,所代表的是青年世代在話語權上的競爭,反映在藍綠政治結構和大眾媒體壓迫下青年輿論受侷限的問題。青年世代對於服貿爭議的看法,就政治制度、國族、階級、世代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見,並且透過網路建構與再現青年輿論,並設定議題,要求大眾媒體以及政治人物分享對問題的討論與掌握權力。長期被消弭的青年意見,在學運中得到解放。

 

最後,太陽花學運反映社會結構的問題,並不會因為學運爆發與結束而被解決,必須要透過思想觀念的磨合和政策制度的設計來處理。在結構問題獲得良好改善之前,應思考如何管控議題、防止問題惡化,否則類似的社會運動仍舊會斷續的衝擊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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