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文庫|氣候難民專題】人物專訪:TWYCC理事長張良伊: 鼓勵跨科際研究、獨立思考與國際思維培養(上)

特約編輯、撰文|蔡宗翰(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機電所碩士班/世界公民文化協會甘比亞旅行家)

圖說:張良伊(左)、蔡宗翰

圖說:張良伊(左)、蔡宗翰

簡介

張良伊理事長為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共同創辦人,已連續多年參與氣候變遷大會,於COP19(2013)以「非官方青年聯繫人」角色參與其中,並於2013上半年執行「2041青年出極」(2041 Antarctica Expedition)計畫前往南極,回台後的演講過程啟發許多台灣青年關心氣候議題。

摘要

我們常在文章看到許多與氣候變遷議題的訊息,來自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等單位,但大眾可能對這些訊息一頭霧水,此篇希望藉由張理事長的說明,讓大家更了解國際間到底如何看待氣候議題,以及台灣、青年NGO為氣候議題做了哪些事情。


編:從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到COP19(The nineteenth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歷經四屆,您覺得COP19與過去有顯著不同或突破嗎?

張:大會本身被稱為是過去暨海牙以來第二次失敗的會議,內部的討論並沒像前幾屆有這麼多產出,但還是有很多值得學習的不同面向。

編:癥結點還是存在於開發中和已開發國家之間的爭論嗎?

張:我覺得各方角力陷入僵局的狀態,但重點是要看它背後的過程,這次看到很多不同勢力的角力競逐之後,他們放棄了原本的方向,而採取了另一個的策略,比如說開創一個新機制或是新提案,或者是承辦國家直接採取很大膽的措施。

編:我蠻好奇您提到的角力,大概是什麼情況?

張:像開發中國家分成中國加77非洲國(China and G77)、海島國家聯盟;已開發國家則像日本、澳洲、金磚四國也有BASIC Group,每個團體都會有高高低低的時候,沒有太大角力的差別,反倒是採取不同策略,過程很重要,不是只看結果。

編:台灣青年氣候聯盟(Taiwan Youth Climate Coalition, TWYCC)過去舉辦過好幾場非常成功的讀書會、工作坊以及演講,您覺得整體而言,台灣年輕人對氣候議題的關注程度如何?

張:我想特別強調不應只是定義為年輕人,台灣人普遍是有意識,但不知道怎麼去「行動」,所以我們先從教育著手,大家需要有更多的人動員在一起,才能產生更多的影響力,如果只有我們兩個去做了計畫,可能有半年或一年很厲害的成果,但不會有長期的效果。所以一開始才會組織一個團體,利用有意識的教育觀念辦活動,現在是要把大家帶到下一個階段,是要提出訴求與行動的階段。

編:您覺得台灣的極端氣候是否受暖化影響?例如颱風變少但威力更強的氣候現象。氣候議題在台灣的學術界與政策面是否已有更多進展呢?除了台大全球變遷中心,台灣還有哪些地方專責機構在探討氣候議題呢?

張:每年皆能感受到氣候的變化,颱風的力道是最能直接感受得到。幾年前的賀伯颱風,颱風產生的時間,都還在七、八月份,但自從我開始關注氣候議題,並參與相關公共事務,逐漸察覺近年颱風產生的時節,已拉長從五月至十月;氣候的極端現象,從四季轉變至今,僅出現冬天和夏天兩季。雖然並不清楚究竟極端氣候的定義為何,但對我來說,極端氣候跟氣候變遷有明顯的差異。也因為受工業革命與二氧化碳增加的影響,海平面上升與極端氣候,我相信皆是氣候暖化所造成的結果。

儘管自己鑽研此議題的時間僅三年,並不如其他前輩資深。但相較於三年前我參加的哥本哈根大會,現在氣候議題已受到更多年輕人的關注;並引發相關參與者致力於技術的研發與創新,如碳捕捉、潮汐、電動車等。此外,氣候暖化的議題,逐年備受企業重視,使得愈來愈多的企業朝向永續經營作發展。或許現階段並未有具體的成效,卻逐漸開始讓更多人一同參與議題的探討。儘管如此,目前所做的事,仍都差那麼一點,就好像總無法涵蓋到全部,如綠建築、綠設計等。現階段欠缺融入性別的觀點,與深入度的探討,大多侷限於制式的討論,如主婦聯盟在「生活消費」部分,有做長期的努力,但以長遠來看仍須有突破,應號召更多人一同加入。我喜歡以長遠的發展觀看一切,才能看出是否需要做調整之處;我希望有不同的團體產生,如荒野保護協會、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永續能源基金會、環境資訊協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儘管目前有這些組織的運作,但目前尚未看到許多的年輕人加入。我鼓勵年輕人應自主與接續,運用他們的力量做更多的努力,在各個協會做志工就是一種方式之一,如最近出現的微笑聯盟。此外,我期望大家在所處的成長環境創立一個組織,得以讓環境議題持續落實與得到解決。

編:對於歐洲或其他地方執行現況與台灣相比有何感想呢?

張:如果是講經費,台灣是差很多,我覺得在各領域簡單分成三點。第一點是政府,減緩與調適在台灣是拆開來運作,台灣有很多方面在舊體制太久而難以更新,包括教育,而單位之間彼此會相互摩擦,造成不良競爭,其實應該要互相合作,我不懂為什麼減緩與調適分成兩個部們,我看到日本、中國、美國、英國都已經有更多更細跨領域的合作,但我看不到台灣的政治力量在這部分有做更多的合作。第二點是在學術,除了台大有跨領域學程,為什麼沒有一個院或一個系?有可能氣候變遷學院出來,其他系可以合作加入,我覺得沒有解決最終的問題,而且各自都無法放下成見。各界理念就差很多,就是無法整合與跨領域合作。

早期工研院在水資源工程技術非成厲害,可是在後面沒有人接軌,造成在後面的農夫不知道怎麼種植,但還是都用農藥,氣候變遷造成很多農民的死亡,這是知識的斷層造成,要解決這些問題就是要跨部會的整合,法治與學術教育,在這兩者之間要有新世代的投入。

第三點是在民間,我會投入NGO就是因為我能做的是從NGO著手,我也開始朝這方面去做學習。也期許自己能朝更多領域學習,因為這是一個長期、跨領域的問題,需要更多人更多團體合作深入投入耕耘。

編:SHS就是一個跨領域、跨科際,跨邊界的計畫,你也重覆提到跨領域在氣候變遷議題的重要性,您覺得氣候變遷是如何的跨領域方向?

張:台灣在跨領域做得很好的是理工與文學的對話,在通識教育裡已經很有概念,而氣候變遷不單單只是A+B+C,而是一個比較大的框架,幾乎是沒有範疇,在很上面的是一個很概略的框架,不只是大氣系專研數據,也要有工程、設計、人文、文化保育,元素必須是看我們能夠投入多少資源,而不是哪些教授需要投入,而是問想做的大家需要哪些,我覺得我們要反向操作更完整的囊括,而不是看到A+B+C,而是台灣最需要的是哪些。我也期許SHS計畫在未來不只是做一個計畫,而是成為更具囊括性的機構,像全球變遷中心,也可以進一步深入到高中、國中,更期許在大學裡可以有個系所。

編:回到聯合國的經驗,能否向大家說明一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 UNFCCC)之間的關係呢?以及參加「公約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與以上兩者機構又是什麼關係,彼此之間的運作模式為何?

張:IPCC與UNFCCC都是跨國成立的機構,台灣會不多人理解是因為台灣對跨國家之間的互動愈來愈少,僅有雙邊,例如與新加坡的貿易協定、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但超過三個以上、194個聯合國的經驗,台灣在這六十年內太缺乏經驗的累積,我很感觸是沒有新生代,這就是斷層。而很有知識與經驗的前輩也不如過去熟悉了,造成大家不太瞭解這兩者機構,又必須花很長的時間去接觸,我覺得這兩個前提要先知道。IPCC是學術機構,輔佐UNFCC開COP大會,而UNFCCC是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系統下的會議,例如IPCC像國科會、UNFCCC像國會、議會的場合。IPCC能提供諮詢,但是不能去干涉政治決策,但會盡力將數據、結論都說清楚,即使是最簡單的描述,但能不能提出去還是要看政治角力,從公約與邊會同時去討論。

編:聽起來COP決議的結果會影響公約的內容。

張:公約是一個讓大家奉行的規範,而到底要開什麼則是在COP中決定,而COP決議的內容中,所成立的新組織是在COP之上或之下,所謂之上是如IPCC與UNFCCC平行,COP之下是如京都議定書簽署國的會議,就不是所有的國家。IPCC是自願學術單位集結參加,成員就會和COP不一樣。

編:IPCC機構與研究員的資源是來自於聯合國嗎?

張:一開始是聯合國提供,之後很多經費有企業、政府願意投入。我相信現在的IPCC主要資源不只有UN,而是有更多的學術界、NGO等一同的跨國合作。

編:國際NGO如同您所創辦的TWYCC以及您所參與的「350.org」,以及TWYCC友好夥伴UKYCC等青年氣候組織於近幾年相當活躍。通常台灣學生會說:「我是渺小的學生,實在無法為氣候變遷做點什麼」,但以您經驗,青年NGO如何以群眾與結盟的力量在聯合國發揮影響力呢?

張:這個問題從渺小的學生到如何以群眾力量發揮國際影響力都包括了。Emma是UKYCC創辦人,也是現在350.org的歐洲協調員,我跟Emma在交流了五天之後有很大的感觸。在我們年輕還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其實會有很多的熱情跟勇氣,但是我們要看到兩個事情,一個是社會需要什麼?以及我們能夠創造什麼價值?如果今天你看到了社會需要卻沒有去創造價值,那就是你浪費了青春,就像是你覺得需要去念一個國外的學位,可是你放棄了,因為經濟能力不夠,而你沒有給予自己價值的話,那你這輩子可能就沒有機會實現了。如果看到因為有非常多的人因為氣候變遷而苦或是社會議題,例如多元成家議題,你看到有很多人需要,可是你沒有去創造價值,不管是好的或是壞的討論、建議或是贊成,當你沒有去行使自己價值的時候,你就是浪費了該做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從小到大都一樣,我現在也還在看接下來台灣需要什麼,而我能夠站在跟自己五年前不一樣的地方,我能夠做什麼。青年跟NGO力量是我可以著力,這幾個月在350.org工作,我發現:「沒有人知道未來是什麼樣子。」他們甚至不知道明年的議題要去怎麼樣影響,可是他們每一年都可以創造最厲害的自我價值,就是因為他們不斷在檢討、與修正方向,青年NGO的力量就是要不斷地進步與改變,找到社會的需要,每一次做完不一定能夠被社會接受,但如果被社會所接受的時候就可以創造很大的影響,所以青年NGO一定要保持如此特質。而我在TWYCC已經開始步入資深,大家一開始會說我是因為某某某之前創辦者做得事情才加入,我就發現必須把舞台讓給更多後生晚輩,他們有更大更遠的抱負,而我並不吝於與他們分享,他們要做的是要超越之前的成果,因應社會需要不斷在改變。

編:TWYCC的文章有提到德班平台,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會產生?而他跟COP的關係是?

張:德班平台是在2011年底於南非德班產生的結論,這也是在UNFCCC決議下的一個機制,德班平台就是希望用行動導向去做更多氣候變遷的改變。目前是隸屬於COP之下有一個德班平台加強行動特別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 on the Durban Platform for Enhanced Action, ADP)的討論,每一次德班平台的決議文都會送呈到COP中一百多個國家中去認可,而ADP創新的不只是以行動導向,因為UN是一個國際談判的領域,那你如何用一個在地行動導向來執行合作呢?還有一個形式的改變,他們在會議是用圓桌進行討論,要包含每一個不同的在地意見,所以無論是在制定方向上、在討論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編:那德班會議參與的人都是非洲國家?

張:也是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所以是非常大的圓桌,沒有換桌。每一個都是面對面、平起平坐,要發言就把牌子立起來,就是更多互動式的討論,我覺得會有這件事情的產生其實就跟氣候變遷演變到現在,從哥本哈根到現在,很多前輩老師都說你可以很明顯知道,形式從上到下在國際間轉變成由下到上,從個人到組織層面,到國家層面,到各國之間,他變成由上而下轉變成由下而上的互動,由下去影響上面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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